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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思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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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思邈的著作

          孫思邈的著作范文第1篇

          1、孫思邈,京兆華原(今陜西省銅川市耀州區)人,唐代醫藥學家、道士,被后人尊稱為“藥王”。

          2、西魏大統七年(541年),孫思邈出生于一個貧窮農民的家庭 。他從小就聰明過人,長大后開始愛好道家老莊學說,隋開皇元年(581年),見國事多端,孫思邈隱居陜西終南山中,并漸漸獲得了很高的聲名。

          3、孫思邈十分重視民間的醫療經驗,不斷積累走訪,及時記錄下來,終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唐朝建立后,孫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請,與政府合作開展醫學活動。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國家藥典《唐新本草》。

          4、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孫思邈年高有病,懇請返回故里。永淳元年(682年),與世長辭。

          (來源:文章屋網 )

          孫思邈的著作范文第2篇

          孫思邈幼時體弱多病,從10歲開始以整整十年的時間刻苦攻讀醫書、鉆研醫學,20歲時開始給親朋鄰里治病,本人的病通過自療而愈。50歲時,孫思邈在切脈診候、采藥制丹等方面均達到很高的水平。唐太宗即位,孫思邈應詔至京師,是時已是百歲老人,猶保持少壯的臉容,令太宗喟然贊嘆。

          他的兩部醫書《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以前醫方大成,為中國最早臨床醫學百科全書。兩部書都是他的晚年著作。《千金要方》是他70歲時編寫的。《千金翼方》是又過30年后在他100多歲時寫成的,書名取自“人命至貴,有重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翼”就是輔翼的意思,用以補充前書的不足。

          孫思邈晚年著書,既說明孫思邈養生有道,至百歲仍精力充沛,如處于常人的青壯時代,也說明他的經驗都是通過自己身體力行,加以檢驗并總結的。他的養生實踐,使自己體弱多病之軀成為健康長壽之體,以充沛的體力和精力承擔了普救眾生的重任。因此,他的經驗最令人信服,最具有學習和效仿的意義。

          孫思邈的養生觀,概括其大要為十個方面,“一曰嗇神,二曰愛氣,三曰養形,四曰導引,五曰言論,六曰飲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醫藥,十曰禁忌”。在這十方面的基礎上,我們再可攝取其精要為三個方面。

          一是養生首重養心,而養心莫善于寡欲。孫思邈本人之所以克享遐齡,與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淡泊名利,“不肯低頭拾卿相,誓愿普度眾生靈”的品行,有很大關系。

          二是強調“嗇神”、“愛氣”、“養形”。其中心是一個“嗇”字,滲透、涉及方方面面。他倡導12個“少”(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字,反對12個“多”(即與少相反)字,防止6個“久”(久立、久行、久坐、久臥、久視、久聽)字,提出10個“莫”(莫強食、莫強酒、莫強舉重、莫憂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懼、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字,要求做到26個“無”(養老之要,耳無妄聽,口無妄言,心無妄念,此皆有益老人也。又當愛情,每有誦念,無令耳聞。又老人之道,常念善無念惡,常念生無念殺,常念信無念欺。養老之道,無作博戲,強用氣力,無舉重,無疾行,無喜怒,無極視,無極聽,無大用意,無大思慮,無吁嗟,無叫喚,無吟訖,無歌嘯,無泣啼,無悲愁,無哀慟,無慶吊,無接對賓客,無預局席,無飲興)。

          孫思邈的著作范文第3篇

          摘要:從大醫孫思邈的著作中賞析歸納其防治消渴病的理論特色,為中醫防治消渴病提供理論及實踐上的指導。

          關鍵詞:孫思邈; 消渴病; 理論特色

          中醫藥治療消渴病在幾千年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積累了豐富的臨床資料,形成了成熟的防病治病理論體系,對今天的糖尿病防治提供了可靠的理論與實踐依據。縱觀歷代醫家及諸多醫籍對于本病的理論貢獻,從學術內涵、理論特色、臨床價值的高度審視,有一位醫家功不可沒,其貢獻在眾多醫家中亦無可比擬。他,就是唐代大醫孫思邈。筆者研習了孫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著作中相關章節,深深嘆服其中所蘊含的學術思想和理論特色。現揣其要歸納淺述如下。

