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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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實驗范文第1篇

關鍵詞： “霍桑實驗” 高校非正式組織 合理利用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梅奧等人進行的“霍桑實驗”了從泰勒以來，把人單純地看做“經濟人”的假設，開始重視人、研究人的行為。實驗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證明了：“在現代社會的復雜因素影響下，在各類正式群體中，非正式群體的自發產生是不可避免的。”[1]對此，梅奧教授概括為：工廠車間內除了存在按照公司制定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群體外，還存在另一種形式的非正式組織。這種組織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有序協作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即使在下班后，也能經常聚集在一起組織各類活動，無形中自然形成了一個特定的積極的非正式組織。組織內部有它特殊的情感和傾向，在某種程度上左右著其成員的行為，并對正式組織的工作和生產效率的提高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簡而言之，“霍桑實驗”表明：在官方組織的正式群體之外還存在著一個較為龐大的非正式組織，成員之間因有共同的愛好、志向、經歷等因素而聚集在一起，組織自身在運行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員都相互遵從的無條文規范。因此，企業管理者在日常的生產活動中必須重視非正式群體的存在及其重要的作用。

梅奧教授認為非正式組織廣泛存在于工廠與企業內，其實不僅如此，只要有群體的存在，非正式組織就有存在的可能性。當代我國高校內部就存在著大量的非正式組織。所謂高校“非正式組織”是指“處于學校、院系、黨團組織、學生會等各類正式團體之外的，鑒于大學生們共同的愛好、興趣、志向、特長及其他共同因素，在感情與友誼的維系下自發形成的小群體”。[2]高校內的非正式組織有其存在的客觀必然性，它的意義不僅在于滿足了學生心靈的需求，更在無形中適應了現代大學文化多元性的要求。因此，這需要高校管理者積極接受這一特殊群體，并加以正確引導、有效管理。

一、高校非正式組織的特點

非正式組織不同于正式組織，它的形成跟大學生的性格特點、心理狀態、生活經歷等相關個人因素有關，它的管理者并非學校的領導者，而是組織內部自發涌現的“核心人物”，負責其所在的非正式組織的日常事務。因此，高校非正式組織根據其形成、發展及運行過程，可以概括為以下特點：

（一）形成的自發性。

高校非正式組織是以相近的心理特征為前提條件，在平等自愿、相互交往的基礎上形成的。這是由于大學是一個較為開放、自由的場所，大學生的主動性更加強烈，為了追求共同的興趣愛好，找尋自己的價值定位，積極地尋求可以歸屬的組織。此外，“新時期的各種思潮對大學生的思想沖擊很大，使大學生非正式組織的自發性表現得更為突出”。[3]

（二）共同目標支撐的凝聚性。

高校內的每一個非正式組織都有其共同的目標或者理念支撐。例如，高校內的讀書者協會，協會里的成員都愛好讀書，交流讀書心得、分享最新的好書等是他們共同的追求。他們之間的交流、有序合作已經上升為非條文的默契，沒有外在約束的心理認同感讓非正式組織內部的凝聚力更加強烈。

（三）“核心人物”組織的有序性。

高校非正式組織中的“核心人物”在團體中起著重要的組織、指導的作用。每個非正式組織往往有多名“核心人物”，他們各有特長，在學校的知名度比較高，具有一定的號召力與影響力。他們的特殊地位與組織本身類似，同樣具有自發性，是在同組織成員的相互交往和共同活動中自發形成的，當然這也與他們自身的能力與威信密不可分。高校非正式組織的有序發展離不開“核心人物”的領導作用，他們對組織具有非常大的貢獻[4]。

（四）迎合多元化社會的時代性。

當今社會文化紛繁復雜、人們的精神生活比以前更加豐富多彩，多元化的社會因素也滲入大學校園。當代大學生不再是墨守成規的“書呆子”，更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的老學者形象。而是充滿活力、喜歡標新立異，密切關注社會現實的新青年。比如街舞社團、行為藝術協會、愛心協會、大學生創業組織等都是他們在自發組織的非正式團體。無論是在組織方式，還是活動過程中，都體現了新時代大學生張揚的個性與貼近生活的時代性。

（五）面向全體大學生的開放性。

民主、自由、開放是高校各類非正式組織共同理念追求。組織內的成員面向大學校園里的每一名大學生，只要你愿意加入，并且遵守其無條文的規則，擁護自己的團體組織就可以成為成員之一。總之，高校內的非正式組織向所有的在校大學生敞開大門，成員自己策劃活動，自主管理組織內一切事物，從學生的要求出發，并為學生的學習與生活服務。

二、高校非正式組織的作用

“非正式組織對高校的影響具有雙重性，它既可能淡化高校內正式組織結構關系，影響高校教育目標的實現，又可能增進群體成員心理與情感的滿足，增強組織信息的溝通與反饋，彌補高校正式組織存在功能的不足”[5]。其主要原因在于高校的非正式組織按其對高校教育活動所產生的作用性質主要可以劃分為：積極型、中間型、消極型。積極型的非正式群體與正式組織目標靠近，對學校的教學活動及學生的學習生活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中間型的非正式組織對學生的學習與生活沒有產生明顯的積極或者消極的影響，如老鄉會。消極型的非正式群體是指違背學校的法規政策，與正式群體的目標相背離的組織。它的存在對學校及學生有不利的影響，有的甚至觸犯法律，威脅到社會的安定。正因如此，關于高校的非正式組織的作用可以概括為積極作用與消極作用。

