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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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化范文第1篇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進程正對當今世界產生至為重要、深刻與全面的影響。從學理上講，社會學一直將城市化定義為一種城市居民增長的人口現象。另一方面，盡管城市化包括城鎮化、城市化與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種形式，但依托于規模巨大的人口與空間、富可敵國的經濟生產總量、發達的交通與信息服務系統而出現的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無疑代表著當代城市化進程的最高環節，對人類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當代城市化進程稱之為“都市化進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日漸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樞紐與中心一樣，依托于其上而出現的不同于農村、城鎮、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對當代人類社會的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同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首先，大都市不僅是經濟、金融、商業、信息技術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等方面同樣具有霸權地位，并主導著當今世界文化市場的消長與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產生的新的生活方式與觀念，從其一出現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話語，并迅速地淹沒了不同國家、地區固有的也許已延續了上千年的地方經驗與價值傳統。正如斯賓格勒說“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1] （p353） 一樣，對以大都市為中心的當代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而言，完全可以將之引申為“當代世界文化，即是國際化大都市的文化”。作為人類城市文化發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最高環節，在它內部已攝含了前此各低級階段如鄉村、城鎮、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與精華，因此當代國際化大都市為我們在更高的歷史階段、更全面的整體視角及更深刻的本質層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現實對象。在當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歷史上的城市文化或當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對象放在作為中心及最高環節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義與直接的現實意義上把握住人類文化發展的本質與規律。這是在當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城市化水平低，農業文明傳統沉重，以及它們作為物質基礎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觀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約與局限，使中國當下的都市文化研究顯得相對貧乏，遠不能滿足中國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需要。目前國內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主要有兩大話語譜系。一是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論影響而開辟出的新方向。盡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為一個重要對象進入到社會科學的學術視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對都市文化結構及其人文精神層面很少觸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們一般也停留在文化產業等實用與商業層面，對其深層的文化價值重視不夠。二是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與前者相反，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視、廣告、網絡、流行文化與時尚等都市的審美外觀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會現實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它們往往割裂都市審美文化外觀與產生它的經濟社會基礎的內在聯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
因為國際化大都市不過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現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時間還要更短，因而出現上述問題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為一門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學科，其道路也必是相當漫長與曲折的。在當下，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首先樹立起對都市化進程的理性態度。在某種意義上，當代的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現，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從主體角度講，都市的出現使人類在整體上被“都市化”了。盡管一個當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對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與否定，但無論現實中的衣食住行，還是更高層次的文化消費與精神享受，他們都不可能與大都市絕緣。因而，那些激烈反對都市文明的學術與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產物。如加拿大學者簡·雅各布斯說：“企圖從那些節奏緩慢的鄉村中，或者是那些單純的、自然狀態尚未消失的地方尋找解救城市的良藥或許會讓人油然升起一種浪漫情懷，但那只是浪費時間。”[2] （p502） 從對象角度看，都市環境本身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與個體存在的最新空間形態。在都市里固然存在著許多令人苦惱的問題，如社會學家講的過度城市化、城市危機等，但另一方面，這并不能構成反對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與借口，因為它們不僅是當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會環境，也給個體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隨著經濟生產與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場的初步形成，國際化大都市文化對人類及其個體的影響更是變得無處不在，要想脫離這個現實背景去謀求更高層次的生存與發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現實意義的。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全面發展的個人”是人類社會生產的終極目標，其內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生產職能的痛苦的承擔者”。[3] （p500） 這當然也是當代人在都市化進程中的最高發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馬克思特別指出的：“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4] （p21） 也就是說，人的全面發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級的原始和諧狀態或不發達的社會關系基礎上達成的。把這兩方面的要求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當代人“全面發展”的理論基礎。具體而言，一方面，由于影響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轉移到國際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著人類文明的更高階段與歷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減少人自身在城市化進程的異化，如何在國際化大都市的社會背景中實現人的全面和諧發展，就成為當代中國都市文化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最深刻的價值理念。在這個意義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為當代人提供一種理性的方法、觀念、理論與解釋框架，以便整理他們在都市化進程中混亂的內在生命體驗與雜亂的外在都市社會經驗，幫助他們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體與迅速發展的都市現實世界之間建立起真實的關系與聯系，實現他們生命的本質力量并在真實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發展。這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二、文學：從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當下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各有不盡人意之處。對于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其問題主要是失之于“實”，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層面或文化的精神價值內涵，這是作為實證科學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必然表現。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其問題則在于失之于“虛”，它們掩蓋了都市文化繁華表象背后的本質或深層結構，充其量只能生產出各種時尚化了的知識與趣味。由此可以得出兩點認識：（一） 盡管兩種話語都可以揭示出當代都市文化的某些側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兩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門具有相對嚴密的學科形態及較為純粹的學理價值的都市文化理論；（二） 這也帶來積極的啟示，即，要想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必須在努力吸收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等學術資源的同時，又能夠通過理論創新在這兩大話語譜系之間建構出一種對話、交流的知識生產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在知識結構與學科框架上為當代都市文化學科的誕生準備好充足的條件、奠定下堅實的基礎。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座橋梁，以打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分類框架與學術傳統上固有的各種障礙。
