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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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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女性

          時代女性范文第1篇

          小說鮮活熱烈充滿著個人的色彩,可是集體的經驗卻告訴我們,這卻也充滿著典型性,是當下農村乃至中國女人生態的一個縮影。中國在前后就開始了男女平等的實踐,收效似乎很大,但決不能忽視一點,在我們廣袤的農村,他們的心態和對男女平等的理解才真正代表了中國男女平等的水平。英之所在的現代鄉村,父權文化和封建家長制的勢力仍然十分強大,英之的公婆就是這一文化傳統的典型體現者。他們漠視英之作為人的價值與尊嚴,只是將英之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和侍奉自己與兒子的奴隸,時刻準備敲打修理英之不合傳統女性規范之處。在高懸著“天地君親師”的屋檐下,他們一方面縱容兒子吃喝賭,一方面又借著古禮舊訓,理直氣壯地唆使兒子將英之打得皮開肉綻。在英之的命運遭際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家庭生活領域男權中心的暴力性質。

          農村女性所受男權中心主義壓迫之深及其反抗強烈。但我們也看到,文本中男男女女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欲望無條件臣服的瘋狂性卻被偏頗的女權主義思想誤解了,英之對欲望的狂熱追求被當成了反抗壓迫與自我拯救的途徑,出去唱草臺子掙錢、跳脫衣舞、同時和幾個男人睡覺等行為在蓋房子這一“正義目標”的掩蓋下都得到了同情和諒解。“我就是拼了命,也要蓋一棟屬于自己的房子,這房子就是我的家,到那時,我要讓貴清親眼看看,要貴清的爹媽親眼看看,我不做你家的媳婦就會比誰都過得好。”于是,她反抗著夫權、追求著自我,直至丈夫被火燒、母親慘死,她本人也鋃鐺入獄。我們不由追問這是女性抗爭的悲劇,還是為欲望所焚燒的悲劇呢?在英之生活的農村,自給自足的鄉村經濟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價值觀念已經被商業化擊打得千瘡百孔,商業化摧毀了鄉村文化的純真與質樸,同時也激起了人們追逐享樂的欲望,英之也成為當下商業化時代的產物,成為一個為欲望瘋狂,不顧家庭、孩子、尊嚴的女人,在反抗男權壓迫的同時,也被自己的欲望之火所焚燒了,這種商業化的背景是此前封建社會所沒有的,也是英之悲劇的時代特點。

          英之為了獲得自己的獨立空間,決定自己掙錢買房子。缺少技能與文化的英之,靠著漂亮和買弄風情博得男人們的歡欣來獲得收入。狹窄的人生視野和積淀在意識深處的傳統文化觀念,讓英之對現實的認知以及自身價值定位都走入誤區。在缺乏理性的支配下,往往只能任憑本能的驅使,不知不覺中英之又走回了舊式女子的巢窠,陷入男權話語的陷阱之中。在男權社會里,男性既在魂魄中渴望女性的,又在心底鄙視的女性,因此,盡管英之憑著聲色掙錢養活了全家,卻遭來貴清和公婆的歧視和侮辱,甚至是致命的毒打,更不必談因對家庭的貢獻大而應得到的尊重。盡管“男女平等”的旗幟在中國飄揚了近半個世紀,但舊式女子的悲劇卻還在重演,這不能不引起人們對女性生存方式的思考。獲取幸福是每個人的權利,但獲取幸福的手段卻各有不同。恩格斯說:“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來就有的,因而應成為一切道德的基礎。但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雙重的矯正:其一,受到我們的行為的自然后果的矯正;酒醉之后,必然頭痛;放蕩成性,必生疾病。其二,受到我們的行為的社會后果的矯正:要是我們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樣的欲望,那么,他們就會反抗,妨礙我們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我們分析英之追求幸福的手段,在她憑著聲色甚至是女性的身體來達到蓋房目的的同時,已是對貴清的不尊重和對婚姻的背叛。盡管貴清受父母的影響,頭腦里存留著封建思想,但生長在這個時代的貴清,還是能夠順應時代前進的步伐,再加自己的游手好閑,在生活上依賴英之,對女性溫厚寬容了許多,但面對著英之一步更深一步的背叛,甚至是在自己的家里,被老父親撞見,作為丈夫的本能使他暴怒,缺乏現代文明教養的他,以原始的野蠻來對待英之,不僅把英之打得不敢回家,還拿汽油去點他家的房子,最后逼得英之走投無路,燒了親夫,才出現了小說中貴清變成一團“奔跑的火光”的慘不忍睹的結局。可見,英之追求幸福的錯誤手段也是造成她悲劇命運的原因之一。

