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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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茶文化范文第1篇
可是在祁門紅茶的家鄉安徽省，該省糧食廳1965年印制的10市斤的“安徽省通用糧票”，票面則是采茶姑娘采茶的圖案，可算是突出了安徽的“祁紅”名茶，可見安徽在計劃經濟時期，在糧食極度匱乏的年代，并沒有忘記名聞遐邇的“徽茶”，也足見茶葉在安徽省的重要地位。10市斤的安徽省通用糧票為橫式，四周有花邊，四個角落各印空心的阿拉伯數字“10”字。頂端印有“安徽省通用糧票”，左中印有“拾市斤”字樣，右中為采茶姑娘采茶圖，在“拾市斤”與“采茶圖”上面蓋有一圓形“安徽省糧食廳”繁體字印章。糧票下端印“1965”。
在商品極度匱乏的年代，不但糧食供不應求，許多副食品亦供不應求。因此，向國家多售糧食，能獲得一定量的“獎售糧食專用票”，它與緊缺物資掛鉤，可以買到專用化肥、專用香煙等緊俏物資。而茶葉在許多地方已成為生活必需品，也同樣供不應求，所以茶農向國家交售茶葉，政府發給一定量的“獎售茶葉專用票”，簡稱“獎售茶票”，給予一定原糧，鼓勵、支持及保障茶葉生產。
安徽省糧油食品局曾于1988年發行了“茶葉收購掛鉤糧票”，一套4枚，面額分別為原糧壹市斤、伍市斤、壹拾市斤、壹佰市斤。下還有“定購價、定點供應”等字樣。再下面印有“有效期：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字樣。正中蓋有長方形印章“祁門縣糧油食品局票證章”字樣。背面蓋圓形公章“安徽省祁門茶廠大坦收購站”。
涼茶文化范文第2篇
隸事游戲作為一代文化風習，表現了南朝士人對博學的特別推崇。這種推崇，是以學術主流的弱化和史學的繁榮為背景的。隸事在形式上逐漸向考試方向靠近，則與南朝察舉制的復興有關。隸事風習直接影響文學創作，掀起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使典用事的，具體表現為用典繁密、追求生新、涌現了大批隸事形式的詩作等。
【關鍵詞】 隸事 學術主流 史學 察舉 策試 用典
南朝是一個文學日益新變的時代。除聲律說外，使事用典的勃興，無疑是當時文學新變中頗為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這種現象的產生，是由風靡一時的隸事游戲直接促成的。而隸事游戲作為一種表現博學的文化風習，又與學術思潮的變遷、察舉制度的復興等文化、政治背景息息相關。本文關于齊梁士人隸事風氣的討論，即圍繞這些問題展開。
一 齊梁文人的隸事風氣
隸事又稱策事，原指南朝文人聚會時的一種娛樂活動。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正集》卷二十三《華陽博議下》曰:“六代文士之學，有征事，有策事。……策者暗舉所知，令人射覆，中者為優，如沈約得三，劉顯失一之類是也。齊梁之交，此風特盛，亦猶晉之清言。”以策事比清談，足見其在士人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最早煽起隸事之風的，是南齊權臣王儉。《南齊書》卷三十九《陸澄傳》:
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仆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仆。”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后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嘆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機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后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① 又《南史》卷四十九《王諶傳》附《從叔摛傳》:
諶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后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
從以上材料大致可以看出，所謂隸事，就是分門別類列舉與某事物有關的典實，以多者為勝，勝者往往可獲一定獎賞。主持其事的人多具有較高地位或聲望，出題后，參與者或以筆疏，或以口陳，較其多少以定優劣。應該說，這樣的游戲，并沒有太大難度，只要泛涉群書，博聞強記，便可勝出。它所較量的，僅僅是一個人的博學程度。
首倡隸事之風的王儉，正是一位學問淵博、號稱“一代宗師”的學者。據《南齊書》本傳載，其幼年即“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熟悉歷代典籍;二十二歲上表求校墳籍，撰成《七志》四十卷，獻于朝廷;齊臺建，領吏部尚書，“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 ② 。以王儉的博學多聞，喜歡隸事這種矜奇炫博的游戲，自是理所當然，他本人也確實每以博學自矜。身為東晉王導之后，本屬一流高門;又因輔佐蕭道成取宋自立而位進三公，權傾一時;再加上他本人的學術文化修養，王儉在當時士林極具影響力，所謂“衣冠翕然”、“朝野慕之” （《南史》本傳） 。一時才學之士，如名傾天下的“竟陵八友”等，或為幕僚，或為賓客，紛紛奔走于王儉門下。隸事之風，既經府主煽起，隨即擴散到士林，自是順理成章之事。梁武帝蕭衍曾為王儉東閣祭酒，必定經常身與其事，只是當時名位尚輕，未有出色表現;即位之后，尤喜召集文士，以策事為樂:
……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云、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余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見用。…… ③
蕭衍雖也號稱博學，躋身“竟陵八友”之列，然其學問文章在王儉座中和蕭子良幕下，都算不上出類拔萃，多少有些受壓抑的遺憾。即位以后，挾貴爭勝，以滿足長期潛伏的虛榮心。范云、沈約與蕭衍久相游處，深知其心態，故能引短推長，以博取歡心。而劉峻狂放不羈，搶了皇帝風頭，使滿座皆驚，更招來武帝嫌惡，致使一生郁郁不得志。可見，隸事雖為一種游戲，其勝負在時人心目中，卻有重要地位，上自皇帝和達官顯貴，下至普通士子，都想爭勝擅名。沈約雖老于世故，卻也終于掩飾不住爭強好勝的本性，結果深深得罪了武帝。《梁書》本傳載:
……約嘗侍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
只是由于情感的偶然流露，才學隱藏得不夠徹底，險些遭來一場橫禍。像蕭衍這樣一心想在學問才藝上爭勝的君主，在南朝之外，是非常罕見的。而齊梁隸事作為一種純粹較量博學的游戲，不但此前罕見，此后也鮮有嗣響。換言之，南朝士人似乎比其他時代更為崇尚博學。“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 ④ ，正是躬逢其世的士人對這種風氣的很好概括。那么，南朝為何如此崇尚博學?這種風氣為何不發生在兩漢或魏晉?其中有沒有歷史的必然性?下文擬就此展開討論。
二 博學之風與學術主流的弱化