          1 “上工醫未病之病”,“神工則深究萌芽”――重在預防,防治結合

          孫思邈 在《千金方?養性序》中強調了“治未病”是養生的基本原則。“善養性者, 則治未病之病, 是其義也,是以圣人消未起之患, 治未病之疾, 醫之于無事之前, 不迫即消之后”。他將這一原則貫穿于所有疾病的防治當中。對糖尿病防治,可以說,在世界醫學史上孫思邈是倡導預防為主,防治結合這一思想的先驅。在消渴的治療過程中,孫思邈將這一思想體現得淋漓盡致,他最為看重患者自身的預防調攝。

          1.1 節制“凡人生放恣者眾,盛狀之時,不自慎惜,快情,極意房中,稍至年長,腎氣虛竭,百病滋生。又年少懼不能房,多服石散,真氣既盡,石氣孤立,惟有虛耗,唇口干焦,自泄;或小便赤黃,大便干實;或渴而且利,日夜一石;或渴而不利;或不渴而利,所食之物皆作小便。此皆由房室不節之所致也。”說明久服丹石并不節,陽強精走,腎陰虛耗,亦是消渴患病的主要病機,強調節制是預防糖尿病的重要措施。

          1.2 避免精神刺激《千金方》卷第二十七《養性》曰:“善養性者,則治未病之病,是其義也。德行不充,縱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壽。”又言:“養生有五難:名利不去,為一難;喜怒不除,為二難;聲色不去,為三難;滋味不覺,為四難;神慮精散,為五難。”精神緊張、情緒激動、心理壓力等精神因素均可以導致內分泌失調而出現血糖的改變,這一點已得到現代醫學的證實。臨床實踐表明,恐懼、緊張、絕望、悲傷、激怒等情緒均能導致血糖升高,血中生長激素、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皮質醇及胰高血糖素均升高,胰島素含量減少,使糖尿病病情加重。孫思邈通過“養性”預防消渴等諸多疾病的認識與現代醫學及臨床實踐完全吻合。孫氏在其長期實踐中發現, 消渴患者易罹瘡癰。他指出: “消渴之人, 愈與未愈, 常須思慮有大癰, 何者? 消渴之人, 必于大骨節間發癰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癰也, 當預備癰藥以防之。”體現了防治結合的思想。在《千金方》中還有大量的養生預防內容, 為我國的糖尿病防治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2 “安身之本, 必資于食”――飲食治療

