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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技術;研判;偵查
1 案例簡介
2014年春節期間,中山市小欖鎮接連發生多起入室盜竊案,涉案總金額高達30余萬元,給社會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犯罪嫌疑人作案極為瘋狂,平均每2天作案一起,作案目標均為本地豪華住宅,帶戴手套作案,案發現場未發現有價值監控視頻。小欖分局刑偵大隊技術中隊高度重視,根據案件的作案手段和現場提取的鞋印進行了研判分析,最后形成串案,并在案發現場及來去路線采集信息,及時上報刑偵大隊有關部門。刑偵大隊通過研判,成功鎖定犯罪嫌疑人蔡某,并利用軌跡信息在中山市黃圃鎮將嫌疑人蔡某、董某(女)抓獲。
2 現場勘查情況
2014年2月4日大年初五,小欖鎮沙口社區發生一起經隔壁在建樓房腳手架爬進住宅的入室盜竊案,緊接著在2月5日和2月20日,小欖鎮沙口社區和北區社區又連續發生,這三總案件針對的都是隔壁正在建房、相對比較富裕的本地住宅,主要盜竊現金、首飾等易于攜帶的財物。技術人員通過仔細勘查,發現嫌疑人均戴手套作案,但在三單案件的現場出入口和中心現場均發現到橫“8”型鞋印,通過拍照、靜電吸附等多種方法,提取到了價值很好的清晰鞋印;因為該三單案件的現場足跡、手段和針對的作案目標類似,技術人員立即進行串并,并及時將此串案件的信息提供給刑偵大隊研判室。
3 案件破獲情況
研判室通過技術中隊提供的串案信息,在現場周圍和來去路線采集信息,收集現場視頻以確定嫌疑人的來去路線,通過現場分析,在三單現場均做出同一個軌跡,并在分析出與2013.11.21小欖鎮新市社區廣源直街二巷1號入室盜竊案中的信息相吻合,并將該案件并入串案。通過研判查出該軌跡的擁有人的身份;2014年2月24日,辦案民警在黃圃鎮成功抓獲嫌疑人蔡某、董某(女),繳獲涉嫌被盜財物一批,經審訊,犯罪嫌疑人對進入上述入住宅盜竊案件供認不諱,并供認其他入室盜竊案7起。
4 案例評析
嫌疑人有前科,具有很強的反偵察意識,戴手套作案,并刻意避開視頻監控,給案件的偵破增加了不少難度;技術人員通過對現場的細致勘查,提取質量較好的鞋印,并將多起案件串并,將現場采集的信息及時反饋給研判室,通過技偵手段成功將嫌疑人確定并抓獲,是技術、研判、技偵聯合作戰的經典案例。
結束語
現在戴手套作案的案件頻發,常規的偵查手段已跟不上現階段的案件發展情況,現階段團伙作案,系列作案頻發,技術、研判、偵查聯合作戰應作為案件偵查的常態;首先技術是基礎,通過對現場的細致勘查,將類似案件的及時串并,為偵查提供方向,并在抓獲嫌疑人后能提供堅實的證據材料才是關鍵;在這串案件中,技術人員在發生在小欖的四宗案件中均提取到鞋印,其中三單現場的鞋印和嫌疑人所穿鞋做同一認定,為該串案件上庭審判提供最關鍵的證據。其次,抓獲嫌疑人后要及時到嫌疑人所住的地方收集證據,特別是嫌疑人所穿的鞋,再比對以往類似案件的現場鞋印,以破獲更多案件。
關鍵詞:遴
中圖分類號:E251 文獻標識碼:A
隨著軍事技術的飛速發展、武器裝備的推陳出新和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尤其是隨著上世紀90年代美軍在全球主導的幾場局部戰爭,聯合作戰已經成為繼協同作戰、合同作戰之后的最先進的作戰樣式,并且成為世界各軍事大國的努力發展方向。聯合作戰具有自身的高度復雜性和復合性,對指揮人員的知識、能力、素質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世界范圍內政治、軍事斗爭的日益復雜和尖銳化,使得局部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大。因此,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培養問題日益迫切,已引起世界各主要軍事國家的高度重視。
一、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定位分析
對聯合作戰指揮人才進行科學準確的定位,是對其進行有效遴選和培訓的前提和基礎。從語義上來講,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最基礎定位是人才,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在這之上,從其應具備的學識上來看,是跨學科人才。從其所從事的具體工作來看,是具有高度創新精神的應用型人才,而不是學術型人才,更不是實用型人才。從其從事的工作層面來講,是高端人才,從其數量上來說,必然是極少數人才能夠勝任聯合作戰指揮崗位,因此必然要求是精英人才。因此,應將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定位為跨學科具有高度創新精神的應用型高端精英人才。
