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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33.5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6058(2017)25009402
新課程使得探究性學習成為一門顯學,可付諸實踐,則又不乏質疑之聲,矛頭所指,“虛假”“空洞”“表演”往往成為經常聽聞的批評。造成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在于這類課堂背離了真實的探究活動的一般規律,局限于本學科的知識體系,不能打破學科的壁壘。
學科思維的綜合與相互滲透實際上是新課程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探究性學習的基本特征之一。善于利用學科思維的相互滲透,能夠極大推動學生地理的探究性學習更加豐富與深入。美國地理學家房龍曾有過名言:“歷史是地理學的第四維,它賦予地理學時間和意義。”本文即以歷史思維在地理探究性學習中的滲透為例進行探討。
一、歷史思維的滲透,有助于為地理探究性學習創設“真實”的情境
眾所周知,探究性課堂的第一步往往是從情境的設置開始的。可我們在地理課堂上不可能真正去縱橫萬里,學生的思維被課堂限制住了。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虛擬情境”出現了。然而“虛擬”不等于虛假,基于虛假的情境所得出的探究性學習結果往往不是照本宣科就是似是而非、不切實際。按照布魯納的說法,教學過程中學生獲得認知的過程和科學家進行知識探究的過程在本質上并無差別。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那就必須指出科學探究起源于實際,換言之,探究性學習的第一步應當是賦予學生一個接近于真實的情境——“虛擬的真實”。如何獲得接近于真實的情境呢?
對于情境的創設,在地理探究性學習中引入歷史思維顯得很有必要:歷史雖然已經過去,卻真實發生過,以人類曾經有過的基于地理知識或是能為地理知識所解釋的歷史活動作為背景,創設一個探究性學習的情境,必將給學生帶來“真實”的體驗。讓學生像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那樣,同歷史上的人們一樣在生活、勞作、歷險中,感觸、質疑、上下求索、總結、運用地理,重現人類所經歷的在實踐中感受和探究的過程。舉例來說,當講到季風、洋流的時候,我們應當了解在歷史上最先接觸到這一地理現象并總結規律加以運用的是勇敢的水手、精明的商人。課堂情境可以設置于幾個世紀前令人激情澎湃的“航海時代”,讓學生搜集相關的影視、文獻資料,代入到航海探險的旅途。如果進入綜合復習階段,還可以在此基礎上加上區域資源,讓探險之旅在目的上更加貼近于真實。
二、歷史思維的滲透,有助于強化細節的體驗
探究性學習應注重探究的過程。按布魯姆的說法,“認知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產品”,探究過程中的體驗比結果更重要。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往往強調地理“科學性”的一面,即便在探究中,我們也總是對一些重要概念放不開手,唯恐落下“概念都沒講清楚”的話柄,總是忍不住自己“赤膊上陣”,剝奪學生自主探究的權利。即便是“有組織的”探究,也更多地強調從概念到概念的理性分析,容易給人枯燥的感覺。其實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細節的豐富有利于建立更加清晰的感性認識,而感性認識正是概念、原理、推論這些理性思維的基礎。
可是,在另一方面,新課程開展以來,也確實不乏被反對者攻擊為“表演”的課堂,“曲終人散”后沒有任何深刻的體驗留下。這種“表演”的課堂與“體驗”的課堂,區別恰恰在于細節之中。“細節決定成敗”,“人造”的探究課程降格為“作秀”,正是由于在知識探究過程中缺乏對細節的把握。真實的魅力源于細節,缺乏細節的、充斥“表演”的過程當然也就令人感到“空洞”“不可信”,令人厭煩,這樣的過程又豈能給學生帶來有價值的體驗?而在這方面,歷史學所強調的“論從史出”,“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則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們的地理探究性學習提供了探究的素材和思維。
例如,在探究日—地運動關系的過程中,可以向學生提供歷史資料上所述的秦代疆域“南至北向戶”這一探究素材,從“北向戶”這一奇特的地理方位細節出發,完全可以展開對“南北回歸線”附近日出情況的深入研究。
又如,講到中國農業地域特征的時候,我們可以在中國地圖的旁邊擺上一張中國歷史年表,展露農業地域特征細節。學生能夠很清晰地看到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和劃開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長城重合,能夠很自然地注意到中國歷史上王朝分裂時期實力消長帶來的南北界限與秦嶺—淮河一線的關聯……
三、歷史思維的滲透,有助于賦予地理探究性學習實踐的價值
探究性學習理想的目標是使學生學以致用——運用學科知識應對實際的問題,甚至進而通過知識的遷移創造性地在新情境(創設的或實際的)中提出并解決新問題。可是,在實際教學活動中,這一點談何容易。學生的活動空間、活動的經驗和活動平臺有限,在課堂上是很難去開展“有(實用)價值”的實踐的。
年輕的學生或許沒有應用地理知識在實踐中“改天換地”的能力和資源,但這不妨礙我們以歷史為依托,對歷史上的地理變遷以及由此帶來的改變進行分析、假設、再現,甚至“改變”。做“事后諸葛亮”式的探究也未嘗不是為今后真正的實踐打下基礎。
以選修內容“城市規劃”為例,身處本鄉本土,大可研究一番地方史志,綜合地理學的知識,思考自己身處城市的古今滄桑變化。比如,就南通而言,從五代后周起,因鹽業而興,初建城池。今天常見的“圩”、“場”一類地名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城市發展定位和歷程?又如,探討現今號稱“近代第一城”的南通與張謇的城市設計規劃及其在中國的開創性意義:張謇規劃下的近代“一城三鎮”格局與今天南通老城改造、新城區建設間的對比,如東、啟東一帶的沿海鹽墾業所昭示的農業開發與工業建設之間的聯系,環濠河“五公園”與城市濕地環境、娛樂功能的映照,甚至進一步深入探究張謇規劃理念的理論源頭——轉學自日本的英國近代化工業城市布局理念和傳統中國城市規劃理念的碰撞,等等。這樣的探究議題,基于地理的學科知識,緊貼身邊的歷史,而這歷史又與我們真實的、隨時可能發生的實踐血脈相連,也就很自然地超越了課堂的限制,走向了真實。
