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經濟學范文精選

一、行為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

行為經濟學也被稱為“心理學的經濟學”，是運用心理學的分析框架對經濟現象進行研究和分析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從研究對象看，行為經濟學側重于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產生的動機研究；從研究方法和手段來看，由于行為經濟學注重分析微觀主體的非經濟動機或者非物質動機，因此不同于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更多依賴于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并在研究中較多采用了實驗室實驗和現場實驗等方法。行為經濟學繼承了經濟學對日益復雜化的人類經濟行為的研究訴求，但是在研究具體方法上則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實驗經濟學方法，從而將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結合起來。經濟行為分析一直都是經濟學關注的焦點。亞當•斯密則試圖采用“損失厭惡”等個人心理可能會對經濟行為造成的影響。隨后的古典經濟學家也一直致力于對微觀經濟行為的研究，并號稱經濟學即研究經濟行為的科學。但是，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研究框架都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前提上的，因而分析的都是經濟動機驅動下的理性行為，而復雜多變的個人心理特征都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中被有意無意忽略或者抽象了。特別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被經濟學廣泛接受后，行為研究所依賴的心理學基礎已經消失。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喬治•卡托納及赫伯特•西蒙開始將經濟行為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因此可以將行為經濟學的創立追溯到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的提出。隨后，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完整的科學，其理論研究成果不斷完善和成熟，極大推動了大量具有創新和探索精神的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聯合研究，并為行為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石。20世紀70年代，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傳統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存在系統偏誤，并進一步構建了不確定條件下行為主體的判斷模型，從而顛覆了主流經濟學的個體選擇模型，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不斷成熟，并且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實際應用，行為經濟學的發展也不斷深入，甚至將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拓展到了金融領域，促進了行為金融學的產生。

二、行為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的分歧與融合

行為經濟學的先驅西蒙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說，認為經濟活動中的微觀主體在進行選擇決策時并不完全依循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因而經濟選擇的最終結果完全可能背離了古典經濟學家的最優化均衡點，從而解釋了現實中的復雜經濟世界。行為經濟學對傳統經濟學的批評和發展首先就是建立在對行為人的假設上，并進一步提出了由于行為人并不總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也可能存在偏好無法排序或者偏好不一致的情形，這就構成了行為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的主要分歧。

（一）行為人的假設不同主流經濟學假設經濟主體都能進行理性決策，即假定所有參與經濟活動的微觀主體是同質的，具有完備的信息。行為經濟學對這些假設前提提出了挑戰，認為微觀主體的選擇和決策行為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理性受到了主體的主觀因素和客觀制度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因而表現為“有限理性”。與此同時，在做出最終的經濟決策時，決策情景、當事人的心理活動特征、決策模式等都會對最終決策行為產生影響，微觀主體的異常行為也因此產生，加劇了經濟現象的復雜性。行為經濟學強調當事人認知能力的局限，強調決策作為一個學習過程的動態變化。盡管行為經濟學也堅持理性假定，但是認為行為主體的理性認知能力存在差異，對微觀行為主體的假設不同于主流經濟學的同質經濟理性人，承認人的復雜異質性和社會性，并且利用心理學構建了自己的分析基礎，從而導致了其和主流經濟學并駕齊驅，成為一門獨立的學派。

