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文學論文范文精選

[摘要]針對經濟及相關學科文獻出版數量龐大的現狀，本文利用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對1996—2007年廣西大學政治經濟學學科研究生學位論文引文情況進行統計調查與分析討論，試圖通過統計分析掌握經濟研究文獻需求及利用的規律，為館藏經濟文獻資源建設提供客觀依據。

[關鍵詞]碩士學位論文；引文分析；文獻需求

引文分析是運用數理統計方法對科學文獻的各種引證現象進行分析與評價，以揭示研究對象所具有的特征或它們之間的關系及其規律性的文獻計量學方法。通過對研究生學位論文引文的統計與分析，可以反映出研究生對文獻的吸收能力和創新水平，掌握其對文獻的需求特點。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分析博碩士學位論文引文的文章，但是有關經濟學科的學位論文引文的研究還未見報道。經濟學作為一門歷史悠久的學科在社會科學中占據重要地位，經濟及相關學科文獻出版的數量龐大，高校中普遍設置有經濟專業，研究生招生也很強勢。因而有必要通過引文統計與分析，以一斑窺全貌，了解和掌握經濟學科文獻需求及利用的規律，為館藏經濟文獻資源建設提供客觀依據。

1材料與方法

1996—2007年，由于個人計算機及網絡的普及使圖書館提供服務的方式及讀者對圖書館利用的方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統計的時間段選取能反映讀者使用文獻的規律和未來的趨勢。本文調查統計的樣本來源于廣西大學商學院1996—2007年提交給圖書館的政治經濟學學科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的印刷文本，選定的論文題名頁上學科一欄皆標識有“政治經濟學”。具體統計方法是把每篇論文的題目、年代、引文數以及每條引文的類型、語種、年代、期刊引文的刊名等列在Excel表中，充分利用方便快捷的辦公自動化工具進行統計分析。一篇學位論文中兩次或兩次以上引用同一文獻，本文按其實際引用的次數計算，總計收集了139篇論文，總引文量為6323篇。通過引文分析方法從引文量、引文類型、引文語種、引文年代等多角度進行了相關的統計與分析。

2統計結果與分析

在研究領域和研究題目上，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的拓展。傳統熱點，如莎士比亞、喬叟、《貝奧武甫》、斯賓塞、馬洛等，得到了持續的和更加全面的關注;與此同時，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繼續開拓深入。大概由于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影響，從前少有人問津的莎士比亞歷史劇變得格外“吃香”。不僅相關論文集中出現②，而且莎翁歷史劇成為2006年清華大學“莎士比亞與政治哲學”通識課的教材(趙曉力、吳飛，《國文》，2006，4)。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唯《坎特伯雷故事》，而且喬叟的其余作品;不唯喬叟(沈弘，《文評》，2009，3)，而且其他中古英語文學作品(陳才宇，《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1;《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5)，如《高文爵士與綠色騎士》③、《忍耐》、《凈潔》(劉乃銀，《文研》，2004，6;《論叢》第7輯)、《珍珠》(王繼輝，《國文》，2004，1)、《克蕾絲德的遺言》等;不唯《貝奧武甫》(王繼輝，《外文》，2002，5;《文研》，2003，1)，而且其他古英語作品，如《十字架之夢》(肖明翰，《文研》，2011，3)等都有專文討論(參見楊開泛)。許多文章都可圈可點，如陳才宇的執著，劉乃銀的溫和，沈弘的敏銳，王繼輝的沉著，肖明翰的迅捷，等等。斯賓塞方面，除了《仙后》(胡家巒，《歐美文學論叢》第2輯;劉立輝，《文評》，2006，3;《文研》，2007，3)等詩作外，鮮為人知的散文作品《愛爾蘭之現狀》中的民族意識也被提請注意(李成堅，《文評》，2011，2)。馬洛方面，除了常見的關于戲劇和詩歌的作品研究外，鄧亞雄綜述了國外的馬洛研究(《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6，2)，馮偉探討了馬洛的傳記建構問題(《國文》，2010，4)。在文藝復興時期詩歌方面④，胡家巒的園林詩歌研究(《國文》，2002，4;2004，3;2006，2;《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1;《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7，6等)、蔣顯睸的小史詩研究(《論叢》第9輯;《國文》，2010，2)、朱賓忠的愛情詩研究(《文研》，2002，2)、趙元為西方文論關鍵詞系列撰寫的“十四行詩”(《外文》，2010，5)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胡家巒的文章論及了像蓋斯科因、西爾維斯特、蘭多爾夫、沃勒、考利等多位相當重要但幾乎無人討論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人，具有填補空白、開啟來者的意義。在文藝復興時期戲劇方面，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趙亞麟粗線條勾勒了莎翁與同時代劇作家的關系(《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3)，基德《西班牙悲劇》(程倩，《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7，2;耿幼壯，《文評》，2005，3)、韋伯斯特《瑪爾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萊徹《少女的悲劇》(龔蓉，《文評》，2008，2;2011，1)、托馬斯•海伍德的《倫敦四學徒》(郝田虎，《文研》，2008，1)等得到重點關注。其中，耿幼壯總結了伊麗莎白時期復仇劇興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劇》為例分析了復雜的復仇觀，指出死亡問題與復仇、正義相比，是復仇劇更為內在的主題。這篇論文實際上回應了張隆溪20世紀80年代關于悲劇和死亡的文章(《中國社會科學》，1982，3)，是接著講的。