          時代女性范文第2篇

          大家下午好!

          三月的陽光格外燦爛,三月的校園春意盎然。在春已暖、花將開的美麗三月,我們迎來了一年一度的“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今天,二中的175位姐妹們在這里隆重集會,慶祝咱們女同胞自己的節日,歡樂之情溢于言表,一張張笑臉美麗動人。在此,我代表黨總支校委會并以我個人的名義,向全校婦女同志表示節日的問候和良好的祝愿!并借此機會對為二中的發展付出辛勤汗水、做出積極貢獻的女同志們表示最熱烈、最誠摯的祝賀和感謝!

          我校現有女教職工172名,占全校教職工總數的50%。俗話說,婦女能頂“半邊天”,而我們二中的女同志儼然頂起了大半邊天。對于廣大女職工來說,在工作上是“半邊天”,在家庭里更是“主心骨”。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還更多的承擔著照顧家庭的責任,呵護著家庭的幸福和美滿。上要照顧老人,下要教育子女,更要理解丈夫,還要鄰里和睦,你們不僅有兢兢業業為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的職業操守,更具有言行一致、持身自律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風范,為學校的發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無私的奉獻。你們比男同志擔當著更多的角色,作為一位母親、一位妻子、一位女兒,你們把自己的辛勞和愛心奉獻給了家人;作為一名職工,一名教師,你們把自己的勤奮和智慧獻給了學校,獻給了你們深愛的莘莘學子。學校因你們而充滿生機和活力,家庭因你們而充滿了溫馨和甜蜜。

          時代女性范文第3篇

          關鍵詞: 老舍小說 女性觀 時代意義

          老舍的作品,以多彩的筆墨描繪了大量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婦女的抗爭與不幸,對她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關注,并無情地鞭撻和批判了把她們一步步逼上絕境的罪惡社會,抨擊了封建倫理意識對人性的壓抑和扭曲,呼喚女性價值的復歸。這眾多的女性形象,不僅豐富了現代文學人物畫廊,而且具有獨特的時代意義。

          中國的文化并不是在正常的、自發的進程中與西方文化交融并走向世界的,而是在被動的、屈辱的、被侵害的地位上進入一個東西方文化的交融時代,因而世界文化浪潮的沖擊所產生的就不僅是正面的作用力,而且使中國文化在封建底色上又染上了西方“文明”的陰晦色調。因此在“老張”(《老張的哲學》)那里,女子最多不過是“折債的東西”,老張的妻子就是被當作折債品折給老張的,老張可以任意把她打死,李靜、龍鳳同樣都被當作折債的東西折給老張和孫八做妾。代表西洋文明的藍小山、小趙(《離婚》),胖校長的侄子(《月牙兒》),正是畸形文化孕育出的一批西式流氓。他們經過歐風美雨的刺激,剝下了假道學虛偽的外衣,而體現為裸的獸性人格,對女性以欺騙性的玩弄代替了封建性的占有。“西方文明”包裹下的悲劇更給女性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在此,老舍已觸及到了一個尖銳的命題:婦女與人的關系,也即婦女是否作為人而存在。

