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思想對中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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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道、佛作為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三大主干思想體系，相輔相成地從不同角度為中醫學輸注養分。文章以儒、道、佛三家思想為切入點，揭示中醫疾病預防調護、診治、醫德修養等內容的豐富文化內涵，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與中醫醫道聯系的認識。

關鍵詞儒道佛；中醫；養生；醫德；中醫藥文化

縱觀世界科學文化，中醫藥學歷經風霜雨雪卻仍保持其特有的生命力，究其原因，有一點毋庸置疑，即其深深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不斷從中汲取養分，這是其相較于其他國家民族曇花一現的傳統醫學，可以保持常青不老的秘訣。而儒、道、佛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三大主干理論體系，其對中醫藥學的影響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和思考。本文將具體從儒、道、佛三家思想對中醫在疾病的預防調護、診治以及醫德培養三方面加以闡述，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與中醫醫道聯系的認識。

１疾病預防與調護

１．１儒家經典中的預防、養生十三經是在南宋時期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經典，其中有很多關于預防、養生的論述。首先是要順應自然。《周易》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強調人應與自然相和諧。啟示我們要想增強身體素質，養生防病，必須順應自然與四時陰陽的變化規律。其次是要調暢情志?！抖Y記·大學》載“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心廣體胖意為人的心胸寬廣，體貌則舒然安詳。圣人孔子就是一個遇事長樂，達觀之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故孔子雖一生歷經坎坷，但仍享高壽。再者是要生活有節?？鬃釉岢鼍又叭洹钡囊?，“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外，據《周禮·天官冢宰》中記載，當時專設“食醫”，掌管宮廷飲食滋味溫涼、分量調配和衛生保健。說明當時已開始注重健康的制度保障［１］。

１．２道家身心同調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壘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崩献舆@一至理名言，指出了量變引起質變的哲理。啟示人們必須謀事于細微，防患于未然，這與《內經》中提出的治未病思想極為契合。道家基于其形神相合的觀點，注重形神兼養。關于養心神，《道德經》第十六章：“至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痹诘兰宜枷胫?，要想全面認識道，認識宇宙萬物運動的總規律，需要使自己進入一種虛靜狀態，這一狀態強調要避免外物的干擾誘惑，避免產生過多欲望?！肚屐o經》曰：“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能遣之者，自然三毒消滅?！睆娬{只有“遣欲澄心”才能減少因欲望過度導致的疾病發生的幾率。因而，“虛靜”是維護人身心健康的先決條件［２?３］。關于養身，道家特有行氣導引之術?！皩б币辉~最早見于《莊子·刻意篇》：“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比缧芘蕵洌慀B飛空。導引之術模仿鳥獸活動的形態，編制出一套套導引程式。在治未病領域，導引治療疲勞綜合征中由于勞累引起的人體肌腱韌帶等筋類疾病尤為有效。人們通過導引之術可放松形體，自覺控制機體的姿勢和動作，剛柔并濟，松弛有度，使氣血運行通暢。并且導引常與行氣并稱。行氣是吐納、服氣、調息等的總稱，以鍛煉呼吸為主。導引行氣是以道家氣一元論的生命本原理論為基礎的，在導引的過程中伴隨呼吸頻率的調整，將行氣與肢體運動結合，從而能夠更好地調和氣血，平衡陰陽［４］。

１．３佛家禪修戒、定、慧構成釋家理論的整體。其中定的核心為摒除一切欲望和煩惱，摒棄一切雜念，以達專心致志，觀照明靜的狀態。《摩訶觀止》中介紹的修習止觀的方法，其一是具五緣，即首先要重視佛法，有充足的衣食，擇清靜處而棲，停下外在的一切事務，并找一個有經驗的指引者；其二訶五欲，意指認清色、聲、香、味、觸五欲對修道的障礙，克制欲望以增加定力。其三棄五蓋，即拋下心念中的貪、嗔、疑、悔、睡這五種遮弊智慧的障礙。由此外無擾，內無礙。內外諸障既去，最后調和飲食、睡眠、身體、呼吸以及心境五事，這與中醫養生中“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的養生基本原則交相呼應［５］。佛家修習養性，調節心緒的手段是禪修，可用作精神心理治療。明代袁了凡《靜坐要訣》認為“修禪之法，行住坐臥，總當調心”，并提出調心三法：一為系緣收心，二為借事煉心，三為隨處養心。禪修最常見的方法是靜坐，特征為“靜心”，這與中醫學對情志的調養相同，認為靜坐斂心，調身內觀，可明心見性，久之可身心輕松。參考心身醫學的觀點，禪定可穩定心理狀態，使身體機能也趨于穩定，改善不良心理狀態，達到預防疾病的目的。現代醫學研究表明，類比禪修狀態的“沉思”受試者，在沉思期間，氧氣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呼吸頻率等一些生理指標均有顯著下降，這與交感神經系統活動水平的下降有關［６］。