從中國當代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實際狀況特別是就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體語境看，我們認為，只有文藝學、美學最適合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橋梁，這可以從原理框架與經驗研究兩方面加以闡釋與論證。
從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國文藝學從一開始就不是只關涉原理與知識生產的純學術，它的一個具有理論基礎性質的命題即“文學是人學”。這個命題盡管初看起來沒什么問題，但如果從邏輯上嚴格考究，則直接混淆了“文學”與“人學”在本體存在、知識譜系與學科形態上的重要差異，以是之故，在文藝學近百年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中，與“文學”關系最密切的形式、審美、文學語言、文本結構等純粹學術問題是相當邊緣化的，相反卻是作為“人學”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直接表現的階級性、社會性、意識形態、生產與消費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話語。對此中是非盡管難以一概而論，但這種學科形態與學術傳統，給中國文藝學賦予了相當濃厚的社會科學屬性與功能，則是無須做更多論述的。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在文藝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之間并沒有過于森嚴的學科壁壘。在當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學”之“文”已發展為“都市文學”或“都市文化”，而“人學”之“人”也搖身一變為與農夫、小家碧玉等傳統生命主體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從中推出“都市文化學是研究都市人的學問”，也是不存在學理障礙的。其次，從美學學科的原型結構看，在康德哲學體系中，審美（判斷力）一直是知識（純粹理性）與倫理（實踐理性）之間的橋梁。康德在《判斷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這個“判斷力原理”稱為“謎樣的東西”。對此正如勞承萬的闡釋：“構成謎的是矛盾的雙方。一方面，判斷力是一個‘先驗原理’，它能夠‘運用于對世界本體的認識’，‘同時開示著對實踐理性有利的展望’，這似是邏輯理性之類的東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對主體產生‘愉快及不快情緒’，盡管不是直接的關系。康德補充說，‘從這些概念（即認識中的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個對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緒的直接結論來’。……這就構成了審美判斷的特殊性質。”[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說純粹理性是一切社會科學最必要的主體條件，實踐理性是一切人文學科最深刻的價值基礎，就不難推出，以判斷力為學術對象與起點的美學研究——它一方面與認識論的概念、邏輯等有聯系，另一方面又與倫理學的欲求、價值等相牽連——正是關注主體價值建構的人文學科與注重經驗事實闡釋的社會科學之間最具合法性的中介與橋梁。從學理上講，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正可以使文藝學固有的“社會—人生”意向與美學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當代都市化進程中開拓出新的知識境界與前沿學科形態。進一步說，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學理架構中實現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科交叉建設，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價值與后者的科學精神的基礎上實現兩者的互動，既有助于社會科學擺脫其僵硬的實證本性而變得靈動，也可為人文學科飄邈的審美天性提供真實可靠的地基。在這個新的學術空間中，實現科學性、人文性、審美性的良性循環與互動，催生出一門以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為研究對象的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的人文社會科學來，其現實意義也是自不待言的。
從經驗研究的角度看，中國文藝學、美學與都市文化研究的學科親緣性，不僅不偶然，相反還是以相當深厚與為數眾多的經驗研究為根基的。從學科背景上講，中國都市文化研究與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在中國，盡管在學科分類上都市文化研究最應納入的是社會學之下的文化社會學或其他學科下的藝術設計、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國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的特殊性，從一開始它就與中國文學、特別是其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等結下不解之緣。一些西方的社會學家、城市規劃學者，之所以對中國文學學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這里。
都市文化研究與中國文學的學科淵源，可追溯到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種意義上講，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運動，是中國文學從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學創作，對尋根文學的闡釋與評論直接導致了文學批評向文化批評的話語轉型。由于文化批評更關注文學文本背后與外部的東西，如政治、經濟、文化傳統、人種與民族、深層心理結構、性本能等，因而極大地拓展了文學批評的理論思維空間。而對當時以時代背景、思想內容、藝術形式為三項指標的文學批評模式的反感，同時又不滿于簡單運用西方文藝觀念與審美尺度解釋中國文學現象，也是造成文藝批評方式發生變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觀念與話語引導下，文藝學、美學研究者不再滿足于做基本理論與純粹學術研究，而是將有關理論成果直接運用于迅速發展變化著的現實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視網絡、非文學的大眾文化、非藝術的審美文化、非學理的文化消費與文化娛樂、非書齋的日常生活與超級市場，以及與經濟學等密切相關的文化產業、旅游文化等，就或隱或顯、或多或少地成為文藝學、美學的研究對象。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藝學、美學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學術重鎮，既掀起了巨大的學術波瀾，也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舉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寧、徐賁等人的后現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勝、肖鷹等人的大眾文化研究，陶東風、姚文放、王紀仁等人的當代文化研究，吳中杰、陳炎、周憲、李西建等人的審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鴻、戴錦華等人的影視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產業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邊緣學術方向的建設，如童慶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詩學研究，胡經之的文化美學研究，劉士林的中國詩性文化及江南美學與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審美人類學研究等。從文藝學、美學學科發展出來的文化研究，在擴展文藝學、美學研究的對象與空間的同時，也使自身的傳統研究方式與評判尺度發生了重要變化。對此中是非盡管至今仍有爭論，但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它直接呼應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中國當代歷史進程在中國學術研究范式與思潮上的具體反映，因而在生命力與影響力兩方面都是不容忽視的。（三） 它還具體體現為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向。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大本營，古典文學研究向以老成持重、傳承有序乃至相對保守為特色。但受“文化學轉向”影響，特別是由于引進了西方文化人類學、現代民俗學等新思維與新方法，在這個原本平靜的領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瀾，以葉舒憲、肖兵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人類學派，在“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的總名目下，對許多中國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闡釋與評估。盡管其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打破古典文學相對封閉的學術框架、豐富人們的學術觀念與研究的技術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其實，受“文化學轉向”學術思潮的影響，文學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級學科，如當代文學界對都市文學題材的研究，現代文學界對海派、京派文學的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界對上海與巴黎或其他國際化大都市文學（文化）的比較研究等，盡管道術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歸于都市。對都市文化研究而言這些也都應予以充分關注與思考。
三、當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點與學術淵源
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也進入到全面發展的新時期。首先，中國現代化的核心更明確地定位在城市化與城市發展上。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不僅像北京、上海、廣州等近現代大都市日新月異，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生長出來。隨著城市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鎮化與城市化開始淡出，各種區域性中心城市、國際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設世界級大都市群，開始成為中國現代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這為都市研究的深入與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其次，都市生活方式與都市文化模式逐漸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質條件與精神環境的巨變，使人們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現了許多重要的變化。都市化進程帶來的新經驗、新思想及新問題，也在尋找一種可以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理論與解釋框架。與中國當下迅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相比，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創新顯然滯后了許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學科上的空白，才為在文化研究中獲得一定研究經驗與方法工具的中國文學介入這個新的學科領域提供了契機，其在邏輯上僅是把研究對象從“文化”進一步確定為“都市文化”而已。