由于劉建軍等人的努力，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文學的認識更清醒、更自覺、更明確了。劉建軍《歐洲中世紀文化與文學述評》一文從宏觀角度確立了對中世紀的再認識(《文研》，2003，1)。李曉衛則從文化根源和文學表現兩方面，追溯了歐洲中世紀文學與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內在聯系(《文研》，2003，6)。在中世紀的歐洲，不僅希臘和希伯來傳統，還有多種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歐洲中世紀文學不僅具有過渡性質，而且為后來的歐洲文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劉建軍，《文評》，2010，4)。文藝復興運動是在中世紀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藝復興文學表現了基督教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人文主義思想(劉建軍，《文研》，2007，5)。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逐漸就歐洲中世紀文化、文學、歷史、宗教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達成共識，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黑暗時代”的簡單片面說法日漸銷聲匿跡。應該說，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包括英國中世紀文學和文化—的重新發現是新時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學者李耀宗在臺北出版的力作《諸神的黎明與歐洲詩歌的新開始:噢西坦抒情詩》可以說代表著中華學人目前在歐洲中世紀文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成就。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化。除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細讀、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比較文學、巴赫金等比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義(與新歷史主義相類而不同;許勤超，《國文》，2010，4)、文學達爾文主義(王麗莉，《外文》，2009，1)、后殖民主義(段方，《文研》，2005，2)、手稿研究(郝田虎，《國文》，2010，2;《江西社會科學》，2011，7)⑤等理論方法也得到(進一步)介紹。倫理學視角開始重新得到重視(如顏學軍，《文研》，2006，1;羅益民，《西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1)。⑥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新歷史主義。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介紹消化，更多的中國學者能夠更為熟練地運用該方法開展研究，研究對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亞(如胡鵬，《文評》，2011，2)，也包括文藝復興時期戲劇(如龔蓉)等。而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帶來普遍的對于文學中政治議題的格外關注。例如，程朝翔的兩篇文章(《國文》，2005，2;《文研》，2005，2)聯系現實，深入淺出地討論了戰爭對莎劇(如《亨利五世》)和作為文化符號的莎士比亞的利用，對認識文學的本質富有啟發意義。沈弘(《文評》，2009，3)和郝田虎(《外文》，2008，2)的文章探討了早期英國文學的寫作方法問題: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竊”還是“札記式寫作”。

