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立春的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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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立春的詩句范文第1篇

那日見一道魚料理菜譜用杏仁茶煮桂魚，這對我來說可太新鮮有趣了，順道查了一下這桂魚與鱖魚除了同是魚還有何牽連，查起鱖魚竟是詩意連篇，更體會料理杏仁鱖魚的濃情蜜意了。

杏仁鱖魚果然肉細湯濃，意寓綿長，特意邀來的一位每餐無海鮮不歡的飯友，他說自己留學前是不碰海鮮，并最討厭吃魚的，因為魚又腥又咸，魚刺亂竄，怎么都是難食味惡。直到他在外國受邀吃了香港同學媽媽燒的年菜，那一桌的魚蝦蟹，方知海的美味，自己才知道耽誤了海味多時。聽他說起戀食河豚的美味比起坡自是毫不遜色，就是難見坡食河豚的才情與氣魄。

舊時《江陰縣志》如此記載：“河豚魚，立春處于江中，盛于二月，無頰無印鱗，口目能開及作聲，凡腹子、目、精、脊血有毒。”河豚之奇在其滋味鮮美，縱有劇毒，卻止不住人“拼死吃河豚”之心。世人都熟坡“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卻鮮注意后面便接著“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在東坡先生心中，為食河豚，是“值得一死”的。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暗許芳心，“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傾訴世情，“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關于魚的，美好得似乎都不大真實的詩詞歌賦，古今中外一直就像料理一樣精彩多變、滋味豐饒。

文人斟酌萬千的詩句，蘊含著他們對這水中尤物說不盡、訴不完的鐘情，索性便把人間的情愛與那嚼不盡的人生苦澀，也通通與它相襯。彼時，它不僅僅是需要入口食盡的盤中美味，更是心有向往的文人心中，那人生的浪漫五味。

也就是這樣，那日一個杏仁魚湯的菜譜發展成了飯友魚料理的聚會，最終，想來該有四季歲時里關于吃魚、捕魚的種種。于是就開始《魚情魚理》這本書的策劃與邀稿，一路下來，真是滋味與故事雙雙收獲。也許，“于情于理”這詞，本就是由這些關于魚的動人情意演化而來，只是哪一本重要文獻遺失在了不可重來的時間溝壑之中，于是乎，這個更美好些的來由，便漸漸被忘卻了。

生活或是風華忙碌或是落魄不堪，總有時要來吃一尾魚，有人吃魚有人補魚有人料理有人寫魚，由內到外，由精神到肉體，由海上穿梭的魚或魚家門前海風醺著的臘魚味到海里正破浪前進的飛魚王子或主廚正做著的魚料理，人與魚之間的前塵往事已千古，詩人彼時的所感所想、人生境遇，焉知與他那一年在江南品過的魚，就不是一個味道呢？懷想往事，再沒有比做出一道魚，放入口中的滋味更能傳達了。

古來的二十四節氣，雨水驚蟄，清明谷雨，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明明說的是天時地利，卻好似是一幅幅由水墨描繪的舊時情景，歲月讓人想到油紙傘，農人的斗笠，杏花春雨這般雋永的事物。再一轉眼，無論霜露，只看那字眼，就好似能感受到切身的寒意。古人表詞達意的功力，實在不容小覷。

魚情魚理，每個節氣那些關于魚的二三事，本只是“什么季節吃什么魚”的樸素問題，偏偏與那詩句背后的動人故事，與那文人墨客的浪漫情懷彼此感染一番后，就變成了一個節氣一副詩情畫意的食魚圖了。吃魚這件事情，竟好似嘗到了千百年前的一段人生，或是一段曾從書中讀過的往事。

“四季漁歌”的章節，從“忽如一日春風來”到“冬盡今宵促”，講了一年四季里林逋的梅妻鶴子，納蘭性德的人生初見，柳宗元的獨釣寒江，白居易的把酒言歡，從春秋戰國到東晉南朝，再到唐宋明清，仿佛有一條活了千歲的魚，徐徐游來，載負著文人們情態各異的人生故事。

風光四時異的西湖，秋意濃重的姑蘇城，詩意襲人的宏村，這里亦藏著江南的窈窕風景；魚書雁信，年年有余，鯉魚跳龍門，這里也少不了古人賦予魚的美好想象，溫婉柔情或是決絕凜冽，千百只魚便有著千百種性格姿態，宛若人生百樣。

關于立春的詩句范文第2篇

【關鍵詞】朱淑真；詩詞；南宋；仕女生活

古代仕女是一個頗為特殊的群體。“仕女”一詞，舊指生于并嫁與貴族或官僚家庭的婦女。她們深居內宅，屬社會封閉型人群。優裕、安定的生活，使她們不必為衣食操勞。她們有充沛的自由時間隨自己的興趣修飾服飾妝容、專研織繡女紅，而家庭的環境也使她們能有更多接觸文化藝術的機會。受到父輩兄弟的影響，她們中的許多人可以研習詩詞文章和書法繪畫，甚至有可能接觸政治軍事等一般來說男人涉足的領域。仕女在古代女子中無疑是比較出色的群體，她們曾經有過才華和夢想、快樂和幸福、壓抑和掙扎，她們身上閃耀著在男性主宰的世界也無法埋沒的光彩，由于這些美麗而兼具智慧的女子，古代女性才得以甩脫“柔弱”、“無才”、“卑微”的標簽。但是也正由于非富則貴的家庭環境，她們的生活和價值觀更容易受封建禮教的支配。

朱淑真，字號幽棲居士，屬仕女階層，是宋代詩詞創作數量較多的女作家，共留下了337首詩歌、33首詞，被魏仲恭收錄為《斷腸集》。《斷腸集》與李清照的《漱玉集》并稱為宋代女性文學作品的雙璧。①朱淑真的詩詞多是閨怨和愛情篇章，清新婉麗，情真意切，其文章深得晚唐五代遺韻，當時廣泛流傳著“見旅邸中好事者，往往傳誦朱淑真詞……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能及”，“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雖欲掩其名，不可得耳”。[1]這個典型的閨閣女性，將敏感的心靈和如火的激情全部投放在閨閣這一狹小天地中，從獨特的女性創作視角展示南宋仕女的生活和感情狀況，這是朱淑真詩詞真正價值所在。

南宋時期，由于戰爭、商品經濟發展及官員游宦等原因，男性及整個家庭在社會上的流動性極大，這就迫使南宋士大夫們重新思考秩序、正位、綱紀等問題，女子相夫教子、正家以禮的“主內”角色被賦予了重要的意義，仕女的活動范圍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司馬光在《涑水家儀》中規定：“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男子夜行以燭，男仆非有繕修，及有大故(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無故不出中門(蓋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2]她們在特定的節日里才能走出閨閣，融入社會，體驗世俗濃郁的節日氛圍，或家族的祭祀當中，或是與姐妹們一起慶祝節日，因此這些節日對她們顯得特別重要，這是她們大書特書的內容。除此之外，她們只能通過日常的梳妝打扮、讀書寫作、刺繡女紅等打發日子。當然，這些仕女還有特殊的打發煩惱的方式——飲酒。朱淑真的作品也體現了以上特點。

