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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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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論證

          對比論證范文第1篇

          不少版本的教科書將類比論證與對比論證和比喻論證混為一談,致使教學出現了意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現象。很多人還不能識別類比論證,自然也就無從辨別類比論證與對比論證和比喻論證的不同。如柳宗元《傳》,江蘇版高二語文教材認為用的是類比,有的版本則認為用的是對比。

          類比論證,是人類的第三種推理方式,是一種從個別推出個別的論證法。類比論證有類別項,類比項越多,越說明兩事物相似,推出的結論也就更準確。如《鄒忌諷齊王納諫》用的就是類比論證,試看其推理方式:

          鄒忌 齊王

          A.妻私臣 A.宮婦左右莫不私王

          B.妾畏臣 B.朝廷之臣莫不畏王

          C.客有求于臣 C.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

          D.受蒙蔽

          結論:王之蔽甚矣

          從上面的排列中可以看出,鄒忌與齊王有三個共同的類比項,而鄒忌另有獨特的D項,由此推出結論:齊王也應該有D項。由此也可以看出類比論證的特點,它除了有雙方共同的類比項外,一方還有獨特的一項,從而推出另一方也該有這一項的結論。

          不可否認,類別論證與對比論證有不少相似之處,尤其是一連串的對比,與類比項非常相似。區別在于類別論證從一個獨有的類別項推出另一個事物也應該具有這一項,而對比則不存在一事物有獨有的一項,也不推出另一事物也該有這一項。試比較柳宗元《傳》。

          嗜取者

          A.行遇物,輒持取 A.遇貨不避

          B.背越重,雖困劇不止也 B.不知為己累,惟恐其不積

          C.茍能行,又持取如故 C.茍能起,日思高其位

          D.至墜地死 D.以近于危墜

          通過排列,可以看出兩事物的相似點較多,倘若這些相似點是類比項,那一個事物一定有獨特的一項,然后推出結論,另一事物也應該有這獨有的一項。在上面的排列中,不存在一方獨有的一項,也沒推出另一方也應該有的結論。如此,《傳》用的就不是類比,而是對比,它是通過兩相比較來說明“雖其行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類比論證與比喻論證也有相混的地方,尤其是一連串的比喻,與類比項十分相似,試比較二者的區別。如梁啟超的《少年之中國》,不少教科書認為用的是類比論證,其實是比喻論證。在文章里,作者用“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老年人常多憂患,少年常好行樂;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的性格不同,來說明“國之老少”的不同,作者最后說明老年人和少年人的這些區別,同樣是國家老朽和年輕的區別,即“人固有之,國亦宜然”。不能否認,一連串的比喻論證,排列出雙方的相似之處,這與類別論證的類別項非常相像,這也就是二者容易搞混的原因。但是,類別論證除了要求排列出雙方的共同點以外,還要求一方有獨特的一項,從而推出另一方也應該有這獨特一項的結論?!渡倌曛袊窙]有排出“人之老少”所獨有的一項,更沒有推出“國之老少”也應該有這獨特的一項,因此“人之老少”與“國之老少”不是類比的兩個事物,用的也不是類比論證,而是比喻論證。