          正如老舍所感受到的:“男女平等的口號喊了幾十年,可是婦女并沒有得到平等。”[1]當老舍開始創作時,中國文壇上正醞釀著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換;當他的藝術走向成熟時,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已經成為洶涌的潮流。真正的婦女解放,既取決于社會制度的改革,又取決于婦女自身的覺醒。自然,遠離革命的老舍并無意從這一層面考慮到啟蒙對于革命的直接功利目的,而是從一種人道主義出發,形成一種自覺的文化啟蒙,然而這種自覺的追求恰恰是與“共同事業”殊途同歸的。

          作為中國現代文化人,他們構建現代化人格的的契機和價值尺度最初來自西方文化。老舍在比較中英兩國國民性的小說《二馬》中,就著意刻畫了英國女性的獨立精神。無論是年老的母親溫都太太,還是朝氣蓬勃的女兒;無論是保守膚淺的馬麗,還是向往自由和平、具有現代觀念的凱瑟琳,她們都有著強烈的個體意識,而絕少對男性的依附。以西方女性為參照系,更燭照出中國女性在現代文明中的困境。“五四”以來的新思想固然給女性爭取獨立人格帶來了新的轉機,但幾千年強加在婦女身上的桎梏不可能在一個早晨拆除殆盡。老舍敏銳地感到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二十世紀的新思潮也被篡改了它的原意,在中國女性身上出現了異化。汪太太(《善人》)為顯示自己是個“獨立的女子”,而要人稱她為穆女士;為標榜自己在國外讀過書,連家里的丫頭也取名自由、博愛。這些拋棄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新人物”接受西方文化,只取皮毛,成為膚淺而怪誕的中西混合物。

          老舍在深刻的文化反思中體現出復歸傳統美德的意向,對那些未受新思潮影響的下層女性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小福子(《駱駝祥子》)便是帶著老舍對傳統美的追求進入老舍的女性世界的。在小福子的身上,閃爍出崇高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然而小福子的美德并未得到社會的認可,而是被殘酷地逼進了“白房子”絕望地死去。老舍痛惜于傳統美德被齷齪的都市所吞沒,而把目光轉向了鄉下那些“樸素的鄉民”。這種情感意向使老舍筆下的理想人物幾乎都以娶一個“鄉下女人”為最佳選擇。基于對傳統文化的正面確認,老舍堅信中國現代人格的建設仍要在傳統文化基礎上進行。

          老舍繼承了“五四”以來我國現代悲劇藝術傳統及新的悲劇觀念,特別是深受魯迅悲劇美學觀的影響,強調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所造成的悲劇。處于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他們的生活命運與社會丑惡勢力形成尖銳沖突,但他們對社會的丑惡勢力的反攻是不得力的。他們就像被壓在磐石之下的可憐的小動物,只能微弱地呼吸,悲哀地嘆氣,無聲地流淚。老舍關注的正是這種悲劇,即從這些性格本身所體現出的美的被吞噬被毀滅。雖然這類悲劇缺乏那種“英雄悲劇”的悲壯意識,但卻有著震撼靈魂的效果,同樣能激起人們的沉痛與憤怒,喚起人們的覺醒與抗爭。

