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制度范文精選

廉政制度

1、全體工作人員必須認真學習中央關于廉政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自覺執行市委、市政府關于廉政建設的決定，做到清正廉潔。

2、以《黨章》、《準則》、《市紀委、市委組織部關于副科級以上干部十不準規定》、《省物價局關于物價干部管價、定價、查價十不準規定》規范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嚴格要求自己，正確行使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

3、嚴禁以權謀私，做到“五不準”。即：不準利用定價、檢查等職權為小團體和個人謀取私利；不準以工作之便以低價或象征性付款購買商品物資；在公務活動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接受單位和個人贈送的禮物和好處費；在商品價格調整或收費標準調整過程中，不得泄露機密或趁機搶購商品；不準定人情價，發人情證，辦人情案。

4、認真接受監督，自覺地同不廉潔的行為和腐敗現象作堅決斗爭。

為了加強我局的廉政建設，確保各項廉政規定落到實處，更好地樹立國稅稽查隊伍的新形象，特制訂本制度。

一、堅持廉政教育，做到警鐘常鳴，講究稅務職業道德，倡導為稅清廉。

二、嚴格遵守國家稅務總局提出的“五要”、“十不準”和“十五條”有關稅務人員廉潔自律的規定。

三、秉公執法，嚴格按國家稅法規定查處稅收違法違章案件，對查出的偷、漏稅款要及時全額收繳入庫。

四、實施稽查要求按確定的稽查對象、程序進行，個人不得隨意到納稅戶檢查。

五、不得為被查納稅人的稅收違法事項說情或隱匿不報，不得擅自處理違章、違法事項。

貪污腐敗這一社會毒瘤是隨著社會分工而出現的，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氏族制度瓦解，出現貧富分化，公共權力也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由于人類自私利己的本性，加之權力易被濫用的特點，貪污腐敗現象也隨之產生，這個階段在我國大約出現于“五帝”時代后期。隨后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由于實行高度集權的專制體制，加之民主制度的缺失，使腐敗現象更為盛行。過于泛濫的腐敗往往會引起民眾的不滿和抗爭，從而危害統治階級統治基礎，因此歷代統治者為緩和社會矛盾，均采取措施以遏制腐敗的蔓延，其中有些做法今天仍值得借鑒。

一、嚴刑峻法，懲罰貪官污吏

首先歷代統治者注重立法，運用法律來規范官員行為。早在堯舜禹時期，司法官皋陶就制定了昏、墨、賊的罪名，其中墨就是指貪婪敗壞官紀，夏朝對此加以確認，規定犯三罪者均處死刑。在西周時期規定了五過之疵，即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親，以懲罰審判官徇私舞弊。戰國時期李悝制定的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法典《法經》中《雜法》規定的六禁之一金禁就是懲罰受賄行為的規定。秦朝時期法家思想得以貫徹，法家較早意識到官吏腐敗對國家的嚴重危害，秦朝的法律就規定了任人不善、玩忽職守和貪贓枉法等罪名。西漢時期懲治貪污賄賂的法律體系更加完善，特別是制定了獨立的監察法規，在處理貪污腐敗案件時也基本上是以監察法規為主要依據。主要規定有：第一，官員不勝任者要被免職。第二詳細規定了失職瀆職行為。不僅丟失印信、文書，甚至消極怠工，不積極舉報違法的同僚與部屬都視為失職和瀆職。第三，防治官員以權謀私。漢代贓罪分為盜和贓兩大類，盜指官員們利用職務之便侵吞國家共有財產，贓指接受下屬、吏民的賄賂。第四禁止官員實行苛政。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由于長期戰亂頻仍，南北對峙，因此在整頓吏治、懲治貪污方面，顯得力度不夠。但對懲貪，仍從立法上作出了努力，如《魏律》在前代的基礎上，把《盜律》中的“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中的“假借不廉”以及“呵人受錢”、“使者驗賂”等相類似的條文集中在一塊，創辟《請賕律》。這是中國最早的懲治貪污的系統化法律，很有意義。南北朝多承魏、晉律。可以說，魏晉南北朝在懲貪的法律系統化方面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晉律》把官吏貪污受賄枉法斷事與不孝、謀殺等重罪并列，作為不能赦免的罪行之一，實際上開了唐宋及以后贓罪“遇赦不原”的先河。隋唐是中國古代封建立法發展成熟的時期，反貪立法也隨之步入發展和定型階段。當時反貪立法主要體現在《開皇律》及《唐律疏議》中。《唐律疏議》以國家大法的形式，把有關懲治貪污犯罪的規定作為法律固定下來，劃分了官吏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的界限，為懲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在具有法律總綱性質的《名例律》中，對贓罪的幾種情形及其區別作了原則性的規定，首次在法律條文中出現了六種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犯罪，總稱為“六贓”，即強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及坐贓。這幾種罪名在唐以前多已出現，但把它歸到一起稱“六贓”卻是第一次。此后各代多加以沿用。在宋律中，對于貪污罪都有各種嚴格而具體的規定。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后期，反貪立法多繼承唐、宋，但要系統一些，雖仍沿襲唐、宋時期“六贓”的提法，但增加了一些罪名，對監守自盜、枉法贓、不枉法贓、行賄、挪用官物、敲詐勒索以及介紹賄賂等罪，都作了明確的量刑規定。

