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贊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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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贊美詩范文第1篇
基督宗教在黔西北彝族中的傳播與活動，對彝族的文化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自基督宗教傳人黔西北彝族之后，對信教民族群眾的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生活方式、衛生習慣等產生了很大的沖擊，導致民族社會發生變遷。彝族文化是自成一體的文化，從天文歷法到治國方略：從宗教信仰到詩詞歌賦：從耕牧紡織到風情習俗，其包羅萬象的構架，一直以自身強大的力量對抗著形形的文化沖擊。在這些文化同化和文化征剿中，從來沒有哪一種文化敲開過彝族文化的大門，有的反而被彝化。如明朝時從南京一帶遷來黔西北的南京人（白族），說彝話，習彝俗，甚至用彝文寫碑文，和彝族沒什么兩樣。但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基督教傳教士卻意外地使黔西北彝族陸續皈依了基督。如前所述，盡管基督教在傳播過程中不斷被彝化，但無疑也使彝族文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變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宗教信仰的變異
黔西北彝族的宗教信仰也同其他彝區彝族的宗教信仰一樣，具有濃郁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集中表現為“萬物有靈、自然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是祖先崇拜。對各種神靈的祭祀主要服務和服從于這一核心。
彝族宗教信仰還表現在有專門的神職人員“畢摩”和“蘇業”。特別是“畢摩”。不僅是宗教活動的主持者。還是彝族文化的傳播者，承擔著與神溝通和教化人民的重任。他們通曉彝文，熟知天文、歷法、譜系、倫理、史詩、神話傳說及彝文文獻，是人神之間的溝通者。但凡生死、年節、集會、災病等都要請“畢摩”念經作法。布摩有卷帙浩繁的經書，分為祭祀經、占卜經、驅鬼經、招魂經、松魂經、指路經等幾十類數百種。除經書外，畢摩還有神扇、法帽、法鈴、簽筒等法具。因此，畢摩在整個彝族社會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基督教傳人黔西北彝族地區，客觀上提高了一些彝族人的文化素質。但卻支解了彝族傳統的宗教信仰。彝族宗教信仰由原來的多神崇拜轉為一神崇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彝族基督徒認為，耶穌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從這個觀點出發，他們把彝族傳統宗教信仰視作封建迷信中的偶像崇拜。因此。他們中的所謂的“有識之士”便率領信徒砸毀自己祖先靈房，燒毀自己家譜。另外，他們本文由收集整理認為耶穌基督創造了世界，是人類的始祖，只有他才能拯救人類。其他一切宗教的神靈皆是妖魔鬼怪。要皈依基督，就必須與其他一切信仰劃清界限，這樣，在世界末日到來之時方能得救。
其次。彝族基督徒認為只有信仰耶穌基督，死后方能升入天國。彝族原始宗教認為，人死后應該由布摩念指路經指引亡靈回歸祖界與祖先團聚。但基督徒死后卻由教會牧師長老率眾禱告，祈求亡靈升入天國，永享安樂。同時，喪葬儀式也由唱詩禱告代替布摩念經指路，雄渾悲壯的鈴鐺舞場面一去不復，氣氛倒土不洋。
二、婚俗節慶的變異
彝族號稱歌舞民族，不管婚嫁還是節慶，都離不開歌舞，且場面頗為壯觀。黔西北彝族的婚嫁更具特色，整個過程都有一套完整的儀式。但基督教傳人后。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不再舉行彝族傳統婚嫁儀式，不拜對方祖先，不準唱酒禮歌，阿賣克（出嫁歌）。他們視傳統節日為封建迷信，把圣誕節作為他們的節日。逢年過節，便所有人聚到教堂唱詩禱告，導致了本民族很多優秀文化的失傳。在基督教彝區，除了幾件偶爾穿在身上的服飾和夾雜著眾多神的觀點的語言外。彝族文化已蕩然無存。