軍事活動幾乎可以說是所有社會活動的高度濃縮,其中既包含有現代科學理論指導下的工程技術層面的活動,也有社會科學層面的活動(會科學),而所有這些活動,都要在統一的指揮領導之下進行。因此,軍事活動本身就是高度跨學科的活動,而軍事指揮人員所從事的工作,恰恰就是這樣的指揮領導工作。隨著指揮領導層級的不斷提升,指揮人員除了要對像指揮領導這樣的會活動極其嫻熟,要對所處時代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和所在部隊的裝備技術水平爛熟于心,也要對類似于軍事倫理、軍事法律、軍事心理學等各方面的文史領域問題有相當程度的思考[1]。現代意義上的聯合作戰,其基本定義是跨兩個軍兵種以上的共同作戰,因此,其指揮人員更需要在一般單軍兵種指揮人員的基礎上,對相關軍兵種的指揮知識和基本作戰要素相當熟悉,并且能夠根據不同軍兵種特點和活動規律,有效探索適合不同軍兵種聯合作戰的有機融合之路。因此,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從知識結構上來說必然是跨學科人才。
一般意義上的人才類型可以分為實用型人才、應用型人才和學術型人才。實用型人才一般定位于低端的操作型人才,其教育培訓定位主要是高職高專,也包括少數本科教育。應用型人才是能應用理論和技術工具,解決生活和工作中面臨的現實問題的人才,在教育培訓定位上則涵蓋了從本科教育到博士教育的全部高層次教育。學術型人才則是以學術研究為目的而培養的人才,教育培訓定位主要是博士研究生教育。
聯合作戰指揮人才是直接在一線部隊擔任聯合作戰指揮和訓練任務的人才,因此主要定位是應用型人才。當然,我們不排除聯合作戰指揮人員既能從事應用性質的工作,也能夠從事學術研究,但其主要定位是應用型人才。
聯合作戰指揮人才,還必須具備高度的創新精神和豐厚的學術修養,能夠正確應對瞬息萬變的軍事情況變化,科學快速制訂相應的聯合作戰方案,能夠從特殊的軍事活動推出一般規律,并能夠指導自身的指揮訓練工作。
一般意義上將創新定義為“自主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和“集成創新”三個層面。對于聯合作戰指揮人才,更多的需要的是第三個層次的創新,即“集成創新”,也就是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即對新技術、新裝備、新戰法的大規模推廣應用[2]。同時,不同的人員有不同的分工,分工促進專業化,進而促進了經濟、軍事和社會的快速發展[3]。我們不可能要求指揮員去從事具體的工程技術方面的創新工作,但作為指揮員必須具有極強的信息素養,能夠及時將先進的技術、發明和創造廣泛應用于軍事行動,帶來軍事效益上的提升。
指揮工作本身就是高端工作,聯合作戰指揮無疑更是高端工作。軍事指揮員所肩負的重大責任,必然要求其為精英人才,而不是一般人才。無論是從事戰略級的聯合作戰指揮人才,還是從事戰役級的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甚至是從事小型的戰術級的聯合作戰指揮人才,不要說在全部軍事人員之中,就是在作戰指揮人員之中,也只能是少數,而不可能是多數,因此,更要優中選優。
聯合作戰不是一體化作戰[4],而是多個軍兵種的共同作戰,軍兵種的專業分工必然存在。即使是在一體化作戰的理想情況下,也還必然存在專業上的分工問題,這一點已為大部分現代經濟學關于經濟發展的研究所證實[5]。因此,我們不能認為在高度聯合作戰或一體化作戰的情況下,所有軍事指揮人才都是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因此,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必然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人才,對黨、國家和人民肩負著更加重大的責任,必須是最聰明的頭腦才能勝任,因此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必然是精英人才。
二、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的現狀及其分析