早在春秋時期，士階層便形成了推崇博學的風氣。這種風氣，經過孔門師弟的大力宏揚，逐漸積淀為秦漢以后封建儒士的傳統人格。當然，這種博學傳統，隨著不同時代學術風氣的變化而有不同的表現形態。兩漢的主流學術是經學。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立為官學的今文經學已成利祿之途，并逐漸走向煩瑣支離和讖緯迷信;又困守一經，門戶森嚴，嚴重束縛了士人的思想，正如班固所批評:“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后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 ⑤ 在這樣的學風之下，士人自幼及老，篤學一經，無暇他顧，學業之專門，視野之狹窄，也就可想而知了。今文經學的繁瑣、保守和迷信逐漸引起不滿與批判，流傳在民間的古文經學開始吸引著士人更多的興趣，到東漢便出現了桓譚、班固、馬融、蔡邕、鄭玄等古文經學大家。與今文家相比，古文家多不專治一經，講究博學融通。然而，這種博學，大體還是在經學范圍之內，以及與經學關系密切的小學、史學等。畢竟，經學還是漢代的主流學術，社會價值的評判標準還是儒家觀念。因此，盡管東漢以來的儒士比西漢的今文家更為淵博，這主要仍是指經學知識的淵博，像班固、王充、張衡那樣九流百家無不窮究的大學者，畢竟還是少數。這是由兩漢的統治政策和學術風尚決定的。
曹魏正始年間，名士盛集洛下，何晏、王弼祖述《老》、《莊》，大煽玄風，遂使玄學成為魏晉時代的主流學術。玄學是精微玄遠之學，以探討事物之根本原理為宗旨，非有高才穎悟者，則不能窺其門墻，更遑論登堂入室。所以創立玄學以及善于談玄者，都必須有非常之才，學之淵博與否，倒在其次了。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 ⑥ ，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辯能言”⑦ ，郭象“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 ⑧ 。可以看出，這些精玄理、善玄談者，都聰穎早慧，天賦超出常人。在崇尚自然的魏晉人看來，得之于自然稟賦的才，顯然比得之于后天修習的學更可貴，更能體現人的個性和價值。因此，就玄談說，才重于學;就當時士人的社會聲譽看，才高者重于博學者。所以劉劭《人物志》品第人物，把自然才性作為衡量標準;傅嘏、鐘會等更就才性離合異同關系展開討論。人物品評，也往往以才為重要依據，甚至出現了以才自矜而不愿讀書問學之士。《世說新語》卷上《文學》:“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嘆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后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 ⑨ 天賦再高的人如果不具備一些基本知識，也是很難有創獲的，后天研習有助于才的發展。這是學的必要性，魏晉時期也不乏博學之人。然而就整個社會風尚來說，才學兼美者固然最佳;如果必選其一，其高下輕重，還是判然有別的。
南朝學術，沒有像兩漢和魏晉那樣出現主流，因而給人相對平庸的感覺。經學的衰微，從漢中葉開始經魏晉而至南朝尤甚。當時“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 ⑩ ，沈約撰《宋書》、蕭子顯撰《南齊書》都沒有設《儒林傳》，足以說明這一點。至于玄學，盡管南朝談玄之風依然很盛，然而玄學發展的輝煌時期早已過去。即使是一流談家，大多也只是陳述前人之說，而缺少開疆拓宇的能力。士人熱中于談玄，只是一種知識、門第的炫耀而非對真理的探索和對創新的追求。學術一旦不能創新，便沒有發展，缺少活力，自然不會形成時代潮流。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于京師開儒、玄、史、文四館，各自聚徒授業，正說明傳統的儒學已喪失獨尊地位，盛極一時的玄學也退出了學術的中心。這對南朝士人學無專攻，追求泛觀博覽，顯然是一個有力的促進。因為思想失去權威，學術主流淡化，沒有一門學科能吸引士人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個體才性和創造力既得不到充分發揮，便只能轉入文學藝術中去。于是，在學術領域，士人“很容易把自己的思路引向拓寬見聞，在知識的陌生處尋找過去未曾涉足的領域，在更深更廣處獲取知識開掘的驚喜和樂趣” 11 。經學傳統也好，玄學義理也好，都不再是士人唯一的棲身之處，而是與天文、地理、歷史、律令、山川、鳥獸、草木一樣，成為人們獵取知識的對象。在這種風尚之下，士人每以博學自矜，在集會中數典隸事以爭高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考察南朝的博學之風，還要關注史學的影響。與兩漢相比，魏晉南北朝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當然，這種發展，并非呈均衡態勢。大致來說，魏晉時期只是逐漸上升，到南朝則有突飛猛進之勢。《隋書·經籍志》把史部分為正史、古史、儀注、雜傳等十三類。正史67部中，魏晉16部，南朝31部;古史34部中，魏晉11部，南朝18部;儀注59部中，魏晉5部，南朝46部;雜傳217部中，魏晉63部，南朝103部。其它各類也大致相似，南朝的數量都遠遠超出魏晉時期。其實，這樣的統計還是保守的。南朝文運極盛，皇室諸王都盛藏圖書，經侯景之亂，多毀于戰火。僅就梁代來說，據周一良考證，“隋志著錄反不如阮孝緒所列梁時史籍為多。徐崇所輯《補南北史藝文志》中的南北朝著作，也有十之六七不見于《隋志》。魏晉南北朝史書的撰述，可以說在梁朝達到了高峰” 12 。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那么，從數量上比較，魏晉和南朝懸殊會更大。也就是說，南朝史學的局面比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更為繁榮。史學已與儒學、玄學、文學一樣成為當時士人基本的文化修養。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南朝有許多并非史家，甚至連士人也算不上，卻專好讀史之人。《宋書》卷七十四《沈攸之傳》:“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梁書》卷七《高祖郗皇后傳》:“后幼而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顏氏家訓·勉學》:“東莞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沈攸之一介武夫，素無學問;郗皇后閨中碧玉，閑習女工;臧逢世軍府小吏，官濁位卑。雖貴賤有別，身份各異，但對史籍的愛好，則殊無二致。可見，南朝史學的繁榮，不僅表現在史家紛涌，史著激增，也表現在整個社會對讀史的重視和對歷史知識的普遍興趣。正是這兩方面的結合，才造就了這一時期史學“門千戶萬，波委云集” 13 的局面。這種局面，對南朝的博學之風，無疑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從史家來說，歷史演進的每一過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應在史書中得到記載或表現。因此，博學多聞是史家最基本的素質。從史家之外的士人來說，由于史書包羅萬象的內容，“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 14 ，士人對史籍的普遍研讀，自然會開闊其眼界，豐富其學識。一個人是否博學多聞，精識強記，最能從其歷史知識中表現出來。在南朝士人的隸事游戲中，經常可以看到有“策經史事”、“問《史》、《漢》事”等記載，正是由于這個原因。