          孫氏在《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列食養、食療食物154 種, 分為谷類、蔬菜、果實、鳥獸四類, 其中大部分是日常食品, 具體論述了它們的性味、功效、主治和禁忌,書中又列“補益”專項, 對病后虛弱、年老體弱者, 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方劑。《千金方》一書中專列第二十六卷食養、食療。其中記載果實類30 種,蔬菜類63 種,谷類24 種,鳥獸類45 種,共計162 種。食療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食療專篇,奠定了我國食療、食養學的基礎。孫思邈強調:“安身之本,必資之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身也。”“為醫者,當須洞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后乃用藥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生存也。”可見飲食及其調攝對人類生存的重要,食治具有藥療難以替代的作用。合理安排飲食, 可保證機體的營養供應, 使臟腑功能旺盛, 氣血充實, 從而增強適應自然界變化的能力。正所謂“正氣存內, 邪不可干”。適當的藥食又可調節人體的陰陽平衡, 祛除寒熱, 增強體質, 達到驅邪除病的目的。這一食療原則適合于所有病人,消渴患者更是如此。孫思邈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糖尿病應注重飲食療法、飲食控制的醫家。 孫氏首先認識到飲酒是誘發消渴的重要因素。“凡積久飲酒,未有不成消渴,然則大寒凝海而酒不凍,明其酒性酷熱,物無以加。脯炙鹽咸,此味酒客耽嗜,不離其口,三觴之后,制不由己,飲啖無度,咀嚼蚱醬,不擇酸咸,積年長夜,酣興不解,遂使三焦猛熱,五臟干燥。木石猶且焦枯,在人何能不渴。”孫思邈對酒的性質和過量飲酒對人體的危害認識十分清楚。現代研究已經表明,飲酒能導致肥胖增加,肝糖元合成降低,誘發胰腺炎、神經炎,加速動脈硬化等,從而成為糖尿病及其并發癥發生的危險因素。此外,長期飲酒能引起微量元素鉻和鋅的缺乏,這對糖尿病的發生也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微量元素鉻對維持糖代謝、脂代謝有重要作用,有葡萄糖耐量因子之稱。鉻缺乏時可導致糖耐量減低,葡萄糖能量不能充分利用。微量元素鋅存在于胰島細胞內,可維持胰島素的結構和功能。鋅缺乏引起胰島素減少,對碳水化合物的耐受性降低,從而對糖尿病的發生起重要作用。因此,日常生活中堅持不飲酒(尤其是高濃度白酒) ,對于減少糖尿病的發生是十分有利的。控制“咸食和面”是防治消渴的重要措施。“咸走血,多食咸,令人渴,何也?答曰:咸入胃也,其氣走中焦,注于諸脈,脈者,血之所走也,與咸相得,既血凝,凝則胃中汁泣,汁泣則胃中干渴。渴則咽路焦,焦故舌干喜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咸入胃走于血。”孫思邈明確提出忌面、米及一些水果的飲食療法治療糖尿病,比西方國家借用飲食管制(始自1796 年) 早千余年。限制咸食和面的飲食治療原則,能防止營養過剩,體胖超重而發生糖尿病。

          3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主張運動鍛煉

          運動療法對于防治糖尿病及其并發癥歷來倍受重視。18 世紀,西方國家把體力活動視為糖尿病治療手段,并視體育療法、飲食療法、胰島素療法為治療糖尿病的三大法寶。早此之前孫思邈就非常重視體育療法,他言:“雖常服餌而不知養性之術,亦難以長生也。養性之道,常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堪耳。”“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運動故也。”主張每餐食畢,出庭散步五六十至一二百步,或根據情況出門行二三百步或二三里,對于消渴尤其作了強調。現論認為,適當的運動可以促進糖的利用、減輕胰島負擔,是糖尿病的基本治療方法[2]。總之,孫思邈最早提出的糖尿病的體育運動療法,對后世有著深刻的影響,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和實用價值。

          4 “家家自學,人人自曉”――提倡健康教育

          “家家自學,人人自曉”,提倡健康教育。孫思邈說:“凡醫治病須使有病者知之為要。” 孫思邈認為糖尿病的輕重預后與患者的生活行為密切相關,要求患者慎重對待疾病。“消渴患者,治之愈否,屬在患者,若能如方節慎,旬日可瘳,不自愛惜,死不旋踵”“其所慎者有三,即一飲酒,二,三咸食及面,能慎此三者雖不服藥而自可無病。不知此者,縱有金丹亦不可救,深思慎之。”這反映孫氏治消渴,善于調動患者的積極性,傳授患者防病治病的知識,做到醫患結合,共同防病治病,終身堅持。這樣先進的治療思想至今沿用并且在糖尿病防治過程中被大力提倡,這不能不說是孫思邈對糖尿病防治的重要學術貢獻。讓患者了解一些關于糖尿病的表現、診治 、預防及并發癥方面的知識,以便自己掌握病情變化的規律和防治方法,對糖尿病治療具有重要意義,這也是孫思邈提出“家家自學,人人自曉”的原因。現代醫學亦強調糖尿病自我保健,認為糖尿病是一種慢性終身性疾病,需要針對糖尿病發病因素及其機制終身堅持治療,所采取的治療措施是綜合的。孫思邈在書中舉例:“消渴病,……服栝樓及豉汁得其力, ……漸漸便止。漸食肥食,日就羸瘦,唇口干燥,吸之少氣,不得多語。”以此說明,消渴患者,服藥好轉,又因肥食而加重。孫思邈關于健康教育的這些認識,比現代醫學早1000 多年。

