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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財政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與完善,預算外資金管理已逐步轉變為非稅收入的管理,但是非稅收入的管理與監督等方面,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本文就非稅收入的管理與監督,談一些粗淺的認識。
一、非稅收入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
由于非稅收入管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公共財政框架的逐步構建,在預算外資金管理基礎上形成、演變和發展起來的,還缺乏嚴格、科學、有效的管理方法。目前非稅收入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非稅收入管理與監督的認識不到位
一些部門、單位甚至領導同志往往對政府非稅收入的管理與監督沒有足夠的認識,把預算外資金視為單位自有資金,似乎非稅收入不是正規的財政收入,政府不必調控,財政無須管理,割裂了管理與監督的必然聯系。從財政部門來說,重分配輕監督、重收入輕支出,忽視了對整個非稅收入資金流程過程的監督,從而使得我國對非稅收入財政監督體系的建設長期處于低水平,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管理要求。
(二)管理機制不健全、管理范圍不到位
1.管理機制不健全。一是非稅收入管理沒有一個統一的管理機構。1996年以來,隨著預算外資金管理形勢的發展變化,縣級財政部門都相繼成立了預算外資金管理機構,對加強和規范預算外資金管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目前這些機構大部分承擔著非稅收入的管理職能。但隨著近年來地方機構改革的實施,原有的這些機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就目前機構設置的情況看,有的繼續保留了原有的預算外資金管理辦公室,有的改為非稅收入管理辦公室,還有的撤消了原有機構,將其職能并入到國庫支付中心或分解到其他有關機構,使得政府非稅收入征管形成多頭管理格局,分散了征管力量,造成管理脫節、收入流失、分配失控、監督失靈;同時,也大大增加了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二是尚未建立科學、規范、完善的非稅收入收支管理運行機制。在非稅收入征收政策制定、財務管理、預算編制與執行、會計核算、監督檢查等方面,存在職責交叉不清,管理政策不明,沒有形成一套合理的征收管理機制、科學的支出運行機制和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
2.管理范圍不到位。從掌握的資料看,管理范圍基本上還延續著預算外資金管理的范圍,僅局限于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以及罰沒收入等方面。象國有資產經營收益,國有企業應上繳的稅后利潤,股份制企業、聯營企業、合資合作企業、國有股權分紅(分利、出售、轉讓)收入,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出租(出讓、轉讓)收入,以及其他國有資產經營收益等沒有明確納入政府非稅收入管理范圍,管理實際與形勢發展要求不相適應。
(三)非稅收入管理監督的法制建設滯后
目前,非稅收入從立項、定標、征收、票據管理和資金使用各個管理環節尚沒有一套統一規范的法律、法規。一方面財政部門缺乏對非稅收入實施有效管理和監督的法律依據,造成政府非稅收入的安全與完整受到威脅,甚至會流失;另一方面由于非稅收入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管理權未能真正歸位,目前仍由各個執收執罰單位分散征收,給政府非稅收入監管工作帶來困難,擴大了監管成本,監管檢查的成果難于鞏固,影響監管整體效能的發揮。
(四)收費行為不規范,監管分工不明確
目前,凡是擁有行政管理職權的部門和單位,一般都有收費項目或罰沒收入,一些部門擅自提高收費標準、自立收費項目,有的甚至還搭車收費,而承擔政府非稅收入監管任務的部門則較多,包括審計監督、財政檢查、紀檢監察等。由于這些部門之間缺乏明確分工,日常監管與專項檢查缺乏制度化的界定與配合,造成了監管上“缺位”與“越位”現象十分普遍。
(五)收支管理約束“軟”
政府非稅收入征收實行“票款分離”的管理方式未能得到很好的執行,違法亂紀行為時有發生,管理效果不理想。由于一些部門、單位推行部門預算不徹底,使得政府非稅收入征管和支出安排存在較大的隨意性,缺乏健全的監督機制。財政部門在非稅收入管理上,處于被動狀態,缺少強有力的法規約束。如在非稅收入征收環節上,先由資金使用單位征收后再繳入財政專戶,在這種征管模式下,財政無法對政府非稅收入的征收過程進行有效監督,為隨意減免、巧立項目、坐收坐支以及私設小金庫等行為提供了條件;在使用上,“誰收誰支”模式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綜合預算、部門預算沒有徹底落實,即使納入預算,也不完整,從而導致各部門存在“多收多用、多罰多返”的現象,加之支出安排沒有真正落實到項目,使預算約束和監管流于形式。二、加強非稅收入的管理與監督的對策
(一)統一思想,提高認識
增強監管意識,加強監督管理。這是財政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財政監督管理創新與改革的需要,確切地講,是維護財政秩序,優化經濟環境,確保財政經濟正常運轉的迫切要求。非稅收入的監管,是解決非稅收入活動的合理性、合規性,實現財政收入有效配置的需要,也是解決非稅收入按時征收、資金合理使用,及時防止浪費和不良現象發生的有效途徑。按照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逐步建立起非稅收入管理的新理念,把思想真正統一到非稅收入“所有權屬國家、使用權歸政府、管理權在財政”的共識上來。進一步明確非稅收入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是部門和單位的自有收入,必須由政府財政部門統一歸口管理。
(二)建立健全法制監督機制
