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升級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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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始終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關鍵路徑，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論文從產業結構升級視角切入，基于中介效應模型，研究產業結構升級所帶來的勞動力吸納效應和產業迭代引發的下沉效應是否能夠降低城鄉收入差距。結果表明：第一，產業升級使得服務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效應增強，有利于提升農民收入，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第二，產業迭代引發的下沉效應增加了基層就業機會，促進了勞動力的就近就業，從而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關鍵詞產業結構升級；城鄉收入差距；中介效應模型
1引言
目前，中國雖然已經全面進入小康社會，但是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仍然是重要的發展問題。2021年6月，國家共同富裕示范區落地浙江。同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重要問題。加快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勢在必行。實現共同富裕就是城鄉和區域之間在收入、消費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小。基于此，論文從產業升級的視角切入，運用中介效應模型分析了產業結構升級的勞動吸納效應以及產業迭代引發的下沉效應如何影響城鄉收入差距。
2理論分析
2.1產業結構升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產業結構升級主要體現為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三產業比重上升的過程，尤其是伴隨著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因此，在產業升級過程中，能夠吸納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提高其工資性收入，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此外，城市產業的升級能夠促進技術和知識創新向農村地區擴散，有助于進一步推動農業生產能力提升和經營模式的更新[1]。產業結構升級引致的服務業快速成長和低端制造業的下沉式遷移，為農村尚未轉移的勞動力和被制造業排斥的低素質勞動力提供了包容性較強的就業機會，且產業結構升級帶來的技術革新對農業進步的貢獻水平進入了較高水平，進一步提升了農業的生產效率，均有助于改善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基于此，論文提出假說H1。H1：產業結構升級有助于緩解城鄉收入差距。
2.2勞動力吸納效應
產業結構升級的本質是一種勞動生產率的躍升[2]，城鄉部門勞動生產效率不同帶來的收入差距會吸引農村勞動力加速向二、三產業流動。與此同時，非農收入特別是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源泉[3]。因此，產業結構升級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效應將有利于農民收入的提升，從而有助于減緩城鄉收入差距。此外，大量人口在城市聚集，推動了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相比其他產業而言綜合就業效應高、吸納空間大，能夠為進城務工的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增收機會。基于此，提出假說H2。H2：產業結構升級通過創造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空間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2.3產業下沉式遷移效應
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一些產業因為某些因素的變化而喪失比較優勢，失去在某一地理區域生存的“土壤”而出現產業轉移。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表現為產業由東部向中西部地區轉移[4]和向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轉移兩種趨勢特征。即使在一個省域同樣也存在發展梯度的巨大差距，存在“中心—外圍”，以深圳為例，近年來深圳很多低端產業短距離下沉遷移至東莞、惠州等中小城市。同時，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省內就業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56%。大量低端產業向中西部地區和中小城市下沉式轉移，一些因為參與農業生產或者照顧家庭而無法離開家鄉的農民能夠獲得穩定的收入來源，農民工作獲得機會的增加改善了城鄉收入差距。鑒于此，提出假說H3。H3：產業結構升級通過低端產業下沉遷移，使農民工作獲得機會增加，進而有利于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3數據來源與模型構建