２疾病診治

２．１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而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中庸有中和，用中，執中之意。矛盾的兩端同等重要，事物在對立與統一的相互作用、動態平衡中得以發展。中庸既體現了萬物并存而能互根互用，互生互制，達到動態平衡的一般規律；又可作為對立雙方矛盾平衡協調的標準尺度，指導取舍［７］。儒家常以“中庸”作為指導人們社會交往的行為準則?！岸Y之用，和為貴”意為為人處世應當以和為貴，“過猶不及”“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都主張人們的言行應以“中”為標準，反對“太過”和“不及”，這種哲學思想廣泛體現于中醫學的生理、病理、治療等方面。中醫陰陽學說最基本的規律是對立制約和互根互用，基本形式是消長和轉化。陰陽之間既對立消長，又依存轉化，再加上五行之間的生克制化，這一復雜的生理過程，體現了機體的動態平衡，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的健康狀態。而一旦失去平衡，則為“陰陽失調”，這是對機體病理狀態的精煉概括，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為疾”。而治療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達到中和狀態，《素問·至真要大論》言：“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治療的過程就是“調整陰陽”的過程。具體而言，有“補其不足，泄其有余”“寒者熱之，熱者寒之”“痼者解之，積者散之”等治法［７］。在遣方用藥的過程中，首先要考慮中藥本身寒、熱、溫、涼四氣和酸、苦、甘、辛、咸五味的特性。清代呂震明在《傷寒導源·脈分陰陽死生論》言：“其有陰陽氣雖偏勝，而尚未至于偏極者，陽藥方中必少加陰藥以存津，陰藥方中必少加陽藥以化氣，雖有時寒熱互投、補瀉兼進，似乎處方之甚雜，其實原乎陰陽互根之理，劑其偏勝以協于中?！逼浯卧谒幬锏呐湮閷嵺`中，最普遍的原則就是君臣佐使，其中也充分體現著儒家的中庸思想。如何瑭在《醫學管見》中說：“然或熱藥之過甚而有害也，須少用寒涼藥以監制，使熱不至為害，此則所謂佐也。”即佐制藥用以防止君太過，使助君藥之力。如《傷寒論》中麻黃湯佐以杏仁利肺平喘，與麻黃相伍一宣一降?！靶迸c“降”這對矛盾在此方的配伍中達到了動態平衡，體現了“執兩用中”［８］。由此可見，儒家的“中庸”思想貫穿滲透于中醫體系構建、人體生理病理以及治則治法和組方用藥的方方面面。

２．２道家的形神一體觀廣義的形指一切物質實體，神指一切生命運動變化的規律，狹義的形指人的形體，神指人的意識精神活動。老子“載營魄而抱一”的觀點充分體現了精神與身體合一的思想?！肚f子·知北游篇》曰：“夫昭昭生于冥冥，有倫生于無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萬物以形相生?！庇行紊跓o形，精神生于道，萬物以各種形態相生。莊子眼中，形神相合是人體結構和生命本質合一的最好狀態。葛洪《抱樸子內篇·至理》：“有，因無而生焉；形，需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道家的形神一體觀在《內經》中被表述為“形與神俱”?；谛紊褚惑w的思想，道家主張“安心以養身”以達“形神相守”的目標。養形與養神相互兼顧的同時，又以養神為先，所謂“失神者死，得神者生”。望神是中醫望診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得神、失神、少神、假神等狀態亦可判斷疾病的預后。從病機來看，情志失?？?a href="http://www.juzijia.cn/article/829313.html" target="_blank">影響到氣機、臟腑和精血。如“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悲傷肺”“恐傷腎”，就精煉概括了情志對五臟的影響。同時，由于人的身體狀態也決定著人的精神狀態，“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暝，老者之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臟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暝”，故臟腑病也可影響情志，如心膽虛怯可致驚惕不安，心脾兩虛可致悲傷欲哭。因而臨床在對疾病的診療過程中，形神是一體的［９］。

２．３佛家的“四大學說”《佛說五王經》說：“人由四大和合而成其身，何謂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彼拇蠹吹亍⑺⒒?、風。四大又稱“四界”“四大種”，釋家認為這四種物質是構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一切物質都由四大所生?！斗疳t經》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從四病，起四百四病。這也說明“四大”不僅是四種構成人體的基本要素，也是四種致病因素。隨著佛教思想在我國的廣泛傳播，中醫思想或多或少也受其影響，最早援佛入醫的醫家陶弘景，其在增補《肘后方》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蓖鯛c在《外臺秘要》中說：“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風，陰陽氣候，以成人身八尺之體。骨肉肌膚，塊然而處是地大也；血淚膏涕津潤之處，是水大也；生氣溫暖是火大也；舉動行來，屈伸俯仰，喘息視瞑，是風大也?！庇纱丝梢姡拇髮W說確實對中醫理論有過影響。兩種學說都含有樸素的唯物辯證法思想，包含有哲學概念。它們都是將幾種具體物質看做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四大所指的是地（土）水火風，五行說所指的是金木水火土。并且都被運用到了醫學領域，貫穿于疾病診治的全過程。但是四大學說與中醫五行相比有著巨大的局限性，比如四大只看到了四種屬性自身的特點，而忽視了它們之間復雜的聯系，缺乏系統性等，縱然如此，也不能忽視佛家四大思想在中醫理論發展過程中留下過的痕跡［１０］。