歷史思維在地理教學中的滲透只是在地理探究性學習中多學科知識綜合滲透的一例,推而廣之,物理學(研究南水北調中的力學問題)、化學(分析巖石圈的構成)、生物(地理環境與動植物分布)、語文(地名的詞源)、數學(公轉自轉、歷法、時區)……無不可以拓展。當然,地理學的思維也可以在上述學科的探究性學習中進行反滲透。
學科性是人類知識時展的產物,然而在探究性的學習中,思維的拓展應當超越學科的界限。
[參考文獻]
[1]房龍.房龍地理[M].黃一少,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1.1 根據我國自然利用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建立了相當完整的學科體系
1952年全國進行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一些綜合大學建立了地理學系,并屬理科。在各大區與省師范院校中普遍設立地理學系,師資培養有很大進展。在幾十年的教學和研究實踐中,地理學的方向和領域不斷發展。在“”前高等學校的地理教育,采用前蘇聯的教學體制,分專業教學,以二三級分支建立專業,加強了數理化自然科學,增加了實踐時間,使地理人才培養有很大的發展。在為國家自然資源利用和經濟社會發展服務過程中,地理學研究機構逐步增加,形成了相當完整的學科體系。首先是在中國科學院建立了綜合性的地理學研究機構和有地區特色且針對我國特殊的地理問題的專業性地理學研究機構。改革開放以來,在綜合大學和師范大學建立的研究機構更多。80年代我國人文地理學得到復興,促進了應用地理、計量地理、旅游地理等學科的建立和發展。由地球信息科學家開拓的GIS在全國學術界和社會許多部門得到廣泛的應用,推動了地球信息科學在我國的發展,初步建立起一個地理信息科學基本體系。地理學研究機構和地理研究的發展,使地理學在為國家目標服務和科學問題的研究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1.2 “以任務帶學科”,提高了地理學的應用價值
“以任務帶學科”是我國50年來地理學取得蓬勃發展的一條基本經驗。地理學家組織與參與完成了國家一系列重大的關于我國自然條件、自然資源、農業發展方面的調查研究任務,包括大規模的地區綜合考察、綜合自然區劃、農業區劃、黃淮海平原的綜合治理、國土規劃和發展研究等。在這個過程中,大大提高了地理學應用價值和科學水平,也是大量分支學科發展和形成的基本動力。相應地為政府和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建議和科學資料,在生產實踐中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1.3 理論研究在一些領域取得重要進展
50至60年代,提出了水熱平衡、化學元素地表遷移和生物地理群落等自然地理學的三個方向。學術思想早于當前全球變化研究中逐漸獲得共識的地球生物化學循環和地球系統科學的思想。通過實驗研究在農田生態系統中水分循環和水鹽運動規律及其與作物生長關系方面,在環境生物地球化學、環境背景值和環境健康方面,在地域分異規律與中國自然地理區劃、土地類型與土地利用、區域自然地理以及農業區劃、地域生產綜合體與區位理論和空間結構理論方面,在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影響,在專題地圖學和綜合制圖的理論方面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近年來對地球表層系統理論、地圖圖譜和社會地理理論的探討也取得了進展。
1.4 地理學的技術革命不斷發展
50和60年代我國地理學即開始了技術革新。70年代末的騰沖遙感開拓了我國的遙感事業。同時開始探討數學方法的應用。之后,模型建立和空間分析在區域研究和城市發展規劃中逐步推廣。系統論在地貌學及許多分支學科研究領域中的應用取得了明顯的進展,推動了一系列重要科學問題研究的深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GIS實驗室的建立,促使空間分析方法愈來愈多地在各種預報、預測和發展研究領域中得到應用。地理信息系統作為傳統科學與現代技術相結合的產物,不僅推動了地理學的發展,也為各種涉及空間數據分析的學科提供了新技術方法。
1.5 編纂了一系列大型學術著作
過去的幾十年中,以我國著名地理學家領銜組織編纂了一系列大型的地理學圖書和圖集,在建立我國地理學理論體系、積累地理學研究資料和向社會宣傳大量研究成果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突出的有:《中國自然地理叢書》、《中國自然地圖集》、《中國土地利用圖》、《中國經濟地圖》、《中國人口地圖》、《中國農業地理叢書》、《中國人文地理叢書》等。
1.6 高等地理教育和高級地理學人才培養的形勢較好
現在地理學一級學科的博士點在全國已有8個,二級學科自然地理的博士點9個,人文地理3個,區域經濟的3個,地圖和GIS的3個。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區域經濟、地圖和GIS的碩士點共有92個。地理學培養的人才活躍在國家的規劃、計劃、環境和生態管理以及研究與教學等領域。
1.7 中等地理教育經歷了艱難的發展
50年來我國中等地理教育出現了“兩起兩落”。目前國家教育部門,根據素質教育的要求,正在組織全國的專家大力進行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根據我國自然環境狀況、發展狀況和國際化的要求,制定教學大綱和編寫地理基礎教育教材,我國中學地理教育正在第三次崛起。目前的?+X"高考科目改革方案,將促使學校和學生恢復對地理學的重視。
今天,可以肯定地說,我國地理學的影響力在擴大,而且已經超出了專業的界限,地理學的決策應用價值大大加強了。地理學家的上述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自然條件的合理利用,阻止了自然惡化的趨勢,地理學的方法逐步為社會所了解和應用,地理學的成就在很
大程度上為社會所認同。甚至可以說,地理學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時空觀念和有關領域的工作方式。今天,國家和社會如此地了解西部地區、黃土高原、黃河長江、青藏高原、黃淮海、國土開發和可持續發展;地理學家開辟的GIS和遙感應用技術如此在社會廣泛應用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等。地理學的一些基本觀念如“區域”及“區域差異”、地圖及GIS思想、“人地關系協調”等概念在愈來愈多的領域被采用。半個世紀以來,就為國家自然利用和經濟發展研究的規模和在國家建設發揮的作用來講,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地理學能夠與我國相比。
