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科學技術范文精選

【摘要題】本文評述“西方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技術的政治效應理論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關于當代科學技術是一種新控制形式的觀點。作者指出，盡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理論存在種種不足，但是他們較深入地探討了當代科學技術與政治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提出一種獨特的科學技術政治學的理論，這對于我們全面認識當代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系，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正面政治作用，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西方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政治效應

【正文】

科學技術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科學技術的政治效應問題是科學技術觀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國外，圍繞科學技術與政治的關系問題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門新學科，即科學技術政治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較早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著力研究當代科學技術的消極政治效應方面，提出了一個獨特而有影響的觀點，即當代的科學技術取代了傳統的政治恐怖手段而變成一種新的統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們將評述“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這方面觀點。

青年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已經涉及科學技術的社會政治效應問題。他認為，當科學認識的觀念被應用于自然時，它只是推動科學的進步，當它被應用于社會時，它反轉過來成為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1]現代科學越發展、越復雜，它的方法對自然理解得越好，就離人本身越遠，越成為片面的、封閉的、與人無關的東西。技術的情形也一樣，“技術的專門化破壞了整體的形象”，“它把現實世界撕成碎片，使整個世界的夢幻煙消云散”。[2]盧卡奇實際上把科學技術當作物化的形式來加以批判，認為資產階級一方面將科學技術當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將它們變成人對人統治的有效手段；科學技術成了資產階級的幫兇，在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越發展，工人受剝削受壓迫就越厲害，科學技術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矛盾異化現象的一個禍根。在這里，盧卡奇顯然注意到了資產階級將科學技術變成統治工具的事實，分析了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之間的關系問題。

法蘭克福學派沿著盧卡奇的思想傳統，對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這成了其科學技術觀的一個主題?；艨撕Ｄ桶⒍酄栔Z在《啟蒙的辯證法》一書中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對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強了，但這種控制最終是以人對人的統治作為代價的，即科學技術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過來變成人對人統治的手段。在他們看來，在當代社會，統治的原則已發生了變化，原來的那種基于野蠻力量的統治讓位給一種更巧妙的統治，即借助科學技術手段，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命令被內化為一種社會及個人心理，技術已經成為新的控制形式?；艨撕Ｄ桶⒍酄栔Z提出的基本論斷是“技術的基本原理就是統治的基本原理”，因為人運用理性工具不斷征服自然，以技術的進步、效率的提高作為合理性活動的準則，這本身就體現了人對自然的統治欲。而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由于科學技術與政治統治的直接聯結，并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工具越來越復雜、精確，反過來導致對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強，人日益變成機器操縱的對象，因而科學技術體現了人對人的統治欲。這種人對自然的統治和人對人的統治充分說明技術合理性又與政治統治結下不解之緣，技術的合理性變成了統治的合理性。

摘要：我們已經不能再把藝術設計理解為一個狹隘的概念，數字技術被廣泛應用于藝術設計領域，這就意味著人們的設計觀念與設計思維已經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發生了新的變化。設計師必須學會掌握將知識轉化成電腦語言的工具和技巧，在科學技術與藝術設計之間尋找一個平衡的支點。設計師的藝術感受力和創造力依然是設計作品的靈魂，這是我們正確認識數字技術與藝術設計和諧發展非常關鍵的一點。

關鍵詞：數字技術設計藝術觀念

設計藝術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產生以來，經歷了從工業化社會到信息化社會的歷程，最終走上了數字化的道路。在數字技術條件下的設計藝術，所用的工具和材料在現實的物質觀念中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在處理數字所組成的虛擬概念，而非現實世界中的物質實體，但創造出來的視覺形象卻讓人感覺是真實的。傳統的設計基礎被沖破，“傳統的設計觀念已從有形的物資領域擴展到了無法觸摸的程序領域?！睌底只^念已經悄悄地滲入到現代人的意識形態。

一、數字技術在設計藝術領域的廣泛應用，使人們開始對多媒體、交互式的視覺交流方式進行深入探究。

設計藝術的形式也由以往媒體形式上的物資化、平面化、靜態化以及單一化開始逐漸向虛擬化、空間化、動態化和媒體的綜合化方向轉變。傳統的設計工具與媒體形式的巨大變革，極大地改進了設計的技術手段，同時改變了傳統的設計程序與設計方法。虛擬的數字化圖形、圖像處理技術與數字網絡技術甚至還改變了產品開發及銷售模式，從而引發了設計模式及設計生產劃時代的變革。

