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工業化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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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傳統工業化戰略的城市化傾向與農村經濟的弱化；走出“二元經濟”困境的道路：工業化重心下移；縣域非農產業的發展模式與產業空間重組；相關政策建議，對縣城工業化工作探討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二戰”結束后，世界上一大批先后取得民族獨立的國家都走上了工業化道路、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小國的工業化具有不同的發展規律，因此，各國應當推行不同的工業化戰中國所面臨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歷史任務是：在保持大中城市工業常規發展的同時，大力促進“三農”迅速走出傳統狀態，提高其現代化水平，加速城鄉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化、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所有者將自己的資本投向哪里，是一個市場機制導向下的自主決策的過程、市場機制引導資源流入縣域的理論依據是大中城市作為發展極的擴散效應，具體材料請詳見：

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大思路：工業化重心下移到縣域

一、傳統工業化戰略的城市化傾向與農村經濟的弱化

“二戰”結束后，世界上一大批先后取得民族獨立的國家都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它們在選擇工業化戰略的問題上深受當時經濟學界唯工業化、唯資本論和唯計劃論的影響，有很多國家選擇的是“政府主導型的大中城市重心化”戰略。這種類型的工業化道路奉行的是：大部分資源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政府將其有計劃地集中配置于大中城市，建立城市工業體系。這樣一來，廣大農村地域被忽略了。農業不僅得不到外部支持，而且變成了單純地為城市工業提供資本和勞動力的工具性部門。長期執行這一工業化戰略的結果是：較快地建立起了城市工業體系，大中城市獲得了初步的繁榮和發展，而廣大農村地區則發展遲緩甚至衰退，從而使城鄉二元結構得以形成并凝固化。廣大農村地區的落后表現在多個方面：農村經濟幾乎變成了單純的傳統農業，非農產業較少；大量的農民滯留在土地上，按照傳統方式從事簡單的農業生產經營，收入微薄，生活貧困；農村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遲遲得不到改善。廣大農村地區的發展滯后嚴重地阻礙了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并形成了嚴重的“三農”問題。推行政府主導型的大中城市重心化這種工業化戰略的國家，除日本和韓國等少數國家外，大多數國家至今仍然沒有擺脫城鄉二元結構的困境，其中，印度、巴西、墨西哥和中國較為典型。“二戰”后，印度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城市工業體系。雖然該國的能源、化工和機械工業具有較為堅實的基礎，電子工業和計算機軟件生產居世界一流，鐵路總長度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但是，目前，印度的貧困人口卻占全國人口的，且絕大多數在農村。巴西的城市工業相當發達，擁有鋼鐵、汽車、造船、微電子、生物工程、航天技術等現代大工業。巴西的加工制造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在出口產品中，制成品的比重在上個世紀年代就達到％以上。巴西雖然可以出口汽車、飛機和大量軍火，但是，巴西的貧困人口目前仍占全國總人口的％。也就是說，在巴西億人口中，有萬人得不到溫飽，這萬窮人也基本上在農村。墨西哥在上個世紀初就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于年代起推行“進口替代”戰略，并迅速建立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年，墨西哥的人均為美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然而，墨西哥走的也是城市重心化的工業化戰略，即政府將大量的資源集中投入于少數幾座大城市，例如，墨西哥城就集中了全國以上的人口，成為全國工業和政治中心。在發展城市經濟的同時，墨西哥全國不少地區的農村卻逐漸衰落。在最貧窮的恰帕斯州，全州萬人口中，文盲占％，有％的歲兒童中途退學；農村的住房條件、衛生、供電、教育設施極其落后。在上個世紀年代，難以生存的恰帕斯農民揭竿而起，組織起武裝暴動，建立了一支反政府武裝——民族解放軍。這支軍隊至今仍在與政府對峙，并深得全國農民的支持(盧榮善，)。

在中國，新中國建立后，政府推行的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的大中城市重心化的工業化戰略。如果把中國的國民經濟分為大中城市經濟×××域經濟兩大塊，在計劃經濟年代，政府控制著絕大部分社會和經濟資源，并且主要投資于大中城市，發展工業，而對縣域工業，政府投資甚少。實行改革開放后，從總體上說，這種投資格局并沒有根本改變，從而形成了如今大中城市經濟與縣域經濟頭重腳輕、嚴重失衡的局面。據有關資料，年，全國共有縣級行政區劃個(港、澳、臺除外)，其中，×××個，縣級市個，縣個，自治縣個，旗個，特區和林區個。年，全國縣域為萬億元，占全國的％；全國縣域的國土面積約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面積的％；全國縣域內人口為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年，全國縣域人均為元，在平均值以下的縣占％。從這組數據可見，全國縣域經濟總量太小，空間集約度過低，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十分低下。這組數據實際上掩蓋了許多現實中的矛盾和問題。如果做進一步的考察，可以發現，廣大中西部地區的縣域經濟與大中城市經濟的差距更大。中國縣域經濟的落后所造成的是城鄉經濟的嚴重失衡和工農業的嚴重失衡，宏觀經濟運行深受國內需求的約束和嚴重的“三農”問題的影響。其中，“三農”問題又主要表現為傳統農業的落后，億億農業剩余勞動力滯留在土地上，農民的人均收入不到市民的(按照世界銀行的人均每日消費美元標準，中國農村的實際貧困人口應高達億人以上)，農民受教育條件落后，農村公共衛生系統奇缺，農民享受不到社會保障，等等。