詩中節日與風俗

宋代社會經濟的繁榮，科學技術的進步，為節日注入了新的內容，帶來了輕松愉快甚至奢靡的風情。節日風情反映了人們當時豐富的生活情趣、平衡的社會心態。南宋時有帝后“圣節”，“圣節”之外，還有一些官定的節日，重要的有元旦、上元節、中和節、天慶節等。節氣性和季節性的節日有立春、清明、端午、七夕、中秋等。朱淑真以詩詞的方式記錄了宋代節日、飲食、服飾等眾多方面的風俗，展示了南宋時期的社會風貌和仕女們的生活狀況。

朱淑真有《元夜三首》和《元夜遇雨》四首詩反映了元宵節燈火輝煌、繁華熱鬧的盛況：“闌月籠春霽色澄，深沉簾幙管弦清。爭豪競侈連仙館，墜翠遺珠滿帝城。一片笑聲連鼓吹，六街燈火麗升平。”“十里綺羅春富貴，千門燈火夜嬋娟。香街寶馬嘶瓊佩，輦路輕輿響翠耕。”“揭天鼓吹鬧春風。”這些詩句再現了元宵節人聲鼎沸，鼓樂齊鳴的歡騰，人們競相攀比，以示富有，大街上熱鬧非凡，人群熙熙攘攘，擁擠中婦女們的首飾撒落滿地的景象。笑聲、鑼鼓聲、馬嘶聲、翠耕聲不絕于耳，淋漓盡致地展現出元宵節南宋街市上的熱鬧繁盛景象。

立春代表著春天的正式開始，更深層次地飽含著人們對未來一年的希望、憧憬。“梅花枝上雪初融”、“柳條如線著春歸”，從朱淑真詩中我們看到了立春之日的物候特征，雪融化、柳樹已發芽。“生菜乍挑宜卷餅，羅幡旋剪稱聯釵”、“韭黃蘭茁簇春盤”、“玉管吹灰適報春”。立春時節人們拾野菜卷春餅、掛春幡、設春盤、玉管吹灰等多種典型習俗，生動形象地再現于朱淑真詩詞中。

五月五日端午節，又有端五、重五、重午、天中、浴蘭令節之稱。端午節家家要在門口鋪設桃、柳、葵花、菖蒲、艾葉，還要吃粽子、五色湯元、茶酒等，有些人家將泥塑張天師像懸掛于門額上，用來禳毒氣。朱淑真有詩“縱有靈符共彩絲”，靈符彩絲都是辟邪驅病之物。

七月七日南宋婦女有七夕乞巧的民間習俗，婦女們對月穿針，或把蜘蛛放入盒子內，乞求織女賜予女紅巧技。第二天如果網絲圓正，美名“得巧”。朱淑真詩“拜月亭前梧葉稀，穿針樓上覺秋遲。天孫正好貪歡笑，那得功夫賜巧絲”四句點出七夕“拜月”、“穿針”、“天孫”、“巧絲”，再現七月七日南宋婦女乞巧的民間風俗。

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清光消霧靄，皓色遍高空。愿把團圓盞，年年對兔宮”。從朱淑真詩中得知，南宋時，家人八月十五中秋節要吃團圓飯，喝團圓酒，飲酒賞月已成民俗。

十一月冬至宋人也頗為重視。“八神表日占和歲，六琯飛葭動細灰。”朱詩反映了宋代冬至祭祀祖先、玉管吹簫的民俗。臘月底，被認為“月窮歲盡之日”，故稱“除夜”。民間灑掃門閭，除塵穢，凈庭戶，換門神，掛鐘馗，釘桃符，貼春牌，祭祀祖先。朱淑真除夕詩共有三首：《除夜》兩首和《除日》一首。“爆竹聲中臘已殘，酴酥酒暖燭花寒。朦朧曉色籠春色，便覺風光不一般。”燃放爆竹、飲酒、守歲等已成為當時節日習俗。朱淑真作品中除夕晚上飲酒守歲、燃放爆竹、插桃符避鬼的風俗基本涵蓋了南宋人的生活風尚，體現了南宋的生活文化。

詩中酒文化

酒是宋時最重要的飲料。據今人研究，當時的酒可分為黃酒、果酒、配置酒和白酒四大類。黃酒以谷類為原料，“凡醞用粳、糯、粟、黍、麥等及曲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3]。宋時出現了一批名酒，北宋晚年的名酒如宋英宗高后家的香泉、宋神宗向后家的天醇等都是達官貴人家釀造的。另有如開封豐樂樓的眉壽、白礬樓的和旨等都是大酒樓釀造的。還有各地的名酒，如北京大名府的香歸和法酒，南京應天府的桂香和北庫等。南宋晚期，名酒有軍隊殿前司的鳳泉、浙西提舉常平司的皇華堂、蘇州的雙瑞等，都由官府生產。以上名酒只有一部分是商品，但這也是宋時酒文化發達的標志。[4]

宋代，女性作品中有關酒意象的詩詞有110首，是前代總和的5．5倍，而寫酒意象的女作家35位，是前人的4倍。[5]宋以前，先秦衛宜夫人、漢朝卓文君、晉劉妙容、唐代陸蒙妻蔣氏、魚玄機等女性，她們的作品中都留下了酒的印記。宋代，隨著釀酒業的空前繁榮，飲酒者身份由皇宮貴婦、唐代女官之流進而擴大到小家碧玉。如楊慧淑、連妙淑為龍宮皇妃，魏玩、李清照是相門之婦，張玉娘、朱淑真則是宦門淑女。宋代，酒是流淌在女作家精神世界的血脈，貫穿著她們人生豐富多彩的情感浪花，濃縮著她們各自獨特的生命體驗，古代酒文化的歷史上留下了她們美麗的倩影。綜觀朱淑真《斷腸集》，提及酒意象的作品有60多首，占其作品的五分之一，占宋代酒意象總數的一半。

