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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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故事范文第1篇

關鍵詞：大小非，分離均衡，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全流通，并購重組，資本市場

一、研究背景

大小非的逐步解禁對我國的資本市場有著怎樣的影響，業界和學術界眾說紛紜。安信證券（2008）認為減持對市場的影響更有可能是通過"擠出效應"來體現的，減持對市場更多的是一種"心理效應"，減持規模的積累令投資者形成一種心理上的擔憂。

從長期看，陳曉升（2008）認為應該對大小非進行客觀認識和估計，在享受了股改紅利之后同樣不應忽視股改的"下半場"大小非本身也是市場的一部分，有自身的話語權。我們也于2008年初撰文從托賓Q理論的角度對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套利進行了分析，本文正是基于這種套利觀點，進而通過博弈論討論這種行為為后市場帶來的主要的變化：市場分化將逐步加速，出現一批業績優良有較好發展前景的藍籌股和大量的廉價的"仙股"分化并存的現象。

二、非流通股股東與現存流通股股東的博弈模型

（一）模型的假定與說明

將A股的上市公司分為優質公司和劣質公司兩類，其中具備以下兩條件的為優質公司：（1）遵循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無套利的定價。（2）在所屬行業中占有重要地位、業績優良、紅利優厚、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公司。否則，為劣質公司。

經典的公司金融理論指出，大股東在二級市場的交易行為就會透露出關于公司狀況（博弈論中的類型）的信息（博弈論中的信號）。那么，普通投資者就可以通過觀察那些交易信息來判斷公司的情況（類型）。在模型建立之前，對基于此理論建立的模型進行了下述假定：首先，假設非流通股股東擁有信息優勢，對于公司股價是否合理、公司是否優質具有較多的信息。而市場流通股東較少地知道公司的真實經營信息，不能簡單地觀察出公司的優劣，他們主要觀察大小非股東的減持與否來大概地推斷有關公司的信息。這種情況極大地增加了現存流通股東預期的不確定性，進而形成市場的恐慌和低效率。其次，按照初步測算的2008年6月中旬A股加權平均動態市盈率20多倍左右來看，優質公司的大小非解禁對市場的沖擊理論上來說是有限的，優質公司的大小非減持并不存在明顯的套利機會，這個階段的錯誤定價反而可能帶來投資的機會以及并購的機會等。而劣質公司的重置成本很低，所以，取得股票的成本會成為左右他們是否減持的決定因素之一。劣質公司的大小非減持會顯著傷害到現存流通股東的利益，打擊市場信心。再次，模型中假設非流通股股東先行動，流通股股東總是觀察非流通股股東行為后行動。

（二）模型的建立

同居故事范文第2篇

    許勁松認為，武城縣公安局作出的不能認定交通事故的結論與現場事實不符，武城縣公安局沒有履行法定職責。遂向武城縣人民法院提起交管行政確認訴訟，要求撤銷武城縣公安局作出的《不能認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書》。

    被告武城縣公安局辯稱，其下屬的武城縣交警大隊對此次事故已經進行了處理，并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45條規定“道路交通中發生的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經公安機關調查不能確認是任何一方當事人的違章行為造成的，其損害賠償糾紛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作出了不能認定道路交通事故的結論，這本身就是履行法定職責，不存在不作為的情況。

    [裁判要點]

    山東省武城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武城縣公安局具有處理交通事故的法定職責，其適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45條之規定作出《不能認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書》，屬法律適用錯誤，于2003年11月12日一審判決：撤銷武城縣公安局作出的《不能認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書》，限其在十日內重新履行法定職責。

    被告武城縣公安局不服一審判決，以其所作出的《不能認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書》屬技術責任認定、不具有可訴性為由，提起上訴。他們還認為，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二條規定，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車輛駕駛人員、行人、乘車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進行與交通有關活動的人員，因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管理條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章的行為，過失造成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的事故。也就是說，只有過失才能構成交通事故，而本案是武城縣衛生防疫站的執法人員故意追車所造成的，不屬于交通事故，因此請求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查明事實、依法改判。

    山東省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定，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基本清楚，予以確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點評]本案爭議主要涉及以下問題：

    （一）車輛相撞事件是否屬于道路交通事故

    該案中，機動車輛駕駛人員均經考核取得駕駛資格，故其對道路交通法規、規章是明知的，違章行為對任何駕駛員來說都有故意性，其對損害后果的認知態度則成為判決一個交通事件是否是交通事故的關鍵。追車事件中，被追方為逃避衛生行政管理，高速逃逸；追趕方為嚴格行使權力，高速駕車追趕。雙方均應知道自己高速行車的行為是不應當采取的違章行為，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損害后果卻沒有預見，或者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損害后果卻輕信能夠避免，故而雙方對損害后果的態度是一種過失。如果雙方知道自己的行為必然會發生這種損害后果，公安機關也不會通知各方當事人去通過民事訴訟解決，而應以刑事案件立案偵察了。因此，該撞車事件應認定為道路交通事故。

    （二）武城縣公安局的《不能認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書》是否具有可訴性

    武城縣公安局在作出的《不能認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書》中未對本次事故中各方當事人的責任作出技術認定，故該通知不屬于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范疇；該通知還從程序上駁回了當事人要求作出責任認定的請求，直接影響了當事人實體權利的實現，應當屬于可訴的行政行為。

    （三）武城縣公安局作出的《不能認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書》，適用法律是否正確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45條是針對不能確定各方當事人的違章責任的情況，所規定的解決糾紛方式，不能作為是否屬于道路交通事故的判決依據，故武城縣公安局據此認定不屬于道路交通事故是不正確的。

同居故事范文第3篇

成績查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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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故事范文第4篇