三、飲食習慣的變異
基督教傳人彝區前，彝族在飲食方面沒有過多的禁忌，而基督教傳人后。彝族基督徒就無形中有了很多飲食禁忌。他們奉行基督教的宗旨，不吃牲血，不飲酒，星期天不殺生，非基督徒敬供祖先的物品他們認為是敬過魔鬼的，帶有邪氣，因此，不得食用。諸多的生活禁忌，給彝族基督徒的出行帶來極大的不便。
四、族群認同的變異
“族群是人們在交往互動中和參照對比過程中自認為和被認為具有共同的起源和世系，從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疇”。從這個理論出發，彝族共同體的認同是無可厚非的。雖然皈依了基督教的黔西北部分彝族也認同自己的族屬，但由于宗教信仰的差異，導致傳承文化上的差異。基督教在傳播過程中被迫彝化，而皈依了基督教的彝族卻也有意無意地拋棄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從而在黔西北彝族中形成了獨特的基督教彝族文化，這種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和彝族文化的二元結合。它含有基督教宗教文化的大部分因素，又打上了彝族文化的諸多烙印。在基督教在彝區成蔓延之勢的今天，這種文化越來越表現出它的獨立性。在人類起源上，彝族基督徒認為上帝創造了人類，是人類之始祖，是萬民之神，但凡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子民。他們對自己是篤弭和六祖的子孫的觀念也漸漸淡化，拋棄自己家支的“諾溢”和“侯瀆”，把家族乃至民族的起源歸結為上帝的創造。他們在一定地域內形成一個小團體，排斥非基督徒及其傳統文化，否定彝族文化的巨大成就，阻止其子女與非基督徒子女的婚姻。因此，造成了彝族基督徒與非
基督徒之間的隔閡、抵觸，甚者相互攻擊、仇恨。更嚴重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信仰基督教的彝族和不信仰基督教的彝族從宗教層面而論已經不是同一類人，反而對其他民族的基督徒卻采取比較認同的觀念。這種盲目的宗教觀嚴重影響了彝族內部的團結。族群認同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認同，但這種由宗教文化演變而來的變異思想卻使彝族族群認同的力量大大分散，彝族內部凝聚力大大削弱。
五、思想意識的變異
作為一種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必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力量。它宣揚“信仰耶穌，死后會上天堂，不會下地域，來生不再吃苦受累”。受這樣來世觀念的影響，很多所謂虔誠的彝族基督徒便傾其所有，把一切財物捐獻給教會，認為這樣就可以在來世升入天堂獲得幸福。另外。他們不外出打工、經商，認為凡是經商都是吃人害人，把大好時光用于參加禮拜。
六、音樂文化的變異
基督教贊美詩范文第2篇
【關鍵詞】耶穌會士；西洋琴；西樂東傳
為了彌補宗教改革在西方造成的影響，羅馬天主教會決定向東方派出傳教士以挽回損失。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來，他們不僅帶來了西洋科學技術知識和世界地理知識，而且通過西洋樂器的引入，叩開了西洋音樂東傳的大門。在西洋音樂東傳的過程中，耶穌會士利瑪竇和龐迪我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1 西方傳教士的東來