          對比論證范文第2篇

          本文作者:馬春雨工作單位:上海大學經濟學院

          實證分析

          (一)相關指標的選取和處理一國匯率是影響其進出口的重要的因素。但是通過貨幣供應量M1與實際匯率指數的相關圖可以看到,LnM1與實際匯率指數負相關。也就是說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可以部分代表實際匯率的變化。同時結合本文的需要,在模型中首先選用貨幣供應量作為衡量貨幣政策的變量。對居民消費數據,我們用商務部的中國消費品零售總額來衡量;對于貨幣政策指標,根據我國現行貨幣量的劃分,包括流通中的現金(M0)、貨幣(M1)、貨幣和準貨幣(M2)。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數據是貨幣(M1)、貨幣和準貨幣(M2)。數據全部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數據統計見附表。關于樣本數據的選擇,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為了回歸結果的準確性,本文采用的數據全部為月度數據,起止時間為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由于對數據取對數不改變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且可以消除異方差,所以本文對變量做對數處理。分別記作:LnRE:表示中國進出口商品總額的對數;LnM1:表示貨幣供應量(M1)的對數;LnM2:表示流通中的貨幣和準貨幣(M2)的對數。(二)序列平穩性檢驗對變量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是建立經濟計量模型和分析的前提,所以我們利用Eviews6.0,采用Dicky-fuller檢驗(ADF)檢驗對變量LnRE、LnM1和LnM2進行單位根檢驗,變量LnRE、LnM1和LnM2均為不平穩數列,但LnRE、LnM1差分后為平穩數列,它們是一階單整過程,LnRE和LnM2二階差分后為平穩數列,它們是二階單整過程。(三)協整檢驗協整檢驗是用來檢驗非平穩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對LnRE和LnM1構造協整回歸,然后對LnRE和LnM1回歸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貧w的殘差在5%水平通過單位根檢驗,殘差數列是平穩數列,就是說LnRE和LnM1通過了協整關系檢驗。下面對LnRE和LnM2構造協整回歸,然后對LnRE和LnM2回歸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貧w的殘差在5%水平通過單位根檢驗,殘差數列是平穩數列,就是說LnRE和LnM2通過了協整關系檢驗。(四)回歸分析通過單位根檢驗及協整檢驗后,分別對以M1和M2衡量的貨幣政策的模型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貧w結果如下所示:根據回歸結果得M1貨幣模型方程:lnRE=0.971lnM1+CR2=0.94D.W=0.67F統計量=912t統計量=30.2根據回歸結果得M2貨幣模型方程:lnRE=0.95lnM2+CR2=0.93D.W=0.65F統計量=837t統計量=28.9對不同貨幣口徑M1和M2建立的兩個模型的回歸系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殘差檢驗結果也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關。對模型殘差序列的正態檢驗結果也表明回歸殘差序列滿足正態性,不存在自相關和異方差,驗證了模型的有效性。從以上模型的分析來看,我國的居民消費與貨幣(M1)、貨幣和準貨幣(M2)都存在正相關,由于貨幣量是由當局貨幣政策決定的,也就是說,我國的居民消費與貨幣政策存在正相關性,與最初的模型設定是一致的。由于本文中所用的是雙對數模型,雙對數模型的系數就是解釋變量的彈性。所以,通過這兩個模型的系數,可以看到我國居民消費的貨幣供應彈性。貨幣M1模型中M1的系數是0.97,指的是我國居民消費對貨幣供應量M1的彈性,就是說每當M1增加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就會相應地增加0.97個百分點。貨幣M2模型中M2的系數是0.93,值得是我國居民消費對貨幣供應量M2的彈性,就是說每當貨幣M2增加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就會相應的增加0.93個百分點。由于貨幣M1衡量的貨幣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回歸系數為0.97,而貨幣和準貨幣M2衡量的貨幣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回歸系數為0.93,可以看出,M1對進居民消費更有解釋力,也就是說居民消費以M1衡量的貨幣政策更大一些。

          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應逐步加強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將公眾預期逐步引導入正確并合理的軌道。主要分為以下幾點:第一,有關公眾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感,應努力減少。有關社會保障改革措施已提上日程或已列入計劃者,應盡快明朗化、清晰化、政策化和具體化,住房、醫改無不與民生息息相關,縮短民眾心里期望和實際供給時間,提高民眾幸福感。第二,有關下崗人員基本生活保障,應逐步建立相關政策,建立相關社會保障體系和職能。衣食足而知榮辱,文化強國的理念是建立在民眾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基礎之上,尤其是對弱勢群體的關注。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有關企業成長中存在的障礙和問題,應及時清理,為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促進中小微企業的發展,注意非國有企業發展中的各種投資壁壘,形成社會各種經濟主體的共同發展和繁榮,在此基礎上才能夠逐步擴大消費和有關投資。最后,消費環境的改善和居民投資意識的轉變,才能夠最終調整居民的信貸寬度和資產結構,改變居民個人資產過分集中于銀行儲蓄的被動的投資環境,對居民增收和調整貨幣彈性,最終使國家貨幣政策產生預期功效,也使民眾生活更加寬裕和富足。

          對比論證范文第3篇

          關鍵詞:比較優勢理論;貿易保護理論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0-0092-02

          一、現階段國際貿易理論的爭論點

          現階段國際貿易理論的各個學派的爭論點在于如何進行國際分工、國際貿易才能使一個國家的利益最大化,現階段的國際貿易理論已經不局限于經濟利益,可能還包括政治利益,生態環境利益等。