一、中國古代車的起源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和使用車的國家之一，相傳黃帝時已知做車。但由于車是一種形制較為復雜的交通工具，所以在生產力低下的遠古時期，它的發明，不僅不可能是一人所為，而且也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在其創制之前，必然還有一段漫長的萌發和完善過程。輪是車上最重要的部件，“察車自輪始”（《考工記》）；因此，輪轉工具的出現和使用是車子問世的先決條件。在我國新石器時代，隨著手工業的不斷發展，人們創制出許多輪轉工具，如紡線用的紡輪，制陶用的陶車和琢玉用的輪形工具等等。紡輪出現的時間最早，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七千多年）遺址中就發現了它的蹤跡。(1)繼紡輪之后，陶車出現了。山東、河南、河北、湖北、浙江、廣東等地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都出土了輪制陶器，(2)這標志著陶車在當時已普遍使用，其技術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某些自然現象，也給古人以啟示，“圣人見飛蓬轉而知為車”（《淮南子?說山訓》），“上古圣人，見轉蓬始知為輪”（《續漢書?輿服志》），“蓬”，指蓬草，“轉蓬”，即蓬草團隨風旋轉。古人運送物品，最初主要靠背負肩扛或手提臂抱。進而采用繩曳法，即將繩子系在物品上用人力拉曳。但這種運輸方法，物體著地面積大，因而磨擦阻力很大。為減少磨擦，后來利用樹枝為架，兩杈之間綁以橫木，橫木觸地，其上載物，即所謂橇載法。但是這種木橇在平滑的地面上行進，還比較省力，如遇顛簸不平的路面時，仍很費力。古人進而把圓木墊在木橇之下，借其滾動而移動木橇。這種圓木與木橇的結合，可以說是車的雛形，裝在木橇下的圓木可以視為一對裝在車軸上的最原始的特殊形式的“車輪”，其車軸的直徑恰好等于車輪的直徑，而且兩者是一個整體。這種車輪的出現，是人類在更高的階段上對輪子的功能的利用。因為陶輪僅在轉動中帶動泥坯作回旋運動，而車輪則在滾動中減輕了車子對地面的磨擦，因此，陶輪這一類輪轉工具可認為是車輪的前驅。在古代西亞美索不達米亞蘇末（Sumer）部族生活過的地區的巖畫中，就有在一個木橇底下加上兩個圓點的運載工具圖形。這兩個圓點就代表著圓木。(3)這種原始車的圖形雖然在我國目前尚未發現，但可以推論，我國古車也必然經歷過類似的演變過程。由于圓木觸地面積仍然較大，滾動時要以人作原動力，靠杠桿撬動，依然很費力，于是人們便縮小車軸的直徑，以減少圓木的觸地面積。最初的車輪和軸是固定的，軸與車轅之間有一個滑動槽，軸在滑槽中轉動，車輪就隨著車軸滾動。車輪是一對用圓木砍制成的沒有輻條的圓盤，后來為了不受圓木直徑大小的限制，改用木板拼接，這種圓盤式車輪在古代叫作“輇”。(4)有了車輪，車的創制就成為可能的事情了。利用車輪滾動而行，減少了車與地面的磨擦，既省人力，又可多載重物，還可以長途運輸。車的問世，標志著古代交通工具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

二、商至秦的獨辀車

《史記》記載，大禹治水時，“陸行乘車”。相傳夏代還設有“車正”之職，專司車旅交通、車輛制造。當時有一個叫奚仲的人，就曾擔任過夏朝的車正，在其封地薛（今山東滕縣）為夏王制造車輛，并“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續漢書?輿服志》）?？梢酝茰y，車子在夏代已相當普遍。雖然夏代車的實物至今尚未見到，難言其詳，但從有實物可考的晚商的車制已較為完備這點來看，上述的推測是合乎事物由簡到繁的發展順序的。 到目前為止，我國所能見到的最早的車形象和實物均屬商代晚期，即公元前14世紀前后。在甲骨文、青銅器銘文中，“車”字作（《甲骨文編》卷十四）、（《商周金文錄遺》二三吊車觚），是車的象形字。車的實物，在河南安陽殷墟先后發現了十八輛，(5)由于深埋地下，年深歲久，出土時車子的木質結構已全部腐朽?？脊殴ぷ髡吒鶕S土中保留下來的朽木痕跡成功地對它們進行了剝剔和清理，經過復原，使距今三千多年的商車完整地再現在人們面前。（圖1）綜合這十八輛車的資料可以看出，商代的車子都是獨辀（轅），輻條多為18根，車廂平面為長方形，面積較小，一般為0.8×1.3米，通?？闪⒊硕蛉?。衡多為長一米左右的直木棒，衡的兩側各縛一人字形軛，用以架馬。從商代車馬坑中大都埋一車兩馬來看，商代的車大多為兩馬駕轅，至商末周初始見四馬駕車。

以上資料表明，至商代，我國古代造車技術已相當成熟，商代的車基本上具備了漢以前獨辀車結構的大致輪廓。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獨辀車雖然多有改進和發展，但從總體結構上講，還沒有突破商代獨辀車的形制。繼商車之后，西周、春秋戰國時期的車實物在考古中也多有發現，如在陜西長安張家坡、北京房山琉璃河、甘肅靈臺白草坡、山東膠縣西奄陸續發掘了西周的車；在河南陜縣上村嶺虢國墓地出土了春秋的車；在河南洛陽中州路、輝縣琉璃閣、河北平山中山國墓葬中也先后發現了戰國的車。這些都為人們了解周代的車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從形制上看，周代的車與商車基本相同，但在結構上卻有所改進，如直轅變曲辀，直衡改曲衡，輻數增多，輿上安裝車蓋。在車馬的配件上也更加完備，增加了許多商車上所沒有的零部件。如車轐、銅鑾、銅輨、銅。為求堅固，在許多關鍵部位都采用了青銅構件，如變木轄為銅轄，軛上包銅飾，并有一套用銅、鉛、金、銀、骨、貝和獸皮條等材料制成的飾件和鞁具，制作精美，名目繁多。駕車的馬也由商車的二匹增加到三匹、四匹、甚至六匹。車駕二馬的叫“駢”，車駕三馬的稱“驂”，車駕四馬的名“駟”。《詩?大雅?烝民》：“四牡骙骙，八鸞喈喈”，四牡，即四匹公馬，其中駕轅的二馬叫服馬，兩旁拉車的馬叫驂馬。車駕六馬為“六騑”。周車以駕四馬為常，因此，周人多以“駟”為單位計數馬匹，又因先秦時經常車馬連言，說到車即包括馬，說到馬也意味著有車，所以，“駟”也是計數車輛的單位?！墩撜Z?季氏》：“齊景公有馬千駟”，就是說齊景公有一千輛車和四千匹馬。四馬加一車稱為“一乘”，說到有多少乘，也就意味著有多少組與之相應的馬?！霸质恕保ā对?小雅?六月》）即指戰車十輛，馬匹四十。

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獨辀車發展的鼎盛時期，流行了上下近千年。這一時期的車，在構造和裝飾方面遠比商代車堅固、豪華，可以說已達到完美階段。盡管已出土的周代的車多已腐朽，但如根據車上保存下來的銅車器和車飾，把一些年代接近、結構相當的車的部件和飾件綜合裝配在一起，就可以組裝出一輛在形制和尺度上比較準確的周代車子。雖然它并不是某個車馬坑或墓葬里的完整車子，但它卻再現了周車昔日的風貌。（圖2）

構成周車的主要部件有：

辀 駕車用的車，為一根稍曲的圓木，長一般在2.8—3.2米之間?！蹲髠鳌冯[公十一年：“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辀以走。”即指這種高而曲的車辀。辀和轅是同義詞，其區別是單根稱辀，雙根叫轅。

衡 辀前端一根用以縛軛駕馬的橫木。周代車衡為曲衡，長度達2.5米。衡的正中部位裝有“U”字形或橋形鈕，縛衡的革帶（即“”）穿過鈕將衡系結于辀頸之上。衡的兩側還裝有四個“U”字形銅環，名，用以穿馬韁繩。

