紅色武術文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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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紅色武術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武術，它孕育于早期共產黨人的習武實踐與毛澤東等人的尚武思想，其發展路徑由安源、井岡山、瑞金而到延安。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紅色武術不但在組織工人罷工、反擊國民黨圍剿、抵御外族入侵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術文化的蓬勃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關鍵詞：紅色武術；人民群眾；尚武思想

紅色是熱烈、奔放、喜慶、勝利的象征，中國人歷來對紅色有著特殊的感情。[1]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將自己的武裝力量稱為紅軍，將自己所舉辦的運動會稱為赤色運動會，兒童佩戴在胸前的是紅領巾。紅色武術，亦可稱作革命根據地武術、解放區武術，它特指1921年至1949年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武術。鉤沉、梳理紅色武術文化，對于中國近代武術史研究、對于中國武術的傳承與發展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紅色武術之孕育：共產黨人的習武實踐與尚武思想

紅色武術并不是“忽而有之”的，它有一個孕育的過程，這個過程表現為第一代共產黨人在1921年前的武術實踐及其理論探索。近代中國，苦難深重，因救亡圖存的需要，許多仁人志士多習武不輟。如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許世友、耿飚、粟裕、陳賡、徐海東、“獨臂將軍”賀炳炎、李聚奎、楊勇、錢鈞、孫繼先、譚余保等等，他們的習武活動為紅色武術的誕生奠定了實踐基礎。除親身習武外，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惲代英等共產黨人還從理論上對獸性主義、野蠻體魄、動的文明等進行了探討，為紅色武術的誕生奠定了理論基礎。1915年，陳獨秀在《青年雜志》[2]上發表《今日之教育方針》，倡導獸性主義，主張用獸性主義來提高民族身體素質和改造國民性。1920年，陳獨秀又在《新青年》上發表《青年體育問題》，強調了“健全思想健全身體本是應該并重的事”的思想。當然，在該篇文章中，陳獨秀還提出了“體育三戒”，即戒兵式體操、戒拳術、戒比賽等劇烈運動。陳獨秀認為這三種運動在生理上都違背了平均發達的原則，“在心理上都助長惡思想”。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所說的“拳術”指的是義和團的“神拳”和馬良的“新武術”。[3]52在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語境中，陳獨秀所反的并不是中國武術，而是借武術之名的復古逆流。[4]李大釗認為“人體的健全，全在身體和精神保持平均調劑的發展”“西洋文明為動的文明，中國文明為靜的文明，惟其動也故進取，惟其靜也故保守”，社會要發展必須要動，人體要健康也必須要動起來。1917年4月，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在《新體育》上發表了著名的體育學術論文《體育之研究》。文中，毛澤東鑒于“國力荼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的“此甚可憂之現象”，強調“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茍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鼓勵向燕趙悲歌慷慨之士、涼州烈士武臣及倡導“文武缺一豈道乎”的顏元、李塨，“不喜乘船而喜乘馬”的顧炎武等學習，他們是“皆可師者也”[4]31-40。毛澤東對“武”之重視躍然紙上。1917年6月，惲代英在《青年進步》上發表《學校體育之研究》，認為“學生不但應使之強健，且應使之知所以強健之理，不但應使之健康，且應使之知保健康法”。為此，惲代英強調“系統的體育”“圓滿的體育”“漸進的體育”“興趣的體育”，且提出了男女體育有別的問題。[3]41-45

