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政策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形勢政策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形勢政策論文范文第1篇
一、2004年中國的國有銀行改革的明顯加快
1、適應中國加入世貿之后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挑戰
到2006年，中國將按照加入世貿的承諾，全面放松對于外資銀行進入銀行市場的限制，中國的銀行業如果不能抓住剩余的2年的過渡期的機會，對國有銀行進行大規模的重組改革，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銀行難以有足夠的市場競爭力。
2、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持續增長：需要一個高效率的金融體系的支持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增長率達到9%以上，但是，由于中國的銀行體系承擔了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巨大成本，同時也由于銀行體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國的銀行體系在轉軌過程中積累了較大的不良資產，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障礙之一。下一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于金融服務的需求更為強勁，如果不對銀行體系進行全面的市場化改革，就有可能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累計新的不良資產包袱。
3、提高中國金融結構的穩定性
中國經濟的增長十分強勁，中國金融業是中國經濟中最活躍的組成部分，其風險狀況對于整個經濟的影響十分顯著，目前中國的金融業總資產20多萬億，17萬億貸款余額，如此大的金融總量對經濟運行來說舉足輕重；如果銀行體制中積累的不良貸款如果規模過大，對于中國的金融體系的穩定也會形成潛在的威脅。
4、中國把國有銀行改革作為金融改革的重點
從目前的銀行改革趨勢看，2006年全面開放銀行業之前是迅速改革國內銀行體系的最后機會。較之1998年的資產剝離，這一次的注資是實質性的資金注入，而不僅僅是名義上的剝離，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進步，顯示了中國政府對于在2006年之前全面改革銀行體系的決心。反觀一些國家，長期以來因為對銀行體系累計的高額不良資產等問題猶豫不決，導致經濟一直缺乏活力，而到近年來，一些國家的政府也開始痛下非常之舉和多次的增資擴股，使得一些國家的銀行體系有了很大的改觀，基本上已經恢復了它的活力和生機，這給予中國的銀行改革同時以正面和反面的參考和借鑒。長期以來，金融改革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相對來說較為滯后，而金融改革中又以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最為滯后。如果說中國在改革的早期嘗試新設一些市場化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通過增量的改革來觸動國有銀行的改革、施加“外部壓力”的話，那么，現在看來，這種改革思路盡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事實證明并不能真正有力地推動國有銀行轉向商業銀行。因之，此次中國決定注資450億美元外匯儲備資金對兩大國有銀行進行改造，主要是具體考慮到了國有商業銀行在中國銀行體系中一直仍占有支配性、主導的地位，所以必須還要從內部、從治理結構上加大力度全面改革和完善。
二、當前中國的國有銀行改革的主要內容
1、全面的資產重組和財務重組：主要是注入資源進行不良資產的清理
根據中國銀行2002年年報，到2002年底，按五級分類法統計，其不良貸款總額為4085億元，最后損失類貸款高達1874億元。建行至2002年底不良貸款總額為2680億元，其中損失類為569億元，但可疑類亦有1289億元之多。兩家銀行的損失類貸款超過2000億美元，這應該算是其不良資產的底線。用于核銷不良資產的資金主要包括準備金、撥備前利潤和資本金。目前中行的準備金覆蓋率為22.09%，即有近900億元的準備金。建行的準備金覆蓋率為13.4%，即有350億元的準備金。但是，這部門準備金尚不足以彌補損失類貸款，因此需要動用近兩年的銀行利潤來核銷不良資產。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推動下，2002、2003年中國的兩家國有商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經營性利潤均達到500億元人民幣左右。在此基礎上，按照財政部的最新規定，國有商業銀行將財政部原來持有的所有資本金全部用來核銷不良資產。經過初步的框算，經過準備金、新增利潤和資本金以及其他形式的舉措，基本上可以核銷歷史上的不良資產。
2、注資
經過大規模的不良資產清理之后的國有銀行在不良資產比率方面看是一個比較“干凈”的銀行，但是也是一個沒有資本金的銀行，此時以外匯儲備注入資本金，則起到了在新的銀行框架下補充銀行資本金的作用。
2003年，受到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影響，中國的外匯儲備急劇增長了1600億美元，因此即使去掉450億美元，到2003年年底還有4032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仍然高出按照國際標準計算的最優規模。實際上，從1994年中國出現匯率并軌以來，外匯儲備就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從央行的角度來說，盡管減少了外匯儲備，但是投資科目增加了，過去用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所得到的收益率不過2%，現在將外匯儲備投資于國內的商業銀行，可以更好地分享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經中國國務院批準成立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將專門負責向試點銀行注資、并監督注入資金的運營。中國國家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派員組成了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中國中央匯金公司今后將以中行和建行的最大股東的身份，督促銀行落實各項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力爭股權資產獲得豐厚的投資回報。
3、產權結構的重組
主要是強調引入具有國際水準的戰略投資者，通過技術轉移、改善公司的股權結構等，促進銀行的治理效率的提高。
4、上市
這主要是指通過促進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在證券市場上市，改進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引進市場的約束，促使國有銀行改進經營管理水平。
5、改革的重點在于促進國有銀行治理機制的轉換
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改革，此次注入的各種公共資源有8000多億元人民幣，為了促使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不再制造新的高額不良資產，此次改革的重點在于轉換商業銀行的經營機制，也就是所謂“花錢買機制”。從制度變革的角度看，這屬于強制性的制度創新。
中國的銀行監管部門在這兩家銀行的內部治理方面提出了10個方面的具體要求：建立規范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制度；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改變單一的股權結構，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制定清晰明確的發展戰略，實現利潤最大化；建立科學的決策體系、健全的內部控制機制和完善的風險管理體制；整合業務和管理流程，實現機構扁平化和業務管理垂直化；建立市場化和規范化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和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實施審慎的會計原則，加強財務管理，嚴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強信息科技建設，全面提升綜合服務功能；發揮中介機構的專業化優勢，積極推進重組上市進程；加強人員培訓和公共關系宣傳，做好綜合改革的相關工作。
同時，中國的銀行監管部門還參照全球經營管理水平較好的商業銀行的主要財務指標，對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制定了包括資本充足率、不良資產比率、資產回報率等在內的7項財務考核指標，督促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在經營績效方面達到國際銀行業的先進水平。
