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管理范文精選

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進展，但在理論建構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經過早期以數量型為主的迅速發展后，現在是對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進行回顧與總結的時候了。本文將對1978至1998年中國(大陸)中文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專題研究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問題的資料進行回顧和總結，資料來源主要依據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人口學》專題②，根據標題中的關鍵詞進行檢索，另外也補充了一些《人口學》專題中沒有收錄的論文，由于遷移研究、特別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眾多學科，以及檢索手段的不完備，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歡迎指正。

一、關于人口遷移研究的簡要回顧

從7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人口科學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由宏觀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決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點集中在人口再生產方面，有關人口遷移和流動的研究很少見，只有一些介紹國外人口遷移狀況和政策的資料零星散布于各類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口遷移特別是非農產業部門的勞動力遷移調配納入了國家計劃之中，從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動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關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研究幾乎是空白。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農村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改革的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顯化及其轉移問題開始成為一個研究熱點，并逐步向相關問題和學科擴展，形成跨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動人口的劇增強化了政府部門和科研機構對人口流動問題的關注，從80年代中期起，我國東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繼開展了流動人口調查。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調查了中國人口遷移的狀況，為遷移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資料支持。進入90年代以來，政策研究部門和學術研究機構繼續對80年代后期開始對社會形成強烈沖擊的“民工潮”展開了較為深入的調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帶有濃厚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特色。

仇為之(1981)發表的“對建國以來人口遷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檢索到首篇對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的論文。從1981到1983年，檢索到的遷移和流動研究論文僅有5項。從1984年開始，遷移和流動研究開始迅速發展：1984年檢索到11篇論文，1985年為22篇，1988年成為遷移和流動研究的一個高潮，有41篇論文。1995年形成一個新高潮，論文達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個階段：1981至1987年為起步階段，這一階段遷移和流動方面的資料極其缺乏，研究理論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論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規模的調查，但這一階段為后期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專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編的《中國人口遷移》較系統地總結了建國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遷移活動，包括邊疆地區的開發型移民、水庫移民、自流人口問題等。胡煥庸等(1984)編著的《中國人口地理》和孫敬之(1987)主編的《中國人口》叢書，都有專門章節討論人口遷移，為之后的人口遷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資料基礎。李德濱(1987)的《黑龍江移民概要》總結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發或組織遷入黑龍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價值。1988到1995年為人口遷移研究大發展階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現，初步確定人口遷移和流動研究的框架地位。這一階段的大發展，?搜Э品⒄溝淖隕硪笸猓褂屑阜矯嫻撓欣蛩兀閡環矯?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人口的流動性大大加強，要求學術界對此問題開展專門研究；另一方面資料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主要如《中國人口》叢書，戶籍遷移統計資料的整理和，中國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鎮遷移調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動人口調查”，以及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都為遷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礎(莊亞兒1995)。綜合利用相關資料進行的研究如李夢白等(1991)對大城市流動人口狀況進行了較全面的總結和分析；楊云彥(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抽樣數據對人口遷移狀況作了較詳實的分析；彭勛等(1992)從理論上探討了人口遷移的學科體系。1996年以來是人口遷移研究開始走向深入的階段，研究成果在數量上的擴張已經明顯緩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創新、國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學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從研究內容上看，其覆蓋的內容廣泛。其中，主要可分為三大組成部分：第一部分為對遷移進行綜合性研究的論文，約占總數的37%，包括全國或地區性人口遷移的狀況、過程、流向及其結構特征，遷移的一般理論與方法等內容；第二部分為對人口流動、暫住人口、“民工潮”等課題進行研究的成果，這?徊糠質孔疃啵頰甲蓯?7%，其中相當部分是對流動人口管理、包括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提出的設想和建議等；第三部分為專題研究，包括環境移民、開發移民、水庫移民、婚姻遷移、跨國遷移和流動等，這一部分約占16%。

二、遷移研究的主要進展

摘要：農村城市化已經成為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各國的經驗證明，城市化的迅速發展對于市場容量的擴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及人類文明的進步等方面都發揮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我國從建國起至今，城市化發展一直處于嚴重滯后狀態。導致滯后的原因是現行戶籍制度而不是其他因素，城市化的滯后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因此改革戶籍制度刻不容緩。

