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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國際化;區域教育交流計劃;ERASMUS;UMAP
一、前言
當今快速發展的經濟引發了更多的國際交流與競爭,從而對產品競爭力和具有國際視野的勞動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經濟的發展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需求不斷加大,世界各個區域、國家、地區的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國際化模式。本文將嘗試借助層次框架理論,對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和亞太地區的UMAP計劃進行比較,界定其國際化層次,并試圖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分析教育國際化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系。
本文的研究問題包括:
(1)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ERASMUS計劃和UMAP計劃的參與人員、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等七個因素的國際化程度如何?
(2)ERASMUS計劃和UMAP計劃的國際化各自處于什么層次?
(3)教育國際化的以上七個因素之間是否存在聯系?
二、文獻綜述
(一)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產生
研究者們普遍傾向于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產生與全球化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有的研究者認為,經濟的全球化對教育的國際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甚至認為教育國際化的根源就是全球化。例如,Mongkhonvanit和Emery指出,信息技術與全球化的發展帶來了四種后果,即:一、對本土智慧的重新探究與倡導;二、努力提高產品質量;三、城市化的擴大;四、教育質量的倡導、國際化與提高(Mongkhonvanit and Emery, p.52)[2],將教育的國際化看作信息技術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產物。Davies和Guppy也認為教育的國際化是由全球化導致的結果之一,同時也是一個權力重新分配的過程;原來由中層的教育管理部門掌握的權力同時出現兩種轉移:向上轉移至中央政府,向下轉移至高校、教育改革組織等機構(引自Denman, p.101)[3]。徐輝指出,“一般意義上的國際化,應該是各國、各民族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關系的發展”(徐,p.62)[4],而“教育國際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國際間項目交流、研討和協作,以解決教育共同問題的一種發展趨勢”(同上,p.63)[5]。
(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內容與層次
1.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因素
周滿生指出,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包括六個基本要素,即:國際化的教育觀念、國際化的培養目標、國際化的課程、人員的國際交流、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一些教育資源的國際共享等(周,p.172-80)[6]。而Kerr認為教育國際化包括“新知識流、學者流、學生流和課程內容”(引自徐輝,p.63)[7]。劉道玉則指出,高等教育國際化主要包括四點:從質量上說,強調各國要提高大學的水準,使各國大學教育的水平具有可比性,并為國際社會所承認和接受;在空間上,強調大學的開放性,各國都要開放教育市場,既要到國外辦學,也要接納外國在本國辦學;在資源上,強調資源的共享性,各國要廣泛開展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做到揚長避短、互通有無;在理念上,要不斷更新教育理念、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使大學教育不僅要滿足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的需要,而且還要適應不斷變化中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引自李素敏,p.12)[8]。
2.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層次
研究者通常將一個國家的教育國際化分為深、淺兩個層次,“淺層次的國際化是指國際自然人的流動和學術互通;深層次的國際化包括教育模式、制度、理念的國際化”(徐、許,p.52)[9]。例如,徐嵐和許邁進以圖解對教育國際化的各個因素分屬哪一層次進行了說明:淺層次的國際化包括學生、教師、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的國際化;深層次的國際化包括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的國際化(見圖1,引自徐、許,p.53)[10]。
3. 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區域教育交流計劃