軛 駕馬的人字形叉木。外表全部或局部包銅飾，軛首系在衡左右兩側，軛腳軥架于服馬頸上。驂馬的軛不縛在衡上，而是直接架在馬頸上。

鑾 裝于軛首或上的銅制車飾物。其下部為方銎座，上部為扁球狀的銅鈴，鈴上有放射狀孔，內含彈丸。車行時振動作響，聲似鸞鳥齊鳴，所以也可以寫作“鸞”。一般車子只在軛首上裝鑾，共計四鑾。高級的車子則除四個軛首上裝鑾以外，車衡上的四個軛頂也各裝一鑾，共為八鑾。

車廂 又稱“輿”，是乘人的部分。周車的輿較之商車的輿要大，一般能容乘三人。車廂平面皆為橫置長方形，即左右寬廣，進深較淺，車廂四周圍立欄桿，名車軡。構成車軡的橫木叫軹，豎木名。車廂后部的軡留有缺口，即登車處，叫。車身上拴有一根革繩，供乘者上車時手拉，名綏。貴族男子登車要踏乘石，婦女則踩幾。車廂左右的軡因可憑倚，故又稱輢。在立乘時，為了避免車顛人傾，在兩邊的輢上各安一橫把手，名較，形如曲鉤。車廂前端置一扶手橫木，叫軾。這種橫木，有的車三面皆有，形如半框。行車途中對人表示敬意即可扶軾俯首，這種致敬動作也叫作“式”。車廂底部的四周木框叫軫，軫間的木梁稱桄，桄上鋪墊木板，構成輿底，名陰板。陰板上再鋪一塊席子，名車茵。早期茵席為葦草編織，晚期則用錦類絲織物編織而成，豪華的車則以獸皮輔墊。講究些的車，輿上還立有車蓋，形似雨傘，因此又稱傘蓋，用以遮陽避雨。

軸 用以安輪的圓木杠?！墩f文?車部》：“軸，持輪也?！睓M置在輿下，固定方法是在輿兩側的軫與軸交接部位，各安一塊方墊木，名轐或輹，因為其形狀像伏著的兔子，所以又叫伏兔。用革帶縛結，以防輿、軸脫離。軸外為車轂，轂外的車軸末端套有銅車軎（即）來固軸阻轂。軎呈圓筒狀，上有穿孔，用以納轄。轄俗稱“銷釘”，銅制，上端鑄以獸首或人像，約三四寸長。車輪貫在軸端上，為防其外脫，就要用轄插入軎孔里。轄是古代車上關鍵的零部件之一，沒有轄，車就不能行駛，故為保險起見，轄端還有健孔，以穿革帶，縛牢防其脫落。

輪 多用堅木制成，輪徑多在1.4米上下。由轂、輻、輞等部件組成。轂是車輪中心有孔的圓木，中心孔名壺中，用以置軸。為了美觀，轂上刻畫有各種紋飾，稱篆。由于轂是車輪上最吃力的部件，所以在其上加裝金屬飾件，用以固轂，套在轂兩外端的銅帽名輨，嵌在轂壺中的金屬管稱輞。車輪的外圓框，是用兩條直木經火烤后揉為弧形拼接而成。因此彎木稱，兩的接合處鑿成齒狀，以求堅固，所以輞又叫牙。牙邊還裝有銅鍱（牙），其上有孔，以細皮條穿綁，遂使牙木互相接牢而成一圓輪。轂與牙構成兩個同心圓，其上均有榫眼，名鑿，用以安輻。輻是接連轂和牙的木條，近牙一端較細，稱骹，接轂一端較粗，名股。插入牙鑿的輻榫叫蚤，裝入轂鑿的輻榫名菑。每個輪的輻條數按文獻記載是“三十輻，共一轂”（《老子》），但從考古資料看，周車輪輻數，早期（西周）在18至24根之間，晚期（戰國）除少數車達到30根以外，大多數輪輻仍是26根。

轂、輞、輻是車輪的基本部件，而車的質量好壞就在車輪，所以對它們的質量要求很高。相傳古人制轂用雜榆木，制輞用枋，制輻用檀木。周車除了轂牙和輻、辀和軸等部件的組合是采用榫卯結構以外，大多數零部件的組合還是利用獸皮革帶縛扎。這些革帶也有自己的名稱，如縛衡辀的革帶名；縛軸、轐輿的革帶稱；縛軛、衡的革帶叫等等?？`扎之后，其上涂膠，膠干后再髹以黑漆，這樣就可使各零部件之間的結合更加堅固牢靠。

由上述情況可知，我國古代獨辀車的形制至周代，已日臻成熟和完善。制造一輛車，已不是一二個人所能勝任的事了，而是需要多工種的合作，經過大小幾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因此制車業已成為當時集大成的綜合性手工業生產部門，制車水平也是當時生產水平和工藝水平的集中反映。

《考工記》稱，造車的工匠為“車人”，車人又有分工，制造車輪和車蓋的叫“輪人”，而輪人之間也有分工，先制成轂、輻、牙的所謂“三材”，然后“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即一些制輪工匠先各自按分工制成“三材”，最后由技術最高的工匠將它們組裝成車輪。另外，“輿人”負責制車廂；“辀人”專管制曲辀；“鞄人”則為“攻皮之工”，制做各種縛扎車部件的革帶和馬的鞁具。其它如“攻金之工”，負責鑄造各式銅飾件，“設色之工”負責繪畫紋飾、髹涂油漆。可見一車之成，是經過木工、金工、皮革工和漆工等精細分工、集體勞動的結果。所謂“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正是對當時制車業的真實寫照。周代馬車性能之優越、結構之合理、做工之精巧、裝飾之華麗，在同一時期的世界范圍內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在周代，馬車已不僅是王公顯貴出行游獵時的代步工具，而且也是戰爭中的主要“攻守之具”（《六韜?虎韜?軍用第三十一》）。為了掠奪他國的人畜和土地，各諸侯國之間經常發生爭戰。當時各國軍隊的主力是戰車兵，軍事編制是以戰車為主，攻防的主要手段也是戰車。所以，擁有戰車數量的多寡，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強弱的標志，當時有所謂“千乘之國”、“萬乘之君”之說。為了增強軍事力量，也是為了贏得戰爭，各國都把先進的制車技術運用到制造戰車上，于是各類戰車應運而生，一度成為時代“驕子”。

