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文化論文范文精選

一、儒、道思想對傳統音樂的重大影響

儒家音樂美學思想奠基于孔子,發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其成熟的標志是提出“中和”,“禮樂”兩個范疇。我國自古就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甚至把它提高到了治亂興衰的高度,故有“聽一國之音樂,知一國之盛衰”的古訓。儒家歷來看重音樂的“治世”功能,《呂氏春秋·適音》曰:“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禮記·樂記》亦云:“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其實,中國的大一統秩序一開始就依賴“禮樂”制度。

儒家代表孔子是一個極愛音樂的人,也是最懂得音樂的人《論語》中記載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小幽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八佾》中記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不僅重視音樂的美,更重視音樂中的善。孔子晚年曾將三百篇詩整理得能上管弦演奏,而且合于韶武雅頌之音,作為教化內容之一推向社會。說明他重視音樂的心理教育功能。漢代儒學崇尚天人合一,而音樂的產生正是源自人心對大千世界的感悟而引起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由此,中國的先民認為:“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于心,歡欣側愴可以察于聲。此外。人們還發現:“夫樂作于人心,成聲于物。聲氣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即所謂的音樂不但是由人心對大干世界感悟而產生,而且還能反過來以和之聲氣調理人心。人們借助音樂的調理功能,完善著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歐陽文忠全集》卷七五《國學試策三道第二道》)。儒家思想由于以禮為規范。就必然德重于情,善重于美,道重于欲,古重于今,就必然要求音樂的內容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溫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無過無不及,也就是說,在重視道德的宗法社會里,中國人尋找到了以音樂塑造理想人格的方法,進而,便有了“夫樂者,治之本也”的結論。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主張“致虛疾。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道家主張“無”,是對一切限制的消解,因而走向無限。“無”意味著在真正的自由和平衡中得到的卻是無限廣闊的“有”。道學這種既辯證又達觀的人生哲理,深深影響了中國傳統藝術追求空靈而終達玄闊的特點。因此,音樂中講究用散逸的板式,排斥“繁手淫聲”而追求“大音希聲”。正是這種人生哲理的體現。道學的這一音樂思想,與它那“無”中求“有”的哲學是一脈相承的。莊子論樂,與老子又不同,他主張“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天地是宇宙里最深微的結構形式。在莊子看來,這最深微的結構和規律也就是他所說的“道”,是運動變化的,像音樂那樣。“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這“道”和音樂的境界是“逐叢生林,樂而無形,不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于無方,居于窈冥……行流散徙,不主常聲。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天運》)。這“道”是一個五音繁會的交響樂,是充滿了浪漫精神的音樂。魏晉時著名的思想家嵇康提出《聲無哀樂論》,認為天地產生萬物,音樂是萬物之一。也是有自然之道、天地元氣所生,認為樂音及其運動形式具有其自然、諧和的本質屬性。“和”涵蓋了大小、單復、高低、慢快、善惡等對應的因素,這些音樂形式上的變化,歸根到底。還是統一于“和”。《聲無哀樂論》的直接理論基礎是養生論。認為音樂與人的養生密切相關,而養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個體的情懷超越于具體哀樂的極度自由的“平和”境界。因此,道家崇尚自然,反對束縛,思想中蘊含著解放人性、解放藝術的積極因素,其音樂的特點更多的顯現出恬淡、平和之美。

二、中國古代文人的琴學審美觀志

中國古琴音樂是具有深刻歷史文化背景的一門藝術。它以多重美的高尚品質。給人以無限的追求。故嵇康稱“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為之賦”。在中國古代,古琴一直被稱為綠綺、絲桐、瑤琴。隋唐以后,因其歷史久遠而被稱為古琴。古琴藝術之所以能獨樹一幟而備受推崇,除“琴德最優”外,還有以其音樂的特質能順乎音聲自然之“中和”,以及符合中華傳統文化中追求意境、崇尚內在和寓意含蓄之美的特征。所以。在古代的文人眼里,“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因此。古琴音樂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尤其是在“土”階層的文化生活中,始終以其強調平其心、善其事、美其物而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古人稱“鼓琴之士,志靜氣正,則聽者易分”。

摘要：我國學校專業音樂教育與民間音樂的傳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新的特征。

關鍵詞：專業音樂教育民間音樂傳承與超越

90年代以后，文化藝術進入多元時代，特別是流行音樂的盛行，改變了原有的社會音樂結構布局。民族聲樂一方面吸收西洋聲樂技巧，同時為了使民族歌唱更貼近生活，聲樂教育就出現了民族、美聲、流行雜糅，既有“三不像”的挑戰：民間音樂意識匱乏的民族聲樂教育，棄“民”仿“西”合“流”。