三、客觀看待中國的銀行體系積累的不良資產及其發展趨勢
此次中國政府對中行和建行的注資，動用了較大規模的公共資源，顯示中國政府支付了中國的國有銀行因為承擔轉軌成本形成的不良資產。
長期以來，國有銀行實際上支付了經濟轉軌的成本，如何處置這個成本，直接影響到銀行未來的改革方向。如果通過全面的不良資產清理和注資，就可以切斷歷史包袱對兩大商業銀行改革的制約，在銀行市場形成新的競爭格局。實際上中國政府以前曾經嘗試也期望國有銀行靠自己內部管理完善，靠內部的經營能力慢慢消化歷史形成的包袱，但事實上龐大的不良資產包袱不但拖累四大銀行，還使得難以在客觀上對國有銀行的經營狀況進行一個客觀的評價考核。通過注資和一系列的改造，可以使中行和建行先行一步，同時在中行和建行的改革改組中證明行之有效的舉措，也完全可能在其他國有商業銀行中借鑒實施，從而對整個國有銀行的改革發揮積極的示范作用。
1、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歷史形成分析
根據初步的統計，在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中，30%不良貸款的形成來自于各級政府干預，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預；30%的不良貸款來自于對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的調查統計顯示，目前國有銀行超過50%的貸款是向非國有企業（包括外商投資企業、民營企業、以及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個人助學貸款和個人汽車信貸）發放的。10%的不良貸款是由于國內部分地區法律環境較差、法制觀念薄弱所導致的。15%來自對部分行業如軍工生產的轉型所導致。
因此，總的來看，僅有20%的不良貸款是由于國有銀行自身管理經營不善所造成的。因此，雖然不良貸款總體規模較大，但是比較而言，國有銀行自身原因形成的不良貸款比重并不高。
2、中國當前具備了解決銀行體系不良資產的有利條件
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提高了社會各界對于銀行體系穩健經營重要性和金融體系脆弱性所可能帶來的巨大的金融風險的認識，推動了中國的決策層下定決心改革國有銀行體系。
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已經基本放棄了對國有銀行的行政干預。
中國的政府部門已經從法律角度明確了商業銀行決定貸款的自主性。
中國的政府已經逐步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貸款義務。
中國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為改革創造了條件。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利用現有資源改革國有商業銀行成為可能。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一些國有大型企業上市步伐的加快，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的改善也為商業銀行解決不良資產比例過高的問題帶來了可能。
亞洲金融危機使得監管機構和國有商業銀行開始關注降低不良資產比例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重比危機之前下降了近50%.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法律法規，包括《破產法》、《證券法》和《公司法》等均在進一步的完善修訂之中。
新增貸款質量相對優異，近幾年的新增貸款的不良資產比率在2%以下，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
中國強勁的經濟增長帶動的貸款資金需求，為商業銀行化解不良資產創造了積極條件。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于：快速推進的城市化效應；國際投資向中國轉移的世界工廠效應；以汽車和住房為代表的新興消費品升級效應；民營經濟主導效應；以及重化工業化帶動效應。
另外，中國的監管機構制定了相當嚴格的不良資產考核辦法。以2004年頒發的“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監測和考核暫行辦法”為例，該辦法一是強調“對銀行風險進行全面監控”。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監測和考核包括對不良貸款、非信貸資產和表外業務風險的全面監測和考核。二是加強“對不良資產余額和比例的雙重考核”。三是體現非現場和現場監管的有機結合。中國的銀行監管部門分別在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總行設立“派駐監管小組”，收集、分析四家銀行總行經營管理和綜合改革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
四、中國政府對中行和建行的率先改革會產生多方面的積極影響
初步歸納起來，此次中行和建行率先啟動改革，可能產生以下5方面的積極影響：
一是可以切斷歷史包袱對兩大商業銀行改革的制約，在銀行市場形成新的競爭格局。
二是可以促使中國的國有銀行更有效地、自主地配置金融資源，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通常來說，不良資產的下降會帶來銀行貸款投放能力的上升。這次通過大規模注入資金，再配套相應清理不良資產的措施，對于增大國有銀行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是非常有利的。這也正是國有銀行積極調整資產結構的機會。
三是意味著探索出一條多元化、高效率地利用外匯儲備的新的途徑。
四是隨著這樣注資改造國有銀行，與其說政府是花錢為這些不良資產“買單”，不如說是花錢給國有銀行買了一個新的機制。
形勢政策論文范文第2篇
1.公共政策
中西方學者對公共政策內涵的界定有所不同。西方學者把公共政策內涵的界定分為：政治行為型、政治過程型、價值分配型和生態行政型四種。例如：美國學者詹姆斯•安德森認為，“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機關或政府官員制定的政策”。哈羅德•拉斯韋爾與亞伯拉罕•卡普蘭認為，“公共政策就是一種既定的目標、價值與策略的大型計劃。”羅伯特•艾斯頓認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機構和它周圍環境之間的關系”。我國學者陳振明認為，“公共政策是國家機關、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在特定時期為實現或服務于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目標所采取的政治行為或規定的行為準則，它是一系列謀略、法令、措施、辦法、方法、條例等的總稱”。總結并借鑒中西方學者對公共政策含義的界定，本文認為社會轉型時期公共政策是指社會公共權威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根據公眾需要所制定的各項行為準則和行為規范。
2.公共政策價值
在現代社會，政府如果能夠適應社會需要，滿足公共需要，實現公共利益，那就是有價值的，否則，就是無價值的，其存在的合法性就會受到懷疑。因此，“政府為了擺脫合法性危機，在公共事務管理的過程中，會根據不同社會主體多元化的公共需求，進行公共政策制定、執行與評估，促進公共利益實現，以達到各社會主體的利益共享。”基于不同社會主體多元化公共需求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既體現了公共政策的科學價值，又體現了公共政策的民主價值。
3.公共政策價值理念
公共政策價值理念表現為一定的需求和利益、有用與無用。因而，公共政策價值也就具有兩層含義：一是政策本身的價值，即公共政策本身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二是公共政策的價值影響，即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價值，所要達到的目的。本文中的概念是指公共政策的價值影響，即公共政策價值分配的利益要求和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公共政策價值理念是指在一定價值觀支配下的公共政策價值分配的利益傾向與選擇，亦即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涉及政策決策過程的人共有的偏好、個人愿望和目標。
二、社會轉型時期我國公共政策價值理念轉變的歷史演進
1.我國公共政策價值理念的第一次轉變：以物為本