從文學學科背景出發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發生的學術轉型，現在從任何角度做評價都為時過早，因而，這里僅就其發生過程中的特點與學術淵源略作說明。
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地緣性。當代都市文化（文學）研究，最突出的特點是集中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如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這些城市本身及所處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高，且與國際大都市的交流與聯系十分密切，生活在這些地區的文學研究者，出于對當代以大都市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的親身體驗與學術敏感，率先開拓了以國際化大都市為學術背景的中國文學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學與文化研究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空間與有機構成部分。
二是延續著文學的文化研究之學脈，在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及古典文學研究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都市文化研究話語。早在文學的文化研究中，中國文學的研究對象就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其主題即由傳統的鄉村讓位于當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影視文化、文化產業等，本就是當代都市空間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們未能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而已。隨著當代中國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別是上海等182座國內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繼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目標以后，作為文化研究更高形態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進入到中國文學的學術框架中。在文學批評方向上，如蔣述卓、李鳳亮等從1996年開始，先后承擔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審美意識培養”（廣東省“九五”社科規劃項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人格培養”（國家教委專項任務項目）等科研項目，出版和發表了《城市的想象與呈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文學：涌向都市的潮聲》（《粵海風》1998年第1、2期）等著作與論文，認為城市文學應該成為都市人詩意棲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過建立城市詩學，從積極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學、都市藝術的生產對都市人審美意識、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藝學、美學方向上，如高小康、劉士林等從1995年開始，將文化研究進一步定位在“文藝與當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國家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項目）上，高小康發表與出版了《論文藝活動的都市化》（《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游戲與崇高──文藝的城市化與價值訴求的演變》（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場與文學的發展》（《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第3期）等著作與文章，開辟了從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闡釋文學與文化的新思路。劉士林出版與發表了《闡釋與批判——當代文化消費中的異化與危機》（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學批評的終結》（《文論報》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娛樂文化研究》（《東方》2000年第2期，《新華文摘》2000年第8期轉載）、《當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關于城市音樂文化的闡釋語境問題》（《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當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審美生態問題》（《光明日報》2005年10月11日）等專著與論文，從城市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比較、文學批評被文化批評取代、文化消費與城市精神再生產、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國語境、都市文化與審美生態等角度，推動了文化研究在對象上的具體化與在學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孫遜、潘建國等從中國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近代小說與晚清上海書局等獨特角度入手，發表了《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雙城”意象及其文化蘊涵》（《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東京故事”》（《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區的書局與晚清小說》（《文學遺產》2004年第2期）等論文，在城市生活背景與文化語境中闡釋中國古典小說，為中國古典小說與文學的研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空間。
三是以文學為學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顯的前沿學科與交叉學科性質。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學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為它所面對的各種都市文化經驗與問題幾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許多新問題都是傳統人文社會科學沒有遇到的；有些問題盡管在表面上看與過去的一些歷史現象相似，但由于時代背景和社會基礎結構的巨大變革，這些問題在性質、程度和范圍等方面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異，這也是在學科建設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學’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將都市文化研究界定為“一門世界性的前沿學科”，是對中國都市文化研究在學科歸屬上的首次界定，對于其學科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學研究為學術背景，廣泛借鑒與吸收相關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發表于《學術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歷史源流及現代闡釋論綱》，一方面，它不同于對江南文化傳統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闡釋歷史經驗中的現代性價值，目的是“從城市化進程這個在當代具有全球意義的時代背景出發，通過發掘與探索中國都市文化傳統及其精神遺產的現代性價值，從而為21世紀的中國新文化建設提供一種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不同于當下一般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那種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體的研究對象上選擇了江南都市文化——這個“以中國民族為生產主體、在本土歷史文化背景中創造出來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還原與建構出一種真正屬于中國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態與深層結構原理”。[7] 這不僅表現出都市文化研究鮮明的學科交叉性質，同時也在努力探索中國都市文化走向學科獨立的經驗基礎與理論方法。
總之，與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不同，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淵源正在當代中國文學學科的理論建設與學術發展之中。在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現代化運動中，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及其成果構成了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發生形態；而晚近十年開始的以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為社會發展目標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則為中國文學研究從文化研究轉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質條件與學理契機。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轉型，其現實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8] （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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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化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近年來以婚戀為題材的都市情感劇很受觀眾歡迎，比如《金婚》、《雙面膠》、《蝸居》、《王貴和安娜》、《婚姻保衛戰》。這些電視劇在取得了驕人收視率的同時，還引起了社會話題的熱議。隨著媒介重心的轉移和視覺文化的強勢崛起，中國電視劇逐漸擺脫了對小說等文學作品的依附，獲得了強勢話語權和獨立主體的地位，成為當今最廣泛和重要的敘事藝術之一，其社會文化地位已是今非昔比，日益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和藝術感染力，成為時下最具影響力，負載社會文化意義最多的藝術樣態。而情感劇熱播的背后，恰恰折射出的是現代中國人婚姻城堡里種種不可言說的問題，記錄的是中國人婚姻倫理文化變遷的無奈與希冀。
