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語言論文范文精選

許國璋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者。他的知名是從他主編的大學英語教材開始的。“”以后，剛剛念完“許國璋英語”的我們，又讀到了他的語言學理論文章，覺得耳目一新。他的論文幾乎每句每段都有獨到的見解和個性化的表述，雖然我沒有機會和許國璋先生有深入的交談和交往，唯一見到他的一次是在北京西山的首屆社會語言學討論會上，但他的論著深深啟示了我。尤其是他關于中國古代語言學和漢語特點的論述。

許國璋的漢語思想散見于他的《語言的定義、功能、起源》、《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問題》、《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慎的語言哲學》、《〈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等論文。他是一個英語學者，但對中國的語言和語言哲學卻同樣有著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評價。他認為中國古代不乏語言學論著，從中發掘它們的哲學思想大有可為。拿許慎撰《說文解字·序》來說，他“把中國從遠古以來的漢語書寫形式做一個有敘有評的概括，不能不說是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他認為“許慎非常注重語言發展的階段性，是杰出的語言史家”（70頁）。“從單體的語言單位按照規則滋生為復體，正是人類語言的特點之一。近時語言學家甚至認為是劃時代的發現，而許慎在公元二世紀初就已經說到這一點，叫人驚嘆！”（73頁）“許慎做的工作，是漢語書寫形式的標準化的工作，這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學者整理古典拉丁語的書寫形式，也和十八世紀法英等國學者為各自的語言規定書寫形式一樣，都是有功于語言和語言學的大事”（74頁）。他認為中國的語言研究存在著兩方面的缺陷：一是“對于語言的性質如何，功能如何，起源如何，研究者似乎注意不多”；二是“對于用現代語言學觀點，探索中國固有的語言哲學，似乎用力更少”（1頁）。對于前者來說，“如果限于在一二邏輯命題上做文章，置宏觀的探索于不顧，那是太可惜了”（90頁）。因此許國璋寫出了有關宏觀語言理論的一系列文章，對于后者來說，許國璋認為許慎、劉勰、馬建忠、金岳霖都是語言學的大理論家，因此他寫出了闡述這些學者語言學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許國璋論述宏觀語言理論問題，諸如語言的定義、功能、起源、符號性質等，都將中國語言及其研究傳統作為重要的立論依據；而在論述中國古代語言理論問題時，又往往將它與西方語言理論作比較，深化對它的理解。在許國璋的漢語思想中，我們覺得最發人深思的是以下三個問題，我們就此作一些研究。

一、關于漢語、漢字的特點

在我國語言學界，源出于西方語言學的對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認識一直被視為科學定律。這種認識認為，語言是思維的符號，文字記錄語言，是“符號的符號”。因此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與思維無關，僅僅記錄語言，是第二性的。用這個觀點來看待漢字，就會認為漢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舉，不如用單純記錄語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適。用這個觀點來看待中國古代語言學，就會認為“中國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因而“說文解字”之學不是語言學，“中國沒有語言學”。許國璋認為這是對漢字和漢字研究傳統的極大誤解。許國璋指出：“漢字書寫形式的特點有二，一是分理別異，一是形聲相益。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字’本身即是語詞的詞”（75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由于過去將有聲語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義都被視為對語言的記錄，亦即字本身只有形。這其實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論。它不符合漢字的事實。在漢字中，“一個字有形而無聲就不能叫做‘字’”（72頁）。許國璋認為，“語言首先是有聲語言”這種“常識性說法”，“適用于歷史的某一時期，不適用于信息時代”（1頁）。他在論述漢字的區別性特征時更進一步指出：“我們非常驚訝，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的語言研究者，在狂熱地鼓吹廢棄漢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時候，那樣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別性原則置諸不顧。”（75頁）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于西方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象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可是這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于文字。”〔1〕根據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于：

一、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研究語言理論的科學，叫做理論語言學，又叫做普通語言學、一般語言學。語言理論是關于語言的性質、功能、結構、發展等方面的抽象規律。由于抽象程度的不同，人們對它的范圍的看法會有一定的出入。在中國說語言理論，自然主要與漢語等中國語言的規律更加直接發生聯系。但是，我們盡量從對整個人類語言的認識有價值的角度來說。

