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撰寫保健方法論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他人的優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秀范文,希望能夠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管理會計研究面臨的關鍵性問題
(一)管理會計的研究方法
巴甫洛夫曾經說過,“初期研究的障礙,乃在于缺乏研究法。”“因此,我們頭等重要的大事乃是制定研究方法”。管理會計研究方法的運用要與研究問題的本身以及當時的外在環境相適應,正確地運用管理會計研究方法是提高會計理論研究水平的保證(吳水澎)。西方管理會計研究的主流方法是經驗研究(潘飛等,2007),這與最初管理會計的功能密切相關,即幫助制造性企業核算成本與管理成本,正是管理會計研究的務實性才使得基于企業的案例/實地研究一直以來成為西方管理會計研究的主要方法。相對于西方管理會計的起源,我國管理會計的系統研究,實際上是從80年代引入西方研究的成果開始的,所以起初的研究主要是翻譯和介紹類的規范性研究,還沒有深入到企業實地進行研究,而那時西方的經驗研究已經開始盛行問卷調查和實驗研究的方法,尤其是近幾年,問卷調查和實驗研究幾乎成為了西方管理會計研究的主要方法(潘飛等,2007)。再看我國的管理會計研究,目前經驗研究還不占主流,即使是經驗研究,大多也屬于實地/案例研究,問卷調查的比重相當少。即使是案例研究,研究水平也與國外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國外成熟的案例研究都有自己的理論框架或者理論模型,而國內多數案例研究還局限于講述一個“故事”,這與國外的研究水平還存在較大的差距。而且盡管案例研究具有許多優點,比如檢驗實踐中的理論應用,為理論假設的提出提供初步的經驗證據以及在管理會計教學中的重要作用等等,但是案例研究的桎梏在于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是真理,那么在所有的企業中都應該適用,即使是指在某一類企業中適用,也不能只通過一家企業來證明理論的正確性。因此,如果要在更加廣闊的環境中檢驗理論,就應該采用大樣本的研究,而對于管理會計研究所需的內部數據,問卷調查便有著不可替代的優勢。
問卷調查有兩個很重要的技術:抽樣技術和問卷設計技術。這兩個方面做到科學嚴謹對調查的效度和信度都十分重要(胡玉明,2005)。國內現有的問卷調查與國外成熟的問卷調查還存在極大的差距,成功的問卷設計一定是基于理論基礎,再結合前人的研究設計進行調整和完善而成的。例如,對于環境不確定性的計量一般從原材料的供應、競爭者的動態、市場需求、制造技術、政府監督和干預以及原材料的價格共六個方面進行評分(GulandChia,1994),再通過信度和效度的檢驗來證明其計量的合理性。但是從我國現有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大多數研究并不是驗證某種理論,而只是說明一種現象,或者某種管理會計實踐的程度和狀況,往往是需要了解什么問題就直接設計什么問題,而對于研究問題的計量還缺乏足夠的理論依據和科學性(2005《會計研究》:《企業成本戰略管理與持續發展相關性實證研究》采用統計檢驗方法使用得到的數據。但在國內樣本中,這樣的問卷調查并不占主流)。所以,即便都是問卷調查,問題設計的水平和研究的深度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另一個研究的差距就是實驗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實驗方法最早廣泛應用于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科學研究之中。大約20世紀中期,經濟學家開始把實驗研究方法引入經濟研究,建立了實驗經濟學。實驗研究方法就是由研究者根據研究問題的本質內容設計實驗,控制某些環境因素的變化,使得實驗環境比現實相對簡單,通過對可重復的實驗現象進行觀察,從中發現規律的研究方法。在管理會計研究中,實驗法常常用于預算、激勵機制和轉移定價等問題。總的說來,實驗研究相比經驗研究有更多的困難,它除了需要經濟學、管理學、會計學、金融學等專業知識外,還需要心理學的理論指導。同時,它要求大量的實驗參與者,以及實驗經費和計算機聯網的實驗室環境。這種研究方法可以得到許多在現實環境中無法得到的數據,從而在理論的檢驗上就有了更加廣闊的范圍和比較獨特的視角,能夠捕捉到更為主觀的影響因素,因此,在理論基礎上與心理學和行為學的結合更加地緊密。
(二)管理會計的研究背景與研究主題
在19世紀西方紡織、鋼鐵等重型制造企業中,標準成本、機會成本和利潤中心等概念的出現宣告了管理會計的誕生(Anthony,1989)。從那時起,管理會計開始作為實務界所應用的一門技術,直到二戰之后,它才正式成為哈佛商學院的一門專業學科,并得到學術界的公認。幾十年來,隨著全球經濟環境的急劇變化,西方管理會計研究伴隨著眾多企業的生存與競爭不斷地突破自我和創新,表現為研究內容不斷增加,研究方法日趨多樣,理論基礎也不斷擴展。可以說,這門學科的研究目前在西方已經比較成熟。
我國管理會計研究,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引進西方管理會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早期的研究還沒有自己的體系和重點,這與西方以制造性環境為基礎,以改進實務為目標的研究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但是,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經濟的發展,管理會計研究逐漸與實務相結合,并經過20多年的研究和摸索,已有許多豐富的成果。但時至今日,與國外相比我國管理會計研究還存在哪些差距?我國的管理會計研究如何走向世界?這些都是我們極為迫切想探求的問題。
同時我們也感到,管理會計研究始終面臨著來自外界環境和其他學科的挑戰,為了能夠給我國管理會計研究提供較好的建議,我們以相關文獻為依據,從研究主題、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等方面來分析管理會計研究所必須面對的關鍵性問題,為中國管理會計研究走向世界提供建議。
一、管理會計研究面臨的關鍵性問題
(一)管理會計的研究背景與研究主題