三 隸事與策試
南朝何以崇尚博學，已如上所論。這種博學之風，為何以隸事形式表現出來?名士交會，為何以隸事為樂?這似乎與南朝察舉制的復興有關。
從漢代開始到隋朝科舉制產生之前，察舉制是王朝選官的重要形式。察舉科目繁多，而與王朝政治、社會生活和士人仕宦前途關系最密切的，是歲舉（常科）中的秀才、孝廉二科。在很長時期內，歲舉皆無考試之法，被舉者經審核后直接授官，因此強調被舉者的吏能、功次，知識文化水平并不占重要位置。自漢順帝實行“陽嘉新制”后，應孝廉舉者必須通過以經學為主的文化考試 15 ，方可授職。某種專門的知識開始成為入仕的必要條件。西晉時又規定“舉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選” 16，顯然是陽嘉新制的繼承和發展。自此以降，察舉中最重要的秀才、孝廉二科，都必須經過嚴格統一的由朝廷主持的射策、對策等文化考試（簡稱策試），文化知識越來越成為察舉的重要內容。孝廉試經術，秀才試文辭（箋奏）漸成通例。
察舉制在原則上是按擇優制程序來選擇和錄用官員的，比起先秦的世卿世祿制、漢初的門蔭制和任子制來，在抑制身份特權、官位世襲等非理性行政因素時顯然具有較大的進步性。魏晉之際，隨著世家大族勢力的發展，高門子弟只要憑借父祖權勢便可輕易獲得入仕清途，既無試職累功之法，又無經術奏箋之試，很快就能躋身于高級官僚之列。這必然對察舉作為士人入仕正途的舊日地位構成沖擊。東晉之時，皇權微弱，門閥世族權力極度膨脹。世家大族既可平流進取，坐致公卿，自然不屑于察舉入仕;維護皇權和官僚體制有效運轉的察舉制衰落到歷史最低點。與此相應，原來日益成為察舉中心環節的秀孝策試也日趨荒廢。元帝有意恢復察舉考試，于是“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結果，“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 17 ;其后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依舊策試，結果還是一樣，“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唯（谷）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 18 ，足見因察舉不振引起策試的低落。
自從寒門出身的劉裕憑借武力奪取帝位之后，東晉門閥政治終于為南朝皇權政治所代替。與此相應，限制門閥特權，恢復選賢任能的察舉制的呼聲日益高漲。在這種背景之下，一度極為低落的秀孝察舉又出現了復興勢頭。不僅由察舉入仕者數量激增，高門大族也不再輕視察舉，而是積極投身其中。作為察舉重要環節的策試也得到高度重視，皇帝往往親自主持以示尊崇。如宋永初二年二月，“車駕幸延賢堂策試諸州郡秀才、孝廉” 19 ;孝建三年二月，“策孝秀于東堂” 20 。南齊永明四年春正月辛卯，“車駕幸中堂策秀才” 21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詔研策秀孝，考課百司” 22 。由于策試是在中央朝廷舉行的，表現優異者往往立刻傾動公卿，甚至上達天聽，對士人的仕宦前途影響極大，自然會得到應舉者的高度重視。《初學記》卷二十《薦舉第四》引《梁劉溉等儀賢堂監策秀才連句詩》曰:“雄州試異等，揚庭乃專對。顧學類括羽，奇文若錦繢。”按“顧”當為“碩”之訛。“碩學”與“奇文”相對，都是對策者必備的素質，以及據以擢第的標準 23 。考官既以此期望應試者，士子更希望以此獲得賞識。南朝是一個崇尚博學和文采的社會，士人的仕宦前途與其文化風習在考察博學和文辭的策試中交融匯合。而隸事作為風行士林的游戲，正是這種交融的自然產物。
在隸事游戲中，主持人多為有聲望地位者，相當于科場考官，由其出題。參與者則如舉子，各各依題列舉相關典故，多多益善。答題形式，既有口對，亦有筆疏，這也與策試一致 24 。到了梁代，隸事已多稱為策事，更可看出其與策試的關系。秀才策試多策五題，孝廉明經則史傳未有明文。然《通典》卷十六《選舉四》載梁時沈約論選舉，有“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之語。秀才對五問，西晉已是如此，南朝沿襲未改。孝廉答一策，則史無例證。閻步克以為“一”是“十”之誤。秀才對策重文辭，故五問已足;孝廉明經靠博學強記，故十問方可 25 。如果結合北朝制度來看，閻步克的觀點是可信的。《北齊書》卷四十四《儒林傳》序:“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可見北齊孝廉試需射策十條。又《北齊書·儒林·馬敬德傳》:“依秀才策問，唯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并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進一步證明孝廉明經策試，需答十問。這是一種成熟、定型的考試形式，或于南朝有所借鑒。南朝隸事，最初只是在府主與僚友之間進行的游戲，內容既無定準，所策之事也不限量，而是多多益善，以至于有達百千條者。這種游戲發展到后來，不但參加者的身份有了變化，形式也越來越規范，考試的意味日益增強了:
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于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 （《梁書》卷四十《劉顯傳》）
云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沛國劉顯質問十事，云公對無所失，顯嘆異之。 （《梁書》卷五十《文學下·陸云公傳》）
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 （《陳書》卷十九《虞荔傳》）
以上材料表明:第一，策事內容不再隨意，而多取于經史;第二，數量不再以多為勝，而以十事為常，一如孝廉、學校策試。唐代明經考試以及學校試經，也以十問為常，當源于此;第三，主事者依然為社會名流，而應策者不再為同輩僚友，而是多晚輩后生，甚至是垂髫童稚。綜合這幾點，可以推斷出，由于受了南朝察舉考試制度的影響，原來只是的隸事活動，越來越帶有程式化的考試性質。童稚后生就社會名流策經史事，一方面是為了考察子弟后進的才性學養，是當時世族裝點門面、周旋酬酢的重要項目，另一方面也是對察舉考試的一種體驗、模仿、學習，是培養教育子弟的重要方式。士族文化風習與家族門第前途的無間相融，促成了隸事的風行，并在形式上一步步向考試方向靠近。
四 隸事與用典
隸事風習影響到文學創作，是使事用典的興盛。當然，文學作品中的用典，自古已然，不必皆與博學之風或隸事之戲有關。從先秦而兩漢而魏晉，創作中的用典數量逐漸增多，征引范圍逐漸擴大，用典方法也逐漸精進。然而，這種用典，多是因表達內容的實際需要而起，并未成為一種刻意的追求。文學史上第一個以用典著稱的，是劉宋時期的顏延之。鐘嶸《詩品》中指出顏詩“喜用古事”，可見已是一種偏好。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稱:“詩以用事為博，始于顏光祿。” 26 強調其詩作在用典發展上的特殊地位。只是在劉宋時代，只有他和謝莊兩人因用典繁密為后人注意。到了齊梁以后，則涌現出王儉、王融、任昉、沈約、王僧孺等用典名家，掀起了文學史上使事用典的第一個，并引發了當時文學批評界關于用典與直尋、才性與學問、自然美與雕飾美等問題的熱烈探討。以上情況表明，顏延之雖然開啟了南朝一種新的創作思潮，而蔚為大觀，則要到齊梁之際。其原因，既有文學發展內在的動力，如駢偶、聲律的要求，也有外部的激勵，如隸事之戲的影響等。齊梁時期用典繁密、追求生新和隸事詩的涌現，更多的是接受了外部刺激，即隸事游戲的影響。