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浪潮中,許多高校制訂了國際化的策略,包括制定長遠的國際化戰略規劃、著眼于培養跨國的未來領導者、構建戰略聯盟等(陳,p.15)[11]。具體的國際化策略包括:積極發展留學生教育;加強教師交流工作;多種途徑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推進課程國際化;開展教育發展援助;嘗試國際合作辦學;強化外語教學(唐,p.81-82)[12]。
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區域教育交流計劃應運而生。在這些計劃中,大多數由從上至下的方式創建,即由國際組織或國家倡導建立,如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其他計劃則多以從下至上的模式、在一些高校或教育組織的引領下出現(Denman, p.99)[13],如亞太地區的UMAP計劃。
三、研究過程
(一)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
當今世界各個地區的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國際化模式,一些重要的區域教育交流計劃的顯著特點非常值得研究者注意。但是,在對高等教育國際化層次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將一個國家的教育國際化作為分析的對象,而很少考察區域教育交流計劃的國際化層次。區域教育交流計劃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利用國家教育國際化的研究結論對其各個方面進行分析具有可行性。
在歐盟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區域教育交流計劃當屬由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全稱為歐洲共同體關于大學生流動的行動計劃,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這一計劃作為世界上運行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區域教育交流計劃之一,已成為其他區域教育交流計劃效仿的典范,也是教育國際化研究最常用的參照之一。而亞太地區這一新興的經濟體內尚未誕生公認的最具代表性的區域教育交流計劃,因此本文選擇對這一地區影響范圍相對較大的UMAP計劃(全稱為亞太大學交流會,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進行研究。
本文將嘗試使用文獻法,以徐嵐和許邁進提出的層次理論為理論框架(下文簡稱層次框架),對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和亞太地區的UMAP計劃進行比較,討論其參與人員、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等七個因素的國際化程度,界定其國際化層次,并以此為出發點討論教育國際化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系。
(二)ERASMUS計劃與UMAP計劃簡介
1. 源起與目標
20世紀70年代,歐盟的前身歐共體倡導制定了JSP計劃(聯合學習計劃,Joint Study Programme),又于80年代推出ERASMUS計劃(全稱為歐洲共同體關于大學生流動的行動計劃,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以取代JSP計劃,彌補其不足之處(潘,p.41)[14],目的為“促進歐共體經濟一體化發展”(蔡,p.58)[15]。在1995年,歐盟正式制定綜合的蘇格拉底項目(Socrates Programme),將ERASMUS計劃列為蘇格拉底項目最重要的子項目計劃之一,意在“通過鼓勵成員國之間的合作來促進優質教育”(施、鄭,p.126)[16]。
UMAP(全稱為亞太大學交流會,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則是在AVCC(全稱為澳大利亞校長協會,Austral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的倡導下,由亞太地區多個高校聯合自發組成的。成立于1991年,目的為借助學生的流動和高校間交流,“促進亞太國家與地區之間不同文化、經濟及社會制度的相互了解”(cme.ntue.edu.tw/browse.asp?section=6&id=636)[17]。
2. 運行機制及學分學歷制度
ERASMUS計劃的資金由歐盟、歐盟成員國、參與院校共同提供,這一多方面的資金來源為促進學生交流等措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這一項目主要是為歐盟各國在學一年以上的大學生提供在歐盟其他國家大學的短期學習機會(3至12個月),由學生本人提出申請,學校直接選拔,學生、學生母校、留學目的學校三方之間簽訂學習協議(施、鄭,p.127)[18]。其他的主要措施包括:建立并啟動歐洲大學網絡,資助學生的交流和教師的訪問,鼓勵整合性的教學任務和共同課程計劃;以旅行費用和本國與留學目的國生活費用的差異為依據,資助學生項目;承認文憑和學習時間,以促進學生流動;對特定協會、提高留學意識的出版物、大學間合作等提供輔援助措施等(潘,p.42 )[19]。作為ERASMUS計劃的配套措施之一,歐洲學分轉換體系(ECTS)于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實行,并于1999年起逐步發展為“在學校、地區、國家和歐洲層面的學分累積系統”(施、鄭,p.127)[20]。在這一體系中,“各院校能相互承認學分、學歷文憑及學業年限, 并使各國大學課程制度相互銜接”(潘,p.42)[21]。此外,國家學歷認可咨詢中心(NARIC)的設立對互通計劃和學歷認可提供官方解釋(蔡,p.59)[22]。