我軍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培養渠道主要包括院校培養和部隊培訓。院校培養由初級、中級和高級指揮院校所構成的三級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體系來開展。部隊培訓主要依靠交叉代職等方式實現。院校培養和部隊培訓的相互交叉互補,成為我軍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生長的主渠道。這樣一種培訓模式,為我軍聯合指揮生長干部的成長和生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由于聯合作戰出現的時間較短,聯合作戰的實踐還達不到足夠豐富,相關案例也較少,因此,無論在聯合作戰的實踐上還是在聯合作戰的理論上,均有很多需要豐富和完善的地方。對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成長規律和特點,聯合作戰指揮人才需要的能力和素質,聯合作戰自身的學科理論基礎,也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探索和歸納總結。因此,在院校培養和部隊培訓構成的我軍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主渠道的大框架下,對人才遴選和培訓的覆蓋面,以及培養方法、方式、培訓內容方面,均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和必要。
從組織行為學的角度上來說,部隊本身就是一個更多依靠命令和計劃開展工作的組織體。因此,部隊在組織行為方面體現出一致性的同時,也必然表現為靈活性相對不足。體現在人才遴選和培訓上,就體現為依靠命令和計劃,以統一的標準、一致的大綱組織開展人才的遴選和培養工作,而對從“人”這一復雜個體的特性來考慮其成長問題明顯不足,對發揮人的自身主觀能動性在其成長中的作用缺少足夠重視。在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方面,我們依據已有的經驗和外軍有關做法,強調專業對口,強調訓用一致,強調崗位經歷,將對人的能力素質的考核轉變為對其經歷的考核,而忽略了個人的主動學習在聯合作戰指揮人才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忽略了工作崗位主動調整的可能性,也對高效的淘汰機制在聯合作戰指揮人才成長過程中的關鍵作用重視不夠。
三、建立動態開放的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體系
培養體系包括了培訓和遴選兩個環節。為有效提高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培養質量,必須建立動態開放的培養體系。所謂動態,是指以動態的眼光來看待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能力素質生成問題,通過最新的大量的實踐來時時檢驗理論的適用范圍和有效性,以及人才培養的質量并建立反饋機制。所謂開放,是指在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遴選范圍上要盡可能開放,培訓環節上也要盡可能開放。
從哲學角度上講,我們基本不可能先驗地建立起一個適用于未來的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知識能力模型。尤其是聯合作戰,在目前理論和實踐均有待發展和完善的情況下,我們更不可能對其指揮人才的知識、能力和素質有一個精準的定位。我們只能大體從經驗上說,高超的指揮水平和管理能力,復合化的軍兵種知識和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尤其是信息素養,是目前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必備知識。但對于具有什么樣的知識,什么樣的能力和素質,才能夠擔任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即成為合格的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充分條件,尚不能從理論和實踐上給予科學的回答。
即使我們能夠確知未來聯合作戰指揮人才所需的知識、能力和素質各要素,但對于這類相當主觀性的內容,能否對其進行量化,量化之后的結果是否
科學,仍然是一個未知數。聯合作戰指揮人才不是各種知識的機械組合,而是要對各種相關知識能夠有機融合,生成自己特有的能力和素質,并能夠創造性地發揮應用。對指揮人才來說,最重要的能力是應用能力,而應用水平和能力如何考核,恐怕永遠是一個無法定量衡量的難題。
即使通過統計規律,我們能夠確知聯合作戰指揮人才所需的知識,但如果把這些知識作為考核要點,恐怕也不能達到科學考核的目的。因為我們所得到的,只是作為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況且,這種考核,是從靜態的概念和意義上來開展的,是面對過去經驗的,而非面向未來的。