先說用典繁密。顏延之是第一個因用典招致鐘嶸詬病的作家。《文選》收顏文五篇，其中《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計142句，用典102處;《陽給事誄》151句，用典60處，《陶征士誄》195句，用典104處;《宋文元皇后哀策文》103句，用典52處;《祭屈原文》33句，用典22處。比起此前或同時代的任何一個作家，顏延之的用典確實是最突出的，所以鐘嶸批評這種風氣，從顏延之開始。而齊梁之際的作家，用典之繁密，又遠過顏延之。就《文選》收錄統計，王儉《褚淵碑文》350句，用典276處;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101句，用典80處;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476句，用典382處;任昉《劉先生夫人墓志》24句，用典20處;陸倕《劍閣銘》46句，用典38處。可以看出，顏文中用典率最高的是《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達70%;而上引齊梁作家文，都高達80%以上。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箋》有一段寫臨別惆悵:“朓聞潢污之水，愿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嗚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蒂。” 27 這些句子分別源自《尚書》、《左傳》、班固《王命論》、《楚辭》、《莊子》、《淮南子》、《孟子》、曹植《應詔詩》、潘岳《七哀詩》、郭璞《游仙詩》等經史子集著作，經作者熔鑄加工而成，可謂無一句無來歷。如此密集的用典，在顏文中是非常罕見的。
詩歌中的情況也大致相似。《文選》所錄顏詩中，《贈王太常》24句，12處用典;《還至梁城作》20句，10處用典;《應詔宴曲水作詩》64句，39處用典。顏詩用典雖密，大致來說，約占全篇句數的50%—60%左右，一些廟堂應詔之作比例稍高，而句句用典的則極為罕見。齊梁詩人的作品中，用典頻率高于顏延之的比比皆是，通篇逐句用典的，也時有出現。如首煽隸事之風的王儉，有《春日家園詩》:“徙倚未云暮，陽光忽已收。羲和無停晷，壯士豈淹留。冉冉老將至，功名竟不修。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丘。” 28 全詩10句，沒有一句不用典，征引范圍，涉及《尚書》、《詩經》、《楚辭》、《戰國策》、《列子》、劉向《列仙傳》、張衡《思玄賦》、曹植《箜篌引》等。有些句子，一句中數處用典。如七、八兩句概括了歷史上四位賢臣輔佐君主的事跡。最后一句“解紱”語出劉向《列仙傳》卷上《酒家》:“屈身佐時，民用不匱。解紱晨征，莫知所萃。”“山丘”語出曹植《箜篌引》:“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全詩用典雖密，而語意不隔。又如王僧孺《為人有贈詩》:“碧玉與綠珠，張廬復雙女。曼聲古難匹，長袂世無侶。似出鳳凰樓，言發瀟湘渚。幸有搴裳便，含情寄一語。” （《梁詩》卷十二） 八句之中，引用了《詩經》、《楚辭》、《尸子》、劉向《列仙傳》、王粲《公宴詩》、《世說新語》等著作中的人物、故事或語詞，也是句句有典。這樣的作品，齊梁之際不在少數。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齊梁時期詩文中用典的繁富密集，較顏延之時已有普遍提高。盡管這時已有不少人認識到“文章殆同書鈔”的弊端，主張文章（尤其是詩歌）創作要自然流轉，可并不能遏止這種潮流。即如謝朓提倡“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沈約主張“文章當從三易”，他們的作品也多以清新、流麗、自然著稱。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們在創作中旁征博引。謝朓《酬王晉安》、《在郡臥病呈沈尚書》等，沈約《別范安成》、《應詔樂游苑餞呂僧珍詩》等，都可稱無一句無來歷。他們的用典之所以未遭譏評，主要在于貼切自然，而不在于少用或不用。蓋齊梁作家生活在一個特別崇尚博學的時代，士人普遍的博聞強記為創作中大量用典和讀者的順利接受奠定了堅實的知識基礎。謝朓、沈約、任昉等一流作家都是王儉幕下隸事游戲的積極參與者，入梁之后，其風彌盛。在創作中表現其博學多聞，是自然而然的。而當時衡文，用典繁富，則是一重要標準。如沈約“博物洽聞，當世取則” 29 ;任昉“既博物，動輒用事”30 ，“都下士子慕之”31 ;王僧孺工為詩，“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 32 。在這種評判標準激勵之下，詩文中大量用典，顯然不僅僅出于表情達意的需要，至少部分含有表現博學的動機。這種動機，與他們在隸事競賽中的爭勝，是完全一致的。
次說追求生新。齊梁時代的博學風氣對文學創作的影響還表現在文人有意追求用生典、僻典上。上文已提到王僧孺創作“多用新事”。所謂“新事”，并非陳寅恪所指的“今典”，而是指冷僻、不常見、不為人熟知的典故，因其不常見，故能新人耳目。這正表現了齊梁文人在創作中矜奇炫博的傾向，與隸事游戲精神更為接近。《詩品序》稱:“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陳書》卷二十七《姚察傳》:“終日恬靜，唯以書記為樂，于墳籍無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可見，這種使事用典追求新奇，并非個別現象，而是一種風氣。王融《奉辭鎮西應教詩》開頭四句:“未學謝能算，高義幸知游。霤庭參辯奭，梁苑豫才鄒。” （《齊詩》卷二） 短短二十字中，即融入了《論語》、《史記》、《戰國策》、《漢書》等典籍中的語詞或人事，可謂雕繢滿眼，而“謝能算”三字，竟不知語出何典，也不知作者所指。王僧孺《為人有贈詩》起句:“碧玉與綠珠，張廬復雙女。”碧玉與綠珠事尚屬習見，而“張廬復雙女”則不知所云，或有出處，而無可查尋，當是極為生僻的。謝朓《始出尚書省》曰:“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灑。” （《文選》卷三十） 上句“中區”語出陸機《文賦》:“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下句“輕生諒昭灑”則不知何解，或有典而僻，故李善注也付之闕如。這種生新冷僻的用典傾向，在齊梁之際是非常突出的。
