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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在新常態背景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鄉村振興是新時代我國對“三農”領域做出的重要戰略部署,十九屆五中全會創新性地提出了在新發展階段將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導去構建新發展格局。在分析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基礎上,從加快城鄉融合發展、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三個方面探究推進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對于在新發展格局背景下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鄉村振興;新發展格局;經濟發展;城鄉二元經濟
2020年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展目標順利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得以保障,逐漸邁向緩解相對貧困階段。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在擴大農村投資和釋放農村消費潛力方面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驅動,在破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加快城鄉融合發展、緩解相對貧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方面為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支持,有利于促進我國朝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方向前行。
(一)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
馬克思主義城鄉對立理論指出社會化大生產和分工促進了城市的出現,構建了城鄉關系,但機械化大生產卻加劇了城鄉的矛盾和對立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分工的存在導致了工商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的差別逐漸出現。[1]此外,在城鄉對立理論之上,他們還強調了城鄉融合理論的歷史發展趨勢及重要意義。由于城市和鄉村的二元對立貫穿社會經濟史的始終,馬克思首先指出了城鄉分離的必然性。[2]我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也離不開這一必然性,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也逐步出現,城鄉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的現象也逐漸凸顯。馬克思還描繪了農村受到城市在壟斷價格、稅賦制度、行會、商業詐騙、高利貸等方面的剝削現象。[3]然而城市的發展必然伴隨著城鄉對立的日漸顯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描述了城市和鄉村的不同形態,社會的人口、資本、生產工具、需求聚集于城市,但鄉村則不表現出這種集聚。[4]所以,要實現經濟的發展,必須完成城鄉在更高級形態上的再次融合,強化工農業生產的內在關系,讓農民逃離長期固化的腐朽和分散形式。[5]馬克思不僅僅認為城市與農村二元主體的對立可以消除,而且這種消除可以滿足發展工業或者農業或者衛生事業的需求,城鄉融合是解決城市病并促進城鄉良性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6]所以,《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要“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馬克思和恩格斯透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揭示了城鄉對立的歷史必然性,同時鄉村振興以城鄉對立和融合的關系演變為理論基點,并且立足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實質上可以破解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表明了城鄉一體化和城鄉融合發展是新型城鄉關系的必然發展趨勢。[7]我國農村建設發展大致遵循農村支持城市、城市反哺農村、城鄉融合平等發展的幾個階段,城鄉之間長期存在著互動關系。新中國成立后,鄉村的價值定位逐漸從經濟發展的后備軍轉向了主力軍、從最初的支持城市發展轉移到了補齊發展短板上來,鄉村的發展任務也從建設鄉村轉向了振興鄉村,實現了農村支持城市的鄉村建設向城市帶動農村的新農村建設的轉變,并最終開啟了城鄉共榮發展的鄉村振興,標志著鄉村發展從城市主導轉向了自我主導。[8]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闡明了鄉村振興戰略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歷史趨勢,是解決城鄉發展難題的關鍵,是促進當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必要途徑。
(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理論
我國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就存在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毛澤東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就曾描述到,當時的經濟不僅表現為資本主義和半封建特征,城鄉對立關系也較為顯著,產業工人、農民及手工業者等不同職業分工共存,城鄉發展差異已經顯現。[9]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時期之間我國二元經濟結構進一步強化,改革開放后到2004年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受到沖擊,自2004年至今,我國處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背景下,工業化前期階段通過實行工農產品“剪刀差”和農村剩余農產品和勞動力支持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雖然農村為我國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做出了重要支持和貢獻,但農業農村現代化與工業和城市的現代化之間的差距也逐漸加大。城市和鄉村在居民收入分配、區域產業發展等方面存在著“發展不平衡”問題,并且在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法治社會等方面的“發展不充分”甚至導致了“鄉村衰落”的現象出現。除此之外,由于長期以來農業產業勞動生產率較低,城鄉之間采取分治形式,城鄉之間力量對比失衡。同時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發展成效不顯著,反而是農村依然在支持著工業發展,農村剩余資源和剩余勞動力也不斷補給城市發展,造成了農村資源和人口逐漸外流,農村中老齡化和空心化現象日漸凸顯,鄉村發展活力日漸減少。我國城鄉資源配置范式不協調,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發展的結構性失衡問題突顯,城鄉差距短期難以彌補,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相對弱勢地位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同時不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弊端又加重了二元社會現狀,所以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長期存在并不斷演變。[10]在新發展格局下,二元經濟結構的長期存在嚴重壓制了農村地區的消費需求,難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鄉村衰落”是工業化發展前期的必然趨勢,“鄉村振興”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現實趨向。
二、新發展格局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
(一)加快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難題