          二、對比較優勢理論質疑的回應

          李斯特提出了貿易保護理論和保護幼稚工業理論,他認為,有了生產力的發展就有了財富,向別的國家購買廉價的商品,表面上看起來是要合算一些,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本國工業的生產力就不能獲得發展,本國將處于落后和從屬于外國的地位。如果本國采取保護關稅的政策,起初會使工業品的價格提高,但經過一定時期,生產力發展了,商品生產費用就會降下來,商品價格甚至會跌落到國外進口商品的價格以下。

          那么是否意味著一個國家應當拋棄其現有的比較優勢,去追逐整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更新換代,以滿足長遠的發展之需呢?

          梵蒂岡與瑞士,我們都知道梵蒂岡是傳統的旅游業國家,它的國民收入主要來自于國內外投資和不動產出租、旅游、郵票、特別財產款項的銀行利息、宗教銀行盈利、教民的捐贈。宗教事務銀行盈利占2/5,捐贈占2/5,其他占1/5。梵蒂岡是沒有工業和農業的,假想一下如果梵蒂岡拋棄其比較優勢天主教而去發展工業,或是力圖建立完善的產業結構體系,他會成功么?瑞士是永久中立國,依托其中立國的地位,不但避免了戰火的侵擾,而且為其贏得了良好的信譽,所以銀行業十分發達,幾乎成了各國政府和個人的避難港灣,設想一下如果瑞士放棄中立國的地位,加入歐盟,參與到世界維和的行列中來,這將會對銀行業造成多么大的打擊,進而對其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形成沖擊。

          而李斯特提出貿易保護理論時,德意志地區當時雖然是以農業為主,但其理學、數學、哲學、教育水平相對于非西歐國家甚至一些西歐強國來說都有絕對優勢,另一方面德意志地區有許多露天、淺層煤礦,德意志地區是煤炭儲存量最大的地區高達2300億噸,可開采的煤礦240億噸,鐵礦也較豐富。德意志有較強的民族凝聚力,那時正處于德意志統一的前夜,李斯特發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是1841年,普魯士統一德意志是1871年,并且1834年由38個德意志邦聯的邦國組成了關稅同盟。所以德意志地區具有發展工業的比較優勢潛力,正是當這種比較優勢潛力轉化為有形的比較優勢后,工業可以取代農業成為新的比較優勢,重新參與國際分工。所以當貿易保護漸漸放開后,德國與世界展開國際貿易依然遵循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這種一個國家參與國際貿易中應當生產自己有比較優勢產品的規律并沒有被打破。

          有人提出中東應當注重產業結構的更新換代,以防止國民經濟過度依靠石油。然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中東國家是否具有產業結構全面發展的潛力。首先,中東國家除石油外的礦產資源不夠豐富,國土面積中可利用的面積小,人民受傳統伊斯蘭教教義的影響對從事一些行業有制約。其次,石油資源具有特殊性,不同于農業,帶有很強的時代特征。假設中東的產油國集體把石油作為戰略儲備物資,集體大規模長期減少石油供應量,而向世界轉為出口其他產品,這必將促進可替代的新能源的開發速度,和其他地區石油的探測開采,迫使世界采用新能源或轉移進口渠道,之后如果中東再改為以出口石油為主,石油作為中東的比較優勢將大大減弱。對他們的經濟損失這無疑是巨大的,所以中東發展石油化工等圍繞石油核心產業的政策是正確的。任何想要擺脫石油的束縛而另辟蹊徑的做法可能會由于制約過多而失敗。

          那么對于中東和北非地區應當如何發展才是最有利的呢,首先應當堅持石油產業的核心地位不動搖,注重民眾福利和貧富差距問題(有人指責貧富差距是單一的石油產業結構造成的,這完全是沒有依據的,在許多產業結構多樣化的國家,貧富差距也很大),注重國際政治關系,防止極端宗教民族主義的盛行。合理適當地利用石油產量上的寬緊政策作為政治砝碼,因為李斯特的貿易保護理論不過是從兩個角度出發的,一個是經濟因素,希望通過產業結構的更新換代可以帶動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從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個是政治因素,希望建立完善的工業體系來增加國防能力,減少對外國的依賴度,增加本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對于一個發展其他產業條件不足的中東石油輸出國,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福利很高,且可以用多余的資本去購買先進武器設備保證國家安全,并且利用石油資源作為有效的國際砝碼。一個石油輸出國完全可以像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強國一樣健康發展,他的經濟是沒有問題的。