在50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國地理學所走的道路也是有教訓的。如片面地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導致在環境問題和環境科學興起之初處于被動;取消人文地理學,自然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存在分割狀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缺乏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學術交流;我們在理論的總結和創新方面仍然比較落后。
2 當前我國地理學發展的形勢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與地理學的發展和應用有關的產業部門、科研院所,進行了大量的關于我國自然資源、環境整治、GIS的應用及國土開發等方面的研究和發展,形成了異常活躍和競爭的局面。近年來,在國家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科研體制進行一系列改革的背景下,計劃經濟時代的科研計劃、撥款制度、人事制度等已不復存在,而新的科教體制尚未規范和完善,地理學科研與教學單位面臨著一系列實際問題,如教學經費的不足,“大鍋飯”不再存在,各種競爭日益激烈,一些地理單位甚至缺乏基本的生存條件。這迫使地理單位進行改革,近年來我國地理學發展的總趨勢是強化了社會需求和市場指向,出現了非常活躍的局面。
在一系列學術領域,地理學的地位受到挑戰。地理學家曾經在這些領域作出了許多開拓性的貢獻。如在農業區劃、國土規劃、GIS、城市研究、地區經濟、旅游開發、全球變化、資源利用、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現在地理學必須謀求新的發展和提高。隨著人口、資源、環境、發展等全球性問題之重要性日益突出,很多學科占據了一些傳統研究領域,如第四紀地貌、氣候學的研究等。現在,地質學在向上擴,大氣科學在向下沉,生態學和環境科學已自成體系,經濟學在發展區域經濟,社會學在研究地區發展不平衡,建筑學向城市規劃擴展,凡此等等,地理學的一系列領域面臨其他學科的競爭和挑戰。
由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大學地理教育面臨著如何培養適應市場需要的理論型、應用型、技術型和新的地理教育型的人才問題,部分專業存在著畢業學生的分配問題。由于其他學科和領域對人才的競爭,大學和科研機構的人才流失也比較嚴重。
在上述競爭背景下,高等學校地理學廣泛地進行了改革和創新,出現了若干共同的趨勢。在教學和研究的目標方面,普遍定位在資源環境問題、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規劃及GIS、遙感技術的應用。主要從事的領域涉及到資源利用與保護、土地管理、環境(包括生態)的變化與綜合整治、國土規劃與城市規劃、區域開發與可持續發展、旅游發展與規劃,GIS應用。相應地在高校地理院系伴隨著機構的改變和名稱的變化,普遍設立資源環境學院,包括資源、環境、地理、城市規劃、旅游、土地管理等;師資的成分、教材的內容、培養方向等均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適應了社會的需求,為解決實踐問題作出了貢獻,也拓寬了研究和教育領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基礎研究,研究的數量也大大增加,并使師資、人才和招生生源得到了保障,畢業生分配有了較多且穩定的渠道,教育和科研經費也有了較多的來源。地理學科研機構的改革,實行績效工資,將在SCI等檢索刊物上發表文章作為考核和晉升的主要標準等,雖然其效果還有待觀察,但顯然加強了研究的專業化和研究論文的數量和質量,爭取了更多的課題和經費,調動了研究人員創新的積極性,促進了優秀人才成長。
現階段我國地理學發展也出現了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和傾向:
(1)地理學理論、基本概念和區域地理等經典內容的教學和研究被削弱了。教員為對付崗位責任制而疲于奔命,普遍重科研、輕教學。一些院系不僅改名,也改了專業方向,地理系在派生出旅游、房地產管理、環境學等方向的同時,本身迷失了方向,人地關系等地理學的核心和本質方面的研究和教學淡化了。由于理論研究的削弱,這些年來我國地理學的創新少了,還出現了自然和人文再次分離的苗頭。
(2)地理學不同于某些實驗室科學,需要有多種尺度的時間和空間研究。因此,定位臺站的長期、連續觀測和原始數據的分析研究,是地理學發展的基礎之一,但除了在少數研究所外,這種工作愈來愈弱化。在科研院所,普遍存在忙于爭課題和完成論文數量,不甘坐冷板凳做扎實細致工作的現象。在表面繁榮之下隱藏著一種浮躁之風,這樣難于出“多年不鳴,一鳴驚人”的源頭創新成果。在GIS和數量方法的應用取得明顯進展的同時,地理學家對野外的考察研究也削弱了,一些資源環境和國土開發的重大課題的研究,需要臺站進行長期觀測的研究,但普遍存在野外工作的人員和時間“不到位”的現象。
(3)全國性的協作和重大課題的研究愈來愈困難。目前的科研機構和科研體制,注重科學家的個人創造性,在組織結構方面愈來愈小型化,研究目標愈來愈體現為,特別是在SCI、SSCI檢索的期刊上。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大型的研究,如國家大區域的資源環境及發展的綜合研究,大型地理叢書和綜合性的學術著作的編寫,以及其他圍繞大項目的協作等明顯削弱了。如果這種情況不能改變,地理學的應用價值就將下降。
(4)為爭課題而迎合長官意志、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科學研究的超前性和獨立性被削弱。地理學研究落后于社會需求和科學發展前沿,缺乏敏銳揭示隱患及對一系列重要實踐問題作出迅速反映的能力。
認真檢討我們與國際地理學發展的差距,發現我們對全球問題的研究還相當薄弱,地理學家還沒有走出去,在把握全球性的重大問題的基礎上開展我們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推向國際;對國家重大的發展問題及其他決策問題的關注和研究薄弱, 特別是對高級理論性綜合性人才的培養缺乏應有的關注,要注意培養世界一流的全球性理論和應用的高級人才、區域專家;對地理學發展的理論、發展方向的關注薄弱,與整個科學發展大趨勢、其他學科發展前沿、科學哲學、國外地理學先進思想存在隔膜;信息化的應用仍不普遍。在地理學的基本觀點方面,我們對全球問題的關注和研究不夠。
3 21世紀我國地理學發展的展望
在為美國《科學》雜志撰寫的社論“科學在中國:意義與承諾”中指出:“中國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面臨著優化經濟結構、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促進地區協調發展、提高人口素質、徹底消除貧困等一系列重大任務。完成這些任務,都離不開科學的發展和進步。這就對中國的科技進步提出了緊迫的要求。”顯然,地理學是實現這些國家重大任務的重要支撐學科之一。