二、走出“二元經濟”困境的道路：工業化重心下移

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小國的工業化具有不同的發展規律，因此，各國應當推行不同的工業化戰略。一個國土面積狹小的國家或地區，在工業化之初，只要集中有限的資源，重點發展若干個城市，通過城市的輻射作用或擴散效應，就能帶動經濟全局。大國則不然。發展中的大國地域遼闊，幅員廣大，歷史形成的城市化水平低，城市

密度小，地域分布不均勻，單個城市輻射半徑過長，輻射效應遞減。因此，發展中大國在工業化啟動后，依靠政府的力量動員資源，集中發展大中城市，這樣做有可能丟掉外圍廣大的農村地區，形成大面積的盲區，使大中城市的輻射作用達不到的廣大盲區的經濟、社會長期保持傳統狀態。更有甚者，在城市發展極回波效應作用下，外圍農村的經濟、社會還可能進一步衰落。對印度、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大國的教訓，中國應當記取。這些國家的“三農”至今還沒有走出困境的跡象，它們的城鄉二元結構似乎被固化。

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大國如果繼續沿襲大中城市重心化的工業化戰略，長期將資源和產業高度集中于大中城市，城鄉二元結構的剛性可能難以打破。筆者認為，解決中國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失衡或“三農”問題，必須從調整工業化戰略入手，使資源的空間配置、產業的空間布局、經濟和社會的結構發生一場傷筋動骨的改變。為此，筆者提出一個大膽的觀點：“工業化重心下移論”。這一命題的基本含義是：中國在保持大中城市常規發展的同時，盡可能地將資源和有關產業下移到縣域，通過加速縣域經濟的發展來促進“三農”的發展。可想而知，如果推行這一新戰略，其結果可能是：大中城市的增長速度放慢，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加快，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和小城鎮建設加速，農業剩余勞動力主要在縣域消化，城鄉差距逐步趨于縮小。

工業化重心下移到縣域，還包括如下的含義和內容：第一，資源和有關產業從大中城市下移到縣域，不是反工業化和反城市化，而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途徑和方式的改變。第二，資源和有關產業從大中城市下移到縣域必須從“增量”起步，存量的調整則是一個政府影響下的、漸進式的市場化調整過程。第三，下移到縣域的資源主要投入以下方面：一是農村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建設，加快改善廣大農村地區的生產經營條件和生活條件，引導民間資本的投資，吸引、挽留各類人才。二是加快傳統農業改造。中國傳統農業的改造包括農業中使用的物質要素的改進(增加現代要素的使用量并提高其使用效率)、農民生產經營能力的提高和農業制度的創新。三是圍繞“三農”問題大力發展縣域非農產業，延長農業產業鏈，為農業生產經營和農村居民提供良好的社會化服務，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以實現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承接和吸納。第四，考慮到資源和有關產業的空間集聚效應，非農產業必須集中于小城鎮。

三、縣域非農產業的發展模式與產業空間重組

中國所面臨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歷史任務是：在保持大中城市工業常規發展的同時，大力促進“三農”迅速走出傳統狀態，提高其現代化水平，加速城鄉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化。中國的縣域經濟問題雖然不限于“三農”問題，但“三農”問題在縣域。可以說，在現階段，中國的縣域經濟問題基本上或主要是“三農”問題。因此，筆者提出一個縣域非農產業設置的基本原則：主要圍繞“三農”來安排非農產業。縣域非農產業的設置，具體地講，還要考慮產業的市場定位、資源的強制定位、交易費用的節省和高效服務的供給等原則。