          老舍小說的價值并不在于他對廣大女性獲得獨立自主的解放道路上進行了指導性的探索,而在于他客觀地揭示了廣大下層女性的真實處境。老舍認為,女性在時代大潮里被推到了以男性為主宰的無遮無擋的光天化日之下,已是不可阻擋,對廣大中下層女性來說,傳統的文化基因還鮮活地流淌在她們的血液中,當新思潮影響她們的時候,她們會感到茫然,感到束手無策,誠惶誠恐乃至誤入歧途,這都是必然的。老舍希望新的觀念能改變女性的命運,但現實是,受新思潮影響的“月牙兒”們比任勞任怨、逆來順受的“韻梅”(《四世同堂》)們的命運更悲慘。月牙兒不愿走母親的老路,想自己養活自己,但“自力更生”的夢在黑暗的現實面前被擊得粉碎;《微神》中的“她”想自由戀愛,但“理想愛情”的夢破滅了。這說明了她們不具備知識女性闖蕩社會的資本,為生計所迫,不得不淪落風塵。從小福子到尤桐芳(《四世同堂》)的不幸遭遇中,我們感到作家對女性無法保存原有的傳統美德的切膚之痛。如果從社會革命的角度去衡量韻梅、小文太太(《四世同堂》),小媳婦(《柳家大院》),她們無疑是缺乏獨立性和自主意識的人物,但老舍更立意于發掘蘊藏在她們身上的傳統美德,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她們的生活方式,贊賞多于同情。這并不是老舍懷念那個被新思潮撞擊得岌岌可危的舊時代,而正是作家對婦女解放問題思考的獨特之處。老舍對新思潮有著極大的熱情,但又無法回避新思潮影響下處于社會底層女性的生活實況。老舍清醒地告訴人們:在婦女連基本生存權都沒有、處于饑餓狀態的時候,愛情就只能是買賣,婦女解放就只能是一種空談。

          老舍在小說中從不表現所謂單純個性解放或自由戀愛題材,他甚至對自由戀愛持嘲諷態度。在他的筆下,即使那些堅決追求婚姻解放、個性自由的女性,也只不過是仰仗男性錢財而維持自己有限的“自由”。像《四世同堂》里的胖菊子,雖自命新潮,悖于婦道,但當丈夫不能滿足其物質享受時,轉而嫁給藍東陽,不為愛情,而是為物質享受和“處長太太”的頭銜所誘惑。《月牙兒》中的女兒,之所以不愿走母親的路,向往追求更為理想的生活,憑藉的是兩大精神支柱:一是流行于當時的戀愛神圣思想,二是勞工神圣自食其力。這一觀念在“五四”許多作家的筆下都是極力肯定和熱情謳歌的,而老舍卻作了完全不同的處理,他讓作品中的“我”在嘲笑中埋葬了自己個性解放的夢想。

          老舍不像魯迅那樣站在理性的高度,探討婦女解放問題,魯迅認為婦女解放首先必須爭得經濟權,同時女性解放建立在社會解放基礎之上,也就是說只有當女性具備了社會角度之后,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男女平等的婚姻關系。老舍雖在其小說中嘲諷了那些不切實際的盲目的自由戀愛,但作為市民意識極為濃厚的作家,他在這方面更多地表現為猶豫和矛盾心態。因而,老舍的女性觀與其個人的生活經歷和經驗感受亦有關系,尤其是受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響。老舍說:“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受過他的好處。”[2]“五四”運動爆發時,老舍正熱心辦教育,同時還熱心于基督教的慈善事業,希望能把天國的理想在人間實現。因此,他不僅從傳統文化觀念和倫理意識的角度描寫這些女性,而且從基督教文化精神出發看待人性和人的精神價值,以悲憫和救贖的情感來表現其筆下的女性。

          老舍的女性觀更主要是源于他將“人”放在第一位的人道主義立場。“五四”的最大發現是“人”的發現,老舍雖未直接參加,但卻受到“五四”運動的巨大沖擊與影響。在《“五四”給了我什么》中,老舍說:“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該做禮教的奴隸。”[3]在老舍看來,婚姻自由、婦女解放,首先應該是人的解放,人性意識的復歸,他站在反封建立場上對封建意識下的受害者伸冤訴苦,抨擊封建倫理意識對人性的壓抑和扭曲,并對女性深層心理進行深入挖掘,以期喚醒女性“人性”的復歸,而人性的復歸,人的意識的張揚是實現女性解放的最根本和最實質性的問題。這正是老舍女性觀的“五四”時代精神。

          參考文獻:

          [1]老舍.最值得歌頌的事.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56.

