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廉政制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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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腐敗這一社會毒瘤是隨著社會分工而出現的，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氏族制度瓦解，出現貧富分化，公共權力也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由于人類自私利己的本性，加之權力易被濫用的特點，貪污腐敗現象也隨之產生，這個階段在我國大約出現于“五帝”時代后期。隨后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由于實行高度集權的專制體制，加之民主制度的缺失，使腐敗現象更為盛行。過于泛濫的腐敗往往會引起民眾的不滿和抗爭，從而危害統治階級統治基礎，因此歷代統治者為緩和社會矛盾，均采取措施以遏制腐敗的蔓延，其中有些做法今天仍值得借鑒。

一、嚴刑峻法，懲罰貪官污吏

首先歷代統治者注重立法，運用法律來規范官員行為。早在堯舜禹時期，司法官皋陶就制定了昏、墨、賊的罪名，其中墨就是指貪婪敗壞官紀，夏朝對此加以確認，規定犯三罪者均處死刑。在西周時期規定了五過之疵，即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親，以懲罰審判官徇私舞弊。戰國時期李悝制定的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法典《法經》中《雜法》規定的六禁之一金禁就是懲罰受賄行為的規定。秦朝時期法家思想得以貫徹，法家較早意識到官吏腐敗對國家的嚴重危害，秦朝的法律就規定了任人不善、玩忽職守和貪贓枉法等罪名。西漢時期懲治貪污賄賂的法律體系更加完善，特別是制定了獨立的監察法規，在處理貪污腐敗案件時也基本上是以監察法規為主要依據。主要規定有：第一，官員不勝任者要被免職。第二詳細規定了失職瀆職行為。不僅丟失印信、文書，甚至消極怠工，不積極舉報違法的同僚與部屬都視為失職和瀆職。第三，防治官員以權謀私。漢代贓罪分為盜和贓兩大類，盜指官員們利用職務之便侵吞國家共有財產，贓指接受下屬、吏民的賄賂。第四禁止官員實行苛政。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由于長期戰亂頻仍，南北對峙，因此在整頓吏治、懲治貪污方面，顯得力度不夠。但對懲貪，仍從立法上作出了努力，如《魏律》在前代的基礎上，把《盜律》中的“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中的“假借不廉”以及“呵人受錢”、“使者驗賂”等相類似的條文集中在一塊，創辟《請賕律》。這是中國最早的懲治貪污的系統化法律，很有意義。南北朝多承魏、晉律。可以說，魏晉南北朝在懲貪的法律系統化方面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晉律》把官吏貪污受賄枉法斷事與不孝、謀殺等重罪并列，作為不能赦免的罪行之一，實際上開了唐宋及以后贓罪“遇赦不原”的先河。隋唐是中國古代封建立法發展成熟的時期，反貪立法也隨之步入發展和定型階段。當時反貪立法主要體現在《開皇律》及《唐律疏議》中。《唐律疏議》以國家大法的形式，把有關懲治貪污犯罪的規定作為法律固定下來，劃分了官吏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的界限，為懲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在具有法律總綱性質的《名例律》中，對贓罪的幾種情形及其區別作了原則性的規定，首次在法律條文中出現了六種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犯罪，總稱為“六贓”，即強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及坐贓。這幾種罪名在唐以前多已出現，但把它歸到一起稱“六贓”卻是第一次。此后各代多加以沿用。在宋律中，對于貪污罪都有各種嚴格而具體的規定。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后期，反貪立法多繼承唐、宋，但要系統一些，雖仍沿襲唐、宋時期“六贓”的提法，但增加了一些罪名，對監守自盜、枉法贓、不枉法贓、行賄、挪用官物、敲詐勒索以及介紹賄賂等罪，都作了明確的量刑規定。

其次，是采用嚴刑酷法懲治貪官污吏。夏朝就規定貪婪敗壞官紀的“墨”罪要處以死刑，春秋時魯國大夫叔向處罰貪官羊舌鮒時，援用的就是夏刑，被論“墨”罪，殺，棄尸于市。秦朝強調輕罪重法，以刑去刑，對行賄一錢即處黥城旦，規定貪污與“盜”同罪。到了漢代，漢律規定“吏坐受賕枉法，皆棄市”，且子孫三世“皆禁錮不得為吏”。漢文帝甚至規定上級官吏吃下級官吏一頓飯，免！《晉律》首開贓罪“遇赦不原”的先河。唐代雖然用刑輕緩，但對貪賄犯罪處罰卻極為嚴厲。對受財枉法一類的處罰尤為重苛，規定正七品官受財枉法、違法之贓達月俸祿收入總數一半以上者處極刑。監臨主司受財枉法，受絹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受十五匹即處絞刑。雖有議請減贖和官當制度，但對官吏犯贓則取消一切特權。明確規定對犯十惡及受財枉法者，一律不準使用上請減免的規定1，將官吏貪贓枉法與犯十惡不赦的重大犯罪等同起來。到宋代，“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匿”。2明朝時期，由于朱元璋出身貧苦，所以反貪決心最大，力度也最強：贓至60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并在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明朝對貪官用刑之酷是歷史上罕見的，并創造了剝皮實草這一極為恐怖殘酷的刑罰手段。對此，趙翼評論說：“明祖懲元季縱弛，特用重典馭下，稍有觸犯，刀鋸隨之。”3清朝初年也是嚴懲貪官。康熙告諭大臣：“朕觀自古帝王，于不肖大臣，正法者頗多。今設有貪污之臣，朕得其實，亦必置之重典。”“凡別項人犯尚可寬恕，貪官之罪，斷不可寬。”4觀中國古代歷朝歷代，采用重刑懲治貪官污吏，確實起到了殺一儆百的作用，使封建王朝在一個時期內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