３中醫醫德

３．１醫乃仁術“仁術”一詞最早出現在《孟子·梁惠王上》篇，一頭牛被作為祭祀品即將被殺掉，梁惠王因不忍心看到牛害怕得發抖的樣子而代以一只羊。孟子評價其見牛未見羊而以羊代牛的行為“是乃仁術也”?！搬S以外無仁術”，醫學因其治病救人的功用常被稱為仁術。楊泉在《物理論》中有言“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搬t乃仁術”首先體現在醫者要有仁愛之心，強調了道德修養的重要性。“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仁體現于德，指與人友善，憐憫關懷。歷代名醫都以“仁”為行醫的前提和出發點。清代吳鞠通在《醫醫病書》中說：“天下萬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統于德，無才固不足以成德，無德以統才，則才為跋扈之才，實則以敗，斷無以成?！贝送猓收邜廴耍粌H包括愛自己的親人，也包括愛社會上的人。因而從醫不僅僅是治病救人，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使其還兼有濟世功能，歷代儒醫往往還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范仲淹有名句“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診候》曰：“古之善為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薄鹅`樞·師傳》中寫到，醫術“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后世，無有終時”，醫病醫人醫國，治民治身傳世，三位一體，環環相扣，密不可分。著名醫家張仲景、李時珍都有在治病之余著書立說，福澤后人，通過治病救人將仁愛之心廣播眾人，使得人倫有序，社會和諧［１１］。綜上，儒家思想對中醫從業者的影響既要求醫者懷有仁愛之心，也賦予了儒醫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３．２道家貴身《道德經》第四十四章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強調愛身?！兜赖陆洝返谑略唬骸皩櫲枞趔@，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崩献诱J為生命遠比一切外在的名利寵辱重要，只有重視天下像重視身體一樣的人，才值得予以托付天下。道教思想認同“身死道消”的觀點，認為死亡會使自身的道消散，是痛苦的，只有活著才能夠獲得幸福［１２］?！端貑枴毭握摗吩弧疤鞆偷剌d，萬物悉備，莫貴于人”?！肚Ы鹨健ご筢t精誠》：“人命至重，貴于千金。”也正是有感于人命貴于千金，孫思邈將自己的醫學著作命名為《千金方》［１３］。醫生作為性命所托的職業，重視生命是對醫生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在醫生的角度上，醫生首先要貴己身，通過鍛煉以養形，寵辱不驚以養心，然后要敬畏他人生命，以此為動力，努力提高治療水平，延長壽命。

３．３佛家慈悲慈悲是大乘佛教的根本，“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眾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佛教所說的慈悲可概括為“拔苦與樂”，就是將眾生從苦難中救拔出來，給眾生以快樂。將眾生的痛苦視同自己的痛苦，以幫助眾生得到快樂，解除痛苦為己任。佛教“慈悲”思想的兩大特點一是平等，二是拔苦予樂。由此可見醫家的慈悲思想，也主要表現在利他和平等兩方面。元代醫家曾世榮在《活幼心書·為醫先去貪嗔》中教導醫者“凡有請召，不以晝夜、寒暑、遠近、親疏、富貴貧賤，聞命即赴”，體現了舍己為人的奉獻精神。在強調奉獻精神以外，佛家的慈悲思想還強調平等博愛，佛教認為人與人之間沒有高下等級之分，一律平等，主張發慈悲之心，為人類謀求利益，救人類脫離生死苦海。醫者劉勉曾說過：“富者，吾不利其所有，貧者，吾不倦其所求。”對于怨家，一般人難以寬容，但佛教主張“菩薩布施，等念怨親，不念舊惡，不憎惡人”，并且受佛教慈悲思想影響的醫者對于貧病者尤加以關注愛護。如清代黃凱均曾說“予習醫幼年，所治大半系貧苦之人，藥物維艱，安望其報？是必細心切問，和言安慰。若寸厭惡，致起輕忽，傷德非細”。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中教導醫者“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這一段論述完美體現了佛家慈悲思想利他和平等兩個層次。

４小結

儒、道、佛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在中醫理論中隨處可見，在臨床實踐中，無論是對醫者自身修養與技藝的提升，還是對患者進行溝通和診療過程的啟示，都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它們同為中國流傳千年的精神寶庫，在浩如煙海的經典中相互進行對照研究，可相互補充相互啟發，在新時代的機遇下，共同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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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翟向陽，魏玉龍．禪修的心理學分析與中醫養生［Ｊ］．中醫學報，２０１２，２７（８）：９６１?９６３．

作者:張裕 趙瑞珍 單位:北京中醫藥大學 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