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兩委關系現狀及對策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農村兩委關系現狀及對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農村工作實踐證明，村支部委員會與村民委員會（簡稱‘兩委”陽關系雖小”，但直接影響到黨在農村戰斗力能否有力發揮、影響到基層民主政治建設能否有效開展。這是困擾當前農村、制約今后發展的一大難題，很值得深入研究。

一、案例透視；農村“兩委”關系現狀分析

去年以來，我們就‘兩委”關系問題在湖南長沙、岳陽、衡陽、懷化、永州等地抽樣調查了500個村，運用實地調查、訪談、問卷等方法，了解和積累了不少發人深思的事情。經過案例分析和統計歸類，我們把當前農村“兩委”關系分為以下五種類型。

案例一：協調型、河灣村是遠近聞名的富裕村，老支書趙志民是全縣的“王牌支書”。1998年該村村委會換屆選舉，養殖大戶王建江當選村主任。兩人干得很投機，上級領導也很滿意，人稱“黃金搭檔”。該村大事原則上先由“兩委”共同研究，拿出方案，再交村民會議討論通過，然后由村委會具體執行。村支部支持村委會的工作，村委會也定期向村支部匯報上作，“兩委”工作比較順利，各方面反映都個錯。

在這一案例中，村支部書記和村主任素質都較高，往往志趣相投，不少方面互補，又能依法辦事，這是“兩委”關系能良性發展的重要因素。

案例二：包欖型、1998年，東四村養殖專業戶李順以絕對優勢當選為村主任。他在競選中承諾要為群眾多辦實事，說公道話，扭轉村經濟混亂局面。但上任一年多，村里大事小事，一切由支部說了算。他對財務收支情況知之甚少，連開支幾百元為群眾訂科技雜志都無權拍板。村里年均收入13萬余元，但卻累欠ZO余萬元，欠在哪里？虧在哪里？對群眾和村委干部來說是個謎！

在這一類型案例中，村支部包攬一切，完全失去監督，村委會是個擺設。即使新任村委主任躊躇滿志也是枉然。作為一個富村也會變成窮村。任其發展，將導致干群對立、組織癱瘓。

案例三：游離型。位于城郊河街村的張軍是當地小有名氣的基建包工頭，曾多次寫申請要求人黨，老支書自知難以駕馭他，總說條件不符合。在1998年的村民直選中，張軍當選為村委主任。上任后，在鎮領導的幫助下，張軍接管了村集體經濟管理權。自此以后，他帶領村委一班人忙村里的幾個公司。有時也能聽上級領導安排完成一些工作，但村支部卻無法對他進行‘領導”。

在這一類型案例中，村支書一般由于能力、素質、健康等因素難以駕馭民選村主任，雙方各有一定勢力，矛盾雖未激化，但黨的領導無法體現，黨的工作不能有效開展。

案例四：對立型。張家村從解放以米，村支書一直由大戶人家對付仁擔任。1985年，劉付仁退位，其子劉春生接班。1999年，在縣市工作組的監督下，張家村產生民選村委會。但選舉后，村支部卻一直不把村財務移交給村委會。村委則依靠自己的一幫人開展部分工作。在收取集體企業管理費上，也是先下手為強，誰收準支配，各有一本帳。在群眾的強烈要求下，縣審計事務所對該村進行了審計，發現財務很亂、帳目不清、白條下帳太多，但也沒查出實質性的大問題，最后問題不了了之，“對立”的局面仍在繼續。

這一類型案例中的“兩委”，往往依靠各自勢力，互不買帳，損害了黨組織的形象，也影響了村民自治的有效開展，嚴重損害了村民的利益。

案例五：一體型。傍依大河的魯陂村有著豐富的河沙資源，但由于“兩委”班子意見不合，耽擱了發展機會，致使該村成了遠近聞名的集體經濟“空殼村’。1998年村委會換屆，鄉黨委決定由支部書記曹永安兼任村主任。曹永安當選后，與“兩委”其他成員協商，實行分工負責制，確立和實施了以開發河沙資源為主體的村辦企業新思路．不但搞活了集體經濟，還安置村里的剩余勞動力，村里的日子過得十分紅火。