朱淑真作品關于宋代飲食習俗記載的以酒最盛，展示了酒的種類、用途。淑真詩：“爆竹聲中臘已殘，酴酥酒暖燭花寒。”酴酥酒即屠蘇酒，宋時正月初一飲酴酥酒，可以避邪，不染瘟疫。正月初一飲的酒還有椒酒和柏酒，以祝長壽。“椒盤卷紅燭，柏酒溢金杯。”所以有“元日進椒柏酒，椒為玉衡量之精，服之令人身輕，柏是仙藥”。[6]從中，我們看到宋人除夕夜飲酒頗為講究。“金杯滿酌黃封酒”，黃封酒是宋朝官釀的酒，以黃紙封口，稱黃封，是御賜酒，后多用來指上好酒。“當盡新篘玉友醅”，玉友即是一種名酒，色彩瑩白如玉，糯米和酒曲釀制而成故稱玉友醅。有關飲酒風俗朱淑真作品中更是比比皆是，“強切菖蒲泛酒卮”、“無聊酒獨親”。酒可以消愁抒悶，可以閑情遣興，可以祝壽、助暖。朱淑真筆下的當時人們對酒的嗜好、飲酒的風俗再現了宋代仕女生活縮影。

詩中服飾妝扮

古人說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服飾是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宋朝有“服制”規定，實際生活并不恪守一律。衣冠服飾在宋發生了許多變化，顯示出時代特色。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宮中、朝中裝束對社會服飾風尚起著重大影響。宋皇后常服有“龍鳳珠翠霞帔”，“后妃之服”規定有祎衣、朱衣、鞠衣、禮衣等，是參加不同儀式的裝束，常服則大袖、長裙、霞帔等。而其“背子、生色領皆用絳羅，蓋與臣下不異”。[7]穿背子很普遍，《師友談記》記禁中貴婦著有“黃背子”或“紅背子”。北宋末，服飾多變。京城中“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制，謂之不制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被指為“服妖”。[8]

“宋代女性多服窄袖衣，與長裙相配穿著，衣料以羅為多，柔軟輕薄，宋詞多有羅衣、羅裙之稱。”[9]“上身多穿襖、襦、衫、背子、半臂等，下身是裙和褲。”[10]衫和裙也是宋代婦女的日常服飾，作為南宋仕女，朱淑真詩詞在不經意間展現出自己的外貌服飾，呈現出宋人的服飾面貌。朱淑真作品中點到四種服飾：羅衣、衫子、裙子、帶圍。其中羅衣是提到次數最多的，“乍著薄羅偏覺瘦”、“瘦怯羅衣褪”、“淚滴羅衣不忍看”、“淚滴羅衣暗斷腸”等等，可見，羅衣是朱淑真經常的穿著，同時也是宋代女性最普遍的服飾。朱淑真作品中也常提到這些服飾，“愁看羅袖上”、“解卻紅裙小簟涼”、“淡紅衫子透肌膚”。此外，帶圍也是宋人腰間的裝飾，“陡覺湘裙剩帶圍”、“帶圍寬盡小腰身”，可見帶圍在宋人服飾中使用較普遍。

服飾之外，宋代女子頭飾也很豐富。朱淑真作品中有很多有關頭飾的描述，“墜翠遺珠滿帝城”，提到了珠翠，“鬧蛾雪柳添樁束”，又提及了鬧蛾、雪柳這些宋代頭飾，這些都是節日婦女裝扮自己的頭飾，各具特色。朱淑真詩中除了提到用于節日的頭飾，還有平日里所戴頭飾鳳釵，“卸卻鳳釵尋睡去”。此外，朱淑真作品中提到的頭飾還有金釵和梅花，“玉體金釵一樣嬌”，“笑折一枝插云鬢”，“自折梅花插鬢端”，“謾把梅花取次妝”。無獨有偶，北宋著名女詩人李清照《清平樂》中也寫到“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朱淑真詞有：“盈盈笑靨，稱嬌面愛學、宮粧新巧。”“只有宮娃無一事，每將施額斗妝勻。”都是指將梅花折來貼在額前的情形，從中可以窺見宋代女子頭飾之豐富、之常見。

朱淑真的詩詞反映了南宋的節日風俗、飲食習慣和講究的服飾裝扮。透過這扇窗口，我們更多地了解了宋代的一些民風民俗，更好地解讀了朱淑真詩詞。

注 釋：

①本文引用所有朱淑真詩詞，均出自張璋、黃畬校注：《朱淑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參考文獻：

[1]（宋）魏仲恭.斷腸集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03．

[2]司馬光．司馬書儀·卷三[M].叢書集成本，第43頁.

[3]（元）脫脫.宋史·卷185《食貨志》[M].第4514頁．

[4]朱瑞熙，等.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12-14.

[5]舒紅霞.中國古代女性文學與酒文化[J].殷都學刊，2004（3）．

[6]夢粱錄（外四種）[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216.

[7]輿服制三[M].宋史·卷一五一.第3534-3535頁.

[8]（宋）岳珂.宣和服妖.桯史·卷五.第54頁.

[9]張維清，高毅清.中國文化史（三）[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261．

[10]姚瀛艇.宋代文化史[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620．

關于立春的詩句范文第3篇

灞橋不僅僅是一座別離之橋,語言之橋。灞橋的榮辱浮沉,與長安的興衰,時代的跌宕,相互應和。政治的轉向,商業的再造,文化的傳承與斷裂,國人心態的嬗變,都曾在這座橋上被命運生動地演繹。

立春前夜

灞橋著火的消息在長安城中鬧得沸沸揚揚,上千人趕到城外撲救,仍然只能眼睜睜看著火焰從東向西,像匹失控的烈馬在灞河之上銜枚疾走,一直淹沒了整座灞橋。

68歲的皇上為此勃然大怒,近臣們都知道,當朝皇帝王莽當然不是因為吝惜一座長橋。

灞橋燒毀的時間非常不合時宜,次日就是立春。灞橋自古被視為進出京城的要道,《雍錄》說,“此地最為長安沖要,凡自西東兩方面入出、潼兩關者,路必由之。”在開春前夜,京城先折了門戶,無論如何都足以被視為不祥的征兆。何況,在王莽的時代,他和他的臣民們仍堅定地相信,所有災禍與異象,都絕非無緣無故。

這些猜測很快就應驗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帝國果然災象頻仍。蝗災再度爆發,蝗蟲鋪天蓋地直卷長安,連未央宮的殿閣上都爬滿蝗蟲。星座運行也出現異象,術士們都已知道天意難違,只能一再地搪塞王莽的追問。帝國的政局更加不堪,關東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數十萬流民涌入長安,盡管王莽下令賑災,卻遭到大臣陽奉陰違,災民中仍有十之七八餓死在街頭。這些失去生路的人們紛紛揭竿而起,赤眉軍先殺太師犧仲景尚,后殺更始將軍廉丹。王莽勉力維持十余年的帝國,終于像他自己一樣,變得老態龍鐘。這個自視為傳奇的老人,自己也正被惶惑日復一日地吞噬,對生命即將告終的恐慌,夾雜著對帝國前途的憂慮。他開始更加頻繁地求助于神道的力量,希望可以逆轉傾頹的時局。

