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發展指數范文精選

摘要：采用城市化與經濟協調發展理論和協調度的概念，建立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綜合水平評價的指標體系以及二者的協調度測度模型，以四川省為例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1993年以來四川省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大致經過了兩個階段：2000年以前為不協調階段，協調度為負值；2000年后進入協調時期，協調度為正值。同時表現出空間差異，2005年全省各市（州）分別屬于五種協調類型，成都市和攀枝花市的協調度較高，其它大部分地區協調度較低。

關鍵詞：城市化；經濟發展；協調度；四川省中圖分類號：F291.1

1．引言

城市化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現象和社會現象之一[1]。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不斷增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一個國家經濟發達程度，特別是工業化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現代化的核心內容與標志之一[1]。目前，我國已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時期，區域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不協調的問題在部分地區逐漸突顯，并極大地制約了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如何協調區域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發展已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中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已經有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認為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正相關性[2](Henderson，2003)。錢納里(1988)利用1950-1970年101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城市化數據，證明在不同的人均GNP水平上，有不同的經濟結構與城市化水平與之對應[3]。對于不同的地區，由于其所處的自然地理位置不同，以及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即使在相同的人均GDP條件下，對應的城市化水平也表現出差異性，關鍵是兩者時間的關系是否協調。關于兩者的時間協調度，近幾年已經開始了相關的研究。呂賓(2002)研究了新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度問題，其評價方法簡便直觀，但指標較為單一[4]。馮俊(2002)研究了中國建國以來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吻合度或偏離度，分析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是否適應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協調關系方面做了一些理論探討[5]。劉耀彬（2004）在闡述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度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工業化綜合水平指數與城市化綜合水平指數之間協調度模型，對改革開放以來24年的中國區域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度的時空特征進行了分析[6]。寧越敏（2005）對比分析了歐洲、亞洲、拉美等發達和發展中地區的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但缺乏定量研究[7]。陳志

（2006）建立了城市化綜合水平與經濟發展綜合水平的協調度測度模型，運用多指標綜合測度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協調度評價，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深入研究[8]。本文以四川省為例，討論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度問題。

摘要:本文通過對特征價格模型的深入研究,結合多種價格指數編制方法優點與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現實,提出當前國內城市房地產價格指數的構建方法:以加權平均法為主要形式,吸收特征價格法的基本思想對加權平均法進行改進,剔除干擾因素,使編制出的價格指數能更好地反映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

關鍵詞:特征價格加權平均房地產價格指數

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處于供求兩旺的狀態。面對房地產業的大好形勢,為了防止泡沫現象的發生,促進房地產市場信息的透明化是一個重要舉措。房地產價格指數是房地產市場綜合因素影響下,供求關系的直接體現,能及時地向社會傳達市場信息,是房地產市場信息透明化的主要標志。

國內外研究現狀

目前,我國房地產價格指數的編制與既有政府主持的,也有民間承擔的。民間的房地產指數由房地產開發商或中介機構編制,如中房指數(CREIS)、戴德梁行指數(DTZindex),偉業指數、中原城市指數(包括CCI和CCL)等。政府的房地產指數一般由房地產管理部門組織編制,如全國35個大中城市房地產價格指數、深圳房價指數、上海住宅預售價格指數、西安40指數等。這些價格指數的編制和使用上存在以下幾個問題(張宏斌、賈生華,2000):指數編制過程中,板塊、片區和商業圈的劃分缺乏必要的理論依據;指數的計算方法落后;價格指數的預測方法不能體現房地產市場的內在特點;各地編制房地產價格指數的主體不一樣,造成了數據的來源和樣本的選擇方法存在很大的差異。

國外的房地產價格指數編制方法眾多,從現有文獻來看,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種關鍵類型:重復交易法、特征價格法以及混合模型方法。其中重復交易法和特征價格法是解決房地產價格指數編制中由于房地產結構差異、品質差異所造成的指數偏差等問題的較好方法,尤其是特征價格法在國外住宅價格指數的應用中最為廣泛。然而,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和市場條件,國內目前十余種房地產指數的編制大多采取了理論上簡單、實際編制上粗糙的加權平均法,或者是加權平均法和重復交易法相結合的不規范做法。在指數的理論和實踐中存在著指數測算方法不完善、樣本數據缺乏代表性、指數的應用受到很大的局限等問題。