在研究載體上，這一時段的顯著特點是專著的猛增。單就莎士比亞而言，根據筆者的統計，1978—2011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共出版專著(包括論文集，但不包括譯著、文學史、選本、傳記、辭典等)約一百部，其中1978—1989和1990—2000兩個時段數量差不多，都是20余部，而新世紀十年的專著數量即占整個新時期的一半還多。施咸榮在《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劇》(1981)的結尾說:“除大學教材和報刊上發表的論文外，研究、評論莎士比亞的專著還不多。”30年間，增長了近百倍，不可謂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亞的文藝復興英國文學方面，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各有一部專著(王佐良和楊周翰)，20世紀90年代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主要收獲是文學史。進入新世紀，這一領域的專著才逐漸多起來，主要有:胡家巒，《歷史的星空》(2001)、《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歌與園林傳統》(2008);沈弘，《彌爾頓的撒旦與英國文學傳統》(2010)等。在中世紀英國文學方面，臺灣1983年就出版了顏元叔的著作《英國文學:中古時期》，1990年以前大陸幾乎沒有專著。1990年以后，除了鮑屢平《喬叟詩篇研究》(1990)和王繼輝《古英語和中國中古文學中的王權理念:〈貝奧武甫〉與〈宣和遺事〉比較研究》(1996)等之外，主要還有:李賦寧的《英國文學論述文集》(1997);陳才宇的《英國古代詩歌》(1994)、《古英語與中古英語文學通論》(2007);陸揚的《歐洲中世紀詩學》(2000);肖明翰的《英語文學之父———杰弗里•喬叟》(2005)、《英語文學傳統之形成:中世紀英語文學研究》(2009);劉建軍的《歐洲中世紀文學論稿:從公元5世紀到13世紀末》(2010);丁建寧，《超越的可能:作為知識分子的喬叟》(2010);劉進，《喬叟夢幻詩研究:權威與經驗之對話》(2011)等。文學史方面最重要的是李賦寧、何其莘主編的《英國中古時期文學史》2006年出版。這些沉甸甸的收獲中有不少英文書，尤其是博士論文。英文著作的好處是與國外學術界交流方便，但也會限制讀者數量，減少影響力，使得本來就小眾化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莎士比亞除外)更加成為少數專家學者的智力游戲。而學者之間的對話互動大大促進了學術進步，例如，孟憲強認真對待從叢“哈姆萊特并非人文主義者”的質疑和批評(《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1;《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5)，在《三色堇:〈哈姆萊特〉解讀》(2007)中花大力氣重寫了“哈姆萊特與蒙田之比較研究”一章，使得內容更加豐富充實。在譯著方面，黃杲睺1998年首次出版、后來在海峽兩岸多次重印的詩體譯本《坎特伯雷故事》多為學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譯本的勢頭。20世紀90年代的中世紀英國文學重要譯本包括馮象譯《貝奧武甫:古英語史詩》(1992)和吳芬譯《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1999)等。沈弘和陳才宇是中世紀英國文學的主要譯者。沈弘厚積薄發，譯作除《農夫皮爾斯》(1999)外，還有:伯羅《中世紀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語文學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紀英國:征服與同化》(2007)和《英國中世紀詩歌選集》(2009)。

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視，譯文像此前的《農夫皮爾斯》一樣，節奏整齊，措辭講究，忠實典雅，清新可誦，有的篇目還填補了空白，如《珍珠》，但因為在臺北出版，大陸這邊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選擇了二手文獻伯羅進行翻譯，是中世紀文學研究基礎建設的一部分，大有乃師楊周翰、李賦寧之風。陳才宇譯作主要有:《英國民間謠曲選》(1989)、《貝奧武甫:英格蘭史詩》(1999)、《英國早期文學經典文本》(2007)、《亞瑟王之死》(2008)。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方面，莎士比亞當然譯者輩出，莎翁中譯研究甚至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次領域”，近年來這方面的專著就有四部(桂揚清等)。王佐良主編的《英國詩選》(1988)有一些早期英國詩歌的譯文。除培根外，曹明倫還翻譯了伊麗莎白時期三大十四行詩集:莎士比亞(1995，2008)、錫德尼(2008)和斯賓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譯了莎士比亞、錫德尼和斯賓塞的十四行詩集(2011)。胡家巒是斯賓塞詩歌的重要譯者，除了早已面世的《斯賓塞詩選》(1997)外，一直致力于翻譯令梁實秋望而生畏、終于抱憾沒有嘗試(序言:2)的《仙后》。梁實秋譯有三卷本《英國文學選》(1985)與他的《英國文學史》配套，其中，前兩卷是早期英國文學作品的選譯。除了散文和詩歌外，梁實秋選譯了從中世紀到18世紀的8部戲劇，選目精當，加上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獨自一人的工作大體反映了英國戲劇的發展歷程。但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翻譯還有許多處女地有待開墾，戲劇如瓊森、博蒙特和弗萊徹、麥辛哲、韋伯斯特等，詩歌如懷亞特、薩里伯爵、伊麗莎白一世、丹尼爾、德雷頓、坎庇恩、巴恩菲爾德、羅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錫德尼《阿卡狄亞》、雷利《世界史》、各種游記等，許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睻譯，以廣流布。

