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媒論文范文精選

本文作者：孔凡飛作者單位：沈陽化工大學

實際上，大眾傳媒與文學之間是一個相互影響和滲透的過程，只不過在今天，大眾傳媒的強大優勢讓其對文學的影響更為擴大。“文學在大眾傳媒的力量作用下發生的變化更多更大，也更為深刻，表現出文學對大眾傳媒這一強勢文化力量的趨附和大眾傳媒對文學內部的深度進入。這既是大眾傳媒時代大眾傳媒掌握文化領導權的必然結果，也是市場經濟時代的文學，作為文化產業構成部分的文學所做出的功利性選擇和商業化的轉化。”［7］大眾傳媒不僅通過改變文學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從外部對文學的藝術表現進行干預，同時，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術條件，通過普通使用電腦及網絡，無形中對文學創作的內部進行改變，從而讓文學創作在思維、內容、表達方式、審美趣味及語言的運用上都發生變化。

對創作思維的影響

在大眾傳媒的時代，電腦成為作家寫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專家預見的那樣，“在電腦上書寫不僅使作家的書寫方式發生變化，而且影響到作家的創作方式和思維方式”［8］。但是，這種影響隱晦而不易察覺。從用筆書寫變為用電腦書寫，是書寫的一次技術革命，但對思維影響而言，則有可能是災難性的。用筆書寫是文字在頭腦中不斷建構形象的過程，而電腦寫作則是用手指敲打鍵盤，僅僅是文字的輸入過程，作家關注的是文字呈現的過程。傳統的文學是用筆逐字逐句的創作過程。在寫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開頭，如何結構作品，如何結尾，是一個完整而嚴謹的過程。寫作思維是一種線性的思維方式。而電腦寫作則打破了線性思維的結構，可以發散性思維進行，因為電腦帶來了思維空間的開闊性和思維結構的高速性。再加上網絡上尋找資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網絡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資料，只要對其進行簡單的復制就可以完成，這就削弱了作者對資料的深層加工。在用電腦寫作過程中，可以不斷地增添或者刪除內容，甚至可以先寫其中一個部分，再寫其他部分，然后再連接成一個整體。電腦寫作帶來的一個負面效應就是可能造成文學創作的淺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眾化傾向，甚至出現某種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這也被成為“備份式寫作”。“備份式寫作以一種復制的眾多性取代了創作的獨一無二性，追求標準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創新變成庸俗的成規。”［9］不可否認，近些年遼寧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可謂豐富，然而真正能夠產生影響的卻寥寥無幾，盡管作品的銷售也很可觀，但大多數作品都被湮沒在兒童文學創作的滾滾滾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場而創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說，這些作品都不約而同地呈現出故事的大眾化傾向，缺乏獨特的生活體認，作品也缺乏相應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師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況J•K•羅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會就某種題材出現雷同。如劉東的“奧運小子”系列中，他創作的《閃電手的故事》和《林大腳的故事》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有“標準化”的趨向。主人公一個打籃球，一個踢足球，在他們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個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現。《林大腳的故事》中出現的是球星李皓，而《閃電手的故事》中出現的是坐輪椅的女大學生趙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體味到運動對人生的意義。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幾位遼寧作家的創作似乎也沒有逃過這樣的“標準化”趨向。同樣，薛濤的那部具有文體突破意義的“山海經系列小說”，也有同樣的問題。三部小說分別和中國古代的三個神話故事“盤古開天”、“精衛填海”、“夸父逐日”相對應。而小說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現代與古代，小說的構架都是相同的，這和真正意義上的幻想小說中的“新神話”模式是有一定區別的。盡管該小說開拓了中國本土幻想小說的新領域，但卻因故事構思的同構性稍顯精致有余而大氣不足。電腦化寫作對創作思維的這種影響，讓人覺得寫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創作。正如馬克•波斯曾擔心的那樣，“電腦寫作清除了書寫中的一切個人痕跡，而使所有的東西變得非個人化了。”［10］個人化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尺，它標志著作者個人風格的形成，個性精神的獨特展現。而電腦化寫作導致的寫作思維的改變，“備份式寫作”的形成，會讓文學趨于平庸。