建立完善系統的法律規章制度,是建立—個有效的非稅收入監督體系的基礎。在完善非稅收入管理制度的同時,還必須建立一套專門的非稅收入管理機構,形成一個管理有機構、有人員、有職責的新局面,形成一個以政府財政為主體,執收單位和物價部門相互配合的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模式。進一步完善對違法違紀責任人的追究制度,堅持把處理事與處理人結合起來,財政部門要與其他監督部門、執法部門密切配合,綜合運用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達到標本兼治的目的。同時,要比照稅收征管辦法,進一步完善各項非稅收入“征、管、查”制度,實行非稅收入征、管、查相分離,確保非稅收入依法征收,應收盡收,嚴格征管,規范運作。
(三)進一步明確監管部門的職責及相互關系
由于非稅收入的監管各部門組成的運行機制各有不同,因而各自相對獨立地發揮著非稅收入監管作用。非稅收入是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其屬性來看,非稅收入的征管主體只能是財政部門。非稅收入的監督部門主要有:立法機關、財政稽查與監督、審計機關、社會中介機構、司法監督等。各監督部門的主要作用是:立法機關主要對非稅收入活動進行監督,應以收入立項審查批準為主要內容;財政稽查主要負責對非稅收入征收與使用的監督;審計機關主要是對政府非稅收入活動的監督,是獨立的專門監督機構;社會中介機構則受托參與對非稅收入繳納和使用情況進行監督;司法監督主要是對嚴重違法違規的行為處罰;社會團體和新聞監督主要是對非稅收入活動中違規行為進行道德監督,為其他監督機構履行其職責營造出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四)納入預算管理,規范收支行為
將政府非稅收入納入財政預算體系,這是健全非稅收入監督系統的核心。非稅收入的規模越來越大,只有將其納入預算管理,才能增強預算編制的規范性、科學性和完整性,使監督工作與財政資金運行同步化、程序化;才能增強政府預算的剛性。同時要完善預算管理與監督相結合的預算運行機制,從制度上保證財政內部監督的經常化、規范化;并對各用款單位的資金支出和使用過程實施控制,強化監督力度,確保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
(五)完善“綜合預算”,變“收支掛鉤”為“統籌安排”
各級財政部門要徹底改變對非稅收入按一定比例返還、收支掛鉤的管理模式。除有特定用途的非稅收入或個別非稅收入需補償征收成本支出外,非稅收入原則上由政府統一安排使用,不與有關部門的支出掛鉤,不再實行結轉部門下年使用的辦法。對非稅收入按資金性質實行分類管理:一是對各種具有專項用途的專項收費和政府性基金等,實行預算編制與統籌調劑相結合的辦法。二是用于執收單位人員支出和公共支出的收費,實行收支脫鉤。三是社會公共資源有償使用招標、拍賣等所取得的收入,除安排必要的成本性支出外,其余由政府統籌安排,體現非稅收入是政府性財政資金的屬性。從根本上解決行政事業性收費經費化的問題和部門之間在收入再分配中苦樂不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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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問題提出
中國在由二元經濟社會跨入現代經濟社會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和城市化發展是一個長期的必然的趨勢。改革開放20多年來,已有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成為城市中“事實上的遷移人口”,在中國城市中已出現諸如“浙江村”之類的移民自發安置形式[1,2],無論是數量巨大的流動人口還是采取自發安置的“移民”,都已經給中國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進入90年代,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已從“離土不離鄉”[3]的就地轉移進入全分離的異地轉移階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城鎮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國城市中將面臨嚴重的移民安置問題。
數量巨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去何處?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讓他們能夠融入城市社會?其次還有文化的適應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問題。但目前國內的研究集中于勞動力轉移的原因機制和影響分析,對城市外來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對象為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從農村來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較長時間、戶籍沒有遷移的、素質和收入水平較低但存在預期收益的、待遷移和有長期定居意向的“準移民”。“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安置”是從“人類安置”的主要含義出發,主要是期望從解決移民最基本的住房問題角度,來達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來低收入移民的調查特征
本文采取觀察訪談和問卷調查的方式,通過對廣州市和東莞市的一般抽樣調查和50個鎮村的重點調查,獲得合格問卷459份,(占95.8%)。調查發現:近10~20年來,城市外來人口增長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當地常住人口。在被調查的外來人口當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歲以下、年齡結構(特別是女性)偏向年輕,70.4%的外來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來人口來自農村地區,66.1%的外來人口在城市滯留超過1年以上并且有延長的趨勢,主要就業于第三和第二產業的非正式部門,目前仍屬城市中收入不穩定的中低收入階層。
2城市外來人口現狀居住特征分析
2.1外來人口現狀居住類型
調查表明,目前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居住類型主要有如下8種(表1),其中住出租屋、住單位集體宿舍、擅自占住和寄(借)住4種主要類型分別占49.45%、25.27%、15.60%和4.84%,合計占95.16%。
