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養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媒介素養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媒介素養范文第1篇
探討媒介融合的事實，我們不難發現，媒介自出現之日起，就不斷交融、聚合，相互激勵、競爭，共同發展、進步。媒介從上古時期的非語言媒介發展到語言媒介，從實物媒介發展到符號媒介，從紙質媒介發展到電子媒介再到數字媒介，后者超越前者，但又包容前者；前者孕育出后者，但又獨立于后者。兩者一直構成發展又并存的關系。媒介教育也在其中擔任和諧共榮的角色。
“融合”一詞與大眾傳播真正意義上的聯姻，源于20世紀70年代中葉計算機和網絡的發展。“媒體間的整合”正是這一時期媒介融合的主要表現形式，這種整合的動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傳統媒體在面對以網絡為代表的新興媒體時的競爭壓力。
在充分利用自身既有的信息平臺和資源優勢的前提下，傳統媒體介入、整合新興媒體是其必然的選擇。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特別是互聯網進入大眾視野的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的媒體特質開始得以不斷彰顯，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敏銳的大眾傳媒的弄潮者就已經感覺到了互聯網技術對于媒介的潛在價值，越來越多的傳媒公司開始進人互聯網行業，實行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的融合。許多報紙都開始開設網絡版，或者干脆直接建立自己的網站，電視臺也開始把部分視頻節目上網，廣播的在線節目也逐漸增多。與此同時，傳統媒介豐富的信息資源和龐大的受眾市場也激發了與媒介相關的企業強烈的贏利欲望。所有這些，都推動了媒體整合浪潮的形成。“媒介融合”這一全新的詞匯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被大眾傳媒的從業者頻頻提及。
作為媒介融合的早期形態，不同媒體的整合已經發生并正在進行，即便如此，我們同樣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僅僅依靠媒體自身在激烈的競爭中產生的壓力所引致的融合并非媒介融合的本質，歸根結底，媒介融合的根本動力來源于技術的力量。新的傳播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數字技術的出現，不僅使得媒介的傳播范圍更廣、速度更快，更重要的是，數字技術的發展，帶來了傳播方式和媒介形態的革命，使得傳統的媒介邊界走向消解，為媒介內容的共享提供了可能，并最終引發了新一輪的媒介融合浪潮。
要對“數字技術”作出清晰的概念界定是很困難的，但是數字技術的本質特征卻可以用6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兼容、共享、開放”，具體而言，不論是文字、圖片、音頻還是視頻等內容，都可以通過計算機以“0”和“1”的數字形式進行處理，并通過不同的傳輸平臺傳播，而受眾亦可根據自己的需要，通過不同的終端來接收。終端可以是收音機、電視機，也可以是計算機、手機、PDA等。
數字技術的發展，為媒介內容的存儲和共享提供了可能，并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上涇渭分明的媒體之間的界限。在數字技術時代，從嚴格意義上講，所有的傳媒內容都將以同樣一種數字格式來存儲，從而最終都成為數字傳媒。它表現為，傳統的單一屬性(如平面媒體、音頻媒體、視頻媒體等)的媒介終端向視聽多媒體終端進化；以往只有單一服務的網絡(如電話網和有線電視網)可以不同程度地承擔其他網絡的職責；一直局限于特定業務的媒介組織也開始在政策的允許范圍內嘗試著拓展自己的業務范圍。
以廣播為例，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廣播開始由模擬信號轉為數字信號，由單向傳輸轉為交互傳播，由區域業務轉為全國乃至全球業務。