災異在末世總會頻繁地發生,并經流民口口相傳而被無限夸大,最終匯聚成難以控制的力量。對于這些連鎖反應,寵信神道的王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馬上擬詔,從三皇五帝、天地方位的角度來分析這次灞橋事件,說明灞橋之毀是天意,毀得合理,毀得及時。王莽為這一切找到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長存橋。”以權謀之術登基的王莽,在人生的末年終于開始反思自己早年的武斷與莽撞,56歲時,他篡位稱帝,從此不斷頒布詔令――井田、奴婢私屬、五均六、改革幣制。這個醉心于周王朝制度的老人,試圖在他的時代重新恢復那些古老的傳統,“托古改制”。人們很難想象,如此激烈的變革主張,居然出自一個年近六十歲的老人之手;人們更難想象的是,這個亂世梟雄居然會在年近七十歲之時,再度全盤自己當初頒布的一系列詔令,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與這個混亂的世界和解。

伴隨著為灞橋改名的詔書,王莽又頒發了一系列新的治國舉措――廢除井田、奴婢、山澤、六之禁,甚至更為直接地提出,“即位以來詔令不便于民者皆收還之”。王莽開始逐一自己在十多年前定下的規章制度,他希望把灞橋之毀視為帝國的一個適時合理的轉機,重整旗鼓。他將灞橋改名長存橋,希望以安民之術取代王霸之道,為垂危的帝國尋找一線生機。

王莽之所以選定灞橋作為政治轉向的借口,說是巧合,其實也并非無緣無故。灞橋自修建伊始,就一直與王霸之道有著密切的關聯。“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稱霸西戎,迫使周王朝承認他為西方諸侯之伯,遂改滋水為灞水,以證明自己治下的王圖霸業。四百年后,他的后裔嬴政在灞橋上為大將王翦送行,六十萬大軍旌麾東指,大破潼關,從此一統天下,成就“千古一帝”。二十年后,劉邦由灞橋入咸陽,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系頸以組,封皇帝璽綬符節,降軹道旁。”

三代霸主奠定基業,都與灞橋有著曖昧的關聯,而開創新朝的王莽,同樣是制度的堅定信奉者。《漢書•王莽傳》說他,“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然而,制度原本就無從解決所有具體的問題,何況,他面對的又是一個被黃老之學深深浸過的國度。王莽對制度的偏愛,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最令人矚目的是他從攝政到登基頻頻發起的四次貨幣改革,為了恢復古制,王莽發行了大量各種材質的貨幣,從金銀銅,到龜殼甚至貝殼,名目多達“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面對名目繁多、難于計算的新幣,百姓私下里仍使用漢朝的五銖錢,不料卻遭到王莽嚴刑處罰,動輒發配邊疆。頻繁的貨幣改革,王田制,私屬制,夾雜著意想不到的天災,終于令王莽不得不重新衡量過去數十年的所得與過失。他試圖柔化充斥著英雄主義和殺戮信仰的灞橋,他希望用長存橋的新命名來表示自己重定天下的決心。然而,時代卻已吝嗇地不肯留給老人回旋的余地。一年后,赤眉軍攻陷長安,69歲的王莽和他的理想,一道為亂軍撲殺。

王莽死去六百年后,長安仍是長安,長存橋的名字沒過多久又被改回灞橋。不過,灞橋還真的迎來了命運的轉向。那些為灞橋命名的前朝霸主們,都沒能最終決定這座長橋的命運。秦穆公不曾料到,身為“春秋五霸”,自己在軍事史上的意義,竟然遠遜于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只為兒孫們打下半壁江山,卻為后世留下層出不窮的典故,“秦晉之好”、“九方皋相馬”、“百里奚,五羊皮”、“穆公亡馬”……他命名灞水原本只是驕矜自夸,卻結出了意想不到的果實。漢朝以后,甚至灞河兩岸的整個區域都以“灞”為名,漢文帝將陵墓安放在這里,此地遂改名灞陵,從此,這里所有的過客與生民,都成為權力的守墓人。權力可以改變一條河與一座橋的名字,可以將一片河岸改為墓地,可以肆無忌憚地篡改歷史,然而,手無縛雞之力的詩人們,卻很快就會用那些纏綿悱惻的字句,輕而易舉地拗斷了君王們的權杖。

王粲的道路

總有人要踏上同一條路,或者同一座橋,即便相隔幾個王朝。

李白寓居長安時,有一天趕到灞橋為朋友送別。經過路人指點,他才發現,朋友將要踏上的,竟是王粲在五百年前走過的那條古道。

王粲二十一歲時,遭遇離亂。董卓部將攻陷長安,王粲被迫南下荊州依附劉表,登上灞陵,不禁愴然,在《七哀詩》里,王粲寫道,“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滿面烽煙之中,他只看見“西京亂無象”,“白骨蔽平原”,感慨“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兒時過目不忘的才能,在成年之后反而成為負擔,他一閉上眼睛,生離死別的一幕幕就會在眼前像凜冽的刀鋒一樣迅疾地閃爍,劈開他什么也看不到的未來。

在灞橋上逡巡回望的王粲并不知道,南下也不是一條理想的道路。劉表雖有廣納賢士的虛名,卻終究難以容下面貌丑陋而才華出眾的少年王粲,抵達荊州后,王粲只能在登樓臨望時抒發些“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悵惘,用記憶里灞陵的征塵來替代了長安的味道。

李白一度比王粲幸運,他生活在整個帝國最繁華的時代,現在更身處天下中心,帝闕之下,他還年輕,沒有被生活磨去棱角,更沒有被時代一再地拋棄過。所以,王粲回望長安,李白則只能回望王粲。年輕的李白做不到王粲那樣的哀傷沉痛。何況,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將離別看得過分沉重的人,即便對汪倫,他也只是動用了“桃花潭水深千尺”這樣一句不痛不癢的比喻,今天他要寫的《灞陵行送別》也是一樣,這首詩其實并不是送給朋友的,而是留給自己的。令李白惦念的并不是面前行將南下的朋友,而是王粲漸行漸遠的背影,“我向秦人問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落日浮云生。”在盛世想象末世的離亂,李白與王粲素昧平生,他與王粲之間甚至找不到多少真正的共同點,然而,他又似乎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王粲。譬如今天,他鬼使神差地循著王粲的腳步,重新踏上灞橋,回望腳下的千里煙波。

流寓長安的三年間,李白為灞陵留下了兩首詩詞,《灞陵行送別》和《憶秦娥》。《灞陵行送別》寫得完全比不上《憶秦娥》,然而,前者描述的是實景,而《憶秦娥》里的“年年柳色,灞橋傷別”,則畢竟只是一串朦朧的空鏡頭。