（二）偏好的假設不同主流經濟學中偏好是外生的、穩定的，并滿足自反性、完全性、傳遞性和連續性條件，從而在不確定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的選擇過程可以概括為馮•諾伊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函數。所以，偏好一致性以及由此產生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構成了主流經濟學的理性行為又一重要基石。以嚴密的邏輯和數學分析構建的預期效用理論成為不確定性條件下決策的經典理論。但是法國經濟學家阿萊斯通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了現實中的人們面臨風險時不總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選擇行為也不是完全依據概率行事，即著名的“阿萊斯悖論”。特維斯基和卡尼曼（1979）對此做出了進一步的合理解釋，并提出了前景理論。前景理論對于偏好的理解主要有如下幾點：首先，偏好并不是完全外生的，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獨立于判斷和評價的程序；其次，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可以表示為單純的概率分布函數，通常還取決于對給定分布函數的描述。他們的研究表明，決策程序以及決策的外在環境等都會影響到當事人的偏好，偏好既不滿足完備性假定，也不滿足傳遞性假定。另外，很多研究表明，誘導偏好會導致偏好反轉（perferencereversals）。傳統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在消費行為理論的主要分歧就是圍繞著行為主體的理性假設人而展開的，對于前者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行為經濟學研究者通過大量的實驗數據觀測，發現了在現實世界中，消費者存在的非理性、非自私自利的選擇行為，違背了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假設，從而將消費者的心理特征、心理學研究成果引進來，合理解釋了行為主體的“非理性行為”，也在一定程度上對“阿萊斯悖論”做出了解釋。傳統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分別解釋了行為主體的理性和非理性選擇，因此對復雜多變的消費者行為進行研究，兩種理論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應該互為補充，共同解釋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

一、邏輯實證主義與證偽主義

(一)邏輯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發展的重要標志

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以經驗主義為源頭，與哲學思想的發展相同步，其核心是形而下學，認為不存在先驗的真理，一切命題來自人類經驗的歸納。然而經驗是具有局限性的，科學以歸納得出的缺乏靈動性的少數公理為基礎，不可能絕對可靠。進入20世紀30年代，由于經濟學的復雜性，經驗歸納法在具體的科學研究中明顯力不從心，演繹法應運而生。假說－演繹法源于達爾文的科學研究方法，具體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推測”，即建立一個假說;第二步是進行實驗或積累觀察以便檢驗假說。其本質是發現新事物并在建立試探性假說之前必須先有觀察并提出問題。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基礎，20世紀50年代以馬歇爾為代表的邏輯實證主義將先前的經驗實證與演繹－推理相結合，并進一步繼承和發展。其最具劃時代意義的觀點有三點:其一是認為理論和事實都是假設的根源，并承認理論和事實都可能與假設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其二是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理論的概述有效應體現為理論或其命題可以被數量化表示，那么與此相對應的行為特征就是實證性的，這與針對自然物的觀察和計量的實證性認識沒有本質區別。其三是經濟學研究中對客觀性重要程度的強調。對于一個描述性經濟結論的支持，重要的是提供一種可供檢驗的證據，證據的可靠性和價值判斷成為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重點之一。因此，經濟學吸收了一致檢驗、邏輯相關檢驗等邏輯實證主義的檢驗理論。

(二)證偽主義:基于傳統經濟學方法論的揚棄

1.基本觀點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理論或命題可以被數量化表示的前提條件在接下來的經濟學發展中被認為是極其嚴苛的。同時，為了滿足不斷發展的理論需要，經濟學急需一種動態上升的研究范式。30年代大蕭條下得到極大發展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直接導致了經濟學和波普爾哲學的結合。該方法論由波普爾提出，后經庫恩和拉卡托斯的揚棄逐漸發展為完善的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波普爾對邏輯實證主義觀點進行了批判，他并不贊同知識完全來自外部經驗并可以通過邏輯思維從少數業已存在的確實知識中推演出來，而是強調理性思維中的批判能力，認為知識是在對已有知識和理論的批判中實現自身的不斷成長，人們通過對舊理論的否定建立起新的理論，其核心是證偽主義。他認為，科學發現總是在大膽地猜測，經受經驗檢驗而得到暫時確認的各種新理論終被證偽，證偽過程是不斷嘗試和清除錯誤的過程。庫恩“范式”則從科學史觀的角度對波普爾證偽主義進行了揚棄，認為科學發展的模式就是陷入危機的舊范式終為新范式所取代的過程。提出了量變終究引起質變，新舊更迭是必然趨勢的觀點，對現代經濟金融領域的變革具有指導性意義。根據波普爾的證偽思想，任何理論一旦被證偽，就將被淘汰，那么理論與事實不符應如何正確判斷才不致將理論扼殺在“搖籃”里就成為接下來拉卡托斯的主要研究成果。他認為絕對的被證實或證偽是不存在的，用“保護帶”來緩沖經驗沖擊可以對理論進行適當的保護和修正。當某種科學研究綱領通過對假設的調整能使得借助既有研究框架說明和理解更多的事實則為框架進步。

