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滄桑話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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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2日，是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鞏固和發展，特別是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不朽功勛。百年滄桑，神州巨變；偉人已逝，精神永存。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的時候，我們深切緬懷他的豐功偉績、革命風格和崇高品德，倍加珍惜他留下的寶貴精神遺產———鄧小平理論。實踐已經并將繼續證明，鄧小平同志開創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的強國之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是我們必須肩負的歷史使命，也是對鄧小平同志的最好紀念。

1840年以后，中國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人民飽受苦難，國家積弱積貧。多少有志之士一直在探索怎樣才能使自己的祖國擺脫落后和貧困，走向富強和繁榮。一場探求強國之路的運動持續了100多年，并且充滿了曲折和艱辛。今天，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的時候，我們再次回顧10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滄桑巨變，緬懷前輩先賢的豐功偉績，有利于全黨全國人民更加堅定自覺地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鴉片戰爭以后漫長曲折的救國之路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序幕，也是中華民族百年屈辱史的開始。

自從大英帝國的炮艦轟開中國的國門之后，帝國主義列強就把中國當作一塊肥肉，誰都想來吞食一口。而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一味妥協投降，使得入侵者有恃無恐，氣焰更加囂張。從鴉片戰爭到的79年間，世界上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都參與過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和領土的瓜分。英、美、法、日、俄、德、意等國，哪一個沒有對中國人民欠下過血債？一個國家遭受如此眾多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輪番蹂躪，這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罕見的。在經受了失敗的痛苦后，接下來就是一系列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這一時期中國和外國列強簽訂的條約，數量之眾多，條件之苛刻，也是歷來所少有的。從中英南京條約到二十一條，哪一個不是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一塊再肥的肉也經不住這么多的虎狼吞噬。中國人民在付出了血和淚的代價后，終于認清了一個道理：落后就要挨打。這就是為什么鴉片戰爭以后，有那么多的有志之士一直在探求救國之道的原因。

要救國，就必須使國家強盛。那么，怎樣才能使一個積弱不振的國家強盛起來呢？當時不少人的認識水平還停留在向西方學習上。他們看到西方國家靠先進武器、先進技術把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打得一敗涂地，認定只有向西方學習，才能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要學習西方，首先要了解西方。于是，林則徐首先提出“開眼看世界”，《四洲志》、《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一批幫助人們“洞悉夷情”的著作應運而生。在這些書中，魏源的《海國圖志》影響最大，它不僅介紹了國外的情況，而且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這比起那種“嚴夷夏之大防”的主張要高明得多。到了19世紀五六十年代，馮桂芬提出“采西學、制洋器、籌國用、改科舉”，把學習西方的思路進一步具體化了。在馮桂芬等人的影響下，李鴻章等先后創辦江南制造局、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實業，發起了洋務運動。無論林則徐、魏源、馮桂芬還是洋務派，都把目光鎖定在以“師夷”為強國之本上，這在當時雖不失為一種卓識，但用這種辦法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命運。因為中國積弱積貧的根子在于制度的腐朽和政府的腐敗，不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不推翻對內專制、對外媚敵的清朝政府，縱有西學洋器，縱有先進的武器和技術，也不能使中國真正成為一個強國。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在許多方面承續了洋務派的觀點，但維新派的悲劇在于，他們雖有變革的愿望，但把變革的希望寄托在光緒一個人身上，走的是一條自上而下的改良主義道路。當頑固派起來瘋狂反撲時，維新派的領袖們完全喪失了反抗能力，維新派為自己的不徹底性付出了血的代價。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家，把推翻封建帝制、實行民主共和、實現“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作為革命的目標，作為中國的強國之本，這比起洋務派、維新派的主張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是，孫中山的思想也有局限性。比如，他是在民族主義旗幟下號召推翻清朝政府的，所以他早期的民族主義僅僅包含“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內容，把矛頭主要指向滿族統治者。其實，清朝的統治不只是滿族地主階級的統治，而是滿漢地主階級的共同統治，它的階級基礎是整個地主階級，清朝政府就是代表整個地主階級的專制政權。孫中山對這一點認識得并不很清楚。再如，在孫中山早期的民族主義思想中沒有反對帝國主義這一重要內容，這就帶有很大的片面性。后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才把這一內容補充了進去。孫中山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于，他并沒有固守自己的觀點，而是不斷追求進步，因而能夠在屢經挫折、反復斗爭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朝政府，實現了民主共和，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從此結束，這一歷史功勛決不能抹煞。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就其是革命而不是改良這一點來說，它比要徹底；但從這一革命本身來看，它又有許多不徹底性。首先，這一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沒有改變地主剝削農民的社會經濟制度，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的命運沒有根本改變。其次，這一革命雖然結束了君主專制，但因為沒有觸動這一制度的社會基礎，所以，大地主、大官僚、大軍閥在革命后能夠操縱政壇、控制政局。像袁世凱這樣的封建專制制度的忠實走狗，搖身一變也成了民國的新貴。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17、18世紀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決定了它領導的革命在反帝反封建兩個方面都不可能徹底。辛亥革命雖然曾經帶給人們一線強國的希望，但最終這一希望還是幻滅了。孫中山去世后，上臺，舊軍閥雖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新軍閥又登上了統治寶座，他們背叛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反俄、反共、反對工農。以為首的國民黨已經墮落成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政治代表。不推翻三座大山，不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就無法結束中國歷史上這黑暗的一頁。