（一）積極作用。

1.情感上的自我滿足。高校非正式組織成員因為各自共同的興趣愛好等因素聚集在一起。在群體中，成員產生歸屬感，主體性得到充分體現，與其他成員在相互交流、協作中找到自己的價值定位與目標追求，滿足“愛”與“被愛”的情感需求，消除自己離家獨立生活的孤獨感。

2.生活上的自主提升。大學生作為獨立的社會人，必須通過與他人的交流合作才能真正實現蛻變。社會化的過程需要借助高校非正式組織這一媒介，幫助其更快地實現。“在一定程度上，高校非正式群體可以使其成員在交往中看到其他成員的能力水平、性格品質，又可以了解到他人對自己的真實評價”[6]。通過這種方式，組織成員的每一個個體都可以增強對自己的認識，發現自身的優缺點，從而及時地進行自我反思，不斷地完善自己。

3.學習上的互動交流。一直歸屬于某一班級或者某一系（院）的學生個體，無疑局限了其學習范圍。廣泛的知識、全局的視野不僅需要博覽群書，還需要與其他方面的專才討論交流。高校的非正式組織里有著來自不同專業、不同學院甚至是不同學校的學生，這為他們之間的學習交流活動提供了有利條件。通過接觸不同專業類型的學生，擴展自己的知識面，真正實現自主學習。

4.組織上的相互補充。高校的正式組織由于受到學校的統一規劃與管理，在靈活性、自主性方面較差。而非正式組織由于自發形成性的特征，在很多方面會優于正式組織。例如，當大學生在正式組織中不能滿足某項活動的需求時，可以借助非正式組織的力量組織各種展現新時代大學生風貌的活動。高校非正式組織就是為了適應當代大學生的特點及大學生活的多樣性而產生的，它可以彌補正式組織的不足，并與其相互配合，為學生服務、活躍大學校園文化。

5.信息上的溝通傳播。“在一個社會組織的內部，正式的意見溝通總是有限的，許多意見和觀點反而是通過各種非正式的渠道進行傳遞的，即所謂的‘小道消息’”[7]。高校非正式組織在與組織成員、其他外部組織，以及高校非本組織成員的交往中逐漸形成一個“非正式溝通傳播渠道”。這種特殊的渠道在溝通上具有靈活性、自由性，滿足學生廣發言論，自由表達的需求。此外，它的信息傳播速度快，涵蓋面廣，尤其活躍校園的信息文化。因此，高校的教育者可以有效地利用這種溝通與傳播方式來傳達消息及宣傳積極的教育思想，將其與正式的信息溝通方式相結合，彌補非正式溝通方式的不足，形成便捷的溝通系統，傳達準確的校園信息。

（二）消極作用。

1.自我團體意識強烈，可能會與正式組織的目標相違背。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非正式組織的成員明確自己歸屬于某一組織，進而對其他組織產生抗拒心理，將自己封閉在單一的生活圈中。當其在本組織之外受到批評或者是因自己的過錯受到懲罰時，他就會退回所歸屬的非正式群體，尋求其他成員的安慰與關心，這愈發加劇對外界的不信任與恨意，不利于其健康成長。其次，高校非正式群體由于缺乏明文規定的約束與法則，因此有些組織呈現散漫性的特征，有時會與正式組織的目標相違背，拉幫結派，暗地操作一些校內評定活動甚至打架斗毆，對學校內的安定造成很大的威脅，不利于學生的身心發展。

2.散布輿論，易成為不良思想的傳播工具。高校的非正式組織會根據自己團體利益的好壞或者個人主觀意識的好惡傳播一些小道消息和謠言，這些不真實的信息容易影響之后正式渠道傳達的信息的有效性，學生先入為主，易對真實的消息產生抗拒心理。此外，那些具有破壞性性質的非正式群體，會在高校內傳播一些不良的思想內容與價值觀念，大學生受外界的影響較大，這容易導致他們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偏移，也對高校的教學活動及學術風氣造成惡劣的影響。

三、正確認識與合理利用高校非正式組織

高校內既然存在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行政力量的正式組織，必然就會有大學生自主管理的非正式組織。對此，高校的領導者不僅必須在思想上接受這類組織團體，還要在行動上予以支持與引導。因為高校的非正式組織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并且合理利用會對高校的學生工作產生積極的影響，更有利于建設生動活潑、充滿青春與朝氣的和諧校園。因此，筆者對合理利用高校非正式組織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由于沒有特定的具體規范對高校非正式組織的成員進行約束，其成員完全靠自覺性維護組織的正常運行，因此，加強對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顯得十分重要。通過此類思想教育，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思想觀念，提高學生明辨是非的能力，抵制校園內可能存在的歪風邪氣。此外，還要增強正式組織的吸引力與凝聚力，讓正式組織成為思想教育的一個重要載體，發揮對非正式組織的引導作用。

（二）區別對待高校非正式組織，因勢利導。

不同類型的非正式組織會對學生及學校產生不同的作用，前面已經分析了高校非正式組織大致分為積極型、中間型、消極型，針對這三種不同類型的非正式組織，高校管理者應給予不同的領導方式。對于積極型的非正式組織要加以保護，促進其不斷地壯大，與正式組織相互配合，形成合力。還要經常關注他們的需要，對于他們組織的有意義的活動給以支持與宣傳，幫助他們克服組織在發展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對于中間型的非正式組織，要積極地加以引導，他們的行為暫時沒有危害性的偏向，但是如果高校領導者不及時加以引導，在遇到不良思想或者是破壞性非正式組織的影響時，他們就有可能轉化為消極的非正式組織，與正式組織相背而馳。因此，要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對他們加以指導，幫助其向正式組織的目標靠攏，成為積極的非正式組織。最后，對于消極的非正式組織要堅決扼制，不能任其發展。首先要對其進行正面教育，糾正其偏激之處。只要對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導之以行，耐心教育，就是可以促使其向積極型非正式組織轉換的。對不服從教育管理、轉化難度大的非正式組織應當采取強制性的措施，予以解體[8]。

