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技術論文范文精選

高新園區科技創新服務平臺建設宗旨

建設高新區科技創新服務平臺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以及全國科技大會精神，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重要舉措。服務平臺的建設，旨在整合科技系統、高新管委會等各方資源，搭建一個集項目儲備、項目咨詢、知識產權服務、高新技術企業培育、科技企業孵化、技術轉移、成果轉化、科技金融服務等于一體的科技創新服務窗口，有效幫助企業解決科技創新過程中的技術、信息、資金、人才等問題，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產品競爭力，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高新區區域創新體系，推動高新區創新型產業集群升級發展。

高新園區科技創新服務平臺主要建設內容

在當今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大環境下，綜觀企業的自主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企業創新要素離不開信息、技術、資金、人才、市場等，建立高新園區科技創新服務平臺必須圍繞企業創新的需求開展工作。筆者結合高新區實際情況，確定高新園區科技創新服務平臺的主要建設內容為：高新區科技創新網絡服務平臺、高新區科技創新服務體系、為高新區內企業開展科技創新服務示范。

（一）構建科技創新網絡服務平臺

1.搭建文獻資源服務平臺整合現有科技網絡資源，通過技術上的集成鏈接，整合相關網絡信息資源與數據庫，從實物資源、網絡數據庫和集成服務三個層面上搭建資源豐富、開放共享、技術先進、服務便捷的文獻資源服務平臺，實現資源共享、功能公用，從而為高新區創新型產業發展提供信息資源支撐。

提要：本文通過考察朝廷、官府和社會力量對清代江南瘟疫救療的態度、政策和因應措施，指出：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療，雖國家缺乏制度性建設，但因江南社會力量和醫療資源的活躍和充裕反使其內容更見豐富。嘉道以降，江南日常救療設施數量激增，并由純粹的慈善機構逐步向經常、普遍地以診治疫病為主要目的的設施演進。此中，國家和官府同社會力量非但未見日趨嚴重的對立，相反出現了更廣泛的合作，國家和官府具體職權亦未見退縮反而有所擴展。社會力量活躍的意義不在于像西方那樣促成民主和自由的發展，而主要是彌補了官府實際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國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規定的缺陷。

關鍵詞：清代江南瘟疫社會變遷國家與社會

人類歷史上的疾疫，在很長時期內，一直是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直到1970年代，這一狀況才開始在西方史學界出現轉機，隨后，大約從1980年代中期起，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從社會史的視角對歷史上疫病的研究在中國海峽兩岸逐步興起[1]。在目下的明清疾病史研究中，主要的還是醫史學界從技術史角度對古今病名對照、疫病內涵與流變以及疫病治療等疫病本身內容的探討[2]，國家和社會各界對疫病的反應等內容，除梁其姿等少數人在一些論文中有所論及外[3]，迄今尚無專門系統的論述。顯而易見，疾病，特別是其中的瘟疫，并非只是一種個人的生理現象，也是關系到社會方方面面的社會問題，這就意味著，有關瘟疫社會反應的探討，乃是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

跟一般的疾病基本只與病人及其親屬直接相關不同，瘟疫一旦發生，就關乎整個社會。盡管不是任何一個地方的任何一次瘟疫都會引起上至朝廷、下達病家的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救療，但總體而言，社會各界對瘟疫的發生都會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對策[4]。從這些對策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出清代江南疫病救療事業發展變化，而且還有利于更好地了解當時的社會反應機制以及國家和社會間的關系。