灞橋早在漢代就是人們送別的所在,到了李白的時代,朝廷在灞橋上設立驛站,灞橋成為法定的送別之處。別離是件極其私人化的事情,選擇別離的時間和地點,原本因人而異,然而,由于灞橋地處京城門戶,而灞橋兩岸的數萬棵垂柳,也響應了人們折柳相送的習俗,這座曾經承載著王霸之道的長橋,于是確定了自身新的涵義。灞橋因此不再僅僅是一座橋,而是一個場所,一種空間,它被大肆地涂抹上情感的記憶。十幾代人在這里揮別,自此踏上歧路。任何器物被情感染色,都足以讓人緬懷一生,何況是一條容納了千萬種離別的灞橋。

不過,事實上,真正勾起行者與送客愁緒的,也并非僅僅是別離本身。灞橋還有別一番況味。灞橋是一道分界線,站上灞橋就意味著從帝國的中心退向邊緣。對于儒家經世觀念根深蒂固的傳統文人而言,離開不僅意味著遠離了故友,更意味著失去了舞臺。

在李白的時代,流寓著大批像他一樣的年輕詩人,他們無一例外地渴望成為世界中心的一部分,他們都曾費盡筆墨去堆砌長安的繁華,從不在乎在上層文人們寫給帝王將相的諂媚詩句中再添上無足輕重的幾筆。他們沒有話語權,卻仍然懷抱著對單純誠摯的熱忱,他們只是竭盡全力地想要進入長安,然后留在長安。為此,陳子昂在長安街頭毀琴散詩,李白和杜甫則忙于四處干謁,他們難以掩飾對于現實世界的渴慕,這些世俗的期待,與所有時代所有平凡的年輕人們,原本就沒有什么區別,如果不是后來的情局所迫,很少有人真的甘愿退隱山林,尋仙問道。

長安之所以能粘滯住詩人們的腳步,不僅因為他們能在這里找到步入權力中心的機會,還在于來自城市本身的感召力。作為天下中心,長安城的建筑格局固然是通過權力之手來締造,然而,城市的內在繁華卻是通過商業的邏輯來修訂的。長安的東市,“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人們隨處都可以找到酒樓、茶館,與各國的使節、商人、僧侶、文人們自由地流連交往。這些繁華、開放與便利觸手可及,國際化大都會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人們的生活需求,人們沒有理由拒絕長安。

然而,悖論在于,安定閑適的生活,于身心有益,對詩情卻是極大的傷害。詩歌的根系往往深植于悲苦之上、羈旅之間。成就詩人們的,是蹇途中的月光,渡船外的晚鐘,日暮鄉關,大漠孤煙。那些在御花園中草就的雍容華貴的陪侍之作,可以博得一朝天子龍顏大悅,卻注定要在后世引人詬病。偉大詩人的命運注定是悲劇性的,長安的方寸之地,足以困死襁褓中的詩興,長安的安逸生活正如一團丑陋的繭,不離開長安的束縛,詩人終究難以化蝶。

只不過,很少有人真的能夠淡泊地處理離開長安這件殘酷的事情,作為中心與邊緣臨界點的灞橋,因此成為另一種情感的容器,不僅有關離情,更有關抉擇。灞橋因此,聚集了那個時代的百感交集。

所以,有那么一段時間,甚至有不少人懷著各種各樣的目的,試圖在灞橋這個臨界點上生活。在李白的時代,人們津津樂道于隱居在灞橋邊的那些前朝的隱士們。例如“舉案齊眉”的梁鴻,他和他相貌丑陋卻賢惠的妻子孟光就曾在灞陵山中定居,“荊釵布裙,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梁鴻在長安時,曾在太學讀書,卻終究沒有獲得青睞,每日只能在上林苑中牧豬為生。等到他隱居之后,反而身價百倍,他重返長安,作《五噫之歌》,竟然令帝王青睞有加,而這一次,他主動選擇了退卻,“章帝求之不得”。韓康是另一個典型。他也選擇在灞陵居住,因為這里與長安的距離適中,若即若離,他既可以逃避那些浮華的生活,又可以時常到長安城中,販賣從灞陵山中采來的草藥。韓康一度著迷于這樣的生活狀態,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里,他反復地往返于長安和灞陵之間,而他有一個習慣也保留了三十年,賣藥時從來不許買者討價還價。直到一天,有一個女子在長安街頭找他買藥,韓康仍然堅持不肯降價,女子大怒,居然不肯還價?你以為你是韓康啊?韓康不禁喟嘆,“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他從此潛入灞陵深山,再不入長安。

梁鴻和韓康的故事誘惑著唐朝的人們,他們既想逃避繁華,又不愿遠離繁華,既想避世,又不舍得棄名,這種矛盾的心態,愈發決定了灞橋在唐人心目中難以言喻的地位。

送別朋友不久以后,李白就是在這樣復雜的情感沖擊下再度站上灞橋的。天寶三載(744年)仲春,在成就詩人悲劇命運的那個決定性的拂曉,李白在躊躇中離開長安,重新開始冒險的旅程,踏上通往永生之路。沒有人為他送別,他只是孤獨地站在灞橋上,看著日光將自己的身影慢慢拉長,那條王粲的道路在暗中引誘著他,令他迷醉而又彷徨。離開長安真的成就了李白,灞橋之外,有著更為廣袤的世界。幾個月后,李白就會在洛陽遇到小他十一歲的杜甫,他們將和高適一起在梁宋漫游。然后,他將追隨北海高天師求道,決意羽化升仙。那時他依然不知道,自己有騁蝗戰晌鮒泄墓鴯謔耍襠窳橐謊荒ぐ藎7攏詈痛小£

季節錯亂癥

詩人都或多或少會患有季節錯亂癥。許多人寧愿把整個人生都當作一個漫長的秋天來度過,以為自己會成為一片隨風凋零的黃葉。有時,詩人也愿意在冬天想象春天,或者在春天尚未過盡之時就餞花傷悼,過早地看到死亡的來臨。

灞橋是季節錯亂癥的另一種表現。對于季節錯亂的迷戀,成為灞橋的新基石。當劉禹錫還在灞橋上喟嘆“故人云雨散,滿目山川多”時,灞橋已經被詩人們經營成新的空間。他們都習慣在春天前往灞橋,有時并非為了踏春,也不是專程為朋友送別,更不是給前朝的文皇帝掃墓。灞橋對詩人們有著別樣的吸引力。那時,在灞河兩岸綿延起伏的五里長堤上的數萬棵垂柳將同時面向天空播撒柳絮,給整個春日蒙上一層銀裝素裹。唐朝的詩人們習慣于把這些漫天浮游的柳絮看作隆冬的落雪,他們假想自己正走在長安城外的風雪中,鄭綮就曾這樣答復別人索詩的請求:“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

事實上,長安的冬天從來都不乏風雪,然而,詩人們中意的并非那種專屬于北國的凜冽透徹,他們更愿意選擇風和日麗之時,迷失在灞橋假想的風雪里。畢竟,詩人每天都必須依靠想象才能生動地生活。