戰車，按用途不同，可分為幾個類型，如戎路，又稱旄車，以車尾立有旄牛尾為飾的旌旗作標志，是一種主帥乘坐的指揮車。輕車，也稱馳車，用以沖鋒陷陣。闕車，補闕之車，即用于補充和警戒的后備車。蘋車，蘋同屏，車廂圍有葦草皮革，以為屏蔽，作戰時可以避飛矢流石。廣車，一種防御列陣之車，行軍時用來筑成臨時軍營。這些戰車統稱“五戎”，觀其用途只有三類，第一為指揮車，第二為馳驅攻擊的攻車。攻車是三代時戰車的主要車種。第三是用于設障、運輸的守車。這些戰車的形制同上，只是為揮戈舞劍之便，將車蓋去掉。另外有的還在車軸兩端的銅軎上裝有矛刺，以便在沖鋒陷陣時刮刺敵方的步兵。戰車皆立乘，乘員是三名身著盔甲的車兵。一名甲士，為車長，稱“甲首”，因其位在車廂左側，所以又名“車左”，職責是持弓主射，同時指揮本戰車和隨車步行的“徒兵”，或驅車沖殺或屯車自守。另一名甲士，位在車右，因此名“戎右”，其任務是披甲執銳，直接與敵方廝殺格斗。如車遇險阻或出故障，他必須下去推車和排除故障。另一位是駕車的馭手，稱“御”，位居車中，作戰時只管馭馬駕車。馬車裝備的武器有遠射的弓矢，格斗的戈戟，自衛的短劍和護體的甲胃與盾牌。主將所乘的旄車，還要設置“金”（即鉦）鼓和旌旗。主將或鳴金或擊鼓，以指揮所有戰車的進或退。旌旗標明主將所處的位置，它的樹立和傾倒成了全軍勝敗存亡的象征。每輛戰車還配備十幾名步兵（后來有的增到七十二人），稱“徒兵”，分列在車兩邊，隨車而動，配合作戰。作戰時，每五輛戰車編成一個基層戰斗單位。車戰時，戰車先呈一線，橫列排開，“五車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六韜?犬韜?均兵第五十五》），使各車之間保持適當的間隔距離，既防敵車沖陣，也使各車互不妨礙。先秦時期，曾發生過大小無數次的車戰，對這些戈戟如林、車馬交錯的車戰場面，文獻中多有記載，其中以屈原在《楚辭?國殤》中的描繪最為形象和悲壯。馬拉戰車速度快，南征北戰，進退神速，從而增強了軍隊的機動性；長短齊備的青銅兵器和完善的防護裝備，發揮了當時武器的最大威力；戰車上置鼓建旗，可充任指揮中樞，方便了各車之間的通訊聯絡。所以說戰車是當時軍事裝備技術的集中體現者。戰國時期，七國爭雄，戰爭已由過去的“中原逐鹿”擴大到北方山地和江南水網地區，適于平原作戰的戰車已難以施展其沖鋒迅速，攻擊力大的特長。“毀車以為行”（《左傳》昭公元年）的事時有發生，因此戰車的地位開始下降，隨著步兵地位的提高和騎兵的出現，戰爭開始由車戰向以步、騎拼殺為主的形式轉變，于是戰車逐漸失去了“天之驕子”的寵位。漢代以降，曾盛極三代的戰車和車戰終于被淘汰了。先秦時期，馬車分兩種類型，即立乘與坐乘，但至今考古所發現的先秦的車實物除輿有大小之分外，形制大同小異，均屬于立乘的“高車”，即戰車，而坐乘的安車尚未有實物發現。1980年在陜西臨潼秦始皇陵西側的車馬坑中發現了兩乘彩繪銅車，八匹銅馬，兩個御車銅俑。(6)其中一輛（簡報上稱二號銅車馬）的轡繩末端清楚地標有“安車第一”四個字，說明該車當是安車模型。這一非常發現，在先秦時代的坐乘車實物出土之前，無疑成為人們研究先秦坐乘車制的最直接的實物資料。二號銅車馬處處仿照真車馬制造，其大小尺寸，均是真車真馬真人的二分之一。車的形制仍是先秦時獨辀車的形制，但車輿呈凸字形，分前后兩室，前室為御官俑駕御處，俑為跽坐姿態，雙手執轡御車，后室則是車主人乘坐處，全車通長3.28米，高1.04米，總重量達1800公斤之多，車馬整體是用青銅鑄造，共有3400多個零部件，車馬上竹、木、絲、革等質料的部位，也全部用金屬逼真地仿制出來。車馬通體施以彩繪，為變體龍鳳紋、云氣紋、菱形紋等圖案，線條流暢，極富立體感，猶如鑲嵌一般，將車裝點得富麗堂皇，華貴典雅。制造這輛車馬采用了鑄、銲、鉚、鑲嵌、鏨刻、沖鑿、錯磨等工藝，充分體現了秦代的冶金鑄造技術的高度水平，也反映了秦代制車業的高超技術。該車可以說是古代獨辀車制造技術的最輝煌的成果和集大成的代表器物。由此車可以看出，立乘車與坐乘車的最大區別在車輿形制不同。立乘車，車輿淺小，呈橫長方形，置于車軸之上，四周圍以欄桿，后留缺口而無車門，上不封頂，只立車蓋。而坐乘車的車輿寬廣，呈縱長方形，如二號銅車馬，輿縱長1.24米，橫寬0.78米。四周屏蔽，上封頂，后設車門?？疾煸撥嚨男沃坪脱b飾，可以窺見先秦乘坐的安車之一斑。獨辀車在經歷了幾千年的始創、完善、極盛幾個發展階段之后，在秦、西漢初期便逐漸衰落下來，隨著雙轅車的崛起，獨辀車終于為歲月所湮滅。

三、漢代的車

西漢是雙轅車逐漸興盛的時代。在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之后，獨辀車逐漸演變為雙轅車。但這一演變究竟始于何時？文獻中不見記載。從考古資料看，至少可以上溯到戰國晚期。在河南淮陽馬鞍冢戰國晚期墓葬的1號車馬坑、(7)甘肅秦安秦墓中，(8)均發現有駕一馬的雙轅車。另在湖南長沙楚墓出土的漆卮上也繪有駕一馬的車。(9)陜西鳳翔秦墓中還出土了陶制的雙轅牛車模型。(10)這些均可視為是雙轅車的濫觴，從而開兩漢車制大變革之先河。西漢武帝以前，獨辀車尚與雙轅車并存，及至西漢中晚期，雙轅車開始逐漸普及，東漢以后便基本上取代了獨辀車。這一變化過程，從考古發現的西漢晚期與東漢時期的畫像石、畫像磚和漢墓壁畫上有大量雙轅車形象這一點上，可得到證實。雙轅車的結構，除轅變為兩根外，其它各部位與獨辀車基本相同。雙轅開始仍為上揚曲身的形式，為防止車轅折斷，往往在車轅中部到軛軥之間加縛兩根木桿，以加固車轅，后來逐漸演變為平直的形式。雙轅車的出現，改變了獨辀車至少系駕二馬方能行走的局限，使單馬拉車成為可能，從而使我國古代車由駟馬高車進入了單馬輕車的發展新階段。漢車總的說來可以分為三大類：小車（馬車）、大車（牛車）和手推車?！靶≤嚕{馬，輕小之車也”（《釋名?釋車》），源自先秦時的駟馬車，只是將單辀變為雙轅，其結構也較簡單。在漢代，軍隊的編制除步兵外，騎兵就是最主要的軍事力量了。武帝時，三次出兵北疆，抗擊匈奴，每次僅精騎就達十萬之眾。大量的馬匹被征以為軍用，而作為日常乘行的拉車用馬則受到嚴格控制?；谶@一社會原因，再欲用駟馬拉車便很困難了。所以人們不得不借助改造車的形制來尋求解決的辦法。雙轅駕一馬的小馬車，或許就是為適應這種需要而出現的，并很快得以普及發展。