我們要為一系列重大的決策問題提供科學依據。這些決策問題是重大的資源利用和自然保護問題、重大自然災害的治理問題、國家的地區開發戰略和發展問題等。在21世紀發展中,這些問題將進一步突出。在所有的區域性問題中,地理學家要重視我國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和發展問題。在新的歷史時期,國家決策的許多問題,地理學家都可以參與工作。要通過這些重大問題的研究,進一步提高地理學的決策應用價值,對國家一系列重大問題,需要建立起迅速反映的能力。
70年代以來國際地理學的發展,愈來愈從注重由自然支配的環境變化轉移到人類支配的環境變化;地理學家愈來愈重視參與全球問題和國際性的研究計劃;加強了發展研究和發展規劃研究;地理教育的主要內容愈來愈傾向于“我們共同的未來”;信息化成為地理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地理學家在參與國家和政府的決策方面也在表現出更大的積極性。最近美國出版的一部專著《改變世界的十大地理學思想》指出地圖學和GIS思想、人類在人與自然關系中的調整、空間組織與相互依賴等地理思想,曾經和正在強烈地改變著這個世界,也是最有價值的研究領域[1]。
在愈來愈多的新學科出現和參與我國的資源環境和發展問題研究的情況下,地理學面臨著激烈的競爭。為了弘揚地理學傳統,為社會和科學發展作出獨特的貢獻,地理學必須根據自己的優勢和學科特點,找準自己的方向,特別注意發現新的問題和新的領域。
3.1 關于21世紀我國地理學的發展方向
(1)國土整治研究。在21世紀來臨時,我們必須明確地理學能給國家和人類解決什么問題,包括區域性的資源開發利用、生態環境退化的監控與治理、全球變化及其區域響應。全球環境變化和發展問題研究、全球一體化和多樣化是國際地理學發展的基本方向。青藏高原問題及其對我國大的自然格局的影響是地理學重大的長期研究目標。各種特殊類型的區域,如濕地、湖泊、山地等的環境和利用問題。在所有的區域性問題中,地理學家要在更大程度上重視我國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和發展問題。加強資源環境的監測、保護、規劃與整治研究,建立工程地理學。
(2)發展研究。這個方向自60年代在國際上逐步形成以來,已經成為地理學發展的主流之一。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強烈地改變著我國的自然和社會經濟結構;我國發展面臨著嚴峻的可持續性問題。這些問題的研究,可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服務。地理學家和地理工作者要了解我國的自然、生態環境和城鄉發展,包括城市發展與規劃、區域發展及可持續發展、農村發展等,就需要進一步開展地區經濟與社會及城鄉發展研究。
(3)地理信息應用研究。GIS技術、遙感技術、空間數據的應用是地理學也是地球科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國家目標是發展地理信息科學,推動“中國數字地球”戰略,為區域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提供分析預報和決策支持的新的科學手段;為地球科學及其他有關學科研究提供時空信息并進行資源與生態環境研究分析、預測預報和時空調控的科學基礎。與此同時,地圖已經成為以數據形式存在的動態多維產品,地圖圖譜是促進GIS應用的發展、使我們對日益復雜和相互聯系的事物的理解更加深刻的重要研究方向,這些技術可用于其他學科,但地理學對其發展和應用起到基本的作用。
3.2 地理學的教學改革問題
地理學是21世紀人才必備的素養,世界各國都越來越重視地理教育。美國1992年制定了面向未來的教育改革計劃,規定地理學是所有大學和專業必修的五門課程之一(其余為英語、數學、物理、歷史)。為了適應我國21世紀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地理學的課程設置及課程建設問題上,急需加強概念性的地理學及其中的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與地球信息科學的基礎課程,核心地理學課程必須保持和創新。美國一些科學社會學者最近預測的知識經濟時代創新領域中,有很大部分(如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技術、環境保護技術、生態恢復技術)必須具備地理學基礎。21世紀的地理學,不僅只是文理交叉的學科,而是可能分化成理論、應用與技術相互分離的教學、研究單位,因此,需要在人才培養上注意全面、全球綜合性的理論思維,要適應實踐和科學的發展,開創新的地理學課程。地理學若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那么其他學科肯定會取而代之。如在哈佛大學商學院,“新經濟地理學(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已成為一門核心課程。
3.3 推進地理學理論和地理學思想的創新,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和教學
要以綜合的觀點和學科交叉的方式研究地球表層系統的演變及其動態機制。地球表層系統包括區域性的自然系統、人—地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三個子系統。自然系統中我們關注自然支配的環境變化,這方面的問題仍需進一步研究。如青藏高原的隆升及對我國和東亞環境的影響,我國的水土流失及沙漠化的自然因素等。在當今這個地球上,更重要的問題是人類支配的環境變化,核心是“人地關系地域系統”。要探討這個系統的內部組成、主要關聯及其與外部環境的關系,揭示人類對環境變化的感知和響應,以及人類對環境的利用和影響及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在較小空間尺度上,揭示地表物質元素轉化與遷移的機制;在宏觀層面上,研究氣候變化和全球物質反映之間的關系。從不同的空間尺度研究人口、資源、環境之間關系實質,并尋找解決的途徑。通過較小尺度的研究,經過尺度轉換,為大范圍區域的整治提供理論基礎和政策依據。為了促進地理學理論和地理學思想的創新,需要加強與其他專業學者之間的聯系和磋商,進行跨學科的交叉和滲透。
3.4 發展地理學的方法論
21世紀在地理學各分支學科繼續發展的情況下,要求我們在地理學的方法論方面作深入探討并取得某些共識,地理學不是各種有關專業的簡單匯合,而是具有明確的核心和一致性。地理學已經具有一套比較完善的方法論概念。
(1)區域概念。包括全球的概念、區域差異和區域相互依賴性的概念,沒有區域就沒有地理學。針對不同的空間尺度界定不同的區域論題,研究發生在區域中的過程和演變規律,而不是靜態地研究區域。各種地帶和各種類型地域(流域、區域、地方)的研究、全球變化的區域響應、陸地生態系統的演變、溫室氣體增加的影響等,在不同區域是不一樣的,因為地表各種過程在不同時空尺度表現差異及其自身的抗干擾能力和恢復能力不同。在人文領域內,區域或國家一體化和多樣化發展,是地理學研究和教學的基本范疇。