          5 以臟補臟、同氣相求――臟器療法

          《千金方?消渴》篇中,用臟器療法治療消渴獨具特色。孫氏認為消渴因于虛熱陰虧,用藥以柔潤清養為主,配伍動物臟器最為有益。他一方面辨病情輕重,對于消渴輕癥及恢復期,選用除熱養陰中藥,配伍乳、酪、酥、脂等以柔潤調補。對于消渴危重沉疴,遣方用藥中選取牛羊髓、阿膠、雞子黃、卵白汁、鹿角、鹿茸等血肉有情之品,厚味填精補髓,固本護元。如消渴陰損及陽,用“鹿茸二寸,躑躅、韭子各一升,桂心一尺,附子大者三枚,澤瀉三兩,漿服五分匕,日三”。因“鹿茸,味甘酸,溫,益氣強志,生齒不勞,療虛勞,腰脊痛,小便利”,可峻補溫陽填精。另一方面他分析病位,針對上消(消渴) 用動物肺臟, “補肺止嗽,止渴,補不足。”針對中消(胃渴) “,用豬肚“補中益氣,止渴利”。針對下消(腎消) ,用豬羊腎“補腎氣,益精髓”,共達“以臟補臟”、“以形補形”同氣相求之目的。如:羊肺羹治療肺胃燥熱,耗液傷津,煩渴多飲,尿數而多之消渴,以“羊肺一具作羹,納少羊肉和鹽,任性食,不過三具”。豬肚丸:用豬肚一枚,黃連、粱米、栝樓根、茯神、知母、麥門冬,共研末,納豬肚中縫塞,安甑中蒸之極爛,放木臼中,搗爛和蜜成丸,“治胃腑實熱,引飲常渴”,并且“非但止治胃渴,通治渴患”。因為豬肚具有“主補中益氣,止渴利”之功效。又如,房室初傷,腎中虛熱,孫氏創“豬腎薺湯”以治療。用豬腎一具,大豆、薺 、石膏、人參、茯神、磁石、知母、葛根、栝樓根、甘草,水煎煮,渴乃飲之,可制“腎中石熱也”,取“豬腎,冷,和理腎氣,通利膀胱”之功用。對于病勢較重,“腎氣不足,消渴,小便多,腰痛”之癥,孫氏用“增損腎瀝湯”治之。方用羊腎一具,取汁后同煎遠志、人參、澤瀉、干地黃、當歸、茯苓、龍骨、黃芩、甘草、川芎 、生姜、五味子、大棗、麥門冬。因羊腎具有“補腎氣,益精髓”之功效。孫氏妙用動物內臟、乳、脂、髓、酪、酥等血肉有情、柔潤補養之品,以調和陰陽,固本護元,頗有創新,可謂運用臟器療法治療疾病之始祖[3]。現代醫學也證明,同種或異種動物的臟器,從形態、組織、結構、生化成分到生理功能都十分相似,當人體內臟發生疾病時,可試用動物相應臟器進行治療,亦即“同氣相求”。所以,“以臟補臟”“以形補形”是中醫學幾千年經驗的總結,是孫思邈醫學之精華所在。 總之,孫思邈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醫學家,其學術思想對后世醫家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在中國乃至世界醫學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消渴病的治療方面,形成了自身完整、科學的理論特色,對今天的糖尿病預防和治療提供了豐富可靠的理論與實踐指導,其預防思想、飲食療法、運動療法、宣傳教育以及臟器療法與今天糖尿病的治療理論完全吻合,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1] 盧思森.微量元素與消渴病的研究[J].天津中醫,1993,6(11): 17.