一、朝廷和官府

在歷史上，特別宋元時期，國家曾對瘟疫的救療采取過較為積極的政策，比如，朝廷要求各地設立救濟貧病的惠民藥局，在大疫之年設置病坊收治病人等[5]。不過，到了明代，國家政策開始逐漸轉向消極，只有惠民藥局的政策仍予繼承，而且，明中期以后，也普遍沒落，漸由原本的經常性藥政機構演變成在災難時才開啟的公共衛生機構[6]。進入清代后，這一趨勢也未隨著新王朝的朝綱重整而得到扭轉。清朝的統治者在各地設立惠民藥局的指令都沒下達，所以，江南地區大多數明初建成的惠民藥局到清代多已“今廢”[7]，僅少數仍在瘟疫之年作為臨時施藥之所而偶爾發揮作用[8]。而仍在發揮日常施藥功能的就筆者所見，惟康熙時德清縣的藥局，據康熙《德清縣志》記載：“拯疾，本縣惠民藥局，每年動支，無礙官錢，則令醫生收買藥材，修制藥餌，遇人及禁囚有疾，診視治療。”[9]這自屬于官方對瘟疫的救療，不過它只是官員個人的行為，與當時國家的政策無關。清代國家對地方醫療資源的制度性建設，大概只有對地方“醫學”的設置，清官制規定，“府正科，州典科，縣訓科，各一人（俱未入流——原注），由所轄有司遴諳醫理者，咨部給札”[10]。僅憑一介不入流的小吏欲對一個州縣的醫藥和救療起到切實的管理作用，顯然不切實際。因此這種設置至多也只有象征意義，而且也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比如，在德清，“醫學，署缺建，但寄治藥局而已”[11]。而清中后期的一些方志則往往標明“今廢”[12]。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背景及問題的提出；股指期貨在我國可能面臨的風險；股指期貨管理的對策等進行講述，包括了交易所與其會員之間存在的結算風險、期貨經紀公司面臨新的風險、期貨經紀公司面臨新的風險、我國投資者缺乏投資意識,投機氣氛太濃、技術風險、股指期貨的系統性風險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股指期貨這樣的風險管理工具事關我國金融安全,一旦被他國搶先推出,不僅不利于我國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的發展,造成資源和利潤外流,還可能被國際投機機構所利用,從而威脅我國金融體系。本文則分析了股指期貨在我國可能面臨的風險,提出了幾點對策。

【關鍵詞】我國股指期貨風險管理研究

一、背景及問題的提出

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我國已經具備了開展股指期貨的條件。在制度上,我國的證券市場和期貨市場由中國證監會統一監管,具有統一的監管體系在市場上,股權分置改革的實施和證券基金的發展,使得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的規模及類型增加;證券市場上的成交量、成交額、上市公司數量、市場換手率等明顯增加;在技術上,我國目前已有自己科學合理的股指(如滬深300指數)。

就在我國證券市場統一指數及股指期貨等衍生產品遲遲未能推出之際,海外指數編制機構紛紛瞄準這一空缺,編制各自的中國統一指數并投放市場。比如,道瓊斯與中國一家媒體合作推出了中國600指數。在去年10月,美國芝加哥期權交易所(CBOE)以中國鋁業、中國人壽、中國電信等16家能代表行業和經濟總體格局的中國大企業構成的中國股票指數為標準的,推出中國股指期貨。這勢必影響我國在世界上的金融地位,不僅使大量國際資金出于對沖國內市場系統風險需要流入他國,而且為國際炒家在他國市場上操縱國內指數產品提供了方便之門,并成為我國難以控制的風險源。

關于道家在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上的作用，存在著幾乎截然對立的觀點。李約瑟認為：“事實上，在中國，確實一切科學技術的成長都和道家是分不開的”[1]。而包括郭沫若、馮友蘭在內的眾多著名學者則把道家視為“蔑視文化的價值，強調生活的質樸，反對民智的開發，采取復古的步聚”[2]的沒落思想代表。取調和立場者則認為存在著“道家科學作用的二重性；操作層次的實際貢獻與思想層次的消極影響”。[3]在筆者看來，過往的論者對道家思想中的若干概念未能作更為細微的分析，例如將技巧與機械視為一體，將技巧與技術混為一談；高揚了道家思想的美學價值，貶抑了它的實踐價值。本文試圖從最為論者偏愛的《莊子》切入，從分析《莊子》中刻劃的多項技術及其人格化——工匠出發，解讀莊子貶斥語文卻推崇意會，贊美技藝卻否定機構，崇尚自由卻鼓吹歷史倒退，這一《莊子》技術觀之迷，闡明莊子對提煉古代技術特征，揭示技術的社會本質所作的獨特貢獻，及其技術異化思想的人文價值。

一、古代技術的訣竅性質

先秦經典中，《墨經》和《考工記》是記述當時中國科技成就最集中的文獻。《莊子》中，雖然也提出或反映了天文學的晝夜說，聲學的共振現象，液體的浮力性質等等，但就其在科技史上的貢獻說來，比起前兩者則是小巫見大巫了。《莊子》的獨到之處，在于它刻劃了眾多栩栩如生的工匠勞作形象，如庖丁解牛，輪扁斫輪，Jū＠①倭承蜩，津人操舟，梓慶削Jù＠②，匠石斫堊，東野御車……透過《莊子》對這些古代“技術員”的描繪，我們可以發現古代技術與近現代技術的實質區別，從而認識言傳已知與意會已知二分法在歷史上的合理性。