關鍵詞：城市化；二元戶籍制度

1我國現行戶籍制度的演變

建國初期，我國人口在城鄉之間是自由流動的，國家于1951年公布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這是新中國第一部有關戶籍管理的法律法規。1955年國務院了《關于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1956年至1957年，國務院曾先后三次指示或通知，要求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這一時期，戶籍管理逐步制度化。但總體來說，國家對公民的遷徙限制不多，城鄉之間互動頻繁。農村還向城市輸入了大量的勞動力來完成國家的工業建設。當時的戶籍制度基本上體現了中國第一部憲法的精神：“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利益的驅動下涌入城市，二元戶籍制度開始動搖，1984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長期在城鎮務工、經商、辦企業的農民，在居有住所的前提下，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這是我國戶口遷移政策的一個重大改革。但在1989－1991年治理整頓期間，農業戶口的人們又被趕回農村。1992年隨著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發表以及黨的十四大、十四界三中全會的相繼召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得大批的農民又涌入城市，從而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民工潮”。政府試圖用戶籍制度限制農村人口流動的方法越來越難以奏效。相反，由于以戶籍管理制度為核心的十四項具體制度的限制，許多農民進城后無法溶入到原有的社會經濟組織之內，只能在體制外生存而成為流動人口，大大延緩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

2現行戶籍制度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影響

去年開始，*在*、*兩區全面推行城市化，成為全國第一個沒有鎮和村的城市。這是*市委、市政府在綜合考慮全市均衡發展的需要和*、*兩區落后的上層建筑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之后所作的一個重大抉擇，值得認真加以研究。

一、體制性障礙制約了*、*的發展

城市化之前，*、*兩區已形成雄厚的經濟基礎，但行政管理體制卻相對落后，嚴重制約了兩區乃至全市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管理層級過多

城市是市政建設、經濟發展與人口都高度集中的區域，具有面積小、聚集性強的特點。世界各大城市基本上都實行一級政府管理的體制，由職能部門對轄區實行集中、垂直和統一管理。但城市化之前，*卻有三級政府：市政府、區政府、*、*兩區還下轄鎮政府，一級政府可以承擔的職責由兩級政府共同承擔，延長了管理鏈條，形成了中間層。這種體制一方面容易出現各層級之間職責不清、互相扯皮，降低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大量財力被用于支撐區政府的運作，作為行政成本被消耗了，再加上鎮政府的費用，致使行政成本長期居高不下。

區鎮兩級政府共存的體制，削弱了區域發展的后勁。對比*和東莞兩市，這一結論十分明顯。就整體而言，無論是綜合實力，還是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管理水平，乃至對周邊地區的輻射能力等各方面，*都明顯占優勢。然而，具體到鎮一級的發展，雖然**、*兩區各鎮更具有毗鄰香港的地理優勢，而且，行政級別較高，對人才更具吸引力，但是，除了布吉、龍華等主要借助與*市中心毗鄰的地緣優勢，取得較大的發展之外，其余許多鎮與東莞的鎮相比，可謂相形見絀。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實行市區鎮三級政府架構，而東莞實行的是市鎮兩級政府體制。

摘要：農村城市化已經成為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各國的經驗證明，城市化的迅速發展對于市場容量的擴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及人類文明的進步等方面都發揮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我國從建國起至今，城市化發展一直處于嚴重滯后狀態。導致滯后的原因是現行戶籍制度而不是其他因素，城市化的滯后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因此改革戶籍制度刻不容緩。

關鍵詞：城市化；二元戶籍制度

1我國現行戶籍制度的演變

建國初期，我國人口在城鄉之間是自由流動的，國家于1951年公布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這是新中國第一部有關戶籍管理的法律法規。1955年國務院了《關于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1956年至1957年，國務院曾先后三次指示或通知，要求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這一時期，戶籍管理逐步制度化。但總體來說，國家對公民的遷徙限制不多，城鄉之間互動頻繁。農村還向城市輸入了大量的勞動力來完成國家的工業建設。當時的戶籍制度基本上體現了中國第一部憲法的精神：“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利益的驅動下涌入城市，二元戶籍制度開始動搖，1984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長期在城鎮務工、經商、辦企業的農民，在居有住所的前提下，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這是我國戶口遷移政策的一個重大改革。但在1989－1991年治理整頓期間，農業戶口的人們又被趕回農村。1992年隨著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發表以及黨的十四大、十四界三中全會的相繼召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得大批的農民又涌入城市，從而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民工潮”。政府試圖用戶籍制度限制農村人口流動的方法越來越難以奏效。相反，由于以戶籍管理制度為核心的十四項具體制度的限制，許多農民進城后無法溶入到原有的社會經濟組織之內，只能在體制外生存而成為流動人口，大大延緩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

