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益資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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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資本成本范文第1篇
內容摘要：本文以2002-2006年上海、深圳證券市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審計質量和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并進行了穩定性檢驗。研究發現，審計質量對權益資本成本有重大影響，具有高質量審計的公司權益資本成本較低。
關鍵詞：審計質量 權益資本成本 證券市場
引言
獨立審計是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外部監督機制，在資本市場中的作用更多體現為信息功能。由于審計的重要性，國內外對影響審計質量的因素已有豐富的研究。權益資本成本是公司財務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從本質上說，權益資本成本是公司融資的機會成本，是公司融資進行風險項目投資必須要達到的最低利潤率。權益資本由公司在資本市場上籌得，因此從投資者角度來說，權益資本成本是在一定的公司風險狀況下，投資者要求的必要報酬率。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因素是公司財務的重要研究課題。傳統文獻關注宏觀經濟狀況、公司基本財務特征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近年來，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結構等因素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也受到關注。但是國內對審計質量和權益資本成本的關系卻研究較少。
文獻回顧
從國內外文獻來看，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的研究
理論研究方面，DeAngelo（1981）提出了“聲譽理論”，認為審計規模會影響審計人員的動機，即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大事務所能提供更高水平的審計質量。Dye（1993）提出了“深口袋理論”，認為大事務所往往更有動力去發表準確的審計意見，因為其訴訟成本較高。實證檢驗方面，Clive S.Lennox證實了“聲譽理論”和“深口袋理論”的合理性。DeFond et al.（1999）以1993-1996年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結果都顯示事務所的規模顯著影響審計的獨立性。國內學者對審計質量與事務所規模關系問題也有大量研究。王振林的研究結果顯示，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上，審計費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務所審計質量的差異。李樹華的研究發現，大規模事務所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比例顯著高于小規模事務所，從而得出大規模事務所的審計質量顯著高于小規模事務所的結論。另外，王躍堂、趙子夜、蔡春等學者都得出結論，表明事務所規模越大，獨立性越強。
（二）事務所行業專長與審計質量的研究
事務所行業專長是指審計師擁有的對某一行業的專有知識和專業技能，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審計師的專業技能。由于事務所的獨立性和專業技能基本決定了審計質量，所以事務所行業專長自然就成為了影響審計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
Owhoso et al.（2002）研究表明，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能更好地發現會計錯報和違規，行業專長與審計服務的可信度成正相關。Krishnan et al.（2003）以“六大”的客戶為研究對象，發現相比其他客戶，擁有行業專長的事務所的客戶具有更高的盈余質量。國內關于審計師行業專長方面的研究成果還非常少。葉豐瀅在其博士論文中（2007）考察了事務所行業專長對審計定價的影響，結果表明具備行業專長的審計師能給客戶帶來更高的附加價值，并能潛在地提高審計師的審計質量。
（三）審計意見與審計質量的研究
Dnopueh，Holthausen和Leftwieh（1986）的研究顯示，市場對媒體披露的非標準意見表現出強烈的負反應。李增泉（1999）考察上市公司1993年至1997年的審計意見，發現收到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與收到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在年報公布前后有不同的市場表現，進而得出結論：審計意見會對投資者的決策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單鑫（1999）運用回歸分析方法，研究發現股票市場對保留審計意見的披露有顯著的負反應。
（四）審計輪換與審計質量的研究
Ann Vanstraelen （2000）研究發現，會計事務所在審計任期的前兩年，更傾向于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但是隨著審計任期的增加，事務所更傾向于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可見其出具“非標”意見的意愿有所降低。Dopueh 等 （2001） 發現，強制輪換降低了會計事務所愿意出具客戶所偏好的審計報告的可能性， 因此提高了審計獨立性，而審計質量也隨之提高。國內方面，曹偉 （2003） 分析了事務所輪換對上市公司、會計師事務所以及審計市場可能產生的影響，得出有必要實行事務所輪換的結論。李兆華 （2005） 運用博弈理論得出結論：事務所定期輪換是解決審計合謀的最佳途徑。另外還有其他對影響審計質量因素的研究，如施丹（2011）研究審計師性別組成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研究假設