缺失了聲樂基礎教育——傳統民間音樂，學生接受的音樂形式越發單一，知識面越來越窄。他們沒有條件接觸、學習多民族、多風格、多唱法的民間音樂。知識的匱乏，嚴重地影響了他們對于歌唱藝術的判斷和辨別，大多數民族聲樂的學生，自然就以舞臺上成名的同類演員為模仿對象，演唱風格和技巧便朝著趨同方向發展。因此，民間音樂正在具有文化工業特征的民族聲樂教育中走向消亡。這不是危言聳聽，目前，音樂院校的民族聲樂教育現狀就是如此。

一、我國專業聲樂教育的歷史及現狀

翻翻《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近現代教育是在中西文化交融與碰撞中曲折前進的。為了救亡圖存，富國強民，洋務派推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主張，使“西學東漸”催生了受西方國民教育思潮影響的我國音樂基礎教育的萌芽。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認識到了音樂教育的重要意義，積極提倡在學校開設唱歌課，向大眾傳播具有新內容的樂歌并動手寫作新歌歌詞。一些留學日本的學子如沈心工，在1903年回國后就著手在上海等地中小學創設唱歌課和編寫學校校歌。“庚子事變”（1901年）后，清政府迫于政治形式的壓力被迫采用維新派“廢科舉，興學堂”的改良措施以挽救危機，使得樂歌為主的新制音樂教育從群眾自發的行動中解脫出來，形成一種新的制度，后人把這段時期的樂歌統稱為“學堂樂歌”。“學堂樂歌”樂歌的曲譜來源于歐美各國歌曲和器樂曲，其特點大致有選曲填詞、文白兼用、以西洋模式為主的音樂風格。因此有專家稱其為“異質文化”，它實質上充當了中國音樂基礎教育的“催生劑”。1927年，蕭友梅博士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創辦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專業音樂教育機構——上海國立音樂院（后改稱國立音專），從而掀開了中國音樂教育新的一頁。但即便如此，國立音樂院的音樂教育“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循規蹈矩，走了一條不折不扣的西方專業音樂教育之路”[1]。

內容提要：我國學校專業音樂教育與民間音樂的傳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新的特征。

關鍵詞：專業音樂教育民間音樂傳承與超越

90年代以后，文化藝術進入多元時代，特別是流行音樂的盛行，改變了原有的社會音樂結構布局。民族聲樂一方面吸收西洋聲樂技巧，同時為了使民族歌唱更貼近生活，聲樂教育就出現了民族、美聲、流行雜糅，既有“三不像”的挑戰：民間音樂意識匱乏的民族聲樂教育，棄“民”仿“西”合“流”。

缺失了聲樂基礎教育——傳統民間音樂，學生接受的音樂形式越發單一，知識面越來越窄。他們沒有條件接觸、學習多民族、多風格、多唱法的民間音樂。知識的匱乏，嚴重地影響了他們對于歌唱藝術的判斷和辨別，大多數民族聲樂的學生，自然就以舞臺上成名的同類演員為模仿對象，演唱風格和技巧便朝著趨同方向發展。因此，民間音樂正在具有文化工業特征的民族聲樂教育中走向消亡。這不是危言聳聽，目前，音樂院校的民族聲樂教育現狀就是如此。

一、我國專業聲樂教育的歷史及現狀

翻翻《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近現代教育是在中西文化交融與碰撞中曲折前進的。為了救亡圖存，富國強民，洋務派推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主張，使“西學東漸”催生了受西方國民教育思潮影響的我國音樂基礎教育的萌芽。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認識到了音樂教育的重要意義，積極提倡在學校開設唱歌課，向大眾傳播具有新內容的樂歌并動手寫作新歌歌詞。一些留學日本的學子如沈心工，在1903年回國后就著手在上海等地中小學創設唱歌課和編寫學校校歌。“庚子事變”（1901年）后，清政府迫于政治形式的壓力被迫采用維新派“廢科舉，興學堂”的改良措施以挽救危機，使得樂歌為主的新制音樂教育從群眾自發的行動中解脫出來，形成一種新的制度，后人把這段時期的樂歌統稱為“學堂樂歌”。“學堂樂歌”樂歌的曲譜來源于歐美各國歌曲和器樂曲，其特點大致有選曲填詞、文白兼用、以西洋模式為主的音樂風格。因此有專家稱其為“異質文化”，它實質上充當了中國音樂基礎教育的“催生劑”。1927年，蕭友梅博士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創辦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專業音樂教育機構——上海國立音樂院（后改稱國立音專），從而掀開了中國音樂教育新的一頁。但即便如此，國立音樂院的音樂教育“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循規蹈矩，走了一條不折不扣的西方專業音樂教育之路”[1]。

