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課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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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傳播學視閾下，課程思政教學本質上是一種復雜的人類傳播活動，因此研究其傳播因素特征對提升教學效果有重要意義。根據奧斯古德與施拉姆的循環傳播模式，研究課程思政教學中教師、學生、訊息的傳播特點，并提出課堂教學在材料準備、課程設計、教學反饋等方面的優化策略。
［關鍵詞］課程思政；傳播學視閾；課堂教學優化
一、研究意義與文獻綜述
由“思政課”和“課程思政”所構成的大思政教育，是新時代新形勢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普遍踐行的主流教育理念。[1]具體到學校層面，應在頂層設計上鋪設思政教育網，既要抓住“思政課”這一思政教育的主要陣地，也不能放松與學生學習聯系更為緊密的專業課中的“課程思政”。從傳播學視閾出發，教學過程是一種復雜的人類傳播活動，教學效果的好壞受到傳播主體、客體、內容、方法等條件的制約。不同于專業課教學，課程思政教學因隱性教育、重視觀點性傳播的特點，其課堂教學的設計必然要發生改變，從傳播規律出發掌握一定的傳播技巧將有助于教學效果的提升。因此，以傳播學視閾對課程思政課堂教學重新進行思考與構建，對課程思政教學有重要意義。目前從傳播學視閾研究課程思政的成果不多。付李琢、賀小飛從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理論思考，把課程思政的傳播分為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提出課程思政傳播力的提升路徑。[2]丁蕾以“擬態環境”的理論框架研究課程思政的傳播價值與價值傳播，助推課程思政教育創新。[3]在現有的研究中，從傳播學視閾研究課程思政價值與意義的多，驗證了以傳播學相關理論框架研究課程思政教學的合理性，肯定了其積極意義，提供了可行且有價值的研究思路。
二、傳播學視閾下課程思政教學因素特征分析
根據奧斯古德與施拉姆的循環傳播模式（圖1），傳播者和受傳者沒有地位高低之分，在傳播過程中是平等的關系，都是傳播的主體，在信息的循環交流中，彼此互為編碼者、釋碼者和譯碼者。此模式強調傳播雙方的互動性與信息的循環性，以及傳播雙方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出的特征與功能。思政內容更多的是意義的傳遞，而非完全的知識傳授，意義的傳播效力更需要溝通交流的反饋過程來檢驗，因此這一模式能夠彌補課堂講授的單向性問題。同時這一模式更適用于人際傳播過程，而在翻轉課堂等“以學生為中心”、強調學生學習自主性的教學理念倡導下，課程思政的教學過程更趨向于在說服與溝通情感方面有優勢的人際傳播。但在使用此模式研究課程思政教學因素特征時，需要注意課堂傳播雙方的關系并非如理論所述的完全對等，在實際的課堂教學中，教師確實占據組織與主導的地位，在知識水平及權威性上師生也呈現出高低的差異。
（一）教師：強化綜合素質與“偶像化”特征教師作為課程思政內容傳播的主體，也是思政內容的編碼者，思政內容的講授不僅僅要依托于專業知識，同時還要結合教師的思想意識、生活經歷來對思政素材進行符號化的編碼與意義的賦予。所以要做好課程思政工作，首先要求教師具有比較全面的綜合素質，包括政治素質、理論素質、人格素質、能力素質等。思政內容不像專業知識有課本、非常明確的知識體系可供遵循，而是存在于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教師自主取材與加工。政治素質與理論素質扎實，教師才能挖掘出思政素材，在日常生活、媒介接觸、知識儲備、課程準備中具備一定的敏感度，解決“思政講什么”的問題，并保證思政內容的正確性。而如何使思政內容達到“育人”的目的，就要求教師自身要具備良好的人格素質，崇高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敬業愛生的師德素質，真摯美善的情感素質，堅持真理孜孜求索的學術素質，以及對社會、家庭的責任感，經教師人格素質浸潤的思政內容才能獲得學生的情感認同，真正實現“言傳身教”。