莊子筆下的古代技術有這樣幾個特征：(1)無論是屠夫、木匠、石匠、船工，還是斗雞者、捕蟬者、游水者等都是個體勞動者。當然，建筑、鋪路、造船、治水等肯定是協作的產物，但是它與工業化的高度分工前提下系統性的有機合作顯然是兩碼事。(2)民之能否稱其為匠，劃界標準在于手中有沒有“絕活”。庖丁貴在“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qī＠③，xū＠④然向然，奏刀huō＠⑤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莊子·養生主》以下出自《莊子》只注篇名）。輪扁貴在“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他卻能做到“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天道》）。＠⑥倭承蜩，貴在“猶掇之也”（《達生》），東野御車貴在“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達生》）……他們的技術表演出來，“見者驚猶鬼神”。當然，匠人不能離開各自的工具去操作，但是彼時的工具無非構造簡單，制造容易的刀、斧、桿、鞭之類，功能無人不曉，使用無人不會，但是不同的人使用同樣的工具所達到的效果卻有天壤之別，工具與操作相比不能不處于從屬的地位。在近現代技術體系中，工具系統精密復雜，操作方法簡便易學，生產效果更多地取決于硬件的先進程度，恰與古代匠人的手藝占主導地位截然相反。(3)各路匠人的絕活“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庖丁之“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⑥之“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梓慶之“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達生》）等均是某種專注、靜思以至坐忘等意念功夫的表現，而這一技術之又魂又是難以訴諸文字的，莊子于是在輪扁斫輪的寓言中提出了意會之知高于言傳之知的論斷，其論據是，斫輪之術“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知，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槽魄已夫！”（《天道》）。

諸多論者從《莊子》關于工匠技藝的描繪中，得出了莊子“反對向外求索知識，主張向內體悟‘知識’”，“竭力推崇‘口不能言’的神秘主義個體技能體驗”，“反書本知識，反理性分析”，“違背科學發展規律”的否定結論[4]，筆者認為有失偏頗。莊子以及道家的確具有高揚直覺，貶低理性的神秘主義傾向，但這一傾向主要來自他的人生觀，社會歷史觀。《莊子》對古代技藝是一種“絕活”，“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概括，顯然有某種詩人的夸張，然而這是以真實為核心的夸張，不是背謬真實的虛構，《莊子》之被人們長期忽視的重要思想價值之一正在于他抽象出了古代技術（尤其是中國古代技術）與近現代技術相區別的特征。

關于中國古代技術與近現代技術的區別，已有許多討論。梁從誡先生通過深入細微的比較研究后指出，以明代《天工開物》為代表中國古代技術的特征是，“第一，沒有理論基礎，第二，沒有準確的定量描述，什么‘高約丈余’，‘水微溫’等，按照它的講法你沒法重復做。所以中國古代技術有個失傳的問題。因為都是老師傅把著手教，完全靠經驗，師傅很難以通用的語言講清楚，因為中國缺乏一整套科技術語…”。關于古代典籍中的插圖，“明朝末年中國有名的插圖本類書《三才圖會》，其插圖之原始，之不準確，實在驚人，連示意圖的水平都不夠…中國古代因為幾何學不發展，沒有畫法幾何，沒有透視，所以《天工開物》里畫出來的人和物都是扭曲的…中國古代插圖中也有倫理中心主義的表現，主觀認為重要的就夸大，不管實際的比例大小。”[5]梁先生這里所說的看重經驗而缺乏理論，缺乏精確的語言和繪圖，只可意會而無法重復，師徒相承導致失傳等等，可以視為《莊子》對技術的寓言式概括的現代詮釋和引伸。

關于道家在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上的作用，存在著幾乎截然對立的觀點。李約瑟認為：“事實上，在中國，確實一切科學技術的成長都和道家是分不開的”[1]。而包括郭沫若、馮友蘭在內的眾多著名學者則把道家視為“蔑視文化的價值，強調生活的質樸，反對民智的開發，采取復古的步聚”[2]的沒落思想代表。取調和立場者則認為存在著“道家科學作用的二重性；操作層次的實際貢獻與思想層次的消極影響”。[3]在筆者看來，過往的論者對道家思想中的若干概念未能作更為細微的分析，例如將技巧與機械視為一體，將技巧與技術混為一談；高揚了道家思想的美學價值，貶抑了它的實踐價值。本文試圖從最為論者偏愛的《莊子》切入，從分析《莊子》中刻劃的多項技術及其人格化——工匠出發，解讀莊子貶斥語文卻推崇意會，贊美技藝卻否定機構，崇尚自由卻鼓吹歷史倒退，這一《莊子》技術觀之迷，闡明莊子對提煉古代技術特征，揭示技術的社會本質所作的獨特貢獻，及其技術異化思想的人文價值。