(2)統一地理學的觀念。這種觀念強調研究人類活動成為一大驅動因素的地球表層系統及其中的“人—地”地域系統。在最近出版的《對地理學的再審視——對科學和社會的新聯系》[2]一書中,地理學研究的地球表層系統被分解成三個系統:環境系統、人類社會系統和環境—社會系統。而且,地理學研究的重點是其中的環境—社會系統即環境—社會動力學。在漢城召開的第29屆IGU大會上,前任IGU主席Messerli報告的主題就是:地理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正在由自然支配的環境變化演變為人類支配的環境變化[3]。幾十年以來,特別是近年來, 老一輩地理學家就強調對重大的地理學問題開展綜合性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極端重要性。自然地理學不考慮人類的活動和人文地理學忽視自然和生態基礎都是致使的弱點。現代地理學的基本特點是:統一地理學、全球地理學和有人的地理學。地理學的“研究重點放在各圈層的相互作用及其與人類活動造成的智能圈的耦合與聯動上”[4]。
(3)將格局和過程關系的研究作為重要的觀點和技術路線。發生在各種類型和各種尺度的區域中的過程必然產生一定的格局,而格局的變化又會影響到自然、生態、社會發展的進程,這就產生了格局和過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這種相互作用還表現在區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包括不同尺度區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如對不同時間序列、不同空間尺度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變化的研究就是如何。IGBP的全球變化和陸地生態系統項目將格局和過程關系的研究作為重要的技術路線[5]。實地調查、區域比較、尺度轉換等傳統方法和新興的空間分析、系統模擬是這種研究的基本方法。
3.5 擴大對相關國際性計劃的參與和全球問題的研究
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化程度在提高,我國的國際影響日益擴大,我國地理學在更大程度地走向世界是必然要求。因此,要加強全球觀念和加強全球問題的研究,并在國際性會議上和國際交流中不斷展示我們的成果,甚至我們要培養將主要精力用于全球問題研究和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的國際型的地理學家,積極參與國際和全球的研究計劃。
3.6 加強地理實驗和工程地理學研究,促進技術創新,以信息化推進地理學的發展
信息化使現實空間表征的理論方法得到了革命性的發展。GIS和遙感技術的應用通過時空數據和空間分析,使我們可以更迅速更好地認識相互聯系事物的本質和區域間的差異及其相互依賴。為了深入研究和揭示地球表層動態系統中物質循環和要素作用機理,必須重視地理學的實驗研究,并使微觀和宏觀研究相結合。但是,這些不能代替樣本研究,不能代替考察和觀測等,否則,我們不能認識“真實世界”及其動態系統,改進真實系統的描述。大型工程的戰略研究為我國大規模建設時期所急需,目前尚很薄弱,建立工程地理學,既適應這種需求,又開拓了地理學的應用領域。
3.7 加強地理學的基礎教育和科普工作
基礎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讓青少年了解國情和培養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情感。為了“我們共同的未來”也是我國地理教育主要內容之一。當今世界,資源、環境、人口、發展等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尖銳,而地理學是各基礎學科中最能綜合、直接地對付這些問題的課程。因此,世界各國都越來越重視地理教育。最近,辦公室向黨和政府官員推薦新編中學地理課本,說明地理學普及的重要性。要通過基礎教育和科普工作,讓國民中有愈來愈多的人了解什么是地理學,地理學能干什么,如何培養人們的地理學觀念,推動地理學的發展。
4 結語
近年來我國正在實施“科技創新計劃”和“教育振興計劃”,為地理學單位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較為優越的條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們有條件在新的世紀中實現地理學的更大發展。地理學科研單位正在進行整合,一些單位進入中國科學院“創新基地”,內部組織結構和人員結構都有較大變化。高等學校地理院、系的改革以改名開始,隨后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結構調整,“211工程”和理科基地建設使幾個重點大學地理學得到很大程度的加強(但一般高校,尤其是普通師范學院,地理系仍然舉步維艱)。袝"計劃、杰出青年基金、“創新基地計劃”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重點項目、面上項目強調“源頭創新”,進入這些計劃和項目的單位和個人重視基礎研究和理論研究,也有了進行這種研究的條件。長期以來,地理學家和地理學思想,對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今天,我們的國家和全球的自然和社會經濟結構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向地理學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學問題和實際問題。地理學,這門偉大的學問正面臨著更大發展的機遇,全國地理學工作者聯合起來,把我國由地理大國發展為地理學強國。
【參考文/!/獻】
[1] Hanson S,ed.Ten Geographic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M].New Brunswich: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
[2] Rediscovering Geography Committee.Rediscovering Geography:New Relevanc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M].Washington: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7.
