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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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會文化范文第1篇

[關鍵詞]清代；北京；民俗；廟會

從金代作為皇都開始，北京成為北方中國人文薈萃之地。至于明永樂元年（1403）北京府改稱順天府，1406年明朝首都正式遷往北京。清入關后，定都京師，仍稱順天府。順天府地域廣大，故相應的民俗廟會文化也有其獨特性。在對明代廟會文化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上，清代的民俗廟會文化異常繁榮，在清代及其以后的一些史書及地方志中對清廟宇、寺院的記載也有一定的篇幅，如光緒《順天府志》、《帝京歲時紀勝》、《燕京歲時記》等對當時的廟會盛況及風俗習慣也有描寫。本文以廟會為切入點，對清代北京民俗廟會發展背景、廟會類型及其神靈的供奉進行初步探索，對研究清時期的社會面貌和物質變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清代北京民俗廟會文化發展背景

（一）商品經濟的發展

商品經濟的發展是清朝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點之一。清代隨著海禁的開放，沿海、沿江貿易都有大規模的發展。另一方面，隨著清代國家版圖的擴大和邊貿的發展，新疆、蒙古與內地的貿易也有大規模的發展，京城成為了一個來自四面八方的大的貿易集中之地，使得廟會上出現了各種珍奇異寶，并且吸引了不少外地人、甚至外國人的參加，廟會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廢除手工業者的匠籍身份，是清初統治者為提高手工業生產而實行的一項重大改革，順治二年五月，清政府下令‘除豁免直省匠籍，免征京師匠作，前明之例民以籍分……至是除之’”[1]（P85），從而減輕了對手工業者的束縛，小手工業者增多，在廟會上出售其制作的商品的商販也越來越多，“燈花百貨，珠石羅綺，古今異物，貴賤雜沓”[2]（P12），各種各樣的商品在廟會上都有出售，當時的北京民俗廟一片熱鬧的景象，根據《燕京歲時記》記載：“開廟之日，百貨云集，凡珠玉、綾羅、衣服、飲食、古玩、字畫、花鳥、蟲魚以及尋常日用之物，星卜、雜技之流，無所不有。”[3]（P53）

（二）北京地區人口增長

中國的人口在歷史上是呈逐漸增加的趨勢的，北京作為清代的國都，人口的增加更是明顯。“明萬歷六年，戶161134，口703861，”[4] （ 《食貨志一?戶口》，P1784）至清時期，“順治十八年，順天府人丁104392，康熙二十四年，順天府人丁135131，雍正2年158133”[4]（ 《食貨志一?戶口》，P1787）從這組數據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北京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和城市人口增幅之大。另外，北京城從明末開始修建外城，城市規模有了擴大，以寺廟、宮觀為活動場地的北京廟會就滿足了其交易和者購買日常生活用品的要求，在京師寺廟眾多，可以說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寺廟的痕跡。清朝佛教寺廟、道教宮觀在明展的基礎上又修復舊寺、興建新寺，寺廟總數超過了明代。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寺廟、宮觀的興建，在清朝新增加的廟會有雍和宮廟會、太陽宮廟會，黃寺廟會等。

二、廟會的類型

廟會是一種綜合性的民俗活動，因其時間、地域的不同其分類方法也不一致，有的學者按其舉辦的時間分為定期舉辦的廟會和臨時舉辦的廟會，有的學者按其性質劃分為宗教型廟會和商貿型廟會，本文按照廟會中心內容的不同把把北京民俗廟會劃分為以下四類：

（一）求福祈禱型

求福祈禱型廟會是以宗教祭祀活動為中心內容的廟會，燒香拜佛為此類廟會的中心活動。每逢一年中固定的年節祭日，廟中的主持就會打開廟門，讓善男信女進廟燒香敬神，而遠近的小販也會云集廟外，所售的物品以香燭、供品和吉祥物為主。屬此類廟會的有：報國寺、大鐘寺、萬壽寺、潭拓寺、隆福寺、\寺、東岳廟、蟠桃宮、娘娘廟、東藥王廟。信徒到廟會中主要是為了求福與祈禱，許愿的內容五花八門，凡是生活中難以滿足的愿望，香客都會向神靈訴求。如到財神廟中求得能財源滾滾，“財神廟在彰義門外，每至九月，自十五日起，開廟三日。祈禱相屬，而梨園子弟與青樓校書等尤多”[3]（P83）；到藥王廟中祈求能健康長壽，“香火極盛，惟除夕至元旦徹夜不斷”）；到娘娘廟中求得能有子孫后代等等。許愿和還愿者中，求子者較多，大多為婦女，每逢四月初八碧霞元君誕辰娘娘廟中，就有“傾城婦女往乞靈，祈生子”[4]（ 《京師志十八?風俗》，P587）。