20世紀80年代，我國公共政策價值理念經歷了第一次轉變，圍繞著效率與公平展開的，這次轉變是以急轉方式出現的。在政策領域方面，它從“抓革命，促生產”的以政治革命和階級斗爭為綱，轉向“發展才是硬道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了“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決策原則。由此產生的公共政策價值理念中，效率被作為中心價值，公平只是作為補充性價值。從公共政策的角度關注公平時，考察的主要不是現實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經濟和社會公平的價值要求，而更多地是考慮為促進經濟效率而出臺的改革政策是否超出了“民眾的承受能力”。這種公共政策價值理念對推動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2.我國公共政策價值理念的第二次轉變：以人為本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公共政策價值理念經歷了第二次轉變，是繞著改革、發展與公平展開的，這次轉變是以平緩方式出現的。我國公共政策價值理念在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上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一是公平和正義的概念不再僅僅是以“兼顧”的方式出現；二是提出了“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設的成果”原則；三是在處理發展中的各種矛盾時，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以人為本”成為更高的價值理念；四是認識到公平對效率的正面影響；五是提出了改革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手段；六是明確政府在促進和保障經濟和社會公平方面的責任，將政府工作的重心更多地轉移到維護經濟和社會公平，并且成為衡量政府是否稱職的重要標準。
三、社會轉型時期我國公共政策價值理念的創新與定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政策價值理念經歷了以物為本和以人為本兩階段，如何定位社會轉型時期我國公共政策價值理念，成為我們當下必須要解決的首要任務。
1.基于治理的公共政策價值理念：公共治理
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個人暴力恐怖事件、社會等社會問題凸顯，這些長期積累下的社會問題隨時都可能引發公共危機。每當爆發公共危機時，人們習慣于依賴政府解決。然而政府的管理、責任、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必須尋求社會力量的參與、合作與支持，全社會共同面對危機、共同承擔化解危機的責任，構建一個政府主導、多方參與、和衷共濟、相互信任的危機應對機制。
2.基于和諧的公共政策價值理念：公共和諧
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改革的收益與代價之間呈現出一種不平衡的狀態，貧富分化、環境惡化、城鄉差距等社會問題凸顯。政府必須重新審視公共政策，滿足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這些問題的解決都依賴于公共政策核心價值理念的確立。在社會轉型時期，以公共和諧作為公共政策價值理念，有利于各社會階層、社會群體之間的協調與發展。公共和諧理念的提出，為公共政策價值取向的選擇提供了新的視角。
3.福的公共政策價值理念：公共幸福
形勢政策論文范文第3篇
1謙抑含有縮減或者壓縮之意。刑法的謙抑性，是指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而用其他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換言之，凡是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種違法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將其規定為犯罪；凡是適用較輕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種犯罪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規定較重的制裁方法。英國哲學家邊沁有一句名言，稱“溫和的法律能使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會在公民中間得到尊重。”這句話可謂刑法所以要奉行“謙抑內涵”的法哲學基本理論。
2刑法的謙抑性不是刑法典中法定的概念，而是刑法理論上的一個概念，它是現代刑法的重要理論成果，也是人類追求民主、自由而應從國家所取得的必然回報。刑法具有法益保護機能與自由保障機能，前者意味著通過刑法從而保護法益；后者則意味著通過國家的刑罰權從而保障行為人的自由。但兩者又會存在沖突：刑法以處罰犯罪人來實現保護法益的目的，故刑法的處罰范圍越寬越有利于保護法益；但處罰范圍越寬越限制了人的自由，越不利于刑法的保障功能。所以，人們一直在追求二者的協調和平衡，隨著法治的進步，追求的結果是限制國家刑罰權的行使，使個人免受國家刑罰權的無理侵害，使個人自由真正獲得保障。刑法是關于犯罪和刑罰的科學，因此刑法的謙抑性也表現為兩個方面：犯罪認定上的謙抑性和刑罰處罰上的謙抑性。
（1）犯罪認定上的謙抑性的基本含義包括：在對被控行為存在合理懷疑時，應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釋；當被控行為在有罪和無罪之間時，應當宣告無罪；當事實在重罪與輕罪之間時，應認定為輕罪；無法確信某一犯罪事實是否已超過追訴時效時，應認定已超過追訴時效而不再追訴等等。
（2）刑罰處罰上的謙抑性基本含義包括：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規定較輕的刑罰即可，就沒有必要規定較重的刑罰；在刑事司法上，對于已經確定為犯罪的，如果適用較輕的刑罰即可，就沒有必要適用較重的刑罰。刑罰的適用是根據犯罪人所觸犯的罪名、犯罪的手段，主觀惡性等量刑要素來確定的，因此對于自首、立功等量刑要素，從刑法的謙抑性出發，就應當作寬泛的解釋和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釋。
3有人認為，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帝王原則”，刑法謙抑性與之相悖，認為刑法已經對定罪和量刑作出了明確的規定，那么所謂的刑法謙抑性會損害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貫徹。
其實刑法謙抑性和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是并行不悖的，因為二者的適用條件不同：在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情況下，適用刑法具體的定罪、量刑規定乃當然之理，然而許多案件的事實并不是清晰的，甚至說模棱兩可的，這時罪刑法定原則也就沒有適用的條件，可法官又不能拒絕裁判，那么只有適用刑法謙抑性來推定案件的事實。可以說，刑法的謙抑性是罪刑法定原則的重要補充，罪刑法定是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而刑法的謙抑性只是刑法的一個基本理念，二者是不矛盾的。
4現代刑法的三大目標——公正、謙抑、人道。“報應預防一體理論”符合了中國人中庸之道，但有時未必符合被害人家屬的利益。為了基本的生存，部分的被害人也許愿意以經濟補償的方式免除施害人的死刑。然而法院往往為了起到制裁犯罪人和威懾社會的作用而不顧被害人家屬的請求仍判死刑。這連被害人都無法信服的刑法的正當性可想而知。陳興良教授提出了“忠誠理論”，確定公民對法律的忠誠，不是畏懼而是信仰法律，信服刑罰。所以要著重對準自然犯罪而不是劃定過大的法定犯的犯罪圈，使刑法起到平衡利益的作用。過度的刑罰只會助長更多的罪行。罪犯所面臨的罪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規避刑罰。為了擺脫對一次罪行的刑罰，人們會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罰只是治標而不治本，要真正減少犯罪只能致力于培養人們對法律的信仰。
刑法的謙抑性體現在削減、限制和壓縮法律。沒有必要設置的刑法就不要設置，做到輕輕重重，總體趨輕。輕罪輕罰，重罪重懲，總的趨勢是刑法的輕緩化。
二謙抑性的刑法體現
1輕刑化
謙抑性的一內在要求是“刑罰與其嚴厲不如緩和”，亦即“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規定較輕的刑罰（緩和）即可，就沒有必要規定較重的刑罰（嚴厲）；在刑事司法上，對于已經確定為犯罪的行為，如果適用較輕的刑罰（緩和）即可，便沒有必要適用較重的刑罰（嚴厲）。”
刑罰是實現刑事責任的主要方式，一般而言，刑罰是一種強制，而強制是與自由緊密關聯的、對應的兩個概念。
強制的目的在于為個人在無數的未來情勢中“確定他們的行事規則”，使個人能夠遵循這種規則且使他能夠“永不遭受強制”。——哈克耶。通過刑罰規則的確定，通過刑罰的適用，確認出一種規則，這種規則作為一種公域性知識，除非人將自己置于這種規則的境遇之中，否則他不受刑罰制裁，并且他可以利用這種規則作為實現其個人目的的手段。在明確了這種刑罰規則的含義以及刑罰的目的以后，我們不難看出，刑罰的限度只要不為刑罰規則的確認者（立法者）和具體刑罰的適用者（司法者）用以實現非犯罪者本人利益的目標，那么，這種刑罰規則和刑罰的適用程度便是正義的、可欲的，個人能遵循并利用這種規則作為一種知識實現了其個人目的，則他就獲得了這種規則所旨在保障和促進的自由。當然，一國之刑罰規則自有其歷史傳承性和習慣性特色，因為刑罰規則是一種否定性的、正義的、正當的行為規則，有其自生自發性和演化發展性。