數字技術的出現，所打破的不僅僅是傳統媒體之間的界限，從大的平臺來看，把語音、數據和圖像信號編碼成“1”、“0”符號進行傳輸，成為電信、計算機網和有線電視的共同語言。所有業務在數字網中都將成為統一的0/1比特流，而無任何區別，允許語音、數據、聲頻和視頻各種內容，無論其特性如何，都可以通過不同的網絡來傳輸、交換、選路處理和提供。這實際上打破了以往涇渭分明的電信、廣電、信息三大領域，也就使我們通常意義上的“三網融合”成為可能。
社會的媒介化肇始自19世紀30年代大眾媒介的出現，但媒介化的突飛猛進則自電視普及之后開始。電視極大地提高了人們對于媒介的依賴性，并大大增強了媒介對于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力。即便如此，在新的媒介技術特別是網絡技術出現之前，媒介對于社會的影響力依然是有限的。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特別是Web2.0技術的出現，媒介融合才實現了相較于數字技術時代的全新跨越。
相比于Web1.0而言，Web2.0以個人應用為核心線索，互聯網的使用者可以自己提供網絡內容并進行復雜的交互溝通，構造個性化的網絡空間，其應用以博客最為典型。博客的興起，使得媒介受眾的“碎片化”開始發端，傳統的權威的電視節目或者報紙專欄，不再是人們唯一的新聞來源。在美國，以博客為平臺的個人電視臺已經初具雛形，在未來，更多的博客將與媒介緊密結合在一起。
媒介化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媒介影響力對社會的全方位滲透。在真實世界之外，媒介營造出一個虛擬的無限擴張的媒介世界，人們通過媒介來獲取對于世界的認知，甚至依據從媒介獲取的信息來指導現實生活，這也恰恰驗證了李普曼關于“真實環境”與“虛擬環境”的預言。但僅僅通過媒介營造的虛擬空間來構造媒介化社會是遠遠不夠的，媒介化社會從其本質上講，意味著人的媒介化，或者說每個人都是在媒介深刻影響下的“媒介人”，對于生活在媒介化社會中的人來說，不僅對于世界的全部想象都由媒介來構建，其思維方式、個體意識也烙上了媒介化的烙印。
媒介化社會構建對現代教育改革是一個巨大的機遇。無論教育者、教育對象，還是教育手段、教育方法，都面臨巨大的改變。媒介消解教育者的權威，媒介決定知識的存在狀態，媒介解放教育對象的被動性，媒介進一步決定教育手段與教育方法。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實施的英語與計算機網絡教育已經成為大學生素質教育的核心課程，這正是媒介社會的必然選擇。但這只是媒介的基礎內容。如何進一步了解媒介特征、如何有效使用媒介、如何使用媒介促進高效率的學習，正在成為教育的主導課程。
中國社科院媒介傳播與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卜衛建議，我國應該借鑒國外的經驗，通過媒體教育來提高青少年認識和利用媒體的能力。具體來講。媒體教
育可從以下4個方面入手：1 了解媒體的基礎知識以及如何使用媒體；2 學習判斷媒體信息的意義和價值；3 學習創造和傳播信息的知識和技巧；4 了解如何建設性地利用媒體來發展自我。
加拿大媒介素養協會理事、媒體教育學家約翰?龐甘特提出了媒介素養教育的十大目標。這十大目標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以下是這十大目標的具體內容：1 教育學生使他們成為懂得欣賞而又具有批判性和分辨力的聽眾、讀者和觀眾；2 向學生介紹各種媒介的歷史發展情況；3 討論并辨析媒體的主要用途；4 辨析各種不同媒體運用的技巧和語言；5 辨析與媒體產品生產相關的各種因素，如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組織等因素；6 教育學生使學生認識到媒體的操縱能力；7 使學生能夠對媒體訊息進行評述、解疑、分析和評估；8 使學生理解媒體對社會的影響；9 教育學生使他們能夠自主地對媒體訊息加以選擇；10 如有可能，使學生有能力通過媒體產品表達自己的觀點。媒介素養教育的目標，在媒體無處不在的時代，用LenMas-terman的一句話概括，便是“批判性的自主”――學生一遇到信息，便有能力自主地質疑和分析。
我國的媒介教育，首先是科學媒介傳播觀念的教育，包括媒介信息觀、媒介組織觀和媒介生態觀的培養。其次是正確的受眾觀的培養，包括理解受眾概念、了解分析受眾行為、思考不同媒介接觸與日常生活的影響及管理自己的媒介接觸行為。最后是培養負有責任的傳播行為，包括傳播行為的樹立、媒介信息制作方法的獲得、學習媒介信息傳播途徑及方法、學習評價自己及他人的傳播行為。
