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歌理論范文精選

在前人關于“意境”問題的論述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提出的“境界”說無疑是最有理論價值的一種認識，它涉及到意境的創造，意境的深淺，“隔”與“不隔”，“有我”與“無我”等重要問題，所以人們在對意境概念作歷史的考察研究時首先注意到它也是理所當然的。陳詠在《略談“境界”說》的文章中，認為，王國維講的“境界”含有鮮明的藝術形象，真切的感情以及氣氛等意思。此后不久，葉秀山在《也談王國維的“境界”說》一文中對陳詠的說法表示贊同，但他說，“王國維主張‘寫真景物，寫真感情’，情景的統一，實際上是統一于情，統一于主觀。”因此他認為王國維的“境界”說是唯心主義的。他說：“我們認為‘境界，是藝術形象，這種形象實質也是主客觀的統一，理想與現實的統一，自然與感情的統一，但它們是統一于客觀，統一于現實，統一于自然，而不是統一于主觀心靈。”這種看法堅持了唯物論的反映論，是正確的。可在理論上并沒有提供比李澤厚更多的東西。

在五七年和五八年前后這段時間，還有一些學者在研究古代作家作品時提到和使用“意境”一詞，他們多是從一般的角度來談意境的，認為詩的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詩歌形象，詩歌創作要有意境等。嚴格地說起來，這段時間里專門探討意境問題的文章是很少的。“意境”的研究只能算是剛剛起步。而且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人們多是用現代的理論來解釋古代文學傳統中產生的“意境”說，用外來的理論分析中國古代的文論，如認為“意境”與“典型”相等，“境界”就是“藝術形象”等。這樣做的好處是使“意境”說便于為今天的人所理解，使人們認識到現代文論可以從古代文論中吸取營養，中國古代也有自己的文學理論，不必完全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但是這樣做也遇到了一個難以克服的困難，就是說當我們用今天的理論術語去分析研究古代的理論時，分寸感很難掌握，容易產生以今套古或以古證今的弊病，而且將“意境”等同于“典型”，也容易使人覺得兩者其實是同一個道理，不過是換了一種說法而已，這樣理論上的民族特色就很難得到體現了。

“意境”的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六二年和六三年這段時間，有一些學者對王國維、司空圖、嚴羽等人的批評理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討，從不同側面接觸到了意境問題。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錢仲聯的《境界說詮證》。這篇文章認為，王國維所講的“境界”就是“意境”。意與境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境界’不僅是指真實地反映客觀現實的生活圖景，也包括了作者主觀的情感。但是就‘境界’這一用語的概念來說這不完全等同于形象。王氏所說‘境界’，還涉及到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關系問題，涉及到與神韻格調的關系問題，怕不是形象這一概念所能構囿。”文章里，作者還對在王國維之前或同時的司空圖、王世貞、葉燮、梁啟超、況周頤諸家有關“境界”的理論作了介紹，認為司空圖“思與境偕”一語，與王國維的“意與境渾”很相近。《二十四詩品》中的“雄渾”、“沖淡”、“高古”等諸品，實質上所談的都是境界，這樣就把意境研究的范圍拓得更寬了。

與錢先生的看法稍有不同，周振甫在《人間詞話初探》一文中認為“境界”與“意境”是有差別的，不能完全等同，因為“境界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意境是意與境的結合。”他認為“境界說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分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其中“無我之境”的‘以物觀物’來自叔本華哲學中的直覺主義，“直覺中對外物的感受就是‘以物觀物’。”但作者認為直觀中的詩人還是和物不同，沒有什么“以物觀物”。因此王國維后來“放棄了他自矜創獲的境界說，改用意境說而主張自然。”作者認為這是王國維對叔本華美學觀點的突破。在這篇文章的前半部，作者還聯系清代詞壇浙派與常洲派的情況，談了王國維提倡境界說的意義。后部分對境界說的轉化以及王國維美學思想與叔本華哲學思想的關系，也都有精到的分析，是篇很有功底的力作。