UMAP計劃的資金來源比較單一,主要由會員院校提供。這一項目主要是向其成員國會員校正式注冊學生提供短期在其他成員國會員校的短期學習機會(10個月以內),其中學生母校與留學目的學校之間必須已簽署交換生協議;由學校與UMAP代表共同選拔。在留學期間,學生必須使用UCTS(全稱為UMAP學分轉換機制,UMAP Credit Transfer Scheme)(省略)[23],并每周上課12小時以上;在留學結束回國后,學生必須在一個月內提交成績單和學習報告(cme.ntue.edu.tw/browse.asp?section=6&id=636)[24]。
3. 政策保障與普及程度
ERASMUS計劃從一開始即具有相當完備的法律政策基礎。例如,歐共體(歐盟的前身)國家早在1958年即在《羅馬條約》的基礎上簽署了《歐洲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明確規定了“歐洲共同體通過鼓勵成員國之間的合作來促進優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共同體的行動目標包括在教育中建立歐洲維度(European dimension),通過鼓勵承認文憑和學歷來促進學生流動”(施、鄭,p.126)[25]。ERASMUS計劃運行中的各個階段也都受到明確規定的制約,例如上文提到的歐洲學分轉換體系(ECTS)和國家學歷認可咨詢中心(NARIC),以及促進各國教學與科研協作的大學學校際合作計劃(ICP)、促進外語培訓的LINGUA計劃、簽訂于1992年的促進成人教育及遠程教育合作的《馬城歐盟條約》等等
(蔡,p.59)[26]。不僅如此,隨著ERASMUS計劃的不斷發展,更多的法律政策得以及時制定實施,確保了ERASMUS計劃的不斷擴展與深化。其涉及對象極其廣泛,包括歐盟地區大多數高校的全日制學生,并正向更大范圍擴張,通過哥倫布計劃(Project Columbus)、TEMPUS系列計劃(同上,p.60)[27]、曼德斯計劃(Erasmus-Mundus)(施、鄭,p.130)[28]等與拉丁美洲區域、中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第三世界尤其是亞洲國家建立交流合作關系。
UMAP計劃作為一個自發的教育交流計劃,主要是通過為學生提供學費減免、簽證支持、食宿提供、學分轉換等優惠政策,來達到“消除學生交流中的問題及困難;以協會的形式促進教育交流合作由雙邊向多邊發展;加強并確保會員國院校之間能夠實現互相承認學分”(省略)[29]。其參與國家與地區目前包括澳大利亞、孟加拉國、文萊、柬埔寨、斐濟、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澳門、馬來西亞、墨西哥、蒙古、新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菲律賓、薩摩亞、臺灣、泰國和越南(省略)[30],并未包括中國大陸、新加坡、朝鮮、俄羅斯遠東地區等亞太地區重要的組成國家與地區,普及面相對狹窄。
四、討論及結論
(一)討論
通過以上研究過程可以看出,ERASMUS計劃與UMAP計劃之間各個因素的國際化程度具有顯著的差異。現根據層次框架對以上研究結果列表討論如下:
(二)分析及結論
在使用層次框架進行討論的基礎上可以看出,ERASMUS計劃與UMAP計劃的國際化層次具有顯著的差異。現對本文的研究問題回答如下:
(1)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ERASMUS計劃和UMAP計劃的參與人員、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等七個因素的國際化程度如何?
ERASMUS計劃的七個因素國際化程度均較高,而UMAP計劃的參與人員因素國際化程度相對較高,另外六個因素(包括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僅處于國際化初始程度。
(2)ERASMUS計劃和UMAP計劃的國際化各自處于什么層次?
在本文使用的理論框架中,淺層次的國際化包括學生、教師、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的國際化;深層次的國際化包括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的國際化(徐、許,p.53)[31]。因此可以得出結論,ERASMUS計劃的國際化已達到很深的層次,而UMAP計劃的國際化處于起步階段,層次較淺。
(3)教育國際化的以上七個因素之間是否存在聯系?
歐盟地區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層次極深,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經過數十年的發展與擴張,已經成為世界上運行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區域教育交流計劃之一。而這一現狀與該地區歷史、文化、社會、經濟模式等方面的特點是密不可分的。自從中世紀歐洲出現大學以來,歐洲化作為歐洲維度概念的雛形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傳統。在戰后新科技革命興起和國際競爭日漸激烈的背景下,面臨來自美國、日本等競爭伙伴的挑戰,歐洲共同體逐漸失去了以往的優勢(潘,p.41)[32]。由于歐洲化的傳統曾經“創造了歐洲大學過去的輝煌”(施、鄭,p.129)[33],因此歐盟將區域一體化作為重新獲取優勢的途徑,希望通過科技與教育的協作重獲這一輝煌。這就決定了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教育觀念國際化的程度較深。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相關的法律法規、運行機制、制度與措施等得以逐步制定,從而導致了其參與人員、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的國際化也處于較深程度。
與之相對,亞太地區作為新興的經濟體,并不具有區域合作的歷史背景,各個國家也多以提高本國競爭力為目標發展自身教育,而僅將區域內教育合作作為加強了解的途徑。因此,由于缺乏充分的歷史文化基礎,亞太地區尚未形成國際化的教育觀念,教育合作仍以人員交流為主要形式,處于較淺層次,而在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等方面的國際化程度較低。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即在層次框架中,教育觀念作為最根本的因素,決定了其他六個因素的國際化程度;換言之,區域教育交流計劃的國際化層次是由該區域教育觀念的國際化程度決定的。