表1外來人口的現狀居住類型
Table1Actualoccupancytypeofnon-nativebornlow-incomemigrants
居住類型人數(人)比例(%)
A寄(借)住224.84
B擅自占住7115.60
b1露宿34.23
b2廢棄房屋57.04
Bb3水上船只11.41
b4建筑工棚4563.38
b5自建窩棚1115.49
b6其它68.45
C住旅館招待所20.44
D住出租屋22549.45
d1租公房94.00
d2租私房15167.11
Dd3經營用房125.33
d4租臨時房屋10.44
d5集體出租屋167.11
d6其它3616.00
E住單位集體宿舍11525.27
F住自己購買房屋91.98
G住自建房屋71.54
H其它40.88
*24人沒有回答。
A、寄(借)住。外來人口寄(借)住在親戚、朋友、熟人和主人家,其居住條件相對較好,但易激發寄住家庭的矛盾,居住既不長久也不安穩。
B、擅自占住。外來人口在城市中露宿、占住廢棄的房屋、居住水上船只、在建筑工地搭建工棚、自建窩棚等。擅自占住實質是對土地的“非法入侵”,易受到政府的整治,是一種臨時暫時的居住方式。
C住旅館招待所。在被調查的人中所占比例最小。
D住出租屋。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租住單位公房、城鎮和農民私房、臨時房屋以及集體出租屋,這已成為外來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由于外來人口的急劇增加,在需求刺激下城市中非正式的租賃市場已經形成。住出租屋已經使外來人口的居住條件略有改善,但常常是盡可能多的人擠住在一間房子里,居住條件仍非常艱苦。
E住單位集體宿舍。比例上僅次于住出租屋的方式。一般工廠均為工人提供集體宿舍,特別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資企業,在一些私人企業則可能是在工場旁邊隨意搭建一些臨時窩棚供工人居住。集體宿舍一般只允許個人居住,當家屬隨來時只好外出尋找出租屋居住。
F自己購買住房和G自建住房。這兩種方式目前所占比例較小。
2.2外來人口現狀居住特征
2.2.1居住行為特征
目前外來人口短期安置行為趨向明顯。雖居住條件較差,但都表現出極強的忍耐性。實質上多數外來人口在對待住房上只是無可奈何的采取一種暫時的、對付式的辦法來解決。
2.2.2居住狀況
①74.4%的人采取同住方式以分擔租金。②69.7%的外來人口人均實際居住面積低于8m[,2]/人。③多數缺乏基本的設施條件。79.5%的人住房缺乏成套設施,40.4%的人其住房有最基本的獨立廚廁,其他為根本沒有任何設施的工棚、窩棚和水上船只。
2.2.3居住空間分布與景觀特征
外來人口在城市中可分為聚居式和散居式兩種類型,具體又可分為“村莊”聚居型、單位聚居型和遍在散居型。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資和外資企業,單位宿舍的提供只是保證再生產連續進行的一個中間管理環節,居住行為被作為生產行為的一個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就象一只只“口袋”將外來人口裝了起來;而在外來人口聚居的“都市村莊”,建筑密度一般在70%以上,“接吻樓”、“握手樓”隨處可見、布局雜亂;村莊基礎設施不完善,通風不暢、采光不足,而由擅自占住和租住形成的窩棚區,垃圾遍地,污水橫流。
外來人口不僅本身居住條件惡化,而且刺激城市非正式的住房租賃市場形成,促使“都市村莊”滿目擴建;而暫時性短期安置則使城市出現二元結構、形成社區分割,已給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短期安置行為,應源于中國傳統戶籍管理制度所帶來的移民在身份認同上的障礙;安置問題所以產生在于現有住房制度中,面向中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住房資源配置不足,或根本沒有意識到外來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
3自下而上的外來移民自助安置
3.1自助安置的內涵與理論應用
自助(Self-help)安置起源于20世紀初,作為一種理論形式則起源于60年代,后由于世界銀行的肯定和參與,使其成為一種解決低收入階層住房問題的世界性計劃[9,10]。
自助是一種與其它建設系統不同的建設方式。住在這種自助式住房中的個人和家庭必須通過自財政、自勞動和自管理等等參與住房建設過程,這可能是完全自發的、也可以由機構組織發起的。自助安置理論其核心是期望通過解決城市低收入移民階層最基本住房問題來達到在城市安置他們的目的[11~19]。在發展中的拉丁美洲等地區城市化過程中,農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移民首先面對的是最基本的居住問題;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難于就業而普遍收入低,更進一步加重了移民安置問題。完全自發的城市“擅自占住”因而成為必然,并嚴重影響城市發展。有組織的自助安置期望通過移民和機構的努力,在解決最基本的住房問題同時,通過提高文化和社會意識,最終在城市安置[10]。
在中國,目前對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和流動人口安置,理論上主要有兩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通過建立國家和地方的宏觀調控體系,使流動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動[20,21]。這是一個調控過程沒有到達安置的層次;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80年代以后,中小城鎮的發展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發揮了重要的“截流”作用[22],改革開放15年以來小城鎮累計吸收了3000多萬的勞動力就業[23]。這是宏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問題解決方式;McGee的Desakota模式描述了在較發達的核心區域以自下而上為主的城市化過程[24]。由于非農經濟的迅速發展,這些區域不僅吸收了本地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內地民工[25~28]。這是中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問題解決方式;在這里,試圖構建一種微觀層面上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以外來低收入移民自我依賴為主的安置方式。