2紅色武術之坐標：由安源、井岡山、瑞金到延安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的“紅船精神”[5]指引下，紅色武術開始破土出芽、茁壯成長。安源[6]紅色武術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最早的武術。1922年5月，安源工人俱樂部成立時就設有游藝股，組織工人進行零星的武術活動。1923年，隨著參加工人俱樂部的人數越來越多，游藝股發展為游藝委員會，下設演劇部、電影部、音樂部、弈棋部、體育部，此時的武術活動逐漸增多。1924年，安源工人俱樂部為加強對青年的領導，又成立了青年部，分游藝室、運動科、宣傳科。其中，運動科又細分為球術系、國技系和體操系。國技系的主要任務就是在青少年中普及國術運動。正是在游藝委員會體育部和青年部運動科國技系的積極推動下，武術運動在工人中得到了廣泛的開展，以致于“當年的游藝委員會和工運積極分子都會兩招”。[7]31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悍然發動反革命政變。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又在武漢召開“分共”會議，國共合作至此全面撕裂。面對艱難的形式，共產黨人決定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發動了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以實際行動回擊國民黨新軍閥的屠殺政策。起義受挫后，毛澤東決定率領部隊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轉移。1927年10月，毛澤東在井岡山開辟出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8]1928年5月4日，朱德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這標志著中國紅軍的誕生。紅軍誕生后，由于步槍裝備不足，很多戰士仍然攜帶大刀或紅纓槍參加戰斗，身背大刀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經典形象，刺殺、劈刀成為紅軍兩項重要的技能。在毛澤東、朱德等人的領導下，針對敵強我弱、白色政權包圍的實際情況，工農紅軍在延安革命根據地因地制宜開展了豐富多彩、針對性強的練兵活動，據老紅軍回憶，“在休戰階段，紅軍每天都進行劈刀刺殺訓練”。[9]171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率領紅四軍主力從井岡山突圍出擊贛南、閩西，最終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又稱“中央革命根據地”）。1930年8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南昌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發揮臨時政府的作用。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瞿秋白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簡稱“教育部”）部長，徐特立、沙可夫為副部長，[10]包括武術在內的體育歸教育部管理。1933年5月30日，為檢驗體育開展的效果，全蘇區體育運動大會[11]在江西省瑞金市葉坪廣場開幕。在這次運動會上，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題詞“鍛煉工農階級鐵的筋骨，戰勝一切敵人”[12]5成為中央蘇區的體育方針。6月3日，全蘇區體育運動大會閉幕式上，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宣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赤色體育會，項英、王盛榮、鄧發、張愛萍、施碧晨五人當選為赤色體育會委員。赤色體育會剛一成立，就加入了赤色體育國際[13]并出版了《各種赤色體育規則》。中央蘇區創立后，為進一步發展紅色體育，成立了俱樂部、列寧室，其組織架構中的體育組設有武術股、劈刺股，帶領大家進行打拳、劈刀刺槍的訓練。中央蘇區的領導常常要求紅軍軍官，“一要會帶兵、二要會打槍、三要會劈刀”。當時，紅五軍團的馬刀赫赫有名，蘇區軍民中流傳有“一軍團的沖鋒、三軍團的包抄、五軍團的馬刀”的說法。[9]174雖然，《各種赤色體育規則》還未涉及到武術競賽規則的制定，但其探索成果為新中國武術競賽規則的制定奠定了基礎。1935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陜北，建立了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此時，武術活動服從抗日戰爭全局，在毛澤東等人的領導下迅速發展起來。1937年4月，美國記者斯諾的夫人尼姆·韋爾斯來到延安，她看到“每天下午，人們都參加身體鍛煉，這已成為整個蘇維埃軍民的習慣”，“對面群山四周的高原上，一隊紅軍拼命練習拳術和大刀的叫喊聲，正差不多是一樣的清楚”。[14]183-184就在尼姆·韋爾斯來到延安的時候，紅一軍團在甘肅正定縣駐防期間舉行了軍事體育運動會，進行了包括刺殺、武術在內競賽活動。[15]147據1938年4月25日出版的《戰時教育》二卷九期記載：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俱樂部是利用或長或短的休息時間，各種各樣的集合場所，用各種不同的娛樂方法，在不違背休息原則之下來進行訓練教育群眾的一種社會教育。它是最有效最重要的一種經常性的社會教育，邊區各市鎮各鄉村，只要人口比較稠密的地區都有這種組織。它是邊區人民軍事、政治、文化、娛樂的教育機關，同時又是宣傳鼓動，工作討論，工作布置的場所”。在陜甘寧根據地的俱樂部中，許多地方有武術團的組織，經常性地開展劈刀、刺槍、打拳等“國術工作”，而“爬山、賽跑、跳高、跳遠、打球等”“體育工作”則是為了“鍛煉抗戰的技能”。[14]47-481940年5月4日，為便于包括武術在內體育運動的發展，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還成立了延安體育運動委員會（簡稱“延安體育會”）。[16]1941年9月22日，延安大學由陜北公學（1937年7月創辦）、中國女子大學（1939年9月20日創辦）[17]和澤東青年干部學校（1940年5月4日創辦）合并而成，校址設在中國女子大學原址延安王家坪，校長為吳玉章。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原有始于1941年春季的體育訓練班，[18]合并入延安大學后更名為體育系，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專門培養體育專門人才的高等院系，張遠任主任，開始培養紅色體育人才。[19]當時的延安大學體育系雖沒有專門的武術課，但客觀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武術人才的培養進行了積極而富有成效的前期探索。