（三）注重對“核心人物”的引導與教育。

每一個非正式組織中都有幾個關鍵性的起領導作用的“核心人物”，他們的能力較強，通過各自分工管理好組織內部的大小事務。“核心人物”的言行舉止及他們的某些思想觀念會對整個組織及成員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高校工作者應該經常與學校內的非正式組織中的“核心人物”保持聯系與交流，取得他們的信任，跟他們成為朋友，以便了解更多有關他們的信息，把握他們的組織動態及組織的理念追求。此外，還要加強對“核心人物”的思想教育，促使其成為有品格、有素養的大學生，避免其被不良的思想觀念“侵蝕”。并且利用“核心人物”的權威性與號召力，形成群體內良好的精神風貌，進而提高非正式組織內成員的整體素質，協助正式組織為實現高校的教育目標而不斷奮進，為構建和諧的校園增光添彩。

（四）非正式組織與正式組織相互配合。

高校正式組織在學校工作中占據主導地位，具有明確的規范與條文約束學生的行為，為高校教學、學生的學習生活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它的地位與作用不可小覷。但是，大學是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的地方，這里的每個學生都有不同的性格特點及愛好特長。為了讓每一個大學生都能在這個舞臺上展現自我風采、實現自我價值，非正式組織的出現并不斷發展是必然的。它為大學生的一系列“實現”提供了可能性。在這里，組織成員不僅找到了感情寄托，而且能力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是，在同其他成員的交往中，可以看到自己的性格、能力、缺陷，并以優秀的榜樣為“鏡”，照見自己的同時，也能不斷地“整理”自己，最終實現自我完善。因此，在高校的學生管理中要將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有效地結合起來，充分利用非正式組織在協調人際關系、聯系情感、自我提升、心理慰藉、相互協作等方面的積極作用[9]。

“霍桑實驗”實驗在80多年前早已經向我們證實了非正式群體存在的重要性，當今高校建設中更要認識到這一點，高校非正式組織是不可或缺的。承認它的存在，合理引導它的發展，不僅有利于豐富高校學生的大學生活、充實他們的心靈，而且會為高校注入新鮮的血液，幫助實現高校教學目標、活躍校園文化，最終實現構建和諧大學校園的目標。

參考文獻：

[1]理查德·L·達特.組織理論與設計[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3.

[2]楊連俊.對高校非正式組織的正確認識與合理利用[J].高教高職研究，2011（43）：198-200.

[3]張明艷.高校大學生非正式組織的發展趨勢及其引導對策[J].科技創新報，2010（5）：245.

[4][8]曹國杰.高校學生非正式組織探析的功能研究[J].學校黨建與思想工作，2010：55-57.

[5][7]許平.關于高校非正式群體的研究[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8（4）：68-71.

霍桑實驗范文第2篇

關鍵詞：語言修辭 《紅字》 寫作特征

《紅字》是美國小說家納撒尼爾·霍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這部小說內容深刻，構思新穎，手法獨特，標志著美國長篇小說在創作上的一個重大突破，被認為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浪漫主義作品，更是被譽為美國第一部象征主義小說，并因此為作者贏得了一代象征主義大師的稱號。與此同時，該書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視，解讀《紅字》具有多義性和模糊性，之后在“新批評”的影響下，重點轉向了對小說結構的分析，現代研究則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向，霍桑傳記、超驗主義影響、美丑善惡與是非真偽、紅“A”象征意義的闡釋、女性的解放、自然人與社會人、宗教與圣經的溯源等問題都做出了討論，而在語言風格、創作技巧方面研究雖有涉及但不夠細膩和廣泛，并且常常局限在《紅字》的象征意向以及對之后波德萊爾、現代派象征主義的影響等方面。因此筆者從語言修辭的視角出發，力求細致全面地對《紅字》的寫作特征進行分析，從而讓讀者對這一作品有更深刻、更全面的把握，這便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一、修辭的概念

人們運用語言傳播信息、交流思想時，總是充分利用語音、詞匯、語法等要素，力求把信息內容、思想感情表達得更好些，修辭在這個過程當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人們知識儲備的豐富和視野的擴大，語言學研究者們對修辭有了越來越深入的認識，對其定義的闡釋更加科學合理。“修”即修飾，“辭”即言辭，修辭就是對言辭的修飾、潤色和美化，也就是充分調動各種語言手段和表達方式來提高語言的表達效果。早期對于修辭的這種看法很容易把修辭局限于運用修辭格使語言表達形象生動的范圍之內，特別容易把修辭的研究局限于書面語，尤其是文學作品的語言之中。事實上，非文學作品的書面語甚至是口頭交際語言中，也包含著大量修辭上的運用。因此，一些研究者擴大了對修辭概念的理解，如陳望道、劉煥輝等學者將修辭看成是語言的調整、選擇和組合，進一步接近了修辭的本質。近些年來，諸如宗廷虎、李軍等學者認為修辭包括表達和接受兩個方面，修辭學既要研究表達，也要研究接受、領會，提倡將表達修辭和接受修辭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從兩個方面給修辭下定義，指出修辭是言語交際參與者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下，確切地組建和正確地理解話語，以達到理想交際效果的活動。明確了修辭的概念，就能更好地從語言文字視角下對霍桑的《紅字》進行解讀。