3.2交叉分析
對城市外來人口基本特征與現狀居住類型作交叉分析,結果表明:
(1)在現狀三種主要的居住類型中,住出租屋的和住單位集體宿舍的文化程度略高、滯留時間略長,一般主要從事第三產業但住集體宿舍的有更多從事第二產業;擅自占住者以來自湖南和四川的為多,住出租屋的主要來自湖南、廣東、江西和四川,其他來源分散;雖然多數來源于農村地區,但住出租屋和住集體宿舍的有更多來自城鎮甚至城市地區。
(2)在外來人口中,文化程度越低的現狀主要采取方式B和A,初高中及大專以上主要采取E、F和G;滯留時間越短的(1年以下)主要采取B和A,滯留時間較長的(1~3年)主要采取F,滯留時間更長的主要采取E和G;從事第一產業的主要采取G,從事第二產業的以E比例最高,而從事第三產業的則以F和G比例較高;目前儲蓄水平越低的(1萬元以下)主要只能A寄(借)住,儲蓄水平相對較高的主要采取G、F和E;來自湖南、廣西和貴州等省的以B和A比例最高,來自距離較遠的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則以E、F和G比例最高,而來自距離更近的廣東其他地區的主要是F和G、或者可能是依靠近親采取A寄(借)住。
顯然,A寄(借)住、B擅自占住和C住旅館招待所更接近暫時性短期安置行為,而D住出租屋和E住單位集體宿舍屬過渡性安置行為,F自己購買房屋和G自建房屋則表達較長期的遷移安置傾向。
3.3解決移民安置問題的一個基本框架
目前采取D住出租屋、E住單位集體宿舍、F住自己購買的房屋和G住自建房屋等居住類型的外來人口可能導向自助安置,以下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
(1)首先要開展自助安置試驗。有兩種結果:其一是導向移民永久城市安置,其二可能因為移民收入積累、家庭牽制和城市適應等問題失敗返回來源地城鎮安置或農村;(2)自助試驗主要有個人和機構兩種啟動方式。由于外來移民收入兩極分化,一些可在一定政策條件下購房安置,一些開展個人自助建房安置;機構自助的發動者可以是企業、地方和社會組織,國內的或國外的;機構自助是解決問題的主體。(3)在空間層面上,合適的自助安置試驗應從發達地區的城市(鎮)和大城市的中間及圈層開始。在試驗過程中,無論是儲蓄收入、文化素質還是城市適應性,移民通過自身積累都會得到提高,其結果:一部分外來移民融入當地城市(鎮),一部分可能由于收入提高以購房安置形式進入大城市,一部分可能由于適應問題回返來源地城鎮安置,當然仍有部分返回農村。
適合自助安置的城市外來人口基本特征如下:年齡在19~29歲或以上,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具有初高中或大專以上),目前在該地區已滯留一個較長的時間如1~3年或以上,有一定的儲蓄水平(或者接受家庭援助的可能性)如有1~3萬元以上,來自距離最近的地區和反而來自距離相對較遠的省份的外來人口。
3.4住房發展與自助教育
在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下,如果政府給予政策上的支持,自助住房生產計劃將是可行的。但同時要使自助超出單純的自助住房生產,關鍵是在自助住房發展計劃中開展自助教育。
通過教育和培訓,不僅希望為成員提供住房和服務設施,而且在于促進一個民主的自管理的整合的城市社會的形成。一般自助教育和自助住房建設如影相隨同時進行(表2):
表2一般的自助教育-住房發展時間表
附圖
a-A介紹自助合作的規則、組織和功能,介紹機構和自助組織法,討論成員地位和職責;b-B了解住房規劃設計、財政和資助、建設和建筑、組織和管理,討論并參與規劃設計;c-C小規模住房建設的方法、設備和工具使用、建筑技術和合作技巧的理論與實踐培訓;d-D住房擴張、環境和住房維護、住房資源利用的技術培訓,參與成員管理會議;e-貸款償還、會計知識培訓,溝通技巧和職業培訓,社會責任教育等等。
通過自助和自助教育,首先可以解決最基本的住房問題,其次學習與建筑相關的技術知識,提高資金運用和相關的組織管理能力;表達自己的動機期望,認識個人權利和社會責任,形成一定的社會意識并激發個人潛能;增加與社會的聯系,提高移民對城市生活的適應能力。自助住房建設的過程因此成為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過程,自助住房生產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外來移民安置模式。
4外來移民安置與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4.1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內涵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發生在農村地域,由基層社區政府發動和農民自主推動的、以農村人口在農村內就地轉移,建立小城鎮為中心的城市化過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種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將會出現,與以上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發生發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農村;城市化人口來源非來自農村的就地轉移而是異地轉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發動的主體來自“下”,即城市化發展投資主體主要來自地方社區和農民群體及個人,以自有和自籌資金為主。
4.2外來移民安置對農村和城市發展的影響
4.2.1外來移民安置與城鄉經濟發展
在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試圖建立一種促進農村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機制:在國家鼓勵自助安置的政策和減少農村土地對外來人口的牽制作用下,通過自助提高外來人口的城市適應能力,實現勞動力的空間異地轉化,農村規模經營和規模經濟發展。外來人口在城市就業將大大促進城市非正式經濟發展。由于開發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來移民的文化和社會意識及移民素質等都會得到提高,移民在就業中逐步從就業于非正式經濟部門轉向就業于正式經濟部門的可能性,顯然要大于沒有實施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從這個角度看則長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經濟的發展。