3紅色武術之作用：服務工人罷工、反擊國民黨圍剿、抵御外族入侵

武術與國家的安危、社會的發展、民族的振興息息相關，紅色武術對此體現的尤為明顯。在安源時期，武術服務于工人罷工之需要；在井岡山和瑞金時期，武術服務于反擊國民黨圍剿之需要；在延安時期，武術則服務于抗日戰爭之需要。其中，在延安時期的武術，因服務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最后關頭”的抗日戰爭而與井岡山、瑞金時期的武術截然不同。1937年8月1日，毛澤東在抗戰動員大會上指出：“我們這個運動大會，不僅是運動競賽，而且要為抗戰而動員起來。為了保衛國家，保衛領土，我們要把全國民眾動員起來。同志們，準備出發到河北去。準備到抗日的最前線去。把我們這里的方針與辦法帶到全國各地去，把我們的決心帶到抗日最前線去！”[14]2為了“保衛國家，保衛領土”，延安的教育“徹底取消一切不適合抗戰的課本”，其目的就是“養成每一個學生在讀書時期都是抗戰中的戰士”。[20]1941年秋，毛澤東為《解放日報》體育專刊題詞“發展體育運動，提高人民體質”。1942年9月9日，毛澤東為中國首屆體育節題詞“鍛煉體魄，好打日本”，直截了當地指出了體育、武術練習的目的所在。1942年9月1日至6日，延安“九一”擴大運動會[21]如期舉行。賀龍為大會題詞“體育運動軍事化”，運動會會長朱德則興奮地為運動會題寫了“運動要經常”的勉勵之語。作為運動會發起人之一的吳玉章在“獻詞”中說：“現在全世界有理性的人們，正在和武裝到了牙齒的法西斯猛獸作殘酷的搏斗，非有鋼鐵一般的身體和艱苦卓絕的精神不能得到最后的勝利。我們即有整風運動以健全我們的思想，尤須要有體育運動以鍛煉我們的身軀，才能打破黑暗的世界，創造光明的世界。”[14]251942年9月2日，朱德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祝九月運動大會》。在文章中朱德感慨地說：“從華北我們軍民與敵人的作戰中，使我深深感覺我們在體力上是遜于日本很多的。回到后方，看見機關學校辦事人員文弱多病，動作遲緩，精神不振的樣子，這種感覺更為強烈。用這種體力去和敵人競爭，不論在戰場上、在工作中，或在學習中，我們都要吃虧一著的”，而“改進我們軍民的體力”，就需要“普及體育運動和衛生保健知識”，我們一定要“變文弱為雄武”，而“拳術”是一種重要的鍛煉方式。[14]21-221942年9月9日，葉劍英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加強體力》，認為“沒有‘金剛’一般的鋼筋鐵骨，是殺不勝日本鬼子的”“精神的旺盛，有賴于體格的康強”，所以“提倡體育，加強體力，自然成為我們培養革命干部不可分離的工作。要戰勝我們的敵人，就要在這一點認識的基礎上，來訓練我們的戰士。”[14]32紅色武術屬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22]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為紅色武術提供了政治保障、革命根據地的建立[23]為紅色武術創造了物質條件、革命形勢的發展為紅色武術提供了實踐基礎。為能更好地服務其歷史使命，紅色武術不但向國外的相關項目學習其技術，而且還向日本的武士道、德國的尚武精神學習。如1942年1月25日，為“研究新的體育理論與翻譯各項體育教材，并進行體育調查研究工作”，在朱德、吳玉章、李富春、馮文彬等人的支持下，田雨、楊烈、劉華峰、蔡德仁、吳江平等發起成立了我國革命政權的第一個體育學術組織延安新體育學會。[24]53,186吳玉章在延安新體育會成立大會上，就特別強調我們“不僅要學習蘇聯人民講究體育的風氣，而且要學習敵人的武士道作風和德國人民的尚武精神”。[25]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紅色武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融入到新的發展理念之中，成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和奧運爭光計劃、全民健身計劃的思想源泉。

作者:楊祥全 單位:天津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