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匯率升值與國家的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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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幣升值壓力從何而來
以貨幣數量論為基礎的中長期匯率理論，或者稱為名義匯率理論，主要是購買力平價理論，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取決于兩種貨幣購買力的比值。10年來，使用PPP方法，美元對人民幣的比率穩定在1：4左右，絕對購買力平價水平與人民幣名義匯率相差一倍。可見，人民幣有長期升值的趨勢。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變動由兩國通貨膨脹率之比決定，中國數年的通貨緊縮與人民幣升值相匹配。短期匯率理論是利率平價理論，著眼于短期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匯率走勢決定于兩國之間的利率差和遠期匯率預期。由于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利率沒有市場化，因此，解釋力不強，但基本趨勢是不錯的。
以外匯數量為基礎的國際收支理論，可解釋短期和中期匯率走勢。*年以后，中國連續出現貿易與資本項目雙順差，國際收支順差越來越大，外匯市場供大于求，自然產生升值壓力。引起外資長期流人的因素是中國市場開放的巨大吸引力，可獲得長期高回報。證券和房地產市場發展，則刺激國際投機資本流入。幾方面理論和政策實踐都指向人民幣升值。
不僅如此，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壓力還可以從真實經濟中找到根據。當我們在長期經濟分析中根據“貨幣中性理論”，拋開貨幣因素，名義匯率就變成實際匯率。實際匯率定義為：名義匯率扣除通貨膨脹率，或是名義匯率除以兩國通貨膨脹率之比。其深層次含義是：在中長期排除貨幣因素后，研究技術進步、經濟結構、生產率和工資變動等非貨幣經濟因素對匯率的影響。最新的匯率理論，把“實際匯率”定義為可貿易品價格與非貿易品價格之比。
實際匯率：可貿易品價格(%)／非貿易品價格(%)
國際經濟學上的“可貿易品價格”，是指可直接參加國際貿易的進出口商品價格。在通貨膨脹時期，出口成本上升導致可貿易品價格提高是匯率貶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決于工資和地價水平，但在中國并不明顯。我國工資在出口產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貨膨脹而提高，也不會對匯率有明顯影響。其次，是設備折舊和原材料，分為進口和國產兩部分。進口價格由國際價格、匯率和關稅決定，國內價格以工業品出廠價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費品價格表示。國內通貨膨脹率提高，主要是消費品價格上升，滯后于設備和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大約一年。因此，在通貨膨脹非常高的時候，比如*年達到*%，但并不產生人民幣貶值壓力，因為在*年1月1日，人民幣借并軌的機會一次性貶值了*%，這是一種提前超額貶值。
*世紀*年代，人民幣連續貶值400%以上，主要原因是價格改革，與此同時卻在積累著升值的壓力。在*世紀*年代以后特別是*年，人民幣貶值的所有壓力，如國內價格改革、通貨膨脹、亞洲金融危機等都已釋放完畢，升值壓力就馬上顯露出來。
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來自中長期非貨幣因素的影響，表現為國內可貿易品價格和非貿易品價格的“雙重運動”，其含義有三：第一，國內可貿易品價格相對于非貿易品價格不斷下降。這是由于出口部門生產率的提高快于非貿易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門工資的提高，因此，出口產品的價格相對下降或者絕對下降。非貿易部門工資比照出口部門提高，超過本部門生產率提高，因此，非貿易品價格絕對上升或者相對上升。第二，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不斷下降，特別是在工業化大量引進技術階段。中國出口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不僅快于國內非貿易部門，也快于發達國家出口部門，其工資水平的相對提高不僅慢于國內非貿易部門，也慢于發達國家貿易部門。按照“工資生產率彈性”，即工資水平提高與生產率提高之比，中國的出口部門應該是最低的。人們可以理解中國出口部門工資水平提高比美國慢，卻不能理解中國出口部門生產率提高速度比美國快。如果認真思考就會明白，這是技術“后發優勢”造成的。中國的原創技術少，但在一定時期集中引進技術設備和原材料，則可以迅速提高生產率并降低成本。當本國可貿易品生產率提高快于發達國家而工資水平提高相對慢于發達國家時，出口和貿易順差就會增加，從而產生匯率升值壓力。