由于投資者自身專業知識的有限，并且鑒定信息成本較高，投資者往往無法對反映公司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會計信息的質量做出判斷。會計事務所對上市公司財務狀況出具的審計報告，是對上市公司財務報告可信度的鑒定結果，對投資者的投資決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高質量的財務報告會影響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可見，高質量審計可能通過提高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披露質量，增加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的可信度，最終對權益資本成本產生重要影響。根據影響審計質量的主要因素，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審計事務所的規模和客戶的權益資本成本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假設2：審計事務所的行業專業性和客戶的權益資本成本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假設3：審計事務所非標準審計意見的發表與客戶的權益資本成本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假設4：審計輪換和客戶的權益資本成本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關系。從大所換到小所，會增加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相反，從小所換到大所，會降低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
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與界定
1.因變量界定。目前，權益資本成本的估計有很多方法。以往的研究在計算權益資本成本時，一般以當年每股股利或當年每股收益除以股票市價作為權益資本成本。他們的不足是沒有考慮企業股利和收益在未來年度的變化。為了克服上述缺陷，Gebhardt 和Lee以及Swaminathan引入了剩余收益折現模型來計算權益資本成本。汪煒、蔣高峰認為GLS方法更能說明中國特殊的市場結果。本文也采用該模型來計算我國上市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為了增強結論的說服力Ohlson& Juettner-Nauroth（OJ，2005）提出方法作穩健性檢驗。
2.自變量界定。本文選取了四類變量來對審計質量進行衡量：
第一，會計事務所行業專長。本文對事務所行業專長的研究是基于全樣本中“四大”審計的上市公司樣本，即本文假設，只有“四大”才具備行業專長。本文基于2002-2006年上市公司的審計費用數據，采用某事務所在特定行業的市場份額法（IMSik）（Zeff，Fossum ，1967）來測算：
其中FEE為某一客戶的審計費用，分子代表i事務所在k行業的Jik家客戶的審計費用總和，分母代表k行業中Ik家事務所的全部Jik家客戶的審計費用總和。在參考以往文獻的基礎上，本文定義：若IMSik大于10%，則說明某事務所在該行業具有審計專長。
第二，會計事務所規模。對這個審計質量特征的研究，同樣是通過設置虛擬變量來檢驗事務所規模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本文首先按照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公布的“會計師事務所百強排名信息”，以“綜合排名”作為參考指標排序，將事務所規模劃分為兩大類：十大、其他事務所。如果選擇十大所時，BIGX=1，否則，BIGX=0。
第三，審計意見。表示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審計意見類型（簡寫為 OP），是一個虛擬變量。本文將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稱為標準審計意見，將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及保留意見、否定意見和無法表示意見統稱為非標準審計意見。如果上市公司收到的是“標準審計意見”，則設OP=1；反之，如果收到的是“非標準審計意見”，則設OP= 0。
第四，審計輪換。為考察審計輪換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本文設置了兩個虛擬變量，Switch-NBtoB和Switch-BtoNB， 分別對審計輪換中的小所換大所、大所換小所這兩種情況進行了研究。在前一種情況的研究中，當上市公司將事務所由小所換為大所時，取1，否則為0。在后一種情況的研究中，當上市公司將事務所由大所換為小所時，取1，否則取0。
3.控制變量選取。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審計質量特征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研究中要控制其它因素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以使我們能較準確地測量審計質量特征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根據國內外已有文獻的觀點，本文概括了如下控制變量：
第一，β系數，本文采用的β系數為CSMAR數據庫中提供的β系數值。
第二，資產負債比（LEV），本文將杠桿率作為控制變量，具體就是用公司的資產負債率來表示。
第三，公司規模，本文預計公司規模與股權融資成本負相關，采用公司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代表公司規模。
第四，賬市比（BTM），賬面市值比與股權融資成本相關，但相關關系不確定。
第五，資產周轉率（AssetTurn），本文將資產周轉率作為控制變量，并預計資產周轉率與股權融資成本負相關。
（二）回歸模型與變量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審計質量與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關系。本文使用下面的回歸模型來檢驗假設：
（1）
其中，公式中的變量定義在前面已論述，變量代碼說明如表1所示。
（三）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由于算權益資本成本時要用到滯后3年的數據，所以本文的樣本來自上海、深圳2002-2006年間A股上市公司，為了消除IPO 的影響，選擇在2001年12 月31 日以前上市的公司，并且剔除了金融類、ST、PT 類公司。在利用行業平均ROE 估計公司未來的回歸終點時，剔除了ROE 畸高（ 如100%以上） 的數據和顯著為負（ 小于-50%） 的數據。對所有計算出來的企業權益資本成本，本文剔除了最高和最低各1.5% 的樣本，保留其余的公司樣本進入加權資本成本計算并進行回歸分析。
本文的資本市場數據和相關的財務數據來自CCER、CSMAR數據庫以及手工整理取得，并采用EXCEL和SPSS 等統計軟件進行計算和統計分析，權益資本成本計算借助 MATLAB 軟件。
從表2可以看出，對資本成本模型進行的相關分析中，權益資本成本（CoEC）和所有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相關，并且相關系數符號與預期符號一致。在解釋變量中，審計意見（OP）與CoEC顯著負相關，說明“清潔”意見（即標準審計意見）能夠降低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事務所審計行業專長（SPEC）和CoEC負相關，即有行業專長的事務所比無行業專長的事務所更容易降低客戶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CoEC與BIGX正相關，說明選擇大型事務所能夠給上市公司帶來較低的資本成本。