16世紀在歐洲出現的轟轟烈烈的宗教改革運動，對羅馬天主教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對傳統的基督教信仰造成了猛烈的沖擊。為了遏制宗教改革運動的影響進一步擴展，羅馬天主教掀起了一股反宗教改革運動。在反宗教改革運動中，耶穌會的創立成了反宗教改革運動的中堅力量。耶穌會由西班牙人伊納爵·羅耀拉于1534年在法國巴黎創立。為擴大羅馬教會的影響，重新樹立教皇的絕對權威，耶穌會仿效軍隊編制，建立了紀律嚴明、等級森嚴的組織。在吸收會員時，耶穌會要求會員絕對效忠教皇。此外，耶穌會士不同于以往的修士，他們走出修道院，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尤其重視通過興辦文化教育事業，開辦學校等方式進行傳教。宗教改革后，加爾文教迅速在荷蘭、法國、英國以及北歐諸國傳播，為了彌補天主教會遭受的損失，教皇提出了“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進來”的口號，[1]（P97）1540年，羅馬教皇保羅三世批準耶穌會到亞洲等地傳教，欲以基督文明征服東方。作為西方殖民帝國的先遣隊，耶穌會士紛紛前往東方。1541年，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漂洋過海來到廣東，開始其傳教活動。1552年，沙勿略來到我國廣東海外的上川島，但尚未踏上中國大陸就因身患重病，病逝于島上。在此后的近三十年時間里，為了實現在中國傳播福音的愿望，許多耶穌會士紛至沓來，但都被大明帝國拒之門外。羅明堅于1580年來華，他設法進入廣東，成了在中國內地居住的第一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2年奉耶穌會遠東巡視員范禮安（Alexandar Valignano）之命來到澳門，隨后進入廣東，到過肇慶、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在中國居住了長達28年之久。他成功地在中國打開了傳教大門，在中國招收了一批信徒，其中包括像李之藻、徐光啟等士大夫也都皈依了基督教。
“在地理大發現以后，基督教世界已經發生了分裂。不僅宗教改革運動與反宗教改革運動處于生死搏斗之中，即使在反宗教改革運動中，也存在著是借助軍事暴力手段或是采用和平方式借以達到宣教目的的重大分野。在同樣力主用和平方式使東方國家和民族基督教化的傳教士中，又有主張實施‘適應’策略的和堅持基督教教義‘純正性’的兩類傳教士。”[2]（P11）利瑪竇是最先進入中國內地的西方傳教士。他之所以能在中國取得成功，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種“適應”策略。早期傳教士的失敗使其認識到必須要使自己中國化。首先，他在澳門時就刻苦學習中文，熟讀經書，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并能用中文進行寫作。其次，他接受中國士大夫的建議，脫下僧服，改穿儒服。為了便利傳教，他還利用儒家經典來闡釋天主教義。例如他指出：“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1]（P102）他深知儒家思想在中國的地位不可動搖，于是采取“合儒”、“補儒”的策略。中國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要在中國傳教，必須得到皇帝的許可，因此，皇帝的態度對于傳教士在中國的命運就顯得至關重要。于是，進入北京，覲見皇帝就成了利瑪竇夢寐以求的愿望。
2 西洋樂器在明朝皇宮中的演奏
1598年9月，利瑪竇第一次進京，時值廷臣與宦官的爭斗升級，與日本的關系也再次變得緊張，朋友們怕遭到猜疑都不敢接待他。11月初，傳教士們被迫離開北京。三年后，他再次進京。1601年1月27日（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太監將利瑪竇的奏疏呈給神宗皇帝。其奏疏內容如下：“……謹以原攜本國土物，所有《天帝圖像》一幅、《天帝母圖像》二幅、《天帝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二架、《萬國圖志》一冊、西琴一張等物，陳獻御前……”[3]（P86）早在南京時，許多官員對傳教士將要呈獻的禮物就十分好奇，都想一睹為快，會自動報時的自鳴鐘對他們的吸引力極大。為滿足他們的欲望，耶穌會士特意將禮物陳列，供人瞻仰。幾日后，因參觀者人滿為患，利瑪竇不得不停止展示活動。在所有進獻的禮物中，萬歷皇帝最感興趣的也是自鳴鐘，他還命人在宮中御花園修建鐘樓，專門用以安放大自鳴鐘。