問題是何以要倡導輕刑化？刑罰這一強制行動是對個人自由的限制，由于施以強制的目的在于確保個人在一般意義上在實現個人目的時能夠充分運用自己的特定知識而避免遭受強制（刑罰）的不利后果，因此，輕刑化所要說明的是傳統刑罰這一強制規則相對于能夠確保個人能夠避免這種強制而言，顯得過于嚴厲，抑或超出了他的責任能力。那么，刑罰的限度只要調整在一般意義上的人在行動過程中能夠避免陷入刑罰制裁的程度，刑罰便是妥適的。
作為社會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線的刑法,其刑罰的寬嚴對社會穩定與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多數人的觀念中，刑罰似乎只是用來懲罰犯罪者的，其實不然，刑罰的目的更多的是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我國現行刑法典應借鑒國外經驗，體現輕刑化的趨勢。輕刑化的利弊，我們通過對周朝“明德慎罰”思想的詳細論述揭示周朝得以長久統治的奧秘，然后對歷史上較為繁盛的漢、唐兩代的輕刑政策加以論述，以增強此觀點的可信度。同時通過對秦、元、明因重刑而滅亡的歷史教訓更加突出減輕刑罰的重要性。在現代化建設中，重刑會給社會勞動者增加心理障礙，從而阻礙現代化建設之積極性，尤其是在經濟建設領域里，更應注意刑罰的尺度。
2非犯罪化
二戰后非犯罪化成為歐美刑法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引發這場運動的導火線則是1957年英國下議院通過的同性戀及委員會的沃爾芬登報告，這份報告是一個導火線，它影響了一系列包括美國在內的非犯罪化運動。例如，美國在1962年通過的模范刑法典中，確定了一個原則，即當一個人的行為不影響他人的時候，任何人都有權利反對國家干預其個人事務。模范刑法典明確主張將同性戀、以及通奸非犯罪化。
在這場非犯罪化運動過程當中，值得一提的是，歐洲委員會在1980年推出了一個指導各國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的非常著名的《非犯罪化報告》，該報告對什么是非犯罪化、非刑罰化，非犯罪化與轉處是什么關系，非犯罪化應該遵循什么樣的基本原則，對哪些行為可以非犯罪化等問題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正是在這個報告的影響下，歐洲很多國家在戰后相繼廢除了同性戀、墮胎、賭博、藥物濫用等等過去的刑法規定。其中，荷蘭是最先通過立法把安樂死非犯罪化的國家。
非犯罪化是刑法謙抑性的一個重要表現，作為一種價值追求，它要求刑法在罪與非罪的界限問題上，對部分傳統上認定為犯罪的行為排除在刑法規范的調整之外，并對新型社會危害力求以其他法律規范予以調整。非犯罪化在今天不只是一種價值理念，更是已成為當今世界眾多國家立法和司法實踐中的努力方向。
非犯罪化、非刑罰化運動正在國際上蓬勃興起。其基本精神是堅持刑法的謙抑性，促進刑法向著輕緩化的方向發展，也反映了各國對犯罪的現實主義態度。在非犯罪化方面，許多國家采取了包容策略；在非刑罰化方面，倡導“刑罰代用物”，如緩刑、保安處分、社區勞動、轉處。以上都反映了目的刑觀念的要求。中國的犯罪化進程與非犯罪化進程并非截然對立的，而是趨向同一目標。非犯罪化使得刑法越來越集中到暴力犯罪、涉黑犯罪、貪賄犯罪領域，實現有限司法資源的最大利用，也即輕輕重重。
刑法的真實含義是在社會生活事實中不斷發現的，司法上的犯罪化，并不必然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我國司法機關應當在遵循刑法第3條后段的前提下，積極地實行司法上的犯罪化；刑法第3條前段不是關于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而是基于我國刑法分則條文的特點，為了限制司法機關的出罪權、控制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所作的規定；我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間很小，因而也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國家的刑事司法策略與做法。
三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理解
對于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可以通過的“寬”、“嚴”和“濟”這三個關鍵詞進行語義學上的分析，從而揭示其基本蘊含。
1寬嚴相濟的“寬”是指寬大、寬緩和寬容。寬嚴相濟的“寬”具有以下兩層含義：一是該輕而輕，二是該重而輕。該輕而輕，是罪刑均衡原則的題中之義，也合乎刑法公正的要求。對于那些較為輕微的犯罪，本來就應當處以較為輕緩的刑罰。該重而輕，是指所犯罪行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節的，法律上予以寬宥，在本應判處較重之刑的情況下判處較輕之刑。該重而輕，體現了刑法對于犯罪人的感化，對于鼓勵犯罪分子悔過自新具有重要意義。寬嚴相濟的“寬”，表現為以下三種情形：
一是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指本來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基于某種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為犯罪處理。非犯罪可以分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與司法上的非犯罪化。
二是非監禁化。非監禁化是指某一行為雖然構成犯罪，但根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判處非監禁刑或者采取緩刑、假釋等非監禁化的刑事處遇措施。
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是就訴訟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況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應進入刑事訴訟程序。但在某些情況下，犯罪情節較輕或者刑事自訴案件，可以經過刑事和解，不進入刑事訴訟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結。非司法化，是對輕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訴訟程序之外得以結案的一種方式，體現了對輕微犯罪的寬緩處理。
2寬嚴相濟的“嚴”，是指嚴格、嚴厲和嚴肅。這里的嚴格是指法網嚴密，有罪必罰。嚴厲是指刑罰苛厲，從重懲處。嚴肅是指司法活動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在上述三種“嚴”的含義中，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嚴格與嚴厲。儲槐植教授曾經指出四種刑罰模式：嚴而不厲、厲而不嚴、不嚴不厲、又嚴又厲。嚴而不厲是指法網嚴密，刑罰卻并不苛厲。厲而不嚴則是指刑罰苛厲，法網卻并不嚴密。顯然，我們應當追求的是嚴而不厲，擯棄厲而不嚴。在此，存在著嚴與厲之間的負相關性：嚴可以降低厲，不嚴則必然以厲為補償。例如，十個人犯罪，每個人都受到刑罰處理，只要每人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就足以維持刑罰的威懾力。但如果只有五個人受到刑罰處罰，另五個人逍遙法外，那么為維持同等水平的刑罰威懾力，對五個受到刑罰處罰的犯罪人每人就要判處十年有期徒刑。換言之，逍遙法外的五個犯罪人的刑罰轉嫁到了受到刑罰處罰的五個犯罪人身上。這就是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里亞所揭示的刑罰不在于嚴厲，而在于使犯罪分子及時受到懲罰的原理。因此，寬嚴相濟的“嚴”雖然同時包含嚴格與嚴厲這兩個方面的精神，但我們更應當強調的是嚴格。即該作為犯罪處理的一定要作為犯罪處理，該受到刑罰處罰的一定要受到刑罰處罰。當然，對于嚴重犯罪仍然應當堅持“嚴打”，也就是該重而重，發揮刑罰的威懾力。
3寬嚴相濟的“濟”，具有以下三層含義：
一是救濟，即所謂以寬濟嚴、以嚴濟寬。刑罰的寬與嚴是相對而言的，例如死緩相對于死刑立即執行而言是一種寬緩的處理；但死緩相對于無期徒刑而言又是一種嚴厲的處理。正因為寬嚴具有相對性，沒有寬則沒有嚴，沒有嚴也就沒有寬。因此，應以以寬濟嚴，也就是通過寬以體現嚴；以嚴濟寬，也就是通過嚴以體現寬。
二是協調，即所謂寬嚴有度、寬嚴審勢。寬嚴有度是指保持寬嚴之間的平衡：寬，不能寬大無邊；嚴，不能嚴厲無比。寬嚴審勢是指寬嚴的比例、比重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應當根據一定的形勢及時地進行調整。
三是結合，即所謂寬中有嚴、嚴中有寬。寬和嚴雖然是有區別的，并且不同時期、不同犯罪和不同犯罪人，應當分別采取寬嚴不同的刑罰：該寬則寬，該嚴則嚴。但這并不意味著寬而無嚴或者嚴而無寬。實際上，既無絕對的寬又無絕對的嚴，應當寬嚴并用。例如在對嚴重犯罪實行“嚴打”方針，以從嚴懲治為主，但并不意味著一概不加區別地適用最重之刑。某些犯罪分子，所犯罪行雖然極其嚴重應當受到刑罰的嚴厲制裁，但如果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的，在從重處罰的同時還要做到嚴中有寬，使犯罪人在受到嚴厲懲處的同時感受到刑罰的體恤與法律的公正，從而認罪服法。