          孫思邈的著作范文第4篇

          殊不知,飲食養生算不上什么新生名詞,更談不上什么新觀念,只不過是曾經被遺忘的老祖訓。記得孔子說過一句話:“民以食為天。”這位圣人早已總結出對于老百姓最重要的事,那就是吃飯。不錯,飲食在滿足我們口感的同時,也為我們生命活動提供能量儲備,而正因為飲食是人每天的必須,古人尤其看重飲食不當的危害與飲食調養的重要,由此出版了許多飲食養生的著作。而直到今天,再讀這些飲食養生論,也是受益匪淺。

          《養性延命錄》中說:“飲食之患,過于聲色。聲色可絕之逾年,飲食不可廢之一日。為益亦多,為患以切。”意思是說,飲食可能導致的危害比娛樂與性事所造成的危害更大,更為嚴重。聲色可能一年不沾,但飲食卻是一天也不能廢止,飲食為人帶來了許多好處,也很可能帶來嚴重的禍患。每每看到這句話,都百感交集。為何?我年逾花甲,患冠心病、高血壓已有5年,遍訪名醫,問“何以得該病”,均答“肥甘厚膩之禍”。不得不感慨,古人之語真是遠見卓識。若是銘記這一祖訓,如今也不會因貪圖美味,而受疾病之苦。

          再說飲食養生中一個重要部分――食療。食療的全稱就是飲食療法,它是飲食養生的一個分支,指用食物的不同性味作用于不同的臟器,從而起著調理和治療作用。

          傳說中藥湯藥就是由商朝一位曾經做過廚師的大臣“伊尹”發明的。而在《周禮•天官冢宰》中記載了我國最早的醫學分科,其中就有“食醫”一職。據專家研究認為,此時的食醫未必是真正用食物治病的醫生,更大的可能是宮廷的營養師。可以看出,在商周時期,食療治病已經得到人們的認同。另外,在《黃帝內經•素問》中很少提到藥物,但卻頻頻涉及飲食調養。書中說“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益精氣。”這句話中的“養”即補養,“助”即幫助,“益”即補益,“充”即充實,說明飲食食物對人體的補養作用。所以,食療也不是現代人的發明,而是古人療病養生的經驗之談。

          魏晉南北朝時期,飲食方面的書很多,如崔浩的《食經》九卷、何晉的《食蔬》、劉休的《食方》、虞的《食珍錄》,這些書多數都是食譜方面的書籍,涉及到飲食養生方面的內容很少。而在隋唐的時候,尤其是在唐代,國力強盛,社會生產力得到很大的發展,大量的飲食治療經驗得到總結,出現大量的食療專著,如唐代名醫孫思邈《千金要方》就專設“食治”一卷,把可用于治療的食物集在一起。其后,孫思邈的弟子孟詵撰寫《食療本草》三卷,介紹了約三百多種食物的治療作用,并揭示某些飲食治病的規律性問題,以及地區不同,人們對食物的適應性也有所不同。

          孫思邈曾肯定食療的地位,說:“凡欲治療,先以食療,既食療不愈,后乃用藥爾。”意思很明顯,指凡是有病需要治療,先采用食物療法,若食療不愈,再改用藥物治療。對此,我也是深有體會。剛被診斷高血壓的時候,靠吃藥控制血壓并不理想,后幸逢一位老醫生,他告訴我,高血壓與飲食有很大關系,如果單靠藥物,而不改變飲食習慣,那只能是徒勞無功。他還告訴我,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先改變飲食習慣,比如少鹽,少油膩,如果血壓沒有糾正,再服藥。瞧瞧,這簡直與孫思邈所說如出一轍,后來我也了解到,有部分早期高血壓患者通過改變飲食習慣甚至完全可以不必用藥。