此外,從人的角度來講,人自身的知識積累、能力和素質的提升,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般來說,隨著時間的增長,個人在知識方面會始終處于積累狀態,能力和素質始終處于提升階段。但這個動態過程,絕不是一個勻速的過程,而往往聚積著突變、涌現等復雜系統意義上的突飛猛進過程[6]。
再者,從知識、能力和素質的角度來講,由什么樣的知識能夠生成什么樣的能力和素質,并不具有固定的線性關系。而且,這與其載體,即“人”這一個體的特性,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在相同的外部條件下,不同的人,必然會有極其不同的表現。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檢驗人才的試金石。因此,對于聯合作戰指揮人才所應具有的知識、能力、素質等指標尚不能明確的時候,我們必須依靠實踐這塊試金石,通過對聯合作戰指揮人員長期的基于實踐基礎上的動態考核,才能保證遴選的科學性。因此,必須建立起基于實踐檢驗意義上的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動態知識能力生長概念,通過相關的大量的實踐活動時時進行檢驗,形成有效的反饋機制。
遴
我們現在比較重視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培訓,但對遴選這一環節的重視程度不夠。實際操作中一般是由下級部隊推薦,為保證人才遴選的效果,又在推薦中規定了一系列外部標準,如任職年限、培訓經歷、崗位經歷等內容。這種遴選基本是在固有的封閉系統內進行,遴選的范圍不夠廣,過程也不盡合理,遴選的標準也不盡科學。
首先,遴選范圍不夠廣。這種遴選范圍往往囿于已達到相當級別的,并有規定培訓經歷和崗位經歷的作戰指揮人員。這首先就將部隊廣大非作戰指揮人員排除在外,無形之中縮小了遴選的范圍。又將級別、培訓經歷和崗位經歷作為考核指標,無疑又會將一大部分指揮人員排除在外。由于聯合作戰自身具有的理論上的不完備性,以及實踐尚不豐富的實際情況,我們目前無論從經驗上還是從理論上,均難以對未來信息化條件下的高技術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知識能力素質進行有效建模,因此將對其未來能力素質的考核,轉化為對其級別、培訓經歷和代職經歷的考核,盡管是可以理解的,但卻不是絕對合理的。
其次,遴選過程不盡合理。從理論上說,這種遴選,是單方向的遴選,即下級推薦,上級確認,缺少了作為個體的主動參與。此外,在執行過程中,部隊在推薦的過程中,往往是在確保自身訓練任務圓滿完成的前提下,將那些發展前景不明朗的干部送到學校。這不但影響了教學效果和質量,對軍隊建設事業來說,也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盡管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制度執行問題,但實質上這是一個制度安排問題[7]。
再次,遴選的標準也不盡科學。我們前面分析過,這種遴選,實際上是把對個體的知識能力素質的考查,轉變對為其外在經歷的考查。這種遴選標準,忽視了目前聯合作戰指揮理論的不完善和實踐的稀缺,對作為個體的人的復雜性重視不夠,也沒有注意到聯合作戰指揮這個復雜的事務至少在目前的不可完整把握。
因此,從適應未來聯合作戰需要的角度,從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上來講,以及對人的能力素質考核的科學性上來講,我們必須建立開放的遴選體系。
首先,是遴選對象上的開放性。即不僅遴選那些經過初級或中級院校培訓過的指揮人員,也要在那些沒有經過培訓但具有復合指揮知識和自主學習能力的指揮人員,甚至是非指揮人員之中進行遴選。
其次,是遴選方式的開放性。要變單向的推薦式遴選,變為雙向的個人主動申報,再由實踐考核檢驗的遴選,這樣,既考慮到了個人的職業生涯規劃,也保證了未來聯合作戰指揮人員對崗位的忠誠度和熱愛。
再次,是遴選標準的開放性。不僅是領導和專家進行選拔,更要在實踐當中進行遴選。由于聯合作戰指揮目前仍然是較新的作戰樣式,僅依靠領導和專家自身的能力和素質,能否準確預知未來也還存疑。因此,要建立開放的遴選標準,除了領導和專家外,更要看其在聯合作戰演練等各種活動中體現出的水平、能力和實績進行選拔。
我們目前實施的初、中、高三級培訓體系,實際上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培訓體系。有論者指出美軍從一名少尉晉升到上校,必須服役22年,進6次院校,在五級指揮崗位和三級參謀崗位任職[8],指出我軍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也應以此為目標。我們認為,美軍有美軍的實際情況,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實際情況,不可盲目照搬,否則很容易出現南桔北枳的情況。
