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從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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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著貫徹落實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精神，黨委提出了組織工作“三從嚴”的方針，即要從嚴治黨、從嚴治“吏”、從嚴治部。一年多的實踐證實，這一方針是必要的、可行的，是應長期堅持的。現在，我們應該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從理論和實踐的高度，更加全面、深刻地認識組織工作從嚴的歷史必要性和內在規律性，從而在思想上進一步確立從嚴的意識，在工作中進一步確立從嚴的方針。

我國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大多主張吏治要嚴明。

數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吏治腐敗，官場黑暗，這是事實。但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卻也大多注意整飭吏治的問題。尤其是其中一些政治上比較清明、作為相對較大者，對吏治的認識可以說是比較深刻的。唐太宗有句名言，叫“為政之要，惟在得人，非用其人，必致難治”。康熙也說：“從來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古代一些思想家，也十分關注吏治問題，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韓非子曾講：“群臣守職，百官有常。”司馬遷講“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司馬光也講“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說得更為透徹：“嚴者，治吏之任也；寬者，養民之偉也。”清代的唐甄也總結到：“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正是在嚴明吏治的思想指導下，逐步形成了我國封建社會關于官吏選拔、任用、考核、彈劾、致仕(退休)的一系列具體制度。在官吏的選拔上，秦時即有軍功爵制，兩漢有察舉、征辟制，隋唐之后，則主要實行科舉制。官吏的委任權，從形式上也是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而且嚴格強調任職回避，要求異地為官。對官吏的考核也比較嚴格，不僅依靠地方官吏，而且經常派出欽差大臣到各地查訪，有時皇帝也要親自微服私訪。對不合格官吏的懲處，則近似殘酷，輕則罷黜丟官，重則抄家殺頭，甚至株連九族，以致許多官員總有一種“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感覺。還有對年老官吏的“致仕”制度，到一定年齡，就讓其告老還鄉。為了加強吏治，從隋唐時候起，就在中央設置了三省六部，其中吏部始終居六部之首，專司官吏選授考核之職。而且朝廷中還設有監察御史之類的官員，專門負責對官吏的彈劾。

無產階級政黨對黨員和干部的要求更為嚴格。

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無產階級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階級；黨的奮斗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高級的社會形態。因此，與封建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政黨相比，無產階級政黨對黨員和干部的要求應當而且必須更為嚴格。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反復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敢于進行“無情的自我批評”。列寧指出，黨必須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誰要有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點，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他還指出：“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為此，必須“堅持清洗混進黨里來的人”，必須對不合格的干部“毫無例外地”“隨時撤換”。我們中國共產黨始終以從嚴作為建黨、立黨、治黨的重要原則。黨的三代領導核心，在這方面有許多精辟的論述。同志1945年在回答黃炎培先生關于“周期率”的問題時，就明確提出，要“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只有這樣，“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會人亡政息。”在1975年的一次談話中，他指出，《資治通鑒》突出了歷代治亂之根本所在，即“治國就是治吏”。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關鍵在黨，關鍵在人，要求“黨要管黨，一管黨員，二管干部”。同志多次提出，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要特別強調加強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在七十多年的奮斗歷程中，我們黨始終不放松對黨員、干部的從嚴要求。在歷史的重大轉折關頭，就更加如此。全國解放前夕，黨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要求全黨同志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在建國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中央號召全黨“為更高的共產黨員條件而斗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幾乎是在確定實行改革開放路線的同時，中央就要求全黨同志把黨風問題提到關系黨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并組織進行了三年集中整黨。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及蘇聯、東歐劇變之后，中央先后就加強黨的建設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專門作出《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黨必須善于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認識自己、加強自己、提高自己，認真研究和解決在自身建設中出現的新問題”，特別是對一些地方和單位存在的黨不管黨、治黨不嚴、紀律松弛、組織渙散等方面的問題，要“引起高度警覺和重視，嚴肅認真、扎扎實實地加以解決。”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時期。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在確定我國今后15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奮斗目標、大政方針和主要任務，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同時，突出強調要嚴格對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同志在全會上強調指出，共產黨員尤其是高、中級領導干部“一定要講政治”，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各級黨組織對領導干部要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嚴格監督”。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明確提出，要大力加強思想政治建設，全面提高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素質。同志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對干部放松教育、放松管理、監督不力，不僅難以造就好干部，還有可能使干部身上存在的一些本來可以及時解決的問題積累成大問題。現在許多地方從嚴治黨嚴不起來，好人主義盛行是一個重要原因。”為此，他特別強調要求各級黨委“從戰略上全局上充分認識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領導班子建設的重要性”，“要花更大精力抓好領導班子、領導干部隊伍建設，把存在的突出問題解決好”。張全景同志在安排部署工作時，把對干部的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嚴格監督作為今年的七項重要任務之一提了出來，明確要求，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對領導干部要從嚴要求，切實把對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擺到突出的位置。