對文學表現方式的影響

文學的表現方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日新月異、手法多樣、文體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為今天的文學創作的一道新的風景。新聞報道是大眾傳媒的重要載體，新聞報道以及時性、真實性和典型性而著稱，而生活在當下的人們似乎更愿意通過新聞報道來體會喧囂的現代生活。因此，在大眾傳媒影響下，新聞語言的敘事方式對小說的敘事影響越來越大。這種小說新聞化的敘事方式在成人文學中屢見不鮮，但對于兒童文學來說，這種新聞化的敘事還沒有形成規模，畢竟兒童文學就其語言來說有其特殊性。但是這種創作傾向卻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證。劉東的那部獲獎無數的《轟然作響的記憶》就是此類作品。該作品由12個獨立的故事組成，號稱“中學生的口述實錄”，作者將其稱為“采訪小說”。該作品以紀實的新聞手法向讀者講述了12個少年的成長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記，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實性與典型性。這或許也是這部作品受到輿論好評的原因。單瑛琪的“小哥倆兒”系列，則在作品中贈送與作品內容相關的視頻光盤，讓讀者在讀書的同時還可以通過播放光盤進入到游戲當中，從而使文學創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這種文學文本與視覺文本的互動，開拓了文學表現方式的新類型。而實際上這種超文本的形式可能會成為未來圖書出版的一種新形勢。大眾傳媒對作者和讀者審美趣味產生重大的影響。文學的寫作和閱讀在大眾傳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視為一場高雅的精神活動，甚至有“貴族化”的趨向。然而，在大眾傳媒的時代，文學的消費者追求的不再是細細品讀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貼近自身生存狀態的生活趣味，追求閱讀作品傳達出的感官快樂，成為一種常態。有學者認為，“他們更喜歡在都市的奇異故事與刺激的場面中尋求感覺與情感的通道;他們更傾向于欣賞節奏歡快、情節突變、充滿荒誕、驚險場面的‘藝術品’。”［11］其實，兒童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強調其故事的輕松有趣，倡導“游戲精神”，這或許和大眾傳媒時代的要求不謀而合。遼寧兒童文學的創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稱，但是，在大眾傳媒時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娛樂化的創作也層出不窮。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稱的創作如《清明時節》《危險的實驗》等反映城市少年兒童生活的小說作品，在驚險而輕快的敘事中，讓讀者體驗快樂，感受成長。單瑛琪的“小哥倆兒系列”是強調游戲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節的歡快、荒誕而著稱，一對雙胞胎兄弟的那些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讓讀者感受著成長的可愛與稚拙。這是當下非常流行的一種低幼兒童文學創作的方式。而以劉東的《稱心如意秤》《鏡宮》等作品為代表的創作，大多講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異的經歷中尋求成長的過程。《鏡宮》通過主人公南海進入電腦網絡中一個被稱為“鏡宮”的網站，實現不同人生交換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換的過程中，他體味到成長中所要面對的親情、友情和愛情等等必須面對的問題。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換人生的過程中，讀者似乎也尋找到一種情感宣泄和體驗的過程。

一、大眾傳媒在政策議程中的作用

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中，向公眾描述了大眾傳媒影響現實世界和人們頭腦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經美國傳播學學者的研究形成了“議程設置功能”的假說。1972年，麥庫姆斯和肖于在《輿論季刊》發表名為《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觀點是：大眾傳播具有一種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簡言之，大眾傳媒可以促使政府改變考慮問題的先后順序，引領政策議置的建立。大眾傳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傳播媒介，大量某一社會問題的相關“公共議題”，利用網絡媒體受眾量大、傳播速度快、涉及范圍廣、辦事效率高的優勢，吸引公眾的眼球，引導社會公眾輿論，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輿論群體。對同一議題感興趣的群體可自行進行溝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夠形成一股輿論或社會風氣思想的浪潮，使該議題逐漸轉化為群體議題，再經過不斷變化發展，其影響范圍能夠擴大到整個社會，于是便形成了公眾議題，進入政府視野，最終促成政策議程。大眾傳媒的出現使得議程設置的反饋更迅速，互動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達到理想中的傳播效果。大眾傳媒利用自己獨特的觀察力，以及自身的導向作用，對社會中的某一問題進行頻繁報道和討論，影響受眾對該問題內容及性質的認知、態度，進而影響政策議程的建立。利用大眾傳媒構建“第二現實”，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關注本問題，是社會或公眾問題進入政策議程的重要途徑。近年來，“小悅悅事件”、“郭美美事件”、“三亞宰客門”等公共事件接二連三的的報道，形成輿論焦點，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應該怎么處理，國家應該好好處理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針對這一系列問題也作出了應對之策。在這一大背景下，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顯得極為重要，學雷鋒活動、互幫互助等活動開展起來，鼓勵社會公民要堅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旨在調動公眾參與全民做好事的積極性，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和先進文化。隨著互聯網的興起，“意見領袖”這一代名詞出現，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并對現實社會中的輿論傳播產生了深遠影響，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多方重視。意見領袖應帶頭規范自身言行，引導主流輿論價值觀，理性運用媒介傳播，從而推動大眾傳媒與公共政策的協調發展。大眾傳媒對議程設置也有一定的消極影響。由于沒有明確“把關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容易造成謠言的泛濫。信息的過度重復與轉載，導致信息混亂，過多的信息轟炸易使公眾產生疲勞感和無聊感，整個傳媒界將面臨失控危機。由于自身特點不同，個人設置的議程主題可能會受到盲目圍觀，易產生負面偏執影響，同時輿論可能會出現一邊倒現象，影響司法審判的公正。因此，對于大眾傳媒在政策議程中的作用，我們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動作用的同時，也應該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眾傳媒，我們才能更好地利用它為議程設置服務，創造一個良好的公眾互相交流的平臺，從而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序，實現大眾媒介與政策議程設置的完美結合。