二、霍桑《紅字》概述

小說《紅字》講述了女主人公海絲特·白蘭跟丈夫從英國移居到當時尚屬英殖民地的美國波士頓，中途丈夫被印第安人俘虜。海絲特只身到美國后，迫于生活，被一青年牧師誘騙懷孕，被迫站在示眾臺上受審，并終身佩帶象征恥辱的紅色A字。海絲特寧愿一人受辱，誓死也不招供出那個男人的名字。為了女兒珠兒，在屈辱的處境中，海絲特孤苦頑強地生活著，全仗刺繡為生。海絲特這種忍辱負重、代人受過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使讓她懷孕的青年牧師丁梅斯代爾大為感動和大受刺激，不久他便心力交瘁地病倒了。而一直在暗中偵察底細的海絲特的丈夫羅杰·奇林渥斯醫生，也基本了解到了實情，并欲置丁梅斯代爾于死地。最終，丁梅斯代爾攜海絲特和珠兒走上示眾臺，當眾宣布了自己誘騙海絲特的事實，并死在海絲特的懷抱中。海絲特帶著珠兒遠走他方，在珠兒長大成人、安家立業后，才又一人再回到波士頓，仍帶著那個紅色的A字，用自己的“崇高的道德和助人精神”，把恥辱的紅字變成了道德與光榮的象征，直到老死。

三、語言修辭視角下霍桑《紅字》的寫作特征

（一）語境的限制。修辭是運用語言增強效果的活動。任何修辭活動都要依據具體的環境去運用語言表達手段恰切組建話語和透過語言表達手段正確理解話語，才能達到預期的交際目的和效果。修辭寓于語言的具體運用之中，語境對修辭有著一定的選擇作用與限制作用。

《紅字》不僅能夠緊扣特定的語言環境來制定個人的語言風格和特點，使人物語言不光與其身份地位、內心思想等主觀語境相符，而且還充分反映了特定的歷史背景、說話對象等客觀語境因素。在第二章市場中，描寫那些擠在人群中，等待看海絲特·白蘭被宣判的好戲的幾個婦女時，她們的語言與自身的行為、素養高度一致，她們一個個粗魯彪悍，嗓門極大，說起話來必定也是直截了當、粗聲粗氣的，比如一位婦人開口閉口就是“娘兒們”，她們把白蘭稱作是“破鞋”“”，認為她傷風敗俗，當白蘭走出監獄佩戴的紅字像修飾一般讓她光彩照人時，婦女們卻說“還有哪個女人，會像這個不要臉的想到用這來露一手！”而那個紅字，“她縫得那么稀奇古怪的紅字，我倒愿意給她一塊我自己患風濕時裹關節的法蘭絨破布，那樣做起來才更合適。”這與白蘭出場時，盡管胸前戴著象征著恥辱的紅字A，卻優雅如貴婦人一般的言行形成鮮明的對照，人物形象的描寫和語言的修飾很好地融合在主觀化的語境中。與此同時，《紅字》的語言描述還充分反映了當時客觀的語境因素。綜合考慮小說中人物所處的地點、場合以及他們說話的聽者等動態因素，選擇最具符合語境要求、最具有說服力的語言形式以達到描寫的最佳效果。

（二）象征手法的充分運用。小說《紅字》中象征手法的運用豐富而獨到，對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環境的描寫和紅字A內涵的闡釋時，都運用了象征的手法。

在人物刻畫上，象征手法運用得極為突出，四個主角分別象征著不同的使命，珠兒在小說中的象征意象尤為典型。珠兒既象征“罪惡”的產物又象征愛情的結晶。珠兒和紅字關系的日益密切，紅字被不斷賦予新的象征意義。“孩子是另一種形式的紅字，是被賦予了生命的紅字！”與紅字相比，珠兒帶給了白蘭更大的懲罰。然而，從另外一方面來說，也是珠兒使白蘭勇于認罰從而得到拯救。對丁梅斯代爾來說，珠兒同樣具有象征意義，她的存在讓后者因為良知的譴責而時時顫抖，當丁梅斯代爾在白天公開承認自己和她們的關系后，珠兒身上的象征意象任務也順利完成。此外，在小說中我們能夠經常感受到自然與社會彼此交融的場面。霍桑采用象征的手法賦予動物、植物以及普通物體人的思想和感受，借它們的反應和行為象征人類的內心世界。監獄、野花、小草、大海、刑臺、太陽、茅屋、刺繡等不勝枚舉，例如，監獄是文明社會里的一株黑花，象征了社會的陰暗面和丑惡之處，而門限處的那叢野玫瑰則“能夠象征道德之花的馥郁，讀者在讀完故事陰森凄慘的結局后，仍可以得到一些慰藉。”公開表明小說中的環境帶有豐富的象征意義。紅色字母A首次出現時是通奸罪的代名詞，是恥辱與罪惡的象征。經過故事的發展演變，女主人公的善良、隱忍和對愛情的堅貞逐漸得到人們的原諒，紅字成為能力的象征與美德的標志。在小說尾聲部分，一座新墳的碑石上面刻著：“一片墨黑的土地，一個血紅的A字。”A成為這塊土地上每一個人的一部分，并且預示著美好未來的曙光。象征的手法賦予了紅字A豐富的內涵和多義性。