由于《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起被A＆HCI收錄，英文論文的發表成為必須，其中一些是關于早期英國文學的，包括中國學者的文章(楊林貴，2006，1)，也包括韓國學者(艾斯托克，2008，5)和西方學者(韋爾思，2006，1;布魯克斯，2006，1)的文章。或許我們可以考慮像臺灣《淡江評論》那樣，推出全英文的常規學術期刊。一些書評對國內外新書的評介為國內學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雅玲評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伊麗莎白一世翻譯文稿》(《文研》，2010，5)、王麗莉評格林布拉特《塵世間的莎士比亞》(《外文》，2006，5)等。許多期刊不重視學術性書評的現狀有待改變。各種學術會議的舉行逐漸常態化，早期英國文學中最有號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亞。譬如，2004年，復旦大學主辦了“莎士比亞與中國”全國研討會;2008年，武漢大學又一次主辦了莎士比亞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是在1993年)。外國訪問教授對中國學生博士論文的指點已成為常態:康奈爾大學CarolKaske教授幫助了劉睼銀的博士論文，哥倫比亞大學AnneLakePrescott教授幫助了劉立輝的博士論文，等等。近年來，ThomasRendall教授任職于北大英語系，開設喬叟和但丁課程。“洋先生”和“洋學者”對中國早期英國文學教學和研究的貢獻值得做專題探討，應該把他們和晚清至民國的傳教士區別開來。在博士生培養方面，從沈弘1989年從北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算起，我們目前至少培養了10位中世紀英國文學博士，分別畢業于北京大學(三位，李賦寧指導)、華東師范大學(四位)、湖南師范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和首都師范大學(以上各一位)。其中六篇都是以喬叟為題目的。而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博士更多，僅北京大學培養的就超過十位，有辜正坤(1990)、程朝翔(1992)、黃必康(1998)等。《英美文學論叢》第15輯的專欄“學者筆談”系中世紀英國詩歌專題，由劉乃銀及其門生撰寫的三篇論文組成。1978年以來的30余年中，有關莎士比亞的專欄或專輯屢見不鮮，而有關中世紀英國文學的專欄大概這是僅有的一次。綿延八百年的中世紀英國文學理應得到人們更多的重視，被埋沒的明珠終將煥發出奪目的光彩。

在論及早期英國文學研究時，人們往往歡呼論文數量的增長，以此作為發展繁榮的標志。這種認識有它的道理，但對數量增長也要辯證地看。在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領域，實際情況是，老一代學者的論文產出大都不算多，這大約是因為該領域研究需要長期鉆研和深厚的語文學基礎，李賦寧厚積薄發的榜樣可能也起了作用。與此相對照，肖明翰2000年以前是研究福克納的，新世紀以來穿越廣袤時空“闖入”該領域，效果上卻似乎一鳴驚人，后來居上。截至2011年，肖明翰已經發表了28篇論文，而且大都發表在《文評》等四大刊物上。這一鮮明對比如何解釋?是他天才的發揮和超發揮?是他的孜孜不倦，勤奮努力?是學術期刊對于少有人耕耘的中世紀英國文學園地的偏愛?好像全都是，又全都不是。筆者認為，肖明翰多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是他作為異乎尋常的“闖入者”，語文學基礎不夠好。他自己承認:他不怎么懂古英語、古法語和拉丁語，中古英語也比較差(上冊，前言:7);他的古英語文學研究論文中，一再注明他參照了多種現代英語譯本。應該說，肖明翰是一個誠實的學者，因為他的誠實和勤勉，他是值得尊重的。行文至此，筆者禁不住想起英美學界另一位異乎尋常的“闖入者”:馬丁•貝爾納教授，《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貝爾納因為他飽受爭議的巨著《黑色雅典娜》早已名滿天下，但許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本來是中國學家，劍橋大學漢學博士，曾在北京大學學習漢語，研究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潮和中國政治，20世紀70年代中期才轉移了興趣，“跨界”從事古希臘文明起源研究。表面上看，肖明翰和貝爾納都是在學術成熟期突然轉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而后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他們有一點重要的不同:貝爾納是語言天才，為了《黑色雅典娜》項目，他掌握了古希臘語、希伯來語、古埃及語等許多種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古代語言，三卷《黑色雅典娜》花了他整整三十年時間!把肖明翰和貝爾納相比也許并不恰當，筆者這樣做無意貶抑肖本人或他的成果，目的只是為了提醒大家: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尤其是中世紀，門檻是比較高的，需要專門的語文學訓練做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李賦寧一篇介紹中世紀英國文學的文章(《外文》，1998，5)大部分時間卻在講英語史，需要熱情勇敢的學人舍得坐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