從山西的實踐來看，貫徹從嚴方針，從嚴治黨、從嚴治吏勢在必行，行必有得。

近年來，我們山西省委在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針，全面振興山西的實踐中，十分強調一個“嚴”字。胡富國同志多次講，要從嚴治省，關鍵在從嚴治黨，從嚴治黨關鍵在從嚴治吏，從嚴治吏關鍵在從嚴執紀、從嚴執法。省委、省政府無論是在規劃大政方針的時候，還是抓重點工作的時候，都特別強調從嚴治黨、從嚴治吏。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之后，省委六屆八次全體會議通過了《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實施意見》，用決議的形式把從嚴治黨確定為新時期我省黨的建設的一項重要指導方針和工作任務。圍繞從嚴治吏的問題，省委常委會多次進行專題研究，并制定下發了《關于從嚴治“吏”的意見》，突出強調要從嚴整治當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中存在的不負責任、不吃苦、不團結、不廉潔、不理民事等五個方面的問題。

大家有目共睹，現在是山西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全省上下心齊、氣順、勁足，“三個基礎”、“四個重點”發展戰略全面貫徹，重點工程建設特別是太舊高速公路建設和引黃工程建設捷報頻傳，“四大戰役”、“五個一工程”取得可喜成就。1995年，全省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88.9億元，增長幅度為11.4%，成為近十年來首次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年；鄉鎮企業營業收入達到1172.6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200元；糧食生產在重災之年仍然增產近3億公斤，總產量達到91.7億公斤；全省地方可用財力首次突破百億元大關，達到103.2億元，實現當年收支平衡，近十年來第一次扭轉了年年發生赤字的被動局面，各縣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當年基本工資全部兌現。對此，從上到下，從省內到省外，無不認為是一個重大的、了不起的進步。這些成就的取得，是省委、省政府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高舉改革開放和艱苦奮斗兩面旗幟，團結帶領全省三千萬人民奮發向上、團結拼搏的結果，其中從嚴治黨、從嚴治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基礎、保證作用。胡富國同志在省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肯定地指出：“從嚴治黨，從嚴治‘吏’，治出了干勁，治出了效果，形成了奮發向上、團結拚搏的局面。”

過去，我們依靠從嚴治黨、從嚴治吏實現了各項目標；今后，要實現新的奮斗目標，同樣不能離開從嚴治黨、從嚴治吏，這是省委堅定不移的認識。省第七次黨代會提出了興晉富民的跨世紀宏偉目標，確定了治晉方略、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戰略以及今后十五年“三步走”的趕超戰略，強調要把從嚴治黨、從嚴治吏作為治晉方略的一項重要內容，“貫穿于改革開放的全過程，貫穿于興晉富民的全過程”。從嚴治黨、從嚴治吏已不是一般性的原則要求，已經成為振興山西、富民強省的一條大政方針和保證性措施。

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組織工作歷來責任重大，必須從嚴要求。嚴肅是組織工作的本質特征，嚴格是組織工作的基本要求。

從大處著眼，組織路線是政治路線的保證，組織工作是黨所有工作中最具基礎性和保證性的工作。組織工作的好壞，關系黨的團結統一；關系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制定和堅決執行；關系一個地方、一個單位、一個部門的改革、發展和穩定；即使對某一個人來講，也關系到其政治生命和其他切身利益。倘若組織工作不嚴，黨是不會允許的，人民群眾也是不會答應的。

從組織工作自身來看，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無論哪一方面的工作，都有比較嚴格的政策規定，必須按政策辦事，按原則辦理，容不得任何盲目性、隨意性。如果組織工作不嚴，就失去了其本來的意義，也就沒有生命力了。

從當前組織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來講，也必須進一步確立從嚴的方針。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提出了今年組織工作的七項任務，每一項都十分艱巨。省第七次黨代會確定的各項任務中，不僅在從嚴治黨、從嚴治吏及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等方面對組織工作提出了直接的要求，而且加快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這兩方面任務的完成，也給組織工作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需要認真研究解決。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我們不能不對自己提出更高更明確的要求，力求把工作做得更深、更細、更實、更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