灞橋就這樣成為詩人們的朝圣地,在詩句的推波助瀾之下,灞上之游更成為一時風尚。無論是真正的詩人,還是附庸風雅者,人們選擇在這座人馬喧騰的長橋上不斷地徘徊,等待靈感將自己俘獲。靈感來自空中浮游的柳絮,來自腳下脈脈的流水,來自這座不斷被重建的長橋,也來自背后的長安和眼前長安之外的世界。

一千多年后,法國人蘭波用來定義詩人的話后來被一再引用,“生活在別處”。這同樣可以被視為季節錯亂癥的一種表征。與蘭波潦倒落破的一生相比,一千多年前灞橋的“別處感”其實更加強烈,也更加荒誕。它架構起的并不是一兩個人的命運,而是橫亙幾個王朝的悲歡。

事實上,后世的人們一再地緬懷唐朝,無非也是這樣一種季節錯亂癥在集體作祟。不可超越的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們,聯手制造了盛唐長安的迷夢,人們頻繁地懷念她,像懷念自己已然淡忘的初戀情人,你記不起她的氣息,聲音,甚至容貌,你只是單純地陷入懷念的迷局里無法自拔。人們懷念盛唐,并非因為對現實不滿,也并非因為盛唐的長安真的有多么輝煌幸福。已經有無數的證據表明,唐朝并不是多么理想的時代,許多年后,朱利安•班達在《知識分子的背叛》中寫道:“注重秩序的國家只注重強大而不在乎公正。”這實際上未嘗不是唐朝生活的寫照。然而,中國人只是一再地試圖循著前人的字句,重新走進一個失落的夢境,把昨夜沒有做完的夢重新續接起來。

于是,我們再也無法看懂長安。

重返長安現場

八百年后,當柳永再度登上灞橋,他看到的只有凋零的舊夢。

曾經的世界中心長安已經淪為一座廢都。唐天元年(904年),朱溫挾持唐昭宗遷都洛陽,“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此后,人們曾在皇城的基礎上重建長安,然而,這座城市的規模和風貌已經遠遠不能與盛唐時相比。在柳永的時代,長安仍是一座聲名顯赫的都市,它被稱為京兆郡,地位遠高于其他州郡,卻畢竟已不是國都。它從天下的中心,突然變成塞防的前線,直接承受著來自西北游牧民族的沖擊。在長安城外,依稀仍有垂柳沿著灞河兩岸蔓延,只不似當年那么鋪張喧囂,柳條無精打采地裹滿來自塞外的飛常溲氈常袷切試概闋毆識家壞覽先サ陌追⒐稹£

白衣卿相只有嗟嘆數聲,寫一曲《少年游》。在這個“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時代,他不知道,日后,會由誰來把這首詞唱完:

參差煙樹灞陵橋。風物盡前朝。衰楊古柳,幾經攀折,憔悴楚宮腰。

夕陽閑淡秋光老,離思滿蘅皋。一曲陽關,斷腸聲盡,獨自憑蘭橈。

在柳永的詞章中,《少年游》算不得多么出色的篇目。大量用典,甚至直接截取前朝的字句,柳永畢竟還是更善于捕捉那些來自內心世界的隱秘,又或者,他終究還是被一些前塵往事噎住了喉嚨。

柳永已經不可能像唐人那樣心情平靜地探望灞橋。長安以北的朔漠上依然夜以繼日地逡巡著胡馬,嘶鳴聲不斷地驚擾著帝國的黎明。趙氏兄弟在建國之初還頻繁地發起戰爭,試圖收復被契丹人割據的幽云十六州,卻一直未償所愿,等到他們的孫輩登基時,這些逐鹿天下的愿望已經被安逸的生活輕易地掩埋。在柳永生活的時代,帝國和契丹人簽訂了“澶淵之盟”,和西夏人簽訂了“慶歷和議”,朝堂之上,大臣們辯論的話題除了和與戰,又多了些關于變法與守成的爭執,他們仍在不斷地相互攻訐傾軋,然而,斷斷續續的和平終究還是讓帝國萌生出一些新的氣象。在新的國都汴梁,人們大肆營造城市、園林、寺廟、巨塔,各國的使節、商人、工匠們向城中匯集,人口躥升,商業毫無懸念地振興起來,街市繁華,店鋪林立。幾十年后,畫家張擇端會在他的長卷中記錄下這些瞬息的繁華,這些滲透進生活深處的場景,證實了汴梁模式的都會風貌。汴梁的繁華,只是更加反襯出長安的落寞。

當然,長安的商業和城市營建,也并沒有終止。長安成為作戰物資的集散地,南北雜貨云集,時人江休復在《江臨幾雜志》中寫道:“長安有寶貨行,搜奇物者必萃焉。”與此同時,人口也開始激增,甚至超過盛唐,購買力逐漸復蘇,大量的店鋪從地層深處噴涌出來,填滿了城市的角落。與唐代嚴格的坊市制度不同,宋代的長安并沒有形成唐代東市那樣的大規模商業區,商業的觸角反而滲透進城市深處。各種店鋪與寺廟、官衙、書院、住宅交雜穿插,形成生活化而又開放型的市場氛圍。唐代朝廷對商業有著嚴格的界定,“凡市以日午,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瞧嚦蹋黝廴偕諞隕保未男魯ぐ玻虺晌蛔疃臁⒁蟶钚棖蠖由斐隼吹某鞘小3鞘邢窈C嘁謊襖返匚弊爬醋隕桃檔撓曷叮蛘統啥薊岬男賂窬幀£

然而,此刻的長安終究沒能像從前那樣吸引大批文人志士,人們重返長安,為的是懷古撫今,而不是再造城市理想。誰也不能奢求由這些懷古的過客來重新締造城市。當然,此刻的長安也并非沒有主人,商人們正成為新興的力量,依靠對巨額財富的聚攏,他們甚至一度敢于聯合罷市,以對抗朝廷的貨幣制度改革。當長安剝離了權力這張畫皮,它原本有機會通過商業來證明自己。吊詭的是,這座聲名顯赫的城池已經習慣了來自權力的庇護,一旦喪失權力的垂青居然就無所適從。面對新都汴梁的崛起,以及帝國南方城市大規模商業井噴,長安的城市建設和商業之路卻顯得按部就班,維持著不溫不火的狀態。經歷了短暫的和平之后,長安又先后陷入宋金、蒙金的戰爭,屢遭兵荼。不斷的易主令古都不堪其擾,剛剛起步的商業被迫屢次停滯,這座曾經不可一世的城市再度沉寂下去。

灞橋正是隨著盛唐、隨著長安一道湮沒在中國人的記憶中的。新都汴梁城外,別離的場景每天仍在上演,只是汴梁城外并沒有灞橋。不過,失去了灞橋絲毫不影響別離的情緒,人們不再需要灞橋,就像從不需要為告別找一個合適的理由一樣。