2.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啟發“評價科學研究綱領進化或退化的客觀標準是綱領本身的預測力和解釋力。”拉卡托斯在對波普爾及庫恩證偽思想的揚棄中首次提出了理論對于未來事物客觀發展預測能力的重要性問題。這一思想在20世紀50年代后著名的“弗里德曼－薩繆爾森爭論”中得到了集中體現。這場爭論的關鍵是兩人對于證偽的主體存在爭議。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方法論中的中心問題就是在經濟學中導出在操作上有意義的原理，而所謂的“有意義”是在理想條件下做出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并可以想象這個假說會遭到反駁。他所關注的是經濟學的解釋功能，即證偽的客觀主體是假說。而弗里德曼代表了一種被冠之以工具主義的方法論傾向。他認為經濟學的終極目的就是要發展出一種理論和假說，使之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弗里德曼的方法論要比薩繆爾森的更靈活、更具有實用性。這正是將科學證偽哲學與經濟學的藝術“氣質”，以及解決、預測未來實際問題特性的完美融合。

[摘要]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理性主義，科學哲學對此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經濟理論對于許多經濟現象不能作出較完滿的解釋。在社會經濟體制的建構中，非理性因素也愈來愈彰顯出它的重要性，正確理解與認識它們之間的關系，就成為我們當前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經濟學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是經濟學發展的必由之路。=====[關鍵詞]科學哲學；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

正文：

時至今，已經沒有人對科學哲學與經濟學的密切關系提出質疑。科學哲學理性主義及非理性主義的發展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經濟學。對于國家的經濟建設來講，這兩種范式是不可或缺的。就理論經濟學而言，經濟學理性主義受科學哲學的影響，成為主流經濟學。然而近些年來，非理性主義的哲學思潮也沖擊著主流經濟學。正確理解與認識它們之間的關系問題，對于構建合理的社會經濟制度而言，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補充。

一、科學理性的發展

理性，從詞源上來看，這個詞來自希臘文“入0Y0S”(邏各斯)，邏各斯的基本含義是“規律”，是客觀地內存于自然的東西，他支配著自然界的運動，是自然界運動規則性的表現。古希臘的哲學家不僅認為整個社會是和諧的、有序的，是有規律的，其卓越之處還在于，他們又直覺地認識到這種和諧安排可以用數及數量關系加以明確表達，這一點最為集中地反映在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自然理念之中。宇宙和諧的自然秩序觀及“萬物皆數”的理性主義思想，后來深刻影響了近代天文學、物理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

如果說古希臘留給歐洲的文化遺產是把用理性的方式研究普遍的存在作為自己的任務，那么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就是在沖破宗教神學的統治，崇尚人的理性，運用理性懷疑和批判神性的禁錮，肯定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事實上，在這種肯定現實生活，以積極的態度和深切的目光關注外部世界的文化氛圍中，自然科學才能得以迅速發展。近代自然科學的巨變，使實證思想深入人心，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實證主義者認為，實證意味著“科學的”、“理性的”甚至是“客觀的”，在他們眼中，每一門科學都是一個知識體系，即真的經驗命題體系。哲學的研究就應該是經驗范圍內的事，因此科學的發展只是一系列“真的經驗命題的積累”、擴大過程，是一項純粹客觀的累積性事業，是由理性機器生產出的產品，而與人們的精神活動、價值觀念沒有多大關系。而此時，數學方法在解決自然科學問題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自然科學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其他領域的發展速度，正是由于此，數學的自然科學也被戴上了“理性”的桂冠。

保險行政管理畢業論文

行政管理畢業論文

保險是一項風險轉移的商業活動。由于風險無所不在無處不有，理性的人們應該厭惡風險[1]，需要豐富多彩的保險產品規避風險。這正是保險公司存在的理由。

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們的經濟行為往往是非理性的——這是心理學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面對風險決策，人們是會選擇躲避呢，還是勇往直前？保險公司如何面對客戶非理性——甘冒風險拒絕保險的行為呢？