教師在思政教學中的能力素質主要體現為科研能力與實踐能力，沒有教學支撐的科研如浮萍，而沒有科研加持的教學如沉潭之水，科研為教學提供了進化的空間，是教師的核心能力之一。同時思政內容的學習更需要在實踐中獲取真知，因此教師要具備能在實踐中開展思政教育的能力，能夠策劃、組織、參與相關的社會實踐活動，達成教學、科研、實踐能力的合一。同時，教師在教學傳播中的角色還應體現出“偶像化”特征。勒龐認為群體中應該有“群體靈魂”，涂爾干同樣也提出了“群體意識”的說法，群體中具有“偶像化”特征的人可以承擔起傳播意識形態的領袖職責，成為群體的共同“意識”與“靈魂”，其提出的觀點與主張能夠得到群體成員的擁躉，從而影響群體意識。拉扎斯菲爾德在他的二級傳播理論中也提到了相似的概念，即“意見領袖”，是指在人際傳播網絡具有較高可信度與權威性，并且能夠影響他人意識的人。無論是群體中具有“偶像化”特征的人，還是人際傳播中的“意見領袖”，其共同特點都是可信賴、能夠改變或強化他人意識。“偶像化”與“意見領袖”有一定明顯的特征：感官鮮明或獨特，擁有在群體心目中至關重要的美德、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勇氣。[4]教師即使不做學生群體的“領袖”，也需要有一定“偶像化”的特征，通過人格魅力的感染讓學生由內而外地信服教師的觀點。“偶像化”特征是需要有意識培養的，比如教師要注意著裝與氣質的培養，不修邊幅的形象很難讓學生產生信賴感；教師的語言表達藝術也很重要，有情緒感染力的語言表達方式和獨特的語言風格，更易獲得學生的喜愛；更重要的是教師立身處世要“正”，這不是在學生面前設定的“人設”，而是在生活與工作細節中體現出的人格修養，通過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意識。
（二）訊息：思政內容的隱性傳播特點在《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中對課程思政建設內容做出了要求：“課程思政建設內容要緊緊圍繞堅定學生理想信念，以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愛人民、愛集體為主線，圍繞政治認同、家國情懷、文化素養、憲法法治意識、道德修養等重點優化課程思政內容供給。”從指導綱要的意見來看，課程思政內容體現出弱知識性、重意識性的特點，體現為意識的隱性教育，而非知識的顯性教育。隱性教育意味著思政知識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無意識學習，通常是以專業知識相關內容為引，自然而然地激發學生的聯想和情緒體驗，經過學生自身心理經驗的內化后，形成情感與意識的認同。隱性教育的學習效果是非即時性的，并非立刻的知識和技能的獲取，而是讓學生不知不覺受到意識的感召和影響。隱性學習效果難以通過考試的方式進行即時評測，但在知識內化成為學生人格結構的一部分后，將會以態度、行為等方式顯現出來，這種影響將是長期且深刻的。同時思政內容的涵蓋范圍非常廣博，涉及家國情懷、社會責任、道德規范、法律意識、個人品質、科學精神、創新能力、人文素養等。融入專業課中往往沒有既定的知識體系與規范，這就需要教師能夠提煉出專業課程知識中所蘊含的思想價值，拓展專業課的深度、廣度和溫度，讓知識更具人文情懷。
（三）學生：接受心理的共性與個性在傳播的“循環模式”中學生也是傳播的主體，既是思政內容的釋碼者與譯碼者，也是個人行為反饋的編碼者。學生接收經教師編碼的訊息后，根據自己的知識結構與心理經驗，解讀訊息符號，解釋內涵意義。然后再把個人意識與行為進行編碼，以符號訊息的方式反饋給教師。把學生看作“主體”，體現為尊重學生的主體意識，給予學生表達自我、獨立思考的權利，讓學生參與到信息的交流中來。作為思政信息接受主體的學生，在接受行為與心理方面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體現為受教狀態的自然性、受教心理的非逆反性、受教過程的愉悅性、受教效用的可持續性。[5]學生在專業課的課堂中往往意識不到思政教育的存在，因此從專業知識中升華的思政內容更容易被接受，可以避免顯性思想政治教育給學生帶來的逆反心理。思政教育的本質是引導學生向真、向善、向美，明真理、樹理想、守信念，歸根結底是以人性之美、道德之美、信念之美去熏陶感化學生，而“美”的意識一定會帶給人愉悅的心靈體驗。專業課程中融會思政內容，會讓學生對理性的知識產生感性的認識，使知識技能得到情感的升華。學生同時也具有個性化的特征。不同學校層次、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對思政教育的接受心理和行為也是不同的，因此要充分了解學情，才能因材施教，避免學生受教中的逆反心理。比如在應用型本科高校中，學生對抽象程度較高的理論性內容接受能力較差，教師就應盡量把思政內容具化為易于理解的、與學生經驗緊密相關的案例，適當降低其學理性，并用通俗生動的語匯表述出來。