五、小結
本文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區域教育交流計劃作為研究對象。在簡要回顧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起源、包含因素和不同層次的基礎上,借助層次框架理論,以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和亞太地區的UMAP計劃為例,討論區域教育交流計劃不同因素的國際化程度及交流計劃國際化層次的界定,并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分析教育國際化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系。本文的結論是,ERASMUS計劃的國際化遍及各個因素,層次較深;UMAP計劃的國際化僅限于人員因素,層次較淺;而教育觀念的國際化程度是交流計劃國際化層次的重要決定因素,決定了其他六個因素的國際化程度。
[參考文獻]
[1][3][13] Denman, Brian D. The Emergence of Trans-Reg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Schemes (TREES)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J].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Bucharest: 2001, (1). 95-106
[2] Mongkhonvanit, Pornchai, & Emery, Silvio László. Asia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J].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Bucharest: 2003, (1). 51-56
[4][5][7]徐輝. 國際教育初探――比較教育的新進展[M]. 成都: 四川出版集團、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5
[6]周滿生. 世界教育發展的基本特點和規律[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8]李素敏. 高等教育國際化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J]. 高等教育研究, 2009, (4): 11-14
[9][10][31]徐嵐、許邁進. 中韓研究生教育國際化的比較研究[J]. 比較教育研究, 2003, (11): 52-57
[11]陳浩. 論新時期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選擇[J]. 高等農業教育, 2008, (2): 14-17
[12]唐暉. 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研究[J]. 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04, (9): 81-82
[14][19][21][32]潘學來. 淺析歐共體/歐盟的“伊拉斯謨計劃”[J]. 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 2006, (11): 41-43
[15][22][26][27]蔡安成. 歐盟的發展[J]. 比較教育研究, 2001, (11): 58-60
[16][18][20][25][28][33]施曉光、鄭硯秋. 歐盟“伊拉斯謨計劃”及其意義[J]. 大學?研究與評價, 2007 (7&8): 126-130
[17][24]cme.ntue.edu.tw/browse.asp?section=6&id=636 [EB/OL]
作為出國留學咨詢業和教育培訓業的知名企業――北京金吉列出國留學咨詢服務有限公司與環球雅思連鎖學校北京總校率先在行業間發起成立“國際教育與留學服務聯盟”。3月3日,雙方為此舉行了隆重的成立大會,中國消費者協會、北京市消費者協會、北京市教委等有關主管部門的領導,到會祝賀并講話。“國際教育與留學服務聯盟”的成立,旨在通過聯盟提供的行業間的互動平臺,指導更多企業規范服務標準,重樹服務理念,順應市場需求,加強行業間的業務合作,鞏固中國教育業和留學服務業的力量。隨著當今社會出國留學咨詢業和教育培訓業的迅猛發展,現代客戶對教育縱深服務需求的不斷提高,人們不再只滿足從某一局部獲得諸如:國內語言培訓、海外院校信息、指導辦理簽證、得到海外幫助的服務。而是更希望得到一種高品質、高效率、快捷、全面一條龍式的專業化、個性化服務。因此加強行業間的合作與交流,整合行業間的資源,互補行業間的不足,已成為出國留學咨詢企業和教育培訓企業的必然選擇。行業聯手,強強合作,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教育產業應對WTO國際教育進入中國市場新挑戰的有力手段。
北京金吉列出國留學咨詢服務有限公司自成立以來,積極貫徹留學既是人才工程,更是良心工程的理念,全面實行現代企業制度,視客戶為自己的家人,率先在行業中通過ISO9001質量體系國際認證,與世界20多個國家的600多所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先后有中國前駐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法國、俄羅斯、日本、馬來西亞等國教育參贊親情加盟,同時,公司還擁有一支超過百人的高學歷、高素質的員工專業隊伍,每年為數十萬個家庭提供免費的咨詢服務,每年都有一大批通過公司的咨詢被英國劍橋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俄羅斯莫斯科大學錄取。同時,每年還有一批留學生學成歸國,投入到祖國經濟建設之中,2003年6月,中國消費者協會正式授權北京金吉列出國留學咨詢服務有限公司使用“3.15”標識,這也是截至目前全國唯一一家獲此授權的留學中介公司。同時,公司還先后獲得了“質量管理規范單位”、“誠信服務優秀示范單位”、“AA級信用企業”、“消費者滿意單位”等諸多榮譽。