摘要高校外國文學教學引入電影，可以幫助學生了解外國文化背景，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促進教學相長，但容易造成學生以觀影取代文本閱讀。教師在教學實踐中要堅持文本教學為主、電影教學為輔的原則，精心甄選影片，引導學生回歸文本閱讀，通過文本細讀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和比較文學的思維方法。

關鍵詞外國文學電影細讀問題意識比較文學

在視聽文化影響強大的當下，經典名著備受冷落已是不爭的事實。大學生普遍傾心于影視產品帶來的視聽愉悅，而對文學名著的閱讀興趣索然，這給以作品為支撐的外國文學課堂帶來了挑戰，有學者提出構建“圖文互文的教學模式”。[1]許多中文專業的教師根據外國文學的課程特點和大學生審美心理的變化做出相應的調整，將外國電影作為課程資源引入課堂進行開發利用。電影進入外國文學課堂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為學生了解外國文化打開一扇窗，也可能會讓學生止步于文學閱讀。教師只有正確認識電影在外國文學教學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發揮電影作為課程資源的功能，拓寬學生文化視野，“引導大學生健康地鑒賞西方文學經典，吸納世界文明的優秀成果，從而建構開放性的人文視野。”[1]培養學生比較文學的思維方法。本文圍繞電影在外國文學教學中的利弊和策略進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對外國文學課堂改革提供一些啟發。

1電影在外國文學教學的優勢

1.1電影能夠幫助學生更好地了解異域文化

外國文學教學引入電影資源，為學生感知國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學是人類精神文化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國文學植根于深厚的國外文化土壤中，對外國文化背景和特點的了解將有助于學生深入解讀外國文學作品的思想內涵。學生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長大，對西方文化存在疏離感，文化差異成為學生學習外國文學的障礙。由于個人經歷、視野的局限，學生對異域文化的了解也僅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號上。學生閱讀的外國文學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譯的中文版本，因此與原汁原味的外國文學作品又隔了一層。文學作品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學生對外國文學作品的理解和闡釋，是建立在了解國外歷史文化背景的基礎上。學生對外國文化和價值觀念了解不足，學習外國文學如同霧里看花、隔靴搔癢。譯制電影是學生感知了解外國文化的便捷途徑，盡管電影中的人物語言經過了翻譯轉化，但影片所負載的風俗、禮儀、藝術、宗教、歷史等文化信息則是原始直接的呈現，它是鮮活生動的文化資料，能夠帶給學生直接的感性認知，為學生深入解讀文學作品的人文意蘊奠定基礎。

1研究背景

醫學與文學的密切關系以及文學對醫學教育的重要性已經引起了國外很多醫學院的注意。當前，國外醫學界正在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來創造學習文學的機會。文學的各種方法已滲透到醫學的教學、研究和醫療保健工作的各個方面，文學參考書和文學創作技巧已被引進部分醫學課程，包括醫學交談課程、精神病學課程、臨床醫學見論等，描述性和定性方法已用于成果研究，并發展了臨床場合的語言。各種雜志上有醫生和醫學生寫作的，反映他們生活經歷的詩歌、記敘文和有關某種文學作品的學術論文。此外，病人也在寫有關他們對疾病和衛生保健感受的作品，以此來向醫生們提供以醫學界為中心的基本教材。但是，目前這一領域在我國的理論探討和實踐研究尚屬空白，國內只是有學者介紹過國外文學與醫學課程的實踐。在我國醫學教育改革浪潮的大環境下，醫學生對醫學與英語文學的關系如何認識，對國外已認可的文學與醫學課程在中國背景下是否真正需要，尚無可依據的文獻，為此我們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試圖了解醫學院校學生英語文學作品閱讀情況，分析醫學院校學生對含有醫學內容(如疾病，痛苦，衰老，死亡)的英語文學作品的態度及認識，以期在醫學課程體系改革過程中，能夠根據醫學生的實際情況來安排大學英語教學。

2調查概述

在此次調查問卷中，調查對象包括湖北中醫藥大學七年制中西醫結合、中藥、中西醫臨床、針骨等多個醫學專業，共238人。調查問卷涉及到醫學生對英語文學作品的了解情況、熟知度、英語課堂上教師對文學作品的介紹程度、醫學與文學的關系以及希望如何加強對英語文學作品的了解等多方面的問題。在關于“希望英語老師對英語文學作品的哪些方面進行介紹”的調查中，有65%的醫學生選擇介紹英語國家相關文化;當問及“作為一名醫學生，你特別期待讀到或老師在課堂上介紹到哪(些)部英語文學作品”時，學生希望能閱讀與醫學倫理學相關的文學作品，還有一些英文暢銷書籍的閱讀。