在漢代，雙轅馬車因乘坐者的地位高低和用途不同，又細分為若干種類。結合出土的漢車實物、模型以及形象圖，與文獻記載對照，現能確認的有：斧車、軺車、施轓車、軒車、軿車、輜車、車、棧車等。

斧車 一馬拖乘的兵車，因其輿中間豎立一柄大鉞斧，故名。甘肅武威雷臺漢墓曾出土一輛銅斧車模型，車輿正中插立一柄銅鉞斧。(11)斧車因自重減輕，也稱輕車。從漢畫像磚中的斧車形象看，可乘坐二人。據《續漢書?輿服志》記載，縣令以上的官吏，出行時都加導斧車?？芍囍皇且环N由兵車演化來的儀仗車。官吏出行時，用以壯威儀、明身份。

軺車 也是一種輕便快速的小馬車。（圖3）《釋名?釋車》說：“軺，遙也，遙遠也，四向遠望之車?！逼湫沃茰Y源于戰車。漢初時軺車還是立乘，后來改為坐乘，一車可乘坐二人，御者居右，官吏居左，因車四面空敞，就是坐在車內也可以隨意極目遠眺。軺車一般系駕一馬，但也有駕二馬的。因軺車結構簡單，快馬輕車，因此為一般小吏出外辦理公事或郵驛傳遞公文時乘坐的馬車。

施轓車 是由軺車發展來的一種馬車，所謂“施轓”，即在車輿兩側（即輢）加置長條形板狀物，“板”的上沿向外翻折。這種呈板狀物的“轓”，用竹席或皮革制成，附加在輿兩側以遮擋車輪卷起的塵泥，因此“轓”又有“屏泥”、“車耳”之稱。施轓車是中、高級官吏出行時坐乘的輕快主車。為體現等級差別，當時規定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只準“朱左轓”，即將左邊車轓髹以紅色。二千石的官吏方允許“朱其兩轓”。車前多駕二馬。

軒車 是漢代供三公和列侯乘坐的輕便馬車。車輿兩側用漆或加皮飾的席子作障蔽。據山東沂南出土畫像石中的軒車形象，可知軒車的形制與雙轅軺車近似，只是輿兩側的障蔽高大，人坐在車中，只能望見前后的景物，而兩旁卻因遮擋，不能外窺。

軿車 一種帶帷幔的篷車。雙轅單馬，方形車輿，四面施以帷幔，成“四面屏蔽”狀。車蓋碩大，且四邊稍稍上卷，呈盔帽形頂。車門改在前面，輿內僅容一人，御者坐在車輿前的軾板上。軿車是婦女乘坐的車。

輜車 也是一種雙曲轅駕單馬的帶篷車，其形制和軿車基本相同，略有不同的是車門設在車輿后面，車轅較長，直伸到車輿后邊，以供乘者上下時蹬踏之用。它是一種適于長途旅行乘坐的車，既可載行李，夜間又可臥息車中。一般輜車和軿車可并稱“輜軿”。輜、軿車在漢代都是極為舒適而又裝飾華麗的高級馬車，專供貴族婦女乘坐。

車 是普通的載重貨車，也可坐人。（圖4）其形制與駕牛的大車基本一致，但挽車的牲畜卻是馬。它和牛車同屬一類，官吏車馬出行時，從其后作為行李車，所以在馬車中，這種車是比較簡陋的。車的模型或形象圖，在考古資料中常有發現。1975年在貴州興義東漢墓中出土了一輛銅車模型。(12)其形制更接近牛車。這種車大量為當時地主、商人所用。

棧車 棧，又寫作轏，是以竹木條編輿的篷車?！墩f文?木部》載：“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這種車的形制是車輿較長，其上為卷篷（蔑席），前后無擋，雙直轅，駕一馬，既載人又拉貨，為民間運貨載人之車。