          時代女性范文第4篇

          由中信銀行與零點研究咨詢集團共同發起的2012年中國都市女性平衡與選擇白皮書的研究項目,自2012年10月開始至2013年1月結束,先后經歷了20位國內知名專家的“德爾菲法”討論、持續10周的線上社區研究(MROCs)、全國大樣本問卷調查等不同階段,其中全國樣本調查按照中國城市女性總體構成特征進行配額抽樣,收集來自城市,年齡在22~45歲之間的2346位都市女性與270位都市男性的意見。

          要求越高,“剩”得越多

          數據顯示,五成以上(53.6%)都市未婚女性認為“擇偶標準太高”是剩女形成的主要原因。當女性傾向于尋覓綜合條件比自己高的伴侶時,不僅是對自我價值的肯定,也是對理想生活的一種向往。而在客觀因素上,近五成的單身女性認為“交友圈子太小”影響其擇偶。

          事業家庭兩手抓,女強人只欣賞不愿當

          白皮書數據顯示,今日的中國女性,生活中不再單純圍繞家庭轉。自己的職業發展、未來規劃也都成為當下多數中國女性人生追求的目標之一。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的《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女性就業率已經超過70%,遠遠超過53%的世界平均水平。

          游走在事業和家庭之間的女性,也需要不斷調和這兩種角色帶來的沖突。要事業,也不丟家庭,成為多數人的目標:近六成(57.3%)都市職業女性表示未來三年的事業規劃是“事業和家庭各占一半”的情況;一心成為女強人全身心投入職場的比例不到三成(25.3%),而甘當家庭主婦的比例更少(16%)。

          時代進步賦予女性更多的角色,女兒、妻子、母親、領導、下屬……內外平衡成為今日中國職場女性生活中面臨的最大挑戰。中國女性在擇業過程中無法避免且必須將家庭擺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決策位置。

          零點研究咨詢集團歷史數據顯示:63%的都市白領每年只會有不到3次的家庭聚會,僅有不足28.5%的都市白領過生日時會跟父母一起慶祝,50%的人在忙碌過后面對伴侶表示不想說話,七成以上的女性因為長期缺少陪伴而缺乏幸福感。而職場中光鮮亮麗的女強人,卻恰恰是家庭的“失陪族”,對此,多數(57.7%)女性表示欣賞卻不愿意當,因為女強人需要面臨職場危機、家庭危機和情感危機的多重考驗。

          理財熱情高,提供指導是關鍵

          今日社會,越來越多的女性在家庭中掌管經濟大權,事業上擁有豐厚收入。近四成(36.8%)都市女性支撐過半的家庭收入,女性的工資不再可有可無,而成為家庭收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會賺錢的中國女性也知道怎么管錢,超半數(56.8%)都市女性認為有必要進行理財投資,女性的理財需求明顯高于男性。

          最近公布的《2012胡潤女富豪榜》中,在“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前10名中有7名來自中國,驚人的數據是對中國女性經濟地位崛起的最好證明。

          另一方面,今日中國女性的錢袋子鼓了,但是如何用好這些錢成為另一個問題。研究發現女性在理財方面表現出“需求高,行動少”的特點。實際進行理財的都市女性比例(45.0%)低于認為有必要理財的女性(56.8%)。

          分析發現都市女性不理財的原因可以概括為:認識“誤區”、期待“機遇”。認識“誤區”表現在“沒閑錢、不理財”的女性占43.4%,因此高收入女性實際理財者更多,比如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都市女性中理財投資者的比例超過50%,而月收入15000元以上的比例最高(72.7%);另一方面,整個市場缺乏對理財信息的多渠道傳播、教育指導的機會,參與調查的都市女性近四成(36.3%)都表示“不了解理財渠道或方式”。

          社交時間碎片化,內心呼喚更多空間

          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今天人們期望豐富個人生活的渴望也越來越明顯。零點研究咨詢集團歷史數據顯示:超過三成(34.4%)的上海白領視個人社交范圍為焦點問題,然而關注社交的人們卻不一定騰得出時間。一位參與白皮書研究的女性這樣描述自己的一天:“一天24個小時,分別為睡覺8小時,吃飯2小時,穿衣洗漱1小時,上班10小時,來回路上1小時,上網娛樂1小時,剩余的時間僅為1小時,還有多少社交時間?”