此后相隔約半年，吳奔星發表了《王國維的美學思想——“境界”論》。在這篇文章里，作者試圖從美學的高度來全面論述“境界”說。作者認為王國維講的境界，“意味著作者反映日，月，山，川的風貌和喜怒哀樂的心情，顯示了藝術必須通過形象來反映現實的根本特征。”根據《人間詞話》的內容，作者對“境界”作了多方面的分析介紹：1．從被表現的題材出發，境界有大小之分；2．從抒情主人公出發，境界有“有我”和“無我”之分；3．從生活與藝術的關系出發，境界有常人和詩人之分；4.從創作方法出發，境界有“造境”和“寫境”之分；5．從藝術風格出發，境界有“隔”與“不隔”之分。作者認為“為了創造‘不隔’的藝術境界，王國維提出了詩人與現實的關系問題，藝術概括問題以及表現方法問題。”很顯然，作者對王國維“境界”說的探討是比較全面的，但還沒有真正上升到美學的高度，因為作者用來分析“境界”說的觀念基本上還屬于一般文學理論的范疇。

從類群的角度來劃分中國古代文學，長期以來我們看到的有民間文學、婦女文學、宮庭文學或者貴族文學等，還有臣妾文學和圣哲文學等提法。然而，一個十分顯著的文學類群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就是帝王文學。不過，主要從經濟效益著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詩集、文集的現象也有一些，但都談不上深入的理論認識評價。在中國文學經二十世紀初開始質的大變革至今歷經百年、正待飛躍發展為新的中國文學偉大形態的今天，應當從文學自身本質規律出發來解析這一獨立于中國文學主流但又起著特殊作用的文學類群。

一、一種獨特的中國古代文學類群

中國古代帝王文學，作為一種文學類群是一種十分獨特而又悠久的客觀存在。

在先秦文學中，帝王文學的現象已經非常突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學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學。《古詩源》一書的開頭，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風歌》。還有這樣一種說法是，伏羲"仰觀天象，俯察地理"，"畫"出了我國哲學和文學融為一體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國第一部政治議論散文集《尚書》中，收集了孔子這個偉大的教育家和編輯家之前歷代帝王中產生的最有名的文章，如《堯典》、《大禹謨》、《秦誓》等。而在孔子編輯的文學教材《詩經》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詩歌。

在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社會中，皇帝重視"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學創作能力。詩歌是中國人最重視的表情達意的工具，作為"萬物皆備于我"的帝王自然也不例外。從中國文學史上看，封建專制社會自第一個皇帝秦始皇起，漢高祖劉邦、楚霸王項籍、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盡管"稍遜風騷"、"略輸文采"，但還是大都有詩歌創作傳世。帝王之中，也應當包括農民起義領袖中自立為帝的黃巢、洪秀全等人。他們大都是書生出身，有一些"詠菊"之類霸氣十足的"言志"詩作流傳于世。封建專制社會全盛時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嚴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講究"文治"，重視詩歌創作。據說乾隆皇帝是寫詩最多的人，有四萬多首，不過他的詩作質量不高。漫長中國封建社會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可以說是秘書出身，詩作頗有可觀之處。至于那些"守業"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時都學習了詩教課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寫出了不少的文學作品。

從上述認識已經可以看出，中國帝王文學是一個不容忽視卻也沒有得到應有重視的現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學還出現了中國文學中出類拔萃的作品。

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

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

目錄

一、現代漢語部分

二、寫作部分

三、文學理論部分

摘要：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酒既是一種客觀物質，同時也是一種“酒神精神”的文化象征，被譽為“國粹”的儒家文化是中國民族文化之中的精髓，兩者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眾所周知，李白被稱為“詩仙”，其詩歌飄逸灑脫無人可及。本文以李白詩歌中“酒”意象作為研究對象，在意象圖式理論視角下，以容器圖式、路徑圖式、圖形—背景圖式和遠—近圖式為理論依托，探討其所代表的酒文化和儒家思想內涵。