從以上原則出發，縣域非農產業主要包括以下一些類別：第一類，當地農、牧、林、漁等第一產業的派生產業，即第一產業鏈條的延長部分，例如，農產品加工、檢疫、包裝、貯藏、運銷等。第二類，農業現代生產要素的供給產業。這主要包括種子、化肥、農藥、農膜、農機等的生產，土地的開發、整治和地產經營，農業各類人才和現代勞動力的教育、培訓，農業科技的研究、開發、推廣，農業生產經營的支持系統，例如金融、保險、信息、法律等服務業。第三類，以市場定位的為縣域城鄉居民生活服務的商業和各種服務業。第四類，以資源強制定位的采掘業、建材業、能源工業等。第五類，以運輸成本定位的有關產業。例如，初級產品經加工后大幅度減重的產業就應設置在縣域，木材加工就屬于這一類。以上五類產業構成了縣域非農產業的主體部分。

就一個地域遼闊的大國來講，大中城市的產業與農村非農產業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構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商業和居民生活服務業，因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有。但是，大國的大中城市產業與農村非農產業應當更多地表現出異構性。它們的基本差異應該是，與“三農”直接有關的非農產業盡可能地設置于農村。這樣安排的好處是：第一，更準確、更快捷、更有效地為農服務。第二，節省農戶的運輸成本和各項交易費用。第三，節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成本，增強其對環境的適應性。一個非農產業設置于大中城市或農村，雖然都能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但對實現轉移的當事人來講，其轉移成本大相徑庭。農業剩余勞動力到當地非農產業就業與到遙遠的大中城市相比，最主要的好處是省下巨額的購房支出，又避免了原有住房的閑置和浪費，轉業者還可以照顧家庭和監護子女；同時，由于環境熟悉，社會網絡資源可以沿用，從而大大地降低轉業者的心理成本，避免大量社會問題的產生。第四，將大量的有關產業從大中城市下移到農村，最根本的歷史性的意義是，促進傳統農業和傳統農村社會的改造，加速農業工業化、農村現代化，縮短城鄉差距。

據經驗觀察，中國大中城市的產業與縣域非農產業的分工布局不合理是肯定的，其表現為二者的相似系數過高。早在上個世紀年代，有人曾做過此類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農村工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和第三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城市相應部門產值結構的相似系數達；農村工業內部個行業的產值結構與全國工業個行業產值結構的相似系數也達到，其中，重工業個行業、輕工業個行業的相似系數分別為和．(蔡昉，)。十幾年前的數據雖然不完全可靠，但近十幾年來，從理論到實踐，都沒有人提出和致力于解決大中城市與縣域非農產業同構的問題，因此，可以認為，其基本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執行新型工業化戰略的過程中，可以將大中城市的一些與“三農”關系密切的產業下移到縣域，從宏觀上加強縣域經濟發展，這樣做，社會效益和國民經濟總體效益可能會更好。從加速縣域經濟發展和產業存量空間布局的剛性特征考慮，縣域內現存的一些與“三農”關聯性不強的非農產業，可以在原地不動，并保持常規性發展。

由此看來，大中城市與縣域非農產業分工與重組的余地在于：就增量來講，凡是與“農”關系密切的產業或可城可鄉的產業，一律設置于縣域；就存量部分來講，按照前述原則，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促進大中城市中的與“三農”關聯性強的產業逐步向縣域轉移。

四、相關政策建議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所有者將自己的資本投向哪里，是一個市場機制導向下的自主決策的過程。如何保證資本所有者將資本投向縣域？在這里市場機制的作用是基本的，但政府的政策導向也是非常重要的。

市場機制引導資源流入縣域的理論依據是大中城市作為發展極的擴散效應。具體來說，大中城市吸收資源達到一定的限度后，就會出現擁擠現象，表現出投資空間變小，地價、房價上漲，就業競爭加劇和勞動力、人才就業困難等。這些因素集中地表現為大中城市中新資本進入的門檻增高、生產經營的成本上升和利潤率下降。而那些與“三農”關系密切的項目投資于縣域，靠近農業和農民，可以更好地為“三農”服務，刺激農民更大的需求，節省各項交易成本。另外，同樣重要的是：在縣域農村小城鎮，地價、房價和勞動力價格低廉，可以大大降低投資者和生產經營者的成本。隨著小城鎮人居環境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各類人才也會自動流向小城鎮。

在推行上述新的工業化戰略的過程中，政府的政策導向是很重要的。這類政策包括：第一，國家制定新的產業政策。新的產業政策應明確反映強化縣域經濟的內容，指明哪些產業應設置于縣域。第二，政府掌握的公共資源大部分投入縣域，主要用于農村生態環境的治理、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公用事業的發展，加速改善縣域內的生產經營條件和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第三，對于那些重點產業和項目，以政府財政的先行初始投資引導民間投資。第四，以政府財政貼息政策促進金融行業對縣域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第五，政府以許可政策和批地政策，控制大中城市的平面擴張，限制一些與農業關聯性強的項目進入大中城市。第六，給進入縣域的中外資本和各類人才提供稅收、批地等方面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