都市情感劇的概念
都市情感劇，指的是以現代人的戀愛和婚姻經歷為主要內容，表現和挖掘在社會變革中人們的情感迷茫和困惑的電視劇。它反映的主要是社會人倫關系的重要內容——夫妻關系以及親子關系，因此從題材上講，應當說是包含了部分家庭倫理劇以及言情劇。近年來，隨著表現內容的豐富、表現手法的多樣和劇集數量的不斷增多，這類劇越來越受到關注，并逐漸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它們以現代都市人的情感糾葛、婚戀故事為主題，對當前社會上存在的家庭倫理、社會道德等問題進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討，并做出不同的道德和價值判斷，從而折射出現代人以戀愛觀和婚姻觀為核心的感情觀和價值觀的變遷。這些電視劇不同于青春偶像派的言情劇，走的是以理言情的路子，在關注現代人情感需求的同時，努力挖掘情感與責任、婚姻與道德等情感所具有的社會內涵；同時，由于所涉及的內容與倫理關系和傳統的家庭倫理劇相比要相對簡單一些，倫理教化色彩也并不十分濃厚，而代之以親和力和感染力，這也成為它能夠同時吸引從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等不同年齡層觀眾的原因。
當下我國都市情感劇發展所處的社會環境
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一書中指出：“藝術的使命就是讓人們去感受一個世界。”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工業化步伐的加快，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相繼發展為現代意義上的大都市，成為中國人通向外來文明的窗口，同時由于工業化的逐步深化和商業的發展，也帶動了國內其他中小城市的崛起，市民階層逐漸形成并發展壯大，都市商業文明開始迅速興起。都市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的重要所在，都市文化已經成為我國現代文化的重要陣地。新生的電視劇藝術也敏感地體察到了這個新興世界的脈搏，感應到了這個新興階層的需求，一大批反映改革大潮中城市和市民生活變遷的電視劇迅速涌入人們的視野。同時，對于文學和藝術來說，都市的形成不僅以都市的經濟發展為標志，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都市人出現了。這是一個伴隨著現代化交通、通信、印刷和傳媒一起成長起來的高智商的人群。城市人是復雜的，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機遇、陷阱、矛盾、選擇、困惑、失落與希望。他們有強烈的自我表現欲，也有在藝術形象中尋找認同的需求。都市文化的土壤隨著市民階層的壯大和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而不斷豐厚，人們對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而情感生活作為現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反映其情感需求就成為日益迫切的事情。這些都為以都市人婚戀和情感為題材的電視劇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契機。
都市情感劇發展反映出我國當下受眾婚姻倫理觀念的嬗變
現代文明的迅猛發展在為人類創造豐富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第二、第三次科技浪潮，為現代人帶來的絕不只是發達的網絡技術、高效的通信手段和充裕的物質生活，人類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受到的沖擊才更為巨大和深遠。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化，人們在擁有越來越多物質財富的同時，也深深體會到了精神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匱乏。人們需要從藝術中汲取營養，吸取經驗，有時甚至希望從藝術作品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與之相伴隨，在商業化與世俗化的進程中，人們的情感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蕩。社會生活發生的巨大變化，使婚姻和情感的內容、地位以及表達方式都與過去有了很大的區別。我們向來引以為豪的家庭穩固、婚姻穩定，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明白對婚姻家庭的幸福期望值不可太高。神圣的愛情受到挑戰，家庭面臨著從未有過的危機。藝術創作的動力往往來自傳播的需要和社會的呼應。中國人的家庭和婚姻已經成為引起全社會關注的問題，再也無法隔絕于世界之外，被納入現代藝術的視野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反映家庭、婚姻問題的電視劇也因此備受關注。這些作品往往不是簡單地去演繹一個“陳世美”或移情別戀的模式，而是深入到倫理、文化的更深層次，表現當代社會在現代觀念與傳統觀念多重制約下的男女兩性性別心理意識及其復雜多樣的情感問題，其中不少都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比如《蝸居》，以海萍、海藻姐妹倆的情感生活與所需求的生存空間之間的矛盾作為故事主線，內容涉及房價、反腐、外來人員融入城市的艱辛等極具時代特點的話題，把當下民眾所面臨的區別以往時代的困惑一一展現，使觀眾在關注人物命運的同時，也開始審視自己的情感世界和價值取向。在當年獲得了極大的關注，一時成為社會性的話題。
都市情感劇對當下受眾審美心理的精神撫慰
電視劇從興起到今天，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就獲得了相當大的發展，除了有社會的土壤、契合大眾的需要外，還與其自身的特點及創作者的努力分不開。“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娛樂、大眾消費的呼聲漸漲，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人們渴望在疲勞的工作之余，獲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愉悅，大批的言情劇應運而生。”①這類電視劇從興起伊始，就主要以愛情、親情、友情這些人們最熟悉也最渴望的感情為講述對象，表現形式不拘一格，喜劇、悲劇、鬧劇，有的以曲折的故事和引人入勝的情節吸引觀眾，為人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帶來精神上的愉悅和放松；有的則以情感人，滋潤觀眾心靈，成為一劑撫慰心靈創傷的良藥。
人類的愛情、婚姻生活是藝術表現的永恒題材，美好的愛情、完美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人人心中的渴望。婚戀題材電視劇兼具言情劇與家庭倫理劇的共同特點，既具有時代感，同時又具備與傳統因素的契合點，對觀眾有一種“圓夢”的吸引力。把敘事的焦點集中到婚姻家庭，也讓它與電視劇本身的家庭收看方式相符合，更能夠拉近與觀眾的距離。同時，由于“該類題材的電視劇與重大社會現實問題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政治敏感度不強，因而也就在創作上贏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是電視劇國情化、地域化、敘事化特色最重要的表現領域”②。
都市情感劇的發展也體現了創作者們的理性思考與人文關懷。近年來，電視人對這一題材進行了深入挖掘，從不同的角度關注中國人的婚姻危機和情感危機，充分表現了他們高度的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在他們的努力下，以都市人情感為題材的電視劇正以其豐富的內容、多元化的創作風格以及直面現實的精神為越來越多的觀眾所接受和喜愛。
結語
任何藝術都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電視劇藝術作為一種現代新興的藝術門類，對于當代社會生活更有著最為敏銳的嗅覺，它關注的焦點，往往就是社會的焦點和熱點。處在這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既是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產物，同時也是這一時期的歷史見證，“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語境來觀察和闡釋這一時期的影視文化，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通過這一時期的影視文化來理解和分析這一特定時期的社會語境”③。我國社會生活和思想觀念發生的巨大變革，使得以婚姻倫理精神為核心的我國婚姻倫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呈現出傳統觀念與現代意識并存的情況。正是這種變遷，使得以表現現代人婚姻情感為核心的婚戀題材電視劇，從創作理念到價值取向都受到很大的影響，綜觀近年來數量龐大的電視劇創作，在內容、題材、主題上對社會生活的強烈關注和貼近，創作視角的平民意識和強烈的現實主義再現風格，成為當下都市情感劇的特征。（本文為2010年度南京藝術學院校級重點課題“都市情感劇研究”的成果之一，課題編號：dgcyyds10）
注 釋：
①曾慶瑞：《通俗電視劇藝術論——世俗生活的神話》，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都市文化范文第3篇
[關鍵詞]大眾文化;蘭白都市文化圈;文化生態環境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0)10-0042-02
建設文化圈是甘肅作為文化大省在發展文化上早已確定的戰略選擇,一個以蘭州為中心、以蘭州及周邊地區眾多文化設施和人文景點為重點的中心文化圈已經初步形成。作為這一戰略選擇,無疑走在經濟圈戰略選擇的前面,在一定意義上為經濟圈建設打下了文化基礎。
如何在建設經濟圈的同時,進一步促進文化圈的建設,讓文化圈的建設成為經濟圈的助推器,需要我們認真、深入地思考與探討。
一、大眾文化對于促進蘭白都市圈文化發展的意義
(一)有利于實現圈內文化價值
大眾文化在文化價值及其價值實現上給我們提供了有益啟示,這個啟示在于只有滿足了大眾需求,文化的價值才能得以充分彰顯。大眾文化的這個啟示,為精英文化的大眾化、主流文化的大眾化提供了一個可供選擇的路徑,自然也為圈內一些具有獨特價值的文化資源實現其價值提供了可選擇路徑。
(二)有利于催生圈內新型文化產業的誕生
文化產業依托大眾消費群體,迎合和滿足大眾消費群體而得以快速發展,大眾文化消費熱的興起又進一步促使新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生成和文化產業本身的發展。大眾文化和文化產業就在這一相互作用下逐漸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因此,重視大眾文化,引導大眾消費,必然會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有利于推進圈內公民社會的進程,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當代大眾文化的主體是大眾,它具有一種依托大眾、趨向民主的品格和指向開放的、雙向交往的多元化意識形式。這一切悄然地改變著中國當代的意識形態,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間和文化場域上發揮了積極作用。因此,當我們進一步以更加自覺的意識為大眾文化發展創造良好生態環境時,實際上就在推進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民社會的進程,促進著人的全面發展。
(四)有利于促進圈內人們文化意識的提升和文化主題的生成
在大眾文化發展的背景下,一個地方的文化主題才有可能逐漸變得清晰,得到彰顯,大眾文化素養才能得到普遍提升,文化意識與自覺才能得到普遍加強,從而進一步體現出較為突出的競爭力。因此,注重發展大眾文化是進行文化建設的基本出發點。
(五)有利于促進圈內經濟的文化化與文化的經濟化,促進甘肅走出文化邊緣化
經濟的文化化與文化的經濟化是當今社會發展的一個突出特征。只有大眾文化的發展才能為經濟的文化化與文化的經濟化提供可能性與現實性,才有可能改變甘肅在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戰略地位,才有可能改變外界對于甘肅的認識與意識,才有可能使甘肅走出文化的邊緣化狀態。