一、古代技術的訣竅性質

先秦經典中，《墨經》和《考工記》是記述當時中國科技成就最集中的文獻。《莊子》中，雖然也提出或反映了天文學的晝夜說，聲學的共振現象，液體的浮力性質等等，但就其在科技史上的貢獻說來，比起前兩者則是小巫見大巫了。《莊子》的獨到之處，在于它刻劃了眾多栩栩如生的工匠勞作形象，如庖丁解牛，輪扁斫輪，Jū＠①倭承蜩，津人操舟，梓慶削Jù＠②，匠石斫堊，東野御車……透過《莊子》對這些古代“技術員”的描繪，我們可以發現古代技術與近現代技術的實質區別，從而認識言傳已知與意會已知二分法在歷史上的合理性。

莊子筆下的古代技術有這樣幾個特征：(1)無論是屠夫、木匠、石匠、船工，還是斗雞者、捕蟬者、游水者等都是個體勞動者。當然，建筑、鋪路、造船、治水等肯定是協作的產物，但是它與工業化的高度分工前提下系統性的有機合作顯然是兩碼事。(2)民之能否稱其為匠，劃界標準在于手中有沒有“絕活”。庖丁貴在“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qī＠③，xū＠④然向然，奏刀huō＠⑤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莊子·養生主》以下出自《莊子》只注篇名）。輪扁貴在“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他卻能做到“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天道》）。＠⑥倭承蜩，貴在“猶掇之也”（《達生》），東野御車貴在“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達生》）……他們的技術表演出來，“見者驚猶鬼神”。當然，匠人不能離開各自的工具去操作，但是彼時的工具無非構造簡單，制造容易的刀、斧、桿、鞭之類，功能無人不曉，使用無人不會，但是不同的人使用同樣的工具所達到的效果卻有天壤之別，工具與操作相比不能不處于從屬的地位。在近現代技術體系中，工具系統精密復雜，操作方法簡便易學，生產效果更多地取決于硬件的先進程度，恰與古代匠人的手藝占主導地位截然相反。(3)各路匠人的絕活“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庖丁之“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⑥之“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梓慶之“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達生》）等均是某種專注、靜思以至坐忘等意念功夫的表現，而這一技術之又魂又是難以訴諸文字的，莊子于是在輪扁斫輪的寓言中提出了意會之知高于言傳之知的論斷，其論據是，斫輪之術“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知，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槽魄已夫！”（《天道》）。

諸多論者從《莊子》關于工匠技藝的描繪中，得出了莊子“反對向外求索知識，主張向內體悟‘知識’”，“竭力推崇‘口不能言’的神秘主義個體技能體驗”，“反書本知識，反理性分析”，“違背科學發展規律”的否定結論[4]，筆者認為有失偏頗。莊子以及道家的確具有高揚直覺，貶低理性的神秘主義傾向，但這一傾向主要來自他的人生觀，社會歷史觀。《莊子》對古代技藝是一種“絕活”，“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概括，顯然有某種詩人的夸張，然而這是以真實為核心的夸張，不是背謬真實的虛構，《莊子》之被人們長期忽視的重要思想價值之一正在于他抽象出了古代技術（尤其是中國古代技術）與近現代技術相區別的特征。

關于中國古代技術與近現代技術的區別，已有許多討論。梁從誡先生通過深入細微的比較研究后指出，以明代《天工開物》為代表中國古代技術的特征是，“第一，沒有理論基礎，第二，沒有準確的定量描述，什么‘高約丈余’，‘水微溫’等，按照它的講法你沒法重復做。所以中國古代技術有個失傳的問題。因為都是老師傅把著手教，完全靠經驗，師傅很難以通用的語言講清楚，因為中國缺乏一整套科技術語…”。關于古代典籍中的插圖，“明朝末年中國有名的插圖本類書《三才圖會》，其插圖之原始，之不準確，實在驚人，連示意圖的水平都不夠…中國古代因為幾何學不發展，沒有畫法幾何，沒有透視，所以《天工開物》里畫出來的人和物都是扭曲的…中國古代插圖中也有倫理中心主義的表現，主觀認為重要的就夸大，不管實際的比例大小。”[5]梁先生這里所說的看重經驗而缺乏理論，缺乏精確的語言和繪圖，只可意會而無法重復，師徒相承導致失傳等等，可以視為《莊子》對技術的寓言式概括的現代詮釋和引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