環球雅思學校也是國內最大的英式教育機構之一,在全國擁有23個分校,每年培訓的學員超過10萬人次,大批的學生在雅思考試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卓越的師資隊伍和嚴格的管理體系使環球雅思連鎖學校在短短的幾年里發展成為國際教育行業的旗幟機構,并且成為評比公認全國十大名校之一。學校在英語教育新時代中不斷完善自我,精深業務和項目,始終領航中國國際教育行業。
作為教育市場同一供應鏈的兩個行業――北京金吉列出國留學咨詢服務有限公司與環球雅思連鎖學校北京總校發起“國際教育與留學服務聯盟”,就是要將參與各方的優勢共享,揚長避短,使聯盟成員各方的客戶享受到從國內培訓服務,到出國留學服務,再到境外跟蹤服務,最終回國就業的全程專業化一站式優質服務。從而最大限度的滿足客戶的需求,在市場競爭中實現資源最大化,利益最大化。聯盟成立之后,聯盟各方將舉行一系列的雙邊或多邊活動,屆時,將會有更多的客戶從這種聯盟體系中感受到更大的實惠和方便。
[關鍵詞]高等教育國際化 來華留學生 教育
伴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與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國家間在政治、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越來越頻繁。對于21世紀的高等教育來說,信息交流、人員交往、國際合作已成為大學的第四職能,國際化已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應對全球化挑戰和實現自我更新的要求,成為衡量世界一流大學辦學質量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有學者認為,外國留學生教育對我國能否贏得國際競爭中的“戰略主動地位”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發展來華留學生教育對于推進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意義
1.來華留學教育是中國大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楊福家先生曾坦言,影響中國大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原因至少有一個,就是中國的大學還沒有被人所了解、所理解。研究者認為,來華留學生規模太小,按目前國際通行標準,世界一流大學外國留學生至少應占在校學生總數的15%以上,即使中國的清華、北大也遠未達到此標準,這是制約我國大學進入世界一流的因素之一。因此,發展來華留學教育對于推進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有著重要影響。
2.加強和促進與世界不同文化間的理解和交流。發展來華留學教育可以形成國際化氛圍,當中國高校的校園中出現越來越多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就必然會有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碰撞,加深學生對異域文化的理解、包容,開闊思維、視野,也有利于彼此取長補短、吸取不同文化的精華。
3.留學生教育是獲取經濟利益和智力資源的有效手段。留學生教育能夠拓寬高校的經費來源渠道,給高校帶來經濟收入,緩解政府對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的壓力,促進高等教育制度建設和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
二、我國留學生教育現狀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的高等教育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我國20世紀50年代開始招收留學生,目前留學生教育已進入公費和自費等多種形式、非學歷和學歷教育等多種層次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盡管如此,我國一流大學的國際學生比例遠遠低于世界一流大學的平均水平,并且留學生培養在規模、層次、多樣性方面還有待發展。留學生招生規模小,并且主要來自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1989年國家教委《關于招收自費來華留學生的有關規定》,允許高校根據國家的有關規定自主決定留學生的招收和錄取。1992年起,教育部制定和下發了一系列文件和規定,逐步將留學生的錄取權、懲獎權、休退學權、對外交涉權交給了學校,招收自費生的規模、專業、收費標準均由學校自行決定,這些都為新時期高校來華留學生教育事業的發展拓展了一定的制度平臺。為實現《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教育部在2003年確立了“擴大規模、提高層次、保證質量、規范管理”的來華留學工作思路,截至2003年12月31日,在華的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共計175個國家的77715人。目前,我國留學生教育的規模和質量都在穩步發展,不少高校在實踐中根據自身實際探索出了不同的留學生工作思路,但存在和面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1.目前我國絕大多數專業課程設置與國外同專業的課程設置有較大差別,從而出現了留學生在本國所學課程與我國所學課程銜接不上,學分得不到承認等情形。為了提高留學生教育的廣度和彈性,為來華留學生學習提供更廣闊的選擇空間,需要加快學科課程、教學語言的國際化。科技的迅猛發展導致大量交叉學科、邊緣學科、中介學科的出現,大學科、寬專業已經成為國際上通行的學科設置方法,而目前各高校的學科面普遍偏窄,學科目錄和專業設置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原高等教育專業設置模式的影響。因此,我們應根據國際形勢及時調整課程,以適應學生的需要。