[3] Messerli B,Martin Grosjean,Thomas Hofer,et al.From naturedominated to human-dominated environmental changes [J].IGU Bulletin,2000,50(1):23-38.
1 從中國文人的道德境界看此文
言為心聲,文如其人,欣賞文章就是欣賞人。身為文人,首先要做到品行端正,德之不立,無以立言,有了超人品德,方有超人文章。在中國傳統文化長河里,儒家主張文人不僅要“安人”、“立人”、“達人”,還要“博施濟眾”,“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道德修行的最高境界,所以大氣磅礴的文章大多寄托著作者悲天憫人的救世情懷。
儒家在《大學》里對自己的使命進行了總結:“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以,中國傳統文人往往把自己的學術使命定位在兩個方面:為官,則盡職盡責;為師,則教化民眾。在這里,文人的學術使命是服從于社會使命的,學術價值體現在社會使命的完成上,體現在對社會發展、人類進步做出的貢獻上。
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在外交上受到來自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雙重壓力。根據國內外形勢發展的需要,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它標志著中國外交從過度強調履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義務轉到強調國家安全及和平發展為第一需要,這是我國外交戰略和指導原則的根本性轉變。而實際在此之前,我國在對外戰略已有所調整,開始把聯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作為外交工作的重點。為此,中國加大了對第三世界的外交支持,并開始與發展中國家一道,為建立以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進行了不懈的斗爭①。當時第三世界各國,為保衛國家、維護民族資源、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掠奪和剝削,掀起了一系列巨大的斗爭浪潮。其中,70年代前后拉丁美洲各國掀起的為維護領海、反對海洋霸權的斗爭成為熱點。在此背景下,為配合當時即將召開的國際海洋法會議的形勢要求,李先生根據多年的研究和教學心得,于1973年1月4日《人民日報》國際版上發表了“拉丁美洲國家為保衛本國海洋資源而斗爭”一文。在文中,先生從地理學角度對拉丁美洲國家首先提出的200海里海洋權問題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做了論證。此文發表后,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時事述評節目兩次全文廣播,后又被《北京周報》全文譯成英文發表,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此文基礎上,經過反復思考和提煉,先生最終寫成“秘魯200浬海洋權的地理分析”,并于1979年1月發表在《華東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復刊第1期上。
在文之初先生便開宗明義,用“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光輝理論和關于洋為中用的指導方針照亮了外國地理的前進方向……給外國地理的發展帶來巨大鼓舞”之語,點明了本文的一項重要使命是為當時的中國外交路線提供學理支撐;而在文章結尾,先生則用“二者的相互結合與相互滲透來說明這一斗爭的爭議性”收題,實現首尾照應,從而盡顯卷藏在胸臆之中的救世情懷。雖然意識形態化的表達方式在今天看來有些奇怪,但它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并未對本文的歷史價值造成太多影響。筆者在不停地思索著一個問題:當我們于先生學術作品中尋覓其學術高度之時,我們是否應該把更多的興趣投放到先生身上所表現出的中國文化精神上。“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生把自己的畢生投入到了時代的洪流中,在先生那里,文人的自身價值、地理學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實現了近乎完美的統一。
2 從中國區域地理學的發展看此文
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人物,偉大的人物由偉大的作品來成就,偉大的作品需要回答那個時代的偉大問題。此文之所以是一座豐碑,是因為它因應時代要求,通過示范效應解決了困擾中國區域地理學發展的三個歷史性問題。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早年司馬遷在故鄉過著貧苦的生活,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刻苦,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思考,直到弄明白為止;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到各地游歷,后來回到長安,作了郎中。
司馬遷對人類的貢獻:
成一家之言”的世界歷史之父。超前思維的經濟思想。肯定中華各民族都是黃帝的子孫。為至圣孔子等教育家樹碑立傳。總結古代天文歷法的光輝成就。當之無愧的地理學家。提出軍事地理學與兵法經商思想。與屈原比肩的杰出文學家。
(來源:文章屋網 )
赫特納的上述話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們歷史地理學所要研究的內容。人類和地理環境是歷史地理研究的兩個主體;而人地關系,則是歷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和關鍵。地理環境是人類生活的背景和基礎,也是人類活動的對象和目的;而也正是因為有了人的活動,地理環境才變得更加豐富和不可預測。
一、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萌芽和發展
在人類誕生初期,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總體上來看,人類對自然持敬畏的、服從的態度,是被動的、有限的利用。在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人類活動的能力和范圍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然環境的嚴格制約,使得早期人類的地理認識充斥著對自然的敬畏和膜拜。