無論從聯合作戰指揮人才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方面來看,還是從歷史上杰出人才的成長經歷來看,還是鑒于我們目前對聯合作戰的整體把握能力來看,我們認為,均有必要建立開放的培訓體系。這種開放,主要體現在培訓環節的開放,即不一定完全嚴格遵守三級院校培訓體系,尤其對于一些中間轉崗人員。如果嚴格按照三級院校培訓體系來要求,勢必會將一部分人排除在聯合作戰指揮人才遴選隊伍之外,這在另一方面又會將聯合作戰指揮隊伍逐漸演變為一個封閉系統,而缺少新鮮的外部血液注入,進而缺少新的思維模式和思考方式。
在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培訓中,完全可以依托國民教育體系、外軍教育體系,甚至是國外的一流大學。逐漸擴大培訓范疇和承訓院校,將使未來的聯合作戰指揮人員的來源更加多樣化,知識結構更加多元化。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通過更多學科的交叉碰撞融合,提高聯合作戰指揮人員的整體水平和素質,以適應未來聯合作戰的指揮需要。
建立開放的培訓體系是我們的目標。但即使在開放的培訓體系中,我們現有的三級院校培訓體系仍將是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生成的主渠道。根據我們對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科學定位分析,有必要對三級指揮院校的培訓目標進行重新界定。
聯合作戰的基本定義是兩個以上軍兵種的共同作戰,軍兵種的區別仍然存在。即使在未來一體化作戰成為現實,聯合作戰或一體化作戰能否取消軍兵種的區別進而完全融為一體,仍在未可知之列。因此,在目前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大部分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勢必仍然來自于各軍兵種的指揮人才。
結合人才成長的一般規律,我們認為,在一般意義上對聯合作戰指揮人才的培養,應該是通識教育基礎上的專業化,專業化基礎上的復合化,復合化基礎上的再專業化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能夠分別對應我軍目前三級指揮院校培訓體系。其中,初級指揮院校本科教育主要完成通識教育以及初步的專業化教育,初級指揮院校碩士研究生階段應完成通識教育基礎上的專業化過程,即對本兵種的指揮方法手段和裝備技術發展水平達到透徹的了解和把握,并能夠創造性地應用。在中級指揮院校要基本達到專業化基礎上的復合化,即除了本兵種,至少要對本軍種的指揮方法手段和裝備情況達到應用自如。到高級指揮院校就要完成復合化基礎上的再專業化過程,一方面是在軍種指揮基礎上的指揮復合化,另一方面就是在全面復合基礎上的將跨軍兵種指揮再專業化,形成獨特指揮藝術和指揮風格的過程,要將聯合作戰指揮內生為聯合指揮人才的專業化過程,完成從基礎理論到應用實踐的全面的深刻的變革。
2021年半年來,我執法大隊治理車輛超限超載工作在縣委、縣政府、縣交通局的正確領導下,認真貫徹落實《交通運輸部辦公廳公安部辦公廳關于印發規范公路治超執法專項整治行動工作方案的通知(交辦公路〔2017〕130號)》以及《省交通運輸廳、省公安廳關于印發治理車輛超限超載聯合執法常態化制度化工作方案的通知》(黔交政法〔2018〕2號),積極推進部門聯動執法,有力推動治超各項工作持續深入開展,有效打擊了車輛超限超載違法行為。現將我執法大隊治超有關工作情況報告如下: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落實工作責任,制定方案。
2020年9月,我局和縣公安局結合實際,研究制定《黎平縣治理車輛超限超載聯合執法常態化制度工作方案》,明確責任主體職責,強化交通執法工作的職能,及時與貨運源頭企業簽訂目標責任書,將源頭治超任務分解落實到位。并組織執法人員深入貨運源頭企業,強化貨運源頭監管,組織執法人員深入重點建設項目工地和沙石場開展貨運源頭治超監管,與企業簽訂責任書,使治超工作順利開展。
(二)加大宣傳力度,營造社會氛圍。
通過懸掛宣傳標語、派發宣傳單、召開座談會等多種形式開展宣傳活動,在全縣主要治超路段和源頭企業共懸掛治超橫幅20多條,向廣大車主派發宣傳單1000多份,利用縣新聞中心在有線電視網絡宣傳治超工作相關政策等方式,把宣傳工作貫穿治超工作的全過程,形成正面引導,做到群眾理解、社會支持和車主配合,營造了良好的治超氛圍。
(三)強化源頭管理,全面推進治超工作。