關鍵詞：意象圖式理論；儒家思想；酒文化；李白；詩歌

一、意象圖式理論與李白詩歌中的酒文化意象

李白是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其詩作中經常使用意象來表達隱晦的情感，在李白的詩歌中“酒”意象出現的頻率非常高。由于李白的詩作有獨特的藝術成就，所以，有很多人對其詩歌進行詳盡的研究，其中也有人曾對其詩中的“酒”意象進行了探討。在現實主義詩歌中，其思想的核心內容也受到中國古代正統文化思想——儒家思想的影響。而酒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物質文化，對詩人的創作靈感和風格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盡管如此，還沒有人從意象圖式視角對李白詩中“酒”意象進行過分析，所以從這個獨特的視角對李白詩歌中出現的具有代表性的“酒”意象進行分析是有研究意義的。意象圖式理論中的容器圖式、路徑圖式、圖形—背景圖式和遠—近圖式在詩歌中比較常見，將其運用于“酒”意象的分析是可行的。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別》《月下獨酌》《沙丘城下寄杜甫》和《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中都出現了“酒”意象，本文將就這幾首詩中的“酒”意象展開分析，并探討詩歌中“酒”意象所代表的酒文化和儒家思想內涵。

(一)意象圖式理論及分類

LAKOFF和JOHNSON在1980年提出了認知語言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意象圖式理論，其定義為：意象圖式在我們感知互動和運用程序中的一種反復出現的、動態性的式樣。這種式樣賦予了我們的經驗以連貫性和結構性[1]。意象圖式的類型也有多種，根據Lakoff的分類，可將意象圖式分為：容器圖式、部分—整體圖式、連接圖式、中心—邊緣圖式、始源—路徑—目的地圖式和其他圖式[2]。隨著認知語言學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語言學家開始使用意象圖式理論來分析各種類型的作品，其中在文學作品中的應用較多[3]。用意象圖式理論來分析和研究詩歌，是一種新型的詩詞賞析方法，為我們深入了解詩歌的內涵提供了另一個角度[4]。千古流傳的優秀詩歌都在運用意象表達感情方面能夠做到深入淺出。同時，詩歌意象是理解詩歌內涵的難點，這就需要我們開辟其他理解詩歌意象的角度。因此，意象圖式理論在探索詩歌意象的內涵方面就非常重要了。

1814年，法蘭西學院設立第一個漢學教授講席，域外漢學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漢學開始了其學院式、專業化的歷程。繼法國之后，俄、英、美、德等國的大學也先后設立漢學教席，美國雖然在專業漢學的教席設立上晚于歐洲學界，但美國漢學的興起卻有其獨特的國際政治背景，即二戰之后的全球戰略視野，從而突破了西方漢學單純從語言、歷史、思想文化出發的學院研究模式，將漢學概念拓寬而成為了“中國研究”。作為域外漢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域外中國文學研究，多從翻譯中國文學入手。就其選擇的對象而言，從古代到當代都有。就古代文學作品而言，詩歌和小說的翻譯最多。就古代詩歌而言，早為西方讀者熟知的《詩經》《楚辭》、唐詩、宋詞等不斷有重譯，如法譯本《唐宋時令詩》(巴黎，1998)，英譯本《唐宋抒情詩》(新加坡，1996)。近年來，一些較為冷僻詩歌類型也不斷被譯介，如《玉臺新詠》（再版本，倫敦，1995）、《中國古寫作景詩》（法漢對照本，巴黎，1996）、《中國古詩選》（法漢對照本，巴黎，1997）、《中國古代愛情詩歌百首》（阿爾勒，1997）。而孟郊、魚玄機、鄭板橋、袁枚等人也有了新的選集或全集。就古代小說而言，唐宋傳奇小說、《三言》《二拍》以及蒲松齡《聊齋志異》等都有譯本。蒲松齡《聊齋志異》近年來有英、法、德、匈等語種的選譯本，如《聊齋志異》（阿爾勒，1996），《雌狐之愛》（德文本，蘇黎世，1995）。再如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系的康達維（D.R.Knechtges）教授的《昭明文選》英譯。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語言文學系倪豪士（WilliamH.Nienhauser,Jr）.的《史記》和《搜神記》的英譯，其中《史記》翻譯正在進行中，目前已經出版第1、2、5、7、8、9冊（包括原書卷次的卷一至十二，三十一至四十，六十一至一百十二）。詩歌小說之外，其它類型的古代文學作品譯著較少。域外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譯介，小說最多，現代作家如魯迅、老舍、丁玲、巴金、蕭軍等，當代作家如王蒙、劉心武、蔣子龍、張承志、張賢亮、王安憶、賈平凹、池莉、莫言等的作品較受重視，傳播也很廣。