一

近十年來，隨著整個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我國高校的藝術教育呈現快速發展勢頭。如果我們細心瀏覽一下全國各地高校藝術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與教學計劃，就會發現一個潛在的問題——專業趨同。無論是培養目標與培養規格，培養模式與課程設置，一直到教學計劃和各門專業課的教學大綱，都體現出高度趨同的特點。在最講個性、最講創新的藝術類專業中，整個教學體系是如此地整齊劃一，這決不是一件好事情。這不叫規范，或者說不是辦學規范化的必然結果。歌唱家的唱法都合乎規范即合乎科學，但各人有各人的聲音；畫家作畫也都合乎創作規律，但各有各人的藝術個性。而藝術專業卻是如此地面目相似，這可能一方面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缺乏個性、缺乏創新的表現。如何使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藝術院校或藝術專業形成各自的特色，使整個中國的藝術教育呈現出五彩斑斕、五音繁會的生動活潑的局面，應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這里強調的是，充分利用各地的民間藝術資源，通過調查研究與梳理歸類，建成豐富的課程建設與教學資源庫，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專業特色尤其是課程特色，應該不失為一條重要的途徑與手段。

《雕塑》雜志2010年第1期刊登有王夢佳的采訪報道《美國藝術教育模式在中國》，其中提到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袁佐教授說：“美國不同藝術院校的課程結構設置，自由選擇度各有不同。他們也是根據各自學院的師資狀況、教育設備和地區特點來建立各自的體制，每個學校都會特別標榜他們各自的特點和優勢，有些特點和優勢不是每個學校都可以相互模仿和建立的。這就形成了美國主體藝術教育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和課程結構設置，各院校有自己獨立的教學思想和方法。”袁佐教授所談到的美國藝術教育狀況，有兩點使我們很感興趣，一是美國并不要求各藝術教育專業統一課程設置與教學大綱，二是地區特點也正是美國藝術院校或專業建立各自體系特色的重要因素。有了來自大洋彼岸的成功的參照，這似乎也使我們對于上述的設想更加有理由自信了。民間藝術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地方性。民間藝術與民俗如影隨形，“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不僅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藝術，同為漢族聚居地區，也有吳越之別，有楚漢之異。江南有杏花春雨之明秀，冀北有鐵馬秋風之雄奇。同樣是民間音樂，你聽那東南地區的《茉莉花》、《九連環》，與西北地區的信天游、花兒，區別有多么大。甚至同樣是民間剪紙，你看那江蘇邳州的王桂英，與福建漳浦的林桃，陜西旬邑縣的庫淑蘭，安徽阜陽的程建禮，其題材構圖，手法與風格也各有自己的特色。

源遠流長的民間藝術，因為各自成長的文化語境不同，自然形成了各自特有的姿態與風采，而我們放著這些現成的素材不知利用，還在教科書上抄來抄去，豈不是太封閉、太固執、太保守了嗎?和中小學開設的校本課程或鄉土教材不同的是，高校藝術教育的課程建設與教材建設，必須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一是要把當地的民間藝術放在區域文化傳統以及方言、風俗、經濟生產方式等整個“文化語境”的背景下來認識；二是要把剪紙、年畫、香包、泥塑等民間藝術形式與全國其他地區同類藝術加以比較，力求同中見異；三是要點面結合。有了這三點，也就有了一定的高度、深度與廣度，才可能避免那種平面羅列、淺嘗輒止的教學模式，講出較高的學術含量來。

二

民間藝術的教學目的主要不是講述理念或傳播知識，甚至也不是單純地學習技法技能，而是要通過多種多樣的教學形式，了解民族文化和區域文化，培養博大深厚的人文精神，形成健康開放的藝術價值觀。高校藝術專業的教師雖然也可以講授《民間藝術概論》之類的課，但他可以講史、講論、講鑒賞，而決不能替代民間藝人的現身說法。民間藝人所用的方言語匯，以及那種“土得掉渣”的從藝歌訣，還有那種過程性的現場示范，以及他們專注而欣悅的表情，都是不可替代的“原生態”，是帶有鄉野人文特色的“原汁原味”。這些是書本上學不來的，也是高校教師所無法替代的。讓民間藝人走進大學課堂，可能會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制約此種設想的實現。一是觀念認識問題，二是管理體制問題。從認識問題來說，可能會有一些教師、學生以及管理者認為，這些民間藝人沒啥文化，讓他們來上課或開講座講不出多少“學術含量”來。從管理體制來說，有的管理者會僵硬刻板地“死摳”規章制度，認為這些民間藝人一無學歷，二無職稱，三無高校教師資格，偶爾去參觀一下或無不可，要讓他們走上大學講壇來授課就未免太離譜了。