早期的東西方先賢們已經有了對地理環境初步的科學認識,并提出了許多在當時條件下看起來不可能達到的真知灼見。但是正因為這種認識還處于起步階段,限于工具等改造能力的全面欠缺,人類的思想和認知主要體現為地理環境決定論。
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認為,“全部歷史都必須用地理觀點來研究……地理提供了自然背景和舞臺場景,歷史事實和它聯系在一起才具有意義”,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明確地強調自然環境對人的身體、性格甚至人性的決定性影響。西方科學思想的奠基者亞里士多德提出把地理環境納入人類歷史和文化考察的范圍之內。希波克拉克在《空氣、水和地方》一書中認為氣候是影響人類身心、活動的主要因素,同時也影響土地的生產力。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則論述了居于自然環境下的人類應當如何有效組織管理的問題。到了近代,法國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更是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集大成者,他在其著作《論法的精神》中,突出強調了氣候和濱海性是人性與制度的決定性因素,并論斷說,海島民族比大陸民族更重視自由。英國史學家巴克爾根據地理唯物論指出,氣候、土壤、食物等都是文化發達的決定性因素。洪堡提出要努力證明自然條件對道德和人類命運的經常的、無所不在的影響;而第一個系統地把決定論引入地理學的德國學者拉采爾的一句經典更是讓人耳熟能詳:“環境以盲目的殘酷性統治著人類的命運”,他把人看作環境的產物,人和生物一樣,其活動、發展和分布受環境的嚴格限制,直接影響人的生理、心理、社會組織和經濟形態,支配人類的遷徙和分布。
而在中國,《周易》中出現了“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語句,這是我國文獻中關于“地理”兩字最早的出處。先秦時期的很多著作中都流露出了我國先賢對地理的認知。特別是《管子?水地》記載:“地者,萬物之原本,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俊之所生也……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管子學派明確而強烈地認為,水和土決定了人性美丑、巧愚、善惡等。類似的“地理決定論”的記載還有很多。孔子在《春秋》中提到:“邦大旱,毋乃失諸刑與德乎?”《禮記?王制》有關于水文決定論記載,《大戴禮?易本命》中則出現了土壤決定論的說法,《周禮?地官?大司徒》有地形決定論的初步認識。這些觀點,反映了我國古代先賢對人地關系的認識。總體來說,就是“天人合一”和“敬天法地”的思想,《道德經》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這種思想的高度概括。
在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認識中,個體的性格、膚色、身高、居住區域,群體的形成、組織、繁衍,乃至于國家的誕生、發展和滅亡等等,都受到地理環境的嚴格制約,人類匍匐于地理環境之中,按照自然的規律而生存。
總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地理環境決定論是地理學思想的主流。
二、或然論時期
到1874年,地理學作為一門由專業教師教授的高級課程在德國設置。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時間里,全世界的大學都紛紛設置地理學了,并稱為“新地理學”。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地理學思想方面最大的改變,應當就是或然論的提出,即人類開始反思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認知,開始思考人類對地理環境主動積極的適應和改造。
在《地理學思想史》第二篇開章――第七章“什么是新地理學”一開始,作者就轉引了喬治?柏金斯?馬什的《人與自然》的一段話:“人類對于改變地球表面的形態已經做了不少工作……森林的毀滅,湖沼的疏浚,農藝和工藝的操作,都給大氣的水分、溫度、電和化學的狀態帶來了很大的變化……最后,動植物生活的萬千生命形式,通過人類的活動已經在數量比例上造成了極大的改變,有時在形態上和數量上大為改觀,甚至完全滅絕。這些動植物在人類登上自然舞臺以前就已經蓋滿地球,而人類正是注定要打亂這一自然界的和諧的。”這段話,意味著人類在對地理環境認識方面思想的轉變,即開始走出地理環境單向決定論的框架,開始嘗試理解和掌握對自然的認識和利用。
學術界首先明確提出這種轉變并形成理論的,是法國地理學家維達爾?白蘭士和其學生白呂納。“維達爾竭力反對環境決定論的思想……形成了或然論的思想。他認為,自然為人類的居住規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類對這些條件的反應或適應,則按照他自己的傳統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維達爾認可了人類有按照自己需要、愿望和能力進行利用和改造的能力。而其學生白呂納,更是將其這種思想發揚光大。“維達爾領導下的法國地理學派體現了自然與人文兩方面之間明顯的平衡。”之后,不管是或然論,還是可能論,又或者英國人文地理學家羅斯比克的適應論,還是美國地理學家巴羅斯的生態調節論,其總的思想,都是注意到了人類對地理環境積極和主動的一面。
事實上,我國古代先賢中,也有關于人對地理環境主動作用的一些論述。《孟子?公孫丑下》中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荀況則提出了天人相關論,主張人類應“制天命而用之”。《隋書?經籍志》中出現了“因地制宜”的說法;而明末清初的顧祖禹在其《讀史方輿紀要》中,闡述了人地關系的辯證思維:“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v之丘、泛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這些樸素的思維,也一再展示了人類對利用地理環境的信心和能力。
三、文化決定論時期
隨著人類對自我認識的不斷深化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斷增強,在學術界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思想,那就是文化決定論,又叫做“非決定論”。在人類早期漫長的歲月里,曾有“決定論”的思想,那么這種理論叫做“非決定論”,顧名思義,就是認為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說法是錯誤的。那么,文化決定論的學者秉承什么樣的認識呢?