1、各方聯動,推進源頭治理。我大隊認真落實源頭單位巡查制度,經常深入貨運、物流、維修企業及大型廠礦企業開展日常巡查,分別與15家貨運源頭單位簽訂了治超責任書,組織執法人員到貨運企業開展源頭治超宣傳,加強對道路貨物運輸源頭的監督管理。組織人員深入到重點建設項目工地和沙石場開展貨運源頭治超監管,明確路政執法中隊管轄區域及責任,加強了對企業的巡查監管,對裝載量較大的貨源單位進行了排查摸底,為貨源單位公示工作打好基礎。同時我局與公安局各負其責,各司其職,明確各自分工,共同做好治超工作。
2.突出工作重點,加大執法力度。我局加強動靜態監控,堅持以流動治超為依托,重點加大對G356線、S242線等地方的治超力度,特別是三什江以及矮枧等重要路段的打擊力度。我大隊通過加強部門聯動,以流動巡查和舉報相結合的執法方式打擊超限超載車輛,逐步形成全縣監控治理網絡,同時嚴格執法處罰,認真執行省交通運輸廳新頒發的超限超載認定標準進行處罰。半年來共出動治超執法人員64人次,出動執法車輛8輛,檢查車輛163輛次,卸載42噸。未發“百噸王”貨車。
二、下步工作措施
(一)繼續強化工作領導。按照“政府主導、部門聯動、齊抓共管、綜合治理”的總體要求,貫徹落實省、市、縣決策部署,把治超工作責任落實到有關部門,加強治超工作領導,把治超工作列入年度計劃,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任務來抓,明確職責,制定方案,實行目標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度,堅持綜合治理,推進治超工作有序開展。
(二)進一步落實聯合執法機制。貫徹落實全國治超整治專項行動的新規定,加強交通運輸執法部門與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協調溝通,相互支持配合,制定細化執勤計劃,合理調配執法力量,做好相關的執法銜接工作,按照各自職責分工,落實工作流程的每個環節,做到緊密協作。
(三)進一步強化路面治理力度。堅持路面執法與源頭監管并重的治超方針,交通、公安等部門積極配合,采取部門聯動與區域聯合相結合的方式,加強對主要干線、危橋及其他車輛超限超載嚴重、群眾投訴多的地點和路段。著重加強對車貨總重超過49噸以上的違法超限超載車輛的查處,保持嚴管態勢。
一、高職院校繼續教育校企聯盟的內涵
(一)“校企聯合”辦學,開展繼續教育的內涵和特點
所謂“校企聯合”辦學,意思是由高等學校與企業建立合作關系,立足于企業的成長遠景策劃和人資管理需求,充分利用高等學校的教學力量和教學設施,雙方協商確定繼續內容和模式,面向企業員工而開展的繼續教育活動。這種教育模式充分發揮了高等院校與企業兩方的優勢,通過優勢互補得以實現教育資源、科技資源和信息資源的協調利用。之所以開展校企聯合辦學活動,主要為了將高校所擁有的知識資源、技術資源與教學設施資源與企業的實際需求相匹配,以期為企業培育具備專業技能的人才。借助于這種教育模式,高等學校的技術能力直接體現了企業的生產能力,產學研于得以實現協調與充分配合,高校和企業均有所收獲。
以高校教學力量和為依托的繼續教育,是對高校所擁有的教學資源的充分利用,繼續教育是一種不同于一般學歷教育的教學形式,將高校的教育資源加以整體,構建成為開放的豐富的教育中心。繼續教育可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參與繼續教育的學員可利用業余時間學習,也可抽出專業時間學習,或采用半學半工的形式學習;繼續教育的時間可根據需要靈活設置,長期性的繼續教育和短期性的繼續教育可按需選擇;在教育地點的選擇上,可以采用集中講課的形式,也可以通過自我學習及借助于網絡平臺而學習。繼續教育的辦學形式具有多元化,主要包括下述形式:(1)學歷教育,可開展本科階段教育教學活動、專科階段教育教學活動、工程類研究生階段教育教學活動。面向成人的繼續教育是將理論教育與實踐能力教育相結合的教育模式。對于通過繼續教育能力測評的學員,向其發放相應的學歷證書,繼續教育有利于提升學員個人專業能力水平,有利于完善其知識結構與個人修養,企業人才隊伍得以豐富和提升,具備學歷和技能兩方面能力的人才是企業最核心的實力,有助于幫助企業屹立說激烈的市場競爭中。(2)專業需求教育,繼續教育可結合企業在技術研發、生產制造和運營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以某一具體問題為對象,由高校專業老師深入企業回民調查、解析活動,通過探討等形式幫助企業解決問題。(3)培訓教育,繼續教育可立足于生產活動,面向企業生產一線員工進行實踐技術能力的培訓與提升。(4)研修教育,繼續教育可立足于企業實踐,選擇某一業務活動,通過理論解析與仿真探索的形式進行整體性研究。