除了作家的單部作品，也有一些域外中國文學翻譯嘗試選集形式，如劉紹銘和葛浩文（H.Goldblatt）所編《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紐約，1990）按小說、詩歌和散文分類，再以“現代”“、建國后”“、新時期”為序，依次選介代表作，多半是一人一篇，至多四五篇。又如杜博妮（B.S.McDougall）和雷金慶（KamLouie）所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倫敦，1997），分三編，每編前有導言，題作“走向新文化”“、回歸傳統”和“崇尚現代性”，分別介紹詩歌、小說和戲劇創作，所錄涉及160多位作家的作品。域外中國文學研究在譯介中國文學作品的同時，許多漢學家也對中國文學進行了視角獨特的深入考察，如華盛頓大學亞洲系的康達維（D.R.Knechtges）教授的《昭明文選》研究，就十分注重其中語匯、名物等有細致的考證與詮釋。康達維（D.R.Knechtges）教授除中文外，也精通德語、法語、日語等多國語言，這使其研究能夠吸納世界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其《昭明文選》研究成就卓著。

域外中國文學研究的特征

由于東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學術氛圍亦不同，域外漢學家的中國文學研究，與中國國內本土學者的研究相比，有著明顯的差異，這主要表現在他們以西方學術研究理論來觀照中國文學，并襲用西方流行的理論、方法、概念和術語，從而使他們的中國文學研究自具特色。張泉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有論述。他總結出了十大特點：第一，研究方法呈現多元狀態；第二，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第三，重視魯迅研究；第四，開始召開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專題學術討論會；第五，注意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所受的外來影響；第六，密切注意各國的研究成果；第七，國外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范圍在逐步擴大；第八，研究專著后一般都列有長長的參考書目索引，有的還附術語表；第九，重視中國學書目的編輯和出版；第十，國外的中國文學研究出現國際一體化的趨勢[2]。許多其他學者也注意到了這種區別，并有總結和述評[3]。與國內本土中國文學研究相比，總體而言，域外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具有以下顯著特征：

（一）宏觀重大問題的討論與微觀細節的考察并重

對中國文學發展及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域外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心之一，這種研究往往從文學作品的討論擴展開來，進而涉及文學與文化的重大問題，如改革時代的現代主義、現代性與文化政治學、關于“五四”運動的新闡釋等。如俄羅斯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就往往將文學放在歷史和文化背景上加以審視，并熱衷于將對釋道儒三教的論述、氣功介紹和中國古代社會的探索。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KW•戈雷金娜的近著《太極：中國文學和文化中的宇宙模式》(莫斯科，1995)便是一個范例。全書共分六章，依次為“典儀歷法———文學中的薩滿經”、“文學中的歷史意識———歷史對人的發現”、“3-6世紀的神話故事———文化語碼和基本敘事結構的形成”、“敘事散文的產生———7-9世紀的傳奇”、“10-16世紀的敘事散文”和“10-13世紀宇宙觀探索中的世界和人的形象”。在新儒學哲學和美學體系形成過程的討論中，展示了中國小說發展的廣闊前景。再如日本松本肇、川合康三編輯《中唐文學的視角》(創文社，1998)，將文學、思想、歷史打通，從更廣泛的視野來審視文學整體。在宏觀審視中國文學某些重大問題的同時，域外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也重視個案的細致考索。如由赤松紀彥、井上泰山、金文京、小松謙、高橋繁樹和高橋文治編著《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研究》(汲古書院，1998)一書，全書分解說與本文兩部分，不僅綜述迄今的研究成果，而且細致翻譯與注釋，為后來的研究準備了必讀之書。又如杜德橋（G.Dudbridge）的《唐代的宗教體驗和世俗社會》（劍橋，1995）是研究戴孚《廣異記》的專著，不僅輯錄了三百余篇《廣異記》的現存故事，而且據此深入探討了唐代社會在信仰和體制上的變化。安妮•麥克拉倫(AnneE.Mclaren)的《中國通俗文化和明代說唱文學》（萊頓，1998），對在嘉定發現的幾篇“說唱詞話”以及出版閱讀情況和藝人的表演技巧進行了研究，也基于細致的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