在控制變量中，CoEC與貝塔系數（BETA）、賬市比（BVTMV）、財務杠桿（ LEV）顯著正相關，這與預期相符。貝塔系數（BETA）與CoEC正相關，表明市場系統風險越高，投資者的要求回報率越高，這符合經濟學規律。財務杠桿（LEV）與CoEC正相關，說明資產負債率高即長期償債風險大的公司容易獲得權益資本成本。客戶公司規模（LNSIZE）與CoEC負相關，即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大公司比小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更低。資產周轉率（AssetTurn）與CoEC也在1%水平下呈負相關關系，說明較高的資產周轉率代表較高的經營效率，降低了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從而減少了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
本文執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改變權益資本成本的測算方法。采用Ohlson& Juettner-Nauroth（OJ，2005）提出方法重新計算樣本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進行了上述更改后，本文對原模型進行了重新回歸。穩健性檢驗的結果表明，各個主要解釋變量的估計值的大小、符號以及顯著性沒有發生太大變化，表明本文中模型（1）的回歸結果具有較好的穩定性，如表3所示。
結論及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我國滬深兩市2002-2006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了審計質量特征是否會影響權益資本成本。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控制貝塔系數、賬面市值比、公司規模、杠桿率、資產周轉率等因素的條件下，高審計質量會對客戶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的降低產生積極影響。具體可分為如下幾個結論：第一，事務所規模與權益資本成本呈顯著負相關關系。第二，“四大”事務所的行業專長能帶來更低的權益資本成本。第三，“清潔審計意見”（即標準審計意見）與公司權益資本成本顯著負相關。第四，審計輪換會影響上市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其中，將審計事務所由小所換成大所，對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的降低有積極影響；反之，則會造成消極影響。高審計質量使得上市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降低，說明低審計質量有其經濟后果 ，也說明我國證券市場上的投資者已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區別對待審計質量不同的上市公司。而目前國內的學者對審計質量與權益資本成本關系方面的研究甚少，因此有必要鼓勵進一步加強審計質量與股權融資的聯系，并探討提高審計質量的途徑。
（二）政策建議
第一，鼓勵進一步加強審計質量與股權融資的聯系，并探討提高審計質量的途徑。高審計質量使得上市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降低，說明低審計質量有其經濟后果，也說明我國證券市場上的投資者已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區別對待審計質量不同的上市公司。而目前國內學者對審計質量與權益資本成本關系方面的研究甚少，因此有必要鼓勵進一步加強審計質量與股權融資的聯系，并探討提高審計質量的途徑。
第二，加強公司治理，尤其是加強公司內部監管機制和信息機制的建設。高審計質量之所以能降低上市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高審計質量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的可信性，即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的質量，從而降低了投資者的要求回報率。因此，有必要由公正獨立的機構開發和建立一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將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實水平傳遞給投資者，從而使信息披露質量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變得更為明顯。
第三，繼續鼓勵會計師事務所實施合理的規模化發展戰略。在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上市公司審計市場行業集中度日趨提高。各類會計事務所的規模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鑒于事務所規模和對降低上市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有積極影響，應繼續鼓勵國內會計師事務所通過強強合作來扶持已有信譽和品牌的大事務所，以滿足上市公司的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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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資本成本范文第2篇
一、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當前，社會經濟最為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環境不確定性。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的時代條件下，企業的外部市場環境瞬息變化，由此也提高了企業環境不確定性的風險，其中供應商、客戶、監管部門以及企業競爭對手都會影響到企業的環境不確定性。而高環境不確定性又會對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產生影響，其主要的影響路徑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環境不確定性較高直接影響了企業管理層對市場信息的預測與判斷的能力，由此也會導致管理層制定的決策不符合企業的經營發展，提高了公司經營的風險，進一步也使得企業外部權益投資者要求比之前更高的資本溢價。其二，在環境不確定性較高的背景下，企業外部利益投資者對企業管理層預測及監督的能力會降低，由此就提高了投資者評估企業投資項目回報率的難度。