          當資源枯竭時,其國民收入已經很高,這個過程只不過是將石油資源變成人們手中資本的過程,并不會因為石油的枯竭而變得一貧如洗。若這些國家放棄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人為地強制產業結構更新換代,可能帶來和預期相反的結果,反而使經濟駛入不健康的方向。

          三、重新審視比較優勢理論

          一個國家的某項產品是否具有比較優勢,不應當簡單地看其產品的相對成本和對國際市場的占有率,還應當看他的比較優勢產品是否具有“需求剛性”,和要素所有者可以從該項產品中的收益率的高低,以及比較優勢構成結構是否合理,如果一項產品同時具有以上三點,則可以被稱為具有真實比較優勢,否則將被稱為具有表面比較優勢。

          比如,拿中國現階段比較有優勢的服裝紡織行業來說,比較優勢來源于較低勞動力成本,如果它的成本優勢是建立在低勞動力成本的基礎上,只具有這樣優勢不能夠被稱為有真實比較優勢,因為現階段中國的服裝還會被歐美市場指責傾銷,然而一旦中國的產品價格有所上升,可能馬上會激發同類競爭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搶占這一市場,由于中國的產品容易被仿制替代,可能會導致原先的市場霸主地位瞬間瓦解,這就陷入了一種表面的市場壟斷者的尷尬地位,我們不妨稱其為“傾銷陷阱”。事實也正如此,現在隨著我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我國紡織業大國的地位已經動搖,大量的紡織企業已經入駐東南亞。正是因為中國(紡織業、鞋業)、馬來西亞(生產橡膠)是以較低的勞動力價格使其成為該國的比較優勢產品的,且容易被模仿替代,這種表面的比較優勢并非真實,所以這些國家必須進行產業結構的更新換代,以找到自身真實的比較優勢,重新參與國際貿易,而石油的生產并非是以低勞動力價格為代價的,且短期內不易被替代,所以這種比較優勢是真實的,中東和北非國家應該堅持。生產一種產品銷量有保證,且能使生產者獲得較大的經濟利潤,為什么要改換生產其他的產品呢?這本身已經達到了發展經濟的目的。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保護貿易政策要想成功,必須確保它所保護的對象,將來能夠具有競爭力,成為比較優勢。

          四、結語

          設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為b,b越大則表示一個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越大,把一切有利于生產這種產品的因素稱為潛在比較優勢,用p表示,則p與b成正比,用h表示利潤分配中用來支付給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勞動力的部分,h與b也成正比,因為國際競爭中具有相同競爭力的兩個產品,如果其利潤是主要用于擴大再生產的購買技術設備和研發,而并非主要用于分配給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勞動者,說明其正處于一種追趕積累階段,于主要用于把利潤分配給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勞動者的企業來說,其產品的比較優勢較小。

          給出公式,b=f(h,p)

          當我們討論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的大小時,應當考慮它是否具有潛在比較優勢,即一定時期內與其他國家雖然有差距,但本國具有在一定時期后使得本國產品具有競爭力的潛力,另一方面是要考慮本國產品具有競爭力后,依靠這一產業生存的人是否具有較大的利潤空間,雖然有時一國的某一產業很具有競爭力,但如果利潤空間較小,長期的競爭力只會破壞他國的有序市場,也無法使本國居民依靠這一產業富足起來。

          在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對于那些有勞動力價格優勢,而并非是擁有品牌、款式、技術優勢的國家,顯然其h要小一些,正是因為國際市場看重其較小的h,才將產業轉移到這些國家,所以這些國家具備的b實際是等于或只是略高于擁有品牌、款式、技術優勢的國家,所以其比較優勢是表面的而非真實的,用圖形表示是這樣的

          當h越小,其b也越小,當h趨于0,b趨于0,我們把h點趨于0即a點以西的區域稱為“傾銷陷阱”,因為這個區域的國際比較優勢完全是建立在勞動力成本很小的基礎上,此時b勉強大于等于0,但當h哪怕略有一點點提高都會迫使b=f(h,p)的圖像向右平移到b’=f’(h,p),此時對于a’以西的區域b’