3醫學院校的大學英語文學教學有效模式

通過對湖北中醫藥大學在校全日制醫學生的調查問卷，可以探索醫學院校學生閱讀英語文學作品情況，以及他們對含有醫學內容的文學作品的態度及認識，以期為醫學院校英語課程改革提供參考依據，建立起大學英語有效學習模塊－醫學院校的英語文學教學。

民國期間對于日本文藝理論作品的引進，較為人熟知的是章錫珠對日本文論家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的翻譯。1920年章錫珠正式在《新中國》雜志上連載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部分內容，后因雜志停辦而擱淺。次年他又在《文學》雜志上重新翻譯與發表，后于1925年由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而在這年7月，汪馥泉也將翻譯的《新文學概論》交由上海書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亞東圖書館再版。基于本間久雄對本書的二次改編，章錫深又于1930年對之作了重譯，并于當年交由開明書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間久雄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譯出版，其所著的《文學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譯，于1932年由星云堂書店出版。在通過日文翻譯的文論中，除了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在當時影響較大外，還有廚川百村的著作。廚川百村的《苦悶的象征》，先是魯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別交由新潮社與北新書局出版。豐子愷也于1925年翻譯了該著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廚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魯迅翻譯，分別于1925年與1928年由未名社與北新書局出版;由綠蕉、大杰翻譯的《走向十字街頭》，分別于1928年與1932年由啟智書局與新文藝書店出版。

除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譯過來的日本文論還包括青野季吉的《新興藝術概論》(馮憲章譯，1930年現代書局)、芥川龍之介的《文藝一般論》(高明譯，1933年光華書局)、藏原惟人的《新寫實主義論文集》(吳之本譯，1930年現代書局)、森山啟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林煥平譯，1940年希望書局)、夏目漱石的《文學論》(張我軍譯，1931年神州國光社)、滕森成吉的《新興文藝論》(張資平譯，1928年聯合書店)、小泉八云的《文學講義》(惟夫編譯，1931年聯華書店)、狄原朔太郎的《詩底原理》(孫浪工譯，1933年中華書局)等，在當時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日本文藝理論的翻譯出版為新文學的創作與教學提供了一定話語規則的支持。比如魯迅在教導青年學生“研究文學”的時候，認為應該從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和廚川百村的《苦悶的象征》著手‘”。然而仔細閱讀當時翻譯出版的日本文藝理論專著，我們發現，一方面日本文藝理論專著多為西方文藝理論專著的改寫，另一方面日本文藝理論專著的翻譯出版也呈現出明顯的歐美化傾向和俄蘇化色彩。其實歐美文藝理論的翻譯，早在民國之前就已經開始。1905年，《新民叢報》第3年第22號起連載蔣智由翻譯的法國學者維朗的《維朗氏詩學論》，標志著中國開始系統翻譯西方文藝理論。隨后黃遠生、魯迅、周作人、王國維等人開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歐美的文藝理論作品來闡釋中國文學。然而國人對歐美文藝理論的全面了解，實始于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正如本間久雄自己所言，“文學通論”部分參照了‘竹unt的Llt巴rat“rc，ItsP對nC巾Ieand乃1泊了目.5;Winehester的5。的ePt7)〕‘巾龍5ofLJtc扭盡C廳加拓刀〕;Mackenzie的theEVoluoonofLit陰￡“脂”等，而“文學批評論”則參考了℃ayleyandScott的A刀Intr.而ct舊nto入了亡thodsandM白terlalsofL，teraryC誼元店功，Saintsbury的月招to理ofC)itjcism以及Moulton的the幾4bdemStodyofLjt曰叨ture”‘引。正是這一系列書目，日后幾乎成為中國人學習西方文藝理論的必讀書目，同時成為當時學者研究新文學，甚至舊文學的理論工具。1923年西諦發表的《關于文學原理的重要書籍介紹》一文中，第一次系統地介紹了這些文藝理論書目‘幻。而1933年郁達夫在《青年界》第4期發表《英文文藝批評舉要》一文中，則再次列舉了類似書目。