第三，中國和美國如果有相同的通貨膨脹率，人民幣將有升值壓力，因為兩國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相對變化不會相同。發展中國家是二元結構，缺乏統一均衡的市場，歷史所遺留的價格體系，服務教育醫療和房地產等價格很低，必然連續大幅度上升，而不像發達國家的價格體系已經比較均衡。因此，中國非貿易部門價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國更快，而可貿易品價格上升則相對比較慢。如果兩國通貨膨脹率相同，一定是中國可貿易品降價，而非貿易品漲價。而直接決定匯率的，恰恰是可貿易品的價格變化，可貿易品價格下降就意味著對匯率產生升值壓力。上述三個特點的核心是：發展中國家國內貿易品部門生產率上升快于工資水平上升，使出口價格相對或者絕對下降，從而產生匯率的升值壓力。在大量引進技術和外資時期，可貿易品價格在發展中國家相對或絕對下降。如果以非貿易品價格為1，貿易品價格指數相對于非貿易品下降，這就是“實際匯率”的升值。
二、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的國際資本流入
名義匯率如果不能隨實際匯率變動，就稱為“匯率錯位”，在固定匯率下往往如此。由于長期保持“匯率錯位”，在*年以后，人民幣明顯被低估，表現在一系列指標上，一旦被國際資本評估機構發現，他們的投資報告就必然會影響許多大的國際投資機構，并引起各國政府如日本和美國的關注，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出現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從而引起投機資本進入。仔細觀察國際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反映投機資本流動的“誤差與遺漏”項目，在*世紀*年代以前一直為負數，每年100多億美元，這表明了投機資本和腐敗資本外流；但是，在*---*02年間卻突然逆轉，變成正數，大約每年100多億美元，這說明在*年左右，國際投機資本對于人民幣升值已經達成共識，并開始大舉進入中國。
中國政府不斷宣布人民幣不升值，以期消除升值預期，逼國際投機資本流出，但在實際中效果并不明顯。中國經濟的非均衡增長，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之間的非均衡增長，經濟高速增長和技術進步，必然引起貨幣升值的規律，已經被人們所認識。令人遺憾的是，國際資本評估機構似乎比我們認識得快些。
我國長期實行出口主導型經濟，以擴大外匯儲備為目標，類似歷史上的重商主義政策，已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和思維定勢，大多數研究報告和輿論宣傳，大肆渲染“貨幣升值必定打擊出口”。其實，由于技術升級的速度遠遠超過貨幣升值的速度，人民幣匯率風險已經來自不及時升值所引起的升值預期，進而引起國際投機資本流人，而不再是出口下降和貿易逆差。在人民幣穩中有升的近10年間，我國貿易順差年年增加，到**年突破1000億美元，創歷史記錄。只不過我們總以為順差比逆差好，外匯儲備越多越好，這就阻礙了國家政策的及時轉變，喪失了升值的最好機會。
*03年底，國家外匯儲備達3000億美元，已經足夠了；國際收支雙順差持續了10年，國內外經濟產生了極大不平衡。實際匯率升值的幅度在*%左右，因此，最好一次性升值10--15%，再以浮動方式繼續升值一段時間。但我們拖了兩年多，直到**年7月才開始升值2%，此時外匯儲備已膨脹到7000億美元，且升值幅度太小，反而進一步刺激升值預期，造成國際投機資本加速流人。到**年底，國家外匯儲備預計將達到10000億美元。巨額外匯儲備說明，國家財富外流(因為外匯只能存放于海外)，不能充分轉變為資源和技術為國內建設所用。我們也不能有效運作，最安全的辦法就是購買美國國庫券，年收益率4%，但這遠低于國際資本在中國的收益率。這樣運用國家資本效率實在太低，且沒有安全保障。不要以為持部分歐元就可以避免風險，現在是美元與歐元輪番貶值，石油、黃金和原材料則大幅度漲價，不存石油存外匯本身就不安全，國家外匯儲備將會受到貶值的巨大損失。
當外幣大量進入中國，外匯市場嚴重供大于求時，國家只有兩種選擇：一是任憑人民幣升值；二是進行干預，收購全部多余的外匯。這樣，以外匯占款方式發行人民幣，就會占到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的絕大部分，迫使中央貨幣當局進行對沖，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穩定性。
國內資本凈外流，說明國內經濟體制不能有效地容納這么多資本。一方面，是市場經濟制度的不完善不發達，比如金融市場和信譽制度的欠缺；另一方面，是迷信市場經濟，放棄國家應有職能，使資本不能流向國防、高科技、農業、治水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巨額過剩資本不是流向境外，就是在國內炒俸股票和房地產，目前尤以房地產最為危險，漲價預期將促使泡沫發生并破滅，或有突發事件引起國際投機資本撤離，都會危及基本的金融安全。
三、國際投機資本與國內腐敗資本的對流