二、蘭白都市經濟圈大眾文化發展已經形成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
(一)作為支撐大眾文化消費的文化基礎設施得到極大改善
甘肅省投資5000多萬元建設《四庫全書》藏書樓,投入近1.1億元巨資擴建甘肅省博物館,投入數千萬元改建甘肅省圖書館和省檔案館。蘭州市也投入1800多萬元資金,將金城大劇院改建為全省條件最好的劇院;將文化項目和城市建設結合起來,累計投入數億元資金建起了文化內涵豐富的百里黃河風情線、水車大觀園、金城關文化區、蘭州碑林、龍園、生命之源雕塑廣場等一批人文景點。與此同時,蘭州周邊地區也涌現出一批新的人文景點,如和政古生物化石館、永靖恐龍足印化石群、榆中青城古居、景泰黃河石林及影視城、康樂蓮花兒基地等。這一切為蘭白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硬件基礎。
(二)引領大眾文化發展的精英團隊初步形成,精品成果不斷涌現
作為甘肅省文化中心的蘭州,擁有全省最重要的文化藝術機構、科研院所、高等學校,匯聚了全省最重要的文化藝術人才,產生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化藝術產品:享譽海內外的《讀者》雜志和舞劇《絲路花雨》,目前已成為甘肅的兩張“名片”。另外,就舞臺藝術而言,至2009年,新創排的舞劇《絲路花雨》、舞劇《大夢敦煌》、隴劇《官鵝情歌》、京劇《絲路花雨》、話劇《老柿子樹》、秦劇《大河情》、雜技劇《敦煌神女》等一大批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俱佳的優秀劇目,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可以說甘肅文化精英們通過文化詮釋著甘肅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三)作為大眾文化重要資源的民族文化、非物質文化得到空前重視與保護
甘肅雖然經濟相對落后,但文化意識濃厚,不僅體現在對教育的重視上,也體現在對各種文化資源的保護與開發上,使甘肅作為一個文化資源大省顯得名副其實。甘肅的文化資源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有燦爛的歷史文化,二是豐富的紅色文化,三是多樣的民族民間文化,四是具有一定實力的現代文化。如敦煌和天水麥積山的石窟文化,還有彩陶文化、長城文化、絲綢之路文化,都是古代文化在甘肅省的遺存。對這些文化資源的保護與開發的重視,無疑為大眾文化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
(四)作為大眾文化最重要技術基礎的大眾傳媒也已普及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甘肅的大眾傳媒也得到飛速發展,廣播電視的普及自不待言,作為信息傳遞與交流主要手段的網絡也逐漸從城市向鄉村延伸、普及,手機作為新的大眾文化媒體尤其發展迅速。另外,報刊雜志為了爭得更多的消費大眾,也在增加娛樂版面,從而保持其在大眾傳媒中應有的地位。
(五)作為大眾文化的市場主體逐漸得到培育,并初步形成
甘肅的文化市場經歷了從小到大、從點到面、從單一到多樣的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的奮斗歷程。經過不斷繁榮發展,目前包括演藝、娛樂、網絡、藝術品等文化產品市場和資本、產權、人才、信息、技術等文化生產要素在內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文化市場體系已經初步形成。
三、在蘭白都市經濟圈的背景下,進一步營造良好的大眾文化生態環境,促進圈內文化的大發展
(一)以《讀者》品牌為依托,打造文化主題
《讀者》作為甘肅“名片”之一,屬于大眾文化品牌,是打造大眾文化的成功范例,其在堅守文化應有的價值與實現文化應有的價值方面實現了有機統一,為克服大眾文化標準化、模式化等消極方面樹立了典范。當前,我們要利用好這一品牌,進一步打造圈內的文化主題。
(二)以整合資源為基礎,大力打造文化圈引擎
蘭州和白銀兩地在歷史、文化資源上有著極大的關聯性,具有共同開發、整合優勢的先天條件。在蘭白文化圈建設上,需要更新觀念,建立統一的文化產業項目庫,通過共同融資、開發來整合資源,實現文化圈的大發展、大繁榮。同時,要以發展旅游業作為圈內文化建設的引擎,有效激活文化產業及其相關產業。在發展旅游上,要注意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線路,提升圈內的旅游文化內涵。要以原有的精品舞劇為基礎,注重繼續打造大型原生態場景劇或舞臺劇精品,使之成為文化圈的靈魂和象征。
(三)以提升媒體工作者的文化素養為基礎,引導大眾文化向正確方向發展
大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大眾傳媒文化,大眾傳媒影響或主導著大眾文化消費。因此,發揮好大眾傳媒的作用,是進行大眾文化建設、提升核心競爭力必須關注的問題。發揮好大眾傳媒作用,關鍵又在于人,在于大眾傳媒工作者的文化素養。只有具備了較高的文化素養,才能有效理清先進文化與落后文化,積極發揮大眾傳媒的傳播信息、教育、引導功能,使大眾文化更加符合大眾的精神和心理需要,從而建構健康、文明、向上的媒介環境,營造良好的輿論文化氛圍。
都市文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都市化 消費文化 生產與消費 精神生產 文化消費
〔中圖分類號〕G0；I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8）11-0119-07
與農業社會相比，城市最顯著的功能與特征即它的消費性。與傳統的城市消費相比，在以大都市與城市群為中心的都市化進程中，由于人口、財富、文化資源在都市空間的高度集聚與迅速膨脹，不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區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與繁榮，同時也使城市社會固有的消費功能獲得了極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級換代，以至于從物質生產到精神生產，從群類到個體，從歷史文化到自然遺產統統被卷入到消費、消費、再消費的潮流中。這既是當代被稱為消費社會、消費文明，也是都市消費文化研究在中國學界迅速升溫的根源。綜觀當代中國的消費文化研究，其突出問題可概括為“跟著西馬走”（如盧卡奇、波德里亞、霍克海默等）與“跟著感覺走”。前者忽略了作為母體、比子孫更高瞻遠矚的父系經典理論，未能從社會生產的總體性與歷史發展角度探索出適合中國經驗的當代批判話語；后者則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馬克思揭示的消費與生產的內在關系原理，直至淪為毫無理性反省能力、隨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時髦文化批評。要想真正完成解釋與批判消費社會現實與文化經驗的理論任務，在當下急需以都市化進程為現實背景，重溫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的理論，并從對馬克思社會生產理論的總體把握與發展創新角度建構出其當代形態，由此為消費文明時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個科學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框架。
一、對馬克思“生產―消費”關系理論的再認識
在紅塵滾滾的消費社會中，人們面臨的首要困惑源自生產與消費關系的錯亂。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會生產結構在總體上重生產、重積累的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向重消費、重流通的后工業社會或消費文明轉型的直接表現。按照馬克思的基本觀點，社會生產結構在邏輯上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要素，[1] （P91） 但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時代中對它們又分別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國傳統農業文明側重于‘生產’，而希臘商業文明則側重于‘交換’等。以時代而言，古代社會在總體重‘生產’，如資本主義早期的清教倫理、如中國傳統社會的‘勤儉、節約’意識形態；而當代世界的主潮則傾向于‘消費’。”[2]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與當代城市化進程在不斷加速中升級為以“國際化大都市”與“世界級城市群”為中心的都市化進程直接相關。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與財富越多，城市的消費性質與服務功能就越明顯，這在農業社會的大城市（如中國北宋時期的東京、南宋時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現。而在當代隨著人口、財富、資源向大都市與城市群的迅速轉移與高度集聚，一方面極大地提升了都市社會固有的消費性質與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帶動了整個社會生產過程從生產向消費形態的傾斜與轉型。正如羅維斯所說：“隨著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爭已從生產領域（商品生產和服務行業的生產）轉移到再生產領域（即維系穩定的城市生活的水準，如果不是提高的話）。”[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當代背景下，由于現代服務業與文化產業的迅速發展，不僅使人們在觀念上特別容易遺忘生產與消費的內在聯系，同時也必然要忽視或否定生產要素及其種種物化形態在實踐上的重要性，這是消費要素與行為在后工業社會中被高度重視乃至無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經濟為例，是過分強調第三產業對第一、第二產業的優勢，并以之作為城市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在理論研究上則以“消費資本化”為代表，核心是“消費能產生資本，消費者因此能成為‘資本家’”。[4] 其最極端的表現則在被中國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極點的波德里亞。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終結――“這是勞動的終結、生產的終結、政治經濟學的終結”；“這是能指/所指辯證法的終結，這種辯證法曾使知識和意義的積累、復合話語的線性意義群成為可能”；“這同時也是交換價值/使用價值辯證法的終結，這種辯證法曾使社會積累和生產成為可能”；“這是話語線性維度的終結、商品線性維度的終結”――來形容他眼中的消費社會，并得出“生產時代的終結”這一關于當今世界的宏大敘事結論。[5] （P6-7） 正如所有“說大話”、“說狠話”、“說過頭話”的宏大敘事一樣，波德里亞直接宣布作為社會生產結構四要素之一的生產環節走向終結，也明顯存在著以偏概全的學理問題以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心態問題。因而，對此需要加以訂正的是，說消費的重要性在后工業社會中得到極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領域與方面已占據了主流地位，是未嘗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產時代的終結”，則需要進一步的推敲與小心求證。