管理會計研究起源于西方傳統的制造性企業,其研究的歷史也是伴隨著產品的制造成本和成本控制發展起來的。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絕大多數管理會計的教科書還是以制造性活動為案例(Anthony,1989)。早期的研究之所以關注于制造性環境中的問題是因為這樣的研究主題能夠帶來改進生產成本和改善制造成本管理的機會。但是,隨著制造性的企業逐漸意識到越來越多的利潤來自于非制造性環節時(例如產品的設計階段、售后服務階段等等),而且這些非制造性生產環節逐漸成為北美經濟的主流(Shields,1997),于是便帶來了更多的管理會計研究機會和研究主題。隨著研究的背景逐漸向制造前與制造后活動(如財務、娛樂、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服務行業(如財務、娛樂、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和政府部門以及金融機構等領域擴展,人們對于非制造環境的關注使得諸如對標準成本研究的興趣降低,而增強了對促進銷售的價值鏈管理環節的研究興趣,因此又帶來了基于價值管理的管理控制系統的科學設計與應用的研究,而價值管理的理念又促使人們開始關注成本核算與成本管理的科學性,因此又有了ABC與ABM的研究。隨著近年來企業戰略的重要作用,使得人們又意識到許多管理工具具有戰略管理的功能,例如平衡記分卡不僅是業績計量的工具,更是戰略實施和管理的手段。因此人們更加關注管理會計在戰略管理中的作用,這便帶來了戰略管理會計的研究風潮。當管理會計逐漸突破單一組織和一國的邊界,集團與跨國公司變得越來越重要時,對于價值鏈管理(包括供應鏈、專利與特許使用權安排、外部采購、有效的客戶反應系統以及競爭者分析等等)、轉移定價等主題的研究便成為了關注的焦點。由此,我們不難發現,研究背景對于研究的主題或者說研究的內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如果中國與西方的經濟背景和企業背景不同,或者經濟發展的階段存有差異,研究背景也會存在差異,而這又會直接影響到研究主題選擇的差異。
【摘要】隨著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綜合醫學模式的演變,醫療矛盾逐步由“技術型”向“服務型”轉化,許多新的醫學倫理問題應運而生,醫學倫理學越來越受到各國醫學教育界的關注。
1醫學倫理學教學現狀
1.1我們不能不清醒地認識到,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相比較,我們的醫學倫理教育從內容到形式,從理論到實踐都存在著許多問題與不足。目前,在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已經進行了多年系統穩定的醫學倫理學教學。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各年級醫學生中均開設醫學倫理學課程,并進行跨學科教學。教學基本上圍繞當前醫學領域的重點熱點倫理問題進行,如醫學實踐中知情同意、人體實驗、腦死亡、稀有資源分配等。哈佛大學醫學院對醫學倫理學采取以問題為基礎進行跨學科的教學方法,組織學生對醫學倫理問題從不同角度、不同學科進行研究和探討,并邀請不同學科的專家參加,例如邀請臨床醫學專家、基礎醫學專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行為科學家等[1]。
我國則多以開設醫學倫理學課堂教學為主,進行其他教學模式的學校還很少,教學模式還有待完善。僅在少數醫學院校的醫學倫理學教學中,采取了對重點熱點問題進行討論,課題調研的形式。比如哈爾濱醫科大學,其在上世紀末已經開始采取這種課題調研討論的教學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學效果[2]。但是目前國內對這些模式還缺乏系統的研究,也沒有很好的推廣。
1.2對醫學倫理學重要性的認識不足。
醫學倫理學在醫學教育中的地位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才導致目前我國醫學院校醫學倫理學課時嚴重偏少的現狀。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大部分醫學院校在第五學期開設醫學倫理學或在政治課中開設醫德課,總課時約為30學時,不及美國、日本等國家同類課程學時總數的1/5。在如此有限的時間內,不大可能指望學生對醫德范疇、醫德規范等有較為系統的了解,更談不上為他們提供將理論付諸實踐的機會了。
【摘要】隨著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綜合醫學模式的演變,醫療矛盾逐步由“技術型”向“服務型”轉化,許多新的醫學倫理問題應運而生,醫學倫理學越來越受到各國醫學教育界的關注。
1醫學倫理學教學現狀
1.1我們不能不清醒地認識到,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相比較,我們的醫學倫理教育從內容到形式,從理論到實踐都存在著許多問題與不足。目前,在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已經進行了多年系統穩定的醫學倫理學教學。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各年級醫學生中均開設醫學倫理學課程,并進行跨學科教學。教學基本上圍繞當前醫學領域的重點熱點倫理問題進行,如醫學實踐中知情同意、人體實驗、腦死亡、稀有資源分配等。哈佛大學醫學院對醫學倫理學采取以問題為基礎進行跨學科的教學方法,組織學生對醫學倫理問題從不同角度、不同學科進行研究和探討,并邀請不同學科的專家參加,例如邀請臨床醫學專家、基礎醫學專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行為科學家等[1]。
我國則多以開設醫學倫理學課堂教學為主,進行其他教學模式的學校還很少,教學模式還有待完善。僅在少數醫學院校的醫學倫理學教學中,采取了對重點熱點問題進行討論,課題調研的形式。比如哈爾濱醫科大學,其在上世紀末已經開始采取這種課題調研討論的教學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學效果[2]。但是目前國內對這些模式還缺乏系統的研究,也沒有很好的推廣。
1.2對醫學倫理學重要性的認識不足。
醫學倫理學在醫學教育中的地位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才導致目前我國醫學院校醫學倫理學課時嚴重偏少的現狀。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大部分醫學院校在第五學期開設醫學倫理學或在政治課中開設醫德課,總課時約為30學時,不及美國、日本等國家同類課程學時總數的1/5。在如此有限的時間內,不大可能指望學生對醫德范疇、醫德規范等有較為系統的了解,更談不上為他們提供將理論付諸實踐的機會了。