          所有的國家在強調產業結構多元化,強調自主創新,強調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都應當在這一過程中尋找自身的潛在比較優勢,如果不具備這樣的優勢,其結果可能只是照貓畫虎,永遠無法形成產品的核心競爭力。

          參考文獻:

          對比論證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是我國“十一·五規劃”中明確的重點工作,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順應

          自改革開放以來,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自己跟自己比,成績非常顯著,但是橫向比較,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差距卻是越拉越大了,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經濟發展方面,還體現在 社會 發展等各個方面。目前,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格局已經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 行政 割裂和政績考核的不科學、以及財稅體制的弊病,還會面臨很多的矛盾和問題。東、中、西部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機制亟待建立,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建設還任重而道遠。我國“十一·五規劃”中曾明確指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是重點工作,如何扭轉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如何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我們面臨的一大課題。

          筆者希望從貨幣政策的角度入手,探討一下區域經濟差異的現狀和產生的原因。

          一、統一的貨幣政策對不同發展水平的區域經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與貨幣政策最為相關,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與貨幣政策最不相關。

          改革開放以前,受前蘇聯發展思路的影響,我國主要走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的道路。在全國“小而全、大而全”的 指導 思想下,尤其在“三線”建設時期,國家在中西部地區進行了很多 工業 和基礎設施建設,使東中西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有一定的縮小。

          改革開放后,1984年

          二、貨幣機制傳導主體發展的不平衡拉大了區域 經濟 發展的差異性:東部地區 金融 機構 較多,金融業務量大,其傳導貨幣政策的作用發揮得較充分。相對來說,中西部地區 金融發展 水平相對較低,存在一定的貨幣傳導主體缺失,對貨幣政策的傳導作用也較差,對貨幣政策變化的反應也相對不敏感。

          金融機構發展的不平衡,使得貨幣傳導主體的缺位程度也不一樣。

          (一)從金融機構數量來看,除了國有金融機構按省區設立分支行外,新興的商業 銀行 和外資銀行多集中于東部地區。

          東部城市商業銀行機構數分別都是中部和西部的2倍多;東部外資銀行代表處數分別是中部和西部的80倍和29倍,而外資 保險 機構幾乎全部在東部;光大銀行、民生銀行、廣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中信實業銀行、興業銀行、浦東發展銀行等新興銀行基本都只在東部沿海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全國惟一的兩家 證券 交易所分別在東部的上海和深圳,中西部地區還沒有形成區域性的資本 市場 。從近年發展趨勢來看,國有商業銀行從資金盈利和安全性出發,略增東部地區的機構數,而紛紛精簡中西部地區機構數。2002-2004年央行減少機構數43個,

          在這方面,美國早在1935年就進行了嘗試。美聯儲在紐約、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實行了較高的活期存款準備金率為26%;而在其他16個城市較大的儲備城市 銀行 實行的準備金率最高只為20%;在其余不發達地區如阿肯色、俄克拉荷馬、得克薩斯等鄉村銀行實行的準備金率更低,其限額為14%。這一措施有利地促進了美國落后地區的開發,取得很好的 經濟 效果。自1945年以來,美國法定準備金屢有變動,但依據不同地區銀行設置不同準備金率這一原則依然如故。

          對比論證范文第5篇

          我國屬于新興市場國家,受國際環境的影響,我國經濟也承受著通貨膨脹和貨幣升值的壓力,針對國內外經濟環境,我國政府逐步收緊貨幣政策,2010年10月以來央行連續三次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累計升息幅度達0.75%;2010年以來,我國已連續9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而2011年3月25日上調該指標的舉措,預計大約凍結銀行資金3600億元,大型商業銀行準備金率也達到了20%的歷史高位。國內外貨幣金融政策變化對我國勞工利益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通貨膨脹加劇,使勞工利益受損

          美聯儲執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我國面臨很大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極大地影響我國治理通貨膨脹措施的效果。根據我國統計局的數據,我國的CPI指數長期居高不下,我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已經連續16個月保持增長態勢。我國為了應對通貨膨脹采取了緊縮型的貨幣政策,緊縮型的貨幣政策本質上是以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為代價的,但是這種緊縮型的貨幣政策由于受到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實施的效果大打折扣,使得我國的通貨膨脹難以得到有效的控制。通貨膨脹的加劇,會導致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下降,人民生活成本增加,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就業狀況更加嚴峻。