二、大眾傳媒影響公共政策的評估

大眾傳播媒體利用自身信息傳播、接收信息迅速的優勢，向公眾及時傳播事件的真相，引發受眾相互交流，大眾傳媒通過自身的直接評估間接影響政府和公民對公共政策的總體性或局部性認識，從而可能引發公共政策的調整。在這一過程中，大眾傳媒扮演著政策評估主體的角色。大眾傳媒的出現實現了政策制定與公眾的雙向互動，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公眾可以參與其中，打破了先前決策者獨斷專行的局限性，以保證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項政策方案在出臺前沒有得到公開與公眾的充分辯論，那么這項政策就很難實現所謂的公平公正公開。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樣，社會公眾的評價是十分重要的。大眾傳媒將公共政策從各個方面傳達給社會公眾的同時，也會從各個角度對公共政策進行剖析，為公眾提供可以參考的依據。同時，大眾傳媒也為某一政策的評論提供了平臺。意見收集和反饋涉及到公眾對公共政策的認可度，是政府進行政策再制定時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大眾傳媒為公共政策的評估提供了一定的參考依據，其能夠對事件進行深入報道，同時可以發表有傾向性的評論，尤其是會對政策的不良后果進行評估，引導公眾進行輿論監督，指引政府對公共政策進行調整。例如，北京市政府從2004年3月1日開始就《房屋租賃管理辦法》（草案）在各類媒體上公開征求市民意見，結果在收到的246條反饋意見中，大多數公眾反對。北京市政府經過認真分析，尊重了公眾的意見，最終決定對草案推遲出臺。可見，大眾傳媒及其公眾對公共政策的評估及意見，將對政府的公共政策發展演變產生深刻的影響。大眾傳媒業承擔著巨大的社會公共責任，不僅深刻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眾參與公共政策評估的重要平臺。大眾傳媒出于自身的職業責任感，抱著對公眾、社會、政府負責的態度，會對社會各領域的活動進行及時報道傳播，并在這一過程向公眾做出解釋說明，引導社會輿論；同時也會將偏離社會規范和公共道德的行為公之于眾，引領社會譴責違反者，旨在規范社會道德秩序。當某些問題被公開之后，公眾與政府會受到“制度性的壓力”，因此會主動改正自我。在這個過程中，大眾傳媒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現在，我們身處網絡時代，大眾傳媒已成為政府與公眾進行互動交流的紐帶和橋梁，是政府和公眾之間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眾傳媒能夠秉承自身原則，正確引導公共政策的發展方向，推動社會不斷向前和諧發展。