皇帝將那架小巧玲瓏的小自鳴鐘則拿在手中，供自己隨時把玩。隨著萬歷皇帝對自鳴鐘興趣的逐漸減弱，其注意力轉移到西洋琴上。對于這架古西洋樂器，《續文獻通考》卷一二《樂考》中亦有記載：“萬歷二十八年，大西洋利瑪竇獻其國樂器。利瑪竇自大西洋來，自言泛海九年始至，因天津御用監少監馬堂進貢土物。其俗自有音樂，所為琴，縱三尺，橫五尺，藏櫝中，弦七十二，以金銀或煉鐵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應。”[3]（P87）西洋琴是極好的禮物，對中國人來說，它不僅是一種新奇的樂器，同時也是開啟歐洲音樂之門的鑰匙。當時之所以選擇古鋼琴而不選擇豎琴（harpsichord或Spinet），原因主要有：前者不僅價格便宜，體積小、方便攜帶，而且也是當時歐洲教堂常采用的樂器。早在1551年，沙勿略也曾將此種樂器帶入日本。
由于中國人從未見過這種樂器，所以對其一無所知。當宮廷樂師發現這種樂器能彈奏出優美的樂曲時，便邀請傳教士為其傳授演奏技法。陪伴利瑪竇入京的有西班牙傳教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和兩個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信徒。龐迪我于1597年來華后暫居澳門，1600年進入中國大陸，在南京與利瑪竇會合。受利瑪竇的指示，龐迪我跟隨郭居靜（Lazarus Cattaneo）學西洋琴的演奏方法。很快，龐迪我神父不僅學會了演奏，而且還能和弦。[4]（P286）他們來到北京后不久，四位宮廷樂師奉圣旨前來拜謁神父，向神父們請教西洋琴的演奏技法。四位樂師跪在龐迪我神父面前，拜他為師，請求這位外國老師耐心傳授。這樣，龐迪我立刻從一位初學者成為中國皇宮里的第一位歐洲音樂教師。四位宮廷樂師練習彈琴時，非常小心謹慎。在四個學生中，兩個年輕人很快就掌握了演奏技巧，而兩個上了年紀的人（其中有一個已經七十歲了）則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學會。[5]（P326-327）他們學得慢，對耶穌會士來說卻是件好事。因為這樣，他們就有更多出入宮廷的機會，接觸到更多地位更高的太監。中國傳統音樂一般都附有歌詞進行伴唱，四位太監擔心如果只有演奏而無演唱，皇帝定然不高興。為此，利瑪竇寫下了八首歌詞即《西琴曲意》（又稱《西琴八曲》）。他們分別是《吾愿在上》、《牧童游山》、《善計壽修》、《德之勇巧》、《悔老天德》、《胸中平庸》、《肩負雙囊》、《定命四達》。歌詞采用漢文韻律詩寫成，主要討論有關倫理、道德等方面的內容，宛如西方基督教的贊美詩。
早在唐朝時期，皇宮里就有來自朝鮮、中亞、印度等地的管弦樂隊，可見，宮廷早有演奏外國樂器的傳統。明朝時期也有從蒙古、中亞、印度、尼泊爾等地引進樂器的習慣。基于歷史和現實因素的考慮，萬歷皇帝讓西洋古鋼琴在宮廷里演奏也就毫無顧慮。所以，四位太監學習結束后，就被要求在皇帝面前進行演奏，演奏時，他（下轉第156頁）（上接第120頁）們謹小慎微，生怕出任何差錯。由于他們的演奏，西方音樂第一次在中國皇宮的上空飄蕩。演奏會之后，萬歷皇帝再也沒有要求龐迪我向太監們教授新曲子，表明皇帝對古鋼琴像對其他新事物一樣，興趣減退了。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在京病逝，龐迪我在一批中國士大夫的幫助下，成功地請萬歷皇帝賜予了一塊墓地，為利瑪竇舉行了隆重葬禮。
3 西樂東傳對中國的影響
歷史證明，盡管早期耶穌會士傳教團在華宣揚福音取得的成效甚微，但他們作為溝通中西異質文化的使者，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盡管利瑪竇傳播的科學技術知識如天文學、測算、光學、幾何學等在歐洲已落伍，但他和龐迪我共同開啟了西方音樂東傳的大門。盡管他們只是將西洋樂器作為傳播基督教的附屬物帶入中國，但他們的努力使東方人第一次接觸到西方音樂，歐洲人也第一次認識了中國音樂，其功績永載史冊。
