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建設與數據調研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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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設工作組發布《新文科建設宣言》。本文認為，新文科建設在注重學術研究的中國化問題的同時，還需要考慮如何在中國語境中進行新文科的教育實踐。為此，本文提出在新文科教學改革的過程中，應該特別關注社會調研和數據統計工作，這是20世紀初晏陽初的定縣教改運動留給今人的一個成功經驗。

關鍵詞:新文科;晏陽初;李景漢;社會調研

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設工作組發布《新文科建設宣言》。這份文件，將新文科建設分為了兩個方向的工作，其一是科研學術方面的創新，比如建立新時期的中國學派、創造解釋新時代發展的中國理論、建設文理交叉的新學科等;其二則是教育教學的創新，這主要是指教學工作要適應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創建新的教學模式和內容，培養具有創新意識與創新精神的復合型人才。其中，在科研創新方面，尤其是建設有中國當代特色的理論與學術，獲得了較多的關注和成果。相對的，在中國語境中進行新文科教學改革的相關討論則較少。本文對20世紀初晏陽初在平民教學運動中產生的一些教育理念進行了整理，通過歷史性的比較，對如何在中國語境中進行新文科教育改革進行了一些簡單的思考。

1建設中國式的新文科教育

新文科建設提出了文科發展中國化的問題，要求構建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學派，創造全新的中國化理論和方案，來指導和解釋中國的實踐與發展。這里主要還是指的學術研究的中國化，而缺少了對教育方案中國化的考慮。如何將全世界各類先進科技成果的傳播，與中國教育的實際需要結合在一起，晏陽初在幾十年前就開始了這方面的思考。在其著名的《誤教與無教》一文，晏陽初提出不能照搬外國教育的制度、精神和模式，教育的開展需要以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為基礎。中國人辦教育不知道中國的情形，隨便把外洋的東西搬進來，好像一個人害病，不問他的病源，任意給他吃藥，一定要弄壞的。所以教育辦了幾十年，對于中國本身沒有發生什么好的影響為教育而教育，為學校而學校，學生畢了業，就不管他失業不失業了。甲校如是，乙校亦如是。大家不知道為什么去辦學校，不明了社會上的問題，去根據問題而定方針。只曉得照樣畫葫蘆，人家怎么做，我們就怎樣做。晏陽初的這段話，大約有兩方面的內容。第一，我們不能隨便、盲目地模仿他國的教育精神與模式，因為各國的社會發展情況有所不同，他國的成功經驗未必符合中國的實際需要。所以在引入外國教育新理念的時候，需要經過一個中國化改造的過程，根據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具體需要去吸收其中有益的內容，剔除不適用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要創造一種中國教育，要用中國藥來醫治中國病”，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教育模式與體系。第二，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單純地傳授知識，而是要助力國家的建設和發展，要培養的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人，而是能夠適應時代發展、社會需要的實用人才。當然，晏陽初的觀點可能有些功利，不過這主要受到了時代的限制。《誤教與無教》寫作于1936年，當時的中國處在一個救亡圖存的歷史時期，需要大批實用型人才來進行經濟建設。而當代的中國，經濟、政治、文化諸多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遷，現在的教育既需要培養實用型人才也需要培養非實用型的人才。但需要注意的是，晏陽初所提出的教育中國化的問題并沒有過時。首先，“新文科”是希拉姆學院在2017年前后提出的一個概念，因為是在一所規模不大、學術影響力很小的私立文理學院進行的教學改革實驗，所以其教學模式未必適合當代中國的情況。中國的新文科建設方案，應該是一份動態的、變化的教育藍圖，通過與教學實踐的不斷磨合，來對其進行修改，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新文科教育概念和方案。中國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國土面積的廣闊和資源分布的不均衡，這造成全國各高校在經濟實力、教師素質、基建設施各方面水平差異較大，一個全國性的建設方案未必適應所有高校的具體情況，因此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新文科方案，恐怕并不是一個在全國通用的、不可變更的指導方案，而應該充分考慮到各地高校辦學的特殊性與自主性，在宏觀戰略層面對高校進行指導的同時，給予各高校一定的辦學空間，在做到有中國特色的同時，也不失高校的地方特色與自我特色。其次，新文科的建設，是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中，對中國自身問題的反思、闡釋和總結，而新文科的教育則是幫助學生擁有面對中國社會實際需要的知識儲備和基本能力，幫助學生全面而細致地了解中國社會，能夠發現問題、更能解決問題，將學習、科研與社會實際結合起來。例如，在晏陽初組織的定縣鄉改實驗中，有一位來自北平協和醫院的董事陳志潛醫生，他將自己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學到的公共衛生理論，結合當地鄉村的醫療狀況，創立了農村三級保健制度。這一制度為中國和全世界公共衛生事業奠定了基礎。這一事例的發生，可能有其特殊的歷史前提，但它依舊啟發了我們，學術研究或高等教育與社會實際需要結合之后，可能會得到超出預期的成功。最后，全球化時代，不僅是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更是知識和信息的全球化。無論是教育的中國化或新文科建設的中國化，都無法在一個封閉的知識文化空間中完成，我們在對外傳播中國話語的同時，也要引入國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否則中國化就變成了中國自說自話。晏陽初就認為，“外國的科學我們要學”，但教育教學模式不可“盲目抄襲”，“要自尊自信，自己創造”。這里面包含著兩層內容:其一，中國化不是對西方知識的全面排斥。雖然新文科建設工作號召創立中國學派、建構中國知識，但并不意味著對西方知識體系的全面排斥，而是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引入、吸收西方的成果。其二，真正構成挑戰的是如何將學科前沿領域的最新學術成果，以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方式傳遞給學生，用適合中國學生的教學模式、方法和語言，來傳遞全球范圍內頂尖學者的思想和研究。