中國的語言研究歷史悠久，從書面語的角度對語言的語音和文字兩種形式的系統做過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統的語言理論意識比較晚。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受到外國學者的啟發，通過引進、發展，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語言學。但是，相對來說，研究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少數民族語言、外語等具體語言的人多，自覺地進行普遍理論探討的人少。理論成就有，但是理論意識比較弱，理論研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一直到20世紀末期，與文學理論比較，“語言理論”研究幾乎沒有專業研究隊伍，“理論語言學”簡直沒有被當做一門獨立的學科。語言理論幾乎沒有專門的學術刊物，也沒有相應的專門的學術組織。

不過，到了20世紀末期，重視語言理論研究和普及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語言理論課程得到越來越的大學的重視。

語言不能離開社會，社會不能缺少語言教育。20世紀中國的理論語言學，伴隨著中國社會、中國語言生活和語言教育的發展而成長。20世紀的中國結束了延續幾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閉的封建社會。醒悟過來的中國人，沒有被落后的社會現狀嚇倒，而是從各個方面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局面。封建社會的結束，自然會引起落后的語言生活的變革。

20世紀的中國語言生活和語言教育，在面向現實、正視活的口頭語言方面，與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相比，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在實踐中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世紀的語言變革和實踐，使中國人開始進入現代化的語言生活。面對現代化的語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興奮，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進。雖然在改變舊習慣的過程中，各種心態會出現，動力和阻力會同時產生，但是，沒有人能夠阻擋語言現代化的車輪，沒有人不承認語言信息處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語言生活的范圍大大擴大了，語言生活的質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們對20世紀中國語言生活、語言教育和語言理論分成3個階段做概要的論述。關于20世紀中國理論語言學的詳細情況，我們將分語言性質和功能、語言結構、語言發展、語言研究方法4個專題另外討論。

摘要：本文在語言學轉向背景下，觀察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的小說語言觀念變異，剖析語言學轉向前后的語言觀、創作和理論的雙重覺醒、重釋“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寫小說就是寫語言”等，以期管窺小說語言觀念變異的一個側面。

關鍵詞：小說語言；觀念；變異

一、語言學轉向前后的語言觀：“工具論”和“本體論”

新時期文學發展和文學觀念的變革中，內在地包含著小說語言觀念的變革。從變化的總趨向看：是由過去的語言“工具論”到語言“本體論”。二者之間的學術界限是語言學轉向。

語言學轉向前，語言是“工具”、“手段”、“形式”、“載體”、“媒介”。在詞典中的經典表述是：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在小說中，語言只是一種載體，它的功能在于表達生活和情感的內容，自身并無價值可言；語言是文學作品的形式要素，處于被內容決定的地位。

工具論意義上的“語言觀”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成為創作的信條。無論是作家，還是理論家抑或是批評家，都將語言視為表達思想、交流信息的“工具”，語言不過是創作的副產品，小說語言的選擇只不過是工具性的選擇，而不是小說存在方式的選擇。

論文關鍵詞：雙語教學；問題；改進策略

論文提要：雙語教學是高校教學語言改革的一項新舉措，是培養雙語人才的重要途徑。目前我國很多高校都在積極推廣雙語教學，然而對雙語教學的錯誤理解和一般性理論支持的缺乏使各高校的雙語教學存在著諸多問題。本文從雙語教學的含義、性質和目的入手，分析雙語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探討雙語教學的改進策略。

加入WTO后，我國經濟逐漸融入世界經濟的大潮。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世界范圍的競爭愈演愈烈。

一、引言

外國企業大批進入我國，我國許多優秀企業也爭相到國外拓展市場，這引起了我國人才需求結構的重大變化。精通專業知識、英語熟練的雙語型人才成為我國高層次人才需求的亮點。為適應這一需要，在高校逐步推廣雙語教學刻不容緩。

二、雙語教學的含義

關鍵字：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文學研究現代性

我們所即將告別的20世紀文學，將會為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史留下什么？換言之，這個世紀的文學在浩浩中國文學史長河中將占據怎樣的位置和作出怎樣的貢獻？這是近十多年來文壇關注的焦點之一。一些學者于1985年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試圖把一向從屬于政治劃分的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統合起來研究，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然而，這并不表明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趨于終結，而只是掀開了新的一頁。因為從那時以來，人們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討論連綿不絕，形成雜語喧嘩局面。我們在這里也只是想從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這個特定角度，加入到這場有關20世紀中國文學及其相關問題的世紀末喧嘩之中，提出別一種觀察，以就教于方家。