要想在觀念上真正解決這一重要的認識問題，需要重溫馬克思對生產與消費關系的精辟闡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將生產與消費的關系表述為三個方面。首先，生產決定消費，因為“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任何現實的消費活動總是要以生產、分配、交換環節提供的生活資料為基礎與對象。正如俗話所說“鏡子里的燒餅不能充饑”，馬克思把這一點稱為“膚淺的表象”。他指出：“在生產中，社會成員占有（開發、改造）自然產品供人類需要；分配決定個人分取這些產品的比例；交換給個人帶來他想用分配給他的一份去換取的那些特殊產品；最后，在消費中，產品變成享受的對象，個人占有的對象。”[1]（P6-7） 其次，“消費也是生產”，因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并不是“同一的東西”，而是“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是“一個有機整體”。作為有機整體，其相互之間遠遠超出簡單的機械作用關系。如馬克思說：“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范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積聚，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后，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1] （P17） 這是馬克思以其時代蓬勃發展的工業文明為現實背景的理論創造。與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農業社會相比，以工商業與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工業社會，使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以及對整個社會再生產的重要推動作用逐步展現出來。這是馬克思更看重“消費也是生產”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遠的面向未來意義的科學論述。再次，是生產與消費的相互適應與相互依存原理。馬克思指出：“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生產中介著消費，它創造出消費的材料，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是消費也中介著生產，因為正是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就沒有目的。”[6] （P9） 在某種意義上，這代表著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理論研究的最高認識與理論境界，其精髓即消費與生產是互為存在的矛盾統一體，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脫離對方而單獨存在。就此而言，所謂“生產時代”單方面的終結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同樣也等于“消費時代的終結”。這就為我們清理各種片面的、極端的消費理論提供最具現實價值的理論基礎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對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原理的重溫與再認識，既不等于無視在都市化進程中日益壯大的消費文明現實，也不等于徹底否定當代消費社會研究、特別是西方者對此所做的某些敏銳分析與尖銳批判，而是要通過對被其擴大、吹脹了的部分的消腫、還原與批判性建構，將消費社會與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與有效的應用范圍真正確定下來，為科學的、全面的認識與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礎與合法的框架。
二、生產與消費的歷史變遷與當代闡釋
在某種意義上，“消費也是生產”、“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6]（P12） 等命題，是馬克思消費理論中最重要的“硬核”與最閃閃發光的“慧識”，構成了我們研究當代消費社會發展與消費文化生產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馬克思消費理論在他所生活的時代主要是一個天才的理論預見，由于資本主義大生產仍在發揮著決定與支配作用，由于后工業社會與消費文明社會在其時尚處于萌芽狀態與低級階段，因而其對社會生產直接的現實影響與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現。這也是當時一般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不理解“消費也是生產”的主要原因。但隨著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后工業社會兵臨城下，特別是以都市社會為中心、消費環節對整個社會再生產的推動作用越來越突出，馬克思“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內涵的廣闊現實土壤，并在后工業社會或消費文明時代一洗歷史塵埃，煥發出燦爛奪目的真理光輝。對生產與消費關系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變遷與當代形態進行考察，既出于推動與實現理論創新與中國化的內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確認識與把握這個消費聲浪越來越喧囂、一浪高過一浪的現實世界。
首先，城市的發生與發展既是生產與消費走向對立與更高矛盾狀態的始因，也是推動整個社會生產從生產向消費環節轉向的主要機制與力量。從起源上看，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社會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7] （P56）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一步指出：“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導致了人類在聚集空間與生產實踐上的重要分化，具體是生產要素在以農業文明為母體的鄉村社會中成為主體，而消費要素則在以工商業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間中獲得了高度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最初的城鄉區別恰好構成了消費與生產分裂的第一種現實形式。盡管城市的工商業與城市化水平有歷史的與現實的差異，但其消費本質始終如一。以馬克思?韋伯劃分的城市類型為例，盡管他根據經濟因素把城市分為“消費者城市”、“生產者城市”與“商人城市”，但從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為一個同農村區分的實體出現的地方，不管是領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還是市場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兩種性質――家族和市場――的經濟中心……是市場定居點”，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費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產者城市”，由于“工廠、手工工場或者家庭工業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實際上也主要是指“它們供應外部區域”或“它們的商品輸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與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有本質的區別。這在邏輯上恰好說明交換、消費等非生產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與主要形式。又如經濟史學家將中國古代城市劃分為政治型與經濟型，前者以開封為代表，“工商業是貴族地主的附庸，沒有成為獨立的力量，封建性超過了商品性”，“充滿了腐朽、沒落、荒、腐敗的一面”，后者以蘇、杭為代表，其“工商業是面向全國的”，流露著“清新、活潑、開朗的氣息”。[10] （P158） 盡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業或消費市場受到較多的壓抑與限制，但雄厚的經濟基礎與眾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體上傾向于消費而不是生產。以清代都城北京為例：“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20世紀初，城內有常住人口70.5萬人，其中專享俸祿的八旗子弟和官員、差役、兵勇等非生產人口達28萬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這樣龐大的消費群體和較高的消費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經濟貿易的發展，推動了與娛樂消遣相關的手工藝、戲曲、書畫等文化娛樂業的發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動社會生產從生產轉向消費的主要機制與力量，城市化進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間與人口規模越大，其社會生產總體上的消費性特征就越明顯。而消費社會在當代的出現與迅速發展，則與當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將第一次超過農村人口、[12] 特別是大都市與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飆升直接相關。
其次，當代城市人口與空間規模的擴張極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費功能與水平，使生產與消費以更加復雜的方式相互纏繞在一起，這是人們在研究當代文化時“只見消費”、“不見生產”的主要原因。按照阿爾溫?托夫勒的看法，人類至今已經歷過兩次巨大的變革浪潮，第一次是歷時數千年的農業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業文明，它們對人類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的變遷產生了至為關鍵的重要影響。從生產與消費的關系而言，在自給自足的農業文明中，大多數人的生產和消費是一體化的。工業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類的生活劈分為兩半，造成了生產和消費的分裂與對立。在作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業社會中，消費與生產的關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簡單純樸，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涇渭分明，而是出現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態勢。托夫勒提出的“消費者的生產力”與“產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傳統的“勞動創造財富”或專業化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而為一，是后工業社會最鮮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測懷孕器的使用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數百萬婦女取代了醫生和化驗室的工作，“這個自助運動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它代表了從被動的消費者成為主動的產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運動”為例，其意義決不僅是“自己動手干活的趨勢”；它表明“消費者更緊密地卷入生產過程之中”，“生產者與消費者傳統的區別消失了”，預示著“生產轉向經濟的第一部類”，并具有“改變市場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改變我們整個經濟思想”、“改變經濟沖突的基礎”等重要意義。[13]（P370、P375、P379、P381） 在邏輯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會理論，恰好在經驗層面上印證了馬克思生產與消費關系的基本原理。具體言之，生產決定消費（“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對應于“民以食為天”的農業文明時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創造出大量的物質生活資料，才能實現“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費也是生產”（“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對應于“市場也是生產力”的工業文明，其主題是勞動產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場中的“二度創造”，對于物質生產與整個社會的良性循環變得越來越重要；而“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則將當代消費文明或后工業社會的本質與深層結構充分揭示出來。這不僅表明生產與消費要素在邏輯上更緊密地相互纏繞在一起，憑借傳統的感覺或簡單理論思維已無法把握其深層的內在聯系，同時還揭示出生產與消費環節在現實中已超越了兩者非此即彼或涇渭分明的低級形態，并借助人類個體與社會更高的發展階段實現了社會生產諸要素新的和諧與統一。在此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盡管以消費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來越遠離了實際的生產領域，但卻不能因此而得出生產環節已經終結的片面結論。在物質生產上，盡管消費環節對經濟發展的帶動功能日益突出，但總體上“讓百姓更多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依然任重道遠。”[14] 在精神生產上，可以讀者中心理論為例，傳統的作家中心讓位于讀者中心既是消費時代的附屬物，也是這一理論宣揚“作者死了”、“無原本的復制”、“所有一切都是類像”[15] （P32） 的根源。但實際上，如果沒有作者的寫作、作者創造的原本等生產過程或產品在前，后現代的“讀者中心”、“復制”等同樣是不可能獲得其生產對象的。以央視“百家講壇”為例，盡管其文化評書可以增加許多有趣的噱頭和花邊，但如果沒有《論語》、《三國演義》等原本及其強大的生命力，實際上也是不可能有當代這些文化說書人的再生產與傳播實踐的。由此可知，在消費時代，生產仍在繼續，生產與消費的關系并沒有終結，而只是兩者的結構關系有所改變，或者說生產與消費要素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更為有機地統一起來。