據上可知,不論何種類型的繼續教育,其基本特征如下:(1)特定性的教育對象,繼續教育是面向特定的教育對象而展開的,這些教育對象來自于同一家企業,按企業的實際需求開展教育活動;(2)同一性的教育目標,繼續教育是結合企業的實際狀況、受教育學員的教育水平及崗位要求來開展教育活動;(3)針對性的教育內容,繼續教育與企業自身的狀況和要求緊密結合;(4)靈活的教育時間與地點,繼續教育的時空均可靈活選擇;(5)嚴謹的教育管理模式,高校與企業兩方可協商建立繼續教育的教育機制、學習規章與獎懲手段;(6)共贏的教育效能,繼續教育中,高校針對企業自身特性而開展教育活動,企業只需花費較小的成本即可獲得專業性提升;學校僅可將配置的教學資源用于多家企業的培訓之中,兩者均成本低而收益大,同時,推動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二)校企聯合辦學是校、企雙贏的最佳模式
人才是新時代最重要的資源,大至一個國家,小至一個企業,高素質的人才隊伍都是最根本的競爭實力。通過繼續教育,打造高水平人才,推進人才的均衡提升,從整體層面強化企業人員的專業水平。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企業員工個人能力和專業素養不斷提升,有利于推動技術進步,有利于萌發創新火花。繼續教育可為企業和社會培養總量大、專業能力強的勞動人才,向勞動者進行不同深度和不同內容的教育。高校作為繼續教育的主導者和教育力量,擁有強大的教育資源,可面向勞動者培養其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兩方面的能力,且可向勞動者進行道德修養熏陶,幫助勞動全面提升個人的專業儲備、實踐能力和個人修養,幫助勞動者與時俱進,為企業創造和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高校參與繼續教育工作,一方面可加強繼續教育的宣傳,為社會培養更多的人才,另一方面也能夠樹立高校教育品牌。
二、繼續教育的實證研究——大學與企業繼續教育聯盟訪談
(一)大學與企業繼續教育聯盟的定位、總體目標與作用是什么
刁慶軍是我國繼續教育領域的領導者與倡導者,在校企繼續教育聯盟組織擔負重要的領導職責,面對他所服務的校企繼續教育聯盟,他這樣解說其定位與教育目標:在教育部相關機構的大力拐進下,校企繼續教育聯盟基于大理的調查和討論為基礎,走訪調查北京旅行公司、華聯公司在內的多家行業性龍頭企業,校企繼續教育聯盟在四次聯盟會議后方最終對本機構的意義、職能和定位加以確定,形成管理和教育規范,致力于中國繼續教育事業。校企繼續教育聯盟為全國性教育機構,不追求機構自身的經濟利益,將協調各高校、企業、行業管理組織及社會力量,按教育部的規劃推進繼續教育工作。校企繼續教育聯盟的發展目宗旨在于不斷促進繼續教育的深入開展,推動高校在繼續教育工作中不斷為企業發展和社會進步而出力,構建他新型人才教育方式,實現產學研的有機結合,在教育、人才和生產之間建立緊密的鏈接關系,將致力于終身教育的目標,在全社會范圍內倡導終身學習的風氣和氛圍。校企繼續教育聯盟的功能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實現高校,尤其是專科院校與實際用人需要的零距離結合,建立教育、人才培養和生產相連接的產學研暢通東道,以創新方式為企業和社會培養出更多的專業人才,促進人才技能和知識水平的提升;其次,以企業實際的用人需求為準則,構建職業能力認證教學體系,集職業能力教育、測評和認證于一體的教育教學機制,將學歷教育與能力教育相結合,兩者互為補充,實現共贏;第三,推到高校學生實踐教育的深入,為大學生打通就業市場,創新地培養出既能且專的高素質人才。
(二)大學與企業繼續教育聯盟的主要任務有哪些
刁慶軍對校企繼續教育聯盟的工作方針進行描述:在反復的研討之后,校企繼續教育聯盟將主要圍繞下述內容而展開工作,并倡導聯盟中的各參與主體均能夠與聯盟一同,推進下述工作:(1)以工作技能為導向,構建相應的人才培養規范,通過校企合作而構建人才培養基礎。面向全國需求大、基數大的行業,充分提取產業和行業要求,在行業領軍企業與占據該學科重要地位的高校之間建立合作關系,通過多元教育形式,構建人才培訓體系與人才認證體系,協同規劃教育教學機制,協調設置培訓課程,以兼具理論知識與實際知識的優秀教師作為教育者,對企業勞動者進行培訓、教育和認證,將高校教育與行業之間零距離關聯。(2)集中高校與企業的教育資源優勢,以信息技術為依托構建資源共享中心。明確繼續教育的服務機制,構建面向多行業多產業的教育資源數據庫,基于教育資源中心進行線上教育工作,并后期的網絡教育奠定基礎。(3)集中優勢教育資源,構建有影響力的繼續教育品牌,開展成效評比活動。在繼續教育領導設置特定交期用于靜立在校企合作式繼續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的機構,帶動校企繼續教育的蓬勃發展,創建一批優秀的校企合作標桿。(4)通過經驗交流和形式促進校企合作先進經濟的傳播,以期出現更多的人才教育模式,倡導終身學習和不斷學習理念。三、繼續教育校企聯盟的推進
(一)采取政府主導下的社會化合作模式