二建立嚴密的監察制度，防范官員腐敗。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在防范官員腐敗方面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它起始于秦漢，發展于魏晉，日臻成熟于唐宋，高度完備于明清，是隨同封建制度的產生而萌發，伴隨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建立而誕生，又隨著封建君主專制的不斷強化而發展、完備，并形成了兩大系統，一是御史監察系統，二是諫官言諫系統。御史又稱之為臺官、憲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職在糾察官邪，肅正朝綱，主要運用彈劾手段進行監察。諫官又稱言官或垣官，職在諷議左右，以匡人君，監察方式主要是諫諍封駁，審核詔令章奏。臺官對下糾察百官言行違失，諫官對上糾正皇帝決策失誤。二者構成了封建社會完整的監察體制，在防范官員腐敗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夏商周三代的國家事務中已有監察的因素或監察的活動。春秋戰國時的御史雖已兼有監察的使命。但這個時期尚未產生專職的監察機構，作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監察制度還沒有建立。中國封建的監察制度從秦朝開始正式確立，在中央設立御史大夫監察中央百官，在地方設監御史監察郡縣官吏。漢承秦制，在中央設御史府的同時，增設丞相司直和司隸校尉為中央監察官，在地方設立十三部剌史，監察地方二千石長吏，并頒布了專門的監察法規《監御史九條》和《刺史詔六條》，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強，進行賄賂”列為監察的重要內容，以后歷代相沿不絕。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御史臺脫離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廢司隸校尉，御史臺監察權擴大，自王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唐在御史臺下設臺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確，互相配合，地方則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監察區，形成比較嚴密的監察網。明改御史臺為都察院，又罷諫院，設六科給事中，成為六部的獨立監察機構，科道并立。地方設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時設督撫，形成地方三重臨察網絡。至清朝，將六科給事中劃歸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監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國古代監察系統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和嚴密。清朝還以皇帝的名義制定了我國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監察法典《欽定合規》。這時期，中國封建監察制度已發展到了歷史的頂峰。綜觀我國古代監察制度，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監察機構獨立，直接聽命于皇帝，自上而下垂直監察。中央監察主體機構與行政機關分離，組成獨立的監察機關。地方監察機構和監察機關一般也不隸屬于地方衙門。這種監察體制有利于監察機構獨立行使監察權，排除同級或上級行政長官的干擾。二是位卑權重，以小制大。古代的監察官員雖然官職不高，但職權很大，負責巡查地方的監察御史官職很低，一般為七品，但其屬中央機構官員，代表皇帝和朝廷外出視事。監察官員“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且可以“風聞奏事”，凡屬國家政事，無論大小均參與監察，在執行監察時可不受任何機構、官員的約束，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三是重視監察官的選任。歷代統治者都非常注重監察官的遴選，即要求監察官有剛正不阿的品質，又要求監察官有豐富的為官經驗和優異的治績，還要求監察官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并根據實績對監察官進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這樣就可促使監察官盡職盡責、積極上進，減少察與不察一個樣的虛監現象。雖然不論封建王朝的監察制度如何完善。如何嚴密周全，都無法解決封建王朝固有的內在矛盾，挽救不了封建剝削制度必然滅亡的命運。但從封建社會吏治實踐看，中國封建社會的監察組織和監察制度系統的確設計得十分精細嚴密，監察機構在糾舉不潔，懲惡揚善，澄清吏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確實查處了平時發生的不少貪污受賄案件。其中不少制度，對于今天的政治體制的改革、紀檢監察制度的建設，仍可供借鑒。