（三）對比與反襯的貫穿。與四位主要人物相比，《紅字》中的其他人物應該是一種陪襯，用以強化故事的背景和彰顯人物的反差。貝靈漢總督和約翰·威爾遜牧師分別代表著那個時代和那個社會的世俗和宗教權勢，他們或嚴厲或仁慈、或奢侈或簡樸、或以權取威或德高望重，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自以為是和妄自尊大，以凡人的軀體冒用上帝的名義，對同種同類濫施懲罰，這與海絲特的低賤和丁梅斯代爾的自卑構成強烈對比。至于城鎮當中廣大的清教徒，特別是那幾位自封為法官的婦女，他們起初尖酸刻薄的評論，甚囂塵上的叫罵，以及隨后殘酷無情的嘲諷、白眼、拒斥、虐待，不過只是印證了他們的愚昧、狂妄、褊狹、虛偽。他們崇拜丁梅斯代爾之流的高尚，殊不知他們是偽善的化身；他們蔑視海絲特之類的墮落，忘記了清教的闡釋，他們自己也是以贖罪之人的身份來到這個世界；他們在信仰上反對浮靡的生活和自負的情結，卻常常喜歡炫耀榮華富貴，愛慕虛名實利，舞弄人世間的權杖，僭越天庭里諸神的位置。直到最后，只是在罪人丁梅斯代爾和海絲特的感召之下，他們才開始自我反省，漸漸培育起人類相互理解、同情和共鳴之心，從而在自己與他人的苦難中獲益。這些人物對主人公的反襯，以及人們對白蘭的看法從墮落、、為人所不齒到美德表現出的對比，還有人物自身行為的對比貫穿于整部作品中，深化了小說的內涵。

四、結語

高度的藝術成就使得《紅字》這部長篇小說歷經歲月長河的淘洗沉淀下來，在美國乃至世界小說史上獨樹一幟，大放光彩，百余年之后仍受到各國讀者的廣泛喜愛。同時，小說的主題、人物形象、象征寓意、藝術手法、宗教情結和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論文也層出不窮，但這些研究成果還遠遠不夠，學界亟需研究者們運用扎實的語言文字功底，開闊的評論眼界和集文學、歷史、哲學和宗教于一身的文化素養全面地解讀作品，為讀者呈現一部真實的《紅字》。

參考文獻：

[1]霍桑.熊玉鵬，姚乃強譯.紅字[M].燕山出版社，2000.

[2]胡壯麟.語言學高級教程[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霍桑實驗范文第3篇

一、霍桑的《怪醫之女》

霍桑是美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寫短篇小說的作家，被譽為美國短篇小說之父。《怪醫之女》是霍桑早期最為著名的短篇小說，這部作品一經發表就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故事發生在中世紀某個小城之中，拉帕奇尼醫生在當地小有名氣，不是因為他醫術精湛，而是他與眾不同。一般的醫生總是在研究如何治病救人，而這位拉帕奇尼醫生幾十年都在潛心鉆研毒藥。因此，他被當地人稱為“怪醫”。甚至很多離奇的事件都被認為是這位怪醫的“杰作”。因此，當地人對他敬而遠之。拉帕奇尼醫生在自己的后花園中種植了數以千計的有毒植物。對于這些含有劇毒的植物，拉帕奇尼總是小心翼翼，避而遠之。每當需要去處理這些植物的時候，他總是全副武裝，深怕受到傷害。相反，他的獨生女兒貝德麗絲卻鐘愛著花園中的一切，她將這些有毒的植物視為自己的朋友，成天陶醉在這些毒花毒草之中。貝德麗絲的美麗引起了當地青年喬萬尼的注意，盡管他對于這些有毒植物也感到恐懼，但是貝德麗絲的美麗讓他忘掉了潛在的危險。盡管貝德麗絲有著超凡的美麗，但是由于自幼與這些毒花毒草接觸，她成為了一個毒美人。她甚至不能夠離開這些毒花毒草，否則的話，她就無法活下去。癡情的喬萬尼不顧危險進入花園與貝德麗絲相會，他得到了愛情，但是也步步走向死亡。身中劇毒的喬萬尼尋求醫學教授白家利翁尼的幫助，白家利翁尼所配制的解藥雖然能夠拯救喬萬尼的生命，但是無法化解貝德麗絲身上的劇毒。但是執著的喬萬尼一意孤行，最終親手害死了自己最愛的人。悲痛欲絕的喬萬尼在后花園中燃起大火，將一切都化為灰燼，自己也葬身于火海之中。盡管霍桑的這部作品的知名度無法與《紅字》相提并論，但是《紅字》這部作品中的思想淵源完全可以追溯到這部作品之中。兩部作品都圍繞著“罪惡”展開。可以說，霍桑小說最大的創作動機就是如何理解“罪惡”這個問題。正是在此基礎之上，霍桑創造性地提出反理性的文學思想。

二、霍桑文學中的罪惡倫理

西方倫理學長期以來是以“善”為核心的，很少有人會關注“善”從何而來這個問題。《圣經》中曾有一則關于人類偷食禁果的寓言。人類偷食了智慧之果，因而知道了善惡，知道了美丑，知道了真假。但是偷食禁果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罪”。因此，人類正是因為犯罪才知道了何為“善”，因為“惡”才有了“善”。盡管如此，西方倫理學家始終認為，人只有消除了“惡”，才能夠擁有“善”。事實上，“善惡”是一體的，任何消滅罪惡的行動本身也可能是一種“罪惡”。在《怪醫之女》中，女仆明知道后花園里充滿劇毒，但是為了成全喬萬尼的癡心，引導他進入后花園。這個行為究竟是善還是惡的呢？喬萬尼試圖給貝德麗絲解毒，結果導致貝德麗絲死亡。這個行為究竟是善還是惡的呢？霍桑在這里給我們設置了一個巨大的倫理悖論：為什么善的動機卻產生了惡的結果。當代法國思想家巴迪歐就此類問題進行過深入的探討，并且撰寫了《對罪惡的理解》一書。在這部作品中，巴迪歐提出了兩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外部情勢（outside condition）與內部情勢（inside condition）。在巴迪歐看來，之所以會存在善惡的區分，正是因為人始終站在一個情勢（condition）上去判斷問題。在女仆看來，喬萬尼一片癡心，而小姐終日孤獨地生活在后花園中，因此讓喬萬尼進入花園是善的。在她的心中，前者的善遠遠超過喬萬尼可能因此中毒并且喪命的惡。如果讀者僅從外部情勢來理解的話，無疑會認為女仆是一個居心叵測之人。同樣，喬萬尼深愛著貝德麗絲，他不希望她永遠生活在這些毒花毒草之中，他認為解毒是一種拯救，同時，他也沒有意識到貝德麗絲已經和這些毒花毒草融為一體了。他做的是他認為善的事情，他并沒有從內部情勢中去思考貝德麗絲是否需要這種拯救，因此他犯下了罪惡。當然，這種罪惡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罪惡。一切因愛而生的罪惡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罪惡。