原則上說，國際資本不可能只進不出，現在流人越多，將來流出越多。中國資本的凈流人是國內外經濟不平衡的最顯著標志。從理論上說，儲蓄等于投資是宏觀經濟的基本平衡式，只有儲蓄小于投資時才有國際資本凈流入。但是，1993年以后，中國的儲蓄就一直大于投資，儲蓄率超過30%甚至40%，達到驚人的程度，資本肯定凈外流。進入中國的資本有多少?外商直接投資7000億美元，這是實物資本；近年來流人的貨幣投機資本約3000億美元，兩者共10000億美元。而流出的資本有多少?國家外匯儲備10000億美元，私人與企業的合法外匯存款7000億美元，加上非法流出的腐敗資本，估計貨幣資本總流出約為*0億美元。因此，中國資本凈流出約為10000億美元。
在這樣巨大的資本對流背后，掩蓋著更加深刻的結構性問題，這就是：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入和國內腐敗資本的流出，目前是前者遠遠大于后者。腐敗資金逃避外匯管制，向境外轉移，這就是所謂的資本外逃。外逃指違法違規向境外轉移非法所得，包括走私、販毒、洗錢、逃騙稅、逃騙匯等，*年國家查處的數額為300億美元。由于外匯管制，*%的腐敗資金沒有逃出去，逃出去的一部分又以外資身份流回，是洗錢后再投資，這是國內腐敗資金與國際投機資本的融合與總循環。國內腐敗資金外逃，被國際投機資本內流所掩蓋。真正危險的是，這些投機資本早晚要出去，如在某些因素誘導下集中回流，一場金融危機就難以避免。
人民幣資本項目不完全自由兌換，是防止中國卷入亞洲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WTO也只是要求貿易項目下自由兌換。幾年來，為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我國已放開絕大部分外匯管制，包括大部分資本項目，只保留對投機資本進出的限制。由于國際壓力和國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輿論干擾，盡快實行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的呼聲日甚一日，旨在與國際接軌的金融改革也緊鑼密鼓。考慮到國內腐敗資金要求外逃的意愿，這樣的改革動機恐怕就不是那么單純了。投機資本進出自由，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而是破壞市場均衡的力量。不僅馬克思主義這樣認識，國際上嚴肅的主流經濟學也是這樣認識的，天才的大投資家、投機資本代表人物索羅斯有專著論述市場經濟特別是金融市場的“非均衡性質”。
如放棄國家管制，必定自動產生泡沫經濟和金融崩潰。如放棄對投機資本的外匯管制，國內腐敗資金必定集中外逃，不僅要兌換外匯，還要擠兌人民幣，拋售股票和房地產。后幾年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中國國內政策按照新自由主義演進，國際投機資本會繼續流人彌補缺口，以漸進方式與國內腐敗資金進行置換并融合。另一種就是國內政策調整影響了他們的利益，或者是美國向我們轉嫁危機，就形成國際投機資本從流人到流出的轉向。屆時，國內腐敗資金也會加入一起外逃，國內就會出現房地產和股市的崩盤，人民幣和外匯的擠兌，金融危機就此爆發，這將迫使政府恢復嚴格的外匯管制。
貨幣自由兌換是需要條件的。若法制不完善，經濟秩序混亂，社會腐敗，權勢者和管理者盜竊社會財富，必然發生社會財富大規模逃出、匯率貶值，從而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和銀行擠兌風潮，由金融危機發展為全面經濟危機，以硬通貨流出形式大量喪失社會財富而引發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殺傷力足以使一國經濟實力損失大半。在中國改革沒有完成，制度未曾完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解決以前，絕不可以輕易實行。
管制投機資本不是自我封閉，一般正常用匯已基本放開，即使許多非正當的用匯，也可以通過香港進行，外匯的使用并沒因此而降低效率。從宏觀穩定角度看，國家沒有必要從法律上宣布人民幣自由兌換。*世紀*年代，在香港深圳的兩幣流通可以繼續保持，以實現人民幣在經濟特區的實際可兌換。在強勢預期的作用下，人民幣將繼續自由出境到東南亞，甚至更大區域，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一旦形勢不妙，人民幣可以自動收縮其流通范圍。
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應摒棄新自由主義規定的“自由化”方向，把重點放在規范市場經濟，特別是防止權力資本化方面上來。對于長期積累的矛盾包括腐敗資金，應該用中國智慧予以妥善解決，既不完全否定改革開放以來的利益關系，也不能對巨大的腐敗資金退讓，甚至讓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影響國家決策。在解決這些問題以后，再考慮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也不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