2新文科建設與社會調研

在進行鄉村平教運動的時候，晏陽初發現教育運動的展開和具體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有社會調研數據的支持。“不了解具體情況正是許多計劃歸于失敗的一個基本原因。”因此，他特別延請了著名社會學家李景漢來定縣實驗區擔任調查部主任，負責進行各類社會調研工作。定縣社會調查，可能是當時進行的規模最大、涉及層面最廣泛的鄉村調查，這為晏陽初后來在定縣進行平民教育提供了堅實的數據基礎，讓他能夠很有針對性地設計出生計、衛生、文藝、公民四種教育方案。即使在今天看來，定縣社會調查依舊發揮著數據庫的功能，它不僅保留了當時鄉村經濟、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內容，是我們了解傳統鄉村模式的一個重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窗口，而且其保存下來的鄉村文藝資料，更是一個難以估算價值的文化寶藏。那么我們今天的新課改和新文科建設工作，是否也可以借鑒當年晏陽初的經驗，做好調研工作，用翔實的基礎數據指導我們未來的教育改革工作?畢竟新文科教育是實際性工作，不可能做空中樓閣式的設計。比如之前所說的課堂教學的必需性和文科教育的中國化問題，需要提前對畢業生長期職業狀況、社會建設實際需求等問題有較深入、準確的了解，才能切實展開工作。此外，新文科建設中學術研究的增長水平較為容易、直觀地進行判斷，而學生從新文科教育中獲得了何種程度的收益、能力是否得到了提高，很難用畢業生首次就業率、就業水平等數據加以衡量，需要長期的、跟蹤性調查數據和深入學生群體的質性研究來進行更合理的判斷。最后，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高校之間，學生來源與教學資源也有較大的差異，普通高校很難照搬國家級雙一流高校的經驗，邊遠與欠發達地區的高校也很難照搬一線城市高校的經驗。如果沒有了本地的調查成果，而是以某幾所高校的辦學經驗作為樣板進行模仿，恐怕未必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3現有社會調研工作存在的問題與解決

全國各高校所設立學生就業中心和學生辦公室，其實已經承載了大量社會調研與數據統計工作。但這些部門基本上只負責管理學生畢業后首次就業的工作，而缺乏對本校學生職業生涯的長時間跟蹤，高校收集到的信息只是學生首次就業的情況，而不是他們對自己職業生涯的長期需要和感受。學生就業服務與本科教學工作，實際上處在一種脫離的狀態，難以形成真實的統計數據為新文科建設提供有效的調研數據。此外，單純依靠高校自身的力量，恐怕也難以完成這一長期的調查工作:一方面高校缺乏足夠的資源、渠道和權力完成此項工作，另一方面考慮到績效考核等問題，由高校獨力承擔調研工作，可能會影響到調研成果的客觀性與準確性。因此，調研工作的開展，可能還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注意。第一，需要將調研工作與數字統計工作進行區分。數字統計工作是指通過各類報表來搜集和分析客觀數據，而調研工作除了需要搜集客觀數據之后，還要面向學生、教師、家長等群體進行田野調查，搜集主觀性評價信息;在對客觀數據進行梳理、分析的同時，更加注重調研對象的主觀評價，來挖掘數據本身無法反映和傳遞的信息，比如教學內容是否對學生求職、工作有幫助;哪些方面的學習對工作最有幫助;在工作中個人感覺有哪些知識或技能上的不足等，所以晏陽初曾經說過，“調查比起報表要深刻得多”。第二，要打破與調查對象之間的距離和隔膜，讓他們能主動接受調查，不敷衍調查工作。晏陽初與李景漢，最開始在定縣進行調研的時候，發現村民經常不愿意配合調查工作，或者不愿意對調查者說實話。這主要是因為村民對調查組有很強烈的戒備心，懷疑他們的工作目的，“害怕這些問題是因為抓壯丁或征稅的事來調查他們”。為此，晏陽初選擇從村民中選擇、培訓調查人員，由村民自己進行調查工作打消了被調查對象的猜疑之心。當然，高校畢業生可能不會猜疑調查者，但可能會有一種排斥的態度，覺得這種調查對自己沒有用處，打擾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在給自己找麻煩。因此，調查開展之前，需要想辦法消除被調查對象(包括畢業生和用人單位)的排斥心理，與被調查對象形成較親密的互動關系，促成“合作取代了猜疑、反抗和抵制”的良好調查環境。第三，調查不要做成短暫的、應付考察的活動，而應該是一個長期的、持久的、有制度保障的工作。我們生活在一個高速發展和變化的世界中，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社會與人的實際需求總是在發生著各種難以預知的變化，一時的調研活動也許可以體現數年內的情況，然而卻無法跟蹤社會實際的變化。此外，畢業生在剛剛接觸工作的時候，可能還無法對自己的工作狀況和職業生涯做出比較準確、恰當的認識，而長時間的跟蹤性調查，可以修正這些數據上的偏差。第四，形成調查———教學聯動機制。打通調查與教學之間的分隔，讓調查數據支持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的改革，真正在教學環境發揮調查成果，調查工作才能發揮其真正作用。所以需要在制度和機構上，勾連起調查與教學兩項工作，一線的教學人員和教育政策制定人員，能夠通過反饋數據調整自己的工作內容和方向。

參考文獻

［1］宋恩榮．晏陽初全集(第1卷)［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418．

［2］宋恩榮．晏陽初全集(第3卷)［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90-92．

［3］胡劍鋒，宮福清．資源稟賦制約下應用型本科高校新文科建設之路［J］．中國成人教育，2022，(11):31-36．

作者:孫珂 單位:四川師范大學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