齊梁文士創作中的“競須新事”，還有一個重要方法是對常見典實進行改造，使之產生陌生化的效果。南朝以前，詩人用典多從古籍中直接迻錄原句，或只稍作改動。如曹操《短歌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魏詩》卷一） 四句全出《詩經·小雅·鹿鳴》。徐干《室思》:“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 （《魏詩》卷三） 出《詩經·大雅·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嵇康《述志詩》之二:“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 （《魏詩》卷九） 源于《論語·微子》楚狂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可見，南朝以前詩歌的用典，多忠實于原典，比較完整地轉錄或敘述古事古語，因此，一個典故所占篇幅也就較長。到了南朝，這種用典方法已絕少見到。大多是概括、濃縮古事古語，或只截取原典中的只言片語以表情達意。雖然此前作家也有這樣用的，但只是初露端倪;成為普遍風尚，則要到齊梁時期。任昉《出郡傳舍哭范仆射》:“已矣余何嘆，輟舂哀國均。” （《文選》卷二十三） “輟舂”典出《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這種以精簡的語言概括復雜的歷史故事的方法，在南朝是最重要的用典方式之一。又《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一引《莊子》:“鵲上高城之絕，而巢于高樹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也。”嵇喜《答嵇康詩》用此典為:“當流則蟻行，時逝則鵲起。” （《晉詩》卷一） 基本是轉錄原文。而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曰:“鵲起登吳臺，鳳翔凌楚甸。” （《齊詩》卷四） 只用“鵲起”兩字表達同樣的意思。由于這種用典方法盡量以最少的詞匯表情達意，原典的文本環境大量隱退，容易造成語言的陌生化效果，非熟諳原典，往往看不出是在用典。這也是齊梁文人“競須新事”的方法之一，其中雖有表意的實際需要，但也不排除矜奇炫巧的成分，只是更為隱蔽罷了。
再說隸事詩。齊梁之際創作中還出現了主題淡化現象，既非抒情言志，又非體物說理，只是把相關的典實羅列起來，出以韻語而已。這種現象，尤其表現了隸事之風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蕭衍《戲作詩》:“宓妃生洛浦，游女出漢陽。妖閑逾下蔡，神妙絕高唐。綿駒且變俗，王豹復移鄉。況茲集靈異，豈得無方將。長袂必留客，清哇咸繞梁。燕趙羞容止，西妲慚芬芳。徒聞殊（當作“珠”）可弄，定自乏明珰。” （《梁詩》卷一） 全詩既沒有集中刻畫人物形象，又沒有表現作者的感情，只是把歷史或傳說中的幾個著名女子的事跡串聯成詩。大約作者也意識到這不是真正的文學創作，所以題為《戲作詩》。這種創作傾向在詠物詩中也有表現。陰鏗《詠石詩》:“天漢支機罷，仙嶺博棋余。零陵舊是燕，昆池本學魚。云移蓮勢出，苔駁錦紋疏。還當谷城下，別自解兵書。” （《陳詩》卷一） 傳統的詠物詩講究托物言志。劉宋以來，言志傳統衰歇，而熱衷于對物體形貌進行細膩逼真的描摹。而陰鏗這首詠石詩，既無寄托，又未體物，只是列舉了幾個與石有關的典故。全詩缺乏感情的內在聯系，缺乏一氣貫注的文脈，好似開雜貨鋪列清單。與文人在隸事游戲中給出一個題目，然后舉出與題目相關的典故一樣，這樣的作品也僅僅是表現博學而已，甚至可以說是詩歌形式的隸事游戲。
這種詩歌形式的隸事游戲，在齊梁風行一時的物名詩中得到了最集中的體現。所謂物名詩，即以一個或一類事物名稱為題，列舉與該事物相關的語匯或典實，并用詩歌形式表現出來。如范云《州名詩》:“司春命初鐸，青耦肆中樊。逸豫誠何事，稻梁復宜敦。徐步遵廣隰，冀以寫憂源。楊柳垂場圃，荊棘生庭門。交情久所見，益友能孰存。” （《梁詩》卷二） 十句詩中，嵌入司、青、豫、梁、徐、冀、揚、荊、交、益十個州名。又蕭繹《鳥名詩》:“方舟卻鵲，鵠引欲相要。晨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橈。雞人憐夜刻，鳳女念吹簫。雀釵照輕幌，翠的繞纖腰。復聞朱鷺曲，鉦管雜回潮。” （《梁詩》卷二十五） 除末句外，每句都嵌入一鳥名。可以看出，這樣的作品，主要是出于游戲娛樂目的，表現的是作者的博學和文字技巧，而非創作沖動的產物。齊梁之前，這類作品非常罕見;齊梁之際，則蔚為風氣。除已引的作品外，還有王融《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藥名詩》、《星名詩》、《四色詠》，沈約《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奉和竟陵王藥名詩》、《和陸慧曉百姓名詩》，虞羲《數名詩》，蕭綱《卦名詩》、《藥名詩》，庾肩吾《奉和藥名詩》等。而梁元帝蕭繹，共作有十八首物名詩，可稱這種隸事詩的集大成者，不但前人用過的題目都有續作，還開創了許多新題。這一類作品，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都鮮有可取，只是作者表現博學和技巧的道具。而在齊梁之際，卻能風行一時，成為文人聚會場合奉和酬唱的常見題材，其內在精神，是和隸事游戲完全一致的。這類作品，甚至不妨看做是隸事游戲的記錄，是齊梁士人文化風習的自然產物。
在普遍推崇博學的風氣下，出現這種以隸事見巧的游戲筆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過，對于文學創作來說，這種游戲，很少積極意義，反而促成文學作品中拘攣補納、穿鑿晦澀的弊端。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從另一方面來說，文學創作總是離不開對前代文化遺產的學習和繼承。用典自然貼切，可以使文學作品在精練的形式中容納豐富的內涵，從而加強其表現力和感染力。這兩個方面，不但在不同作家身上會有不同表現，即使是同一個作家，也往往功過夾雜。如任昉“晚節轉好著詩”，卻因“使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 （《南史·任昉傳》） ，大為鐘嶸詬病。可是他的《出郡傳舍哭范仆射》用典雖密卻妥帖自然，宛如自從口出。全詩感情深厚，意脈流暢，是南朝抒情詩中不可多得的名篇。至于沈約、謝朓作品中用典精彩之處，更是隨處可見。正是由于齊梁詩人的豐富實踐，使得用典技巧日益成熟，歷史的語言材料與當下的表達需要日益融合無間，才出現了庾信這樣杰出的用典大家。
以士族為代表的南朝知識分子特重博學，有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思想失去權威，學術主流弱化，是南朝士人轉向泛觀博覽的主要原因。史學的興盛，對博學之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隸事作為一種矜才炫博的游戲，應運而生，深受士人青睞。由于察舉考試的復興，這種原先只是娛樂性的活動，也逐漸在內容和形式上向考試方向靠近。了解了這些文化背景之后，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南朝文學創作中為何會興起使典用事的。這個的產生，與當時盛行一時的隸事游戲幾乎完全同步，這種現象并非巧合，而是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的，兩者統一于整個南朝崇尚博學的風氣之中，以至于后人用原來只是一種娛樂活動的“隸事”來直接指稱創作中的用典。在以后一千多年的文學發展中，由南朝作家率先引發的用典問題，總是持續不斷地激起爭論，從而深刻影響了歷代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
注 釋
①本文凡引二十四史，皆從中華書局標點本，不另出注。
②《南史》卷二十二《王儉傳》。
③《南史》卷四十九《劉懷珍傳》附《從父弟峻傳》。