（二）貿易集市型

廟會也稱廟市，是在寺廟內外開設的集市，北京的廟會是一種古老的集市，善男信女到廟里上香，順便買點東西，逐漸形成了定期的集市。廟會不僅有風味小吃、日用百貨、兒童玩具、書籍文物，還有珍寶古玩。屬于此類型的廟會主要有隆福寺、白塔寺、護國寺、土地廟、火神廟等。這種類型的廟會大多是定期開放的，日期是根據貿易需要而定，一般規定每月開市幾天，月月如此，除大雨等惡劣天氣外，都準時舉辦。“至每月逢三在土地廟，逢四在花市。逢七八在護國寺，逢九十在隆福寺，每逢初一、十五在藥王廟，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在火神廟、廠甸、曹老公觀，五月在都城隍廟，三月初一至十五日在蟠桃攻，正月十八、九日在白云觀，四月初一日在西鼎，五月初一日在南鼎，春秋二季掩路會忠佑寺。清明、七月半、十月初一日在南城隍廟，正月十五、二十三日在黃寺、黑寺、曰廟市。”[4]（ 《京師志十八?風俗》，P579）。在這些廟會中屬都城隍廟廟會最著名，它是北京最早的，也是最熱鬧的廟會之一，廟會中“百貨充集，……人生日用所需，以及金珠寶石，布疋綢緞，皮張冠帶、估衣古董，精粗必備。”[5]（P22）著實滿足了百姓之所需。

（三）娛樂踏青型

春天大地回暖、萬物復蘇，每年這時通常在一些風景優美的寺廟中舉辦踏青型的廟會，在廟會中，人們借進香之機，踏青游覽，游樂成為廟會的主要內容，比如位于郊區的臥佛寺、潭柘寺、碧云寺、戒臺寺，位于進郊的白云觀、蟠桃宮等，這類廟會滿足了百姓放松身心，調劑生活的娛樂性的要求，即所謂“民俗終歲勤苦，間以廟會為樂”[6]。娛樂踏青型廟會以白云觀和蟠桃宮廟會最為著名。白云觀在北京道士觀中推為第一，寺院莊嚴偉麗，花園中亭臺樓閣，水石花木，景物清雅可賞，是人們踏青娛樂的好去處，另外，三月初三蟠桃宮的廟會也屬于此類廟會，這一天，蟠桃宮游人甚多，是上巳良辰，男女老幼多在東便門的柳堤之陰走馬射箭，還有“夾岸聯觴，醉酒人眠芳草地”的情形。踏青游樂吸引著人們，到蟠桃宮燒香敬神倒成了附屬。

（四）行業祭祖型

行業祭祀祖師誕辰的香會也是廟會的一種。這種香會是源于中國人尊祖敬宗、崇底報功的多神崇拜。清代，京城的行業會館逐漸增多，其在布局上一般是“前廟后館”的結構，供奉本行業的祖師神像。如布商會館，又名晉翼會館，由山西翼城布行商人集資興建，會館位于崇文區小江胡同，鑒于雍正1733年，此館坐東朝西，館中神殿，供奉關圣帝君、火神金龍大王、玄壇財神，“三月十五日起，朝陽門外東岳廟日日士女拈香供獻，放生、還愿等諸善事。及各行工商建會亦于此廟酬神。”[7]（P4）另外，興建于清代的行業會館還有：位于前門外西河沿路南建于康熙年間的銀號會館，建于乾隆四年的紙商會館，位于宣武區琉璃廠建于乾隆五十四年的玉行會館，位于前門建于光緒辛卯年的靛行會館，位于前門建于光緒二十八年的當行會館，等等。此類廟會中較著名如魯班會，“東岳廟中的魯班會香火較旺，京師最盛，規模比起西城阜成門外的城隍廟、舊鼓樓大街的要大的多”[6]（P379）。每年一次的行業廟會使從業的人找到了寄托，也是百姓游樂的好去處。

三、廟會上的神靈

廟會的四大構成要素是廟宇、宗教、娛樂和商貿。在這之中，神靈占據著中心地位，因為廟宇總是要供奉神靈，宗教活動也無非是對神靈的信仰和崇拜，娛樂活動最初則是用來娛神的，商貿活動雖然和神靈沒有直接的關系，但在一開初，商貿活動都是依附于一定的宗教活動的。廟會上所供奉的神靈來自佛、道、等正統的宗教，也有大量來自民間的神祗。

（一）佛教神靈

佛教與基督教、伊斯蘭教并成為世界三大宗教。自公元前后傳入中國，很快融合了各民族文化，形成了既有其世界性的大宗教的統一性又不失其自身差異性的宗教文化體系。佛教諸神靈眾多，與民間廟會最密切的觀世音菩薩，是佛教四大菩薩之一。在北京當地的民間民俗活動中，每年觀世音菩薩的紀念活動即隆重又熱鬧：“二月十九日為觀音大士誕辰，正陽門月城內香火極盛，城內外白衣庵、觀音院、大悲壇、紫竹林，廟宇不下千百，皆誦經聚會，六月十九登蓮臺，九月十九傳道妙，如前行之，有善信奉大悲咒戒葷酒者，二、六、九食素三月。”至二月十九觀音生日會這日，各大寺院充滿了善男信女，拜佛燒香，念經放生，法事活動很多，故形成了聞名遐邇的廟會。除此外，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薩誕辰時的廟會也頗為盛大，據載：“設地藏王佛及十地閻君繪像，更盡時施放鸝詵倩，街巷偏燃香火蓮燈于路旁，光明如晝。”