從鴉片戰爭開始到國民黨垮臺的109年間，雖有若干短暫的光明，但總的來說，中國人民處在長夜漫漫的黑暗之中。他們吶喊過、抗爭過，從來沒有放棄過強國的愿望。但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他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破滅。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辛亥革命后受到的挫折，使得新一代的有志之士不得不另辟蹊徑，開創出一條新的革命道路。但這條道路究竟應當怎樣走，開始時他們并不明確。正當有志之士彷徨的時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使他們終止了猶豫，堅定了方向。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它不但推翻了沙皇專制，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而且剝奪了地主、資本家的財產，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受剝削、受壓迫的工農大眾得到了徹底的解放。這是有史以來的空前大革命，17、18世紀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根本無法和它相比，中國的辛亥革命比起它來更顯得是那樣的軟弱無力。正是在這股沖擊波的影響下，中國新一代的有志之士認識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國應該走的道路。他們從此下定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的決心，把強國的希望寄托在這一點上。

在新一代的有志之士中，同志無疑是最杰出的代表。他以俄為師，但從不拘泥于俄國的某些具體經驗；他重視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從不把它當作必須機械重復的教條。這種實事求是和開拓創新的精神，使他能夠創造出效法十月革命而又不同于十月革命、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同志認為，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影響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不搬掉這三座大山，中國的社會面貌不可能改變。中國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推倒三座大山，把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解放出來，成為國家的主人。這樣的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屬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革命中，民主資產階級不是對象，而是動力之一。資產階級雖可以成為革命的盟友，但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這是由它的軟弱性決定的。因此，領導革命的責任不能不落到大公無私、具有革命的堅定性和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并且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的無產階級肩上。同志還認為，由于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由于農民世代遭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所以，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是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必須依靠的力量，也是最可信賴的力量。新時期的中國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廣泛聯合各種社會力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一種新型的民主革命，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革命的性質和動力已經確定，那么革命的形式將是怎樣的呢？同志認為，只能采取武裝斗爭的形式，但這種武裝斗爭又有別于十月革命。俄國革命的中心在城市，而在中國，由于反動勢力集中在城市，革命力量比較薄弱，通過城市的工人起義來引發全國革命高潮，是絕無可能的。所以，中國革命的中心不能不選擇在農村。同志提出的以農村為革命根據地，通過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已被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同志這一整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后來被他自己概括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這個理論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又突破陳規；既學習了十月革命的經驗，又有所超越，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典范，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這一理論指導下，中國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中國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新中國的成立，使人們看到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當時不少人認為，既然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三座大山已經被推翻，中國的發展從此一定會一帆風順。但后來的實際情況證明，事情并不那么簡單。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雄心勃勃，力圖在最短的時間里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決心領導中國人民建設一個新中國。由于方針明確、決策果斷，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幾年，政局穩定，恢復經濟的工作進展順利，文化、教育、科技等事業有了初步發展，一個生氣勃勃的新中國展現在全世界面前。一些斷言中國共產黨只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西方政客，至此也無言以對。接下來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是大手筆寫下的一篇大文章。由于政策正確、措施得當，在短短的7年里，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幾億人口的大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到此時為止，我們的發展總的說是相當順利的，但是后來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按理，既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已經完成，既然同志宣布革命時期那種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告一段落，那就應當抓緊時機，集中力量，一心一意地發展生產力，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這才是強國富民之道。三大改造完成后召開的黨的八大，也是這樣確認的。但曾幾何時，風云突變，蘇共二十大以后出現的那股反蘇反共潮流，給我們的領導人首先是同志本人造成極深印象，以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處于危急狀態，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就是打退反共勢力的猖狂進攻。這種反共勢力國際上有，國內也有。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黨會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到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根本原因。這種認識的偏頗和判斷的失當，后果是極其嚴重的。從此，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八大確立的加快發展生產力、加快經濟建設的方針被擱置了起來，這一擱就是20年。20年以后，當我們結束了“”，重新回到八大的方針、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時，發現世界已經變了，原來經濟發達的國家不必說，就是那些原來和我們處于同一水平線上的國家，也在快速進步，已經今非昔比了。而我們自己，幾乎還在原地踏步。中國的發展遭到了重大挫折。