④裴子野《雕蟲論并序》，《通典》卷十六《選舉四·雜議論上》，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⑤《漢書》卷三十《藝文志》。
⑥《三國志·魏書》卷九《曹爽傳》。
⑦《三國志·魏書》卷二十八《鐘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
⑧《晉書》卷五十《郭象傳》。
⑨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上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9頁。
⑩《顏氏家訓》卷上《勉學》，《四部叢刊》本。
11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307頁。
12《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特點》，《周一良集》第一卷《魏晉南北朝史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頁。
13《史通》卷十《雜述》，《四部叢刊》本。
14《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
15考試的形式有射策、對策等。在此之前，已有經術射策、對策陳政等考試，然而都是特舉考試。歲舉考試從陽嘉新制以后才開始，但受此前各種考試選官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16《北堂書鈔》卷七十九引《晉品令》，中國書店1989年版。
17《晉書》卷七十八《孔愉傳》附《從子坦傳》。
18《晉書》卷七十《甘卓傳》。
19《宋書》卷三《武帝紀》。
20許嵩《建康實錄》卷十三，中華書局1986年版。
21《南齊書》卷三《武帝紀》。
22《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
23詳參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頁。
24《陳書》卷三十四《文學·岑之敬傳》:“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從“梁武帝省其策”可見為筆試。又《南史》卷五十二《梁宗室下·始興忠武王 傳》附《亮弟傳》:“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答策，宗室則否。帝知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并見奇。”可見又有口試的。
25詳參《察舉制度變遷史稿》，第233頁。
26丁氏校刊本《歷代詩話續編》。
27李善注《文選》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引版本同此。
28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齊詩》卷一，中華書局1983年版。下引逯書，不再出全名，只隨文注稱《梁詩》等。
29《梁書》卷十三《沈約傳》。
30《詩品》卷二，《格致叢書》本。下引版本同此。
涼茶文化范文第3篇
關鍵詞：傳統文化；語言；文化差異；賢妻良母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25-0153-02
語言是文化的直接反映，不同的語言會體現出不同國度迥然各異的文化背景。傳統文化是各國民族最本質、最富有特色的文化。這種文化是一個民族在自身長期發展進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所以它雖然肇始于過去，卻貫通于現在，還必然要影響于未來。由于它的存在和影響，人們在心理結構、思維方式、價值取向以及審美情趣等方面，都往往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這里所說的文化是指廣義上的文化，它包括人類通過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大至國家社會制度，小至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的觀念，以及各種生產工具、各式生活用品等。本文試圖通過漢語和日語中的具體語言現象，探尋出中日間文化方面的差異。
在日語詞匯中，有些詞匯和漢語詞匯是同形同義，有些則同形但不同義。同形不同義的這些詞語往往會影響閱讀理解和交流。不過，只要在學習中不望文生義，用日語辭典逐一確認或向老師請教，此類詞語則不難掌握，初學時的障礙也會隨之消除。
例如：床（ゆか）/地板，機（つくえ）/桌子，新（しんぶん）/報紙，汽（きしゃ）/火車，手（てがみ）/書信， 工夫（くふう）/辦法，丈夫（じょうぶ）/結實，娘（むすめ）/女兒，大家（おおや）/房東大丈夫（だいじょうぶ）/沒關系，工作（こうさく）/特工，料理（りょうり）/飯菜，境內（けいだい）/（寺廟）院內，（ゆ）/開水，日照（ひでり）/干旱，工事（こうじ）/施工，束（やくそく）/約定，（ひっとう）/首位，女將（じょしょう）/老板娘，文句（もんく）/牢騷，人（あいじん）/情人，成就（じょうじゅ）/完成，泥棒（どろぼう）/小偷，道具（どうぐ）/工具，心中（しんじゅう）/殉情自殺，行（しこうさくご）/摸索嘗試。
但是，隨著學習的深入，我們會發現，一些原封不動地從中國傳到日語中的四字熟語反而成了交流的“陷阱”。這類詞語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不斷進步，其詞義出現了差異，而我們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按照原來語義加以應用，則會出現交流上的誤解。
例1：落花流水（らっかりゅうすい）。
『辭苑解釋為：男に女を思う情けがあれば、おんなにもまたおとこを慕う情けの生ずること。（比喻男女之間相思相愛）。
《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原來形容春景衰敗，現在比喻慘敗、大勢已去。
例2：朝三暮四（ちょうさんぼし）。
『辭苑①目前のいにばかりこだわって、同じ果となるのにがつかないこと。②口先でうまく人をだますこと。③生。暮らし。（①只拘泥眼前的差異，而沒有注意到結果相同。②用花言巧語蒙人。③生計，生活）
《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原比喻聰明人善于使用手段，愚笨的人不善于辨別事情。后來比喻反復無常。
以上述兩個為代表的四字熟語與漢語是同形異義或增添了某些含義。我國學生學習日語時，稍加注意就會很快加以區別掌握，迅速增加詞匯量。
在日語詞匯中，還有些詞匯是與漢字異形同義的，如日語中的“良（りょう）妻（さい）（けん）母（ぼ）”（日文）與漢語中的“賢妻良母”是異形同義。相同類型的四字熟語很多，如：“不（ふ）（とう）不（ふ）屈（くつ）”、“粉（ふん）骨（こつ）（さい）身（しん）”等。本文即以“良（りょう）妻（さい）（けん）母（ぼ）”一詞為例來看中日文化的差異。
筆者在教學中注意到有的學生對“良妻母”一詞的理解只停留在漢語語義上。因此，有的學生在畢業論文中也把“良妻母”作為日本女性的美德大加論述。還有一些學生對日本女性外籍教師以“良妻母”一詞進行贊美時，日本女性卻流露出異樣的目光。這是為什么呢？實際上在現代日本社會，“良（りょう）妻（さい）（けん）母（ぼ）”一詞已經由褒義變成了貶義。