（二）道教神靈

道教是中國固有的傳統宗教，因以道作為其最高信仰而得名。為紀念被道教尊為教祖的老子，在他二月十五誕辰當日，“太清觀各道院立壇設醮，談演道德寶章。”[5]（P15）白云觀是京城最大的道觀，傳說道教邱處機于金正大四年（公元1227年）農歷七月九日去世后，遺骨就埋在其塑像下。白云觀不僅以其道教建筑冠絕京華，其廟會更以開放時間最長，香火最旺盛，最具特色而享譽京城。白云觀“每至正月，自初一起，開廟十九日。游人絡繹，萬馬奔騰”[3]（P51），東側攤販云集，西側茶棚下的西下坡是跑馬場。廟會之日，每天下午有跑車賽馬之舉。廟會期間，“男女至觀焚香持齊，徹夜達旦，謂之會神仙，或言十九日神仙必降此觀。”因此，檔子的飯攤、小吃攤、茶棚也多參加，通宵營業，形成了白云觀廟會的獨特一景。

（三）地方神靈

除了幾大宗教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民眾當中自發形成了一套神靈崇拜觀念、行為習慣、和相應的儀式制度。中國的民間神靈體系龐雜，種類繁多，比較常見的有祖先神。由于人們相信祖先是家族、家庭的保護者，所以會在特定的時間如民間節日，祖先誕辰時祭祀祖先，有些則可能發展成為廟會，如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禁止屠宰，祭文廟，各書室設供，師生瞻拜”。至今孔姓家族還在這一日到孔廟中祭拜祖先。其次是歷史人物神，他們以自己的豐功偉績為人民帶來了福利，所以人們為其建廟立祠，以表感謝。如北京藥王廟供奉有孫思邈、藥王韋茲藏等十多位名醫，“每至朔月、望月有廟市”[3]（P55），此外由于神話人物當中的神而興起的廟會也很多，北京土地廟、財神廟、灶君廟，每至誕辰也會有廟會。

北京人的文化，既歷史悠久，又頗為豐富。在科技文化知識水平高速發展并達到相當高水平的今天，宗教活動已不再是廟會的主題與重點，但北京的民俗廟會依然存在，并且已經逐漸融入到了我們的民俗中，成為春節節慶活動的一部分。它不僅是人們在春節中體會過年氣氛的場所，更是一個我們繼承和發揚祖國優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民族精神的載體，又是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的象征，所以清代北京民俗廟會的研究具有較強的社會與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郭蘊靜.清代經濟史簡編[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2]丁世良.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3]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廟會文化范文第2篇

[關鍵詞]廟會 文化 打造 品牌

羅定市位于廣東省西部，自晉末設縣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歷史，是廣東省首批歷史文化名城。歷史上曾經有不同的民族聚居，后來又成為南陲軍事重鎮，吸收了大量的各地移民，所以形成的民俗風情具有異常豐富多彩而獨具風格的民俗特色，“廟會”就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項民俗文化活動。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羅定市較有規模的廟會文化活動有50多處，其中“東山祖廟廟會”、“禾谷醮”兩處入選廣東省省級非遺名錄，在全省的廟會文化中具有獨特的影響力，然而要成為一個地區的文化品牌，還須從如下方面大力去打造構建。

一、建立宏觀的統一的完善的文化管理體制

羅定廟會文化品牌的打造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眾多部門，需要多個機構、團體和單位的協調和合作。長期以來，由于傳統體制所致，在機構設置方面，文化、出版、園林、設計、城建、規劃、公安、教育、體育等部門分別承擔著廟會文化建設中的某些方面工作，這些部門和單位各有各的管轄范圍、獨自利益、工作性質和內容，難以形成合力，凝聚起羅定市廟會文化資源的優勢。一個好的項目，策劃工作很到位，往往因為涉及的部門多，利益難以顧全而遭延誤，喪失打造成為強勢文化品牌的良好時機。因此，市委、市政府應要加強對文化品牌建設的領導，成立一個加強各部門的溝通、協調、合作的統一管理機構，全面負責全市廟會文化品牌建設的具體扶持工作，擬定廟會文化品牌建設的項目、投資政策、產業組織政策、技術政策、公共文化消費政策、市場準入政策，從而整體推進廟會文化品牌協調有序的發展。按照全市一盤棋的思路，主導廟會文化品牌建設，使之優秀的、豐富的、獨特的廟會文化資源優勢得以充分展現。

二、制定廟會文化品牌建設的發展規劃綱要

一個合理的整體規劃可以科學整合羅定市現有的文化資源，統一文化建設思路，集中力量聯合打造廟會文化品牌，市委、市政府在深入、細致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確立廟會文化品牌建設的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按照科學、協調、高效的原則，盡快制定一個將相關部門包含在內的廟會文化品牌建設規劃和具體實施部署，以規劃統攬羅定市廟會文化品牌的布局。把發展廟會文化品牌建設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城鄉建設規劃之中，在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中突出廟會文化產業的地位和優勢，在城鄉建設規劃中把廟會文化品牌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同步發展，以提升羅定廟會文化品位。

在適應市場需求的基礎上，改變廟會文化資源要素轉換模式，把資源轉換與市場導向有機結合起來，使資源從低效的領域轉移到高效的領域；發揮廟會文化資源的優勢，把結構調整與發揮文化資源優勢結合起來；高度重視文化消費和文化市場對廟會文化產業發展的帶動和促進作用；積極引導城鄉居民文化消費水平，不斷擴大文化市場需求；鼓勵和支持各類文化企事業單位大力開發城鄉廟會文化市場，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廟會文化市場體系，為打造廟會文化品牌營造良好的市場氛圍。