摘要:恩格斯曾經說過:“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可見,任何理論只有保持與時俱進的品格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現代思想政治教育作為馬克思主義重要的應用理論之一,要想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實效性,也必須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其中,最關鍵的就是要在人性基礎視野下,實現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論體系的人性化和現代性超越。所謂人性化超越,是指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基于現代人的人性基礎,實現其自身理論與實踐向合乎人性方面的變化發展;(共3頁)
關鍵詞:現代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現代性教育理論體系與時俱進理論品格人性基礎馬克思主義
恩格斯曾經說過:“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1](P681)可見,任何理論只有保持與時俱進的品格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現代思想政治教育作為馬克思主義重要的應用理論之一,要想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實效性,也必須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其中,最關鍵的就是要在人性基礎視野下,實現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論體系的人性化和現代性超越。所謂人性化超越,是指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基于現代人的人性基礎,實現其自身理論與實踐向合乎人性方面的變化發展;所謂現代性超越,是指現代思想政治教育要面向現代化,符合現代人的現實人性,合乎現代人的人性完善和發展需要。具體說來,現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實現人性化和現代性超越:
第一,從“以抽象化理想化的人格(原則)為本”到“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本”,實現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念的人性化超越。眾所周知,任何一種理論的發展首先是對其基本理念的超越。現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從根本上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超越,必須首先實現其基本理念從“以抽象化理想化的人格(原則)為本”到“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本”的根本性超越。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實現徹底的現代性和人性化超越的前提條件。這是因為,不論什么樣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以現實的個人為中心的,其實施者是人,受教育者也是人;既是由現實的個人來進行,也是由現實的個人來接受的。“以‘現實的(個)人’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決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念人本化……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化以‘現實的(個)人’的全面發展為最基本的價值取向,以培養充滿活力、和諧發展的人為最基本的教育目的”[2]。因而,“現實的個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然而,自思想政治教育產生以來,不論是資產階級政治家,還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大多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鼓舞人們起來革命,喚起人們建設國家的熱情,維持社會安定,促進社會發展的“工具”,因而把一些抽象的理想化的人格或原則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隨著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執政理念和科學發展觀的確立,我們從中受到啟示,開始了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向“以人為本”的超越,不僅重視現實的個人的社會價值,而且也開始重視現實的個人的自我價值;不僅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價值(即工具性價值),而且也開始重視它的個體價值(即目的性價值)。我們提倡以人為本,就是要在現代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既要以人為目的,又要以人為手段;只有以人為目的,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價值,才能有效實現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執政黨維護自己統治、實現自己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進而實現現實的個人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工具性價值;執政黨以現實的個人為手段,推動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其根本目的不在于單純為了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也不是為了經濟的發展而發展,而是為了實現現實的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同時,這也是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終價值目標。
