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獻論文范文精選

［摘要］中華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文化斷層的民族，中國古代的文化典籍積累至今可謂汗牛充棟，極其豐富。孟子“知人論世”說作為一種認知的方法，其主要研究對象是文學作家作品，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同樣以文學作家的作品為研究媒介。二者在研究對象上有共通性，因而知人論世成為文學研究的一種基本的方法，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影響深遠。這篇文章僅以實例為證，簡析孟子“知人論世”說作為一種認知方法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運用價值。

［關鍵詞］“知人論世”;文學研究;文學鑒賞;文獻辨偽

一、“知人論世”的提出與發展

孟子的“知人論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過程中地位可謂舉足輕重。關于“知人論世”這一說法的來源，有文章認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而卿大夫們在引《詩》的時候經常斷章取義，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語，而忽視了詩句在整首詩中的意義。孟子認為這種截取詩句表達思想并不是對詩文本義的正確詮釋，歪曲了原意，正是對這種行為風氣的不滿，他提出了知人論世的觀點。”以這種說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論世”說是為了矯正曲解文義的錯誤行為，達到正確理解詩文的目的，但是仔細探源“知人論世”這一說法的出處，我們發現這種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論世”的提出并不是為了找出一個文學批評的準則。我們且以此說法的出處《孟子•萬章下》為證:“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譯成現今通行的說法，這段話的意思是鄉里的優秀人物就和鄉里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國家的優秀人物就和國家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天下聞名的優秀人物就和同樣是天下聞名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聞名的優秀人物交朋友還覺得不夠，便可上溯古代的優秀人物與之交朋友。但吟詠他們的詩，誦讀他們的書，卻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么人，這樣可以嗎?因此要研究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并了解其人，這是與古人做朋友。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孟子在這里認為，不同層次的人交友范圍不同，層次高的人更需要溝通古人與古人做朋友，但與古人做朋友，只讀其詩書是不夠的，還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們的生存環境，這樣才能讀懂古人的詩書與其進行心靈的溝通，繼而成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論世”的本來意圖是闡釋尚友的方法，“頌其詩，讀其書”只是一種手段，由“知人論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尋味的是，這段話同時也客觀提示了一種對詩書的讀解方法，并且后一種的意義為后世之人不斷闡釋發展，它的影響已遠遠超過了本意。

“知人”與“論世”是兩個相互獨立卻又聯系的概念。“論世”是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須“論世”。所謂“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經歷、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論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處時代，了解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因素對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還有了解激發作者產生創作欲望的臨時動因等等。文學作品在創作過程中，作者會有自己一定的動機。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會因為作者情感體驗、生活體驗、生活環境和時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藝術風格方面，不同的藝術道路，不同的審美風格和不同的個性心理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正如魯迅先生曾說:“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樣才較為確鑿。”［3］如果要論文，最好是能夠在通篇考慮的基礎上顧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跡、處世為人，更要顧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狀態，兼顧了作者的“全人”和“社會狀態”兩個方面再談論文，才更為全面和確鑿。魯迅先生的觀點實則就是肯定了“知人論世”的重要性。

摘要：傳統的古代文學課外作業設計多采取論文的形式，要求學生一學期提交一篇或兩篇與本學期授課內容相關的論文。這種方式枯燥乏味，內容陳舊，無法引起同學研究的熱情，造成論文的寫作轉抄、拼湊的現象突出。古代文學課外作業應該更多地采用開放式的題型，激發同學的熱情，鍛煉同學搜集資料和運用資料寫作的能力。

關鍵詞：古代文學；開放性；作業設計

課外作業作為課堂教學的自然延伸和補充，是課堂內容的提升和綜合，作業完成作為實現教學目標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在教學活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當前古代文學課外作業設計陳舊而落后，傳統的古代文學的作業基本上都采取論文的形式，要求學生一學期提交一篇或兩篇與本學期授課內容相關的論文。由于題目或者枯燥乏味，內容陳舊，無法引起同學研究的熱情，或者太過于簡單，難以引起同學深入思考。再加上缺乏相關的學術積累，網絡時代各種資料搜索的便利，很少有學生能夠靜下心來認真對待論文的寫作，轉抄、拼湊的現象突出，這樣的作業設計無論是在理念、形式還是在評價體系上，都很難適應當前的古代文學教學需要了。[1]

一、開放性作業設計舉例一：你的姓名來自古典文學嗎？

我們常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如何讓同學們對古典文學產生興趣一直都是很讓人頭疼的問題，筆者曾經設計過這樣一個開場白：中國古典文學從先秦時代到五四時期已經走過了五千年的輝煌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遺存是汗牛充棟，雖然它不能帶來豐厚的物質回報，但卻能如同黃鐘大呂一樣，在我們心頭引起長久的共鳴。假如你不曾熟悉古典文學，怎能了解古人有多么的癡：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假如你不曾熟悉古典文學，怎能了解古人有多么的苦：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假如你不曾熟悉古典文學，怎能了解古人有多么的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假如你不曾熟悉古典文學，怎能了解古人是多么激昂慷慨：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個冗長的排比句，氣勢磅礴，但內容空洞，辛辛苦苦說了半天，同學并不領情。在為2012屆同學講授先秦文學時，我在點名冊上看到了一個復姓端木的孩子，此姓如此罕見，立即引起了我的興趣。我意識到這是一個藉由身邊的例子去推廣古代文學的好機會。于是圍繞這個題目我講開去，談到了《元和姓纂》對此姓的記載，并介紹了孔子那位能言善辯的弟子子貢的故事，這樣通過一個姓氏就很好地與同學建立了溝通。這啟發我設計了這樣一個課外作業：看看哪些取名與古代文學作品有關？從同學們提交的作業來看，他們搜集的資料遠比我想象的豐富：任賢齊取自“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周星馳取自“雄州霧列，俊采星馳”、聞一多取自“聞一而知十”、戴望舒取自“前望舒使先驅兮”、朱自清取自“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其字“佩弦”取自“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冰心取自“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孟浩然取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馬致遠取自“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錢謙益取名于《尚書》“謙受益”、王朝聞取自“朝聞道，夕死可矣”、楚圖南取自“絕云氣，負責天然后圖南，且適南冥也”，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今人也有古人，有同學們熟悉的明星，有陌生一點的詩人，也有成就斐然的大師。這樣一來，同學們不再覺得這些高文典冊面目可憎，很好地激發了同學閱讀古典文學經典作品的興趣。

二、開放性作業設計舉例二：性善論還是性惡論

摘要：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80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后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于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后人對于什么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摘要：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80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后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于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后人對于什么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一、古典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么，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后的馬歇爾那里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范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后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后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于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后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余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后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余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么，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

作為剩余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里學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余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么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于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采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余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余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余產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們今天干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