走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國之路

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走出20年的低谷，重新走上社會主義建設康莊大道的是鄧小平同志。鄧小平同志是在“”垮臺后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的。當時中國的經濟瀕臨崩潰，思想領域一片混亂，黨的主要領導人堅持同志晚年的錯誤，拋出“兩個凡是”的口號。是繼續沿著錯誤的道路走下去，還是改弦更張，走出一條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路，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重大抉擇。鄧小平同志臨危受命作出的第一個重大決策就是撥亂反正，而撥亂反正的核心，是使全黨重新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我國幾十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審視世界發展潮流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后來被黨的十五大概括為鄧小平理論。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新觀點最突出的是兩個方面，一個是發展，一個是改革，二者緊密結合、相輔相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在不少講話和文章中反復談到，由于過去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有偏差，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后，仍然強調階級斗爭，而輕視發展生產力，使得我國貧窮落后的面貌沒有根本改變，人民的生活沒有明顯提高。所以他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看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優越，看國家的經濟政策是不是正確，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后來的“三個有利于”的思想就是從這里發展而來的。針對“”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謬論，鄧小平同志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應當是富裕的。他明確地說，我們不要資本主義，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要的是“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可見，鄧小平同志的社會主義觀和過去那種以階級斗爭為中心、重政治輕經濟的社會主義觀截然不同，而是以發展為核心的新型的社會主義觀。鄧小平同志在發展問題上的另一個歷史功績，是把同志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加以具體化，提出了我國的現代化分三步走的戰略。按照這一戰略，20世紀末的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然后繼續努力，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當20世紀末國內生產總值實現翻兩番時，中國人民就基本上實現了溫飽而開始達到小康水平。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多次講到了小康問題，并且用過“小康之家”、“小康狀態”、“小康社會”等概念。講得最具體、最明確的是1984年3月的一次講話。他說：“這幾年一直擺在我們腦子里的問題是，我們提出的到本世紀末翻兩番的目標能不能實現，會不會落空？從提出到現在，五年過去了。從這五年看起來，這個目標不會落空。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翻兩番、小康社會、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些都是我們的新概念。”加快發展，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達到小康社會，是鄧小平同志多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也是鄧小平同志的發展觀的中心內容。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總結了他多年來關于發展問題的論述，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論斷，用十分簡潔的語言闡明了發展的重要性。鄧小平同志所說的發展，不是單指速度和數量，而是指速度和效益的統一、數量和質量的統一。強調發展，強調科學地理解發展，是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經驗的結晶，是我們付出沉痛代價后所得出的一個重要認識成果。