這種做法的好處就在于村支部對村委會的領導更容易、更直接，遇事不易扯皮，從而成為不少地方解決“兩委”矛盾的權宜之計。但監督艱難，也容易產生“家長制”的作風，而且對書記的個人素質要求很高。

在分析中，我們發現，協調型、包攬型、游離型、對立型、一體型分別占調查總數的4O.1%、39.8％、5.8％、3.5％、1O.8％。由此可見，當前農村“兩委”關系正由傳統包攬型向現代協調型轉變，但良性化的水平還不高。主要原因有：

一是職權問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簡稱《組織法》）和《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簡稱《條例》）規定，農村黨支部是“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但在職權上沒有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在調查中，有65.6％的支部書記把“領導核心”理解為：對各項事務具有決定權，其中包括財產管理權和財務審批權。近95%的村委主任剛提出《組織法》關于“農村集體所有制的財產由村民委員會依法管理”的決定、村支部無權干預。這是造成“兩委”關系不順的直接原因。

二是素質問題。部分“兩委”干部思想政治素質偏低、法紀觀念十分淡薄。近1／2的受傷支部書記不能正確對待《組織法》，習慣“一元化’”領導，習慣里里外外“一把手”，不甘心所謂的“大權旁落”。大部分村委主任則認為支部書記只應管黨員、理黨務，自己是民選的，具有更廣泛的合法性，理應代表村民管理一切。這次被調查的村委主任中，非黨占15％，其中近1／5希望實河“無拘無束”的自治。

三是機制問題。目前農村支部書記基本上是由上級黨委擬定、黨員選舉產生，而農村黨員普遍存在“最少質差”的狀況，這樣難以避免“矮了甲邊拔將軍”的問題。特別是村委成員實行直選后。一些素質較高、能力較強的人當選后，內心不服只經“少數人”選舉產生的支部成員；支部成員則懷有上級“鐵定”的優越感，難以認同民選的村委成員。受訪村委主任有96.7％要求村支部干部也實行公開選拔。這種機制引發的“互不買賬”的心態也成為“兩委關系”緊張的誘因。

四是歷史問題、由于長時期以來，村支部一直處在農村改革的風口浪尖上和各項工作的夾縫之中，或因工作方法不當、作風粗暴引起村民的不滿，或因執行計劃生育等政策與人結怨。而這些“歷史賬”很容易界在村支部特別是支部書記身上，部分村民傾向于把跟村支部唱對臺戲的人選作自己的“代言人”，少數人本身就懷著這種“出氣”的心態參加競選、這些人一上臺便忙于爭權。在這次調查中，關系緊張的村有近1／3是由這種原因引起的。

二、對策建議；積極推進機制創贏、領導創流、環境助鐵，加快“兩晏”關系良性化進程

1積極推進機制創新，確保“兩委’”良性互動。各地實踐發明，科學合理的運行機制是“兩委”關系良住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就目前而言，需要抓好三個方面：

一是調整權力機制，實行管理權與監督權的分離。根據《組織法》的規定，村委會是村民“兩會”的執行機構，享有村務管理權，又負責召集“‘兩會”、組織村務公開，而“兩會”和村務公開是對村務管理進行有效監督的主要形式。這在法理上勢必造成村務管理權和監督權集于一身，在現實中導致村支部不愿放權而成為管理權和監督權的實際擁有者。因此，必須實行村務管理權和監督權的分離，把村務管理權（包括財產管理權和財務審批權）交給村委會，而把召集“兩會”和組織村務公開的權力賦予村支部，讓村支部享有真正的監督權，從而避免“兩會”召開和村務公開的隨意性，真正體現黨的領導的本質意義，確保村支部結束“一元化”體制后領導核心作用的發揮。

二是健全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要本著村支部領導村委會，村支部管方向性、政策性、全局性大事，村委會管事務性、技術性、具體性事情的原則，對“兩委”的決策范圍、主要內容和程序作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規定，確保村支部在重大問題決策中始終處于領導地位．確保村委會成為村民自治高效運轉的工作機構，從而實現“兩委”決策的程序化、民主化和科學化。