          孫思邈的著作范文第5篇

          關鍵詞:孫思邈,五常,精誠辯證,現實啟示

          孫思邈之所以醫德高尚,這與他獨特的人文素養有很深厚的聯系,而他深厚的人文素養又與其對于儒釋道傳統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有緊密聯系,今天當我們著重研究孫思邈的醫德倫理的內涵時,我們不難發現正是儒家特殊的人文關懷與處世原則影響了孫思邈的醫學思想,以至于孫思邈在習醫過程中極力倡導醫技與醫德的重要性。在其二部《千金方》中,他用精湛的文學功底闡釋了醫技與醫德二者的辯證關系,這也為后來中國幾千年的中醫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孫思邈《大醫精誠》的思想是中國醫學史上一顆璀璨的思想明珠。對這一思想深入探究與分析,以期其思想光芒照耀我們的時代。

          1、儒學五常的醫道踐行

          1.1、情感之核--仁

          在傳統醫學界,兩部《千金方》集中體現了孫思邈醫藥學術思想,究其思想情感本質,可將其概括為"仁"。在《藥方序》中表述其創作目的時用了方部浩繁,良莠不齊,求檢至難等語。孫思邈站在了一個更高的層次上來寫書,這個層次就是仁。"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將天下作為己任。孔子在論述仁時談到忠恕近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被公認的道德金律,在孫思邈的醫學倫理思想中被表述為"見彼苦惱,若己有之"。在《藥方·大醫精誠》中他說"處以珍貴之藥,另彼難求,自炫功能,諒非忠恕之道",醫生開藥過程中任意開貴重的藥材以及炫耀自己的技能,這是偏離忠恕之道的。仁就是要想病人之所想,痛病人之所痛,真正做到與病人心連心。

          1.2、價值準則--義

          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將義解釋為適宜,符合天理。亦即是說要與宇宙萬物存在發展的根本原則相一致。孫思邈的"義"體現在大慈惻隱之心,普救含靈之苦的醫道踐行中。在社會中,個體行為的出發點均是自身現實的特殊利益,利是人們行為的普遍動因。而孫思邈則站在一個更高的起點對于大醫進行了約束:一個致力于普濟眾生的大醫應當有擔當意識,他們做事行為的出發點應當符合理的要求,做蒼生大醫,必以"上療君親,下救貧賤"為醫道宗旨。孫思邈在義利關系上明確表明治病救人不為謀利的看法,他對 "南陽諸師"將張仲景的醫方保密不傳表示了遺憾和憤慨,他在《千金翼方》卷五中將其行為定為"令圣道不行,擁蔽圣人用意",并在自己行醫的80余年將自己的醫方傳給世人而從未留有秘方。一個醫者不應只惦記個人小利而善惡不分,真正的大醫應當好善而惡惡,辨別是非。

          1.3、行為模式--禮

          禮是仁義的具體行為和規范,在《禮記·檀弓下》中"節文"就是制定禮儀,使行之有度的含義。孫思邈在醫書中多次強調禮作為規范的重要性,《藥方·大醫精誠》中他就對一個醫者的行為進行了描述,一個德藝兼優的醫生,應該能使思想純凈,注重內省,謙遜戒盈,目不旁視,看上去莊重得體、氣度寬宏、不卑不亢。在診察疾病的過程中要專心致志詳細了解病狀脈候,一絲一毫不得有誤,處方用針不能有差錯。孫思邈在具體行醫過程中十分注重行為以及言談的規范性,他說:"又到病家,縱綺羅滿目,勿左右顧盼;絲竹湊耳,無得似有所娛。……不得多語調笑,談靴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人物"。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禮具有調節、制約人們行為的功效,它能夠教授人們如何扮演特定的社會角色,孫思邈始終強調學習禮的重要性,他在著述中告誡同行必須要閱讀像五經這些指導人行為的文獻。因此,禮應當視為內外雙向規范而被匡正。