三、加強廉政教育，樹立廉政風范，積極倡導廉政。

古代統治者在嚴懲貪官污吏的同時，積極大力倡導廉政。首先是進行教化，中國古代的圣人賢哲早就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把思想教化放在反腐敗的第一位。早在《尚書》中就提出：“任官惟賢才，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5康熙曾說：“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所以自古以來歷代王朝就十分重視對民眾和官員進行道德品質教育，向民眾和官員灌輸“仁、義、禮、智”，“忠、信、誠、勇”，“勤、儉、節、廉”，“公生明，廉生威”等等倫理道德觀念。教育通過三種方式進行，一是學校教育。中國古代從私塾、鄉學到國子監，學校教育制度之完備在同時代世界各國中屬于前列。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是從儒家經典中接受“斂從其薄”、“平政愛民”、“節用而愛民”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治世之道，其目的在于孝親忠君。二是家庭教育。中國古代社會的特點就是國、家不分，家庭承擔了部分對后代進行政治道德教育的義務。如宋代司馬光為教誡兒子，專門寫了篇《訓儉示廉》的家訓，教育兒子：“儉，德之興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喪身敗家，是以居室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家庭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將來“居官必賄”。三是皇帝的教育。官吏自踏入仕途后，皇帝經常對他們進行“仁、義、廉、恥”的朝廷教育。“為臣貪，必喪其身。”唐太宗這樣告誡群臣說：“大丈夫豈得苛貪財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并要百官“深思此言”。他還打比方說，鳥棲于林，魚藏于水，還是被人捉拿，都是它們貪吃誘餌的緣故。“陷其身者，皆為貪冒財利，與夫魚鳥何以異哉？”6諭勸百官不要因貪圖錢財而毀了身家性命。明太祖朱元璋也曾說：“諸衙門官到任，朕常開諭：無作是非，顯爾祖宗，榮爾妻子，貴爾本身，以德助朕，為民造福，立名于天地之間千萬年不朽，永為賢稱。”7

其次，在嚴懲貪官的同時，封建王朝還非常重視表彰和重用廉吏，把他們樹立為廉政的典范，作為官員學習的榜樣。唐朝開元初年，宰相盧懷慎廉潔儉樸，當他患病玄宗去看望時，只見他家四面圍墻矮陋，床上鋪著破舊的竹席，門上連個簾子都沒有，皇帝甚是感動，立即賜他一所大房并予以表彰。明初廉吏方克勤在濟寧府任職時清廉自守，政績斐然，朱元璋稱贊他“善治民，賜宴儀曹”，并召入朝中做官。不少帝王也有意識地表彰廉吏，以此引導官場廉潔奉公的正氣。因廉潔而升遷的官吏代不乏人，如漢昭帝、宣帝時期的名相黃霸，起初“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8有的廉潔之官在死后則得到哀榮，唐代的名臣李勣因為“性廉慎，不立產業”，死后，唐高宗“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并“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給秘器，陪葬昭陵”。9不少帝王也時常以“清廉”對官員進行誡勉，這以康熙的話最具有代表性：“爾等為官，以清廉為第一，為清官甚樂，不但一時百姓感仰，即離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以祀，豈非盛事。蓋百姓雖愚，而實難欺，官員是、非、賢、不肖，人人有口，不能強之使加毀譽。爾等各宜自勉。”10這種“誡勉”，事實上是在強調以“廉”為操守、為官德，鼓勵官員以“廉”來獲取從政的聲名。

再次，歷代王朝十分重視對廉政的倡導。“清正廉明”、“吏治清廉”一直被視作從政者的主要行為規范。在儒家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念中，“廉潔”、“廉平”、“廉正”、“廉直”、“廉謹”也是主要的道德準則。所謂“廉者，民之表”，“廉者，仕之本”，“廉恥，立人之大節”，“廉恥者，士人之美節”等說教，可謂俯拾即是。11這些倡導舉措，在官員的考察、升遷、旌獎等方面，都有表現。《周禮·天官冢宰》中關于如何考察官吏的政績，有六條標準：“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條標準都離不開一個“廉”字，體現出“廉”為做官之本和考察之要的基本精神。

歷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創立的廉政思想和廉政法規，是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產。他們提出的廉政主張和肅貪倡廉的措施，在客觀上是符合當時人民的普遍愿望的，對促進當時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也曾起過一定的作用，在今天仍給我們以巨大的啟示。但也要看到盡管治吏懲貪貫穿于封建社會的全過程，但是，封建王朝的官吏腐敗卻屢禁不止，形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惡性循環，最終導致一個一個封建王朝的覆滅。究其原因還在于封建的專制制度。在專制的社會中，君主擁有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依靠這種權力至多能抑制權力以外的腐敗，卻不能抑制權力本身的腐敗。正是如此，雖然中國封建社會的反腐倡廉措施相當完備，但是這些詳盡而又嚴厲的措施因沒能貫穿始終，最終沒能拯救封建王朝覆滅的命運。中國封建社會治貪而又亡于貪的教訓說明，反腐倡廉要從法治開始。當前我國的反腐敗工作已經進入個關鍵時期，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只有積極地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廉政經驗，才能使廉政制度更加完善；只有長期不懈地進行反腐倡廉，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只有立足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才能保證廉政建設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