三、積極探索廟會文化品牌的產業化經營道路，制定優惠政策和扶持機制

由于羅定市廟會文化產業目前還是一個微弱產業，因此需要政府在經濟政策尤其是財政稅收政策上予以扶持。可依照中央和當地黨委、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扶持廟會文化產業發展的文件和政策，進一步加大對廟會文化產業的扶持力度，整合資源，快速、高效建好廟會文化基礎設施，形成廟會文化產業支撐鏈。重點實施民俗文化博覽區、文化體驗區、民俗文化紀念品服務區等項目建設，形成“演、展、博、銷、游”綜合體，進而帶動具有區域特色的廟會文化品牌發展。

四、加大對廟會文化品牌建設的投入力度

廟會文化品牌的建設必須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基礎設施為依托，廟會文化品牌建設本身需要啟動和發展資金，沒有資金的投入，否則，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必須加大文化基礎設施的投入。爭取市委、市政府設立廟會文化品牌建設和發展專項基金，增加用于扶持發展廟會文化品牌的專項投入，將廟會文化品牌建設經費納入本級財政預算，保障文化品牌的經費投入，設立重點文化品牌項目引導、獎勵資金，推動文化品牌建設。每年安排一定數量的資金用于支持重大廟會文化產品的傳承和發展。文化品牌建設需要放寬市場條件，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建立多元投入體制，鼓勵各種資金以參股、合資、合作、獨資、聯營等多種方式進入廟會文化產業。成立羅定市廟會文化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通過招商吸引外來資金，開發羅定市廟會文化品牌建設項目。

五、大力培育廟會文化藝人，提升廟會文化吸引力

廟會文化范文第3篇

關鍵詞：寺廟 旅游文化 社會價值

中圖分類號：F5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1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業余生活的豐富，旅游日漸興盛，但是，問題也在復雜和惡化，因此，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針對赤峰市翁牛特旗梵宗寺地區出現的多種問題以及解決措施，出現了大量的使用文獻。對赤峰市翁牛特旗梵宗寺旅游現狀進行描述的基礎上，指出旅游發展的“瓶頸”，并提出總結性意見。

一、赤峰市翁牛特旗旅游資源概況

（一）梵宗寺擁有眾多與佛教有關的自然風光，具有豐富的旅游資源

大多數佛寺選址時，都傾向于選擇山清水秀、風景優美的名山大川，其原因除了清凈優美的環境有助于清除雜念、修行，還因為云蒸霞蔚的自然環境能夠烘托出莊嚴肅穆的宗教氛圍。即便是自然風景稍差，寺廟也會制造一些景觀而達到良好的視覺效果。這樣形成的以佛教為載體的自然景觀，人們身處其中自然會有心曠神怡，從而產生了濃厚的旅游吸引力。秀麗的自然景觀與悠久深厚的佛教文化水融。作為歷史悠久的文化遺產和現代弘法之地，這些與佛教有關的自然景觀本身就具有強大的旅游功能和旅游價值。

（二）梵宗寺擁有眾多觀賞性、研究性為一體的佛教寺廟，具有很強的旅游吸引力。

梵宗寺內有為數眾多的宗教建筑寺廟。由此可知在梵宗寺占地4公頃范圍內，由寺前廣場、天王殿、鼓樓、鐘樓、大雄寶殿、彌勒殿、關帝殿、菩提塔等建筑組成。雖然這些建筑不完全是氣勢恢宏的大殿華堂，但是從其布局、建造、雕刻、彩繪、雕塑中不難看出深厚的文化內涵以及各民族建筑藝術和風格。許多具有宗教色彩的神話故事、民間傳說因這些建筑的存在得以流傳，極大地豐富了地方文化寶庫。梵宗寺保存至今的寺院主要有天王殿、大雄寶殿、彌勒殿。精美華麗、宏偉壯觀的寺廟建筑作為文化的實體表征物，歷來備受人們關注。段玉明認為“寺廟文化是以寺廟作為黏結手段的宗教文化與其信仰社群文化結合的一種復合文化。佛寺建筑中充滿生活氣息的亭、臺、樓、閣等也都有很強的觀賞性。這些宜人的元素加入佛寺旅游中為佛寺旅游增加了不少情趣。為了了解2012旗旅游業的發展、變化情況，特對該旗旅游發展較快的幾個重點地區1―8，采用全面調查、抽樣調查和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式取得區內旅游總人數及構成、區內旅游總收入和游客的花費情況等指標表明梵宗寺的游客及旅游總收入遠遠高于其他蘇木，嘎查的寺廟旅游景點。

二、旅游與社會文化和價值的關系

（一）旅游與社會文化的關系

旅游活動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文化活動。無論是旅游消費活動還是旅游經營活動都具有明顯的文化性。只有挖掘文化的內涵，才會有吸引旅游者的魅力。“旅游在發展的一定階段是經濟――文化產業，在發展的成熟期是文化――經濟產業。從歷史發展的觀點看，經濟發展固然為社會進步提供了物質基礎，但是社會發展最根本的是社會文化與觀念的革命。旅游的廣泛性和豐富性又促進了社會文化內涵的多樣發展，社會文化的多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業余生活質量程度，旅游作為人們一種高質量生活的形式，越來越體現著文化的重要性。