2.當前我國留學生教育的授課語言仍然以漢語為主,對于漢語語言、文學專業之外的學生來說,這增加了他們學習的難度,也不利于師生掌握國際交流、學術對話的工具,因此學校應當加強外語教育,支持教師進行雙語教學和使用國際教材。
3.留學生教育的發展,需要豐富優質的留學生生源,獎學金設置的狀況無疑是影響留學生生源的重要因素。我國留學生獎學金來源渠道單一,標準較低,遠不及國外一流大學,這是留學生主要來自韓國、日本等亞洲發達國家,并以自費學習中國語言文化者為主的原因之一。擴大留學生獲得獎學金的范圍,提高資助額度。完善具有專業、層次導向的獎學金制度,發展優勢學科的留學生教育,提高留學生培養層次,將留學生工作納入學校學科建設和學校發展的總體規劃中。
4.增進國際理解與促進文化交流是留學生教育參與學校國際化建設尤其重要的途徑。但目前,留學生的地位仍處于邊緣,他們的學習、生活、住宿活動被集中安排和管理,獨立于學校的主流生活和校園文化之外,甚至有很多的留學生住在校外,更勿論對學校國際化校園文化發揮作用,這有違于高校國際化和留學生政策的初衷,也是資源的浪費。因此,學校應當采取措施促進留學生融入學校整體的學習、生活中。例如盡量使留學生與本地生學習、生活在一起,增加交流的機會,增進彼此的理解,同時幫助留學生盡快適應來華生活。例如為留學生增設國際教育課程,尤其是針對外國人的中國社會文化課程。再例如,成立留學生協會,為留學生開展自己的文化活動提供更寬闊的平臺,使留學生更多地參與到學校的文化建設中。
三、發展我國留學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有學者認為,當我們稱某一國家的教育事業國際化了的時候,就意味著該國的大學教育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和教育質量,因而得到其他民族國家的承認和重視;該國的大學教育具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能夠培養面向世界的優秀人才;該國的大學教育具有足夠的彈性,能夠向世界開放,與世界各國交流,既能輸送本國學者和留學生,又能接納外國學者和留學生。因此,如何做好外國留學生的教育是推進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關鍵所在。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政府和學校都要更加重視外國留學生教育,并爭取得到社會有關方面的支持。
2.外國留學生教育在繼續擴大規模的同時,應將發展的重心向提高留學生的培養層次轉移。
3.有效解決留學生的學習費用問題。可以考慮允許在我國進行全日制學習的外國留學生兼任一定的勞務,允許外國留學生經過合法的申請程序在我國的產業、經濟、文教等部門做一些兼職。
4.整合國內外高等教育資源,采用靈活多樣的培養方式,按學科和專業來聯合培養留學生,實現優勢互補。通過校際交流、聯合辦學的留學生教育政策實現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提高學校的國際聲譽。
5.完善師資培訓制度,培養出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
6.建立完善、科學的教學評估制度。
7.建立完善的服務管理體系,提高大學行政效率,為來華留學生提供全面信息和更好的服務。積極把握留學生教育為學校帶來的管理制度創新契機,提高高校留學生跨文化管理水平,培養教職人員的國際化辦學理念。學校可以開設相關培訓課程,幫助基層管理人員了解和掌握不同民族文化的習性和思維方式,學會尊重和包容文化差異,淡化管理工作中的中國式權威,并將不同文化的特質整合到學校的教學、科研和服務當中,逐漸形成國際化的長遠理念。
8.適當放寬對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限制,允許一些實力強、質量好、口碑好的民辦高校招收留學生,擴大高校之間的有序競爭,通過競爭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
我國有著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底蘊,擁有一批高水平的大學,中國科學技術的總體水平已站在了世界前列,科技實力越來越強,在很多領域甚至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原創性研究越來越多,有著許多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借鑒的好東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經濟穩固發展、教育改革順利進行、高等教育質量越來越高,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巨大的教育市場,并且隨著我國在處理世界事務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各個國家與我國打交道的機會越來越多,需要掌握漢語的人將進一步增多,漢語熱已席卷而來[5]。在這大好時機下,我們應加快發展留學生教育,將它真正納入各高校建設的整體規劃中,從而推動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
參考文獻:
[1]陳昌貴.國際合作:高等學校的第四職能――兼論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J].高等教育研究,1998,(5).
[2]李五一,刑永富.入世背景下中國教育前沿問題研究[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108.
[3]胡志平.大力發展我國留學生教育提高我國國際交流水平[J].中國高教研究,2000,(3).