其次，是采用嚴刑酷法懲治貪官污吏。夏朝就規定貪婪敗壞官紀的“墨”罪要處以死刑，春秋時魯國大夫叔向處罰貪官羊舌鮒時，援用的就是夏刑，被論“墨”罪，殺，棄尸于市。秦朝強調輕罪重法，以刑去刑，對行賄一錢即處黥城旦，規定貪污與“盜”同罪。到了漢代，漢律規定“吏坐受賕枉法，皆棄市”，且子孫三世“皆禁錮不得為吏”。漢文帝甚至規定上級官吏吃下級官吏一頓飯，免！《晉律》首開贓罪“遇赦不原”的先河。唐代雖然用刑輕緩，但對貪賄犯罪處罰卻極為嚴厲。對受財枉法一類的處罰尤為重苛，規定正七品官受財枉法、違法之贓達月俸祿收入總數一半以上者處極刑。監臨主司受財枉法，受絹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受十五匹即處絞刑。雖有議請減贖和官當制度，但對官吏犯贓則取消一切特權。明確規定對犯十惡及受財枉法者，一律不準使用上請減免的規定1，將官吏貪贓枉法與犯十惡不赦的重大犯罪等同起來。到宋代，“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匿”。2明朝時期，由于朱元璋出身貧苦，所以反貪決心最大，力度也最強：贓至60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并在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明朝對貪官用刑之酷是歷史上罕見的，并創造了剝皮實草這一極為恐怖殘酷的刑罰手段。對此，趙翼評論說：“明祖懲元季縱弛，特用重典馭下，稍有觸犯，刀鋸隨之。”3清朝初年也是嚴懲貪官。康熙告諭大臣：“朕觀自古帝王，于不肖大臣，正法者頗多。今設有貪污之臣，朕得其實，亦必置之重典。”“凡別項人犯尚可寬恕，貪官之罪，斷不可寬。”4觀中國古代歷朝歷代，采用重刑懲治貪官污吏，確實起到了殺一儆百的作用，使封建王朝在一個時期內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

二建立嚴密的監察制度，防范官員腐敗。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在防范官員腐敗方面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它起始于秦漢，發展于魏晉，日臻成熟于唐宋，高度完備于明清，是隨同封建制度的產生而萌發，伴隨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建立而誕生，又隨著封建君主專制的不斷強化而發展、完備，并形成了兩大系統，一是御史監察系統，二是諫官言諫系統。御史又稱之為臺官、憲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職在糾察官邪，肅正朝綱，主要運用彈劾手段進行監察。諫官又稱言官或垣官，職在諷議左右，以匡人君，監察方式主要是諫諍封駁，審核詔令章奏。臺官對下糾察百官言行違失，諫官對上糾正皇帝決策失誤。二者構成了封建社會完整的監察體制，在防范官員腐敗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夏商周三代的國家事務中已有監察的因素或監察的活動。春秋戰國時的御史雖已兼有監察的使命。但這個時期尚未產生專職的監察機構，作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監察制度還沒有建立。中國封建的監察制度從秦朝開始正式確立，在中央設立御史大夫監察中央百官，在地方設監御史監察郡縣官吏。漢承秦制，在中央設御史府的同時，增設丞相司直和司隸校尉為中央監察官，在地方設立十三部剌史，監察地方二千石長吏，并頒布了專門的監察法規《監御史九條》和《刺史詔六條》，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強，進行賄賂”列為監察的重要內容，以后歷代相沿不絕。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御史臺脫離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廢司隸校尉，御史臺監察權擴大，自王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唐在御史臺下設臺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確，互相配合，地方則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監察區，形成比較嚴密的監察網。明改御史臺為都察院，又罷諫院，設六科給事中，成為六部的獨立監察機構，科道并立。地方設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時設督撫，形成地方三重臨察網絡。至清朝，將六科給事中劃歸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監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國古代監察系統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和嚴密。清朝還以皇帝的名義制定了我國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監察法典《欽定合規》。這時期，中國封建監察制度已發展到了歷史的頂峰。綜觀我國古代監察制度，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監察機構獨立，直接聽命于皇帝，自上而下垂直監察。中央監察主體機構與行政機關分離，組成獨立的監察機關。地方監察機構和監察機關一般也不隸屬于地方衙門。這種監察體制有利于監察機構獨立行使監察權，排除同級或上級行政長官的干擾。二是位卑權重，以小制大。古代的監察官員雖然官職不高，但職權很大，負責巡查地方的監察御史官職很低，一般為七品，但其屬中央機構官員，代表皇帝和朝廷外出視事。監察官員“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且可以“風聞奏事”，凡屬國家政事，無論大小均參與監察，在執行監察時可不受任何機構、官員的約束，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三是重視監察官的選任。歷代統治者都非常注重監察官的遴選，即要求監察官有剛正不阿的品質，又要求監察官有豐富的為官經驗和優異的治績，還要求監察官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并根據實績對監察官進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這樣就可促使監察官盡職盡責、積極上進，減少察與不察一個樣的虛監現象。雖然不論封建王朝的監察制度如何完善。如何嚴密周全，都無法解決封建王朝固有的內在矛盾，挽救不了封建剝削制度必然滅亡的命運。但從封建社會吏治實踐看，中國封建社會的監察組織和監察制度系統的確設計得十分精細嚴密，監察機構在糾舉不潔，懲惡揚善，澄清吏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確實查處了平時發生的不少貪污受賄案件。其中不少制度，對于今天的政治體制的改革、紀檢監察制度的建設，仍可供借鑒。