三、課程思政課堂教學的優化策略
（一）找準課程思政的實現路徑把思政內容融入專業課程，首先教師要對思政教育有正確的理解。思政教育絕不僅僅局限于政治性的意識形態宣傳，而是要實現馬克思所倡導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正如北京師范大學原校長董奇所說，好老師以理想信念指引教書育人；以道德情操踐行言傳身教；以扎實學識實現學術自由和學術規范統一；以仁愛之心不輟問道和反哺社會。[6]所以課程思政的根本落腳點在于“立德樹人”，在于培養經得起風雨、擔得起責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其次，如何找準課程思政的實現路徑是專業教師面臨的現實問題。要在專業課程中找到可以和思政理論相融合的契合點，并把抽象的思政理論具化成生動的思政實踐，從價值層面感染學生、從情感層面打動學生。
（二）合理備制課程思政教學材料教師要做好編碼者，通過精心組織思政內容，正確表達思政內容的內涵和外延。思政相關資料往往抽象程度比較高，涉及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因此教師在備制教學資料時就要合理篩選，尤其不可“強行”思政，加入一些與專業課程內容關聯不大的或過于晦澀難懂的思政材料，這種本末倒置的行為非但不會讓學生受到思政教育的啟發，反而會傷害學生的情感與學習積極性。思政教育主要是觸發學生的情感機制，從而產生價值認同，因此需要提煉出專業課程所蘊含的思想價值和精神內涵，在選擇材料時可使用生動的思政案例，讓學生產生情感共鳴。比如在講授公共關系學“公關對話范式的價值維度”這一知識點時，要引入“一帶一路”倡議這一思政材料，由于倡議的內容非常系統且廣博，學生理解起來有一定難度，因此可以從一個感人至深的中國援助巴基斯坦建設公路的故事切入，讓學生感佩于中巴友誼的同時，深刻認識“一帶一路”倡議構建共榮共享的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內涵。
（三）巧妙設計思政內容融入角度設計課程思政知識點時，要巧妙尋找與專業知識融合的切入點，符合思政內容的隱性傳播特點，達到潤物細無聲的育人效果。這就需要教師在準備課程時，把思政內容納入整體授課思維模式中，讓課程思政走向教學常態化，并通過教學反饋不斷打磨。比如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指導委員會徐飛主任在題為《創新、創業、創意三重奏———從2020諾貝爾經濟學獎談起》的講座中提到Vickrey拍賣理論時，就做了一個巧妙的升華：在二價拍賣機制下每個人的最優選擇是說真話，由此引申到做人要真實坦蕩，從長久發展看才能利人又利己。很多被廣泛認可的專業理論本身就蘊含著“真、善、美”，教師要做的就是把這些正能量挖掘出來，從而達到培育“全健康”人才的目的。
（四）建立順暢有效的反饋機制在傳播的“循環模式”中，訊息的及時交流與反饋是傳播過程的關鍵，同樣在課程思政教學過程中，獲取學生有效的反饋信息，可以檢驗思政教育的效果，并對之后的教學做出調整與改進。但課程思政教育很難通過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對教學效果做出量化的評測，而是需要從學生的態度、行為的轉變去評價思政內容的接受程度。因此可以通過在教學中增加與思政內容相關的、讓學生表達自我觀點的實踐環節或課堂討論環節來獲得學生的反饋，檢驗學生的“態度”層面是否改變。或是與校園的第二課堂、學生活動相配合，考察學生的“行為”層面，在豐富的實踐活動中檢驗學生的品格修養與價值觀念。
作者:靳依蒙 單位:大連財經學院
傳播學課堂研究2