4.2.2外來移民安置與城市空間的有序評價
在開發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產業集聚是在同一地點同時發生的,這將意味著實質性的城市空間擴張。如果空間位置選擇得當、組織合理、整個開發過程在非完全商業化的前提下來進行,將實現城市空間的有序發展。由于在自助過程中鼓勵自助組內密切的家庭聯系和住房合作建設的開展,通過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質素加強移民與社會的聯系,等等,將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間連接度”[29]提高,如果通過諸如自助教育、自助規劃和計劃、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組織過程,對內部連接度已較高的住房活動[D=D(資金、土地、設施等)]、產業活動[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動[S=S(教育文化、社會意識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屬性和類型結構進行組織,將實現空間的有序發展,形成等級的移民安置空間(圖1)。
附圖
圖1對自助安置模式空間有序發展的認識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移民安置與城市社會空間整合
由于在開發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勵團結的自助來進行住房建設和相應的活動,可以預見地緣、血緣、人緣和業緣關系將再次成為移民在自助中的聯系紐帶,移民文化將在異地得到發展。自助安置必須充分考慮與移民文化相關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引導不當,在自助中發展的移民文化現象將對城市社會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在自助教育下發展的移民文化與在自發的地緣、血緣、人緣和業緣關系基礎上發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將可能發生一些質的變化:自助教育使移民無論在與職業、收入相關的經濟層面上,還是在觀念、城市文化認同和心理的歸屬感等文化層面上,其城市適應性將得到大大增強。結果將首先使外來移民在“精神”上實現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會意識上的質的變化,將最終促進移民與城市的整合,由社會隔膜和社會分割所引起的社會沖突和相應的社會問題將大大緩和。
4.3移民安置與城市化發展
在國家相關政策作用下,經過內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來移民為發動的主體。資金來源于國際援助、國家長期貸款,并以自助機構獲得的信用貸款和自財政為主要的資金來源。在自助住房建設中同時必須開展自助教育和培訓,從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設成為一種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三種有利于城市化發展的結果出現(圖2):
附圖
圖2自下而上的開發性移民安置與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Fig.2Below-updevelopingmigrantssettlementandbelow-upurbanization
其一,在相應的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將通過自助住房建設脫離農村、居住城市,在發達地區的村鎮、城鎮和城市三個層面實現勞動力空間轉化;其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互動反饋。城市非正式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過人口集中和產業集聚使城市空間擴張,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經濟的發展將改變城市的經濟結構;其三,在自助教育過程中,移民城市適應性增強、觀眾轉變、文化和社會意識提高,在“精神”上成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間擴張、經濟結構轉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構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
收稿日期:2001-04-28;修訂日期:20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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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法正在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同時,這些商業銀行內部也加強了對銀行業務的財務分析和相應的會計監控,在對銀行貸款質量的分析和呆賬準備金的計提等方面都有了很好的完善。但筆者發現有較多的國內商業銀行在對銀行收入的處理和監控中較側重與利息收入有關的方面,而不太重視銀行手續費收入的分析和會計監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
從相對角度來看,一般國內商業銀行的手續費收入占到銀行整個收入的比例不高,容易被忽視;
由于手續費業務單筆的收入金額相對較小而同時又是經常發生的常規業務,商業銀行的管理層往往會認為其營運風險和控制風險度較低;
手續費收入的來源往往是從客戶的存款賬戶中直接扣除或者通過現金的方式直接取得,會計處理較簡單,許多人會因而覺得其出差錯的可能性較小。
對此,筆者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國內商業銀行在加強利息收入的會計管理程序的同時絕對不能忽視對手續費收入的管理。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