概況論述即為：在環境不確定較高的情況下，如果企業管理層未對工作盡職或存在機會主義的思想就會直接影響企業的業績，而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管理層就可以將企業業績下降的原因歸結為高度的環境不確定性，這對于未充分了解企業信息資料的投資者來說就會產生影響。因為投資者未參與到公司的經營管理當中，因此，其對公司經營業績下降的具體原因也很難做出判斷。而在這種情況下，外部利益投資者會要求更高的權益資本成本作為其信息不對稱的補償措施。其三，在環境不確定較高的情況下，外部利益投資者不能獲得充分的企業信息資料，由此企業管理層的機會主義就會萌芽，進而導致企業經營不善，以致于外部投資者未能對企業的真實業績進行評判。通過已有的資料文獻顯示：企業盈余管理程度與環境不確定性是呈現正相關的，這就代表著當企業面臨著高環境不確定性的時候，隨著盈余管理程度的提高，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會隨之下降，進而就使得外部利益投資者無法準確獲知企業的業績衡量信息，無法判定企業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及自然狀態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達到降低自身投資風險的目的，外部利益投資者會要求更高的權益資本成本。由上述可知，在環境不確定性較高的情況下，外部利益投資者會要求更高的公司權益資本成本，以降低投資的風險。為此，本篇文章主要提出了以下理論假設：
1.環境不確定性較高對企業經營戰略制定有較大影響如果環境不確定性較高就會對企業經營戰略的制定與實施產生直接影響，進而使得企業業績受到波動，降低企業盈余，阻礙企業經營戰略的實施，加大企業經營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降低環境不確定性對于公司的影響，公司會利用盈余平滑的方式，盈余平滑主要指的是通過對應記利潤的調整以補償經營性現金流量的變化,以至于即使經營性現金流量每年變化較大,而收入不會有較大的變化。但這種方式會導致公司難以準確預測其盈余狀況，同時其他外部投資方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及業績狀況也難以做出評估。換個角度講，在這種情況下，公司管理層有可能會對其自身的經營不善的狀況進行隱藏，使得公司其他股東難以對公司經營的真實狀況進行把握和監督，進而影響到企業的良好發展。
2.環境不確定性使信息不對稱，從而導致權益資本成本增加由上文所述，環境不確定性會使得公司股東難以把握公司管理層的真實經營活動，也加大了外部投資者對公司業績等的評價難度。同時管理層為了獲取更高的私人利益，會將外部環境的影響作為其投資經營不善的主要原因，這種情況的產生也是缺乏法律保護的原因。外部環境較高的不確定性使得股東、新聞媒體以及監督管理部門難以監督企業行為，降低了公司管理層侵害公司利益行為被發現的可能性。同樣的，如果信息不對稱性較高，會增加債權人對企業未來經營投資成果預期的難度，進而會導致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提高，影響到企業的發展。
3.環境不確定性使得公司經營風險加大，從而導致權益資本成本增加公司管理層在環境不確定性較高的情況下，會由于信息的缺乏導致對風險評估不準確。企業也會難以估計市場環境的變化對于企業成本的影響程度，從而更加大了公司經營決策失敗的風險。雖然公司可以以中介服務的方式降低企業風險，提前獲知環境變化，但是前提是有專業資產鑒定人士對企業資產及經營風險進行準確鑒定，同時，為了配合審計師的工作，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但實際情況是，公司在此方面投入的成本較小，限制了審計師的工作，使得審計師無法準確評估環境變化給企業帶來的風險。之后最為重要的就是審計師出具的審計意見，如果審計師出具的審計結果因較大地受外部環境的影響,使得信息不準確的話,就會導致審計意見對于企業規避風險毫無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審計師向外界傳遞的企業經營業績等信息并不準確，會導致外部投資者對企業經營情況過于樂觀，要求企業給其提供更高的風險回報，由此就又加大了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
4.多元化經營將緩解環境不確定性與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企業多元化戰略的實施程度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受企業所擁有的政治資源多寡的影響，如浙江財經學院的胡旭陽教授和曾經畢業于復旦大學的史晉川教授研究均認為，民營企業擁有的政治資源與其多元化程度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畢業于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的巫景飛博士及其他在相關領域進行研究的專家學者也認為公司高層管理者政治網絡對公司多元化經營會產生影響。既然政治資源的多寡對公司多元化程度存在影響，那么與民營公司相比，政府控制的公司天然地擁有更多的政治資源，顯然也更容易實施多元化戰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通過分析多元化經營戰略實施效果發現，政府控制的公司可以通過其天然政治資源的支持而有效地在各個業務領域開展業務活動，特別是在環境不確定性較高的條件下，政府主管的相關公司與其他非政府主管的公司相比，能夠為公司提供更多更優良的政策支持，從而減少事后政治風險。除此之外，當公司為了緩解環境不確定性對公司的影響而進行資金借貸時，銀行等金融機構會著重考慮到公司的風險，而政府控制的公司會更容易獲得銀行的信貸支持。因此，通過分析發現，當公司面臨環境較高的不確定性時，政府相關主管部門與其他非政府主管部門相比，更能通過在所控公司實行多元化經營，降低企業經營風險與經營成本。
二、實例分析
本文選擇寶鋼首鋼兩家企業作為實施多元化戰略的具體研究樣本。這兩家企業擁有著完善的產業鏈，且我國鋼鐵企業在多元化方向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寶鋼和首鋼作為我國特大型鋼鐵企業，在垂直多元化方面的實踐尤為突出，在資源開發、鋼材加工等方面各具特色。在環境動態性、復雜性的情況下，鋼鐵企業壓延加工產品的支持，由此衍生出新的鋼鐵深加工產品：寶鋼的液化天然氣運輸用船板、首鋼的集裝箱鋼和耐候鋼。這兩家公司的業務調整實踐說明在環境不確定性的影響下，企業需要以技術和產品多元化予以應對。