漢代馬車的種類復雜、名目繁多，除上述幾種車外，見于記載的還有皇帝乘坐的玉輅、皇太子與諸侯王乘坐的王青蓋車、皇帝親耕時乘坐的耕車、儀仗中載樂隊用的“鼓吹車”、“金鉦車”、樂舞百戲中的“戲車”、行獵用的“獵車”、喪葬用的“辒辌車”、載猛獸或犯人的“檻車”等等。盡管類型眾多、名稱各異，但如果就乘者的姿勢而言，還可以把所有的車分為站乘的高車、坐乘的安車兩大類。西漢初，乘車時還講究扶軾俯首之禮，保持端正的姿容，因此多立乘高車。至西漢中期后，統治者講究舒適、享受，坐乘安車才漸成風習。東漢以后，就無車不坐乘了。由于當時“貴者乘車，賤者徒行”，所以出門乘車與否標志著人的身份的尊卑。而乘何種車，有多少導從車及騎吏，又是乘車者官位大小的象征。漢代的車輿制度始創于漢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以后繼位的皇帝又都陸續增補修定，于是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復雜的乘車制度。如上所述，不同等級的官吏都有相應的乘車。這些車雖名稱不同，但實際上形制基本相似，有差別的只是構件的質地（金、銀、銅等）、車馬飾的圖案（龍、鳳、虎、豹等）、車蓋的大小和用料（布、繒等）、車篷的形狀、用料以及駕車的馬數量的不同而已。另外，除大小貴族和官吏本人乘坐的主車外，還規定了導從車和騎吏的數量。如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前有三輛導車，后有兩輛從車。三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二人；騎吏皆騎馬、帶劍持棨戟為前列開道?？傊藞圆叻?，前呼后擁，是貴族官吏們表現其地位和權勢的絕好機會。所以，車馬出行成了統治者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已發掘的漢代畫像石墓內多有反映車騎出行的石刻畫，史書中也不乏類似的記載。漢代交通發達，除乘人的馬車以外，載貨運輸的牛車數量也大量增加。牛車自古就有，因牛能負重但速度慢，所以牛車多用以載物。因其車廂寬大，又稱大車、方廂車。牛車最初是商賈們用來載貨販運的運輸車。古代中國歷來以農業為立國之本，因此自古重農輕商，商人雖富，但在政治上卻無任何地位，被劃歸為“庶民”、“小人”之列。在崇尚馬車、以馬車明尊卑的時代，乘牛車被視為是件“卑賤”的事。所以，大小奴隸主貴族死后，隨葬品只用馬車，而絕對不用牛車。至今考古發掘中尚未發現有隨葬的牛車坑，大概正是這個緣故吧。這種重馬車、輕牛車之風至秦漢猶存。因此，漢初“將相或乘牛車”（《漢書?食貨志》）一事，被史學家認為是一種反?，F象而載入史冊。漢代車輿制度曾明確規定：“賈人不得乘馬車”（《續漢書?輿服志》），所以牛車在漢代就成為商人們運貨載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了。不少富商大賈擁有成百上千輛的牛車。漢代牛車的模型多有出土。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銅牛車模型，形制為雙轅，雙轅前端縛一半環狀槅（即牛軛），槅駕一牛。輪較小，低于車廂，輻十支。長方形車廂，后有欄板，略高于邊欄，上有橫桿，車廂前空無欄，上坐一“駕車奴”，手執趕牛棒御車。武威另一處漢墓（磨咀子）出土的木制牛車模型與雷臺銅牛車形制一樣，只是車廂前有欄板。由此可見，漢代牛車與今大車略同。漢代牛車由于采用直轅形式，所以支點較低，在平地上行車時遠比曲轅的馬車平穩安全。加上轅直，制做時便可選用較粗大的木材，提高了車轅的堅固性，而無須像馬車那樣附設加固桿。漢以后，人們坐車不求快速，但求安穩，于是直轅的優點漸漸顯出，直轅車開始盛行，而曲轅車漸漸被淘汰。無論是乘人的馬車或載物的牛車，皆須在較寬敞的道路上行駛，而不適于在鄉村田野、崎嶇小路和丘陵起伏地區使用。因此在西漢末東漢初，一種手推的獨輪車在當時的齊魯（今山東）和巴蜀地區（今四川）出現。四川成都漢墓的畫像磚，四川渠縣燕家村、蒲家灣漢代石闕，山東嘉祥漢武梁祠的“董永故事”畫像石上，都有獨輪車的形象。獨輪車的特點是，結構簡單；兩個把手前端架置一輪，把手間以橫木連接，形成一個框架，其上或坐人或置物。輪兩側有立架護輪，行車靈活輕便；一般只一人推動，或加一人在前面拉，載人載物均可。在狹窄之路運行，其運輸量比人力負荷、畜力馱載大過數倍。這種手推車在漢代并不叫獨輪車，而是稱“爃”（音煢）?！墩f文?車部》曰：“爃，車揉規也，一曰一輪車?！边@大概是對獨輪車的最早記載。以后又有“鹿車”之稱。東漢應劭在《風俗通》中說：“鹿車窄小，載容一鹿也?！睋＜铱甲C，應劭一說，實為望文生義的解釋。漢代井上汲水多用轆轤，屬一種輪軸類的引重轉動器，而這種手推車就是由一個輕便的獨輪向前滾動，形似“轆轤”，所以稱其為“轆車”。此說更為合理。(13)至于“獨輪車”之名，要晚到北宋時沈括寫的《夢溪筆談》一書中才看到。相傳三國時蜀相諸葛亮發明了“木牛流馬”，以運輸糧草。“木牛流馬”是從漢代的轆車改制而成的?！澳九！奔粗皋A車，不用牛馬也能行車，好像一頭不吃草的牛，“流馬”意即獨輪轉動靈便，運行輕快，如同能流轉疾奔的馬。轆車起源于窮鄉僻壤之地，自然使用者也是廣大的勞苦大眾。另外，當時一些貧寒文人或落魄之士，因無資格乘馬車，于是坐這種轆車。獨輪車是我國古代交通史上的一項重大發明，它以自身經濟而實用的長處，歷二千余年而未絕跡，至今在我國一些山區或邊遠鄉村中，各種式樣的獨輪車仍在使用，盡管它們的名稱各異，但形制卻相差無幾，可以說都是淵源于漢代的轆車。據考證，在歐洲出現獨輪車已是離漢代一千年以后的事了。

四、兩晉南北朝至唐的牛車

漢代乘坐馬車，禮儀繁縟，要受許多所謂“乘車之容”、“立車之容”等條規的限制，乘者必須時刻保持著君子風度，而不能隨心所欲。這些對漢代以后興盛起來的士族階層確實是件使人拘束的事。于是他們開始把喜好轉向牛車。

牛車行走緩慢而平穩，且車廂寬敞高大，如稍加改裝，在車廂上裝棚施幔，車廂內鋪席設幾，便可任意坐臥，這對于養尊處優、肆意游蕩的士族大姓是最合適不過的了。所以，魏晉以降，牛車逐漸得到門閥士族的青睞，乘坐牛車不僅不再是低賤的事，而且已成為一種時髦的風尚了。特別是東晉南渡以后，江左牛多馬少，也是牛車興起的原因之一。