柳永之后,灞橋的隕落變得更加迅速。灞橋曾經拱衛的長安,再也沒能成為統一王朝的國都。此后帝國的中心一直在江南和北京之間游離,長安不可避免地淪為帝國的邊緣。灞橋兩岸的上萬棵垂柳被不斷砍伐,與此同時,折柳相送的習俗也像中國的許多傳統一樣被迅速而殘酷地遺忘。這座長橋后來屢毀屢建,頻率在清朝達到頂峰,乾隆、道光、同治三朝都曾重建灞橋,加長加闊。然而,1957年,伴隨著全國“破四舊”,加速建設的轟鳴聲,被視為現代化眼中釘的灞橋毫無懸念地被拆除,換成了一座鋼筋混凝土橋。人們需要的不再是一座溝通河流的長橋,而是聯通海外世界的那些新奇而陌生的意象。

關于立春的詩句范文第4篇

【關 鍵 詞】武則天；求壽行為；影響。

【作者簡介】司海迪，武漢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2010級博士研究生，研究

方向：漢唐文學。

武則天是中國封建社會為數不多的八十歲以上的五位皇帝之一。古代帝王的求壽行為非常普遍，表現方式主要有服用丹藥、求助文字祥瑞、尋仙訪道、皈依宗教等。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等許多皇有過積極的求壽行為，武則天也不例外。她登上帝位時已經六十七歲了，是中國封建時代登基年齡最大的皇帝，其晚年對延年益壽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她的求壽行為對當時的文士及其詩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武則天的名字、尊號、地名、年號等都寄予了延壽意蘊

先看武則天的名字，武則天稱帝后給自己起了一個頗有帝王風范的名字，史載：

神皇自以“曌”字為名，遂改詔書為制書[1]。

“曌”這個字是武則天自己造的，取日月凌空之意，意下武則天自比日月，如日月一樣高懸天空之上普照萬物，亦可以解為日為陽，月為陰，她一介弱女子亦可與男性并列同為天地之尊。無論哪種取意，武則天以恒常存在的日月自比，都暗含著自己長命百歲如日月般永恒的意思。

此外，武則天還頻繁地為自己上尊號，如金輪圣神皇帝、越古金輪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輪圣神皇帝、天冊金輪圣神皇帝等。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則天把洛陽由東都改稱為神都。武則天還下令毀乾元殿，就其地修造明堂，號為萬象神宮。不難看出，這些尊號、地名等都有“神”的字眼，這同前面一樣都反映了武則天以神仙自喻的求壽心態。

年號被認為是帝王正統的標志，武則天從稱帝到最后下臺的二十一年中，一共使用過十七個年號，是歷史上使用年號最多的皇帝。這些年號分別為光宅、垂拱、永昌、載初、天授、如意、長壽、延載、證圣、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神功、圣歷、久視、大足、長安。不難看出，其中長壽、延載、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圣歷、久視、長安這八個年號都寄予著健康長壽的含義，占了全部年號的一半，這在中國帝王年號中是不多見的。

在中國封建社會，改動年號是一件非常鄭重的事情，而武則天改動年號則顯得輕松隨意：

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

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2]。

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為社[3]。

武則天這兩次改動年號都與她的身體健康有關。武則天衰枯的生命有任何一點回光返綠都能使她欣喜若狂，以至于影響到了國家大事的決策。她晚年的求壽心切，這在朝廷百官中是人人皆知的，史載：“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4]

由以上材料可見，武則天的求壽心理在她的政治生活中有著非常明顯的體現。

二、武則天向宗教神靈求壽

同其他皇帝一樣，武則天也曾向神靈祈禱：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過緱氏，謁升仙太子廟。壬辰，太后不豫，遣給事中欒城閻朝隱禱少室山[5]。

武則天對祈禱有功的人予以重賞：

（閻）朝隱自為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6]。

除了向神靈求助外，武則天還曾自命為宗教神靈人物，命人從佛家典籍中尋找依據：

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于天下[7]。

武則天對宗教的利用可謂淋漓盡致，直接說自己是彌勒佛下生，除卻為稱帝制造輿論聲勢外，也流露出武則天無與倫比的自信與豪情：神靈當然是長生不老的，武則天是彌勒佛下生，壽數自然是不可限量。

神靈的重要生命特征之一就是長壽，長壽之人無疑具有神性。武則天對自稱長壽或神性之人都非常重視和信任，給予了很高的禮遇：

嵩山人韋什方自云吳赤烏年生，“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8]。

武則天封賞這些自稱有神性的長壽之人不乏有取經討教之意。其實他們詐稱神性、以長壽自居并無見證，以武則天的智慧識破這些小伎倆并不難。但武則天對此等虛妄之言仍聽之信之，甚至賜姓封賞，無非是求壽心切罷了。

武則天和佛教淵源甚深，在她人生的最后幾年也未曾忘記向高僧求助。久視元年（700），武則天還遣使迎請荊州當陽山玉泉寺禪僧神秀來洛陽。當時神秀已經是九十余歲的高齡了，只能肩輿上殿，武則天對他屈萬乘而稽首，把他安排在內道場中，“豐其供施，時時問道”[9]。長安四年（704）武則天臥病數月，曾經命人同法藏一起前往法門寺迎舍利。次年正月十一日，舍利迎至明堂。正月十五日，武則天“身心護凈，頭面盡虔”請法藏捧持舍利，“普為善壽”[10]。這兩次向佛教的求助行為無疑與武則天健康惡化、希求延壽有關。

三、武則天借助醫學之術延壽

武則天對服用丹藥也是非常有興趣的，前文就曾提及武則天耗時耗資命人煉制長生藥。值得注意的是，武則天的幾個面首也都與醫藥有關：

（薛）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于太后[11]。

薛懷義后被殺，原因是懷疑武則天移情他人怒燒明堂。情妒的對象就是一名叫沈南璆的宮廷御醫，后來武則天又有兩個比較重要的面首是張易之和張昌宗，史載他們兩個都善于煉制丹藥。張昌宗以罪被彈劾，武則天想為他開脫罪責，坐朝問宰臣：“昌宗于國有功否？”楊再思答道：“昌宗往因合煉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12]武則天大悅，下令赦罪復官。

武則天的幾位面首都與醫藥有關恐怕不是偶然。他們得寵的原因恐怕不僅僅是滿足武則天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極有可能就是他們精通醫術，善于保健養生，迎合了武則天晚年的求壽心理。