摘要：城市化質量是城市化的真實反映與核心價值，文章從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社會服務、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五部分構建城市化質量評價體系，借助泰爾指數、變異系數、β收斂等方法對2002至2018年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探究城市化質量的區域差異以及影響因素。結果表明：觀測期內全國與東中西層面城市化質量均得到了顯著的發展，內部差距也不斷降低；全國與東中西層面均存在σ收斂、絕對β收斂、條件β收斂，但在城市化質量影響因素上全國與東中西層面均存在較大差異。

關鍵詞：城市化質量；綜合測度；區域差異；收斂性

引言

2020年5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城鎮化率已超過60%。但這快速發展的背后仍存在著發展不充分、不平衡、效率低、代價高等問題。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如何正確評估城市化發展質量，有的放矢，查漏補缺，優化經濟結構，為增長提供新動能，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滿足感，是值得研究的一大問題。城市化與城鎮化是同義語，城市化質量是城市化各要素的發展質量、協調程度和推進效率[1,2]。而城市化質量是衡量一國或地區的綜合實力的一個重要指標。本文擬從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社會服務、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五部分構建城市化質量評價體系，借助泰爾指數、變異系數、β收斂等方法，輔以MATLAB和STATA軟件，對省級層面的2002至2018年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探究城市化質量所存在的區域差異以及影響因素，為城市化質量均衡化、充分化、高效化等提供合理建議。

1研究指標與研究方法

1.1模型構建

城市經濟發展作為城市各種功能賴以發揮作用的物質基礎［3］，它與城市化進程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經濟的發展必然對加快城市化的進程產生助推作用，而城市化進程離不開城市經濟的保障［4］。城市在其快速建設發展中，工業、商業等二、三產業的經濟活動頻繁，人工環境占絕對優勢。但在城市發展中往往只片面追求經濟的增長，忽視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造成資源的消耗和各種污染物的排放不斷增長，特別是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物的產生量持續增加，隨之帶來了一系列環境污染問題。城市環境問題造成了城市經濟發展和城市污染的矛盾突出，城市環境質量下降的結果，影響城市和城市化的良性發展。城市經濟發展和污染物排放的關系可以從兩方面來概括:一方面不斷增加的工業污染物排放對城市環境造成了巨大破壞，進而嚴重影響了人們正常的生產與生活;另一個方面，環境不斷污染與惡化和資源過度消耗與利用又反過來制約著城市經濟健康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城市環境污染問題已成為制約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城市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增長點，通常主要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一個城市經濟發展的綜合水平。但GDP只是按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生產和提供最終貨物和服務的總價值來衡量，并沒有考慮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環境保護。由于經濟發展與污染物排放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引起國內外一些學者的高度重視，不斷加強研究，如文獻［5－6］采用人均GDP指數與廢水、廢氣及固體廢棄物之間的關系，建立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評估模型。采用科學實用的分析指數和指標，對于客觀評價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狀況很重要［7］，為科學評價包括城市在內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狀況提供科學依據和工作指導。

GPI指數的提出

GPI指數的概念GPI是國內生產總值污染物排放指數(GDPPollutantEmissionIndex)，是反映經濟增長與環境協調發展狀況的指標。GPI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地區)每生產一個單位的國內生產總值所排放的污染物數量。在環境統計公報、環境狀況公報中，廢水的統計指標有廢水排放總量、廢水中化學需氧量排放量(COD)、廢水中氨氮排放量;廢氣統計指標中有二氧化硫排放量(SO2)、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固體廢物排放量狀況主要由固體廢物產生量、綜合利用量來衡量。因為廢水中工業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廢氣中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在污染物排放中占有較大的比重，所以本研究選取工業化學需氧量排放量(COD)、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SO2)、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工固)作為GPI的分析指標。