龐迪我傳授的音樂，其生命在中國很短暫，但利瑪竇所寫的歌詞卻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因為這些歌詞在文人學士中非常流行，他們爭相傳抄。為滿足士大夫的要求，耶穌會士將《西琴八曲》（Songs for the Clavichord）以及其他曲子編成音樂小冊子。用雙語寫的原文本于1603年遺失，但由李之藻編訂的第二版（1608年出版）卻保存了下來。繼利瑪竇之后的二個世紀里，來華的耶穌會士不斷增多。他們不僅將西洋樂器帶入中國，而且使西方音樂理論在中國逐漸傳播開來。早期耶穌會士開啟的西樂東傳的大門在隨后動蕩的年代里又被關上，直到利瑪竇死后的30多年（崇禎十三年），一個長方形木盒才在皇宮的藏寶室里被發現，崇禎皇帝非常好奇，很想聽到這種奇怪樂器的演奏。不過，閑置多年的古鋼琴已布滿了灰塵，需要修理，但當時已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因為學過演奏這種樂器的太監早已過世，龐迪我也于1617年因萬歷皇帝頒發了反基督教敕令被趕出了中國，最后是在德國籍耶穌會士湯若望的努力下才將這架古鋼琴修葺完畢。為吸取利瑪竇的經驗教訓，湯若望為宮廷撰寫了一本《中文鋼琴教材》，介紹古鋼琴的構造及彈奏方法，以期流傳后世。遺憾的是，這本書也沒有被保存下來。順治帝時，湯若望在北京宣武門建造了新教堂并安置了管風琴。1639年，意大利籍傳教士畢方濟也向明朝宮廷進獻了一臺“風篁”即管風琴，之后進入中國的西洋樂器陸續增多。清代康熙皇帝先后任命兩名傳教士擔任宮廷音樂教師，其中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穌會士徐日升，除了傳播西方音樂外，還用漢文撰寫了第一部介紹歐洲樂理的著作——《律呂篡要》，向中國人介紹歐洲音樂的五線譜法、音階、和聲等樂理知識。康熙帝還命魏廷珍等人編修了《律呂正義》。從此，西洋音樂理論在中國逐漸傳播開來。
耶穌會士傳入的贊美詩曲調也對中國音樂產生了深遠影響。明末清初的吳歷（1632—1718）不僅擅長演奏西洋琴，而且精通中國傳統音樂。他作的《天樂正音譜》含有套曲九部和古樂歌二十章，是用中國傳統音樂的曲牌和古歌填詞而成的彌撒和贊美詩歌詞。《天樂正音譜》是中國人創作的最早的最有中國藝術風格的彌撒和贊美詩歌詞。民國元年，馮玉祥將軍借用基督教贊美詩的曲調重新配置歌詞，編成若干首軍隊歌曲。有些學堂樂歌也選用贊美詩的曲調進行填詞。
【參考文獻】
[1]吳伯婭.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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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基督教贊美詩范文第3篇
無伴奏人聲合唱發源于歐洲中世紀天主教堂的唱詩班。在中世紀的教堂里，所有音樂都是用人聲清唱的。無伴奏合唱能充分發揮男女不同聲部、音區、音色的表現力，并在整體上保持聲音的協調和格調的統一。柴科夫斯基身處浪漫主義時期，這個時期的無伴奏合唱減少，合唱常常出現在管弦樂、歌劇等大型作品中，甚至連宗教作品也被賦予了世俗情感。然而柴科夫斯基依然在傳統的無伴奏基礎上創作了這部合唱作品，音樂基于主調色彩之上，音樂形象活潑而不失莊嚴。
專輯中的第一首無伴奏人聲合唱“Great Litany”意為“大連禱”。禱文之意是可用于圣餐禮前或早晚禱祝文之后或單獨使用，尤以在大齋節期及特禱日使用為宜，用時可跪下、站立或于行列進行中，讀或唱皆可。柴科夫斯基為總禱文創作了一段簡短的合唱配樂，在這短短的六分鐘的人聲合唱中，他將聲部安排得緊密而具有層次感，合唱始于一個剛勁有力的男聲，隨之緩緩進入的女高聲部與一直持續的男低聲部相互交錯，全曲流露出美聲唱法的意蘊，天籟之音宛如直沖云霄。
第二首合唱作品《短禱――榮耀歸于父》（Short Litany-Glory be to the Father）以及第三首《短禱》（Short Litany）非常短小，只有兩到三分鐘。這兩首作品都以活潑的形式展開，四個聲部同時唱出主題，樂句短小，活潑跳躍，給予聽眾亢奮而又激昂的聽覺效果。最值得關注的是合唱的結尾處是以一段獨唱、眾人跟唱的形式結束全曲，留下無限神秘的遐想。
專輯中的第四首合唱“TropariaTrisagion”是指東正教三唱圣載上帝的贊美詩。短小的人聲合唱僅僅有四分鐘，音樂隨著眾人合唱的“哈利路亞”開始。這首合唱的特色之處在于一個男聲部的獨唱，是這首合唱的“獨角戲”，恰似對上帝的贊美之意，意味無窮。