作者：楊嬌嬌單位：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一、大眾傳媒在政策議程中的作用

1.在《公眾輿論》一書中，向公眾描述了大眾傳媒影響現實世界和人們頭腦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經美國傳播學學者的研究形成了“議程設置功能”的假說。1972年，麥庫姆斯和肖于在《輿論季刊》發表名為《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觀點是：大眾傳播具有一種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簡言之，大眾傳媒可以促使政府改變考慮問題的先后順序，引領政策議置的建立。大眾傳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傳播媒介，大量某一社會問題的相關“公共議題”，利用網絡媒體受眾量大、傳播速度快、涉及范圍廣、辦事效率高的優勢，吸引公眾的眼球，引導社會公眾輿論，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輿論群體。對同一議題感興趣的群體可自行進行溝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夠形成一股輿論或社會風氣思想的浪潮，使該議題逐漸轉化為群體議題，再經過不斷變化發展，其影響范圍能夠擴大到整個社會，于是便形成了公眾議題，進入政府視野，最終促成政策議程。大眾傳媒的出現使得議程設置的反饋更迅速，互動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達到理想中的傳播效果。大眾傳媒利用自己獨特的觀察力，以及自身的導向作用，對社會中的某一問題進行頻繁報道和討論，影響受眾對該問題內容及性質的認知、態度，進而影響政策議程的建立。利用大眾傳媒構建“第二現實”，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關注本問題，是社會或公眾問題進入政策議程的重要途徑。

2.近年來，“宰客門”等公共事件接二連三的的報道，形成輿論焦點，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應該怎么處理，國家應該好好處理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針對這一系列問題也作出了應對之策。在這一大背景下，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顯得極為重要，學雷鋒活動、互幫互助等活動開展起來，鼓勵社會公民要堅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旨在調動公眾參與全民做好事的積極性，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和先進文化。隨著互聯網的興起，“意見領袖”這一代名詞出現，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并對現實社會中的輿論傳播產生了深遠影響，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多方重視。意見領袖應帶頭規范自身言行，引導主流輿論價值觀，理性運用媒介傳播，從而推動大眾傳媒與公共政策的協調發展。大眾傳媒對議程設置也有一定的消極影響。由于沒有明確“把關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容易造成謠言的泛濫。信息的過度重復與轉載，導致信息混亂，過多的信息轟炸易使公眾產生疲勞感和無聊感，整個傳媒界將面臨失控危機。由于自身特點不同，個人設置的議程主題可能會受到盲目圍觀，易產生負面偏執影響，同時輿論可能會出現一邊倒現象，影響司法審判的公正。因此，對于大眾傳媒在政策議程中的作用，我們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動作用的同時，也應該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眾傳媒，我們才能更好地利用它為議程設置服務，創造一個良好的公眾互相交流的平臺，從而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序，實現大眾媒介與政策議程設置的完美結合。

二、大眾傳媒影響公共政策的評估

大眾傳播媒體利用自身信息傳播、接收信息迅速的優勢，向公眾及時傳播事件的真相，引發受眾相互交流，大眾傳媒通過自身的直接評估間接影響政府和公民對公共政策的總體性或局部性認識，從而可能引發公共政策的調整。在這一過程中，大眾傳媒扮演著政策評估主體的角色。大眾傳媒的出現實現了政策制定與公眾的雙向互動，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公眾可以參與其中，打破了先前決策者獨斷專行的局限性，以保證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項政策方案在出臺前沒有得到公開與公眾的充分辯論，那么這項政策就很難實現所謂的公平公正公開。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樣，社會公眾的評價是十分重要的。大眾傳媒將公共政策從各個方面傳達給社會公眾的同時，也會從各個角度對公共政策進行剖析，為公眾提供可以參考的依據。同時，大眾傳媒也為某一政策的評論提供了平臺。意見收集和反饋涉及到公眾對公共政策的認可度，是政府進行政策再制定時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大眾傳媒為公共政策的評估提供了一定的參考依據，其能夠對事件進行深入報道，同時可以發表有傾向性的評論，尤其是會對政策的不良后果進行評估，引導公眾進行輿論監督，指引政府對公共政策進行調整。例如，北京市政府從2004年3月1日開始就《房屋租賃管理辦法》（草案）在各類媒體上公開征求市民意見，結果在收到的246條反饋意見中，大多數公眾反對。北京市政府經過認真分析，尊重了公眾的意見，最終決定對草案推遲出臺。可見，大眾傳媒及其公眾對公共政策的評估及意見，將對政府的公共政策發展演變產生深刻的影響。大眾傳媒業承擔著巨大的社會公共責任，不僅深刻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眾參與公共政策評估的重要平臺。大眾傳媒出于自身的職業責任感，抱著對公眾、社會、政府負責的態度，會對社會各領域的活動進行及時報道傳播，并在這一過程向公眾做出解釋說明，引導社會輿論；同時也會將偏離社會規范和公共道德的行為公之于眾，引領社會譴責違反者，旨在規范社會道德秩序。當某些問題被公開之后，公眾與政府會受到“制度性的壓力”，