對官員進行巡視，以監察其勤政廉政情況，其實早在4000多年前的父系氏族社會就有了。黃帝時，設置了實施監督的官員，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對管轄的屬國行使監察權。夏商周時設有稱之為“方伯”的官吏，他“受命于王”，對稱臣納貢的異姓諸侯和分封的同姓諸侯進行監察。到了春秋戰國，各諸侯國為加強對地方官吏的掌控，巡視監察的內容不僅包括察舉查辦腐敗犯法行為，還將“不慈孝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納入巡察之列。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把廉政監察作為一項制度固定了下來，改以前的“方伯”巡視為中央派人巡視和郡級定人巡視，并稱之為監御史和監察史，從中央到地方組成了一個較為嚴密的獨立巡視系統。

漢代的監察巡視主要是沿襲秦朝，但把中央監察系統分為中央主管監察的御史府、主管行政兼理監察的丞相府和地方諸侯王國的監察室三級。西漢中期以后，巡視按級負責，巡視的官員職位變低，但權力越來越大，對貪贓枉法者可以舉奏彈劾，也可以直接拘捕。對能力突出、成績顯著的監察吏，皇帝不但提高其生活待遇，而且還不斷加官晉級以示獎勵。

兩晉南北朝時的晉武帝也十分重視廉政監察。公元268年，他特地詔令說：“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難苦。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并謹察之……”這些措施，對于整頓吏治，打擊貪污違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到了唐朝，由于中央集權制度的高度發展，廉政監察制度也有了明顯的加強，監察機關內部的分工更加明確，對所監察的對象實行了歸口管理，成立了中央最高監察機關“御史臺”，專司監察之職，直接受皇帝控制，任務是“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與其他重權機構平行。監察御史主要是“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宋代監察制度較之唐代有所變革，在突出廉政職能上還規定了監察官出巡制，要求諸路監司要定期巡按所轄州縣。

明朝的監察巡視制度逐步完善。朝廷派遣充任巡按者，代天子巡狩，權力更崇重。清初統治者接受了歷代封建政權的經驗教訓，深知以廉政為主要目的的監察對于維護封建政權的重要性，監察制度在明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清順治時，為“察吏安民、澄清吏治”，建立了巡按制度，設立了巡道機構，以為“天子耳目之官、朝廷之心腹”，并給予相當高的地位和權力。清朝又明確規定了“巡察史”，每年都派都察院官員到各地巡視、監察。這一制度，對康乾盛世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了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明確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對黨風廉政建設應負的責任，保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黨風廉政建設的決策和部署的貫徹落實，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貫徹執行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一系列指示。

第三條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要堅持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的支持和參與。要把黨風廉政建設作為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的重要內容，納入黨政領導班子、領導干部目標管理，與經濟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其他業務工作緊密結合，一起部署，一起落實，一起檢查，一起考核。

第四條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要堅持從嚴治黨、從嚴治政；立足教育，著眼防范；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誰主管，誰負責；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

第二章責任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