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學范文精選

一、國有經濟的相對比重值

在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的經濟發展速度大大低于鄉鎮企業、國內私人企業與外資獨資的私人企業的經濟發展速度,國有工業企業的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這個客觀事實理所當然地引起了理論工作者的關注。這方面的討論就其內容來說,不外是兩類:一是屬于規范經濟學的范圍,即國有企業在什么意義上是必要的?如果它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它在什么樣的產業部門中必須存在?其存在所依賴的條件又是什么?第二類問題是屬于實證經濟學的范圍,即客觀上國有企業是如何運行的?國有企業究竟在國民經濟中會趨于一個什么樣的地位?國有企業的產值在某一個產業中的比重最終會趨于一個什么樣的均衡值?是否在所有產業中國有企業產值的比重都會下降?若下降則會降至一個什么樣的均衡值?該均衡值是否為零?在什么條件下,當允許私人企業進入時,國有企業產值的相對比重會急劇下降?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國有企業在某產業中的相對優勢會繼續得以保持?最后,從社會主義生產目標(即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福利)出發,在國有經濟與私人經濟“合資”的條件下,為了保持國有企業的產值的相對比率,國有經濟成份究竟占多大控制比例才是合適的?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在量上應當如何確定?“主導”是否一定等同于“50%”以上?本文的寫作動機是試圖從理論上回答上述兩類問題。撇開政治上社會主義國家從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的穩定與實現控制這一層考慮,本文僅僅是從經濟當事人決策與行為的分析層面上考察,當國有企業在一定的目標函數驅動下遵循約束條件求最優解時,國有經濟的相對比例會趨向于什么樣的均衡值?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我們所討論的國有企業或國有經濟的相對比重,是內生地決定的,即國有經濟的相對比重值是國有企業最優決策與非國有企業最優決策的互動過程的一個均衡解。

本文試圖討論的是,在不同的生產條件(成本條件)與市場需求條件外生地給定時,這個內生決定的均衡可能具有若干特殊形式與特殊數值。我們的討論所要揭示的是,國有企業或國有經濟的相對比重實質上與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有關,甚至可以說,是依賴于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的。從80年代后期開始的近10年來國有經濟相對地位的下降,與私有企業進入有關,但也在相當程度上與國有企業改變目標函數有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國有經濟地位的下降是國有企業自己找的。這種討論的動機是由國內文獻與國外文獻兩方面激發的。樊綱(2000)最近論證,無論非國有經濟在開始時多么弱小,只要其效率及增長率比國有部門高,則Jt作為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在時期t)將趨于縮小,當t→∞時,Jt→0。當然,在同一篇論文中,樊綱也指出,Jt在現實中并不一定就趨于0,而是趨于一個比較小的均衡值。這就引出了兩個問題:一是Jt是否一定趨于零?二是如果Jt趨近于一個大于零的均衡值,那么,如何從理論上描述與刻畫這個均衡機制?在國外的經濟學文獻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國有經濟在混合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有不少討論。本文的理論出發點是P.Beato和A.Mas-colell(1984)的模型。這是一個特殊的古諾雙頭寡頭競爭模型,它在邊際成本MC為正,需求函數為一線性函數(p=a-bx,這里p為價格,x為產量,a>0,b>0)的假定下,把國有企業視為一個斯塔克伯格(Stackelberg)領導者,并指出,如國有企業背離納什均衡點,引非國有企業進入,是會增進社會福利的。1989年,G.Defraja與F.Delbono在《牛津經濟文匯》上,從Beato-Mas-Collel的環境里引入了二次成本函數,并分析比較了國有企業繼續國有或者私有的不同方案對于市場結構均衡結果的影響。這實質上給出了一個關于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雙頭博弈的混合寡頭模型。C.Fershtman(1990)給出了一個“合營”企業或部分國有化企業與另一個私人企業雙頭博弈的模型,正是這個模型實質上討論了國有成份作為一個控制變量的內生性。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K.Basu(1993)綜述了混合寡頭模型的主要論點。

他這份于1989—1991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的講稿是啟發本文作者思考這一問題的直接思想資料。在上述文獻的基礎上,這里我首先考察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是如何作為一個限制非國有企業進入的手段而發生作用的。由此引發的思考是,當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發生了變動時是如何啟動了非國有企業的進入的?因此,國有企業是否應當存在?國有經濟是否應當保持相對優勢?其根本的經濟學論證,應當從是否應追求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人民福利這一目標的論證中去尋找。如果這一目標在相當程度上仍應當堅持,則在等邊際成本函數條件下,國有企業就不會趨于消亡,國有企業的相對地位(比重)也不會趨于零。其次,本文擴展了Fershtman的模型,論證了在由兩個部分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國有企業的雙寡頭模型里,納什均衡解是回歸于傳統的國有企業體制的。因此,如果只就國有企業內部進行漸進式的體制轉換,改革是不會有出路的。這是本文的一個主要貢獻。本文的第三項工作是,試圖將企業目標函數與國有企業的市場份額(S)聯系起來,并在雙寡頭模型中建立了s與國有化在生產目標中的權數θ之間的函數關系。本文基本上是一種靜態分析,即在技術條件、市場需求函數給定的前提下,在一個同時求解的古諾模型中來討論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的市場結構。但這里的分析對于動態分析也是有意義的,即它指出了國有經濟相對地位的動態趨勢是有條件的,我們應該引入決策當事人的決策優化過程。在下述行文里,第二節專門分析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與國有企業存在理由的內在一致性,這實質上是對國有經濟必要性的重新論證。第三節給出兩個局部追求利潤的國有企業雙頭寡頭博弈的模型,并會推導出作者分析中發現的三個結論(命題)。最后,在第四節,總結本文并闡述其政策含義。