          1.4、知性原則--智

          智在儒家看來就是要對善惡、是非有清晰敏銳的洞察力,樹立明確的道德原則。孫思邈是典型的學者,從啟蒙開始就投入儒家的懷抱,他是孔孟之言的闡明者、發揮者和執行者。《中庸·盤銘章》說"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孫思邈從年少起就堅持對于知識的學習,他講到"白首之年,未尚釋卷"、"今年過百歲,研綜經方"。《要方·序》中,孫思邈直言不諱的指出古今但凡成大醫者,必須對《素問》、《甲乙》、《黃帝針經》、《周易》、五經以及《道德經》和《莊子》有所涉及甚至要精通。后來許多醫史學研究者發現孫思邈不僅醫術和藥學方面十分杰出而且在詩學、文學方面都有所涉足,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孫思邈正是人文素養的積淀使得孫思邈在醫學方面不是僅僅停留在診治疾病、扶貧濟困,而是邁向了更高的醫學理論創新與實踐發明之路。

          1.5、人際紐帶--信

          儒家認為人道作為天道在人類社會的具體表現,同樣應該和天道一樣真實無妄。故《孟子》說"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我們應當忠實于自己的社會身份,自覺的承擔自己應盡的社會職責和道德義務。孫思邈在《藥方·大醫精誠》中就曾明確醫生的準則,他認為醫生應當謹慎言辭,不能隨意跟別人開玩笑,不能大聲喧嘩,不能談說別人的短處,炫耀自己的名聲,誹謗攻擊其他的醫生,借以夸耀自己的功德。我們的一言一行要出于自己的本性,保證它們的一貫性和穩定性。信作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紐帶,反映了人們之間真誠交往、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愿望。儒家強調人際交往中要守信用,以誠待人和表里如一。《藥方·序》中"是以親鄰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濟益"就是孫思邈對于信的認識,他認為醫生治病應當不論親疏遠近都應一視同仁,做到人己不欺。

          2、精與誠的辯證關系

          孫思邈在《藥方·大醫精誠》中運用唯物辯證法對于"精和誠"這一對范疇進行了系統的學理闡釋,因此后來很多學者認為精和誠是孫思邈醫學倫理思想的兩大綱領。孫思邈所論述的"精"與《論語·鄉黨》中"食不厭精"同意,指的是醫術的精通細致,精益求精。"誠"與《禮記·大學》中"此謂誠于中,形于外"同意,指的是醫德的真實無妄。具體來看,今天的習醫者通常將精和誠稱作業務和思想,而將二者的統一稱作業務知識結構。

          孫思邈的"精"可以概括為"以醫為體,以道為用"。無形之物的"道"推動了有形之物的"體",使其生存與活動。孫思邈的醫學診治思想中道家的思想起著指導和支配的作用。孫思邈在《藥方·大醫習業》中闡述"周易六壬,并須精熟","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將《易經》從五經中剝離出來,又把其排除在儒家文獻之外而與六壬并列,這充分體現了孫思邈十分看重道教思想在其醫學理論體系中的作用。兩部《千金方》中道教氣息特別濃郁的或全部為道教的就占了9卷,所以醫者在評價孫思邈的醫學論述時用了"《內經》《本草》傳統理論與道教緊密結合"的話語。孫思邈的"誠"可以概括為"內外兼修,悟理明道"孫思邈是"七歲就學,日誦千余言"的一代"儒醫",他在《小兒衛生總微方論》中就的特別提出"凡為醫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只有明白了世間萬物總的"理"才能在醫術上有所完滿,而只有達到了這兩者的融會貫通最終才能用藥救濟蒼生。在中國古代強調以誠待人的醫者并不多見,甚至很多醫者并未將醫德作為個人診治病人的先決條件,而孫思邈卻在其著作的序中濃墨重彩的添上了"誠",我們不能不由此看到孫思邈認識的高明之處,而正是這比人高的一點使得他在具體的習醫過程中注重對于言行舉止的控制,使其最終成為古今醫者的表率。