最早的設計藝術是從大美術中衍生出來的，這使傳統的設計主要以技法表現為中心，而傳統的設計圖紙只能用手工的方式進行表現，也使得設計者將大量時間花費在技法上，這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是無可非議的。數字化計算機技術“以屏幕顯示的方式開辟了設計傳達的新領域”，設計的每一個過程可視化，使設計變得更為直觀；交互式的人機交流方式和用戶參與的全新人機界面，改變了設計與生產分離的傳統被動式的設計模式；互聯網的信息資源無限、圖文互動與全球化的交互信息，使地緣間的界限被逐步淡化和消除。數字技術融入設計藝術創作過程所帶來的是更為真實的表現、更為便捷的方法、更為迅速的交流、更為拓展的思路等，它突破了以往許多在創作思維、創作方法、創作表現方面的限制，觀念的形成、市場調查、設計戰略的組織等成為當代設計師面臨的主要任務。

哲學發展的階段性，是由一些重要因素所決定的。這些因素主要是指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一）扮演主要角色的關鍵哲學家；（二）有決定性影響和有分量的哲學著作；（三）重大的理論爭論的內容及其結果；（四）社會和文化層面的重要歷史事件的不可替代性。所有這些因素，都呈現非常明顯的‘一次性’或‘不可重復性’，對哲學思想的創造活動，提供了獨特的歷史條件和精神力量；但是，同一般歷史一樣，思想史和哲學史也經常走回頭路，在不可預測的力量的影響下，往往出現多次重復、回歸、退后、迂回、旋轉和‘反芻’，使當代西方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既顯示歷史延續性的特征，又展現斷裂、重疊、偶然性和突發性的特殊軌跡。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西方哲學思想演變過程中，就其社會基礎而言，有兩個重要的分水嶺：1968年的學生運動和八十年代末發生的五大歷史事件：(1)全球化和消費文化的洪水般泛濫、(2)蘇聯東歐國家集團的垮臺、(3)歐盟的擴大、(4)基因工程和電子數碼化的現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5)恐怖活動及突發性社會和自然災害事件的頻繁發生。

如果說，1968年學生運動充分暴露了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總危機的話，那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發生的上述五大歷史事件，則成為當代哲學理論探討的最重要的社會文化土壤，并把1968年后所顯示的西方哲學思想的矛盾及其解決的可能性，具體地在新世紀的人類文化平臺上展現出來。

正是在總結1968年學生運動和80年代末的五大社會事件的歷史經驗之后，西方哲學全面地反省西方傳統的根本問題，即主客體的相互關系以及由此建構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基本原則，使近半個世紀以來，由現代分析哲學、現象學、新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和新文化符號論所集中批判的哲學傳統，進一步得到全面的更新，也使之從原有的‘主客二元對立’模式、人本中心主義、邏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約束中解脫出來，重新探索新世紀的多元文化模式的創造可能性。

當然，當代西方哲學的理論探討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各個卓越的哲學家個人的思想創造能力、個人的理論旨趣及其思想風格。在這方面，思想家的個性、才華及其獨特性，含有很大的偶然性、神秘性和誘惑力，是無法從社會文化基礎的總體角度來分析的。