四寬嚴相濟的理論意義與實現
1意義
任何社會都存在犯罪現象，犯罪不僅是一種法律現象，而且是一種社會現象。犯罪與社會結構形態是緊密相聯的，且一定的犯罪態勢恰恰取決于一定的社會生活條件。我國當前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轉型過程中貧富懸殊，利益主體多元化，因而各種社會矛盾與沖突十分激烈。在這種情況下，犯罪也呈現出高發的態勢。在某種意義上說，犯罪是社會深層次的矛盾激化的產物。在社會關系明晰化、社會結構合理性、社會規范嚴密化、社會心理順暢化之前，導致犯罪產生的社會根源沒有得到解決，犯罪的高發態勢就不可能消失。應當指出，我國目前的犯罪現象已經不同于幾十年前的犯罪，犯罪的政治色彩逐漸淡化，更多的犯罪都是由于對財產的過度追求與社會不能提供更多獲得財產的合法途徑之間的矛盾所引發的，還有些犯罪是由于鄰里糾紛、干群矛盾等各種社會因素所導致的。現在，在各種犯罪人中，絕大部分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諸如下崗職工、失地農民、外來務工人員等。在判處死刑的犯罪人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這些人。這些犯罪人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成員，而且是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成員。對于這些犯罪人，不能像過去那樣簡單地采用對敵斗爭的方式。事實已經證明，一味地強調嚴刑重罰是解決不了當前存在的犯罪問題的，我們應當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不同的犯罪采取不同的處理措施，才能盡可能地將犯罪控制在社會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內。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提出，是一種科學、理性的回歸，是我們正視社會穩定與犯罪增長關系后的理性回應，最終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寬嚴適度，寬嚴有據，依法辦案，不能僅靠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來保障，在執法中必須轉變執法理念，以人權保障為核心，和諧地調和人權保障與法益保護之間的關系，更加人性化，由此可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正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一部分，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執行。
堅持寬嚴相濟，才能產生積極的、正面的社會效果，也只有在嚴格、公正、文明執法的基礎上，才能最終實現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嚴格執法與熱情服務、執法形式與執法目的、追求效率與實現公正的有機統一。
罪刑均衡的范圍內，刑罰威懾力與刑罰輕重是成正比的，一旦刑罰超出公正的限度，使被告人難以接受，社會也難以認同，其威懾力就呈現出遞減的趨勢，就會產生刑罰效力的貶值問題。刑罰并非越重越好，而是貴在輕重有別，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使輕罪與重罪分別得到妥當的處理，有利于獲得刑罰效果的最大化。
2實現
一擴大不范圍。不是“寬、輕”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的反映。我國現行刑訴法規定三種不類型，即法定不、存疑不和相對不。相對不是指檢察官對于存在足夠犯罪嫌疑且符合條件的案件，依其職權斟酌具體情形而作出的一種不處分。相對不有利于節約訴訟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資源，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更為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中去，以提高訴訟質量和訴訟效率。但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不制度在實踐運行不暢，適用率較低，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為了從實質上限制刑罰的適用范圍，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思想，應當擴大不范圍。
二推行社區矯正制度。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使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社區矯正不僅有利于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促進社會治安秩序的良性循環，而且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資源，減輕國家的行刑成本。作為與監禁刑相對的全新的行刑方式，社區矯正體現了“寬、輕”的刑事政策思想，為正確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應大力推行社區矯正。
三引進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是在犯罪發生之后，經由調停人使受害人與加害人直接商談，對刑事責任問題達成的協議，受害人一方不追究加害人一方的刑事責任，加害人一方則可能為此對受害人一方進行物質性賠償等。刑事和解制度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訴程序中之參與地位，合乎刑事追訴經濟原則，給沖突雙方解決矛盾提供了機會，能夠有效地減少和鈍化矛盾，盡可能地減少法院判決后的消極因素，有助于在全社會增進和諧協調的社會關系。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它與我國傳統的調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的理念相一致。因此，貫徹“寬大”的刑事政策，應借鑒恢復性司法的理念，引進刑事和解制度。
四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輕微犯罪實行非刑事化處理，并嘗試實施暫緩制度。未成年人和在校學生是犯罪構成中的特殊主體。這兩類主體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輕微犯罪，通常其主觀惡性不深。同時，未成年人犯罪與他們生理、心理發育不成熟有直接關系，若僅因一次情節較輕的犯罪而對其簡單地科處刑罰，將他們拋向社會，必然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并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因此，檢察機關應盡可能地在學校達成共識、征詢被害人的意見、并與公安機關協調配合的基礎上，對涉嫌微罪犯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學生進行非刑事化處理，具體途徑就是退回公安機關作撤案處理。此舉在政策層面上，符合“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則，在法律層面上，符合兩高的司法解釋。
五寬嚴相濟的刑法謙抑性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體現了刑法謙抑的內涵。“寬”，指寬大、輕緩、寬容之意。“嚴”，指嚴格、嚴厲之意，即程序上要嚴格，處罰上要嚴厲。最重要的在于“濟”，指救濟、補救，協調、結合之意，是寬嚴的有機統一。不能寬無邊，嚴無度，也不能時寬時嚴，寬嚴失當，要在法定幅度內保持寬嚴的平衡。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的靈魂，它對一個國家的法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刑罰是一種社會治理手段，它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一個政治理念問題。提倡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標志著刑罰從理念到治理理念的轉變。過去強調刑法是的工具，側重懲罰打擊的一面，這樣不能化解矛盾，只能將矛盾暫時掩蓋起來。當前，建設和諧社會是我國長期的一個政治目標，法律不再是的工具，而是各種社會關系的調節器，“減壓閥”。在這種情況下，刑法的輕緩化就是大勢所趨。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雖然強調輕與重相結合，但就其根本而言，更關注的還是刑法的輕緩化。這一刑法理念的基礎就是刑法謙抑的內涵。在我國重刑傳統思想的氛圍下引入刑法謙抑理念，并將其作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論基礎，并不是那么容易獲得社會認同。但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刑法謙抑的理念必然會逐漸被社會所接受。