（二）旅游與社會價值的內在關系

旅游越來越成為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其本身具有深刻的社會學意義，揭示了社會文化中既有或正在形成的價值體系。旅游作為聯系與交往的系統，負載著一些價值，它本身便是這些價值的產物。旅游即在維持、保留或再現歷史中存在的某種社會價值方面發揮影響力，在此基礎上又積極反映并促成的某種新的價值體系。

同時，旅游業的發展也為經濟、社會等民生事業提供了一個繁榮發展的平臺，為廣泛就業，地區經濟共同繁榮，思想教育和人的發展都提供了機遇和無限的可能。可以說，旅游體現著社會價值的內在含義，社會價值又反作用于旅游的更還更完整，二者相輔相成，共同進步。

三、赤峰市翁牛特旗旅游文化發展的社會價值體現

經過梵宗寺旅游文化開發利用，當前，該旗梵宗寺周邊地區的農業已初步改變了以傳統種植業為主的小農經濟模式，開始形成了旅游文化及第三產業共同發展的新格局，梵宗寺周邊農民收入也實現了較快增長。首先是農民收入來源多元化。其次是農民收入從不穩定到基本穩定。農業是弱質產業，易受氣候條件、天氣狀況、自然災害、生態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梵宗寺旅游文化的開發與利用給當地農民帶來了穩定的收入來源。通過做買賣 看相 療養 朝拜 交通等渠道提高自身的收入。政府及旅游業相關部門對梵宗寺旅游文化開發調整對農民收入有著輔助作用。農民收入的某些部分具有偶然性和變動性。如失地補貼收入、農產品價格因素變動直接影響對農民收入。在此基礎上，開發利用旅游文化便可以從另一個方面來提高自身的收入。以至于使農民的收入變得穩定。最后是農民收入從不平衡到基本平衡。梵宗寺坐落在交通方便、產業結構調整好的鄉鎮、村普遍高于交通相對閉塞、沒有主導產業的鄉鎮、村；城郊農民收入于非城郊農民收入都相對增加了不少。

四，深度開發梵宗寺藏傳佛教文化，打造翁牛特旗旅游新亮點

以上所講的赤峰市翁牛特旗豐厚的佛教實體資源為發展觀光旅游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然而觀光旅游決定了旅游產品僅僅處于基礎層次，旅游資源開發程度較低。一直以來，我國旅游業組織佛教觀光旅游時，大多只停留在觀賞廟貌上，而對于佛教旅游所需要的“深層體驗”則關注不夠且開發程度還不夠充分。

首先，突出佛教文化優勢，深化佛寺作為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氛圍。圍繞著佛教與中國文化的主體，可以舉辦一些如佛教坐禪、佛教醫學、佛教養生等現代人容易接受且對身心修養健康有好處的活動。佛教旅游要在突出特色的基礎上進行多層次多類型的開發利用，以豐富滿足游客的多種需求。

其次，發展僧伽的活動也決定了某些無形的旅游資源。許多游客之所以到佛教圣地游覽，往往是對佛事活動的新奇感，具有獨特民族風情，又有著濃郁佛教氣息的佛俗、佛節、佛事活動能夠帶給游客耳目一新的感受。佛教有很多節日如四月初八佛誕日、二月初八佛出家日、臘月初八佛出道日、二月十五佛涅日、七月十五佛歡喜日等。隨著旅游目的的復雜化、旅游內涵的深層化、旅游形式的多樣化，籌劃大量游客參與的旅游項目。

當然，佛教文化旅游開發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有學者提出佛教文化旅游的開發要注意處理好以下三個關系：佛教文化因素的挖掘與佛教自身發展的關系，旅游活動與正常的宗教活動的關系，佛教文化旅游景點的管理與利益分配的關系。要實現佛教旅游和生態旅游的最佳結合，使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最大化。總之，佛教文化旅游應堅持開發與保護的原則為主，以長期利益為重，把旅游產業的發展建立在生態第一環境優先的基礎上，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科學開發利用旅游資源，走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旅游道路。

參考文獻：

[1]段玉明.中國寺廟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劉漢洪.論我國宗教旅游的深度開發.[J]旅游研究與實踐.1994

廟會文化范文第4篇

芒哥坡會形成的生態域場是其發展的基礎，并對芒哥坡會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及價值有著重要影響。由此筆者提出芒哥坡會“民族性與原生性”為整體特征的文化內涵，包括芒哥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儺文化。“芒哥坡會民族性和原生性的信仰習俗又反映出芒哥坡會重要的文化功能與價值。