在當代西方哲學理論探討中，做出重要貢獻的思想家，除了原來屬于上一代、并在當前哲學創造中繼續發生重要影響的利科(PaulRicoeur,1913-2005)、漢斯·約納斯(1903-1993)、?？隆⒌吕镞_、克勞特·勒福特(ClaudeLefort,1924-)、約翰·羅爾斯(JohnRawls,1921-2002)、海拉里·普特南(HilaryPutnam,1926-)、艾耶爾(AlfredJulesAyer,1910-1989)、尼克拉斯·魯曼(NiklasLuhmann,1927-1998)、迦達默(Hans-GeorgGadamer,1900-2002)、保爾·洛朗琛(PaulLorenzen,1915-1994)、卡姆拉(WilhelmKamlah,1905-1976)、伊爾丁(Karl-HeinzIlting,1925-1984)、庫諾·洛朗茲(KunoLorenz,1932-1994)、布魯門貝爾格(HansBlumenberg,1920-1996)、莊·弗朗斯瓦·利歐塔(Jean-Fran?oisLyotard,1924-1998)、姚斯(HansRobertJau?,191-1997)、哈伯馬斯、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米歇·昂利(MichelHenry,1922-2002)以外，新冒現出來的思想明星，在法國，有莊·呂克·馬里墉(Jean-LucMarion,1946-)、賈克·達敏尼奧(JacquesTaminiaux)、艾麗安·埃斯古巴(ElianeEscoubas)、馬克·里希爾(MarcRichir)、莊·弗朗斯瓦·古爾丁(Jean-Fran?oisCourtine)、約斯琳·貝努瓦(JocelynBenoist)、斐利普·索耶(PhilippeSollers,1936-)、阿蘭·巴迪烏(AlainBadiou,1937-)、莊·呂克·南西(Jean-LucNancy,1940-)、柯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貝爾納特·亨利·列維(Bernard-HenriLévy,1948-)、阿蘭·雷諾(AlainRenaut)、德尼·康布斯納(DenisKambouchner)及弗朗斯瓦·拉呂爾(Fran?oisLaruelle)等；在德國，有彼得·斯洛德岱克(PeterSloterdijk,1947-)、米凱爾·特尼森(MichaelTheunissen,1932-)、赫爾斯特(DetlefHorster)、馬爾登(EkkehardMartens)、曼弗列德·李德爾(ManfredRiedel,1936-)、弗里特里?！た钒蜖柕?FriedrichKambartel,1935-)、施威默爾(OswaldSchwemmer,1941-)、彼得·雅尼斯(PeterYanich,1942-)、居爾根·密特爾斯特拉斯(JürgenMittelstrass,1936-)、阿瑟爾·荷內克(AxelHonneth)、奧德弗里德·赫弗(OtfriedH?ffe,1943-)、喬治·墨格爾(GeorgMeggle,1944-)、漢斯·約阿斯(HansJoas，1948-)、克羅爾斯·奧弗(KlausOffe,1940-)、阿爾布列斯·維爾默(AlbrechtWellmer,1933-)、巴基斯(GüntherPatzig,1926-)、圖根哈特(ErnastTugendhat,1930-)、羅伯特·斯貝曼(RobertSpaemann,1927-)、赫爾曼·呂伯(HermannLübbe,1926-)、奧多·馬瓜德(OdoMarquard,1928-)及克勞斯·貢德爾(KlaussGünther)等人，而在英、美、加等英語國家，有阿拉斯代爾·麥凱因戴爾(AlasdairMacIntyre,1929-)、約納丹·伯內特(JonathanBennett,1930-)、克里普克(SaulA.Kripke,1940-)、羅迪(RichardRorty,1931-)、諾奇克(RobertNozick,1938-)、托馬斯·納吉爾(ThomasNagel,1937-)、理查德·蒙達戈(RichardMontague,1930-)、尼克拉斯·雷舍(NicholasRescher,1928-)、約翰·席爾勒(JohnR.Searle,1932-)、卓姆斯基(NoamChomsky,1928-)、托馬斯·麥卡錫(ThomasMcCarthy)、戴維斯·路易斯(DavidLewis,1941-)、泰勒(CharlesTylor,1931-)及達尼爾·德內特(DanielDennett,1942-)等；意大利則有吉亞尼·瓦迪摩(GianniVattimo,1936-)、艾柯(EmbertoEco,1932-)及埃馬努爾·舍韋里諾(EmmanuelSeverino,1929-)等。

【關鍵詞】/鄧小平/科學技術/理論/比較

MaoTse-Tung/DengXiao-ping/scienceandtechnology/theoretical/comparison

【正文】

中圖分類號：NO

、鄧小平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科技思想。但是，由于歷史條件和認識程度的不同，他們所闡發的理論側重點又有所差別。因此，分析和比較、鄧小平的科技思想，對于我們今天更好地學習和領會思想、鄧小平理論，深入理解和全面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關于科技發展地位：從的“向科學進軍”到鄧小平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1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界定