為了正面直接閱讀研究歐美文藝理論，國人開始直接地從英文或其他語言中翻譯歐美文藝理論。在章錫珠翻譯《新文學概論》的第二年，景昌極與錢塹新便在《文哲周報》上翻譯發表了溫切斯特的《文學評價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1926年傅東華在《小說月報》17卷l一8期上翻譯發表莫爾頓的《文學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說月報》第18卷上發表莫爾頓的《文學進化論》。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歐美文藝理論得到翻譯出版。除了以上兩部作品之外，傅東華還先后翻譯了勃利司.藩萊的《詩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會的文學批評論》(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學批評》(1928)，卡爾佛登的《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1930)，亨特的《文學概論》(1935)。除了傅東華之外，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翻譯的歐美文藝理論還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譯的瑞恰茲所著《科學與詩》，宋桂煌于1930年翻譯韓德生的《文學研究法》與《小說的研究》等。據筆者大致計算，民國期間翻譯的歐美文藝理論(俄蘇文論除外)也在50部左右。總體來看，歐美文藝理論著作的直接翻譯讓國人對外國文學作品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另一方面歐美文藝理論的輸入也直接地影響著當時中國文學話語規則的建構與重構。正是在歐美文藝理論的基礎上，中國文學研究不僅有了全新的理論基礎，而且改變著本土的文學理論重構。比如陳仲凡、郭紹虞等人便是在溫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構的體系上，來重新思考中國古代文藝理論體系的“，。隨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斷壯大，俄蘇文藝理論傳入日本，在日本出現了許多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文藝理論，文藝與現實、文藝與革命、文藝的階級性等問題成為探討的重心。而此時輸入的日本左其文學理論便即時地迎合了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于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魯迅、周作人、郭沫若、張資平等作家便開始俄蘇文論的譯介。魯迅最初從日本翻譯俄國文學的時候開始介紹俄國文藝理論。他于1929年便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第二年又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值得注意的是兩部文藝理論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譯叢》等都是從日文轉譯而來。后來隨著三四+年代政治運動的風起云涌，俄國文藝理論的革命性與階級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時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環境，于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文藝理論便取代了20世紀二十年代歐美文論的主導地位。這一時期包括俄國民主主義文藝理論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文藝理論以及其他的社會主義文藝理論都在這一時期得到翻譯傳播。據本人粗略統計，此時翻譯過來的俄國文藝理論著作也多達50種。

西方文論的翻譯:‘灑方化”還是‘體土化”

自晚清開始輸入西學以來，對于西方著作的譯介一直都存在著“西方化”與“本土化”的問題。即使是最初翻譯的一些自然科學，我們的知識分子也在不斷地印證著“東學西漸”的痕跡17]。如果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僅就具體的文學作品而言，只要不是變異很大，盡管彼此之間有巨大的文化差異，但本土的中國讀者還是能夠閱讀理解的。作為西方文學的話語規則而言，因其理論的抽象性，以及與本土文學的完全異質性，不管是在翻譯過程中，還是讀者的閱讀接受中，都橫亙著巨大的文化鴻溝。因此就翻譯效果而論，到底是通過直譯而達到完全的西方化還是通過轉譯、改譯或者編譯而部分本土化，這是當時西方文論在翻譯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難選擇。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論在民國期間的翻譯出版作品來看，大致出現了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因交流中轉及語言障礙而導致的文本的轉譯。盡管民國時期輸入了很多日本文藝理論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學的需要，絕大多數文藝理論著作是對歐美或俄蘇文藝理論的借鑒與改編。比如在當時中國影響最大的兩本文藝理論專著《新文學概論》與《苦悶的象征》便是如此。當被加工過的日本文藝理論翻譯成中文后經歷了第三次轉譯，由此國人對西方文藝理論的理解就必然出現誤讀與不適應的情形。而這一點已經被當時的翻譯家發現。翻譯的尷尬，促使更多的有識之士直接從西方文論原著進行翻譯。然而很遺憾的是，一方面囿于當時文化交流的匾乏，另一方面囿于語言的障礙，即使是擺脫了日文的限制，卻又掉進了英文的轉譯之中，因為這兩種語言在當時最為流行。由此民國時期的西方文藝理論的翻譯必然地會出現很多的轉譯。即使像傅東華、曹靖華這樣的專職翻譯家，有的時候也得從英文版去翻譯法國的文藝理論及俄國的文藝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