霍桑的這部作品，從根本上顛覆了我們對于罪惡的理解。他的這種倫理思想具有明顯的反理性特征，同時也是霍桑文學的基本特征。在霍桑的文學作品中，“罪惡”是一個反復被探討的倫理問題。如在《胎記》這部作品中，主人公埃爾默的妻子美麗動人，令人遺憾的是她的臉上有一塊胎記。霍桑正是用這塊胎記來隱喻人性的不完美。正如喬萬尼一樣，埃爾默始終試圖消除妻子臉上的胎記。最終他的妻子因為他的偏執而失去生命。在霍桑的名著《紅字》中，海斯特因為佩戴了具有恥辱性標志的紅A標記意外地獲得了可以觀察人類本身的秘密，在自己另一種高貴的能力促使下，她開始明白其實每個人都能夠無愧地佩戴紅A字。通過這些作品，霍桑表現了一種全新的倫理思想。這種思想與基督教所確立的倫理思想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霍桑看來，每一個人生來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罪的。即便宗教不去宣判一個人有罪，任何人都是不完美的。因此在面對“罪惡”時，我們無需感到厭惡，或是想要采取一種極端的方式去消除它，而是盡可能地與其共生共存。

三、霍桑文學中的罪惡心理

在霍桑的文學作品中，對于“罪惡”的探討并不僅僅局限于哲學的手段，或是倫理學的手段。霍桑的作品中蘊涵著豐富的心理學思想。作為心理研究的開拓者與心理小說的創始者之一，霍桑的作品充滿了心理實驗的意味。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將《怪醫之女》視為是一場心理實驗。霍桑與現代心理學家一樣，將我們放置到一個情景之中。如果是喬萬尼，我們將會做怎樣的選擇呢。如果我們按照我們所處的情勢去思考問題，或者我們會做出截然不同的選擇。多數人可能會放棄，也有人可能會嘗試其他的方法，也有人會選擇柏拉圖式的愛情。但是如果我們從喬萬尼所處的情勢去思考，會發現他沒有更好的選擇。在喬萬尼所處的中世紀，宗教思想對人性的壓制更為嚴酷。像貝德麗絲這樣的毒美人，在倫理上具有不可磨滅的罪惡。喬萬尼如果不能夠將她身上的毒性去除，他們將永遠無法在一起。因此，喬萬尼的內心充滿了掙扎與矛盾。霍桑用大量的篇幅描寫喬萬尼的內心活動，開創了心理主義描寫。霍桑的心理主義與伍爾芙的精神主義、喬伊斯的意識主義是截然不同的。霍桑的心理主義更為偏重的是精神分析，而不是情感體驗。霍桑通過這種方式，將所有的讀者都置入到一個內部情勢之中，讓讀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共同去思考相同的問題。霍桑沒有直接給出答案的意圖，事實上對于罪惡的理解是永遠不會有一個標準答案的，因為人總是站在一個情勢上去思考問題的。

在此后的創作中，霍桑延續了這種風格。他將人物的心理活動作為表現的重點。因此在霍桑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身份極為普通之人，也有著極為深刻的思想沖突。霍桑通過一個又一個人物，不斷地豐富和完善他的心理。他的創作充滿了大膽的想象，并且深刻地解讀了人類的心靈，從而豐富了近代美國文學的創作思想。

四、霍桑文學的罪惡美

法國作家波德萊爾創造了“惡”的美學。波德萊爾是純粹描寫罪惡來獲得的作家，他的美學具有極為強烈的顛覆性與沖擊性。霍桑的“罪惡”美學與波德萊爾的“惡之美學”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差異。霍桑雖然描寫罪惡，但是他所描寫的罪惡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罪惡，而是處在善惡中間地帶的倫理狀態。霍桑的罪惡之美，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倫理悲劇之美。霍桑一方面很好地繼承了古希臘悲劇美學思想，另一方面又有所發揮。在古希臘悲劇中，悲劇是因為不可抗拒的宿命，其中最為著名的有俄狄浦斯悲劇。在《怪醫之女》中，霍桑設置眾多懸念，從而產生了戲劇性的悲劇效果。對于倫理悲劇，霍桑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在他看來，一定的社會道德準則是造成悲劇矛盾沖突的根源。因此，對于“罪惡”進行思考，抑或是描述，從本質上而言，是一次重要的美學體驗。霍桑的這種美學觀點在他的小說中得到的了充分的運用和體現，從而使得霍桑的小說在故事的發展與沖突上達到前所未有的統一。霍桑將悲劇的沖突點設置在倫理道德之上，從而使作品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因此，霍桑的這種“罪惡”美學實際上就是希望人類能夠在自身的實踐中獲得解放的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同時，在社會意識中提高自己的審美超越能力。在這個故事中，霍桑所樹立的人物形象大部分是模糊的，這種模糊的形象為人提供了很好的自省空間，通過在自由中處理命運的考驗，這是美學殊的一種超越。霍桑在小說中通過對人物的模糊刻畫來增加生動的特性，并激發人類的自我完善欲望，鼓勵他們擺脫沉重的束縛，走進自由自在的思想領域，在靈魂和肉體之間做到自己的人生定位。這是霍桑罪惡美學思想的價值所在。霍桑的這種美學思想也是一種反理性的思想，它從根本上顛覆了宗教對于美的定義。美不再具有神圣性，美本身也不等于真與善。美成為人最為重要的一種主觀實踐活動。