從絕對值的角度來看,國內商業銀行每年的手續費收入仍然十分可觀。尤其是隨著我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和國內金融業務產品的不斷拓展,很多國內商業銀行近年來的手續費收入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不適當的會計處理及不嚴密的管理監控依舊會對商業銀行的業績產生不利的影響。
手續費收入中來源于個人客戶的比例日益增加。隨著個人信用卡業務的迅速發展,各個銀行之間的跨行ATM手續費有迅猛的上升。同時,與個人儲蓄業務相關的手續費業務也有大幅度的擴展。手續費收入計算的準確性直接影響到商業銀行在廣大社會公眾心目中的形象。
對于中間業務來講,手續費收入往往會和其他業務有著緊密的關系,如貿易融資,國債發行等。通過對手續費收入的財務分析可以對這些相關業務的財務分析以及銀行的戰略規劃起到十分重要的補充作用。而加強對手續費收入業務的監控也可以用來復核相關業務處理的適當性。
以筆者從事會計師審計業務的角度來看,目前一些國內商業銀行在手續費收入的管理上主要有以下一些問題:
一、會計科目設置不科學
國內商業銀行的手續費收入主要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國內外的結算業務,如信用證的開證、通知,票據托收等;個人銀行業務,如跨行ATM取款手續費,異地匯款,信用卡消費所帶來的商戶傭金等;其他業務,如代中央銀行承銷國債發行的手續費等。
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對手續費收入科目中子科目的設置較為隨意且不夠細分。對于一些近年來迅速發展的新業務沒有單獨設置子科目來反映,造成內部管理層在進行相應財務分析時的針對性有所下降。各個下屬機構對于同一種業務產生的手續費究竟記錄在哪一個子科目沒有統一的理解,從而使得匯總數字反映的情況與實際有所背離。
二、會計處理不當
一般而言,手續費收入的入賬較為簡單。多數情況下銀行會直接從所服務的客戶在本行的存款賬戶中扣除相關的手續費,如果該客戶在該行未有賬戶,則會以收取現金的方式來確認收入。但在某些業務的處理上這樣的會計處理卻存在一些問題。如國內商業銀行在開具備用信用證時,對于收取的手續費通常是一次確認為手續費收入。但由于備用信用證就本質而言是一種保函,其開立生效的時間往往較長,經常會跨越一個會計年度。在這種情況下,較好的會計處理方法是分期確立收入,即將收到的一部分非當期收入記入遞延收入。而目前這些商業銀行的做法會造成在本年度多確認收入,從而承擔額外的稅項負擔。
三、缺乏業務監控的必要程序
由于手續費收入較瑣碎,且發生次數頻繁,對于這些業務的控制其實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而言,國內商業銀行都會建立自己的會計處理手冊和內部營運監控手冊。銀行在處理這些業務時會參照這些手冊來進行。但在實際操作時往往會和這些手冊規定的程序有一定的差異。具體表現為一些商業銀行由于受到業務數量、人員配備等因素的影響,會大量簡化其操作流程中必要的監控程序,如缺少必要的復核、檢查,沒有做好一定的權責分工,使得有些業務從產生、制做憑證、到入賬往往會由一個人完成。這樣就大大增加了業務處理出錯的可能性和不規范性。另外,就這些銀行自身的會計處理手段而言,也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處,尤其在目前銀行的手續費收入的來源面日益擴大。由于國內商業銀行在對手續費收入入賬時所做的會計分錄一般均為單獨的一筆記錄,并不會和產生手續費收入所對應的該筆業務和匯出匯款、票據托收等在同一筆會計記錄中反映。從而加大漏記手續費收入而未被發覺的可能性。
四、事后監督的力度不夠
盡管國內商業銀行大部分都有專門的業務監督機構和內部稽核部門,但這些機構和部門在對手續費收入的事后監督時存在主觀和客觀上的限制。對于事后監督部門的設置,國內商業銀行的做法往往是在各個支行設立附屬于支行的事后監督中心,用于對支行前些日發生的業務的會計處理進行檢查,并采取相應的跟進措施。但由于事后監督中心的成員是隸屬于支行的職工,其獨立性受到一定的影響。在其執行監督工作的時候,會在某些情況下受到銀行其他部門的限制。事后監督人員往往會對一些看似不太有風險的業務處理放松要求。首先,因為手續收入作為一種常規業務,因而會被事后監督人員忽視。從而可能使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對手續費收入的監督而發現的一些非正常業務被掩蓋。其次,因為沒有一個集中統一的事后監督中心,各個支行在對具體業務處理的判斷上缺乏統一的標準,往往各個事后監督中心對于相同的情況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再次,從人員管理上來看也不利于優化人員配備,提高工作效率。而商業銀行的內部稽核部門對于銀行內部的審計工作多被人員數量和時間規定所限制,對于銀行業務的稽核只能停留在重點性的抽查。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手續費收入的監控常常會變成“盲點”。這一點在一些較大的國內商業銀行中反映的尤其明顯。
五、對手續費收入的財務分析不重視
對手續費收入的財務分析不夠深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一些數據統計。這一點與許多外資銀行形成了極其明顯的反差。以某國內商業銀行為例,其國際業務部根據人民銀行有關規定,會統計全行每年國際結算業務中不同服務產品的業務量和相應的手續費收入,從而可以幫助本行調整以后制定的國際業務組合的戰略。但對這些不同服務產品的分類只停留在較粗的階段,如只分進口結算、出口結算、匯出匯款、匯入匯款,而不進一步再細分。從而會造成銀行管理當局在分析具體業務分析時會缺乏必要的財務資料。而該銀行對于國內結算業務的手續費收入以及近年來迅速增長的與個人儲蓄消費有關的手續費收入則沒有任何的業務量的統計。
筆者對該銀行近幾年的財務情況的分析中了解到,該銀行在近年大力推廣其發行的某種功能十分健全的個人信用卡,然而該銀行在對此個人信用卡的業務分析中只是簡單的統計信用卡的發卡數和該信用卡帶來的儲蓄存款,并不對客戶使用該信用卡而給銀行帶來的手續費收入進行系統的分析。眾所周知,任何銀行業務的推廣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增加銀行的利潤,而某項業務的業務量的上升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銀行利潤的增加。仍以此銀行為例,筆者發現由于該行對此信用卡的推廣上有著硬性的指標,造成銀行的個人銀行部門的市場推廣人員在推廣信用卡時并不是針對潛在客戶,而是一味地追求發卡數量的增長和所帶來的儲蓄存款的增加,從而造成信用卡數量每年的大幅度上升,而相關的手續費收入的增長幅度遠遠低于前者的增幅。而缺乏對信用卡業務帶來的手續費收入的詳盡分析,比如信用卡跨行取款的手續費收入,客戶用該信用卡在特約商戶消費而給銀行帶來的手續費收入,異地信用卡匯款帶來的手續費收入各自在整個手續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各自增長的趨勢,各種收入與相應業務的配比關系等等。對手續費收入的財務分析不重視會直接影響到銀行對未來業務結構設立的適當性。