第二,從“單純注重社會價值”到堅持“關注個體價值”與“關注社會價值”的有機統一,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理論的人性化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本來就包括社會價值和個體(個人)價值,然而,長期以來傳統思想政治教育“較多地看到社會價值而較少地關注個體價值”[3](P348),即過多地強調執政黨和國家的需要,強調個人要為社會的發展和國家的富強而奉獻力量,很少注意現實的個人自身的需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成為個人服從社會、服從集體、犧牲自己以利大家的代名詞,這種以社會為本位的思想政治教育顯然存在著嚴重的弊端。中國當代現實已初步表明,現代思想政治教育不僅是“人類本身的一個業已形成的、特有的生存發展方式”[4],是“人們認識和發展自己的一種重要方式,是人的需要和生命活動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3](P360),而且已經愈來愈成為現實中的每一個人業已形成的生存、生活方式中的一種最有意義的方式,同時也是自己追求自由而全面發展必不可少的途徑。因此,從最終價值角度來講,“思想政治教育最本原的目的是促進人類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其終極價值追求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使人從動物性存在提升到人性存在”[5]。我們正確的態度是將兩個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既要強調現實的個人的工具性,通過現代思想政治教育來為黨、國家和社會培養優秀的建設者和可靠的接班人,另一方面也關注現實的個人的個體自身利益需要和價值追求,針對他們的精神性需要提供精神歸宿、精神動力和精神提升服務,并大力促進個體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這一點才真正是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生功能”①。
第三,從“片面發展的無個性的聽話人”到“全面發展的具有自由個性的完整人”,實現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理論的現代性超越。英國道德教育理論家約翰·威爾遜說過:“道德教育的任務既不是使受教育者與社會的價值協調一致,也不是把教師們特定的思想強加給受教育者。它的任務是既不培養馴服者,也不培養反抗者,而是培養受教育者對道德原則的尊敬和運用這些原則的能力。”[6](P60)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傳統思想政治教育從西漢時期的“獨尊儒術”開始,基本上都是用統一的內容、統一的方式、統一的標準和要求來對受教育者進行“同一樣式”的思想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培育。它必然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這種“統一化”(同一化)模式忽視了人性中的個性問題,最終形成思想上千篇一律的毫無個性的“聽話人”。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和最高命題,即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和實現自由個性是背道而馳的。這種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革命戰爭年代和貧窮的計劃經濟時代是很有生命力和存在價值的,在喚起民眾起來跟著我們黨進行革命斗爭和初步建設社會主義方面,曾經起到巨大作用。但隨著生活的安定,國家的強盛,民族的振興,人們的自我意識逐漸增強,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確立以后,隨著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利益主體多元化、分配方式多元化、思想意識多樣化等現象出現,人們的個性化需要和個性化追求愈來愈明顯,追求個性已經成為人們的現實需要,這種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愈來愈不適應變化的中國現實。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強調人性化,就是要使人從“無個性的聽話人”到“具有自由個性的現代人”,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理論的超越。現代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教育,從本質上或從最終目的上講就是要促進現實的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實現馬克思所說的“自由個性”。盡管目前我們還不能真正實現這一最終目標,但是我們還要在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目標中包含向這一目標不斷推進的趨勢,至少不能與這一終極目標相背離。因此,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必須要從傳統的“無個性的聽話人”轉到“具有個性的現代人”這一體現現念的人性化目標上來,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理論的超越。這是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論體系現代性超越的核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