霍桑實驗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兒童心理護理；羅森塔爾效應；霍桑效應【中圖分類號】B84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602（2013）12-0015-01

眾所周知，心理護理是護理學中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而兒科護理對象則是兒童，因此掌握一些兒童心理方面的知識是非常必要的。下面具體探討幾條心理學規律在手足口病護理中的意義。

1羅森塔爾效應在兒科護理中的意義

羅森塔爾效應是羅森塔爾實驗的理論總結：1968年，羅森塔爾在某小學一至六年級的兒童中進行"預測未來發展的測驗"，然后實驗者將認為有"優異發展可能"的學生名單通知教師。其實，這個名單并不是根據測驗結果確定的，而是隨機抽取的。它是以"權威性的謊言"暗示教師，從而調動了教師對名單上的學生的某種期待心理。8個月后，再次智能測驗的結果發現，名單上的學生的成績普遍提高，教師也給了他們良好的品行評語。這個實驗表明，贊美、信任和期待具有一種能量，它能改變人的行為，當一個人獲得另一個人的信任、贊美時，他便感覺獲得了社會支持，從而增強了自我價值，變得自信、自尊，獲得一種積極向上的動力。這對于兒童護理來說具有啟發意義。第一，這有利于轉變護理人員的觀念，因為常識普遍這樣認為，小孩子不懂事，更不懂得"暗示"，而羅森塔爾效應羅森塔爾效應還表明，兒童盡管年齡小，看似不懂事，其實還是非常有能力"察言觀色"的，也就說，他們可以分辨積極的和消極的心理期待，而且"心理期待"對于孩子的成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積極的期待可以產生積極的效果，消極的期待則可以產生消極的效果。第二，既然心理規律如此，那么在兒童護理過程中就要按規律辦事。具體說來，這要求護理人員"多用安慰、支持、鼓勵、積極暗示、果斷、明確的解答等治療性語言，避免用諷刺、嘲弄、刺激、消極、暗示、猶豫、粗暴、含糊其辭的解答等傷害性語言，同時重視語調、表情、姿勢、動作、態度等非語詞性溝通技巧。"[1]這對于患兒的康復來說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桑效應在兒科護理中的作用

霍桑效應或稱"宣泄效應"，起源于1924年至1933年間的一系列實驗研究，由哈佛大學心理專家喬治?埃爾頓?梅奧教授為首的研究小組提出此概念。美國芝加哥郊外的霍桑工廠是一個制造電話交換機的工廠，有較完善的娛樂設施、醫療制度和養老金制度等，但工人們仍然憤憤不平，生產狀況很不理想。后來，梅奧專門對其進行了一項試驗，即用兩年時間，專家找工人個別談話兩萬余人次，規定在談話過程中，要耐心傾聽工人對廠方的各種意見和不滿。這一談話試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結果：霍桑工廠的產值大幅度提高。霍桑實驗表明，"情緒的宣泄"可以極大地提高工廠的產值，這其中的奧妙就是通過談話等形式的宣泄，工人可以排解心中的不滿與怨憤，從而心情舒暢，這無疑對于工作來講具有意義作用。同樣的道理，兒童特別是病患兒童也需要及時地宣泄情緒，而考慮病患兒這一群體的特殊性，即年齡小又患病，必然會形成恐懼、緊張心理，如有學者發現，"此年齡段患兒，對住院誤認為是懲罰，對醫院環境不熟悉，生活不習慣，而缺乏安全感，出現哭鬧踢打等行為。"[2]這其實就是心理極度緊張的表現，如果不能及時地幫他們消除這個心理壓力，也就難以達到預期的治療效果。這其實啟發我們在病患兒護理過程中要注意兩點，第一，要正視病患兒緊張、恐懼心理的存在，即正視這一事實的存在，不要把病患兒看成是一般的兒童，他們具有特殊性。除了要把他們區別于一般兒童之外，還要區分他們不同的病理，比如同是手足口病患兒，其病理不一樣，他們的情緒也會不一樣，研究發現，"EV71感染組的熱程明顯長于其他腸道病毒感染組，且患兒體溫峰值更高，平均峰值達到39.1℃，提示EV71感染患兒的病情比其他腸道病毒感染更嚴重。"[3]第二，認識到病患兒是個特殊的群體，就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對待他們。他們年齡小，就要面對陌生的護理人員，這要求護理人員具有親和力，在第一時間取得他們的信任，讓他們把自己當家人，當然這首先要求護理人員把他們看成是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或小孩。

羅森塔爾效應和霍桑效應共同表明心理規律對于護理的重要意義，護理界應該形成這樣的共識，即"良好的心理護理有助于消除不良的心理刺激，防止心身疾病的惡性循環，有助于協調各種關系，使患者適應醫院環境，增加對醫護人員的信任……"[4]因此在護理過程中應該以"病患"為本，這其實也是"以人為本"理念在護理行業的具體體現，如果說"人之所以成為人，離不開真愛。世界之所以成為世界，依賴于真愛。"[5]那么，護士之所以為護士，更是依賴于真愛。為了更好地履行"愛"之天職，護理人員善于學習，善于從護理實踐中總結、反思經驗，特別是要不斷地體會如何與各色病患交流溝通的技巧與策略，從而不斷提升自己的行業修養及業務素質。

參考文獻

[1]王福軍，試論心理護理的特點及臨床應用[J]，職業技術，2012，3：129.