在中國，“賢妻良母”一詞自古以來一直是被用來贊美女性辛勤操持家務、相夫教子的褒義詞。賢妻良母型的女性也是絕大多數男性心目中的理想標準。即使在現代文明的社會里，也不失其贊美之義。盡管“女強人”、“鐵娘子”在現實社會中也不乏其人，但在中國女性的內心里也不會拒絕這樣的贊美。
然而，在現代日本，大多數女性并不把“良妻母”一詞當作褒義詞來理解。原因之一，在日本，受中國儒教思想的影響，人們很久以來一直把“男主外，女主內”當作是天經地義的行為規范。絕大多數女性結婚后，辭去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成為一名專職的家庭主婦，為了家庭、丈夫、孩子，心甘情愿地奉獻著自己的全部精力。男子則早出晚歸，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以保證家庭所需要的財力。夫婦倆在家庭和社會中分工不同，各盡職守，相安無事。但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長期低迷的日本經濟使一些年輕家庭陷入生活難的困境。單靠丈夫一人的收入很難像以前那樣維持家庭的正常支出。婚后的女性重新走向社會去工作，來添補丈夫收入的不足。所以在日本出現了許多雙職工的家庭。女性的地位不斷提高和參與社會活動機會的不斷增多，使得女性對丈夫在經濟方面的依賴不再像過去那么強烈，自我意識不斷加強。多數女性認為，單方面要求女性成為“良妻母”是不公平的。原因之二，“良妻母”一詞與儒教思想的“三從四德”、“相夫教子”同出一轍。在追求男女平等的西方思想影響下，這一詞語被當作是對女性的輕視。
所以，為了使女性的自尊心不受到傷害，在當今女性參與社會活動日益增多的今天，要對日本女性贊美時慎重使用“良妻母”一詞，特別是在新婚典禮上，更不能對新娘吐露“良妻母”一詞。但在葬禮上可以對已故女性稱頌“良妻母”。因此，我們在教學時，應與學生講清楚這類詞的用法，幫助學生更正確地使用這類詞。
參考文獻：
涼茶文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鬼怪文化 傳統文化
古往今來有很多關于鬼怪的故事，各國對于鬼怪的認識有所不同，鬼怪的樣子也不盡相同，鬼怪文化在一個民族思想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通過鬼神文化我們不僅可以知道各國文化的差異，也可以了解到人們的思想觀、價值觀。
我認為中國人們對于鬼怪的認識可以分為兩大類，一些人認為世界上有鬼，一些人認為世界上沒有鬼，從網上的資料來看我國從商朝開始，就已經有了關于鬼的記載，鬼的發音與“歸”相近，其意義是人們死后靈魂再一次回歸。所以鬼是指人們死后剩下的靈魂。也有人認為鬼是人的怨氣形成的。但是無神論者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人的精神是依附于肉體而存在的，人死之后，人的精神隨之消散，之所以有人認為有鬼，是因為他們身體或心理存在病患，或是在特殊的場景下因為精神緊張而做的錯誤判斷。
我國人民對于鬼怪的信仰由來已久，上古時期人們用祭祀來祈求平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禮”。 在階級社會里，人們對在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下產生苦難的根本原因不了解，誤以為是鬼神在主宰著人間的貧富和禍富，把自己不能支配的社會力量加以神化，賦予“神權天授”的美名，剝削和壓迫勞動階級。各種樸素的原始宗教也無法抗拒這種社會力量，許多宗教演變為政教合一，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國王事無大小，都必需請示鬼神而后決。這種習俗至今仍有延續，鬼文化的盛行影響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活動，直到今天仍然在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現在仍然有供奉鬼神的人，在清明，端午等重要節日，仍然可以看到各種祭祀活動；在飯店、賓館等公共場所，我們也可以看到各種有寓意的裝飾物品；在鄉下也存在各種與鬼神文化相關的活動，家里有久病不愈的人，也有去詢問能與鬼神打交道的人。鬼也是恐怖電影中一個不可缺少的角色，有些故事里的鬼，因為生前有未解決的問題，而留在人間試圖修正問題，待完滿解決后才能返回陰間。由于我國歷史悠久，再加上佛教、道教、儒教的影響我國的鬼文化有鮮明的地域特點。道教的廣泛流行，使中國的鬼文化呈現出道巫合一、鬼、神、仙相通的特點。佛教在公元前后傳入中國，經三國、兩晉至南北朝而隆盛，它對中國鬼文化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地獄觀”上。儒家對鬼神的存在持懷疑、疏遠的態度，孔子認為應當“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但另一方面，儒家對與鬼文化有關的喪葬、祭祀活動又給于高度的重視。針對這一現象，有人認為，從根本上講，儒家承認鬼神的存在。
我們經常談論的鬼主要有以下幾種，落水而死的淹死鬼，上吊而死的吊死鬼，冤屈而死的屈死鬼，當然也有因為饑餓而死的餓死鬼。有關遇到鬼的現象有以下幾個例子：鬼打墻——民間傳說在半夜或無人曠野、墳場，常有人獨自趕路，明明是朝著一個方向在走，可過了很久后發現自己回到了出發的地點，最后在同一條路或一個固定的地方繞圈子。這樣的情形可能連續維持一夜至數日之久。以科學角度來解釋，原因是人腦的左右前庭系統有微小的差異，而不是人的腿的長短與向左轉或者向右轉的傾向的原因。在醫學界有一項實驗中，15個志愿者蒙住雙眼，佩戴GPS接收器，試圖沿直線穿過一片空曠的空地。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沿著這條路線蜿蜒前行，偶爾會繞圈，圓圈的直徑小到20米。精神科醫師也說這是人在緊張焦慮下產生的幻覺現象。
韓國有關鬼怪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后漢書》這部文獻。他們眼中的鬼有點像我們經常談論的精靈，就是在自然界中吸取了天地精氣而有了特殊能力的植物或是動物，并且他們認為鬼是由陰氣和陽氣而產生的東西，所以與男人相比，女人更容易被鬼糾纏，與中國相同，韓國人也認為鬼是人死后而剩下的靈魂。但是與中國不同的是，多數韓國人相信鬼的存在，并且韓國的鬼怪種類也很多。首先是類似蛇和鳥之類的鬼怪，例如兩個女孩中的一個死了，這個死的女孩的靈魂因為迷戀人世間的而變成了像蛇一樣的鬼怪。這個鬼叫做？？？，它藏在類似缸的容器中，到了晚上爬到女孩的床邊去戲弄女孩。還有由植物變成的鬼怪，人們如果不肖剪樹枝的話，樹長得太茂盛了就會成怪，這個怪物有聚集鬼怪的力量，但事實上真正長得茂盛的樹在韓國被認為神靈的情況卻很多。此外也有某些家庭用品因為沾上了人的污垢天才日久而變成鬼怪的情況。例如燒火棍和笤帚。所以人們離開不住的屋子時，常常會燒掉這些不用的東西。這鬼怪人們看不到，但他會發出類似打碎東西的聲音。但是韓國最有代表性的鬼怪是魅，魅的頭上有角，只有一條腿，個子很高，魅與其他鬼怪不同，它不傷害人。
涼茶文化范文第5篇
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東西方人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俄羅斯是中國的近鄰也是現代史上關系最為密切的西方國家 ，它在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對中國都有著巨大影響。俄羅斯現實主義傳統的藝術教育體系曾經影響了中國數十載然而，就是在這相同的教育體系下所培養的學生其作品以及他們以后的藝術發展軌跡卻有著巨大的差別，這種有趣現象是值得我們分析的。
