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言論文范文精選

研究語言理論的科學，叫做理論語言學，又叫做普通語言學、一般語言學。語言理論是關于語言的性質、功能、結構、發展等方面的抽象規律。由于抽象程度的不同，人們對它的范圍的看法會有一定的出入。在中國說語言理論，自然主要與漢語等中國語言的規律更加直接發生聯系。但是，我們盡量從對整個人類語言的認識有價值的角度來說。

中國的語言研究歷史悠久，從書面語的角度對語言的語音和文字兩種形式的系統做過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統的語言理論意識比較晚。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受到外國學者的啟發，通過引進、發展，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語言學。但是，相對來說，研究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少數民族語言、外語等具體語言的人多，自覺地進行普遍理論探討的人少。理論成就有，但是理論意識比較弱，理論研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一直到20世紀末期，與文學理論比較，“語言理論”研究幾乎沒有專業研究隊伍，“理論語言學”簡直沒有被當做一門獨立的學科。語言理論幾乎沒有專門的學術刊物，也沒有相應的專門的學術組織。

不過，到了20世紀末期，重視語言理論研究和普及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語言理論課程得到越來越的大學的重視。

語言不能離開社會，社會不能缺少語言教育。20世紀中國的理論語言學，伴隨著中國社會、中國語言生活和語言教育的發展而成長。20世紀的中國結束了延續幾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閉的封建社會。醒悟過來的中國人，沒有被落后的社會現狀嚇倒，而是從各個方面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局面。封建社會的結束，自然會引起落后的語言生活的變革。

20世紀的中國語言生活和語言教育，在面向現實、正視活的口頭語言方面，與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相比，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在實踐中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世紀的語言變革和實踐，使中國人開始進入現代化的語言生活。面對現代化的語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興奮，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進。雖然在改變舊習慣的過程中，各種心態會出現，動力和阻力會同時產生，但是，沒有人能夠阻擋語言現代化的車輪，沒有人不承認語言信息處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語言生活的范圍大大擴大了，語言生活的質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們對20世紀中國語言生活、語言教育和語言理論分成3個階段做概要的論述。關于20世紀中國理論語言學的詳細情況，我們將分語言性質和功能、語言結構、語言發展、語言研究方法4個專題另外討論。

許國璋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者。他的知名是從他主編的大學英語教材開始的。“”以后，剛剛念完“許國璋英語”的我們，又讀到了他的語言學理論文章，覺得耳目一新。他的論文幾乎每句每段都有獨到的見解和個性化的表述，雖然我沒有機會和許國璋先生有深入的交談和交往，唯一見到他的一次是在北京西山的首屆社會語言學討論會上，但他的論著深深啟示了我。尤其是他關于中國古代語言學和漢語特點的論述。

許國璋的漢語思想散見于他的《語言的定義、功能、起源》、《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問題》、《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慎的語言哲學》、《〈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等論文。他是一個英語學者，但對中國的語言和語言哲學卻同樣有著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評價。他認為中國古代不乏語言學論著，從中發掘它們的哲學思想大有可為。拿許慎撰《說文解字·序》來說，他“把中國從遠古以來的漢語書寫形式做一個有敘有評的概括，不能不說是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他認為“許慎非常注重語言發展的階段性，是杰出的語言史家”（70頁）。“從單體的語言單位按照規則滋生為復體，正是人類語言的特點之一。近時語言學家甚至認為是劃時代的發現，而許慎在公元二世紀初就已經說到這一點，叫人驚嘆！”（73頁）“許慎做的工作，是漢語書寫形式的標準化的工作，這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學者整理古典拉丁語的書寫形式，也和十八世紀法英等國學者為各自的語言規定書寫形式一樣，都是有功于語言和語言學的大事”（74頁）。他認為中國的語言研究存在著兩方面的缺陷：一是“對于語言的性質如何，功能如何，起源如何，研究者似乎注意不多”；二是“對于用現代語言學觀點，探索中國固有的語言哲學，似乎用力更少”（1頁）。對于前者來說，“如果限于在一二邏輯命題上做文章，置宏觀的探索于不顧，那是太可惜了”（90頁）。因此許國璋寫出了有關宏觀語言理論的一系列文章，對于后者來說，許國璋認為許慎、劉勰、馬建忠、金岳霖都是語言學的大理論家，因此他寫出了闡述這些學者語言學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許國璋論述宏觀語言理論問題，諸如語言的定義、功能、起源、符號性質等，都將中國語言及其研究傳統作為重要的立論依據；而在論述中國古代語言理論問題時，又往往將它與西方語言理論作比較，深化對它的理解。在許國璋的漢語思想中，我們覺得最發人深思的是以下三個問題，我們就此作一些研究。

一、關于漢語、漢字的特點

在我國語言學界，源出于西方語言學的對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認識一直被視為科學定律。這種認識認為，語言是思維的符號，文字記錄語言，是“符號的符號”。因此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與思維無關，僅僅記錄語言，是第二性的。用這個觀點來看待漢字，就會認為漢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舉，不如用單純記錄語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適。用這個觀點來看待中國古代語言學，就會認為“中國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因而“說文解字”之學不是語言學，“中國沒有語言學”。許國璋認為這是對漢字和漢字研究傳統的極大誤解。許國璋指出：“漢字書寫形式的特點有二，一是分理別異，一是形聲相益。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字’本身即是語詞的詞”（75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由于過去將有聲語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義都被視為對語言的記錄，亦即字本身只有形。這其實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論。它不符合漢字的事實。在漢字中，“一個字有形而無聲就不能叫做‘字’”（72頁）。許國璋認為，“語言首先是有聲語言”這種“常識性說法”，“適用于歷史的某一時期，不適用于信息時代”（1頁）。他在論述漢字的區別性特征時更進一步指出：“我們非常驚訝，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的語言研究者，在狂熱地鼓吹廢棄漢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時候，那樣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別性原則置諸不顧。”（75頁）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于西方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象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可是這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于文字。”〔1〕根據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于：

一、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