由此可知，對于馬克思的消費理論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費與生產的相互適應與相互依存原理為基本邏輯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有機整體”為總體理論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當代消費文化研究者對消費功能的神奇夸大與無限吹脹，后者充其量只是對馬克思“消費直接是生產”、“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消費浸入精神生產”等命題片面理解與發揮的結果。特別是從自然環境保護與精神生態建設的角度，對當下理論界與社會思潮中日益泛濫的消費意識形態進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樣認識到生產環節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費與生產的內在關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費社會表象之下的深層規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的基本原理，為我們認識消費文明的本質，以及當代人正確理解與科學闡釋他們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學基礎與科學方法。
三、消費時代的精神生產新變與文化消費異化
在某種意義上，消費的邏輯不僅強烈改變了傳統的物質生產方式，也深刻地影響到當代的精神生產過程。如果說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術產業對傳統產業結構、第三產業對現代工業體系的有力挑戰，與那么后者則直接體現在“實用”與“審美”、“經濟”與“詩意”、“功利”與“非功利”等一系列傳統矛盾在當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與有機結合上。從總體上看，如果說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分離始于城市與鄉村的分裂與對立，在漫長的歷史中，如同資本主義敵視詩的道理一樣，經濟發達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產的障礙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與鄉村則多成為文學藝術表現與審美創造的對象，那么也可以說，在都市社會這一更高的發展階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現而分裂的“物質”與“精神”、“實用”與“審美”、“銅臭氣”與“人文氣”正在走向新的綜合與統一，文化資源成為生產對象、文化生產成為生產力要素、文化市場成為更有活力的經濟空間，以及文化消費對社會再生產的影響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標志。這一進程的后果是兩方面的，也是在當下急需加以研究與關注的。
從積極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產的經濟功能得到充分發展。原本與經濟活動關系疏遠甚至相互敵對的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在當代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一支有著重要實力與遠大前景的生力軍。對于整個社會生產而言，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的合一增加了生產資源與勞動力要素，促進了社會生產的多樣性并現實地創造了巨額的社會財富，為當代人的生存與全面發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質條件與現實可能。與此同時，精神生產對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也產生了更為積極與重要的影響。一方面，以“舊型工業化”為主導的傳統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間、自然資源的空前緊張正在陷入巨大的發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須通過尋找新的資源、探索新的發展模式以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在知識經濟時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發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費不生產”的精神文化搖身一變為財富神話的創造者，并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可觀的“軟資源”與文化生產力要素，使以文化資源為客觀生產對象、以審美機能為主體勞動條件、以文化創意、藝術設計、景觀創造等為中介與過程、以適合人的審美生存與全面發展的社會空間為目標的城市理念與形態成為現實，為城市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源與新方向。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使文化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在當今世界異軍突起，成為增加社會物質財富、調整經濟產業結構與發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從根本上講，文化產業與現代服務業是消費而不是生產，側重于對人類已有物質生活資料與財富資源的交換與分配，而不是直接與自然對象打交道、可以生產出物質生活資料的勞動實踐。它們的存在主要依賴于已積累了大量財富與消費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當代社會從生產型轉向消費型的現實表現。而由于消費的擴張總要建立對生產環節的擠壓與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兩者之間固有的平衡與秩序并導致一些嚴重的負面影響。這表現在物質生產上，是惡性地消耗自然資源與環境，表現在精神生產上，則是一種更為加嚴重的文化異化現狀。
從消極的方面看，則是精神生產的精神本性被“物化”與“異化”。在傳統社會中，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鴻溝，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質層面、實現精神生產目的最重要的條件與基礎。如現實主義文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現代主義藝術家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抗議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審美的無功利性”和“文學藝術的批判現實精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盡管已開始試圖彌補兩者之間的對立，但由于生產環節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嘗。但在當代以都市為空間基礎的大眾文化中，則迅速實現了精神生產的物質化與消費化進程。不僅那種不直接生產物質財富的精神生產被迅速地物化或異化，那種不直接滿足生理刺激與本能欲望的審美精神也同樣不復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現了作為勞動異化的延伸形式與當代形態的“文化消費異化”，具體言之，“人們消費的低俗文化對象越多，他們實際上享受到的精神價值就越少；人們對這種粗放文化消費品占有得越多，他們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蒼白。也可以說，他們越是消費，他們就越喪失消費的能力，并且在心靈上越來越饑餓”。[16] 由此可知，在現代化大都市中，盡管物質文明與制度文明建設得都比較好，但由于文化消費的這種異化現狀，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過上一種真正有質量的當代生活，同時也沒有使大都市與城市群實現“更有意義、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質。[17] （P7） 在這個意義上，都市社會在精神生產上存在的問題，與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面臨的挑戰是同樣嚴峻的。
在被消費的邏輯嚴重扭曲的當代精神生產中，盡管可以給城市本身的物質發展增加份額，但由于其所帶來的文化異化反過來直接敗壞了城市的本質，因而又從根本上威脅著都市化進程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要應對過度消費化給城市肌體與功能帶來的創傷與陰影，有必要重溫馬克思對精神生產的本質屬性所作的研究與重要論述。其要點有二：一是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差異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經濟學時曾以諷刺的口吻指出：“連最高的精神生產，也只是由于被描繪為、被錯誤地解釋為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者，才得到承認，在資產者眼中才成為可以原諒的。”[18] （P298） 二是從實現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闡釋作家的藝術勞動。如王元驤指出：“他對于文藝的價值，也正是從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從實現人的自由解放這一歷史進程中的意義和作用的方面來進行闡釋和評判的。所以他認為對于作家來說，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詩一旦變成詩人的手段，詩人也就不成其為詩人了’。他痛斥資本主義社會使作家創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變為僅僅為了謀利的時代，使‘非生產勞動者’變為‘生產勞動者’，而僅僅為資本、利潤來進行創作，提出對于真正的藝術家來說，他‘決不應該只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時作家可以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自己個人的生存’。”[19] 在這個意義上，正如西方學者費徹爾所說：“馬克思認為幸福的集中體現就是活動、積極性，而不是消極的消費。”[20] （P116）在某種意義上，這不僅表明在理論上過分強調精神生產的消費化是錯誤的，同時在實踐中完全將精神生產等同于物質生產也會使都市精神生態出現嚴重的污染與問題。