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筆者提出幾點可以改進的建議:
一、及時更新、完善銀行內部的會計操作手冊和業務監督程序
任何一個健全的會計系統和內控系統都離不開制定一套標準的操作規范。這一步驟在一些外資的商業銀行中早已得到廣泛的應用。而對許多國內商業銀行來講這一點卻做的十分不夠。一方面有關的操作規范制度不夠具體細致,另一方面,對一些業務的變化和新業務的產生沒有及時修改或制定相應的操作流程。此外,對實際業務中發現的問題沒有設法從操作規范的角度來加以改進。例如,對某些手續費收入的會計入賬如設法采用手續費與其相關業務在同一筆會計分錄中反映就可以大大降低漏計手續費收入情況的發生。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漏計手續費收入會導致一筆會計分錄不平,業務人員自身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錯誤。
二、建立集中的事后監督中心
建立獨立機制的統一事后監督中心是加強對商業銀行業務復查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一點對手續費收入來講尤其重要。通常集中的事后監督中心會根據發生的各種業務來檢查相應的手續費收入是否入賬,根據標準的收費標準來計算手續費的合理性,審閱手續費收入入賬相應憑證制作的準確性,是否有正當的授權和復核等。通過統一的事后監督中心的工作可以大幅度減少手續費記錄的差錯并提高監督的客觀、公正性。
三、加強對手續費收入必要的財務分析
定期對手續費收入的財務分析必不可少。通過對不同產品業務量的變化和相應手續費收入的變化,經常可以很方便地來驗證手續費收入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手續費收入組成結構的分析,可以量化銀行推出的各種產品為銀行帶來的效益情況。這一點要結合設置合理的會計子科目,收集必要的數據信息等才能達到。再者,商業銀行在進行財務規劃時,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業務數量的要求上,而是要結合其帶來的收入一起考慮,以避免管理層受到錯誤的影響。
(一)鐵路運輸收入管理基礎環境依然薄弱
運輸收入管理基礎工作仍需強化,特別是在管理所需的組織和人員配備,管理技術更新方面欠賬太多;從組織與人員配備來看,有些車務段下屬車站沒有專門的收入管理人員,收入管理由財務人員或經營管理人員以兼職的形式進行,這些人員大部分不具備良好收入管理所需的綜合業務技能,特別是在下級各路段、站點的管理中,業務負責人或站長大部分都在財務方面依賴財務科室或上級部門管控,從而形成收入管控的漏洞。在技術條件上,現在鐵路票務等業務都實現了網絡化,而收入管理的網絡體系建設卻相對有些落后,有些數據信息還不能共享,還需要人員重新錄入。除了運輸業收入系統核算較為健全外,很多鐵路局非運輸業收入的核算管理則比較粗放,進入收入系統的數據不夠細化而加大了收入管理的難度,況且在財務信息網絡共享平臺建設方面也差強人意,收入監管的難度較大。
(二)鐵路運輸收入管理內部控制機制不夠完善
鐵路運輸收入的實現具有較強的時效性,涉及的收入人員層面多、范圍廣,與客貨運輸工作的各個環節密不可分。雖然現行的有關運輸收入內部控制制度對內部運輸收入管理控制做了一些規定,但仍然存在著制度辦法不系統、不完善的問題。有的僅是從財務會計制度和內部財務控制制度中選擇某些關于收入控制的條款組成收入管理制度,或者機械的將企業及其他單位的收入管理制度照搬過來,出現很多不適應實際而無法執行的情況,影響了收入管理作用的發揮。近些年來,全路在加強運輸收入監督檢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違反運輸收入紀律的問題仍普遍存在,要解決好這些問題,除了繼續加大監督檢查的力度外,根本的措施是建立健全一套科學有效的運輸收入管理內部控制制度,實現對運輸收入全過程的監督。
(三)鐵路運輸收入管理執行方面不夠規范
一是收入預算缺乏實際的執行。收入預算是進行科學收入管理規劃的有效手段,鐵路局將鐵道部對本局總體的收入預算指標根據各站段上年經營業績分拆到各站段收入預算。這種分拆缺乏必要的靈活性,因而使預算目標可能不夠合理。二是收入管理程序執行不到位。表現在收入財務信息的記錄與核算上不合規的地方較多。
二、進一步加強鐵運輸收入管理工作的措施
(一)優化鐵路運輸收入工作基礎環境,規范基礎工作。
(1)加強隊伍建設,合理配置運輸收入管理人員。一是提高運輸收入管理人員素質。鐵路企業應按照鐵道部《關于加強全路財會隊伍建設的意見》要求,提高運輸收入管理人員政治素質、業務素質,改善學歷結構,加強作風建設。二是要嚴格按照《鐵路會計基礎工作規范》和運輸收入管理內部控制制度的要求,配齊、配好收入機構負責人和其他運輸收入管理人員。同時加強業務培訓,提高技能水平。
(2)提高管理的現代信息化。運用現代信息技術,達到合理配置各項資源,提高收入管理工作效率的目的。建立計算機網絡的集成系統是現代信息技術運用到鐵路運輸收入管理中的具體體現。這個系統可以使先進的管理思想實現制度化、程序化,這樣可以杜絕人為工作的不自覺性,實行規范化的工作管理模式。計算機網絡集成系統可以及時、準確、完整的將有價值的數據進行分析、歸納,傳送到需要此信息資料的管理層,充分實現了信息資源的共享。隨著網絡售票、POS機等新型服務方式的不斷投入使用,對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和技能提出新的要求,需要管理者和應用者不斷學習新技術、新設備的應用性能和應用技巧,提高管理者的指導能力及系統應用人員的操作水平。因此,應當有計劃、分層次地對職工進行信息化管理理念、計算機應用、信息化管理系統等方面知識的教育培訓,通過強化系統操作方法和操作技能的培訓,規范操作人員的操作行為,提高工作人員的操作技能,達到認真負責并及時提供準確信息的效果。
(二)加強制度建設,健全內部控制體系。
(1)結合本單位的實際情況,不斷健全和完善內部運輸收入管理控制制度,并根據管理體制的變化情況,及時修訂、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加強對所屬單位的指導,確保鐵道部各項規定,完善內部控制機制通過完善內部控制機制,強化責任落實和運輸收入管理,確保入完整。