第一,要堅持用城鄉融合的發展思路來構建城鄉發展新格局。建立城市和鄉村一體化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格局要樹立融合發展理念,將產業、產城、產村集于一體,打造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趨向。[12]第二,要以城鄉融合保障農村消費擴張。城鄉二元體制制約了農村消費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在城鄉融合背景下建立特色小鎮能夠聚攏城鄉居民的內需,要通過建立新型城鎮化關系擴大內需,發揮城鄉融合對擴大和培育內需的重要影響,將城市消費需求引入農村消費人群,通過刺激內需驅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形成。第三,要以保障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穩定宏觀經濟發展。要在推進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推動農民工市民化,要關注農業與工業的良性互動,推進農民工城鎮化,不斷擴大就業,繼續發揮城市服務業吸納鄉村剩余勞動力的作用,為我國2.9億農民工提供進城務工機會,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第四,要總體維護農村在鄉村振興中的核心地位。遵循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原則,借助政府和市場雙重力量的協調配合保障農業農村現代的順利實現提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質量,促進城鄉產業優勢互補。[13]同時,要推進農村特色小鎮的高質量發展,通過發展產業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實現以產業振興鎮、以產業擴大內需、以產業富裕人民,為我國經濟發展強根固基。
(二)不斷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持續緩解相對貧困問題
第一,要通過發展產業為經濟發展筑牢根基。產業的發展能夠進一步使得農產品加工業、農村旅游業、農村康養休閑產業健康快速發展。同時為了實現農業現代化,需要讓資本、技術、人才、數據等要素在城鄉流通的渠道里暢通無阻。現代化的產業體系對于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起著推動作用,它能夠充分發揮產業集聚所帶來的成本遞減效應,使得農民收入增收、農村實現富裕。第二,要建立返貧監測和應急救助機制保障脫貧成效。要通過設立過渡期延續扶貧保障政策,為脫貧人口營造良好收入提升的環境,同時不能忘記三農發展過程中的短板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不斷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只要在基礎建設以及制度層面做好了支撐工作,才能防止發生大規模返貧現象。第三,要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他們能為農業發展經營注入新鮮血液,為農民增收致富創造新的途徑。并且鼓勵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揮領頭羊的作用,不斷帶領其他人農民實現收入增收目標。這樣既能充分發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帶動作用,又能樹立起示范作用。因此,培育種養大戶、發展農民合作社以及家庭農場,或者龍頭企業等具有重要的意義。第四,要通過引進人才為鄉村振興儲備人力資源。鄉村振興的推進離不開人才作為關鍵推動力的作用。要構建培育和留住本土人才、吸引外出能人返鄉創業“雙結合”的人才儲備模式,并將扶貧干部、扶貧產業創新管理人才、技能型農民等納入鄉村振興人才儲備庫,實現脫貧攻堅中優秀人才資源向鄉村振興人才的有效轉化,為鄉村振興落實好人才保障。
(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產品經歷了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的矛盾,農業產業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產量總量不足過發展到農業結構不盡合理的階段。[15]我國低端農產品供應過量導致的農產品滯銷問題和高端農產品供給不足現象同時存在,持續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極為迫切。以數字科技助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利于構建科學發展體系,實現經濟創新發展。第一,要把握市場需求規律,掌握消費需求的新變化特征,加快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社會消費升級的機遇期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生產供需匹配的高質量農產品。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發展農業高端價值鏈,使供給產品不斷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同時以高質量農產品刺激消費需求的提升,發揮鄉村振興作為國內大循環的重要引擎作用。并且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要加強“綠色供給”,建立和完善環境友好型的“綠色供應鏈”,實現經濟綠色發展。第二,要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四個環節,并通過以擴大內需的方式來打通國內循環,同時要重視國際市場,以高質量供給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形成兩個市場間資源的有效配置,發揮比較優勢,擴大市場開放力度。第三,要以科技創新引領農業高質量發展。要把握全面加大科技創新和進口替代力度的改革重點,提高農業機械和裝備智能化水平,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加快數字鄉村建設,以及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程度,應用互聯網大數據改善服務質量,提高服務效率,在數字經濟時代以技術創新和知識進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第四,要以保障糧食安全穩定經濟發展。農業是人類生存的本源,農業為人類的吃穿提供了最基礎的保障。中國人一定要將自己的飯碗牢牢地抓緊,將把好糧食安全關放在首位,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穩定信心。
(四)立足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促進釋放農村消費潛力
由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我國農村消費能力不足與消費潛力巨大的矛盾十分突出。農村人口的凈流出造成了農村人口的結構失衡也影響了農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我國要在新發展格局要求擴大內需的背景之下,持續激發鄉村消費需求,釋放農村消費潛力,并在不斷暢通國內要素流通的基礎上,實現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接軌,享受全球收益,實現經濟開放發展。第一,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穩固消費基礎。這就需要持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使農民財產性收入不斷增加。在國內大循環方面,要致力于解決相對貧困,保障農村居民就業,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為國內市場提供支撐。第二,促進農民邁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提升消費能力。我國消費潛力巨大,要通過幫助農民工等群體不斷提高收入,刺激農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提升,進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拉動我國消費增長。第三,加快消費結構轉變,實現消費升級。要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復蘇,對沖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影響,不斷擴張和升級內需市場,促進經濟活力,提升傳統需求的同時創造新興需求,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實現農村需求結構和消費結構的升級,驅動經濟良性循環。要擴大培育農村消費需求的政策引導和政策取向,將我國消費的潛在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激活農村養老、教育、醫療、旅游、信息等消費潛能,實現消費結構向享受型消費的轉型升級。
作者:許詩源 郭雅媛 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