在現代法治理念下，人們對刑法的認識已不局限于嚴刑峻罰，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刑法的控制性和謙抑性是社會防衛的兩大必備要素。刑法作為社會防衛的“第二道防線”，主要用以彌補作為“第一道防線”的其他法律的不足。貝卡利亞指出：一種正確的刑罰，它的強度只要足以阻止人們犯罪就夠了，“在談到刑法對犯罪人的效果時，我們不可忽視其對社會的反作用，即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正如法學大師耶林所言“刑罰如兩刃之劍，用之不當，則國家與個人兩受其害。”故刑罰之界限應該是內縮的，而不是外張的，而刑罰該是國家為達其保護法益與維持社會秩序的任務時的“最后手段”，如能使用其他手段亦能達到維護社會共同生活秩序及保護社會與個人法益的目的時，則務必放棄刑罰的手段。
目前，我國正處于一個社會變革時期，經濟高速發展，各種矛盾凸顯，犯罪呈高發期。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無論社會結構、組織和個人的價值觀念和心理都經歷了并仍經受著空前的考驗。隨著社會價值的多元化，法律價值也在相應地調整，公正、謙抑、人道已成為現代刑法的三大價值目標。
陳興良教授所講“在最初的時候，犯罪行為與民事侵權行為之間并不存在嚴格的界限，只有隨著國家權力的加強，犯罪才成為一個獨立的范疇”這一點表現在刑法機能上，就是保障機能是第一位的，保護機能是第二位的；表現在刑法性質的定位上，就是刑法首先是權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刑法的此種性質定位，彰顯為以罪刑法定原則為基礎的刑法的謙抑性，它要求刑法是緊縮的、經濟的、補充的，刑罰之網不能過于擴張，若僅憑主觀惡性或客觀危害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必然形成侵犯人權的狀態。在日益倡導民主法治的今天，法律對于社會生活更主要的是扮演一種旁觀者、被動仲裁者的角色，它只有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走上前臺。
參考文獻:
[1]趙秉志主編《刑事政策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版。
[2]孫其昂主編《社會學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版。
[3]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沈叔平譯，商務印書館，2005版。
[4][意]恩里科·菲利《實證派犯罪學》，郭建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版。
[5]張明楷《刑法學的基本立場》[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版。
[6]《刑事法前沿》（第三卷），陳澤憲，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7]許福生（臺灣）《刑事政策學》，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8]陳興良著：《刑法的人性基礎》，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形勢政策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效性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成功，在學科建設、教育理念的更新、課程設置與教材的改進、教學方法的綜合運用等方面，我國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取得了較大進步。
一、當前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現狀及問題
（一）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有待改進。
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是連接教育者與教育對象的信息橋梁。目前，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還存在一些問題：第一，缺乏系統性。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這四方面構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體系，其中政治教育是核心。我國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堅持以意識形態教育為主體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第二，缺乏針對性。有些教師沒能根據學生的思想情況，沒有充分研究他們所關心的熱點問題、感到困惑的疑點問題，更沒有系統地通過運用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學生所關心的熱點問題和現實問題，結果難以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二）教學方法難以適應時展的要求。
在現有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硬性灌輸。硬性灌輸的表現是教育者單向地向受教育者傳授知識和價值理念，忽視受教育者的理解程度和實際感受，受教育者被動地接受教育內容。二是忽視實踐教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不是單純的思想政治理論知識教育，而是要理論聯系實際，能夠使學生將基本理論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由于安全和經費的考慮，一些學校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積極性不高，實踐教學活動流于形式。
（三）教師隊伍建設的水平有待提高。
教師隊伍建設水平與思政課的主渠道地位不相適應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專職教師數量不足。由于思想政治理論課專職教師數量不足，大班上課的現象比較普遍，制約了教師教學質量的提高。二是教師綜合素質亟待提高。這里的綜合素質包括：思想理論修養、教學科研能力、人格魅力等方面。三是部分教師缺乏教學熱情。高職院校中部分老師由于教學時間較長，導致了一種教學上的疲態，同時，因科研壓力較小，缺乏一定的動力，致使他們在給學生上課時沒有充沛的熱情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是一種教與學的惡性循環。
二、增強和改進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性的對策
（一）豐富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
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比較研究，這不僅是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也是學科本身發展的要求。世界各國高校對大學生都有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一般不用“思想政治教育”這個名稱，而是使用公民道德教育、生活教育和通識教育課程等說法。發達國家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豐富多樣，對我國具有借鑒意義，如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包括：公民教育、歷史教育、經濟交易、法制教育、宗教教育、性教育、生活教育等；而英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則包含公民教育、倫理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此外，發達國家也很注意在各學科中滲透思想政治教育，這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創新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二）創新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方法。