本土劇是表現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滋養人民心性的重要因素，是地方在文化自覺、民族在文化自信以及國家在文化強國和文化安全方面重視程度和發展現狀的體現。本土劇外宣翻譯是本土劇傳播的重要途徑。本土劇外宣翻譯的內外驅動本土劇是地方特有的非物質文化，是優秀的傳統文化。但是語言文化上的障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本土劇對外傳播的步伐，文化的個性使各種文化之間產生了很大的鴻溝。外宣翻譯好比跨越鴻溝的橋梁，作為對外傳播的一種方式，其有語碼轉化、信息交流、文化傳播等功能，對本土劇的翻譯起到了關鍵作用。地方本土劇外宣翻譯，主要從具有地方特色或本土創作的地方戲劇、舞臺劇、影視劇等的劇本翻譯、宣傳資料翻譯和字幕翻譯的角度進行研究。本土劇的外宣翻譯有利于觀眾融入本土文化中，有利于譯語觀眾獲得愉悅的觀劇體驗，使本土劇在海外的有效傳播成為可能；同時也能有效提高外來游客的舒適度和旅游的體驗感，推動文化旅游業的發展，為地方打造一張靚麗的文化旅游名片。樂山本土劇及其外宣翻譯現狀樂山本土劇是樂山人“記憶的背影”，是樂山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體現了樂山悠久的歷史和文明。1988年6月樂山市首屆文化節開幕，《大佛傳奇》《采石大捷》《文字獄》《烏臺詩案》等本土劇上演，深受觀眾好評與喜愛。此后，樂山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動樂山本土文化發展。樂山方言喜劇電影《小城軼事之人怕出名豬怕壯》、現代川劇《神秘的大佛》、大型舞臺劇《海棠花開》《只有峨眉山》、網絡電影《瘋狂的大佛》等影視作品問世。同時，樂山市川劇團在對外文化交流中逐步取得成效，創造出嶄新的演出模式。這些優秀的作品充分展現了樂山的人文精神、悠久歷史、藝術品格和社會風貌。本土劇包括川劇、舞臺劇、影視劇等形式。筆者主要從劇本翻譯、宣傳資料翻譯和字幕翻譯的角度進行本土劇外宣翻譯研究。當前對樂山本土劇的研究較少，這與樂山市打造“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加強國際傳播力的戰略目標不符，背離了“一帶一路”倡議。截至筆者撰稿時，以“樂山”“劇”等關鍵詞在“中國知網”進行搜索，僅能搜索到14篇相關文章。對樂山本土劇外宣翻譯進行研究已成為當務之急。樂山本土劇的特點生動有趣的方言樂山本土劇語言的包容性極強，除文言詞語、古語詞、外來音譯詞外，容納、汲取了豐富的樂山本土方言，如同大雜燴一般，各種特色語言在此進行融合加工，而最為顯眼的就是方言［1］。樂山方言的特點在于急促厚重。歷史上，四川各民族間語言交融，明清兩次“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使得當地語言環境極為復雜。另外，從地理環境看，四川省是我國地形復雜、河流山脈眾多的代表省份。當移民進入四川后，復雜的地形導致人們居住分布不均勻。四川方言正是經過長期的競爭、整合、重組后得以形成的。樂山方言以底層的方式保留了較多古代巴蜀語言的特征，樂山話在整個四川方言系統中獨具魅力，在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都有突出特點［2］。突出的地方風俗、民族特點樂山地處四川省西南部，常住少數民族41個，其中彝族、回族、苗族三個民族人口較多，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9%，多民族的特征給樂山帶來了深厚的文化底蘊［3］。
樂山的民俗民間文化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是樂山人珍視的文化遺產。如藏歷年、羌歷年、彝族年、開齋節等少數民族傳統節日和風俗；銅河花燈、銅河號子、金錢板、變臉、抬工號子等民俗文化；夾江堂燈戲、犍為麒麟燈、彝族達體舞、銅河山歌、峨眉堂燈、羊皮鼓舞、蕎子舞等民間歌舞。這些民族民俗文化融入樂山本土劇中，尤其在民族音樂劇《美神·甘嫫阿妞》、堂燈戲《退彩禮》、夾江《紙鄉秧歌》中表現突出。濃郁的宗教文化部分樂山本土劇有著濃郁的宗教文化。如本土影視劇《神秘的大佛》、川劇《天下一佛》《大佛·海通》、網絡電影《瘋狂的大佛》等。樂山宗教文化資源豐富，宗教文化載體眾多。樂山宗教文化歷史久遠，周成王時峨眉道教興起，公元1世紀中葉佛教傳入峨眉山，明清時期天主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先后傳入樂山。其中，佛教最具影響力。經過長期的發展，唐代樂山佛教空前繁榮，樂山成為川西佛教文化帶和西南佛教文化帶的重要所在地。樂山現有宗教文化遺存200余處，已開放的宗教活動場所102處。峨眉山是享譽全球的佛教圣地、國家5A級景區。