一.人的非理性拒絕保險

讓我們來做這樣兩個實驗。一是有兩個選擇，A是肯定贏1000(1000,1)，B是50％可能性贏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會選擇哪一個呢？超過80%的人都選擇A，這說明人是風險規避的。二是這樣兩個選擇，A是你肯定損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損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損失（-2000，0.5）。結果，超過70%的人選擇B，這說明他們是風險偏好的。

內容提要摘要：腐敗的科學理論應該是由經濟分析建立起來的。公權中存在-委托關系從而信息不對稱，提供了“經濟人”發生“一般性腐敗”的潛在可能性；制度體系中存在的缺陷則可能引起“體制性”腐敗行為大量發生。體制轉型過程形成了“權力真空”是當前腐敗現象的非凡之處，這決定了制度設計的根本方向是建立分權制衡型權力結構。“理性經濟人”仍是多數人行為的主要特征，要采取各種辦法提高腐敗的風險、成本及廉潔的收益，設計更好的制度；發展經濟則能承擔更高的制度執行的成本。人也是復雜人，具有非理性的成分，可以教化人“非理性”地不腐敗，不發生“一般性腐敗”，成為“君子圣人”，解決制度設計解決不了的新問題。

摘要：體制性腐敗體制轉型經濟人分權制衡復雜人教化人格金字塔

什么是腐敗?人們對此有不同的定義，但通俗地說，腐敗就是“利用公權謀私利”。當然，公權、公利都有大小之分，大到國家的公權，通常，人們所指的就是和此公權相關的腐敗。公權也可小到企業或更小的組織內，廣義的腐敗也應包括和此公權相關的腐敗。但是，這個定義仍有不少新問題，因為在運用公權時，可能有很大成績，職位獲得升遷、待遇得到提高，這是不是可以看作謀取了私利？應該說這里也有個人好處，但它是答應的或提倡的，是正常社會及其制度應該鼓勵的東西。為此，不妨將腐敗修改為“利用公權非法謀取私利”。在這里，腐敗的定性和界限是法律說了算。假如非法利益是從國家即從納稅人那里獲取，就為貪污；從他人那里獲取即為受賄。若個人撈取這種非法利益就是個人貪污，單位有組織地撈取這種非法利益就是集體貪污，一個部門或一級政府通過法規政策規定撈取非法利益，乃是一種整體性腐敗。

一、腐敗理論的簡單回顧

腐敗的科學理論應該是由經濟分析建立起來的。貝克爾(Bekcer，1968)最早在經濟人假設下將“腐敗”作為均衡的行為模式而作出經濟學的解釋。這可看作是腐敗的“經濟人”理論。“經濟人”思想最早由斯密作了闡述摘要：“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帕累托首先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認為，“經濟人”總是在比較其邊際效用，看怎樣才能使自己獲益最大，所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或社會的利益；“經濟人”也是理性人，所考慮的是以最小的成本或代價獲取最大的生產或利益。腐敗產生的基礎就是“經濟人”行為，“經濟人”為了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利用制度、法律、政策的漏洞，徇私舞弊，巧取豪奪。“經濟人”相當于古代中國的斤斤計較、自私自利的“小人”這一概念。

20世紀70年代，有關腐敗的尋租理論引起廣泛注重。安·克魯格(Krueger，1974)提出了權力領域里的“經濟租”概念。巴格瓦蒂(Bhagwati，1982)于1982年提出了“直接非生產性尋利活動(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activities，簡稱dup)”，它不僅包括在政府干預條件下的尋租活動，而且還包括尋求政府干預的活動。這種活動和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中的尋利活動是不一樣的，市場經濟的尋利活動有利于社會總福利的增加，但尋租活動導致的是社會總福利量的損失。斯蒂格里茲認為，尋租就是從政府那里獲得非凡的好處；布坎南認為，尋租指那些本可以用于價值生產活動的資源被用在了決定分配結果的競爭上了。也就是說，由于政府干預和行政管制，抑制了競爭，擴大了供求差額，形成了差價收入——租金。可見，哪里有壟斷、特權和管制，哪里就有租金。布坎南因尋租理論及公共選擇理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