摘要:鋼琴是歐洲近代史上器樂發展中最重要的樂器,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與發展日益繁榮,中國人們逐漸接受了鋼琴這件樂器。隨著整個中國新音樂文化的發展,一些音樂家不僅僅滿足了彈奏外國的鋼琴曲,他們希望能在這件外國樂器上演奏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曲子。然后他們不斷探索,希望達到鋼琴音樂的“民族化”。

賀綠汀寫于1934年的《牧童短笛》,是第一首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鋼琴曲。樂曲完全用我國傳統的五聲調式寫成。曲中運用了中國笛子曲中的“加花變奏”方法,以及加入了歡快的民間舞曲。

一、根據漢族民歌及創作歌曲改編的鋼琴曲

民歌是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口頭創作的歌曲。本畢業論文由整理提供它一般是口頭流傳,受到地理、歷史、審美、風俗等多方面的影響。根據漢族民歌改編的鋼琴曲,多以這類民歌為素材,將單聲旋律改編為多聲織體,利用音區、音型、和聲的不同變化來達成新的音響效果,使民間旋律產生了新的色彩,其發展手法多以裝飾變奏為主。如汪立三的《蘭花花》。《蘭花花》原是陜北民歌,敘述一個農村的姑娘反抗封建壓迫的故事。鋼琴曲以民歌為主題,不僅表現出蘭花花的美麗,還容納了驚慌,悲痛,反抗等等情緒。在比較短小的結構內,形成了敘事性,戲劇性和悲劇性的對比,樂曲的主題音調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廣板。音樂的主題能夠立刻把聽眾帶到陜北高原,那么遼遠,那么迷人,也會想到蘭花花是那么純樸,美麗,故事就從此這兒開始了。樂曲用變奏手法展開,通過織體的改變,和聲的力量,節奏的推動,講述了那令人激動的故事。結尾深沉而又有遙遠的感覺,仿佛暗示這是過去的故事。王建中的《繡金匾》、《山丹丹花開紅艷艷》、周廣仁的《陜北民歌主題變奏曲》等也是根據漢族民歌改編的鋼琴曲,都達到相對高的藝術成就。

根據創作歌曲改編的有《黃河》,此曲時段承宗、儲望華等人根據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改編而成,《黃河》鋼琴協奏曲是根據冼星海1939年完成的《黃河》大合唱改變而成。首樂章《序曲——黃河船夫曲》以磅礴氣勢展開黃河上船夫與波浪搏斗的情景。粗狂的劃船聲,狂號的浪濤風聲,在鋼琴連串的琶音與樂隊的呼應下,到達樂曲的第一個高潮。然后,引入鋼琴的華彩樂段,經過短暫的喘息,在鋼琴強勁的跑句帶引下,全曲又再返回樂曲開始時的緊張搏斗場面。第二樂章《黃河頌》以《黃河》大合唱中的同名獨唱曲的旋律作基礎發展,描繪出黃河與中原大地的河山美景。樂曲逐漸加以展開,層次與力度逐漸加強,終于形成歌頌,以強有力的和弦終結全曲。第三樂章《黃河憤》,以《黃水謠》的曲調作骨干,中間插入《黃河怨》的材料。全曲結構宏大,情緒變化多而富有深度。鋼琴在與樂隊呼應交織下,從憤恨的高潮滑落,在帶有無奈傷痛的和弦中結束。終章《保衛黃河》以銅管樂奏出短促莊嚴的引子,帶出鋼琴的華彩樂段。由鋼琴奏出《保衛黃河》的主題曲調。進入高潮時,莊嚴雄渾的曲調營造出一個恢宏氣勢的勝利高潮,終結全曲。這部作品從思想感情的深度,樂曲的規模和樂器性能的發揮上,都達到了新的水平。此外還有崔世光的《松花江上》,儲望華的《紅星閃閃放光彩》、《南海小哨兵》,周廣仁的《臺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等。

二、根據傳統音樂改編的鋼琴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