峨眉山共計有26座寺廟，如報國寺、清音閣、萬年寺等，每年各種佛事活動不斷，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樂山市內星羅棋布的寺院保存著大量遠古文明的結晶，蘊含眾多神秘的佛教文化［4］。翻譯傳播學視域下的樂山本土劇外宣翻譯傳播學在翻譯中的運用傳播是信息的傳遞。傳播學的理論從20世紀末逐漸受到譯介的關注，并逐漸運用于翻譯研究中。傳播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提出傳播學的“5W”模式，即誰傳播、傳播什么、怎樣傳播、向誰傳播、傳播效果如何［5］。奈達在文章《語言文化與翻譯》中強調了語言與文化之間的緊密關聯和不可分割性［6］。文化翻譯學派領軍人物蘇姍·巴斯奈特也認為翻譯不是單純的語言之間的轉換，而是文化的交流［7］。翻譯、語言和文化三者不可分割，翻譯是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跨文化交際活動。樂山本土劇是人民智慧的結晶，是廣大勞動者創造并傳承下來的文化成果，體現了樂山人民的生活風貌和精神文化。本土文化外宣翻譯時要注重對本土文化負載詞、本土語言、民族文化滲透等內容的翻譯，將其作為跨文化的傳播活動。
本土劇翻譯是本土劇傳播的手段，本土劇翻譯的目的在于傳播。在翻譯傳播學模式中融入本土劇，可以獲得目的語讀者的認同，讓文化真正傳播出去。翻譯傳播學視域下樂山本土劇外宣翻譯模式“翻譯傳播學將傳播主體、信息、傳播受眾、傳播媒介、傳播效果等傳播學概念和范疇引入翻譯學領域，形成了翻譯研究的新參照系，并借此實現了對翻譯活動傳播本質屬性的新認識。”從樂山本土劇外宣翻譯的角度來說，就是譯者（Who）把樂山本土劇（What）用文字、語言等方式傳播給目的語受眾，使其明白并接受本土劇（Withwhateffect）。在翻譯傳播學視域下，譯者需要全面了解樂山本土劇的文字信息，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民族民俗文化含義，對源語本土劇文字進行解碼，并依據自身對源語文字及文化的理解，對所傳遞的信息進行整理和取舍，然后用目的語對其進行轉換。轉換后的譯文借助媒介傳播給目的語讀者，使譯文得到理解和接受，產生文化認同，實現傳播目的。本土劇外宣傳播過程中的譯者亦是傳播者，觀眾也是目的語讀者，譯者和觀眾之間的關系是傳播與被傳播的關系。翻譯傳播的客體就是本土劇劇目中涉及文字的部分，其中包括劇本、臺詞、本土文化元素的解讀說明等。本土劇傳播媒介是多種多樣的，包括中介物和工具、訊息傳遞的渠道等。另外，譯文質量及被傳播者的接受度決定了本土劇翻譯傳播的效果。
翻譯傳播學視域下樂山本土劇外宣翻譯難點突破
1.“音譯+字幕”注釋，保留方言的原汁原味方言的廣泛使用增加了本土劇的趣味性，使本土劇更加生動。有的方言甚至會反復出現，且具有特殊的地方特色文化內涵。針對這一類方言，可進行注釋，幫助目的語讀者更好地了解方言、劇情及語言所表達的情感效果。例如，樂山文化產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及成都天音奇林影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在樂山拍攝的《人怕出名豬怕壯》，是典型的川味喜劇，其使用四川方言和普通話共同拍攝而成，方言的使用讓該劇目極具幽默感。其中“幺兒”這個詞反復出現，電影的劇情也圍繞劇中主角沈一金及他的“幺兒”展開。“幺兒”在電影字幕中的英文翻譯為“Baby”。“Baby”這個詞能表達“嬰兒、老幺、寶貝兒”的意思，確實能把“幺兒”的大部分意思展現出來，但方言中側重表達愛稱，可考慮在屏幕上方增加字幕注釋，說明“幺兒”的讀音和含義，并說明此稱呼常出現在川渝地區的方言里，表達長輩（不僅僅是父母）對子女或寵物的疼愛之情（Theelders,notonlyparents,expresstheaffectionforchildren,pets,etc.）這樣目的語觀眾就能在觀影過程中對此方言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并能充分理解社區工作人員要求沈一金和豬“幺兒”做親子鑒定的荒唐。