近些年來，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鋼鐵行業面臨全球經濟波動、金融危機、市場惡意競爭等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鋼鐵行業普遍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一方面前期大量的固定資產投入，隨著經濟效益的降低而變為一種沉重的負擔，另一方面鋼鐵企業承載著大量的人員就業，有的鋼鐵企業關閉、員工解散，這些都給鋼鐵企業帶來經營上的風險，形成了不小的成本。在這種大環境下，寶鋼和首鋼不僅僅局限于與世界級鋼鐵企業在制造領域的合作，還涉及高附加值產品的研發和技術服務，同時在其技術創新的戰略網絡中還出現了非鋼鐵板塊，如冶煉加工設備、造船、汽車等。與非鋼鐵行業技術員的合作加速了兩家企業業務多元化的實現，以及由此引致的產品多元化。另外，《世界鋼鐵聯合會公約》以及《京都議定書》等都對鋼鐵企業的節能減排提出了要求，促使企業發展循環經濟，在這種環境下，兩家企業均有意識的加大對冷軋薄板、鍍鋅板等高附加值產品的投入，兼并了多家中小型鋼鐵企業，以獲得國家政策的扶持。通過這些多元化經營的戰略調整，克服了因為復雜大環境造成的經營風險，以及資本成本升高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提高了經濟效益，創造了更多的社會價值。上述分析說明，在社會經濟環境及政策復雜性的情況下，企業通過技術和產品的多元化獲得了可持續發展。
三、總結
權益資本成本范文第3篇
關鍵詞：內部控制報告 權益資本成本 相關性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尤其是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增強，為國內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更為嚴峻的競爭形勢，面對來自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雙重競爭壓力，如何通過企業內部控制效率的提升來保證投資者的權益和效益，是企業面臨的一個難題。當前，我國針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已經頒布了相關的法律法規，這對于控制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和促進作用。但是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還不夠完善，在信息披露環境方面還存在著一些缺陷，較為明顯的特點在于缺乏強制性和明確性，注冊會計師缺乏統一、明確的職業標準，因此從這方面來說，我國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的動力不足，內部控制報告的質量也有待于提高。
一、內部控制報告與權益資本成本概述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應當在監管者要求下或者是自愿披露內部控制信息以及自我評估報告，以此來為投資者提供更為全面的信息。內部控制報告的主要作用是幫助信息使用者對財務報告進行解讀，以此來對企業的業績以及未來的業績 進行預測。
權益資本成本，是商業資產的投資者要求獲得的預期收益率，以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司的經理把資本成本作為評價投資項目的貼現率或者最低報酬率。資本成本是作為投資者所要求得到的投資收益，也是企業資金使用者的融資成本，在通常情況下，資本成本中一般包含有三個并列的概念：權益資本成本、債務資本成本和優先股成本。其中，權益資本成本指的是權益資本的必要報酬率，從企業的角度來說，權益資本成本是企業獲得和使用資金所付出的代價；從投資者角度來說，是指普通股股東要求的最低報酬率。
二、內部控制報告與權益資本成本的相關性
對于內部控制報告與權益資本成本的相關性進行研究，首先就必須要對信息不對稱理論進行全面的理解。信息不對稱是信息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經濟活動中一方比另一方更具有信息優勢，就可以視為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信息不對稱會產生兩個問題，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逆向選擇會導致市場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這與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是相違背的；而道德風險的存在則會導致交易成本的上升。對于內部控制報告與權益資本成本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基于信號傳遞理論的分析
信息是市場經濟活動中必不可少的因素，通常情況下，獲得相關的信息越多，則經濟決策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就越高，同時經營活動的風險就越低。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資本市場的投資者希望獲得更多的信息風險報酬，這時就會導致權益成本的增加與外部人員相比，企業內部的人員對于企業的動態與信息更為了解，如果這些信息具有一定的可選擇性和不易模仿性，則企業向市場傳遞的所謂的好消息，就會對投資者的決策產生一定的影響，將優質的資源引入企業，以此來提升企業的股價，降低權益資本成本。孫文娟（2011）以2006年滬深兩市300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建立了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指標及評分體系，研究了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公司規模、財務杠桿與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質量顯著正相關，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質量在10%顯著水平上正相關。
（二）基于股票流動性和投資者預測風險的分析
1、流動性觀點
流動性觀點主要對于不同的信息賦予投資者的不對稱信息所產生的影響進行關注，將通過投資者之間不對稱的信息流動而產生的損失視為一種交易成本。通常情況下，股票競技差較大的企業資本成本也較高，因為投資者需要對這種交易進行補償，只有高質量的信息才能夠對這種交易競技差進行調整和補償，以此實現對股票流動性的影響，進而影響權益資本成本。馬倩（2003）中提出，通過提高信息質量也能夠減少對價格的不良影響，從而提高投資者對股票的持有率，降低權益資本成本。
2、投資者預測風險觀點
對于信息數量不多的股票來說，往往具有更高的風險，而與投資者主觀的期望容易產生較大的誤差，投資者們往往更阿基關注的投資回報，他們希望通過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來降低投資風險，從而降低權益資本成本。在這個過程中，信息在投資者行為和協調經理方面起著重要的協調作用，只有高質量的信息才能將二者進行有效的調整，以此來降低權益資本成本。
三、結束語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對企業內部控制報告的相關信息質量的要求也在不斷的提升，通過對內部控制信息的有效披露，對于企業的相關權益主體有著一定的影響，在現行會計規范下，企業認為其自身的內容信息對于權益資本成本不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但是當財務部門受到監督部門處罰或者是對內控信息進行全面的回歸檢驗時，會導致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增加，這也說明了內控信息會對權益者的信息量產生一定的影響。總的來說，企業應當充分重視內部控制報告的相關信息質量，以此保證權益相關者的利益。