【關鍵詞】高校 交流與合作 教育體系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06-0015-02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斷的提高,于是,人們對于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的要求都在逐漸提高。這也是近些年來教育問題一直被各界人士所關注的原因之一。要想使高校培養出來的人才符合我們當今社會的實際需要,實現高校國際合作與交流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由此可見,構建高校國際合作與交流體系對高校教學效率和質量的提高顯得極其重要。
一、高校國際交流與合作的現狀探討
在一些發達國家,國際交流與合作這一教育形式的運用是比較廣泛的,這也取得了較好的成效,這也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競爭力強的原因之一。分析這些在高校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受益較多的國家的實際情況可以發現,這些國家大多數都對國際交流與合作這一事情非常重視,因而投入了較多的人力和物力。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向這些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借鑒其在教育方面的一些經驗,以此來完善我國高校的教學制度。
就我國目前的高校教育情況來看,多數高校對教育的重視程度雖然非常高,但是,教育的形式、機制以及制度都比較落后。許多高校沒有意識到進行國際合作與交流對于其人才培養工作的重要性。
二、高校人才培養發展趨勢分析
我國屬于一個人口大國,這是我國的優勢也是劣勢,因此,對于人才的培養我們必須要注重培養高素質、高品質、具有國際發展潛力的人才。可見,人才走向國際是一個必然的趨勢,這也就對高校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高校應該不再將目光僅僅停留在知識教育上,而是將一些精力放于國際高校之間的交流中來。從更深層次上來說,高校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是未來教育的一個發展趨勢,也是我國在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一個重要前提。
三、建立高校國際交流與合作體系的相關策略探討
(一)提高各高校對國際交流與合作的重視度
現階段,多數高校還沒有與國際上其他高校之間密切的、長期的合作交流制度,其主要原因是因為相關的高校領導對這一事情還不夠重視,對其投入的精力也比較少。但是,隨著各行各業逐漸走向國際舞臺,教育也逐步實現了國際化,傳統的教學方法已經不能夠滿足我國實際發展的需要了。因此,要想培養出符合社會發展實際需要的人才,各高校需要提高對于國際交流合作工作的重視度,將一部分工作重心轉移到這一工作中來。
(二)政府出臺一系列相關的政策
高校要想做好其教育工作,缺少了政府的扶持是萬萬不能的。特別是對于一些在國際領域處于較低地位的高校來說,憑借其自身力量要想與國際上的其他高校進行交流與合作,是很難做到的。而這就很有可能導致人才浪費的現象發生,不利于我國的人才培養。
(三)建立完善的制度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切實可行的制度是一切集體良好運行的重要保障。同樣,各高校在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時,如果缺少了切實可行的制度可以遵從,高校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工作的真正目的就很難達到了。因此,各高校需要建立相關的制度,為其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提供切實可行的依據,具體可以參考國際上一些成功的案例,并結合其實際情況來進行制定。
(四)建立專業的隊伍
良好的管理隊伍、師資隊伍對于高校的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當今這個知識、技術都在不斷更新的時代下,專業隊伍的建設工作更是必不可少了。具體從事國際交流與合作的人員應該具有專業的素質,充分重視教育交流合作這一工作。因此,各高校應該建立相關的專業隊伍,定期對相關人員進行知識、技能的培訓,提高其整體素質,以此來更好的為高校國際交流與合作服務。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在國際競爭中面臨著來自世界各國的競爭壓力。特別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變得更加多元化、多極化。這對于高校的人才培養方式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其逐步適應國際競爭環境,跟上國際教育的腳步。這便需要各高校在其傳統的教學方法上作出改進,開始于國際之間進行交流與合作。本文主要就高校國際合作與交流體系的構建進行了探討,希望對高校的人才培養工作有所啟發。以上均為本人的個人觀點,希望同行能夠給予指導性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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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留栓.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及其中國特色之路 [J].上海高教研究,1998(3):20.
[4]曾天山.中國教育改革進展報告2012[M].北京: 教育科學出版社,2013:326.
[5]衛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339.
[6]新華社.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N].人民日報, 2014-11-07(1).
[7]劉寶存.“一帶一路”中教育的使命與行動策略[EB/OL].(2015-11-05)[2016-12-23]. http:///ztk/wh/slxy/31215/Document/1453964/1453964.htm.
[8]金巍.梅花與牡丹:“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國文化戰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9]鄭剛,劉金生.“一帶一路”戰略中教育交流與合作的困境及對策[J].比較教育研究,2016(2).
[10]李星云.“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我國高等教育的困境及發展路徑[J].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5).
[11].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17.