          因此,生活中的種種現狀制約著今日中國女性的社交拓展,“熟人近圈層級簡單”的特點依然存在:以日常工作為主的同事圈(59%)、密友圈(52.1%)、同學圈(51.4%)、親戚圈(43.4%)是主流,而來自于興趣愛好、其他社交場合結識的朋友圈依然較少。從時間上來看,逾兩成(21.1%)中國女性明顯感到自己的社交時間不足;超八成(81.5%)中國女性在社交方面希望有自己的空間,而不是與愛人的社交圈完全重合。

          時代女性范文第5篇

          關鍵詞:維多利亞時期;女性;憂郁

          維多利亞時期是英國歷史上的一段光輝歲月。在工業革命的推進下,英國的經濟進入了全盛時期,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得對外貿易領先全球,城市化得以形成,但是,在繁盛的表面下也存在著陰暗的一面。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均,工人在貧困生死線上掙扎,使得社會矛盾逐漸激烈化,社會變得復雜殘酷,人性被殘酷扭曲,所以說維多利亞時期除了是經濟全盛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動蕩的一個時期,這些變化都是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后果。幾千年的田園風光被高大聳立的煙囪所代替,失去土地的農民只能涌入城市,一時間,城市無法接納那么多的人口,使得衛生條件逐漸惡化,加上資本家的剝削,使得兩極分化,社會矛盾越來越突出。在這個極度貧苦與極度奢華的時代,依舊出現了大量的藝術家們,大量的文學作品與油畫的出現,很好地反映出了整個時代的社會現象。

          在這樣一個天堂與地獄的時期,女性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是待嫁女、家庭婦女還是?這些都有可能是她們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從女性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來詮釋不同身份下的女性憂郁美的不同方面。

          一、待嫁女的焦慮

          每個女子都希望有一個愛自己的男人,有一段幸福美滿的婚姻,結婚是每位女子最為重視的一件事情,因為這是她們從女孩變成女子的轉折點。按照常理來說,女孩想到以后幸福的婚姻生活是興奮的,可是,在拉斐爾前派約翰?艾佛雷特?米萊斯的《女儐相》中,絲毫看不到喜悅之情,畫中的女子表現出來更多的是恐懼。據說女子只要把結婚蛋糕穿過戒指九次,就可以看到她未來丈夫的模樣。從女子的動作中可以看到她是絕對的相信這個傳說,并且在執行。她渴望看到未來丈夫的面貌,但又有些恐懼,恐懼的是看到的男子不是心中的白馬王子形象。她一臉的焦慮完全地暴露了她內心的矛盾。她胸前的那朵橘子花胸針象征了她的純潔,而畫面左下方調味瓶則象征她希望看見的男子的形象。在女子金發的映襯下,臉龐的焦慮更加明顯,眼神是空洞的,表情是憂郁的,看不到未來美好的生活,看到的只是一臉的迷茫與焦慮。米萊斯有這樣的描繪絕不是憑空想象,這也反映了同時期下未嫁少女的心理,她們對未來婚姻的恐懼與迷茫。