據記載，晉元帝繼大統之后，始造大輅，由于馬匹缺乏，改駕六馬為四馬。其后皇帝喜乘牛車，大臣們自然競相仿效，輔佐晉元帝即位的王導，以丞相之尊，也乘坐“短轅犢車”。乘牛車也和乘馬車一樣，有上下等級之分。諸王乘犢車，因以云母飾車，故又叫“云母車”。這是一種帶屏蔽、駕八牛的豪華牛車。三公有勛德者乘“皂輪車，駕四牛，形制猶如犢車，但皂漆輪轂，上加青油幢，牛絲繩絡”。諸王三公還可并乘通幰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但舉其幰通覆車上也”，幰，即車上的帷幔?！巴◣摇保丛谂＼図斏献郧暗胶髴覓斓囊粡埓筢♂！Ｒ话愦蟪汲擞痛避?，“駕牛，形制如皂輪（車），但不漆轂耳”。（以上幾條均見《晉書?輿服志》）及至南北朝時，牛車更是日益風行。北魏皇帝出行時乘坐的大樓輦，要“駕牛十二”（《魏書?禮志四》）?？梢姳背褂门＼囍ⅲ葍蓵x有過之而無不及。北朝如此，南朝亦不遜色。正是由于士族大姓貪求舒適，醉心享受，各種高級牛車便迅速發展起來，以致車速快、輿敞露，屬于漢代軺車系統的那類馬車乃完全絕跡。甚至郊野之內，滿朝的士大夫“無乘馬者”（《顏氏家訓?涉務第十一》）。誰要騎馬或乘馬車，還會被別人彈劾，有的士大夫從來就沒見過馬。乘牛車之風習，直至隋唐五代也鮮有變化?！缎绿茣?車服志》曰：“一品乘白銅飾犢車，青油纁，朱里通幰，朱絲絡網。二品以下云油纁、絡網。四品有青偏幰?！本C觀上述情況，可知當時統治者乘坐的高等牛車主要有“通幰牛車”和“偏幰牛車”兩種，其中又以前者地位最高?！捌珟摇保磁＼嚨尼♂Ｖ徽谧≤嚨那鞍氩?。這兩種車在帷幔底下還有車棚，棚一般有檐，早期的檐淺，至唐代，棚檐已變得很深，稱為“長檐車”。 通幰牛車形象最早見于甘肅嘉峪關晉墓壁畫中。(14)該車雙轅雙輪，車廂形似太師椅，有卷席篷頂，其上覆蓋一張大帷幔。這種通幰車裝飾比較簡樸，以后逐漸向豪華奢侈型發展。如敦煌莫高窟61窟宋代“火宅喻”中畫的通幰牛車，（圖5）長方形車廂上立棚，呈封閉狀。車門設在后邊，垂遮帷簾。棚前和兩側開有欞格窗。棚頂呈拱形，前后出長檐。棚頂四角各立一柱，四柱上支撐一頂大帷幔。帷幔繡以梅花圖案，四周邊垂綴絲穗，極華麗。御車人扶轅步行。主人則坐臥于高大嚴密的車棚內，可謂逍遙自在。從河南鄧縣出土的南朝畫像磚上，可以見到偏幰車的形象。(15)其形制也是雙直轅駕一牛，棚頂前施一帷幔，遮住車的前半部。（圖6）除這兩種高等牛車外，考古資料中還常見一種立棚但不施幰的牛車。(16)這類牛車大概屬于“油幢車”之類，為一般官吏或地主所乘坐。民間所用牛車，多是無棚的“柴車”，敦煌壁畫中一些唐代“農作圖”上，就繪有卸轅等待拉運糧食的這類民用牛車。

五、太平車與平頭車

北宋在歷史上被認為是個武功不振的封建王朝，在其建國時，北方和西北有遼、西夏政權與之對峙。而遼、西夏所控制的廣大地區都是產馬之地，這就造成北宋馬匹來源困難的處境。繼而金取代遼，雄踞北方，最后南下滅了北宋。及南宋建立，偏安江左，良馬更是奇缺。因此兩宋承襲隋唐之習，駕車以牛為主，間有騾、驢。自兩宋始，乘轎之風漸興，統治者畏懼乘車之顛簸，而醉心于坐轎之舒適，出行時但求安穩不求快速。由于兩宋對制車業極不重視，致使我國古代制車技術自此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直到近代也沒有很大的改觀。而原先遠遠落后于我國的西方制車技術卻逐漸得到發展，并很快超過了我國。當西方已出現轉向自如，軸輿間裝配有彈簧的豪華型四輪馬車之時，我國卻還在沿用自漢代以來就一直使用的雙轅雙輪車。歷代車制除在車輿的形制和裝飾上有所變化外，其基本形制無大改進。 宋人或騎馬或乘轎，極少乘車，因此宋代的制車業便主要以制造載貨的運輸車為主。這種載貨的車當時稱“太平車”。這種“太平車”的形象人們從宋代的一些以車、船為題材的畫中可窺見一斑。北宋張擇端在《清明上河圖》中描繪了十余輛不同式樣的車，其中幾輛用四匹或兩匹健騾拉的大車即是太平車，其形制和文獻所記載的完全相符。不同之處是拉車的牲畜頭數沒有二十余，且車后也無系隨的驢、騾。（圖7）從圖中可以看出，太平車的行走方式與以前的車不同，即由人駕轅，牲畜拉車，韁繩一端縛綁在騾頸的軛套上，另一端縛扎在車軸上。顯然采用這種人駕轅、騾拉車的系駕方法，車速是很慢的，正適于但求負載多，不求行車快的要求。太平車是作為短程運輸之用的車，在當時還有一種用于長途運輸的載貨車，叫平頭車。平頭車“亦如太平車而小，兩輪前出長木作轅，木梢橫一木，以獨牛在轅內項負橫木，人在一邊，以手牽牛鼻繩駕之”（《東京夢華錄》卷3）。除《清明上河圖》以外，五代衛賢《閘口盤車圖卷》、宋朱銳《溪山行旅圖》、《盤車圖》等畫中也有這種車。它們都是一牛駕轅，轅牛前有拖曳的三?；蛩呐！＼嚿砀叽?，輪與車廂齊平，車廂上加拱形卷篷，在長途跋涉時以防貨物遭雨淋和日曬。卷篷和車廂之間有一隔板，似為堆放車夫的行李物品處。車夫在一旁行走，用手牽牛鼻繩。在這幾幅畫中，這種平頭牛車均是幾輛車結隊而行，想必是一支支有組織的長途運輸隊。這種牛車運輸隊在宋代極為普遍，每年全國各地向東京“納粟稈草，牛車闐塞道路，車尾相銜，數千萬輛不絕”（《東京夢華錄》卷1）。

同居故事范文第5篇

談起清朝，人們想到的往往是許多屈辱的往事，以及令人不齒的責任人：勤奮而無知的皇帝、顢頇而貪婪的官員、在小股外國侵略者面前一觸即潰的無能軍隊、食古不化的知識分子，還有缺乏創新精神、甘心給洋大人當買辦的民族企業家?？偠灾?，全是敗家子。

說來奇怪，這些不肖子孫花了上百年，才把清帝國的江山敗完?？磥恚麄兯坪跤械氖羌耶a可敗，除了上千萬平方千米的廣袤國土和數以噸計的文物，還有各種各樣的其他財富。承德避暑山莊、圓明園、頤和園、清東陵等富麗堂皇的清朝名勝古跡，都在無聲地訴說那個時代空前的經濟繁榮。

正如清朝的版圖遠大于明朝一樣，清朝的財富也遠多于明朝，甚至要多出好幾倍。按照英國經濟史權威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在公元1600 年左右，明帝國的GDP 達到960 億“國際元”，占全球GDP 總量的29%。清朝建立之初，由于長期戰亂，中國的GDP 萎縮到828億“國際元”，占全球GDP 的22%，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也被印度莫臥兒帝國取代。但到了前夕的公元1820 年，中國的GDP 膨脹到2286 億“國際元”，占全球GDP 的33%，為明帝國GDP 最高值的2.38 倍，2 倍于剛被英國征服的印度，穩居全球第一。如此龐大的經濟規模，使清帝國可以養活空前龐大的人口――爆發時已經達到4 億大關，國民的生活水平還略高于明朝。