“福音”一詞來自于基督教用語，指有益于眾人的好消息。本張專輯中的第五首合唱“Prokimeon-Gospel”便譯為“福音書”。合唱中，獨唱與合唱形成了“對話”形式，仿佛人們在與上帝“交談”，上帝為眾人帶來喜訊，音樂莊嚴肅穆而又神秘。
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向來以悠長、抒情的旋律而聞名，他的合唱作品也不例外。本張專輯中的第六首合唱《為忠誠而祈禱》（Prayers for the Faithful），人聲綿長而抒情，眾人是虔誠的信徒，祈禱上帝，渴望救贖。第七首合唱作品《基路伯贊歌》（Cherubikon）以旋律悠長而大放光彩，此首人聲合唱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抒情、敘事、激昂。持續的男低音將抒情段落的情緒表現得較為憂傷，如眾人正在祈禱；敘事段落像是在求助于上帝，而激昂段落眾人仿佛看到了上帝的降臨，解救眾生。合唱結尾處以“哈利路亞”的唱詞終止全曲。
《為奉獻而祈禱》（Litany for the Offering），“教堂中傳來眾人像上帝祈禱的聲音，神父帶領眾人向上帝禱告”，這是專輯中的第八首合唱。音樂仍然以“對答”的形式進行，流露出作曲家對上帝的虔誠信仰。第九首《教義》（Creed）在聲部的節奏上安排較為緊密，起伏跌宕，輕快動聽。
贊美詩是基督教舉行崇拜儀式時所唱的贊美上帝的詩歌，其內容是對上帝的稱頌、感謝、祈求。早期的贊美詩都是無和聲無伴奏的，柴科夫斯基繼承傳統并推陳出新，在他的合唱作品中加入了眾多音樂元素，讓他的宗教作品嚴謹卻不失風采。
專輯中第十首是《引言-圣哉經-奉獻》（Preface-Sanctus-Consecration），包括三段式的合唱片段。引言以一段人聲獨唱的形式展現，中段是“帶有圣哉的贊美詩”，抒情而緩慢，表現出對上帝的崇敬之意，最后以無限綿長之音結束全曲。
《求降圣靈文》（Epiclesis）是專輯中的第十一首合唱作品。緩慢的女高聲部首先進入，持續的男低聲部一直圍繞著女高聲部，各個聲部相互繚繞，層次分明。第十二首《給上帝之母的贊美詩》（Hymn to the Mother of God），音樂一開始，女高聲部便與女中聲部向兩個方向進行，男高與男低聲部以“跟隨”的方式與女高聲部相和，音樂平靜而又靈動。第十三首合唱是只有一分十二秒的《代禱者》（Prayer of Intercession），四個聲部同時進入，整首合唱都以平穩進行緩緩展開，激起聽眾內心陣陣漣漪卻又波瀾不驚。
《主的代禱者》（The Lord’s Prayer）時長五分十六秒，是此專輯中篇幅較長的合唱作品之一，也是柴科夫斯基煞費筆墨的一首作品。柴科夫斯基是一位虔誠的教徒，他在創作這首作品時將自己與上帝聯系在一起，使用了嚴密的和聲，且盡量避免情感的抒發，追求宗教音樂中莊嚴肅穆的音樂風格，從而與“上帝”產生更多的共鳴。
基督教贊美詩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基督教 新農村題材 小說 影響
社會學研究顯示，新世紀以來中國從內陸到沿海甚至邊地的鄉村，基督教信仰已然呈現出遍地開花的局面。從農民的皈依動機來看，“除了傳統的因病信主求醫治、因事入教求平安之外，追求精神滿足、業余娛樂，向往教會的高雅和文明的信徒多了。”[1]鄉村基督教地域影響范圍逐步擴大，對農民生活的影響力度逐步增強。基督教廣泛滲透鄉村社會的現狀，在鄉村小說中也有反映。據筆者對五種文學期刊（它們是《人民文學》《收獲》《十月》《上海文學》《鐘山》）2000年至2010年所刊載全部小說的查閱，其中涉及到基督教的鄉村小說篇目可以說是寥寥無幾。筆者選取了其中五篇具有代表性的小說，用社會學詮釋結合文本細讀的方法，進行仔細的閱讀研究，歸納出基督教文化在新農村題材小說中的四種呈現方式。
1.基督教文化深度介入的敘事