在這幾位面首中，二張身上更集中地體現了武則天的求壽心理。二人“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兄弟俱侍宮中，皆傅粉施硃，衣錦繡服”[13]，宛若神仙美眷。武則天還特地創設官署控鶴府，以二張為控鶴府內供奉，后改控鶴府為奉辰府，張易之為奉辰令，引閻朝隱、薛稷、員半千等文士并為奉宸供奉，經常舉行宴會。這里有美服華食，有龍鳳鸞鶴，有歡聲笑語，有如花美眷，分明是一個神仙世界。如前文所提老胡云薛師二百歲一樣，武三思又奏稱張昌宗是神仙王子晉后身，武則天也命張昌宗“被羽衣，吹蕭，乘木鶴，奏樂于庭，如子晉乘空”[14]。這些記載中的關鍵詞“美”“神丹”“鶴”“仙”等都很容易讓人推測二張是武則天“祛病健身”和“羽化登仙的中介”[15]。

武則天將二人看得很重，史載：

中宗為皇太子，太子男邵王重潤及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易之訴于則天，付太子自鞫問處置，太子并自縊殺之[16]。

關于邵王和永泰郡主受懲過重的原因，有人認為是武則天對李唐子孫的天然反感，有人認為是武則天天性好殺，晚年又喜怒無常，也有人認為是純粹出于對二張的寵愛。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二張對于武則天來說不僅僅是面首，更是象征延年益壽的祥瑞之物，故而不容他人絲毫的非議和侵犯。縱觀武則天的一生，不難發現，無論是誰，只要觸及到她的利益都會遭到無情的報復和殺戮，哪怕是血肉至親。從此材料中不難看出，延年益壽在武則天的晚年生活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

此外，武則天求壽心理還表現在她對青春的挽留和追憶。她通過化妝等方式來留駐青春、延緩衰老，這也是她延壽心理的一種隱性表現。史載武則天對化妝有著濃厚的興趣，而且技術高超：

太后雖春秋高，善自涂澤，雖左右不悟其衰[17]。

四、武則天晚年求壽心理對

詩歌的影響

如前文所述，武則天晚年求壽心切，想盡一切方法留住青春、延緩衰老，這對當時的文士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武則天今存詩四十六篇，其中并無直接求壽的詩篇，但是部分詩句中透露出武則天對時間的美好向往：

載延百辟，爰集三宮。（武則天《唐明堂樂章·迎送王公》）

永昌帝業，式播淳風。（武則天《唐大饗拜洛樂章·昭和》）

幸承三圣馀，忻屬千年始。（武則天《唐大饗拜洛樂章·德和》）

詩句中強烈的時間意識流露出武則天希望自己和大周朝一起昌盛不衰、千秋萬代的心理。在這種心理的影響下，文士們一有機會就殷勤地向武則天寫詩獻壽，以期得到她的眷顧，主要表現在應制詩中，如：

鳥來花落紛無已，稱觴獻壽煙霞里。

（宋之問《龍門應制》）

玉醴由來獻壽觴。（明悉獵《十月誕辰內殿宴群臣效柏梁體聯句》 ）

卻邪萸結佩，獻壽菊傳杯。（崔湜《慈恩寺九日應制》）

愿奉南山壽，千秋長若斯。（魏元忠《銀潢宮侍宴應制》）

共荷神功萬庾積，終朝圣壽百千年。

（宗楚客《奉和圣制喜雪應制》）

年年斗柄東無限，愿挹瓊觴壽北辰。

（韋元旦《奉和立春游苑迎春應制》）

天藻緣情兩曜合，山卮獻壽萬年馀。

（劉憲《奉和圣制幸韋嗣立山莊》）

初年競貼宜春勝，長命先浮獻壽杯。 （蘇颋《人日重宴大明宮恩賜彩縷人勝應制》）

在其他場合中，文士們也未曾忘記向武則天獻壽：

惟愿圣君無限壽，長取新年續舊年。

（張說《雜曲歌辭·蘇摩遮》）

莫將秋宴傳王母，來比春華壽圣皇。

（李乂《雜曲歌辭·桃花行》）

除災避患宜君王，益壽延齡后天地。

（李嶠《寶劍篇》）

還將萬億壽，更謁九重城。（杜審言《除夜有懷》）

武則天晚年積極的求壽行為也引發了文士們對自身壽命的思考，如：

借問月中人，安得長不老。（薛耀《相和歌辭·子夜冬歌》）

辟惡茱萸囊，延年酒。（郭元振《相和歌辭·子夜四時歌六首·秋歌二首》）

憐壽不貴色，身世兩無窮。（沈佺期《相和歌辭·鳳笙曲》）

方追羽化侶，從此得玄珠。（陸敬《游清都觀尋沈道士得都字》）

借問乾封何所樂，人皆壽命得千秋。

（盧照鄰《登封大酺歌四首》）

武則天的求壽心理對詩歌的影響還表現在此時詩作中多次出現象征祥瑞長壽的鶴，如：

王子賓仙去，飄飖笙鶴飛。（宋之問《緱山廟》 ）

羽仗遙臨鸞鶴駕，帷宮直坐鳳麟洲。

（狄仁杰《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

代北鸞驂至，遼西鶴騎旋。（王勃《八仙徑》）

仙鶴排門起，靈鼉帶水鳴。（李嶠《鼓》）

恩魚不入昆明釣，瑞鶴長如太液仙。（蘇颋《龍池樂章·唐享龍池樂章第七章》）

圖高黃鶴羽，寶奪驪龍群。（徐彥伯《題東山子李適碑陰二首》）

“鶴是一種長壽高雅的飛禽，在中國傳統文化里，鶴被賦予了靈異吉祥的性質。《太平廣記》神仙諸卷所收的故事，很多講到凡人化鶴、成仙飛天、神仙化鶴、下凡度世以及仙鶴助人飛升成仙。因此，古人不僅以為仙鶴有延年益壽、國泰民安的世俗，還有羽化升天、導引成仙的出世”[18]。

此時的文士們在詩歌中或直接向武則天獻壽，或出現與延壽相關的意象，或表達對求壽的看法等，這是武則天時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

注釋：

[1][后晉]劉 昫：《舊唐書》第一冊卷六《本紀第六·則天皇后》第120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2][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則天順圣皇后久視元年庚子）第6546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4][5][6][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則天順圣皇后圣歷二年己亥）第6539、6539、6539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7][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百零四則天順圣皇后天授元年庚寅）第6466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8][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則天順圣皇后延載元年甲午）第6494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9][宋]贊 寧：《宋高僧傳》卷八《神秀傳》第17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

[10][唐]崔致遠：《大正藏》卷五十《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第1034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1][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百三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下垂拱元年乙酉）第6436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12][后晉]劉 昫：《舊唐書》第九冊卷九十《列傳第四

十·楊再思傳》第291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13][14][后晉]劉 昫：《舊唐書》第八冊卷七十八《列傳第二十八·張行成傳》第2706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15][18]郭紹林：《張易之張昌宗到底是武則天什么人》，載《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