2.音譯再現民族風韻民族特色常依附于民族語言得以呈現。以民族為背景的本土劇中常出現民族語言。譯文的優劣直接決定能否再現這些語言中的民族風韻。民族語言有獨特的發音和內涵，一般情況下，音譯可再現讀音特色，夾注可再現語言內涵。但在故事性的劇目中無需進行夾注。例如，“甘嫫阿妞”是我國明朝時期的一位歷史人物，生活在四川峨邊彝區甘家火史山山寨。她是一位絕色的彝族女性，在遭遇強權時寧死不屈。人們通過整理和挖掘以“甘嫫阿妞”為原型的民間故事和民間歌謠，創作了相應的民族音樂劇。在翻譯“甘嫫阿妞”時，需要考慮傳播過程中的媒介。在以音樂劇、影視劇為媒介的傳播過程中，除對“甘嫫阿妞”進行音譯外，無需再對其內涵進行夾注說明。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甘嫫阿妞對暴政和壓迫的反抗意識顯現出來。她剛烈不屈，用生命捍衛了貞潔與尊嚴，對彝族人民影響較大。若在一開始就夾注說明，進行詳細解釋，難免會給觀眾以劇透之感，從而影響目的語觀眾的觀劇體驗。
3.字幕注釋傳達宗教意蘊我國宗教文化博大精深，宗教文化英譯復雜且難度較大。樂山本土劇的創作受本地宗教文化影響較多，常含有宗教元素。在佛教圣地等旅游景點的紀錄片中，對宗教文化的談論往往比較深入，翻譯難度較大。在故事性劇目中，對宗教文化的翻譯可采取意譯加注釋的方法，在傳達宗教意蘊的同時，保證故事情節的流暢性。例如，1981年北京電影制片廠在樂山拍攝的《神秘的大佛》。因年代久遠，該劇暫沒有官方的字幕翻譯。該劇以大佛為主線，在電影中出現了宗教文化中的佛教用語，尤其是人物司徒俊在了解峨眉山報國寺的圣積寺（圣積寺，古代名為慈福院），以及海能法師介紹樂山大佛時，使用的佛教語言最多。如“400多年前，紫銅鑄造的圣積寺銅塔，塔高兩丈一，共12層。塔的四周鑄刻著4700余尊佛像和華嚴經的全文”這句話中，翻譯的難點應該是“圣積寺”和“華嚴經”兩個佛教文化負載詞。在翻譯“圣積寺”時，結合它正好出現在司徒俊一邊登山一邊參觀峨眉山的途中這一情節，可在字幕中加注，簡要說明圣積寺在峨眉山的具體位置——位于峨眉城南2.5公里處，為入山第一大寺（ShengjiTemple,theancientTzuFucourtyard.Located2.5kmtothesouthofMount.Emei,itisthelargesttempleinthemountain）。再加上原文中對圣積寺的介紹，觀影者對圣積寺就會有比較詳盡的了解。樂山本土劇融入了生動的方言、多彩的地方風俗習慣和民族特色，以及濃郁的宗教文化。在外宣翻譯的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其傳播的各種元素，譯者在充分了解原文本的基礎上，考慮傳播信息的特點、傳播媒介、傳播受眾特點等，可采用音譯、字幕注釋及“音譯+字幕”注釋的方式，以達到觀眾的預期觀劇效果。
作者:析西 單位:樂山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
傳播學課堂研究3
呼喚中國新聞傳播學的高等研究路徑
1.新聞傳播研究的闡釋危機。2016年，世界范圍內“黑天鵝”事件頻發，牛津詞典將“后真相”（post-truth）作為年度詞匯，認為新的媒體和信息環境改變了人們的認知和決策過程。西方知識界聚焦“假新聞”追蹤與新聞事實核查，希望借此重塑信息傳播秩序。然而，六年過去了，情況似乎變得更加糟糕，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西方新聞業表現出的信息失真、秩序混亂、立場先行，似乎更加暴露了其新聞傳播理論困境的根本性、徹底性矛盾。究其原因，西方基于職業準則和報道技術的“西方新聞傳播觀”缺少對新聞真實和社會真實間復雜關系的理解，缺少對新聞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社會結構和技術變革影響的認識，缺少對新聞話語背后的權力關系的洞察——“西方新聞傳播觀”及其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落后既對世界性問題缺乏解釋力，同時地基不牢的新聞實踐又進一步加劇了世界性問題的產生。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及其應用研究，實際上具備很大的想象空間，也具備很強的現實意義。建設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要旨，不僅在于中國知識界試圖擺脫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之間內在緊張的蓬勃動力，更是希冀中國的知識體系創新可以直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世界性難題，并作出有力的理論解釋和回應。2022年3月26日，清華大學召開新時代中國傳播學研討會，30余位學界業界專家圍繞新時代中國傳播學的研究視角、范式轉型和主體構建等問題深入交流，提出了學科發展的“守正創新、融通中外、根植實踐、引領時代”的“新十六字方針”——這正是建構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應有之義。