[2]張桂珍，楊秀萍，手足口病患兒的護理干預[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3：231-232.

霍桑實驗范文第5篇

1、社會背景

19世紀末，美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部分行業中的大型企業應運而生。但是對于這些大型企業來說，如何提高生產效率成為企業管理的薄弱環節。通過標準化的大規模生產并沒有解決當時社會的勞資矛盾。顯然，泰勒的管理方法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對生產率的提高已經顯不出明顯的作用。梅奧通過霍桑實驗發現，影響生產效率的因素不僅包括外界的環境因素、生產設備條件，勞動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勞動者對工作環境的滿意程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生產效率的提升。梅奧認為把職工簡單的看做“經濟人”是不符合時展的。通過霍桑實驗，梅奧提出“社會人”假設來解釋生產率的提高。

2、理論背景

20世紀20年代，在資本主義社會，盡管許多企業采用泰勒的科學管理，但是勞資糾紛和罷工依然此起彼伏，這種情況促使資產階級的管理學者們開始深入反思真正決定工人勞動效率的原因是什么。于是，在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贊助下就開始了霍桑實驗，通過實驗梅奧認為工作條件和福利對生產效率的提高并沒有明顯的作用，而和諧的工作氣氛以及“非正式組織”的存在卻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明顯提高。通過霍桑實驗，梅奧從當時的主流理論當中走出來，提出了社會人管理理論。

二、梅奧的人本管理思想

1、職工是“社會人”而不是“經濟人”

古典管理理論把人當作“經濟人”看待，認為職工是理性的和邏輯化的，金錢是刺激他們積極性的唯一動力。為此，各式各樣的獎勵工資制就由泰勒及其繼承者設計出來了。而梅奧通過霍桑實驗發現：工資、作業條件、生產效率之間沒有那種絕對的關系。于是，人際關系研究者提出了“社會人”假說，取代了“經濟人”假說。人是“社會人”，影響人的勞動積極性的因素除了物質利益之外，還有人的社會的心理因素，而且后者更為重要。因此企業應把職工當作不同的個體對待，當作一名“社會人”對待，從社會心理的各個方面進行合理的組織和管理，而不能單純從物質利益的刺激出發，把工人當成無差別的機器或機器的一部分。

2、企業中存在著非正式組織

非正式組織是相對正式組織而言的。企業不僅是一個由各種生產要素構成的經濟體系，而且是一個由不同特點的單個人構成的綜合性社會系統。科學管理只注重正式組織的作用，而實際上這種正式組織并不能表現成員之間相互影響的社會關系。非正式組織是成員在長期的直接交往過程中形成的、關系親密的小群體，它們能起到滿足正式組織所不能滿足的諸如安全、心理、精神等方面需求的作用。

三、我國人本管理的現狀及困境

1、我國人本管理的歷史發展

縱觀我國幾千年的文化歷史，其中包含著豐富的人本管理思想。在儒家看來，一切的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治人而展開的，并提出了“仁”、“德”、“禮”的管理思想。這與現代企業所提倡的人性化管理不謀而合。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些優秀企業順應市場的發展潮流，結合自身的企業特點，積極嘗試以人為本的管理機制，人本管理的實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我國的人本管理還存在明顯的不足。

（1）在人本管理中，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脫節。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本來就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雖然各自的著重點不同，但是究其本質，兩者唇齒相依、密不可分。隨著我國經濟長足有效地發展，人本管理的理念逐漸深入，也取得了優秀的管理成果。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一個問題，在我國的人本管理中，管理理論和管理實踐脫節，形成兩大互不來往的派別。管理理論研究者明確強調人本管理的重要性，大部分的企業家也意識到人本管理是我國企業改革的必經之路，但是，由于利益的驅動，管理的實踐工作者仍然淡薄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忽視員工的利益和企業的社會效益，阻礙員工和企業的全面發展。

（2）忽視員工的發展，其權益受到威脅。盡管有相當多的企業已經意識到了員工的價值，也已經認同了人本管理的思想，但不尊重員工的行為還依然普遍存在。企業管理者并不去認真分析員工自身的特點，在不考慮其特長和才能的情況下，就把一份對于他來說完全陌生的工作交給他，一旦出現失誤，就狠狠的批評他，甚至辭退他。在大多數企業當中，員工并不能參與管理當局的決策，對企業的發展規劃一無所知，對企業實施的行動方案也盲目無措，這樣的工作必然會造成資源的浪費，阻礙員工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對于員工的福利待遇實施“一刀切”，以崗位工資作為主要的薪酬標準，這顯然會使承擔更多的工作、工作范圍更廣的員工的積極性和工作熱情被大大挫傷。

（3）制度管理與人本管理相隔離。就我國管理界的現狀而言，制度管理仍然是絕大多數企業選擇的根本的管理方法。很多企業盲目的迷信制度化，一味的追求制度的盡善盡美，甚至堅信只有最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證工作的高效運轉。他們也明白人本管理是企業改革的必經之路，但是出于短期的利益的驅動，管理者仍然會將制度管理與人本管理相隔離，用規章制度去威懾員工，對人實行管、卡、壓等缺乏人性的管理方式。這樣的結果必然是組織變成沒有活力的“死東西”，最終被社會淘汰。

2、我國人本管理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