校企繼續教育聯盟在政府有關機構的領導和參與下,將有力地推動繼續教育工作的順利展開。為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應從人、財、物等方面大力支持繼續教育工作;政府盡快與繼續教育相關的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形成與推行,參與到繼續教育工作的推動力和管理工作中;結合校企繼續教育聯盟的實際狀況,給予一定的政策傾斜和資金投入等,以促進繼續教育不斷不斷縱深化發展。
(二)運用邊研究、邊實驗、邊總結、邊推廣策略
我國人口總量大,經濟環境復雜,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教育內容與實際需求之間往往匹配程度不高,因此,單一的教育模式無法實現不同的教育需要的實現,需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構建模式不同、內容不同的繼續教育體系。可選取某地區作為試點,推行終身學習理念,設計終身學習方案,并將之應用于繼續教育活動中。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充分權衡區域人文差異,在結合各地實際情況的基礎上,通過一定周期的試驗,逐步推進終身教育體系;邀請社會媒體參與監督,并在媒體中大力推進繼續教育成果,以媒體的力量推動終身教育理念的普及。
(三)加強教學資源的配置與應用
如今,校企繼續教育聯盟的工作獲得了政府有關部分的表彰鼓勵,倡請政府部門繼續加強對繼續教育工作的支持,落實繼續教育傾向性政策,推進繼續教育的深入展開,推動高校教育課程優化,科學調配教育資源,以期促進繼續教育向著更高更廣更深的方向成長,構建全面的繼續教育體系。
(四)發揮行業協會和工會的作用
新型的高校繼續教育模式將不再局限于某個群體、某個企業,而是面向全社會,具有普遍意義的繼續教育,因而,繼續教育與社會各要素緊密相連,繼續教育的不斷發展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充分的各下面要素的積極作用,探索發展道路,解決發展古城中的各種問題,形成良性、快速發展。鑒于企業對具體培訓的個性化因素,可以由行業牽頭與高校聯合,在實踐中更多的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以形成行業標準的培訓體系,這樣對于企業和受培訓者都具有更為普遍的適用性。在培訓的組織古城中,也要積極發揮各企業工會的作用,做好基層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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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CC即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系統被國內外公認為未來最具發展前景的潔凈煤發電技術之一,環保性能好,污染物的排放量約為常規燃煤電站的10%,脫硫效率可達99%,氮氧化物排放只有常規電站的15%~20%。同時,IGCC能夠捕集與封存相結合,實現CO2的近零排放。基于IGCC技術,還能同時生產替代天然氣、甲醇、汽油、尿素、硫磺及灰渣建材等等,實現電力和化工的聯產,有利于實現煤炭資源的綜合利用,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
華能集團公司聯合國內多家大型國有企業和美國博地能源公司,在天津市濱海新區開工建設首座265兆瓦IGCC電站,采用具有華能自主知識產權的世界首臺兩段式干煤粉加壓純氧燃燒氣化爐以及多項新技術新工藝,污染物排放接近天然氣電站排放水平,發電效率相比同等規模的常規燃煤電站提高6~8個百分點,將目前成為我國最環保高效的燃煤電站。
華能集團公司總經理曹培璽表示,相比常規燃煤發電技術,IGCC具有發電效率高、污染物排放低等特點,并在捕集二氧化碳方面具有成本優勢,被公認為是未來最具發展前景的清潔煤發電技術之一,代表了煤基清潔能源未來的發展方向。與常規300MW等級燃煤電站相比,IGCC電站年耗煤量減少約7萬噸。
超高分子量工程塑料首獲成功
周一兵
前不久,燕山石化在原有低壓裝置上首次試產超高分子量工程塑料產品喜獲成功,實現工業化長周期批量穩定生產,填補了國內大裝置連續生產的空白。因該產品是目前唯一可在攝氏零度以下保持性能的工程塑料,因此產品售價比普通聚乙烯要高出近三成。
據了解,燕山石化此次批量生產的是分子量為150萬~350萬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9100CG、9200CG、9300CG系列產品,經過檢驗,各項指標均達到質量要求,且下游用戶在進行生產試用以后,對該產品性能和質量較為滿意,表示愿意建立長期合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