2004年10月，受國家教育部派遣，我們十多名中國學生就學于莫斯科蘇里科夫美術學院，進行為期三年的碩士階段學習。由于我們都是來自國內高校的青年教師，所受的大學教育也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蘇派教育模式下進行的，而現在這種模式已成為國內高校批判和屏棄的對象，因此，在留學的三年里 很自然地我們會把中國和俄羅斯的學生在各方面的表現作一番比較。對比中發覺中、俄學生的思維方式在繪畫的各個方面的表現——無論是繪畫主題的選擇、風格的傾向和畫面的處理、色彩表現、甚至是觀摩作品的方式，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一些學生習作展中，我們可以一眼區分出哪是中國學生的作品、哪是俄羅斯學生的作品，甚至在那些十幾歲開始．從預科讀到碩士畢業，整個學畫階段都在俄羅斯的中國留學生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這種差別。之所以有這種差異，單純用地域性差別來解釋是表層的應該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所帶來的區別。
一、 差別最大的表現是在繪畫主題的選擇方面
俄羅斯學生的作品多表現傳統的和現實的題材，非常注重繪畫作品的文學性表現，主要來自于宗教、歷史、文學作品和現實生活、風景等方面。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巨變給俄羅斯人帶來了極大的痛楚，因此，在繪畫題材方面俄羅斯人都會有意無意地抹去前蘇聯的印記．極力避免此類題材的表現 (除當代性藝術有刻意地表現 以外)。宗教的復興和對近代俄羅斯偉大的民族崛起歷史的緬懷，使剛走出困境的俄羅斯人找到了精神慰藉和對民族復興的美好展望。而這些為他們提供了源源不盡的繪畫題材和使之具有了當下精神需求的現實意義．因此傳統題材在俄羅斯的延續，不能簡單看作是古典復辟或是落后保守而且短時間內也不會在當代藝術環境中消亡。俄羅斯的當代學院教育繞開了蘇聯時期的影響而延續百余年前的傳統，但是這只是避開了前蘇聯意識形態在繪畫方面的影響，20世紀初俄羅斯的先鋒藝術和蘇聯時代早期的藝術研究成果并沒有被拋棄它們作為學院的教育傳統之一還會延續下去。
中國學生多以現實題材、個人的體驗或觀念表現為主題。現實主義傳統影響了中國數十年，以現實為題材創作的學生自然不在少數，而個人體驗和觀念表現則是國內當代藝術的主流，這些都反映在了中國學生的作品中。對于傳統題材 ．在中國人的印象中只有中國畫才是可以與之聯系的，這主要是西畫在中國沒有經歷古典階段 沒有表現傳統題材的經驗和傳統。其次是中國傳統的繪畫主要是文人的自我表現 ，自古就很少注意作品的文學性和社會功能。最后也是最關鍵的原因是：近代中國并不值得炫耀的歷史和長期 “洋為中用”的文化史，造成了當代中國學生對傳統文化傳承的疏離和斷裂，這是作品很少表現傳統題材和文學性表達的根本原因。
二、中俄學生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差別還表現在繪畫的風格和表現技巧方面
中國學生的作品多為追求真實的寫實風格或風格化的流行樣式。與俄羅斯學生相比，由于中國現代美術缺少了對繪畫本體關注與研究的現代主義階段環節，因此，對于現代主義在繪畫的風格造型、結構、空間、色彩等方面研究成果的運用中國學生顯得要陌生得多。因此中國學生的寫實風格面貌較為單一，是類似古典的技法、科學的色彩真實和照片效果的有機結合，風格寫實、溫和而投巧。追求風格化樣式是中國學生作品當代性追求的直接手段．國內的、國外的成功個例風格會帶來一大幫的追隨者有的甚至是直接搬用。
這類作品缺乏原創性和民族的印記 急功近利是目前中國當代藝術環境的通病。相比之下，俄羅斯學生對繪畫的態度更誠懇、執著和塌實些 修養更全面些，作品因此更具有繪畫性。俄羅斯學生作品風格的民族化特征明顯，雖然都在現實主義框架之下．但風格多變：有裝飾性色彩的，有帶表現性的，有傳統 ”蘇派 。面貌的．還有俄羅斯民族特有的詼諧的……無論那種形式，畫面都具有很好的整體感和強烈的構成關系。畫面對形體、空間、和色彩的處理都相當概括和具有多樣性 并不以追求空間和色彩的真實為目的。俄羅斯學生很注意畫面構圖技巧的練習，在畫寫生或創作之前都會畫很多的構圖稿、色彩小稿。雖然作品的細節處理技巧遠沒有中國學生的精彩，但作品大的色彩關系和力度要比中國學生好得多，這與他們平時做大量的構圖練習是分不開的。相比對作品觀念和形式的追求．俄羅斯學生更愿意沉迷于對畫面處理的樂趣之中。
三，在作畫情緒方面中俄學生有不同的反應
中國學生作畫時很注重把握情緒，在感覺良好時會從局部到局部依次走下去．即使構圖出現問題也不會理睬，但是一旦情緒變化或中斷就會影響作畫的熱情和作品的質量，作品的整體效果與情緒表達的完美結合通常是很難達到的。中國學生在整體與情緒表現的選擇中往往傾向于后者 ，因此在作畫過程中不大喜歡因為調整整體效果而破壞細節的一氣呵成，也不會有像羅丹那樣為了不影響整體效果而砍去巴爾扎克雕像手臂的那種魄力。這種習慣是與中國的寫意傳統分不開的 意在筆先 而所有的氣韻、形象、筆墨、布局都在情緒的宣泄中逐一展現，忌諱情緒的中斷，其中突出的是 “自然”二字。相比之下，俄羅斯學生則要理性得多 從構圖、打形、鋪色調、深入、調整到結束按部就班。他們的畫面效果更多是依靠對繪畫的理性理解和分析得到的．所有局部都不孤立．它們的刻畫必須服從整體需要，每一個形狀、每一個色階都要仔細推敲。在很多時候，作為畫面主體的形象在畫面中也許僅僅是一個形狀和一塊色階，甚至不惜犧牲掉它的立體感表現。俄羅斯學生的畫面完整統一局部的塑造和表現都要嚴格控制在整體需求之下，所以在情緒表達方面無論高興與否都不會對畫面造成很大影響。雖然他們的作品顯得缺乏激情、局部刻畫較為呆板和不充分，但整體效果確實良好。
還有一現象是有趣的，那就是在博物館里觀摩大師名作時中、俄學生有非常不同的習慣．從中也可以反映出中國人和西方人看待整體與局部關系的不同：俄國學生看畫喜遠觀，少有貼得很近看的。大體從整體氣氛、情節．到構圖，到色調，最后到形象刻畫、到技法分析等逐一分析；中國學生看畫喜歡一開始就貼得很近，主要是看技法看材料。目光喜歡沿著局部與局部之間的表現關系而游走 ，很少有整體去分析畫作的。
中國學生觀摩作品忽視畫面的題材氣氛，而關注材料技法是有原因的：這里面有由于文化的隔閡緣故。如有些宗教或歷史題材的繪畫，我們很難了解畫作所表現的情節，所以很少去關注：也有由于國內博物館制度不健全難以看到名畫原作的緣故。對于從小就很少見原作、特別是學畫的學生，自然會對名作的技法材料看得更仔細些。這些原因對中國學生的看畫習慣有影響．但不是最關鍵的，因為即使是在觀摩簡單的肖像作品時，中國學生也是喜歡局部觀察的。前面我們提到傳統中國寫意的影響，中國畫講究物我兩忘．作畫時筆法、墨法、氣韻、意境都在一筆一劃中展現，而作者完全是以一種精神狀態游走于其中，此時，物質形態的作者是不存在的．更不會象西畫作者那樣時刻以主宰者姿態出現。因此中國學生在觀摩作品時很容易沉浸在那些筆法準確流暢、生動而富于變化的細節之中。類似于在中國園林里散步，一步～景地細細品味．而園林的整體效果是很少被注意的。中國學生作畫也是這個習慣．喜歡沉浸在局部細節色彩的微妙變化、筆法的準確和生動等方面。
四 中俄學生作品之間的差異還表現在對色彩的不同認知能力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