參考文獻：
權益資本成本范文第4篇
關鍵詞：境外上市公司 權益性融資 資本成本 模型設計 實證分析
問題的提出
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快，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選擇到境外上市融資。據清科集團統計， 2006年有86家中國企業境外上市， 2007年有118家中國企業境外上市，融資總額分別為439.98億美元和397.45億美元，2010年中國企業到國外資本市場融資的融資總額更是扶搖直上。那么在當前這股境外上市的熱潮中，是何動力因素促使眾多的中國企業選擇境外上市融資?按照財務理論，企業選擇融資方式的衡量標準是其能否使企業的資本成本最小化，從而使企業的市場價值最大化。由此引申，企業選擇境外上市時是否也應該考慮資本成本能否低于境內上市的資本成本呢?鑒于中國企業境外上市主要是引起權益資本成本的變化，因此本文主要探討境外上市對企業權益性融資資本成本變化的影響。
國外學者對企業境外上市權益資本成本的研究，主要從將其作為度量企業境外上市動機指標的角度來進行的。相對于國外較成熟的研究，國內對境外上市權益資本成本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只有為數不多的研究資料。郭琳、唐亮（2006）認為，境外上市能使公司的股權多樣化，從而使上市公司能夠通過降低自己在全球市場和本土市場的風險敞口，來降低資本成本。王一萱、才靜涵（2007）以截至2006年底分別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中國公司為樣本，以當地公司與A股公司作為配比樣本，研究了境外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及資本成本情況，結果表明相對于本土上市，境外市場沒有顯示出提升中國企業股票估值和降低資本成本的效果。潘越（2007）以1993-2005年期間A+H雙重上市的30家公司為樣本，利用Karolyi（1998）的多風險模型對雙重上市的權益資本成本進行了驗證，結果表明雙重上市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平均下降了5.19%。由此可見，我國學者對于中國境外上市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變動還沒有形成較為一致的結論，因此在借鑒國外成熟模型的基礎上，在我國的經濟背景下，利用中國企業境外上市的經驗數據分析權益資本成本的變化及其原因很有必要。
本文將利用Karolyi的多風險模型對我國企業境外上市的權益資本成本進行衡量，在此基礎上采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找出境外上市權益資本成本變動的原因，并以ADR數據為樣本，對中國境外上市企業的風險、權益資本成本、流動性等進行實證檢驗。
模型設計與變量選擇
目前國內外研究企業境外上市權益資本成本的理論主要有市場分割假說與流動性假說。根據以上假設，本文將以先在中國A股市場上市，再通過ADR在美國跨境上市的企業為樣本，首先利用Foerster和Karolyi（1999）提出的雙因素風險模型測算中國企業ADR上市后國內外市場風險的變化和股票的超常收益；然后利用Karolyi（1998）的多因素風險模型，直接測算企業在ADR上市前后的權益資本成本變化情況；接下來在計算ADR上市前后流動性變化的基礎上構建多元回歸模型，檢驗流動性與權益資本成本變化之間的關系。
（一）雙因素風險模型
雙因素風險模型的表達式為（1）：
式中：Rit―i企業在t日的超額收益率，t―ADR前后各30日。
αi―常數，即超常超額收益率（上標pre代表境外上市前，list代表境外上市當日，post代表境外上市后）。
βiA―美國證券市場的風險系數。
βiC―中國證券市場的風險系數。
RAmt―美國證券市場第t日的超額收益率。
RCmt―中國證券市場第t日的超額收益率。
D listit―啞變量，當觀測值為ADR當日的收益率時取1，否則取0。
D postit―啞變量，當觀測值為ADR后的收益率時取1，否則取0
（二）多因素風險模型
在利用雙因素模型測算出βpreiA，βpreiCβpreiA，βpostiA，βpostiCβ的基礎上，利用Karolyi（1998）的多因素風險模型直接估算企業權益資本成本變動值：
式中：ΔE(Ri)―權益資本成本變動值。
ΔTuri―流動性變化度量指標。
SIZEi―控制變量，代表企業規模，為i企業總資產取對數值。
實證分析結果
（一）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本文所選樣本企業為1991年1月至2008年12月共19年間，首先在滬深A股市場上市后，再通過ADR在美國跨境上市的企業。符合上述條件的樣本企業共有14家。國內市場數據來自于CCER數據庫，國際市場數據來自于紐約銀行和Yahoo金融數據，相關數據的處理及檢驗均用SPSS 15.0軟件完成。
（二）市場風險變化的估計
根據式（1），對境外上市前后市場β的估計結果進行整理匯總，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在境外上市前樣本企業股票在美國證券市場β系數為0.034，而在中國證券市場的β系數為1.143，這說明由于市場分割的因素，樣本企業股票在美國上市前幾乎不受美國證券市場的影響，而其境內風險系數較高，高于中國證券市場的整體風險。在境外上市后，樣本企業在中國證券市場的風險系數顯著降低為-0.146，下降了1.289，在美國證券市場β系數有所提高，為0.046。這一結果說明，中國企業境外上市后風險能夠被有效分散，使境內企業股票風險顯著降低。就上市時間來說，各個時間段所反映的風險系數也有很明顯的差異，從境外上市前后境內風險變化程度來說， 2001年后上市企業風險變化程度小于2001年前境外上市的企業，分別為1.383和0.782。這說明在2001年后，隨著全球經濟逐漸實現一體化及中國加入WTO，不斷放開市場實行QDII、QFII，中國證券市場分割程度降低，與世界其他證券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因此境外上市風險降低程度趨緩。
（三）權益資本成本變化的估計
在對境外上市前后市場β的估計之后，進一步考察市場風險變化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根據式（2）直接計算境外上市前后權益資本成本的變動情況，結果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總體樣本股票平均權益資本成本顯著降低（-20.21%），這主要是因為樣本企業在美國上市后，本國市場β值有相當程度的下降（-1.289），而美國市場的β值只輕微上升（0.012），并且本國市場風險溢價（15.73%）也高于美國市場風險溢價（5.80%），權益資本成本凈變化為負值。從不同時間段看，2001年前境外上市企業平均權益資本成本降低了8.45%，2001年后境外上市企業的平均權益資本成本降低了23.96%。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是，中國證券市場從2006年開始處于牛市，平均風險溢價達到30.22%，因此權益資本成本變動值較大。