二、社會福利極大化與國有企業(或國有經濟)存在的必要性

我們的討論從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出發。國有企業既然由政府掌握其產權,其目標函數當然也應是政府的目標函數。政府的目標函數是多維的,我們只能就每一個所討論的問題來澄清政府的某一維目標。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視政府在策略意義上的角色與經濟當事人沒有什么兩樣。這樣,國有企業的目標,也即是政府在定位國有企業時的目標,應會與私有企業有所區別。在這里,我們沿用Niskanen(1975),Bos(1988),Delbono與DeFraja(1987),Rees(1988)的假定,認為國有企業是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的,而社會福利被定義為是消費者剩余與生產者剩余與利潤之和。盡管上述經濟學家所討論的是西方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的目標,但由于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事實上已處于非國有私人企業的包圍之中,又由于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事實上與我們傳統所說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有著一致性,所以運用這樣的假定有其合宜性。當然,這并不是說,對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不可以進行改革。相反,我們在下一節的分析會澄清,討論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變化正是本文的重要之點,并且,今天國有企業的地位也是與在目標函數上的改革有關的。一旦確定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為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就會引出兩個結論:一是,若市場需求函數為線性,邊際成本為常數,則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便不會動搖;二是,在二次成本函數的生產條件下,追求社會福利極大化的國有企業不可能阻止住私有企業的進入;但若社會堅持福利極大化的目標,則國有企業在集中度高的產業不會趨于零。顯然,第二個結論(定理)比第一個結論(定理)要微弱得多。這說明,生產成本函數是我們討論國有企業地位時不應忽視的條件。

[論文關鍵詞]國有企業改革；產權論；競爭論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始進行國有經濟改革，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逐漸形成了產權論、競爭論、結構調整論等理論，本文對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理論演進與發展進行系統的梳理。

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改革開放以后，舊有的國有經濟模式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桎梏。為了使我國經濟能夠更快更好的發展，1979年，我國開始進行國有經濟的改革。經過了近三十年的探索，我國的國有經濟改革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國有經濟改革的“產權論”

從中國國有經濟改革開始以來，有關“什么是國有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的爭議就一直存在。在主流經濟學家中，一般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是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即所有制結構的調整。

中國經濟學界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產權論理論源于科斯開創的產權經濟學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根據這一理論結論，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和根本就是改變國有制。因此，諸多經濟學都針對國有制的弊病提出產權改革，認為對國有制進行產權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和整個經濟體制的核心。持這一觀點和改革思路的包括了蔣一葦、董輔軔、厲以寧、劉偉、張維迎、樊綱等經濟學家。

摘要：本文首先通過對金融抑制理論和金融約束理論的簡要回顧，說明了信貸配給的形成及西方經濟學家對此的研究；然后對中國金融市場上存在的信貸配給現象予以考察，對中國信貸配給的雙重性進行了說明和解釋并提出了結論和政策建議。

關鍵詞：信貸配給；金融抑制；金融約束；信貸配給雙重性

一、信貸配給及其西方經濟學家對此的理論研究

信貸配給是信貸市場存在的一種典型現象,信貸配給理論是新凱恩斯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被認為“或許可與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論”(傅殷才,1993)?，F代信貸配給理論評述信貸配給是指貸款人基于風險與利潤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機制而往往附加各種貸款條件,通過配給的方式來實現信貸交易的達成。它表現為兩種情況:（1）在對借款人信用評級基礎上,一部分申請人可以得到貸款而另一部分則被拒絕,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貸款；（2）借款申請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滿足。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信貸市場僅僅是利率機制在起作用,利率靈活的變動能夠自動地調節信貸市場的供求關系,使信貸市場趨于均衡,而信貸配給僅是由于外部振動所引起的一種暫時的非均衡現象。下面我們介紹兩種對信貸配給有不同看法的理論，用來說明我國信貸配給的雙重特點。

20世紀70年代初期，麥金農和肖通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壓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簡稱M-S模型），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嚴重金融抑制是制約儲蓄積累和經濟發展主要障礙，概括地說，M-S模型明確了凱恩斯主義低利率刺激投資的政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不適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會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貸市場上進行信貸配給（CreditRationing）,而信貸配給將使低效率的投資獲得廉價的貸款，從而阻礙了經濟增長。

麥金農和肖的理論認為，金融體系在國家控制下以配給的方式供應信貸，能獲得信貸的多為享有特權的國營企業以及與官方金融機構有特殊關系的私營企業，而大多數的中小企業得不到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金融機構出現大量存貸差。但這些借款者的投資并不總是獲得較好的效益。因此，信貸配給政策可能擠掉一些高效益投資項目，從而導致資金使用效率下降。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