三、結語

1.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影響

（一）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預警性

相對于我國公共管理而言，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預警性，能夠對社會中出現的異常情況進行報道，能夠對涉及公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突發情況進行報道，從而引發人們的警惕性，讓人們對突發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時采取相應的解決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大眾傳媒對地震的現狀進行了及時報道，并且將地震的情況進行了傳播，不僅保證了地震事件的真實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受眾的心理需求，實現了災區現場報道的有效性。此外，根據大量的事實表明，大眾傳媒所傳播信息的真實性、及時性以及公開性能夠保證大眾傳媒發展與運行的基本準則，能夠讓社會產生一定的報道反應。此外，從效率角度分析，大眾傳媒將涉及的公眾利益的真實信息進行報道，能夠避免災難性損失，能夠保證公民的知情權，增加公共信息報道的透明度，盡可能將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

（二）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議程設置功能

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議程設置是建立在環境監視功能之上的。議程設置功能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為大眾傳媒設定了議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眾傳媒中，新聞傳媒所傳播的基本信息能夠以議程的方式進行展現，并且所產生的影響下能夠對受眾的思想產生影響。一般而言，新聞傳媒所選擇的播報內容容易引起受眾的關注，并且傳播媒介在根據現實環境中所選擇的報道內容在經過加工之后能夠積極呈現給廣大受眾。從現實角度出發，社會的現實狀態是客觀存在的，對于部分公眾而言是不理想、不規范的，如果想讓她（他）成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對象，則需要對社會問題進行轉換，而大眾傳媒所具備的議程設置功能則能夠在最大限度上接觸信息，并且能夠對各類突發事件進行傳播，使其能夠連續性的進行報道，從而引發社會公眾的關注。大眾傳媒對社會事件的客觀報道能夠提高受眾的認知程度，能夠引發受眾對社會的認識與思考，提高受眾的認知度，從而將媒介議程積極轉化為公眾議程，形成焦點效應，產生強大的輿論引導，促使公共事務進一步調整。

（三）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監督作用

一、大眾傳媒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產生的積極作用

(一)教育內容更加豐富多彩隨著科技的發展，大眾傳媒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發展和普及，同時，人們獲得的信息量也在急劇攀升，各種文化和思想在人們的生活中廣泛、自由地傳播著，使得人們的思想不再閉塞。

1．及時地報道國內外各種重大事件。這些報道使得人民群眾可以及時了解世界局勢以及國內外形勢、政策的變動，了解黨的一系列方針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群眾樹立正確的形勢政策觀。如在“2014全國兩會”上，許多委員把通過網站和博客等形式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反映出來，各類媒體也以各種專題的形式將會議精神及時地傳達給群眾。國外的各種重大事件通過衛星以及網絡也能在瞬息之間傳到全球的各個角落，使得人們足不出戶，就能知曉天下事。

2．宣傳社會發展動態。近年來，我國的各項事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大眾傳媒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的重大成果進行了大力的宣傳，如載人航天飛船上天、奧運會與世博會的成功舉辦等，讓人們看到了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和科技發展所取得的進步，從而能夠激勵人們更加努力奮斗，堅定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對象地域以及數量的改變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對象主要集中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如黨政干部、學生、軍人、國企職工。除此之外的其他群體獲得信息和受教育的程度則會受到限制。但大眾傳媒的迅速發展與普及打破了這種信息傳遞的受阻現象，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實現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人們通過互聯網可以自由、平等地獲取信息和知識。不得不說，大眾傳媒以其高效的傳播方法與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廣泛地普及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之中，極大地擴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對象覆蓋的深度和廣度。

1．擴大了教育對象的地域范圍。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以及廣電網絡覆蓋率的影響，國家的思想主張與政策法規在農村得不到宣傳，大部分農村成為了大眾傳媒覆蓋的盲區。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大眾傳媒在農村得到迅速發展。如今，大眾傳媒在我國已經基本實現了全方位覆蓋。人們無論居于何地，都可以隨時通過大眾傳媒接收信息。我國大眾傳媒業的快速發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對象的地域范圍不斷地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