（四）流動性及多元回歸的實證結果
流動性的描述性統計。根據對樣本數據統計，境外上市前后換手率變動情況如表3所示。從表3可見，以換手率衡量的A股流動性在境外上市之后有所提高，從上市前的1.53%增加到上市后的2.22%，t檢驗結果比較顯著，說明境外上市前后流動性變動顯著。
從上市時間段來看，2001年前上市企業境外上市前后流動性變動不顯著，而2001年后上市企業流動性變化顯著。2001年前的結果與流動性假說不相符，只能從我國當時證券市場發展狀況上找原因。從樣本企業來看，2001年前上市樣本企業共7家，集中在1993-1996年，由于這段時期中國證券市場股票品種比較匱乏，資金缺少合適的投資去向，大多流向股票市場，導致股票市場換手率較高，加上當時中國證券市場比較封閉，證券市場競爭也沒能促使股票流動性有所改變。也就是說，2001年前中國證券市場還不符合流動性假說。
多元回歸分析結果。由表2和表3結果，根據式（3）進行多元線性回歸，結果見表4。
由表4可見，流動性ΔTuri的回歸系數在統計上是顯著的，而且流動性變動對權益資本成本影響的方向與預測是相同的，為負值。這說明流動性的提高會帶來權益資本成本的降低，與前面提出的假設一致。但調整后的R2不高，而且F值也不理想，這反映了本模型的擬合程度不太好。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前面分析的2001年前上市企業樣本股票的流動性變化并不明顯，權益資本成本卻有較大的變動，導致回歸整體效果不很理想。
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依據市場分割假說和流動性假說，結合中國企業境外上市的實際，通過雙因素模型、多因素模型以及回歸模型對上述假說進行了檢驗。實證結果表明：
第一，中國企業境外上市能顯著降低權益資本成本。
第二，中國企業境外上市權益成本的降低，主要是由于境外上市后本國的風險顯著降低，風險分割假說在本研究中成立。
第三，中國企業境外上市流動性顯著提高，而且流動性變動與權益資本成本呈顯著負向關系，說明流動性的提高也是權益資本成本降低的原因。
通過以上的實證研究可以看出，雖然境外上市會帶來權益資本成本的降低，而且對我國來說，市場分割假說與流動性假說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環境中也成立，但是應該看到，隨著我國證券市場不斷開放，市場分割假說的效應該會不斷地降低，這就需要中國證券市場從自身結構改善出發不斷提高流動性，從而降低權益資本成本。
參考文獻：
1.郭琳.境外上市經濟學[J].銀行家，2006(9)
2.潘越.中國公司雙重上市行為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權益資本成本范文第5篇
一、資產證券化減少信息成本
公司在金融交易中,如一般的交易一樣,都存在著名的“檸檬”問題。“檸檬”問題來自買者和賣者有關資產質量信息的不對稱。賣者知道資產的真實質量,買者不知道,只知道資產的平均質量,因而只愿意根據平均質量支付價格。由于市場調節和動態平衡,質量高于平均水平的賣者就會退出交易,只有質量低的賣者進入市場。
借款人(在此指應收款出售人)比借出人(在此指資產池證券的購買人)更了解公司的情況,他們可能夸大公司資產的質量。在金融體系中,不是所有金融機構都有足夠的信息估價出預期或潛在的賠償責任,如果沒有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投入,將無法很清晰地了解公司資產的真實質量。因此,借出人只愿意以“檸檬”價格購買借款人的資產,此價格是以借出人對資產的最壞估價為基礎。如果,借款人能為借出人提供公司資產不是“檸檬”的證據,將得到較高的價格。
1公司應收款的信息
資產證券化有助于公司了解和證明公司資產不是“檸檬”資產。如果一公司將證券化它的應收款,可請求專業評估機構(利率公司和保險機構)使公司應收款變得更易于評估,應收款被標準化。即確定它們的期限、文件和承諾支付標準。對于應收款,這個過程,有些很容易,有些相當難。而對于某些應收款,應用資產證券化方法根本就不值得。
利率公司和保險機構的評估技巧和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是同步發展的。這些交易利用了特殊的交易技巧,例如資產池的大小和依組成部分細分,為資本市場投資者提供了大量投資和取得收益的機會。資產池太小,利率公司和保險機構不會積極參與和刺激專業技巧。如果交易量很小,發展資產證券化技巧也不值得。人能利用許多技巧,但這些技巧只有在很大交易量時才會采用資產證券化技巧。因此,融資的應收款資產池相當大,以美國為例,資產池資產一般超過一億美元。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資產池可以依組成部分細分。例如,應收款可以依地理位置和其它指標細分,如果一家公司無法為資產池提供足夠的應收款,可以組成一個多出售人的資產池。
保險和超值抵押,也會有利于減少應收款的信息成本。評估包括大量有關價格風險的必需信息,價格風險也被保險了。保險機構愿意為利率公司評估的“BBB-AAA”證券提供保險。利率公司的最大資產是品牌,如果信用評估錯誤,它只在品牌上受損失。而保險公司既在品牌上受損失,同時也會產生金錢損失。
2整個公司和公司證券的信息
資產證券化的投資者不具備必要的專業知識和技巧,不能獨立地評估應收款的真實質量,而依靠利率公司和保險機構的評估結果。利率公司和保險機構具有世界一流的評估技巧和專業知識,評估質量也更精確。投資者使用它們的技巧,可以理解資產支持證券的期限,也能估計在不同情況下資產支持證券的償還情況。不同的投資者的專長不同。
總而言之,資產證券化可使公司的總信息成本減少。從專業角度考慮“檸檬”問題,資產證券化可幫助公司以很少的費用證明它們的資產不是“檸檬”資產。特殊資產池的評估風險與整個公司資產的評估風險不同,所需的技巧也不同。不同的金融機構擅長評估的風險不同。
資產支持證券的風險主要是資本市場投資者的評估風險。無需多言,金融體系中不著名的小公司的信息成本高,有以下原因:它們的評估費用很昂貴;不確定性大,賠償的可能性相當大;它們的業務可能相當專業,但可能遭受無法解決或模糊的監管制度;評估的量少影響信息的收集。這些公司有相當嚴重的“檸檬”問題。(在此稱之為“檸檬”企業)。
應收款畢竟不是已獲得的收益,而只是對未來收益的可能性估計。因此,資產證券化交易中各組成部分對實際交易的估計結果差別必須相當小。否則,交易將無法進行。例如,借款人認為它的資產信用風險為“A”,而借出人卻認為為“C”,交易將無法進行。購買者和出售者對應收款收益估計達成共識后,操作將很易于實施。
對公司資產估價,這將涉及到它的預期、潛在的承諾支付和管理水平等等,只考慮公司和特殊資產比考慮整個公司的資產更容易。購買者和出售者對整個公司資產的估價達成共識,比對應收款估價達成共識更難更昂貴。特別是對于一個“檸檬”企業,難度更大。應收款只是一種要求第三方還款的權利,是公司的特殊資產。公司很難影響應收款發行后的價值。因此,“檸檬”企業和非“檸檬”企業的應收款估價的難度差不多。而把“檸檬”企業作為一個整體,估價的難度遠遠大于非“檸檬”企業。換言之,“檸檬”企業的估價需要更專業的技巧,同時帶來的收益也更大。公司的“檸檬”資產中,最易于處理的是應收款。當公司的應收款證券化后,當然,公司的未來收益能力將會下降。而對公司的其它資產,仍然存在“檸檬”問題,但不會更壞。而由于“檸檬”資產的數量下降,公司的“檸檬”問題減少。