(2)建立以人為本的運輸收入內部會計控制機制。對于鐵路企業運輸收入內部會計控制來說,人的主觀能動性很重要,以人為本作為構建內部會計控制機制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企業所接受,保證企業成員具有一定水準的誠信和能力是內部會計控制有效的關鍵因素。所以,需要強化鐵路企業內部的會計誠信管理,使運輸收入人員樹立誠信觀念,讓運輸收入人員意識到會計誠信和職業道德的重要性。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逐級負責制從干部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出發,從站段長、副職、車間主任等逐級規定干部對運輸收入管理應負的責任。落實具體工作人員負責制進一步完善具體工作人員的工作程序和考核機制,做到有任務、有檢查、有考核評比,解決誰主管誰負責的問題。從而增強相關人員的責任心和責任感,解決一些人員執行規章制度不嚴格,把關不嚴,審核貨物品名不細致的現象。
柞水是一個“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國家級貧困縣,也是一個國家財政補貼縣。近幾年,我縣在經濟建設中,緊緊圍繞現代醫藥、礦產冶金、生態旅游三大主導產業加快發展,財政收入出現了高幅增長態勢,政府非稅收入在地方財政收入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并且對公共財政體系建設的作用日益突現。但是,由于管理機制不完善,加之部門利益的誘惑,全縣非稅收入管理工作也出現了許多問題。一是思想認識不統一。一些單位甚至是領導同志,把黨和國家賦予的行政執收職能,當作本部門的特殊權力,把收取的非稅收入視為單位自有資金,私設“小金庫”;有的部門把加強非稅收入管理與“三亂”現象聯系在一起,認為加強非稅收入管理難免引發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現象;也有的領導不著眼長遠,不求自我發展,認為政府非稅收入“毛多肉少”,深化改革會影響財政轉移支付結算,得不償失。二是征管機制不健全。我縣政府非稅收入有七大類、200多個項目,這些項目主要分布在農業、工商、財政、文化、教育、交通、政法、人事、勞動等部門,并且是以執收單位自行征收為主。這種多方征收、多頭管理的格局,肢解了財政管理職能,分散了非稅收入征管力量,增加了非稅收入管理成本,不僅造成了“收費養人”局面,同時,給單位和個人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每辦成一件事情,都要在涉及的部門“過關交費”,群眾對此意見很大。三是管理方式不完善。由于國家還沒有出臺一部系統性的非稅收入征收管理法律和較為科學實用的非稅收入收繳管理軟件,所以,我們財政機關對非稅收入管理的強制性不夠,對超標準、超范圍和隨意減收、免收非稅收入的問題查處不嚴,因此征收非稅收入的隨意性較大,出現了該收的不收,不該收的亂收的現象。
面對上述問題,縣政府緊緊抓住省上推行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改革試點的工作機遇,于2009年12月份成立了以常務副縣長為組長的改革領導小組,召開了非稅收入管理改革動員大會,制定下發了非稅收入管理改革實施方案。方案從轉變政府職能、實行財政直收、建立智能化征繳系統三個方面明確了改革的指導思想和任務,確立了堅持公開透明、堅持科學規范、堅持積極穩妥三項基本原則,并按照“部門執法、大廳開票、銀行收款、財政統管”的改革模式,選定了公安局、國土局、勞人局等15個部門為首批試點單位。
經過一年來的改革實踐,我縣取得了四個方面的成效。
1.確立了一個模式。即:確立以財政直收為主、委托部門征收為輔的“部門執法、大廳開票、銀行收款、財政統管”的征管模式后,明確主管部門的工作責任,建立相互制衡執法體系,較好地防范了非稅收入征管的隨意性和資金的體外循環。
2.構建了兩個體系。即:在財政、銀行、單位之間構建非稅收入收繳軟件體系和財務報表管理軟件體系,既降低收入征管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又便于廣大干部群眾查詢非稅收入的管理政策、資金收繳和計劃執行情況。
3.實現了三個創新。一是通過管理政策的宣傳,使全縣上下進一步了解非稅收入的概念和資金的屬性,形成共識,創新管理理念,加速了非稅收入“三權”的歸位;二是四個非稅收入《管理辦法》的出臺,成為有史以來較為全面、較為規范、較為時尚的新制度體系,標志著我縣非稅收入管理工作正在向法制化軌道邁進;三是非稅收入管理機構的改革創新,明確了工作職責,提高了執法地位。
4.發揮了四大作用。一是有利于發揮政府的統籌作用,增強調控能力,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財力保障。二是有利于發揮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作用,加快公共財政體系建設步伐。我縣實施非稅收入管理改革,使非稅收入計劃與財政綜合預算得到有機結合,規范政府與執收單位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預算約束力和執行力,縮小了有執收權限單位與沒有執收權限單位之間的利益差距,克服了過去那種用收費資金來養人、發獎金、發福利的不合理現象,為推行部門預算和國庫集中支付改革奠定了基礎。三是有利于發揮信息資源作用,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我縣實行財政直收大廳管理模式,財政、銀行部門在同一信息平臺、同一辦公地點操作開票和收繳業務,簡化了繳款義務人辦事程序和路程,受到了群眾的好評;同時減少網絡設備投資和辦公經費100多萬元,精減財政票據26種,杜絕執收人員亂用票據、混開票據的行為。四是有利于發揮社會監督作用,預防腐敗現象。我縣通過清理收費項目、取消收入過渡賬戶、開展重點收入稽查、公示執收人員和收入運行情況,從源頭上預防了非稅收入征管中的腐敗問題,有效地遏止了“三亂”行為,加快了“陽光政務”的建設步伐。新晨
二、管理改革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從目前的運行情況看,我縣改革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四個方面:一是隨著財政保障機制的逐步完善,執收單位存在著執法不到位的現象,由過去那種“用收費養人”極端主義,向現在的“養人不收費”享樂主義轉換,出現了該收不收的行政不作為問題;二是有些單位存在著該收的不收、不該收的亂收,該取消的不取消、已經取消了的還在收的問題,嚴重地影響了政府形象;三是財政部門和代收銀行使用的收繳網絡、財務和報表系統,需要雙方盡快完善;四是財政、銀行、執收單位的管理人員的業務技能還要進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