論文使用的數據是中國30個省份2006—2017年的省級層面數據，西藏因大量數據缺失予以刪除。論文使用的原始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在此基礎上，通過設定如下計量模型驗證產業結構升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基準模型設定如下：（1）其中，i代表地區，t代表時間，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gapit代表城鄉收入差距，是論文的被解釋變量，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的比值表示，gapit越大表示城鄉收入差距越大。isuit是論文的核心解釋變量，表示產業結構升級，構建產業結構升級指數，如下：)2(31,isu31∑≤≤×==ixii（2）Xit表示所有的控制變量，為了減少變量遺漏帶來的計量誤差，根據已有的研究，論文加入的控制變量如下：①外商直接投資。論文使用實際利用外資額占GDP比重予以表示。②經濟發展程度，經濟增長能夠對城鄉收入差距帶來影響，庫茲涅茨認為在經濟發展初期，經濟增長會拉大收入差距，而在經濟發展的中后期，經濟增長能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論文使用人均GDP的對數來加以衡量。③金融發展水平，金融的發展可以有效疏解城鄉居民和企業的借貸約束，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論文使用金融機構存貸款總額與GDP之比表示。④財政支出城市偏向。論文使用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作為其代理變量。⑤科技研發投入，論文使用R&D經費內部支出占GDP比重表示。⑥互聯網普及水平。論文使用網民數量占地區的年末常住人口總數的比重來表示互聯網普及率。⑦城市商品房銷售面積。以商品房銷售面積作為代理變量。論文的中介變量選取包括：一是城鎮轉移勞動力規模。根據上文假說，產業結構升級吸納了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部門的非農產業部門就業，論文采用農業勞動力數量占就業人員總數量的比重作為勞動力轉移的代理變量。二是低端產業下沉式遷移水平。為反映產業升級過程中的低端產業在省內中小城市的下沉式遷移情況，我們對低端產業界定為：①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②家具制造業；③紡織服裝、服飾業；④文教、工美、體育和娛樂用品制造業及其他制造業。論文選用產業的赫芬達爾指數來作為低端產業在省內中小城市的下沉式遷移的代理變量。赫芬達爾指數計算如下所示：（3）其中，X表示低端產業在該省的主營業務收入，Xj表示該省內GDP排名前兩位地級市的低端產業的主營業務收入。
4回歸結果及分析
4.1基準模型回歸
通過Hausman檢驗，并參考R2和F統計量的值，論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同時，為避免異方差問題所帶來的估計無效性問題，論文基準模型采用穩健標準誤法進行回歸。相關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第一，在模型（1）中，論文單獨估計了產業結構升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發現前者對后者的影響在1%的統計水平上呈負相關，這表明產業結構升級顯著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第二，在模型（2）中，論文進一步引入了相關控制變量，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升級對城鄉收入差距的負向影響仍然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由此可得，產業結構升級縮小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
4.2中介效應分析
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使用中介效用模型進行機制檢驗，借鑒（汪偉等，2015）研究方法。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模型（3）中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系數為-0.310，在10%的水平上顯著。因此產業結構升級對城鎮轉移勞動力規模有負向影響。隨著產業結構升級不斷深化，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這與現實的情況相契合[5]。模型（4）加入中介變量后，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系數相比于模型（2）有所減小到-0.273，并在5%的統計學水平上顯著。這證實了產業結構升級通過對剩余勞動力的吸納來實現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的假設。模型（5）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系數為-0.555，在10%的統計學水平上顯著，產業結構升級對產業下沉式遷移有負向影響。這表明產業升級過程中一些低端制造業對產業升級過程中租金、勞動力等要素價格的上漲敏感度較高，為追求一定利潤空間不得不從產業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大城市向小城市轉移。在模型（6）中加入中介變量后，產業結構升級依然與產業下沉式遷移成負相關。模型（6）相比模型（2）中的估計系數減少到-0.302，在5%的統計學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產業結構升級能夠通過低端制造業轉移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是模型（6）中的估計系數相較于模型（2）中的估計系數的絕對值下降幅度相對較小，這表明中國的低端產業在大城市還有一定的生存空間，中國的產業結構目前還未優化到大量低端制造業向中小城鎮轉移的狀態。基于以上分析，前文中提出的假設H1、H2、H3分別得以證明。
5結論與建議
通過論文研究發現：第一，產業結構升級顯著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第二，勞動力吸納效應和產業下沉式遷移效應的中介效應均顯著，表明產業結構升級通過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促進部分低端制造業向小城鎮轉移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由此可得，產業結構升級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有著積極的影響。因此，各級政府應當因地制宜來制定產業發展戰略，及時關注本地產業升級迭代方向并引導低端產業下沉到中小城市，從而增加當地居民的工作機會，擴展他們的收入來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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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司東輝 朱佳 佘昊明 尹永程 于濱銅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