          (二)人民幣升值,使勞工利益出現行業分化

          美國等國家寬松的貨幣政策使人民升值,人民幣匯率升值使勞工利益出現行業分化。2010年6月19日我國人民銀行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升值態勢不減,人民幣升值使得人民幣在國外的購買力增強,使用人民幣在國外購買商品的企業和個人獲得了好處。同時,這使得我國出口面臨巨大的壓力,出口企業和職工收入受損,許多出口企業停產或者倒閉,失業職工的人數增加。總體來看,據有關資料,出口的受損程度要大于進口的受益程度,職工失業人數的增加要大于就業人數的增加。

          (三)國際游資涌入使勞工利益受損的風險加大

          我國實施了緊縮的貨幣政策,在全球經濟走勢不明的環境下,投資中國顯然能夠對國際游資帶來匯率上升、相對高利率的附加收益,而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中的出色表現也為國際游資提供了絕佳的“避風港”。雖然我國仍然實施著較為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外資不能隨意地出入我國,但是通過多種變通方式,實際上大量的外資已經“潛伏”入境。涌入國內的國際資金,所到之處會產生資產泡沫的風險,例如:近年來我國由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引領的全國范圍內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態勢和國際游資有關。這些游資就像定時炸彈,在不斷加劇我國房地產和資本市場泡沫的同時,隨時可能由于國際時局的變化而引爆我國資本泡沫,導致巨大的潛在風險。一旦風險爆發,會導致這些行業的職工利益受損,甚至會產生連鎖反應。當前,受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的影響,我國的貨幣金融政策也開始出現放松的態勢,國際游資出逃的可能性加大,一旦這些資金在短期內大規模流出,將會使我國勞動利益受到重大損失。

          (四)我國失業率居高不下

          2005—2007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從4.2%下降到4%,但是從2007—2010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從4%上升到4.3%由于口徑的不同,城鎮實際失業率大大高于登記失業率,有些機構稱我國的實際失業率在10%左右。例如:中國社科院的《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稱,我國的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加大,實際失業率可能接近10%。我國的失業率這么高與貨幣金融政策有著重要的關系,高利率會導致企業成本增加,很多民營企業倒閉,高通貨膨脹率對居民財富又是一種掠奪。當前,我國正面臨著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隱性失業顯性化、高校畢業生帶來的就業壓力不斷增加的危機。

          二、關于貨幣金融政策保障勞工利益的建議

          貨幣金融政策的制定應該考慮普通勞動者的利益。當前貨幣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們往往是以促進經濟增長為第一目標,對于勞工利益的考慮較少或根本不予考慮,而勞工利益受到損害往往會妨礙貨幣金融政策的效果。貨幣金融政策的制定必須要考慮保障廣大勞動者的利益,這樣才有利于達到政策目標。具體的政策建議主要有:

          (一)貨幣金融政策要以保障勞工利益為重要目標

          不能單純以GDP的增長作為貨幣金融政策制定和經濟發展的依據,同時還需要以勞工利益的保障作為貨幣金融政策制定的重要考慮因素。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不能簡單的以為經濟增長就會帶動就業的增長,還要看到社會的深層次的問題,如果勞動者的利益保證不了、勞資關系處理不好的話,就會引發社會矛盾,這樣反而會抑制經濟的增長。我們只有努力平衡經濟增長和勞工利益的關系,才能獲得經濟的持續穩定的增長。

          (二)加強貨幣金融政策的協調性

          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今天,很難有國家脫離其他國家而獨立發展,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新興市場國家之間應該加強溝通和合作,采取“以鄰為壑”的政策最終也會傷及自身的利益。我國要加強與國際組織的協調性,國際組織之間也要加強協調性,如:IMF、世界貿易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多邊機構要加強國際協調。當前IMF被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操縱,其金融救助的規則反映的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意志,而不能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從而制約了國際金融機構全球協調作用的發揮。我國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要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要加強國際協作,及時掌握信息,預防國際貨幣金融政策對我國的不利影響。

          (三)貨幣金融政策要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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