（一）芒哥崇拜發生之山神與信仰分析

分析芒哥崇拜具體涵義是我們研究芒哥坡會要著重探討的問題。由前文對芒哥坡會定義的界定，不難得出芒哥在當地人民心中的特殊意義，那么這種崇拜意識是如何產生的呢？首先芒哥崇拜與苗民對元寶山的崇拜有一定關系，是其形成的發生地和根源，具有產生的原發性。通過流傳的民間故事不難看出，芒哥是在極端惡劣的自然和社會條件下，迫于生存壓力而產生的一種對山體朦朧而神秘的認識，由此形成了對這種力量的崇拜。在他們看來，以山體崇拜為基礎形成的芒哥能祛除病魔、驅趕野獸，使生活安定，這就給苗民帶來了心靈上的強烈慰藉，并認為芒哥能庇佑族群和繁衍生息，且關系宗族的興衰。這種自然崇拜形成了芒哥崇拜的基礎，可以說苗民對元寶山的崇拜是一種可繼承的、延續的信仰，并在苗民中形成了統一的意識。

在自然崇拜的基礎上，從馬斯洛的層次需求理論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芒哥崇拜之產生：首先，從當地復雜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可以科學的佐證苗民對芒哥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廣西融水苗民聚居地區都是山地丘陵地勢，人跡罕至加上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苗族先民們需要一種能帶給他們希望的寄托，以期得以生存和繁衍。為了戰勝自然和社會帶來的危險芒哥應運而生。值得注意的是，芒哥活動中芒哥腰間會有用稻草編織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物，并在祭祀活動中對女性進行追趕。這個現象的產生可用滿足生理需求來解釋，是當地苗民希望人丁興旺、繁衍生息的生殖崇拜的表現。在無情的大自然面前，人們缺少預防能力和足夠的抵抗能力，疾病、盜搶給他們帶來損失，他們必須祈求殖神的庇護，需要壯大民族群體。從當時社會生產力看，生殖崇拜深刻反映了一個絕對莊嚴的社會意識——最為社會生產力的人的再生產。

生理需求作為馬斯洛層次需求理論中最基礎、最根本的要求，沒有生理上的需求其他的需求就無從談起。從現在看來，苗族先民一次偶爾的扮芒哥嚇走了盜賊和猛獸，給苗民心理上帶來了極大的慰藉和安穩，并認為在芒哥背后仍然存在一股強大的力量保佑族群，幫助他們消除病害、繁衍生息。這種由心理需求發展到對安全的需求的過程得到了完整體現。其次，在生理和心理得到極大滿足下出現了歸屬與情感的需要。人的生存發展必須有一種歸屬感，這種歸屬感使人們認可自己屬于某一群族。主要體現苗民渴望在群體中得到認可，并有自我選擇愛與被愛的權利，形成一個能標志本族群象征的符號。芒哥這一“符號”的具體形式和形象確實經過了漫長的演變。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基礎上，我們可以認為當時苗民是在對自然崇拜中形成了芒哥的形象，在時代的不斷發展和苗民需求下，人的力量逐漸增強，使得原先“神”的形象逐漸人化，并在人化的基礎上又附著苗民對神靈的崇拜因素，對此芒哥在滿足苗民歸屬與愛的需要層次上，當中國人在對天地、祖先的崇拜之中實現了對生命以及生生之道的強調時，神鬼崇拜就很自然的讓位于祖先崇拜了，祖先崇拜是中國家庭和宗族的精神基礎，通過祭祀儀式，祖先就成為家庭延續和宗族團結的象征。形成的“神——人”的形象轉變過程，包含了苗民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信仰習俗。當然，無論芒哥是神還是人的化身，都使人民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它身上，并以此作為自己的歸屬。

最后，通過形成的歸屬感與相互愛的心理認同，產生了相互尊重的需要。這種尊重強調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指一個人為了在某一領域中發揮自身潛力而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那種人，是個人抱負、理性得以實現的一種需要。以芒哥扮演者為例，被選定為芒哥的人必須是具有想成為芒哥的信念者，當然也并非誰都能扮芒哥，芒哥的扮演者還要經過挑選，“這個有著神靈意味的人便成為具有選擇和被選擇的權利”，是一種雙向的互選形式。扮演者把能扮演芒哥視為一種神圣的責任，成為他本人的生存價值所在，是他實現自我價值的神圣形式。因為他被賦予了族群共同心理信仰，是來保佑族群、清除疾病等。以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獨特視角分析，我們得出了芒哥崇拜所體現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文化內涵。芒哥坡會文化內涵是以芒哥崇拜為中心，以當地苗民在自然崇拜的基礎上發生之具有原生性和民族性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相結合為主要特征的。

（二）芒哥坡會中體現的儺文化分析

芒哥坡會中體現了原始的儺文化。其一，芒哥具有原始儺文化的“驅疫趕鬼”的廣泛意思。儺文化是我國古老的文化現象，在我國很多古籍中都有出現。《論語•鄉黨》曰：“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注：“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廟之阼接。”②《呂氏春秋•季冬記》曰：“前歲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驅逐，亦曰儺。”《說文》解釋為“行有節也，從人，難聲”。段注“行有節度。按此字之本義也。其驅疫字本作難，自假借儺為驅疫字，而儺之本義廢矣。”③由此可見，所謂儺是驅逐疫鬼。芒哥之發生很大程度上是處于人們“驅邪趕鬼”之意，從芒哥坡會中的一首祭詞中就有體現：今天日吉祥，今晚夜吉利日吉利中崽出生，吉利夜鵝崽出生。今天我寨八姓人，有八方朋友。去那古老的培松山，到那原始的培松森林，把芒哥請到我們的蘆笙坪，進我們的蘆笙堂。芒哥來驅邪趕鬼，芒哥到消惡除晦，芒哥來老者長壽，芒哥到少兒健康，芒哥來五谷才熟，芒哥到六畜才旺。我的嘴巴有油，我的口水成藥，我吐口水給狗，狗會打獵，我吐口水上石頭，石頭會長青苔，我吐口水上木棟，木棟會長香菌。我講成就成，我講是就是。④從祭詞來看，芒哥是來“驅邪趕鬼”的，是來“消惡除晦”的，當地人民認為芒哥能祛除各種邪惡與污穢之物，使“老者長壽”“少兒健康”“五谷豐登”“六畜興旺”。因此，芒哥坡會期間當地人民樂于接觸芒哥，認為芒哥能給他們帶來興旺。由此說明芒哥帶有“儺”的原始意義即驅疫趕鬼。