《鐘山》2006年第5期刊載了張忌的短篇小說《丈夫》。美娟丈夫根生二十年前和別人斗勇，傷了身體，以至行走困難，只能做最簡單的活兒。二十年前的根生高大帥氣，擄獲了美娟的芳心；二十年后根生矮小委瑣，生活中處處小心，討好美娟。在與根生生活的二十年里，美娟多次想離開，卻因為沒有確定的去處而作罷。美娟的表姐鳳蘭把龐建設介紹給她，龐建設各方面都讓美娟滿意，于是美娟回家為離去做準備。根生卻突然發病，美娟搶救無效，卻立刻覺得輕松起來，因為“龐建設都不知道她有丈夫的事情……現在好了，一切事情似乎都因為根生適時地死去而變得輕而易舉”。根生的葬禮按照根生生前的要求采用基督教儀式，龐建設作為耶穌堂的樂手出現在葬禮上，二人都十分震驚，卻又不知道該如何打破這種局面。“兩個人在房間里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后來，美娟聽見門外的喧鬧終于逐漸地平息了下來，人們開始為根生做禱告。就在這時，龐建設也像受到了某種召喚一般，閉上眼睛，握起雙手，開始與屋外的人一道做起禱告來。”龐建設隨著屋外的人一起祈禱。看著龐建設祈禱時雕像一樣肅穆的身姿，“美娟心里忽然有了一種十分奇異的感覺，她感到有什么東西像流星一樣正在迅速地滑過自己的心房。她開始激動，甚至有些難以自抑，以至于眼角瞬間濕潤起來”。當天晚上，美娟想到了根生一個人的生活，于是將木棍綁在自己的右腿上，試著下樓梯，卻在樓梯上摔了一跤，疼痛無比。美娟感受到根生生活的艱難，也想起了根生以前對她的好。
龐建設是鎮上耶酥堂的樂手，小說雖沒寫明他的基督徒身份，然而，可以看出他受基督教精神影響深重，認同基督教，至少是一個親基督教的人物形象。他性格內向，雖多次見過美娟卻依然羞澀。在葬禮上看見死了丈夫的美娟，雖然意識到美娟之前欺騙了他，卻絲毫沒有動怒。在演奏的間隙，他坐到美娟身旁，長久地沉默著。屋外的人開始祈禱，龐建設隨著眾人虔誠地閉上了眼睛。美娟看著龐建設祈禱，深深地受到震動。隨后樂隊奏樂時，龐建設“在人群中神情肅穆，吹奏得異常認真”。美娟在小說結尾對根生的態度發生如此大的轉折，實質上是一個良心逐漸覺醒的過程，最后的動作就是對根生的懺悔。美娟是一個善良的人，在準備離開根生的時候，將家里的田地給了別人，換取糧食給根生維持生活，家里大部分的儲蓄也留給根生。根生去世之后，美娟終于感到了解脫，并沒有過分的傷心，“如果我真的那么哀傷，你們說這些話又有什么用處。但盡管這么想，她的臉上還是流露出了哀傷的神情”。美娟原先的并不十分悲傷，到最后的真正懺悔，其中關鍵部分是在葬禮上與龐建設的遇見，這也是小說的。龐建設與根生毫不相識，卻為根生虔敬地祈禱，認真地演奏，就像是為一個久識的朋友。龐建設與美娟見面時的沉默，對美娟形成了更為巨大和直接的道德壓力。龐建設的寬容、虔誠和肅穆，是基督教文化給予龐建設的精神特質，美娟的轉變是基督教文化影響下良心的覺醒和回歸。在艱難生活中品嘗苦難，產生怨恨心理，本真雖善良，卻終歸難以忍受生活的巨大痛苦，從而決定離開，卻在他人的觀照下，受到良心的譴責――良心越來越響亮地批評她。透過宗教儀式，通過與基督徒的接觸，激發了美娟良心的力量，最后產生了懺悔意識。《圣經》中有“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里，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并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羅2：15）良心本已刻在人的內心，會對人產生喚醒的作用。
《丈夫》詳細地描寫了基督教會的活動，出現了基督教贊美詩《有一地比正午更光明》名，借用了大量的基督教文化因素。除此之外，小說中的丈夫根生，二十年前高大英俊，之后逐漸喪失了力量，他孤獨，對現實失望，對生活現狀不甘，要求別人在他死后舉行基督教儀式的葬禮。在他的觀念中，死并不是完結，他在思考死了之后會去哪里，并希望死去之后會有天堂，他能夠去天堂，擺脫生前的不幸與災難，“天堂”觀念也是基督教獨特的文化因素。小說超越了此類題材尋常的倫理道德敘事，在思想內容上涉及了基督教文化對人物良心的喚醒，將基督教文化因素深度介入到文本敘事。
基督教贊美詩范文第5篇
丹麥作家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是中國讀者所熟悉的童話作家。安徒生童話奇異優美、富于幻想，充滿了濃郁的詩意，在呈現給讀者神秘奇妙的童話世界的同時，也將現實世界的真實面目和其堅定的信仰展現給他們。安徒生童話蘊含著深邃的現實意蘊，對生命苦難的描寫和對人性的解讀，構建了安徒生童話的重要內容。他將現實的因素、自身的情感與傾入童話中，這既是他對生命本質的理解，更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