改革的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中國只有發展生產力才能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但發展的動力在哪里？鄧小平同志回答說，改革，只有改革。“改革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由之路”，這就是他的結論。鄧小平同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但要發展生產力，而且要解放生產力。這是理論上的創新，也是鄧小平改革思想的理論基礎。按照以往的理解，革命是解放生產力，因為革命是要清除那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把受束縛的生產力解放出來。而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雖也有一定矛盾，但不需要通過革命的方式來解決，所以社會主義社會只有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不存在解放生產力的任務。但鄧小平同志突破了這種舊的思想框框。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雖已建立起和生產力基本相適應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但長期以來我們從蘇聯借鑒過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不改變這種經濟體制，發展生產力就無從談起。解放生產力，就是指把生產力從高度集中的、缺乏活力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解放出來，這就是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改革。這種體制改革充滿風險，會引起強烈的震撼，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場新的革命。經濟體制必須改革，那么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鄧小平同志提出要搞市場經濟，并且從理論上澄清了我們多年來的一個模糊觀念，就是認為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他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等于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黨的十四大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此，中國的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和改革緊密相聯的是開放。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鄧小平同志說：“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通過開放，打破了我國多年來的封閉狀況，不僅使我們認清了當今世界發展的趨勢，而且使我們能夠借助發達國家在科學技術、管理經驗等方面的優勢來加快發展自己。對外開放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我們的一項長期國策，這是鄧小平同志反復加以闡明的一個重要觀點。總之，無論在現代化建設方面還是在改革方面，鄧小平同志都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他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

發展和改革的內容在鄧小平理論中雖占有極重要的位置，但鄧小平理論并不僅限于此。他曾強調，為了發展和改革的順利進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且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他還提出，在重視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必須重視精神文明建設，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他很重視政治體制改革，強調要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他多次談到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學文化素質，并且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提出要培養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公民。鄧小平同志為我們指明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方向。按照這個方向，經過若干代人的努力，中國的面貌一定能發生根本的改變。

沿著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鄧小平同志逝世后，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中國人民沿著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奮勇前進。同志在擔任總書記的13年中，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使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個方面的工作都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我們的祖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旺發達局面。正如黨的十六大報告所指出的：“人們公認，這十三年是我國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是我國社會長期保持安定團結、政通人和的時期，是我國國際影響顯著擴大、民族凝聚力極大增強的時期。我們黨和我國人民作出的艱辛努力和取得的偉大成就舉世矚目，必將載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史冊。”

同志十分重視理論創新，強調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他在理論方面既繼承前人又有所發展，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即我們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國際國內形勢出現新情況、中國共產黨面臨新問題的背景下提出來的。進入21世紀，和平與發展雖仍是世界的主流，但國際形勢復雜多變。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這對我們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既給我們帶來了好處，也對我們造成了壓力。今后，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的競爭將更趨激烈，形勢逼人，不進則退。國內方面，中國共產黨執政已逾半個世紀，雖然我們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也面臨不少困難和問題。廣大人民群眾殷切地希望黨能夠繼續帶領他們前進，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時代的要求，國家的前途，人民的期望，都使得我們黨必須提出與以往不同的、適應國內外形勢發展需要的黨和國家新的指導方針。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時期應當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一個什么樣的黨以及怎樣建設黨的問題。由于我們黨是執政黨，承擔著建設國家的任務，因此，就不能不把黨的建設同黨的執政地位結合起來加以考慮。“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把黨的建設和黨的執政興國的歷史任務結合起來的嶄新理論，是中國共產黨治黨治國新經驗的科學總結。現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作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載入了新的黨章和修改后的憲法，它必將在今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更加重要的指導作用。

同志牢記黨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要求，時時把廣大人民記在心里，從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其出發點和歸結點都是為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任務之所以獲得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就是因為它利國、利民，而且經過努力是完全可以達到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我們實現了鄧小平同志提出的20世紀末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后繼續前進的路標，是在總體達到小康以后下一步奮斗的目標。完成這一任務，將使我國的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再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到本世紀中葉，就能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的十六大報告為中國人民描繪出一幅絢麗的發展藍圖，它必將成為激勵我們繼續前進的強大動力。

現在，歷史的接力棒傳到了以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手里。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工作伊始，就面臨國內外一系列的挑戰，他們的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但事實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們求真務實，開拓創新，依靠群眾，團結全黨，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重大成就。無論是在克服突發性的自然災害方面，還是在推進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方面，他們都決策果斷、指揮若定，從而充分證明，這是一個能夠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下駕馭全局、值得信賴的領導集體。只要我們緊密團結在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按照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要求，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就一定能夠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發展，就一定能夠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任務，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經過100多年的艱苦探索和英勇奮斗，經過無數次的挫折和失敗，中國人民始終懷著熾烈和赤誠的強國愿望。但是，單有強國的愿望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條強國之路。經過多少代中國人民的努力和付出，我們終于找到了這條道路。堅持不懈、鍥而不舍地沿著這條道路一直走下去，我們就一定能夠迎來無限光明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