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是相對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而言的。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十分顯著。首先,作為醫學研究對象的人,具有自然屬性。其次,醫學研究和醫療活動具有豐富的自然科學內涵。醫學作為一門應用學科對自然科學基礎學科、技術學科的依賴非常明顯。醫學在具有顯著的自然科學性質的同時,還具有顯著的人文科學性質。首先,作為醫學研究對象的人,具有人文屬性。人不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會存在物,人之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動、能夠能動地改造環境;人以社會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僅要與外界交換物質,而且要與他人、與社會發生這樣那樣的聯系;人的健康狀況與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動、與人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醫學對健康和疾病的認識也必須建立在對人的精神活動的認識、對人與社會的聯系的基礎之上。其次,人文科學也是認識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醫學作為一門應用學科依賴于人文科學,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在內的許多學科也是醫學發展的基礎。這些學科已經或正在為醫療衛生活動、醫學研究、醫學人才培養提供方法和途徑,成為醫學發展的重要基礎。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還突出地表現為,醫學研究和醫療活動是以對人的尊重、對人的生命的關愛為基礎的,沒有對人的尊重和關愛就沒有醫學,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遠是醫學的永恒目標,是醫務工作者不懈的追求。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與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共存于醫學活動之中,二者既相互區別又緊密聯系,相互交融,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不可分割。人的健康和疾病是自然因素、心理、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人們在與疾病的斗爭中逐步認識到健康和疾病的自然性質和人文性質,并積累了含自然科學技術和人文科學方法在內的諸多預防、診治疾病的方法。

2新醫學模式的確立與醫學人文科學性質的重新發現

綜觀醫學發展的歷史,對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主動自覺認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相當長的時期里,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被忽略了。時至今日,仍存在模糊認識,仍有人僅僅看到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將醫學限定為自然科學。原因何在?這主要根源于醫學的內部,是醫學自身發展的結果,確切地說,與醫學在近代以后的發展直接相關。在古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在醫家認識和預防、診治疾病的具有籠統模糊猜測特征的整體觀念中是包含著“自然科學”、“人文科學”(這里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帶引號是因為當時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還不是16世紀以后的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的觀念和方法的。西方醫圣希波克拉底強調“醫術是一切技術中最美和最高尚的”,醫生應具有“利他主義、熱心、謙虛”的品質,人的疾病與人的生活方式相關;中國唐代藥王孫思邈強調“大醫精誠”,都是很好的證明。盡管古代醫家的人文觀念、他們借助當時的人文知識認識健康和疾病現象與醫學的原始形態(尚不獨立)相關聯,在本質上,是一種被動和無奈,但融自然科學萌芽和人文科學萌芽于一體的古代醫學注重整體的觀念無疑是正確的。

近代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武裝了醫學,為醫學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使醫學日益成為沿著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思路和方法認識并解決問題的學科,使醫學形成了生物醫學的觀念和模式。與古代醫學比較,精確、清晰成為近代醫學的特征。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近代醫學在注重精確、清晰的同時,不經意地忽略了古代醫學的整體觀念。其中,包括對社會、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預防、診治疾病的人文科學方法的忽略。用歷史的眼光看,這是一種必然,是近代醫學發展的代價。因為,當時醫學的獨立和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發展,激發了醫生們的興趣和熱情,占用了他們的精力和時間,也限制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看不到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忽略、甚至遠離了人文科學。當然,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被忽略也有醫學之外的原因,與人文科學的發展水平低下有關。提出并重視醫學人文科學研究是以當代人文科學研究為背景的。應當說,當前的人文科學研究為醫學人文科學研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隨著醫學的發展,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終于得到應有的關注。筆者認為,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凸顯與醫學模式的轉換直接相關。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對生物醫學模式的取代,使人們重新發現了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醫學模式轉變是在根本的意義上即在關于醫學本質的意義上對醫學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基本結構的反思,對醫療衛生服務的目的、原則、方式的反思。

這一反思既是對現代醫學進步和醫療衛生服務的理論層面的總結,更是對醫療衛生服務中存在的過分強調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技術性質,忽略甚至無視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傾向的糾正。醫學模式不僅植根于醫學活動,而且反作用于醫學活動。在近代醫學基礎上建立的,促進了近、現代醫學的發展生物醫學模式,由于其顯著的片面性最終成為制約醫學發展的桎梏。而以20世紀中葉以來自然科學進步、人文科學進步特別是醫學自身發展為基礎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則為醫學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醫學進入了人文科學的視野,人們重新看到了醫學的人文性質。新醫學模式的建立揭示了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成為落實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的推動力量。但是,正如新醫學模式的落實不盡如人意一樣,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因為,新醫學模式的確立和在實踐中的實施是一個過程,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被普遍認同也是一個過程。令人欣慰的是,新醫學模式在實踐中的實施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同,成為醫學研究和臨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導思想;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也在不斷深入人心,成為人們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