資產證券化后公司的“檸檬”問題減少,可認為是一個好的消息。但應收款在公司通常是最好最有價值的資產,公司的應收款質量比其它資產的質量高或高得多,公司沒有正當的理由和特殊原因出售它。
資產證券化交易存在兩種相反的解釋:一種解釋是好的消息,公司的總價值將增加。好消息不會增加應收款的價值,它的價值決定于應收款的承諾支付者,不會受公司現在和將來價值影響,公司也不必拖延融資速度。好消息將增加公司剩余資產的價值,當公司下一次通過資產證券化融資后,剩余資產價值將更高。因此,公司可獲得凈收益。
另一種解釋可能是壞消息。資本市場購買者對公司質量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可能認為公司是一個投機者,公司可能處于一種財務困境時,而作出的融資計劃。參與的利率公司和保險機構更偏愛壞消息的解釋,認為公司發行的應收款為真正的“檸檬”資產。公司發行的應收款的出售價格將偏低,公司剩余資產的價值可能下降。
綜合以上二種解釋,資產證券化的凈收益是正的。投資者可以較低的成本購買到,實際操作時以壞的解釋發生的可能性較小。在資產證券化交易中,公司剩余資產價值的下降程度,比以另一種解釋所引起的價值增加程度要小。事實上,公司剩余資產甚至可能增加,應收款出售的負效應可能被正效應抵補。因此,減少了所有公司融資的總信息成本。但一些公司獲利更多,資產證券化只需要對公司特殊的資產評估。“檸檬”企業的非特殊資產和特殊資產的評估成本區別很大。因此,“檸檬”企業因資產證券化因減少的信息成本而獲利很大,而非“檸檬”企業的獲利相對而言則較小。
二、資產證券化增加公司未來現金收入流
1專業技術、規模經濟和成本減少
資產證券化使應收款發行或留存的技術專業化。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公司出售它的應收款,即發行應收款。絕大多數經常實施證券化的大企業的發行技術已達到專業化水平。銀行精通抵押貸款證券化,汽車公司的財務子公司精通汽車貸款證券化,信用卡公司精通信用卡應收款證券化。然而,一些不出售應收款的公司可能更適于承受應收款的發行風險,轉移發行風險。如資產證券化中利率公司和保險機構等。發行應收款的公司,趨向于發行更多的應收款。資產證券化可使應收款發行的風險轉移,發行量越大發行越易于轉移。資產證券化可使應收款發行更有利,公司不必要尋找獲利較少的應收款留存方法,只需實施更有利的應收款發行方案,同時也可使貸款服務更專業化。總而言之,通過專業化技術可提升效率。
資產證券化可激勵應收款發行和收集技巧的建立和改進。收集和發行公司現金收入流技巧的改善的效果為:公司出售應收款后,未來現金收入流不會增加,但公司因出售的應收款和剩余資產的增值,而獲得了現金收益。
資產證券化改善發行的好處如下:第一,這些技巧使應收款更易于評估,因而更易于發行;第二,資產證券化使發行過程更透明,這將減少道德風險。第三,公司對發行的應收款將出售的部分關心較少,而對發行的應收款中將保留的部分關心更多。但投資銀行機構是資產證券化交易中的組成部分,是發行應收款機構,它們的利益不會與發行公司的利益完全相同,它們將關注所有發行的資產,使發行資產的質量更符合實際,發行過程質量更高。事實上,這些參與機構承擔責任的時間很長,一旦許多年后,它們同意發行的應收款證明為不可發行,它們將遭受損失。第四,許多評估機構和保險機構參與資產證券化交易,它的責任是評估和保險發行的應收款的真實質量。第五,許多發行公司也由于它們的長期利益,將保證發行的應收款的真實質量。因為,它們更害怕一些質量不實的應收款被發行,還不如被保留在公司資產中。
資產證券化也改善應收款收集過程。增加應收款收集過程的透明度減少道德風險。監管者包括許多交易參與機構,例如,信托資產管理人、利率公司和保險機構。這些機構制定了許多監管準則和標準。這些準則和標準可能利用規模經濟、資產證券化交易量大和少量的資產證券化參與者,使資產池收集過程標準化和高質量。例如,少量的資產證券化參與者本身可促使公司對收集和發行給予更多的關注。當公司參與了有問題的資產證券化交易,它可使出售資產的公司退出。而對于一些公司而言,例如銀行,抵押貸款、信用卡和汽車貸款應收款發行人,希望資產證券化正規操作,不負責任的發行和服務,由于有被逐出市場的可能,成本相當高。
資產證券化改善資產支持證券的付款過程。應收款的責任人需付款給資產證券持有者,因而有大量現金集中一起。保管和支付服務,以及簽署合同交付給資產證券持有者,通常由信托資產管理人完成,它是保管和支付資金的專家。更重要的是,它很誠實,且所需的成本低。信托資產管理人破產的可能性極低。它是獨立于發行人到資產支持證券持有人的附加機構。應收款出售到資產池,然后發行資產池證券。資產池需從應收款責任人獲得付款后,再付給資產支持證券持有人。因此,資產池由信托資產管理人管理,必須安排收集應收款,保管收集的資金,付款給資產支持證券持有者。
上面我們討論的,這些足以說明附加參與機構的用處。很明顯,公司如銀行、金融、抵押貸款和租借公司,以及信用卡發行機構,這些主要涉及應收款商業的公司(金融公司),主要從專業化的發行和服務獲利,至少能刺激更高效的發行和服務。不涉及應收款商業的公司(非金融公司),發行和服務的技巧越高,獲利越多。無論是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只要是“檸檬”企業,投資者由于道德風險問題,對應收款的折扣相當大,通過監管可減少許多,將由于對發行和服務更高效的監管而獲利巨大。
2.管制成本和附加:稅收
由于不同公司有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資產證券化有助于減少公司的管制成本。對于許多資產證券化交易,制度規定的管制成本減少很大。但是在一交易中,由于資產證券化初次運行,而減少的幅度較小,隨著交易結構不斷改善,減少管制成本的幅度不斷加大。例如,金融公司不需資本充足的要求,而利率公司則必須一定程度的資本金要求。資產證券化的作用,減少了規章制度要求的成本,獲得較高成本效用和市場回報。
資產證券化也減少其它管制成本。例如,破產成本,資產證券化把一些公司資產(應收款)移出,減少公司破產資產的范圍。事實上,交易結構的設計能產生以上的作用。如果,資產證券化后的破產過程是不完整的,它的特點是減少成本,獲得收益。但公司瀕臨破產時,有效地移出公司資產的難度更大,不確定性更大。資產證券化交易無法進行,或以昂貴的形式進行。公司越瀕臨破產,獲利越小。但破產成本對正常運轉的公司影響較小,由破產成本減少而獲利的程度較少。
資產證券化能利用已存在的法規制度。一些法律和制度阻止投資者投資低質量的證券。較高質量證券由于管制成本較低,需求較大而引起價格增加,使低質量證券和高質量證券的差價越來越大。事實上,這種影響是合理的,許多大型投資者,例如保險機構、共同基金和養老金基金等,它們的法律和制度偏向于高質量證券。資產證券化可幫助低質量公司發行高質量證券,擴大需求,但低質量公司比高質量公司發行高質量證券的費用更高。由于制度要求不同的質量標準,絕大多數利率公司有四個級別證券,有些只有二到三個級別。大多數證券化交易,由于資產證券化引起需求增大,回報增多的能力不能延續很長時間。
稅收是公司決策是否資產證券化的重要因素。公司可設計交易結構為借出或出售應收款,有些交易結構可獲得稅收減免。例如,交易結構為借出,公司計算稅收之前,可從收益中減去支付給資產支持證券持有者的收益。交易結構為出售,稅收則不能與上相同。并且,公司為一些目的,采用借出形式資產證券化,獲得借出形式的稅收減免。為了其它目的,則采用出售形式資產證券化,獲得的稅收也不同。資產證券化由于稅收減免而獲得的好處相對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