其二，從儺文化的發展階段看，芒哥坡會具有儺文化發展過程中“儺樂時期”的階段特征。柯琳的《儺文化芻論》中把儺文化的發展分為兩個時期，即“儺樂時期（包括原始儺儀階段和儺禮階段）”和“儺戲時期（包括前期儺戲和現狀儺戲）”。他認為“儺儀階段”的活動是“一種原始巫術驅鬼術，即模似驅趕行為的再現，其過程只是表達一種強烈的情緒意識。相信通過驅趕可戰勝疫病鬼邪，以保來日平安，納吉興旺”這一原始的功利目的，構成了原始儺儀的核心。芒哥坡會的確體現了這種原始的功利目的，這點在上文已有分析，可以說芒哥坡會已經具有儺文化原始而古樸的內涵。經過原始儺儀的發展階段，隨著社會發展，尤其是政治統治的需要，原始儺儀被納入“禮”的范圍。首先，在這個階段儺出現了宮廷儺和鄉人儺（即民間儺）的分化，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禮儀規范。其次這一階段的特點還表現在“儺禮從原始的逐疫驅鬼內容加進諸神崇拜，祭祀祖先，自然崇拜等。”從芒哥的形成來看，芒哥在發生之后得到了苗民的認可和信奉，發展到后來有組織的節日慶典，它在表現以及呈現方式上形成了具有約束和提倡的“禮儀”之風。芒哥坡會也是從普通的驅邪趕鬼，發展到后來對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內容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豐富。再則，儺樂已從最初驅鬼的意識逐漸成為歌舞為表現形式的祭祀歌舞藝術。這從單純的扮芒哥到形成現在相對有體系的“芒哥舞”得到體現。

其三，芒哥坡會確實具有部分儺文化內涵，但并沒有得到完整發展。一方面儺文化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儀——禮——戲”的發展過程。儺文化發展到“儺戲時期”已不是最初的大儺活動，也不僅只是古風習俗，而是從歌舞祭祀中蛻變出來的戲劇性表演。其中音樂是這個階段儺活動的主要表現形式。扮芒哥的整個形式，是先由芒哥從山上呼喊而下，圍著蘆笙柱轉并伴著蘆笙舞做搖擺動作，不時會觸摸觀看的群眾。扮芒哥過程中沒有固定音樂，沒有如“儺壇”的固定祭祀場所，也沒有固定的劇情。芒哥坡會沒有向戲的形式發展，原因有二，一方面，從時間上看，儺戲時期大致發生于宋代。對比融水苗族的遷移歷史，也約是在宋代陸續被驅趕從湘西和黔東的“五溪”地區遷入。在受到驅趕和壓迫下文化的傳承可能出現斷流，在離開了本土土壤的滋養，已形成的原始儺文化意識沒有得到繼續發展。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扮芒哥是在對元寶山崇拜下產生的，具有原發性，這就說明融水芒哥坡會可能只是繼承了原始的儺樂文化，在新的環境下產生的新的活動，由于文化“斷層”而沒有形成“戲”的形式。相對于“毛谷斯”等典型傳統的儺事活動，芒哥坡會沒有固定的音樂，人物譜系單一，只有“芒哥”，芒哥舞沒有系統性等。

可以說，芒哥坡會體現的儺文化是具有原生性的，可以歸結于儺文化的范疇，但是不具有儺文化的完整形式。

（三）芒哥坡會的文化價值及功能

根據前文所述的芒哥坡會所蘊含的信仰習俗，從芒哥坡會對人到對社會層面上的影響來看，我們可以總結出芒哥坡會文化價值及功能：（一）芒哥坡會是苗民情感溝通的紐帶。通過芒哥坡會這一文化空間，青年人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愛情，老者可以敘舊談天，各個群體都能在芒哥坡會中找到感情的寄托。（二）教育功能。芒哥坡會體現的生態觀念和信仰就是對參與者的教育內容，通過芒哥坡會的具體活動和人們的行動，總少不了人們的道德面貌，參與芒哥坡會的人都會自覺或不自覺的感受到其中的積極力量，從而使道德要求和善惡觀念在人們品性中潛移默化。其次，芒哥坡會使本民族人民能熟悉自己的祖先所創造的歷史文化。（三）娛樂功能。融水苗族地區特殊的地理條件造成的交通和文化的閉塞，決定了較少有先進的精神文化能進入，芒哥坡會也就擔當了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功能，在祭祀芒哥的同時，也是在為參與者提供一個娛樂的場所和形式。通過芒哥活動，也能起到娛樂的目的。