在處于歐美夾縫中生存的加拿大學術界中，能夠引以為榮的世界級人文學者可謂屈指可數，其中最具影響力的非當代文化批評學家諾斯諾普?弗萊（Northrop Frye）莫屬。弗萊把原型批評和結構主義有機地相結合，將原型批評與西方文學傳統對接，在討論文化時緊緊地貼合文學，賦予文學批評以獨立的地位。在其被世界文學界奉為文學研究必讀經典的《批評的解剖》中，弗萊詳細闡述了文學傳統中的“原型”的意義。對于弗萊來說，“原型”將所有的文學作品聯系了起來，它是文學的普遍存在狀態；而文學的源泉就是“原型”，“一種典型的再現意象，連接詩與詩的象征，使我們的文學體驗得以完整。由于原型是一種交際象征，所以原型批評主要把文學當做一個社會事實，一宗交際類型。通過研究規則和體裁，它力圖使單首詩歌融入詩的整體”。[1]99
“神話是給予儀式以原型意義、給予神諭以原型敘述的中性啟示力量……神話就是原型”。[2]144弗萊認為文學和神話相通，而文學批評在于及時揭示出文學對應于神話的內在結構。他明確指出，《圣經》作為“未移位的神話”[1]199在整個西方文學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核心地位。這與弗萊的身份有很大的關系，他本人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神學家，曾是加拿大聯合教會的牧師。弗萊本人也坦承，他所有的文學批評著作都是圍繞《圣經》的，“神話組成了宗教的神圣經文，它們是文學批評家不得不加以研究的第一手文獻……批評和宗教的關系更為復雜……神通常被看做是半人化的。對批評家來說，不管是《失樂園》還是《圣經》中的上是人類故事的主角”。[2]146因此，弗萊的原型批評理論對于研讀一些隱喻性較強的文學作品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如果不熟悉《圣經》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對于處于異質文化語境下的中國讀者恐怕難以深入這些文學作品，觸及它們的靈魂。
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可謂中國家喻戶曉的西方作家，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的創作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在他的自傳《我的一生》中，安徒生表達了對上帝忠貞的情感和對基督教信仰的虔誠。“我的一生即幸運又坎坷，它本身就是一個曲折、坎坷的故事。當我作為一個貧窮的、孤苦無助的孩子走向世界的時候，縱然有一個好心腸的仙女遇見我那么說‘現在選擇你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奮斗目標吧，我愿意根據你智力的發展，在不要時引導和保護你達到目的’，我的命中也注定我不會受到更恰當、更穩妥或者說更好的指導。我的一生的歷史將向全世界表明――有一個親愛的上帝，是在指引著萬物去獲取美好的一切”。[3]1安徒生童話富于幻想，充滿了童真童趣，他的168部作品組成了一個五彩斑斕的“安徒生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主禱文、贊美詩等在基督教文化中舉足輕重的因素在這里隨處可見，甚至于《圣經》中的詩句也有跡可循。安徒生世界充盈著強烈的基督教文化氣息，上帝之聲無所不在，它讓我們時時刻刻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安徒生童話浸浴在《圣經》的靈感中，正如安徒生所說，“上帝啊，讓我永遠別寫下一個不能說明你的字吧”。[3]274本文將從弗萊的原型批評理論出發，探討《圣經》對安徒生經典童話的影響，從而從基督教文化的角度解讀安徒生童話。
二、愛和奉獻
基督教教義中，最為典型和顯著的就是“愛和奉獻”。試問一下，在這世界上還有比基督耶穌為了拯救人類而犧牲自己的生命，讓自己被釘在十字架上更偉大的愛和奉獻嗎？愛他人勝過愛自己，為他人的幸福而犧牲自己的幸福，這種基督教文化所提倡的“愛和奉獻”的精神在安徒生童話中比比皆是。在安徒生的作品中，主人公往往是忘我的，他們愛自己的親人、朋友、陌生人甚至他們的敵人，他們無怨無悔地付出自己的愛，哪怕沒有一絲回報也從無半點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