教學有法，教無定法、貴在得法。在課程教學中，應充分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價值功能，通過多種手段和不同媒介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隱性教育和隱蔽滲透[1]。要改變單一的"灌輸式"的教學方法，采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除了課堂講授法外，還可以選擇討論教學法、案例教學法、多媒體教學法、社會實踐教學法等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為我們所用，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例如，通過開展社會實踐教學，可以超越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教學的限制，使大學生有機會體會和觀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巨大變化，有助于他們確立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從而增強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對大學生政治認同的引導力。
（三）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師素質。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應該是立場堅定，綜合高素質較高的教師。對于高職院校教師的個人素質提升主要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一是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二是高尚的師德有為人師范的品行和個人魅力。三是深厚的理論素養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基礎。四是將理論教育與客觀實際相結合，以學生喜聞樂見的方式實施教學。這些要素涵蓋了成為一名優秀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努力方向和目標。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師隊伍應該是一支由教學領軍人物、中青年帶頭人、骨千教師構成的隊伍，既包括廣大骨干教師，也包括專業領軍人物和學術帶頭人[2]。
三、結語
總之，增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是一個系統工程。只有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重要地位的認識，改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綜合運用多種適應時展的要求的教學方法，不斷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整體素質和教學能力，科學設置思想政治理論課考核方式，借鑒國外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經驗，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得到進一步提升，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參考文獻：
[1]陳正良,金正一.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思考——基于寧波大學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調研[N].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8(6).
形勢政策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對教育進行投資是政府的責任所在。不同的投資方式會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果。自從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理念以來，發達國家的教育投資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教育券”模式可以有效地治理我國教育的低效率。在實施過程中，必須注意三個問題。
關鍵詞:教育券;思想淵源;背景:問題
為了解決教育不均衡問題，相當多的發達國家實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譯成學券或教育憑證,是在教育領域中試行的一種代幣券，教育券體制的原理是：改變目前政府對公立學校的直接補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應投入到教育中的資金經過折算發給每一位學生,學生憑券可以進行自由選擇,到政府認可的任何一所學校(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就讀。學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憑教育券從政府那里兌換與券值等額的教育經費。[1]
近幾年來，我國的教育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那么，我國要解決教育領域中的問題，能不能也實行教育券政策呢？筆者認為，我國能否實行教育券體制關鍵要弄明白以下幾個問題：（一）發達國家實行教育券政策的社會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國當前教育的問題所在；（三）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應該注意的問題。根據這一思路，文章將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這之前，先介紹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一書中提到：如果競爭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擠，那么相互的競爭，便會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當正確……如果各學院以科學藝術傳授學生的導師或教師，不由學生自由選擇，而由校長指派；如果教師怠慢、無能或無行，學生未經申請許可，不得由甲教師改換乙教師，這種規定，不但會使同一學校內各導師各教師間的競爭，大大減少，而且會使他們全體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學生學習情況的必要性，也大大減少。像這類的教師，縱使領受了學生非常優厚的報酬，也會像那些全未受學生報酬或除薪俸以外毫無其他報酬的教師那樣，怠于職守，荒誤學生。
選擇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馬斯.潘恩。在《人的權利》中，他認為政府應該為家長提供經濟上的支持，以保證自己的孩子進入私利學校接受教育。②“他贊同將窮人的稅收減至最低，并認為所有的貧困家庭都應該每年得到4英鎊的資助，以使他們能夠支付孩子的學費，并要求地方政府監督這一職責的履行。”[2]
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資本主義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選擇》一書中，弗里德曼對教育券進行了較為詳細地闡述。
在《資本主義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繳納不起最低要求的學校教育學費的家長分離開來，顯然和我們把家庭作為基本的社會單位的辦法以及和個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會的公民教育……為了對政府所規定的最低學校教育提供經費，政府可以發給家長們票證。如果孩子進入“被批準的”教育機關，這些票證就代表每個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費的最大數量的金錢。這樣，家長們就能自由地使用這種票證，再加上他們所愿意添增的金額向他們所選擇的“被批準的”教育機關購買教育勞務。教育勞務可以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營教育機關或非營利的教育機關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證被批準的學校的計劃必須維持某些最低標準，很像目前對飯館的檢查，要求保證最低的衛生標準那樣。
在《自由選擇—學校的問題在哪里》中，他提出：
二、美國實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會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響因素之一。美國實行教育券政策同樣受到美國當時的社會背景的影響。本文從社會思想、理論基礎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義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二）公共選擇理論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論基礎
（三）集權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現實因素