中國文化的現代性或現代化，是在現代進行的一項長期而根本的“工程”。這種“現代性工程”（projectofmodernity）起于何時？學術界有不同意見。我們雖然認為它根源于中國文化內部的種種因素的長期復雜作用和演化，但在作具體劃分時，還是不得不把目光沉落到1840年鴉片戰爭這個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變上。我們所謂現代性工程，大體以鴉片戰爭為明顯的標志性開端，指從那時以來至今中國社會告別衰敗的古典帝制而從事現代化、以便獲得現代性的過程，這個過程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宗教、學術、審美與藝術等幾乎方方面面。當這個閉關自守的“老大帝國”在西方炮艦的猛烈轟擊下急劇走向衰敗時，按西方先進的現代化指標去從事現代化，“師夷長技以制夷”，似乎就成了它的唯一選擇。確實，面對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的古典“中心”地位和幻覺都遭到了致命一擊，只能脫離傳統舊軌而邁上充滿誘惑而又艱難的現代化征程，以便使這“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中國”或“新中國”。李伯元在小說《文明小史》（1903—1905）楔子里，就把走向現代化的“新中國”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風雨欲來的“天空”：“諸公試想：太陽未出，何以曉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曉得他就要下？其中卻有一個緣故。這個緣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聽那風聲，便知太陽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這有甚么難猜的？做書的人，因此兩番閱歷，生出一個比方，請教諸公：我們今日的世界，到了甚么時候了？有個人說：‘老大帝國，未必轉老還童。’又一個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起來，現在的光景，卻非幼稚，大約離著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這里可以說同時展示了中國眼前的衰敗景致和即將到來而又朦朧的現代化美景。現代化（modernization），在這里就是指中國社會按照在西方首先制定而后波及全世界的現代性指標去從事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轉型的過程。而相應地，現代性（modernity）則是指中國通過現代化進程所獲得的或產生的屬于現代的性質和特征。

要在這個具有數千年文化傳統的“老大帝國”實施空前宏大而艱巨的現代性工程，必然會牽涉到方方面面。對此，原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在這里，我們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選取一種特定角度。在我們看來，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可以從中國文化對于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遭遇的種種挑戰的應戰行動角度去考慮。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化意味著被迫納入現代化進程的中國舊體制經受一系列尖銳、嚴酷而持久的挑戰，如產生“道”與“器”、專制與民主、巫術與科學、科舉與教育、王法與法律、傳統思維與現代思維等等劇烈而持久的沖突。有挑戰，就不得不有應戰。應戰就是面對挑戰而采取必要的應對措施，在現代性內部的種種沖突中嘗試和尋找適合于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因此，可以說，中國的現代性集中而明顯地體現在面對現代化過程的種種挑戰而顯示的應戰行動上。這就需要我們從挑戰性課題與應戰行動的角度去理解現代性所牽涉的種種復雜問題。

大體說來，現代性涉及這樣一些主要方面：其一為科技現代性，主要體現為如何師法西方現代科學和技術而建立中國的現代科學和技術體制，并且在這種現代科學和技術體制參照下重新激活中國古典科學和技術傳統；其二為政體現代性，要求把奉行天下一體的古典帝制轉變為現代世界格局中的一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引發種種政體變革；其三為思維現代性，涉及古典宇宙觀與現代宇宙觀、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中國思維與西方思維等沖突及其解決上；其四為道德現代性，要確立中國人的現代道德規范，涉及人際交往、禮儀、感情、戀愛和婚姻等方面，如破除“三從四德”、“三綱五常”，規定個人、戀愛和婚姻自由及社會義務等；其五為教育現代性，意味著借鑒西方教育制度而在中國建立現代教育制度以取代衰落的中國古典教育制度（但后者作為傳統仍有其生命力）；其六為法律現代性，要求把古典王法轉變為現代法治；其七為學術現代性，即把古代學術體制翻轉為以西方學術體制為樣板的現代學術體制，涉及從學術觀念、學術思維、治學方式到學術機構等一系列根本性轉變，如從古典文史哲到現代文學、歷史、哲學和美學等；其八為審美現代性，表現在從古典審美—藝術觀到現代審美—藝術觀的轉變、面對新的現代生活的審美表現能力、及如何借鑒西方藝術樣式如文學、繪畫、電影、音樂、舞蹈和戲劇等方面；其九為語言現代性，主要指漢語現代性，體現在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的轉變中，如現代白話文取代古代文言文和古代白話文。可以說，這僅僅是不完全列舉；同時，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需要運用專業知識去作專門論述，而在這里由于個人能力和興趣所限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討論與我們的論題密切相關的后兩方面——即審美現代性和漢語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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