          二、婦女的期望與厭倦

          女子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步嫁為人婦。在工業化全面深入的維多利亞時期,命不好的女子嫁為人婦之后還要為生計奔波,命好的女子在結過婚之后,就完全退隱到家中。她們需要做的事情是照顧丈夫、生兒育女,這類型的女子通常是中產階級婦女。因為在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的財富已經超過了貴族階級,把妻子閑居在家是一個丈夫事業成功的標志,這個階層的女子對于丈夫的安排是接受的。因為面對為生計奔波的婦女們,她們認為自己是幸運的,所以她們愿意取悅男子,獲得男子的恩惠。于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這群中產階級的婦女就成了籠中的金絲鳥。

          在福特?馬多克斯?布朗的《等待:1854―1855年的英國家庭》這幅作品中,一位中產階級的婦女和自己的孩子在家中爐火旁舒適的生活。在這幅畫中一位以母親身份的婦女在做著針線活,與此同時,她也在的等待自己丈夫的歸來,在擔心與思念遠方打仗的丈夫。從女子臉上淡淡的憂傷可以看出她對丈夫的擔心,從她身旁信件上丈夫的畫像可以看出他對丈夫的思念。畫面中女子的臉上還透露出對單一生活的一種厭倦,維多利亞時期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分配在中產階級家庭中最為常見,妻子被要求扮演雙重角色,既要有母性又要有兒童般的純潔,女性的職責都是在家里完成的,并且服從于家里的男性成員。長此以往下去,這種生活使她們厭倦,她們開始渴望工作,但對于社會中有些地位的婦女,她們既想工作又要估計丈夫的面子,繼續扮演家庭主婦的角色,長此以往,使得一部分女子患上了嚴重的精神病,這與社會角色間的矛盾是分不開的。

          三、的痛苦

          在維多利亞時期,那些頻繁光顧妓院的男子是不被社會所鄙視,不需要負任何責任的,因為他們是社會的主宰者。相反,因生活窘迫而淪為的女子卻要為此負上責任,她們被社會所唾棄。

          拉斐爾前派中但丁?百迦列?羅塞蒂的一幅以妓為題材的《尋回》深刻地揭示了女子淪為后的痛苦。畫中一個到城市販賣牲畜的男子拉住了昔日的戀人,這位女子見到男子后不愿正視他,因為她無法面對昔日的戀人,是她拋棄了男子,是她選擇去城市的。沒有想到多年后的她竟淪為,女子無臉面對,臉上呈現出無奈的悲傷。而車上的牲畜的命運就是該女子的命運,也象征著她的無知。男子以為女子進城后會生活的很好,沒有想到再次見面竟是如此場景。女子的墮落使男子傷心,女子看到男子,更多的是羞愧,別過頭閉上眼睛,只想說U“讓我走吧。”她有她的難處,她有她的痛處,臉上寫滿了無盡的懊惱與羞愧,淪為今天這樣,不是她的錯,她也是被逼無奈,要怪只能怪生在了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羅塞蒂之所以能畫出如此現實的作品,是因為他看透了社會的現實,因為種種原因使羅塞蒂變得很憂郁。從他的自畫像中可以看到他的臉上流露出一種病態的憂郁,也許是因為無處釋放這種壓抑,羅塞蒂出沒那些“腐敗骯臟之地”,這也給羅塞蒂所創作的女性形象提供了現實資料。

          結語

          盡管待嫁女、家庭婦女、她們的身份不同,有各自不同的憂傷,但她們都是這個社會的受害者,都是維多利亞時代下典型的代表。她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這個壓抑的時代。盡管筆下的女性表現出的憂郁不同,但共同的是都有一種憂郁的眼神,這種憂郁的眼神也是一種美,這種美是英國女性以及整個英國人民壓抑心態的寫照,美的重點是表現了英國女性及人民壓抑的真實心態。在那樣長期壓抑的環境中,人的心態已經扭曲,不再是以前那種舒暢、快樂的田園牧歌式生活了,人們長期的高壓生活使得郁悶的心情無處發泄,用女性憂郁美的形象淋漓盡致的闡釋了整個壓抑的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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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王赳.傳統和現代的沖突與融合――維多利亞時代典型特征[J].麗水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