美國歷次教育改革的失敗和公立學校教育質量的不斷下降,是教育券等擇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國公立學校教育失敗是不爭的事實。中小學生閱讀能力普遍較差,數學成績屬于工業國家之尾,學校中幫派林立,、槍支在校園里見慣不怪。盡管政府多年來為公立學校投入大量經費,增加教師,縮小班級規模,但家長們認為公立學校的教學水準仍然未能達到他們的要求,擇私校而讀的學生人數仍逐年增加,因為“各私立學校能提供高水準、安全校區與校風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國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歷次教改不盡如人意之后，選擇了消除公立學校壟斷,強化學校教育競爭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認為，社會集權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下降。公共教育運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極權的政治結構：美國憲法嚴格地限制了聯邦政府的權力，使它無法發揮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學校的權力大部分都留給了地方團體、小市鎮、小城市和大城市內的各個區。家長密切監視管理學校的政治機構，部分地代替了競爭，同時也確保了家長們的普遍要求得以實現。而1933年經濟危機之后，“公眾加入到知識分子的行列，開始對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能力無限崇拜，在這種情況下，單間教室的學校和地方學校委員會的衰敗就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而控制學校的權力，也就很快從較小的地方機構轉給了較大的地方機構，如縣、市、州一級的機構，最近則轉給了聯邦政府。”1990年，約翰庫伯和特里莫進行的大量調查表明：集權和是導致美國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臺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實行NCLB計劃（NoChildLeftBehind），并自稱是“美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這受到廣泛的批評：NCLB計劃是以集權的方式運行的，這個計劃帶給我們的最終結果也許是最差的，即聯邦政府對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發的教育質量的下降。改變美國教育幾十年來績效平平的局面，就應該摒棄集權主義模式。相反，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應該給予學生“用腳投票”的權力，從而使學生可以自由地選擇教育。這種革命性的變革的關鍵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貢獻就是避免教育集權化并允許各州嘗試自由選擇學校的計劃。[5]
三、我國教育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教育存在很多問題，其中三個就是學校結構的問題、教育體制的問題和教育收益率的問題。
（一）高校職能機構臃腫，造成成本浪費
現階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經費沒有全部花費在教學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如支付師生員工的住宅、醫療、生活后勤的成本和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成本。同原來的國有企業一樣，高校“辦社會”不僅嚴重浪費稀缺的教育資源，還造成機構臃腫和人員冗雜。在我國普通高等學校中，經常會出現專任教師只占教職員工的一半的情況。其次，在高等學校的組織結構中，存在較大的資源浪費。例如高校內部，一線教學人員的工資、津貼之和與行政后勤人員的區別不大，甚至出現倒掛。由此引起教師資源和時間資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經過高層次學習的博士生等人才紛紛離開教學崗位，進入高級或中級管理階層，使一個學者整天忙于“文山會海”中，造成人力資源浪費。
（二）教育不均衡現象嚴重
我國教育不均衡發展的狀況不僅表現于反映教育數量特征的結構、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現于反映教育質量特征的績效、結果的不平衡，還表現于反映教育運動狀態特征的速度和規模的不平衡。從數量特征來看，我國農村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比例失調，布局不合理，學校數量極度短缺。從質量特征來看，農村教師教學觀念滯后，學生輟學現象嚴重，教學質量無法保證。從運動狀態特征來看，農村學校經濟資源不足，發展速度緩慢，辦學規模較小。很明顯，農村的教育狀況與城市的教育狀況形成了普遍的、強烈的反差。
（三）我國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四、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2000年11月，長興縣教育考察團在美考察期間發現有些州的教育財政撥款與目前國內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將政府教育經費以“教育券”形式發放到學生手中，由學生持券擇校，學校則將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換取教育經費。受此啟發，2001年9月，長興教育局為扶持當地職業教育和民辦教育發展，借鑒美國同行的做法，結合當地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面向職業學校和民辦學校開始“教育券”試點。這一政策有效地解決了上文所述的三個問題。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著整體的可行性，長興縣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還很難說。筆者認為，在更大范圍內實行教育券政策必須注意以下問題：
（一）理論層面要嚴密，操作層面要規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論和實踐的互相支持。理論層面要嚴密，就是說在實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須對實行這一政策的前提條件和可能產生的政策結果由一個充分的預知，操作層面要規范，就是說這一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必須強調各利益主體的法制化意識，相關的監督機制必須完善。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專業委員會理事長勞凱聲教授認為教育券制度的確能夠優化資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選擇權，對中國的教育改革發展有很大的意義。但是它一旦實施后政府將不能保證學校之間的公平，會導致資源流向好的學校，造成“富校越富，窮校越窮”。湖南師范大學的曾坤生教授認為教育券制度是一種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規范的市場制度邁進的一種過渡形式。這種過渡體現了制度變遷的強烈的路徑依賴和漸進性，作為一種選擇可以在若干地區發揮積極作用，提高教育教學效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最優的選擇范式。因此，在選擇教育券這種制度安排時，一定要注意運作的規范和其本身的演進性。長興縣副縣長熊全龍先生認為教育券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一些問題，比如公辦薄弱學校難以維持生存；學生培養費標準提高；教師工資財政專戶將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臨新挑戰等。這些都需要采取相應的對策予以解決。
（二）擺正認識，各種教育一律平等
（三）教育券的受眾要有選擇性
我國的教育規模十分龐大，所以實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漸進。這里的循序漸進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在地區的選擇上要有戰略性或帶動性。我國實行教育券的第一個地區是浙江，這可能和浙江地區的制度完善程度有關。其次在教育層次的選擇上要有針對性和可比性。選擇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作為實行教育券政策的對象，是城市教育還是農村教育優先，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政策意義的判斷。
參考文獻：
[1]沈有祿.教育券制度評析[J].教育與經濟,2004(1),17-19.
[2]尼古拉斯.巴爾,大衛.懷恩斯.福利經濟學前沿問題[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