GPI指數的作用GPI指數是反映經濟增長與環境協調發展狀況關系的指數，它能反映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組成的環境經濟復合系統的狀況，也能反映經濟與環境發展規劃和計劃的執行性情況，以及對過去發展狀況和相關工作的總結和評價等。GPI指數提供了一個科學客觀的、明確具體的評價指標，是對經濟與環境系統進行科學管理的重要工具。GPI可以對城市經濟與環境系統進行衡量，糾正唯國內生產總值反映城市經濟發展的片面傾向，使城市有一個合適的近期努力方向和科學長遠的奮斗目標。GPI把城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緊密聯系起來，為城市發展與城市規劃、城市經濟發展及城市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提供科學依據，使經濟發展與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確保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社會效益的統一，達到經濟與環境和諧發展，促進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

基于GPI的城市經濟發展與污染物排放分析

部分城市經濟發展與工業污染物排放狀況分析在分析城市經濟發展與工業污染物排放狀況中，考慮分析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工業污染物指標的代表性，本研究選取全國三類23個城市(直轄市3個、部分省會城市7個、部分非省會城市13個)作為分析對象，統計了2011年這些城市的國內生產總值、廢水中工業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廢氣中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運用公式(3)，計算了GPI工業COD，即單位GDP廢水中工業化學需氧量(COD)排放量;運用公式(4)，計算了GPI工業SO2，即單位GDP廢氣中工業二氧化硫(SO2)排放量;運用公式(5)，計算了GPI工業固廢，即單位GDP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

摘要:本文基于2012－2018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個城市群面板數據，通過基尼系數構造產業專業化指數實證研究了產業分工對于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得到了以下結論:(1)產業分工的深化能夠有效促進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2)產業分工對于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的促進作用存在異質性。(3)固定資產投資水平與人力資本能夠有效促進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基于結論提出建議，我國應當培育并利用好經濟增長極，充分發揮城市群核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經濟輻射及產業帶動作用，促進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

關鍵詞:城市群協調發展產業分工基尼系數固定效應模型

一、引言

產業分工這一概念最初是為了研究各國之間的勞動分工而提出的，主要是指國民經濟內部分工超越國家這一界限而形成的國家間分工(謝卓廷，2020)。而隨著各國不同區域內產業集聚所帶來的外部性顯現，在地方產業保護政策的出臺，企業對于某些特定區域所產出資源的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產業分工不僅成為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顯著特征，更是地方政府促進經濟高速發展的戰略手段。本研究基于中國3個主要城市群2012年到2018年的面板數據，采用Dagum基尼系數以及固定效應模型分析各城市群產業分工程度，并探究產業分工對于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其研究結果將為城市群產業發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從而實現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

二、文獻評述

國內有關產業分工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進行。從產業分工的指標測算來看，由于產業分工與產業協同集聚概念相對應，使得許多學者從產業協同集聚的角度對產業分工進行測算。例如，韓清(2018)利用DO指數對中國工業企業2003－2011年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進行測量，得出中國工業產業協同水平呈現先上升后下降，最后保持穩定的態勢;從產業分工影響因素來看，已有研究多從生產要素出發，王玉燕(2018)通過測算產業專業化指數并回歸，實證了人力資本，物質資本以及技術進步是決定產業分工程度的三大因素;楊孟禹(2020)通過中國地級市夜間燈光數據構建了集群規模及產業分工指標，得出土地財政不利于產業分工的深化。從研究層面上來看，眾多學者在國際、地區以及省際層面上進行了許多研究，如劉志彪(2020)分析了我國在疫情背景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分工地位，并給出了如何在“逆全球化浪潮”中鞏固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地位的建議。綜上所述，現有關于產業分工的研究已經較為完善，但仍有兩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索:一是有關產業分工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探索產業分工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且大多為定性分析，很少有學者對產業分工對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進行定量研究;二是國內學者多在國際、省際等層面進行產業分工指標測算，而以城市群為單位測算產業分工指數的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的邊際貢獻在于:將城市群作為研究對象，從人均GDP角度，探究產業分工對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為城市群產業發展提供一定參考，這對推動城市群產業分工合理化、經濟發展協調化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