（四）芒哥坡會是增強民族認同與凝聚

力的橋梁。苗民們情感的溝通是芒哥坡會增強民族認同和凝聚力功能形成的前提。風雨飄搖的融水苗民在自然與社會的威脅下形成了芒哥崇拜，芒哥是他們自我保護的勇敢見證，是他們反抗精神的折射，對芒哥能庇佑他們驅邪除疫深信不疑，并成為在種族間的一種普遍信仰。祈福平安、五谷豐登的原始愿望是融水苗族人民信仰習俗形成的主要原因與表征內容，由此形成了一股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

二、結語

廟會文化范文第5篇

大會組委會給我寫了一份提綱，特別是聆聽了幾位老領導，老前輩的致辭，對我啟發非常大。我想在論壇上講一些自己的體會，有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我首先向大家介紹或者說匯報一下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基本的情況。

應該說十一五以來，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有幾個大的數字。我們總體講已經形成或者已經奠定了支柱產業的地位，包括我們產業發展的九大門類，都能詮釋注解的道理。現在已經達到了7400多億，已經占我們GDP的比重超過12%，去年統計數字還沒有出來，總體上不會有大的出路。從產值來說已經超過9千億，接近萬億。從九大行業發展來講，我們首先來講北京市在海淀區主要是圍繞我們的軟件占了37%，服務業占了17%，其他的廣告會展占了11%，新聞出版占8%，廣播電視占8%，我們文藝演出占1.7%，我們的藝術交易占4%等等，從產業布局來講，我們產業布局海淀區、朝陽區是兩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大區，除此之外，我們城市的核心功能區包括我們城市的拓展區，包括我們生態涵養區圍繞創意產業的發展，我們資源底部也在進行規劃，也有很好的發展前景。特別是今天我們承辦單位房山區在大力的擴展發展我們生態旅游涵養資源也有長遠的進步，在旅游、休閑、文化主題等等這些領域都有新的規劃、項目、積累，這是大體的分布情況。特別是剛才葉朗教授、許嘉璐委員長對文化產業內容提了很多想法，我就他們兩位提的問題做一些交流。

我們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看什么？這些數字，一個產業的發展沒有效益談不上產業，沒有利潤談不上產業。如果僅僅注重我們效益、數字，對于我們文化發展的初衷和目標不單單是差距，有可能是背道而馳。舉一個例子，我們的電影產業，我們電影票房收入，這幾年連續四年北京市在全國第五年仍然是強烈增長的勢頭。我們電影市場非常的活躍，電影市場的發展前景應該說有很好的市場，但是也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大家今年看到我們的檔期不好說賀歲片，就這幾部片子在電影市場放映，沒有呈現非常豐富的電影市場。為什么僅僅幾部大片占了市場上覆蓋我們整個院線？就是利益訴求。北京市這幾年的在院線發展在全國也是首屈一指，我們影院已經達到105家影院，我們上座率，我們票房收入都是非常可觀的。但是我們的內容在哪里？特別是我們生產了這么多影片，放映這么多影片，除了達到票房收入以外，對于我們人民群眾，給我們的后代，給我們青少年帶來了哪些思想啟迪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我們去年有些片子的收入過兩億，過五億，過六億，過七億，這些對于我們作品是不是一個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最佳的作品？在這里不敢恭維。發展創意產業的進程當中，我們的坐標首先要考慮到是精神的產品，精神產品的坐標不能完全以我們其他的經濟價值為依據。我們所做的公共文化產品，公共文化體系的建立在哪里？提升我們民族的素質，提升我們民族的文化的進步。總書記在十七大就提出了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文化經濟改革，提出大發展大繁榮。與我們國家的十二五規劃，以我們文化中心的定位，與我們政協會議提出的促進文化產業體系，與我們社會各界，與我們民族黨派，與我們專家學者等等進行了前方位，大規模的調研，大規模的座談，大規模對文化的開場的研究，形成了今天的報告，就是發揮文化中心作用，加快推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的意義。這個意見的提出，發揮國家文化中心示范作用，示范在哪些方面？一是文化引領的示范作用，文化引領示范作用不單純是一個產業的數字，不單純是一個表象的經濟效益上的指標，最重要的是文化的趨勢，是一個文化的風向標。

剛才許嘉璐委員長談到我們傳統文化、故宮文化等等，我們旅游產業二十年也罷，三十年也罷，從建國以來，北京市兩個旅游地標符號就是長城和故宮，今天和往昔有什么變化？除了路況好了，城市好了，我們對文化內涵的發掘仍然停留在那個時代。即使我們有全新的技術，我們對在長城發生的故事，對長城發生的歷史的典故，我們中原文化與民族融合文化等等挖掘遠遠不夠。今天到我們長城旅游的，無論是本地人，外來人，甚至是國外的游客對于長城文化僅僅停留在不到長城非好漢，為此我們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空間。

在我們北京市有很多依托院校，依托科研資源，我們在我們民族優秀文化的傳統符號當中有了很好的闡釋，有了很好的借鑒，有了很好的技術手段。離開了我們民族優秀文化的發展，離開了文化的傳承，就是一個無源之水。北大對我們新文化貢獻一些，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文化內涵發掘是我們最大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