2現行戶籍制度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影響

一、加快農民進城的緊迫性

我國經濟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一個變化，就是20多年間有1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已占農村總從業人員的30%左右，使鄉鎮工業取代國有工業，成為我國工業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的再配置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則逐漸地減緩，并在近幾年因市場變化而出現倒流趨勢。僅1997、1998年兩年統計，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就凈增366萬人，1999、2000、2001年每年至少也有凈增100多萬人。出現上述情況并不意味著資源配置效應的潛力告終。主要依據是：盡管已有大量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領域，但由于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迅速增長，留在農業領域的勞動力還有3億多，同改革初期相比，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100多萬。農業與非農業的邊際生產率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我國國民經濟經過20多年高速增長的量變積累，已經呈現質的變化，即絕大部分商品的供給已經滿足或超過市場需求，由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大多數鄉鎮企業在市場導向下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飽和，不再有超常發展的空間；而高技術含量的生產領域雖然市場廣闊，卻需要鄉鎮企業進行重大結構調整，不可能再以低技術和粗放經營的方式跨進結構升級這道門坎。況且，80%以上分布在村落的鄉鎮企業，由于缺乏所必需的公共基礎設施，缺乏技術和管理人才，遠離城市集中地帶，難以再走“離土不離鄉”的道路。我國鄉鎮企業發展正面臨著一個調整期，這就不可能再以從前那樣的超常速度增長著。與此相聯系，鄉鎮企業可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趨于下降。從“七五”期間年均925萬人，降到“八五”期間年均719萬人，降到1996年674萬人，再降到1997年的400萬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如果不可能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前面所說的資源配置效應，將在很大程度上不復存在，經濟增長速度將會顯著放慢。

我國經濟改革以來的一、二十年間，數以千萬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就業，并因此帶動了鄉鎮企業高速度增長，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發展，但這種替代終究是有限度的。農村人口城市化規律是不可阻擋的，限制城市化是積累矛盾，加劇矛盾，而不是解決矛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與城市化有機地結合起來。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表明，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是現代化進程中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兩個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取得史無前例的進展，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進程仍然十分緩慢，這兩者之間表現出極其明顯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的后果，集中反映在最近幾年前者速度大幅度回落，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農村經濟增長速度及農民收入增長幅度明顯趨緩。這就要求必須因勢利導地解決這種不協調問題，并使之相互促進，以開創中國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新階段。

要有效地解決我國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就必須遵循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正確認識和處理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關系。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是推動現代化進程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也是推動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可缺少的原動力。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是，伴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城市化水平也不斷提高，這是產業結構變遷引起就業區域結構變遷的結果，也是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結果。我國的工農業產值結構已由建國初期的3:7轉移為7.5:2.5，而城鄉人口結構乃為3.6:6.4，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的工業化是在城鄉隔離的環境下并且獨立于城市化進行的，使得迅速增長著的剩余農業勞動力無法被城市二、三產業所吸收。1952年至1978年，我國城市工業所能提供的新的就業崗位只有3723萬個，而同一時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誤，全國城鄉勞動力共增加19127萬人，大部分新增勞動力不得不被安置于農村，這就必然嚴重地制約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村經濟的增長。市場取向改革以來，我國市場化程度有了顯著的進展，并且與工業（尤其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基本上打通。這些年來，我國農村工業化和剩余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也正是市場化因素不斷強化的結果。然而，在依靠市場機制和農村工業化力量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與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同時，城市化滯后的矛盾又日益突出出來。

二、是進小城鎮抑是進大中城市

關于我國城市化與城鎮化問題，國內外學術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階段性成果。但是，對城鎮化與城市化的關系問題，至今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這就很難對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作出正確的回答。我們認為，城鎮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發展小城鎮是我國特定條件下城市化戰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發展小城鎮是城鄉二元體制下被迫作出的選擇，而不是最佳的選擇。確立這樣的一種觀點，才能正確認識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換句話說，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的特殊性，在相當程度上是和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發展小城鎮戰略聯系在一起。在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同農村問題的解決無關。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提出發展小城鎮戰略時，又總是同解決農村問題聯系在一起。我國現階段農民進城方式和條件，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在城鄉分離或城鄉分割體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們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鎮區分為兩個不同類型的社區。與此相適應，在農民進城上，也可以劃分為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這兩種方式。當城市化還沒有基本實現的情況下，必然是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并重（目前兩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時期內，進小城鎮的人數還會比進大中城市的人數多得多。當城市化演變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城鎮化就會逐漸被城市化所代替。屆時，農民進城的方式，主要表現為進入大中城市，或進入大中城市的人數遠遠超過小城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