都市消費文化對當今世界精神生產與消費的總體影響構成了我們闡釋與批判消費文明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對都市消費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與都市群對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樣，作為人類城市文化發展的高級精神形態與當代世界精神生產與消費的話語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樣使當代精神世界、特別是在文化消費上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進程中，由于影響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轉移到國際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進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正在成為在當代語境與現實背景下實現人自身全面發展的關鍵所在。總之，在到處充滿了熙熙攘攘消費聲的都市社會中，一方面以馬克思的生產消費原理為基礎，才能深刻地認識消費社會的真實本質以及把種種錯誤的反映、認識與闡釋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馬克思關于精神生產與人的全面發展思想為指導，才能消除當代人在都市化進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與精神異化，使城市的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發展走上和諧與科學發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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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化范文第5篇
都市文化研究是世界性的前沿學科，當代城市化浪潮不斷升溫、迅速擴張，是它得以形成的現實基礎，而前沿性和世界性則是它的兩個基本特點。2005年12月初在上海召開的“都市文化學科建設論壇”，是國內外首次對都市文化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與范圍、理論框架與范疇體系、價值理念等基本問題進行的學術探討，對于中國的都市文化研究的確立與建設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在西方，特別是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進入都市化時代的美國，對都市與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由城市社會學來承擔。在中國，由于社會學研究長期以來關注的主要對象是農村或小城鎮，“這直接影響了城市社會學等知識譜系與理論工具的傳播與應用”，使都市文化研究成為一個急需加以填補的理論空白。目前，中國都市文化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國文學學科中，而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有關刊物的文學、美學、文藝學欄目中體現。
文化生態學最初由美國人類學家斯圖爾德（Steweardm J ? H ， 1902 — 1972 ）在《文化進化和過程》一書中提出。按斯氏的設想，文化生態學旨在“解釋具有地域性差別的一些特別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來源”。從1999年起，文化生態學研究進入了“大文化”研究的視野，研究取向集中在城市社會學、傳播學以及倫理學等領域。國內文化生態學研究方興未艾，帶有強烈的區域性特征，體現了當代國內學術界的現實關懷。本文將都市文化的研究延伸至社會語言學，立足閩南文化建設，關注閩南都市群的發展，從語言文化這一微觀角度入手，以廈門為個案，對閩南都市語言文化的生態環境構建做嘗試性探討。
二、廈門都市社會的語言文化生態
廈門是一座富有閩南文化底蘊同時又日趨國際化的都市，外來文化和閩南文化的融合使其具有豐富的文化多樣性。良好的閩南都市語言文化生態環境應該是閩南都市社會發展所必須的三種語言文化，即閩南語文化、普通話以及英語文化共存共生、平衡發展的語言環境。據此，本研究圍繞這三種語言的發展現狀調查展開：
（一）閩南話的生存現狀
閩南都市文化具有開放性、移民化以及文化多樣性特征。這三個特征是互相關聯、相輔相成的。閩南都市群在福建政治、經濟的地位和發展決定了其文化的多樣性，文化多樣性和地方文化特色同時為閩南都市文化增添了魅力。然而，文化多樣性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持續發展需要語言多樣性和方言文化的支撐。本文通過問卷調查，對在廈門工作和學習的各類人員，包括學生及其他各類人群，共計200 名進行了調查。通過調查和分析，了解了受訪者普通話和閩南話的使用情況。問卷共設計50道選擇題, 全面了解廈門閩南話與閩南文化生存現狀。調查數據見表1。
表1 閩南話的生存現狀
中小學生
（7-15歲）
大學生
（18-22歲）
在職人員及社會人員
（30歲以上）
閩南話
43%
65%
70%
普通話
100%
100%
100%
注：（1）參與調查的中小學生為70 名；
（2）參與調查的大學生為70 名；
（3）參與調查的在職人員及社會人員為60 名。
上述調查表明，在廈門這個迅速發展的著名的閩南都市中，只要掌握普通話，日常交流沒有任何困難。雖然成年的當地居民通常能夠使用閩南話相互交流，但在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中閩南話的掌握與交流卻存在一定困難。其主要原因是普通話的普及和普遍使用，使得閩南話的使用場合非常有限。這種發展狀況不由得使人對閩南語言文化的留存產生一定的擔憂。如何正確處理好普通話與閩南話的關系，保持閩南話的活力與閩南文化特色是亟待研究的問題。本文認為，普通話現在不應該是急于去覆蓋方言。在普通話日益擴大使用場合的同時，地方方言也應深入使用到各地群眾的生活領域中去，鼓勵市民主動大量地去吸收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詞語。
（二）閩南都市社會英語語言文化教育的現狀
閩南都市群的地理位置決定其國際化的發展趨勢。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英語語言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實踐證明，閩南市民的英語教育程度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以及海峽對岸的臺灣還有一定的差距，為了閩南的富強，英語教育的強調不是太過了，而是遠遠不及。本文通過廣泛調研、抽樣調查和統計分析等語言學、社會學綜合的研究方法對廈門的英語教育現狀做出評估，調查結果如表2。
表2 英語教育的現狀
中小學生
（7-15歲）
大學生
（18-22歲）
在職人員及社會人員
（30歲以上）
受過英語教育
95%
100%
75%
英語表達流利
16%
30%
20%
注：（1）參與調查的中小學生為70 名；
（2）參與調查的大學生為70 名；
（3）參與調查的在職人員及社會人員為60 名。
從以上調查可以看出，目前廈門中小學校和大學的英語教育普及較廣，各類在職人員及社會人員中受過英語教育或者相關培訓的比例較高，但真正能用英語流利交流的比例則都比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英語教育在大中小學得到普及，受英語教育的學生比例達95%以上，但仍舊以應試教育為主，較少注重實際交際能力的培養；此外，廈門作為正大步邁向國際化的都市，其國際化氛圍仍顯不足，英語的使用場合較為有限，使得英語的使用主要局限在學校課堂。
三、 閩南都市社會的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構建
（一） 政府部門的重視
閩南都市社會的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構建，需要政府部門的重視和相應舉措。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準設立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這是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實驗區包括泉州、漳州、廈門三個城市，成立后主要保護閩南方言文學、閩南民間音樂、閩南戲曲、閩南民間舞蹈、閩南民間美術、閩南民間手工技藝、閩南民俗、閩南傳統體育競技、閩南民間信仰、閩南消費習俗等十類項目。福建省非常重視閩南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制定了《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規劃綱要》，以加強對閩南地區文化生態的整體性保護。以上種種舉措說明政府已經將大力保護閩南文化生態提到了議事日程，將極大地促進閩南都市社會的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構建。
（二）2+1模式的語言教育政策
本文認為，閩南都市文化區應借鑒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實施的雙語教育機制，在小學課堂教學中可以采用閩南話和普通話想結合的“雙語教學”，激發小學生學習閩南文化的熱情。應鼓勵并加強2+1模式（普通話、英語加閩南話）的語言教育政策，在中學和大學除了開設語文、英語課程之外，還可開設形式多樣的閩南話課程，如閩南話短期培訓班、閩南話選修 課等。2+1模式的語言教育，既提高市民的跨文化語言交際能力和跨文化意識，又保障地方語言文化特色的持續發展，繁榮閩南都市群的語言文化多樣性，構建閩南都市社會的良性的語言文化生態環境。
（三）加強閩臺文化交流
閩南地區地理位置得天獨厚，與臺灣一衣帶水，具有地緣近、血緣親、文緣深、商緣廣、法緣久的“五緣”優勢。閩南文化與臺灣文化 一脈相承、相互交融。近年來的“閩南文化熱”吸引了兩岸各界關注。海西文化論壇、閩南文化節、閩南語歌曲大賽、兩岸姓氏譜諜展牒學術研討會等文化活動和學術活動層出不窮，推動了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閩臺文化交流。隨著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設立和政府部門的重視， “五緣”優勢將得到充分發揮，有利于傳承以閩南文化為主的優秀民族文化，以及閩南都市社會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構建。
（四）促進閩南文化的傳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
可充分利用各種媒體促進閩南文化的傳播，開設閩南語電視頻道和廣播，宣傳閩南文化；在校園文化活動中，可以舉辦閩南話歌唱比賽及演講活動，創設校園閩南文化的氛圍；還可以在校園推廣閩南戲曲，如歌仔戲的培訓和演出活動，使閩南文化成為大學校園文化的一道獨特的風景。在閩南文化傳播的基礎上，以文化引領產業轉型升級，探索文化與產業、城市、環境、社會融合發展，使文化產業成為閩南都市社會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亮點。
四、結語
國內都市文化研究方興未艾，學科理論構建、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和范疇等方面的問題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閩南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閩南都市群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依據閩南都市文化開放性、移民化、文化多樣性的特點，致力于閩南都市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構建，對于都市社會語言文化的健康發展和地方政府語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實際意義和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