清朝中前期，中國有過一次史無前例的長期經濟增長，這次增長并不全部來自于古代國家經濟的支柱――傳統農業。從公元1650 年到1820 年，中國的耕地面積僅從約4000 萬公頃增長到7370 萬公頃，提升了84%。在此期間，農業技術的改進是有限的，玉米、紅薯、土豆等美洲高產作物的普及程度也并不很高，大部分中國農民依然習慣于種植和食用稻米和小麥。與此同時，歐洲出現了工業革命，每年都推出數以百計的科技發明，并且在世界其他地區大肆擴展殖民地，無所顧忌地掠奪其資源財富。許多學者都言之鑿鑿地聲稱，正是從公元1650 年（ 或1700 年） 到1820 年，中國由于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和缺乏海外殖民地，失去了此前領先于西方的位置，從此落后于西方，并在此后與西方的較量中全面潰敗，這都是清朝落后的政治制度和保守的科技文化思想所決定的。經濟數據講述的故事與此完全不同。

按照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從公元1700 年到1820 年， 中國的GDP 年均增長0.85%，這一增長速度在全球所有主要經濟體中高居第三位，僅略低于發生工業革命和廣占海外殖民地的英國（GDP 年均增長0.94%） 和白手起家、因而缺乏可比性的美國（GDP 年均增長2.72%），而領先于所有其他歐洲列強。這方面最典型的反面例證當數法國和西班牙：兩國都積極參予工業革命，連續推出發明創新，同時廣占海外殖民地，版圖總面積甚至比清帝國還大，其GDP卻不足清帝國和印度莫臥兒帝國的五分之一，只與此時閉關鎖國、驅逐外國人、嚴禁火器、大搞科技倒退運動的日本相當。從GDP 規模來看，從公元1700 年到1820 年，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和缺乏海外殖民地的中國并未被西方落下，反倒不斷擴大著對西方的優勢：公元1700年，包括英、法、德、意、荷、西、葡等國在內，西歐的GDP 占全球GDP 的21%，中國的GDP 占全球GDP 的22%，旗鼓相當；但到了公元1820 年，已從拿破侖戰爭中恢復、工業革命成果豐厚，并把大半個地球都變成了自己殖民地的西歐各國GDP 總值占全球GDP 的23%，而告別“康乾盛世”已久的中國GDP 卻占全球GDP 的33%，約等于西歐各國GDP 總值的1.5 倍。

看來，科技創新和軍事擴張都不足以保證經濟的長期繁榮，反倒很容易導致短暫繁榮之后的長久停滯、以至于衰退。

那么，究竟什么才能保證經濟的長期繁榮呢？

答案只能從經濟本身去找。自從人類告別物物交換的原始社會以來，經濟的核心內容就一直是貨幣流通。優良的行業由于資金持續流入，每年都收益豐厚，被稱為“金飯碗”；普通行業資金在旺季流入，在淡季流出，因此在某些時期收益不錯，某些時期則收益微薄，甚至虧損，時好時壞；較差的行業由于資金持續流出，長期虧損，不時出現企業破產倒閉的現象。所以，貨幣長期流入的經濟體，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會持續繁榮；反之，貨幣長期流出的經濟體，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會江河日下，經濟規模持續萎縮。

既然持續繁榮的經濟體需要長期流入的貨幣，那么它們一定能長期提供可供貨幣交換，而且是貨幣提供方長期需求的緊俏產品。這些產品既得是貨幣提供方不可一日或缺的，還得是貨幣提供方無法在本土生產的。公元1820 年之前的中國和印度正是因此不斷從世界其他地區獲得貨幣注入，從而得以長期經濟繁榮。與中國和印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法國和西班牙為代表的歐洲列強，它們不能向中國和印度提供后者長期需求的緊俏產品，即便有一些這樣的產品，也很快被中國和印度實現了本土化生產，例如玉米、紅薯、土豆、煙草、辣椒等被西班牙出口到亞洲的美洲作物。此時，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產品以茶葉、陶瓷和絲綢為主，印度出口到歐洲的產品以胡椒、肉桂、丁香等香料（ 佐料）為主。茶樹、胡椒、肉桂、丁香都是熱帶或亞熱帶植物，無法在歐洲生長，歐洲雖然在公元7 世紀開始生產絲綢，公元17 世紀開始生產陶瓷，但其品質暫時還無法達到中國陶瓷和絲綢的水平。另外，陶瓷易碎，絲綢易破，茶葉、胡椒、肉桂、丁香也都是每日常用的消耗品，所以歐洲市場對這些產品的需求是大量的、廣泛的、持久的。

亞洲賣給歐洲這么多商品，歐洲本來也打算向亞洲輸入等量的商品，以保持貿易平衡或盈余。不過，歐洲賣給亞洲的鐘表、望遠鏡、葡萄酒等亞洲不能生產的特色商品價格昂貴，消費者有限，“歐洲熱”時斷時續；鋼琴、羽毛筆、假發、緊身褲等歐洲特產則與東方傳統文化沖突，完全不被亞洲市場接受。即便是英國工業革命的主要成果――新式織布機織出的各種布匹，在亞洲也銷路不暢。以南京布和松江布為代表的中國布和印度布物美價廉，這些手工產品出自數量眾多、技藝精湛的家庭作坊群，在市場競爭中完勝英國工廠的產品，反而大量被歐洲商船帶回本土，把英國貨從歐洲市場上排擠出去。為了挽救在市場自由競爭中被亞洲家庭作坊打得落花流水的本國紡織工廠，英國被迫用行政命令，強行摧毀印度數以萬計的家庭紡織作坊，造成印度社會的嚴重動蕩，令一百年后的甘地切齒痛恨。在英國無法直接統治的中國，英國布只能靠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低價傾銷來維持市場份額，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850 年以后化學染料工藝成熟，使歐洲紡織品的顏色比中國紡織品更為多樣和鮮艷時才告結束。于是，歐洲列強只能源源不絕地向中國和印度市場注入以白銀為主的貨幣，以換取茶葉、胡椒等它們長期需求而又無法在本土生產的亞洲特產。

據巴雷特和阿特曼等經濟學家的統計，從公元1600 到1799 年的2 個世紀內，西班牙統治的拉丁美洲共生產了11.2 萬噸白銀，其中超過4 萬噸以各種渠道流入中國，流入印度的也有2 萬噸左右。也就是說，西班牙在美洲的經營開發，一大半都是在替中國和印度打工，西班牙人工作得越努力，中國和印度就越富裕，而西班牙自身則少有寸進。類似的事情，也在發生在其他歐洲國家身上。歐洲人冒著生命危險進行大航海和工業革命，亞洲人則安全地坐享其成。顯而易見，這是一種對亞洲極為有利的貿易模式，中國和印度可以經此持續獲得歐洲資金。難怪當歐洲人在中國和印度周邊大肆搶占殖民地的時候，并未受到這兩個亞洲大國的阻止，反而獲得一定程度的歡迎和鼓勵――有誰會拒絕人傻錢多、主動上門的主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