文化決定論是美國博厄斯學派的理論。博厄斯學派是西方人類學重要派別之一,又稱歷史學派、歷史批評學派、文化史學派、批評學派、美國傳播學派等,由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創立。博厄斯認為人類對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選擇并非基于理性的考慮,而是基于情緒。情緒的生成與對傳統的遵循密切相關,而對情緒的放任則是形成自我中心的關鍵,對傳統的依賴則是產生民族隔閡的重要原因。博厄斯的這種認知,同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觀點是正好相反的。在地理環境決定論看來,人類受限于自然的約束,理性地趨從于更好的環境和條件。而在博厄斯看來,人的選擇是基于情緒而并非理性。在20世紀30年代以后,博厄斯學派分化、繁衍出許多新的流派,文化決定論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類別。
文化決定論是一種與地理決定論直接對立的觀點。它認為文化本身是一個獨立的整體,而不是屈從于其他系統,任何認為單一因素促使文化形式的看法都是錯誤的;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現象,是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各個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地理環境雖然能夠對文化產生影響,但影響的程度要視文化本身的性質和產生作用的大小,并且地理環境不能決定文化的模式,只能影響細枝末節的部分;而文化則反過來限制著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的發展。
相應的,在文化決定論和城市不斷發展的基礎上,衍生出了一些基于人類活動的城市地理學理論。如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美國社會學家伯吉斯的同心圓學說、美國地理學家霍伊特的扇形地帶理論以及哈里斯和厄爾曼的多核心學說。這些理論,雖然也考慮到了地理環境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從人類社會的角度來衡量聚落和城市的發展。如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和伯吉斯的同心圓學說,其重要前提就是“理想地表”,這其實是模糊和忽略地理環境的一種做法。而扇形地帶理論和多核心學說,是把地租作為決定性因素而看待的。
這些理論,與或然論相比,又有了較大的不同,或者說,它們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決定論是認為地理環境決定人類,而文化決定論等則認為人類起碼決定了自身周圍的地理環境。
四、和諧論時期
進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越來越緊張的人地關系使得社會各界反思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單一地認為人定勝天的思想不斷被反思,而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潮流開始發展。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通過第一個人類環境宣言,包括七點共同看法和二十六項原則,這標志著人類對環境認知又一次改變的開始。形象地來說,這就是人地關系的和諧論。
所謂人地關系的和諧論,就其根本而言,就是可持續發展。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人類應當在服從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充分、有效、合理地利用地理環境;另一方面,面對已經不斷被損害的自然環境,人類要著手進行優化調控,盡快恢復。人文地理學和諧論的內容主要包括:人類應當建立包括生態、社會、環境等多元指標在內的綜合性發展戰略目標,而不僅僅是人類自身的發展需求;尋求更好的利用資源的方式方法,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使社會生產力和自然生產力保持和諧共生;加大整治生態環境,實現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源于美國、發展到這一時期的生態論、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變化(LUCC)等,也都與這一思想相互促進、形成了現今社會人類對人地關系的另一種認知。
五、余論
“不管我們對地理學的性質和范圍有怎樣看法,大家都會同意它的目的是為了增加人類對現實的認識。”人地關系的不斷改變,事實上反映了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變化情況和對地理環境的深層認知。而雖然人地關系的主體是兩個,但其實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解決人的問題。環境客觀存在,無論是早期人類的盲目和殘酷也好,還是在人類高科技工具下的不斷惡化也罷,甚至是對人類各種不當行為的懲罰,它只是一種在規律作用下的本能反應。而人類對地理環境的態度、理論和實踐,才是處理好人地關系的關鍵和核心。
無論是什么樣的觀點和理論,保持對自然的敬畏之情,在有限度的范圍內盡可能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減低人類對資源的破壞。重新親近自然、觸摸自然、恢復自然,應當是我們最好的做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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