[12]楊恕.關于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教育交流合作的戰略思考[J].比較教育研究,2015(6):5.
[13]陳鵬.“一帶一路”提速高等教育國際化[N].光明日報,2015-08-04.
[14]曾君.“一帶一路”為國際教育合作開辟新天地[N].光明日報,2015-08-09.
[15]柯森.“一帶一路”背景下教育對外交流合作研究淺識[J].比較教育研究,2015(6).
[16]曾天山.開放教育筑基“一帶一路”國家戰略[J].比較教育研究,2016(5).
[17]白鷺.“一帶一路”戰略引領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路徑探討[J].新西部(理論版),2015(15).
[18]周滿生.“一帶一路”與擴大教育對外開放[J].比較教育研究,2015(6):2-3.
[19]王焰新.“一帶一路”戰略引領高等教育國際化[N].光明日報.2015-05-27.
[20]SHAOHUA YAN. Why the ‘One Belt One Road’Initiative Matters for the EU[EB/OL]. (2015-04-09)[2016-12-23].http:///2015/04/why-the-one-belt- one-road-initiative-matters-for-the-eu/
[21]周谷平,R閱.“一帶一路”戰略的人才支撐與教育路徑[J].教育研究,2015(10).
[22]辛越優,倪好.國際化人才聯通“一帶一路”:角色、需求與策略[J].高校教育管理, 2016 (4):80-81.
[23]文君,蔣先玲.用系統思維創新高校“一帶一路”國際化人才培養路徑[J].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5(5).
[24]羅亞萍.“一帶一路”新形勢下教育發展新思路[J].新絲路,2016(15).
[25]BFA RESEARCH & TRAINING INSTITUTE.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Vision and Action Plan[EB/OL].(2015-08-16)[2016-12-23].http:///u/cms/www2/201506/121051 50wofz. pdf.
[26]孫存良,李寧.“一帶一路”人文交流:重大意義、實踐路徑和建構機制[J].國際援助,2015(2).
[27]邢光遠,汪應洛.“一帶一路”教科文先行的戰略思考與資金保障[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
[28]王德祿.怎樣在“一帶一路”上與發展中國家共建科技園?[J].中關村,2015(8):84.
[29]劉強,荊曉麗.期待“一帶一路”開辟留學新路[J].神州學人,2015(10).
[30]王娟.高校國際化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對接――基于高校來華留學教育的研究[J].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6(5).
[31]周乾憲.報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明顯增加[EB/OL].(2016-12-14) [2016-12-29].http:///fortune/2016-12/14/c_1120118879.htm.
[32]丁姍.“一帶一路”上的教育先行軍[N].新華日報,2015-05-29(20).
[33]楊小卜.“一帶一路”戰略下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J].科技與企業,2016(1).
[34]田惠敏,曹紅輝.“一帶一路”的動因與挑戰[J].全球化,2015(6).
[35]賈少學.“一帶一路”科技人文交流趨勢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5(6).
[36]林躍勤.“一帶一路”構想: 挑戰與應對[J].湖南財政經濟學院學報,2015(54):12.
[37]祁亞輝.教育合作:鞏固和拓展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J].東南亞縱橫, 2015(10).
[38]吳曉松,鄧孛,王書夢,等.橋頭堡戰略與云南發展研究――以區域特色的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服務貿易、能源合作為視角[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4:15.
[39]劉復興.做好與“一帶一路”戰略相適應的教育政策規劃研究[J].比較教育研究, 2015 (6):8-9.
[40]muniqué:2009 World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The New Dynamic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M].Paris: UNESCO,2010:5.
[41]UNESCO.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sion and Action and Framework for Priority Action for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M].Paris:UNESCO,1998:10.
[42]衛志民.“一帶一路”戰略:內在邏輯、難點突破與路徑選擇[J].學術交流,2015(8): 112.
[43]劉靜.“一帶一路”鷴員塵跋巒平滇緬教育合作的現狀、挑戰與前景[J].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15(4):123-144.
[44]段從宇,李興華.“一帶一路”與云南高等教育發展的戰略選擇[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4(5):133-135.
[45]國玉奇,羅舒曼.“一帶一路”推動區域國別研究和俄語教育改革[J].中國俄語教學,2015(3):18-22.
[46]穆虹.推進“一帶一路”建設[J].中國經貿導刊,2015(12月上):13.
[47]張蘊嶺.如何認識“一帶一路”的大戰略設計[M]//張潔.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2015):“一帶一路”與周邊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