三是完善考核機制，加大建整力度。要改變過去村級組織建設“重村支部，輕村委會”、“政出多門、力量分散”的做法，形成建設合力，進一步完善中央提出的“五個好”基層組織建設目標體系。縣鄉黨政主要負責人和有關部門要緊緊圍繞“兩委”關系抓好“好班子”、“好隊伍”、‘好制度”建設，把‘兩委”關系建設作為農村基層組織建整考核的主要指標，用“兩委”的良性互動帶動農村工作的健康發展。

2.積極推進領導創新，切實改善黨的領導。村支部在摒棄傳統的包攬型領導方式之后，如何堅持而不是放棄、加強而不是淡化黨的領導，如何處理好同村委會的關系？關鍵是推進領導創新，探索和豐富黨的領導方式，改善黨的領導。

一是加強村支部班子建設，增強黨組織的感召力。要改變傳統村支部成員的產生方式，積極推行四川等地已經試行的公開選拔村支部成員的辦法，把黨內民主與走群眾路線結合起來，把素質最高、能力最強、群眾最擁護的黨員選為“領頭雁”，從而提高村支部成員的群眾公認程度和整體素質，為黨的領導打下堅實的干部基礎。

二是壯大農村黨員隊伍，增強黨組織的輻射力。把有知識、有能力、有奉獻精神的農村青年團結在黨團組織的周圍，適時吸收進黨員隊伍；同時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和管理，建立后備干部人才庫，健全激勵約束機制，使之真正成為農村“三個代表”的實踐者，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發揮“一個黨員一面旗”的先鋒模范作用。

三是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增強黨組織的滲透力。要改正過去那種標語口號式、大會號召式、行政命令式、你打我通式的舊做法，切實搞好思想政治了作的隊伍建設和載體建設，健全思想政治工作的責任機制和獎懲機制，充分發揮村支部的領導核心作用和其他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在幫助村民釋疑解惑、排憂解難、增收致富上下功夫，不斷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和影響力。

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和影響力。四是建立和完善各項制度，增強黨組織的約束力。要狠抓制度建設，把黨的正確主張和組織意圖貫穿到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和村務管理規則之中，化作干部群眾的自覺行動，切實做到用嚴格的制度去約束、規范“兩委”和村民的行為。

3．積極推進環境創新，為“兩委”創造有利的工作條件。在目前“鄉政村治”的壓力型體制下，村一級擔負較多的行政功能，工作千頭萬緒、紛繁復雜，“兩委”之間的矛盾往往由此而起。因此，“兩重”關系的良性化有賴于環境的創新。

一是創新輿論環境。要從戰略的高度正確看待“兩委”關系中出現的問題，看主流，不要因為出現一點矛盾、磨擦和失誤，便大驚小怪，或片面強調黨的領導，置《組織法》于不顧，企圖恢復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消極對待村民自治：或把黨的領導視為村民自治的障礙，企圖取消黨的領導。要多宣傳“兩委”中的正面典型，充分發揮典型的示范作用，為“兩委”關系良性化提供強有力的輿論支持。

二是創新服務環境。要樹立“領導和指導都是服務”的觀念，加大宣教力度，使《組織法》深入人心，不斷增強干部群眾的法制觀念和民主素質；加大協調力度，克服“兩張皮”的傾向，對“兩委”中存在的問題及時發現、及時調處，不姑息、不偏袒。不得過且過，避免矛盾升級、關系惡化；加大培訓力度，開展多渠道、多形式、多方面的培訓教育，提高“兩委”成員的文化素質、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加強執法執紀力度，定期檢查《組織法》、《條例》的執行情況，對違法亂紀的人和事嚴肅處理，堅持黨的領導，維護村民自治的合法權益。

三是創新政策環境。上級黨政部門要擺正與“兩委”的關系，依法行政，把農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農村政策的出發點利落腳點，多領導、不包攬，多指導、不指令，多分優、不伸手．多解難、不責難，理解和支持“兩委”工作，不出臺與《組織法》相違背的“土政策”，不下發令“兩委”左右為難、無所適從的文件，不布置層層加碼、勞命傷財的任務，共同幫助基層克服歷史沉淀下來的困難和改革過程中的陣痛，共同構筑“兩委”良性關系，合力推進農村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