2.作為“支點”的新聞傳播研究。受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為典范的新聞職業教育和研究傳統影響，西方主流新聞傳播學界的研究也主要圍繞新聞生產和傳播效果兩個方式展開，試圖建立新聞傳播與人類社會行為之間的關系。然而，社會現象之間存在的因素是復雜而彼此勾連的，如果只看到“黑天鵝”事件中的虛假信息，而看不到虛假信息背后長期以來文化精英所把持的真相闡釋權的解構，看不到虛假信息背后是社會撕裂和政治經濟兩極化的結構性矛盾，“假新聞”研究自然是一場浩浩蕩蕩的“治標不治本”的學術運動，同時也再次回到了媒介中心主義的窠臼。與此同時，雖然媒介中心主義的學術立場不可取，但是不可否認，媒介確實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中心。我們不妨將新聞傳播與媒介看作“支點”，撬動了人類認知活動和社會行為的各個方面。比如，內容維度的新聞敘事及其敘事癥候（narrativesymptom）反映了歷史與現實、全球與地方、觀念與制度的諸多剖面，是打開文化價值觀、國際輿論戰、意識形態分歧等熱點問題的鑰匙；而形式維度的傳播媒介及其媒介邏輯則越來越作為一種社會元過程，形塑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方面，是理解當代世界不可或缺的視角。
3.呼喚中國新聞傳播學的高等研究路徑。隨著媒介邏輯深度卷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并且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元過程，新聞傳播作為理解世界性問題的一個重要視角和獨特縮影，也使得新聞傳播理論的研究創新又具有了跨學科意義上的普遍性。因此，引入高等研究的理念和思路，倡導“以媒介為支點的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或許是一條可以嘗試的道路。高等研究，正是要擺脫建立在西方知識霸權上的這套研究機制背后的知識與權力關系，試圖通過在不同地區經驗知識、不同學科理論資源、不同文化觀念意識之間來回穿梭，形成真正具有創新性的想法、觀點、體系。如果說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客觀現實，那么新聞傳播學的高等研究路徑作為一個獨特視角，則關注由新聞傳播構建起的媒介現實中的種種現象，以及由此媒介現實與客觀現實、主觀現實互動而成的經驗關系。新聞傳播學的高等研究，首先要以歷史眼光看待理論，了解多個理論傳統。比如現在流行于世的新聞理論往往圍繞“新聞自由”“新聞客觀性”“新聞專業主義”等概念展開，并將這些理念奉為圭臬，置于新聞業的神壇之上不可辯駁。然而，如果回到西方新聞業誕生的近代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早期以及20世紀初大眾報業的轉型，就不難發現“新聞自由”的核心是保衛資產階級貿易自由（甚至包括奴隸貿易的自由），“新聞客觀性”和“新聞專業主義”則是一面在為新聞業提供整套“科學報道”的操作化倫理標準的同時，另一面也逐漸失去了新聞業本來具有的社會批判力。這樣一種根植于西方歷史進程中的新聞傳播理論，顯然無法解釋中國新聞業與中國社會的關系，但是這種“去歷史化”的理論成為一種先驗正確的彼岸，一直環繞在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界。國外的高等研究中心一般宗旨都是立足現有學科，而又針對具體問題進行跨學科、跨地區研究。因此，中國新聞傳播學高等研究的展開，不僅要回到歷史中去，同時也要汲取其他學科的理論養分，進行跨國家、跨民族、跨地區的比較研究。尤其在西方新聞理論已在諸多方面失去了對現實問題解釋力的當今世界，中國新聞傳播學高等研究的目標不僅僅能夠幫助中國新聞傳播學界和業界擺脫西方知識建制的霸權，而且能夠有機會在追求學術創新自主性的同時，用中國經驗、中國方案、中國文明回答世界問題，為人類文明作出具有歷史使命感和時代緊迫感的重要貢獻。
作者:虞鑫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