          盡管我們在《大醫精誠》和《大醫習業》中看到孫思邈十分強調醫德思想的重要性,但我們必須要承認在醫學界作為醫術的業務是第一位的,醫生的先決條件就是精通醫術,這既是習醫者的入門之道,同時也是其成長進步的階梯。但孫思邈在這里的意思是說我們在醫術的學習中要通過人文社科知識儲備的提升塑造出一種德行,德性的提升反過來進一步鞭策醫術的進步,兩者不可偏廢。思想和業務天然有著因果關系,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相互聯系同時又相互作用。有時因為業務的需要而左右了思想,有時又因思想而改變了業務。正是孫思邈完滿的醫德與扎實的知識儲備使其在針灸學科、婦產學科、兒科、骨傷學科以及耳鼻喉科做出了新的貢獻,為醫學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

          3、現實啟示意義

          3.1、促進醫學教育改革與發展

          醫學教育改革與發展就是全面貫徹與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其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學生醫術與醫德兼備。孫思邈《大醫精誠》精辟論述了醫術醫德的辯證關系,他告誡習醫者不僅要"博極醫源,精勤不倦",而且還要有一顆"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孫思邈的一生經歷對醫學教育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孫思邈幼時就時常去醫門,成年后身體也常染病,晚年亦是勤服湯藥。正是在這樣的先天與后天不利的身體條件下孫思邈以抱病之身來習醫,對于病者的苦痛則有更加深入的體會而其鉆研也會比一般人更加深入。因此,醫學院校可廣泛吸收身體殘疾有志從醫的學生,讓他們享有更多的教育資源,這樣他們必定立志鉆研醫學,對社會和自身的發展大有裨益。在醫學院校中相應的課程比例也應進行改革,據統計甘肅某醫學院校中醫學專業的課程比例中專業課程占到90%,而僅有的人文課程中學生的缺席率也十分高。與此相比孫思邈充足的人文知識儲備則是我們所應敬仰與學習的,因此當前有效的課程實踐改革十分必要。

          3.2、 完善醫院文化建設

          目前,我國醫院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市場化的運作給醫療機構的沖擊十分巨大。醫院漸漸失去其公益性,出現了自外向內擴張整體性的逐利現象。因此,加強醫院的文化建設就顯得十分迫切了。醫院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使醫生這個職業群體意識到自身是"自為的存在",因為只有揚棄了"自在的存在",醫者的職業主體性(此處區別于人的主體性范疇)才能夠自發喚起,才能真正的樹立"以人為本,誠心救人"的價值觀。孫思邈《大醫精誠》的思想為醫院文化建設提供了智力支持與核心價值導向。文化品質的提升貴在學,醫院的文化建設應當體現醫患雙方共同的學習實踐中。重慶三峽中心醫院文化建設的案例就是這樣的典范。醫院讓病人在就診治病的同時,接受儒家文化、紅色革命文化和健康教育的熏陶。這樣在醫患共同學習的過程中提升了醫院的文化品質。

          3.3、 構建和諧醫患關系

          近年來,醫患關系日趨緊張,這不僅嚴重影響著醫療服務市場,而且逐漸成為社會不和諧的因素。醫患關系緊張一定程度上說明醫患之間基本的信任。造成這種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于醫患之間的信息交流的暢通性不到位。宋o淳熙年間的《淳熙秘閣續帖》中有孫思邈將一石小米贈與貧窮病人的描述,而在今天醫患的交流場所更多的集中在醫院,醫生和病人的交流更多的處在醫院這個相對獨立封閉的場所,很多的信息無法通過觀察交流得到,因此醫患之間身份和地位變得更加直接和不對等。郭應祿院士在其撰寫的《敬業精神與醫學人文教育》一文突出強調了醫者對患者主動關懷不夠。由此可見,在日常工作中,作為救死扶傷的醫者,要不斷在實踐中深化《大醫精誠》的思想多與病人溝通,多為病人著想。而醫院則可以在醫生和患者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因此,孫思邈《大醫精誠》的思想是治療醫患關系緊張的一劑良藥,是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思想法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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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唐凱麟,張懷承.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叢書:成人與成圣 儒家倫理道德精粹[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3:168-208.

          [5] 張岱年,中國倫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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