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仆責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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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是人民群眾當家做主。掌握公共權力的人是人民的公仆，理所當然地要向“主人”負責，這個責任就是政治責任。提高公仆的政治責任感，是實現文明的政治形態的必要條件。

公仆的政治責任不僅來源于法律的規定，而且來源于代議制政治形成的授權關系。人民將公共權力委托給他們選擇的另一些公民，并不意味著自己喪失了主人的地位。恰恰相反，主人仍可通過約束機制來監督公仆的行為，并視其表現而決定公仆的政治命運。這里存在著雙重關系。公仆掌握公共權力后，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社會事務，領導公民，管理社會活動，從而決定公民的命運。不過，這種相互制約的權力關系在行使機制上并不一樣。公仆的決定不一定是多數原則，首長負責制度決定了公仆個人權力的存在。雖然重大事項須經集體決定，甚至要經過公民投票或討論，但法律也為公仆個人行使權力留下了充分的空間，否則會因政治運作成本太高而損害公眾利益。而在公仆個人權力運用的過程中，就存在著失職或越權的可能。

對于公仆濫用權力，法律上已有明確規定。特別是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的行為，不要說現代民主制度，即使在封建社會也是要予以懲治的，因而其政治責任一目了然。但對于失職的公仆來說，其政治責任就不是那么明確了。在中國歷史上，社會觀念一向是只反貪官，不反昏官。只要不貪不占，政治忠誠方面也不發生問題，這頂烏紗帽大體上就可保得住。這種觀念至今仍對人們有影響。從理論上來說，人們將道德品質和能力作了區分。能力上有不足是可以容忍的，即使是主觀努力不夠也問題不大，屬于“孺子可教”之類；而道德缺陷則是無藥可救，因為其行為直接損害了公眾的利益，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從客觀效果上都屬于反社會一類。

現代政治的發展，已經從理論上將主觀能力與客觀效果統一起來，從而對政治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傳統政治實踐中的“等因奉此”、“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等現象，理所當然地受到社會的否定和批判。不僅如此，人們對公仆的個人品質，包括言談舉止、私生活的表現，都以挑剔的眼光予以關注。也就是說，公民社會要求公眾人物不僅有管理公共事務的能力，而且在個人行為和操守方面能為全社會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變化，一是因為公民的覺悟隨著教育的普及而不斷提高；二是由于現代社會的發展使得社會生活日趨復雜，客觀上要求更理想的公仆出現。可以說，政治文明的發展向公仆提出了更嚴格的責任要求。

提高公仆的政治責任感，是從根本上提高政治建設質量的前提條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第一，公仆必須密切聯系選民，傾聽群眾的呼聲，并且要嚴格執行政務公開制度，與公眾保持雙向溝通，脫離群眾是執政者走向腐敗的開始。只有心中時刻想到人民群眾，才真正說得上具有責任意識。在對公仆考核、評議時，應當將其與群眾的互動關系作為重要的指標；第二，對公仆的任期目標及責任承擔要清晰、明確，要有制度保證優勝劣汰的實現。以往僅僅是將不稱職的干部換個位置，干部終身制現象實際上是存在的。要改變干部隊伍中的平庸現象，就必須淘汰平庸。而要淘汰平庸，就需要引進競爭機制和處罰機制。比如說，在分配上就可以考慮拉開檔次，不能所有的同級干部都拿一樣的工資；第三，實行過錯追究。如果公仆因違反規定或嚴重失誤而給社會造成損失，必須承擔政治責任。除了在行政處罰方面采取措施外，還要建立誡免、警告和向公眾道歉等制度，藉以提高公仆的政治自覺性和自我約束能力；第四，加強輿論監督。要制訂相關法律，使輿論監督依法進行，而不是僅憑領導者的意見決定取舍。有些公仆的不良行為被媒體曝光后，往往通過行政渠道對媒體施加壓力，使監督工作半途而廢或胎死腹中。因此，那些有劣跡的官員總是想避開輿論監督而尋求行政干預。在公共輿論充分發揮監督作用后，公仆們的政治責任感才會真正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