從教育學角度思考媒介教育課程，包括媒介教育學科內涵、課程實質、學習目標、課程及相關課程大綱、媒介教育的教學、教學模式和保障措施等。媒介素養教育的核心是理論教育課程體系的確立，必須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養教育理論體系。目前諸如《媒介素養概論》、《媒介素養》等專門教材已經出現，加上傳媒教育課程――廣播電視學、新聞學、傳播學、電影學等學科體系的諸多課程，已基本可形成獨立的媒介素養教育課程體系，專業教材、專業論文和專業教學、研究人員的出現，使該課程體系的開設成為可能。各個高校可以開設《媒介素養概論》、《媒介文化》等必修課程，同時輔以《媒介倫理學》、《媒介認知與文化》、《大眾傳媒與社會》、《理解媒介》等選修課程和公共選修課程，為大學生提供全面的媒介素養教育，豐富和發展他們對傳媒的認知與了解，從學習、認識傳媒中發展其媒介素養，從而達到提高個人素養的目的。
媒介素養范文第2篇
媒介素養教育的理想情況是，受眾的媒介使用將成為自我發展的一種動力，而不會因為媒介使用而淪為大眾媒介或信息的奴隸。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張志安認為：“媒介素養是指人們對各種媒介信息的解讀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為個人生活、社會發展所用的能力。所謂媒介素養教育，就是指導學生正確理解、建設性地享用大眾傳播資源的教育，通過這種教育培養學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評能力，使其能夠充分利用媒介資源完善自我，參與社會發展。”
綜合國內外種種定義可以看出，盡管對媒介素養教育本質含義的認識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但都有其共同的特點。即媒介素養教育的重點是青少年，主張青少年在信息化時代能夠積極主動地利用媒介去尋找信息進行學習，具備甄別和鑒賞力，能夠判斷媒介信息的意義和價值，最終鼓勵學生對自己的學習承擔更多的責任，享有更多的支配權，學會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和審視自己的學習。
開展中學生媒介素養教育的必要性
中學生正處在由兒童向成人過渡的時期，他們在生理和心理發展上都處于人生關鍵而又特殊的時期，在心理學上又稱為“心理斷乳期”。這個時期他們有著強烈的求知欲、好奇心和模仿力；在情感上，他們的情緒和情感比較強烈，性格上常常存在雙面性和不穩定性，很容易沖動和感情用事，自控能力較差。且伴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大眾媒介無時無刻不在傳播著良莠不齊的信息，這就使青少年的身心受到很大的影響。據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報告，2008年的網民中10～29歲網民占網民總數的66.7%，其中，10～19歲網民占網民總數的35.2%，與2007年相比，10～19歲網民所占比重增大，成為2008年中國互聯網最大的用戶群體，青少年網民占網民人數的1/3還要多。截至到2009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3.84億，而19歲以下的青少年網民就占了40%，且他們使用網絡的首要目的是玩網絡游戲。因此，媒介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會對青少年產生巨大的影響，大眾媒介給我們呈現的是一個“擬態環境”，媒介信息是建構出來的“真實”，不可避免地帶有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色彩，而對于心智發育尚不完善的中學生，很容易為媒介所左右，不能很好地分析、理解、識別媒介文本，尤其是在電子媒介強大的視覺感官沖擊下，青少年很容易產生“媒介依賴癥”。
具體表現為過度沉溺于媒介接觸不能自拔，在價值和行為選擇上往往從大眾媒介或媒介人物中尋找依據；滿足于媒介所建構的虛擬社會的互動而回避現實的社會互動；孤獨、自閉的社會性格等。而這種由互聯網創建的“虛擬社會”已經成為青少年學習、生活和交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深刻地影響著他們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但他們對媒介知識的匱乏，使用媒介的自控能力差導致了他們自身的信息化學習能力不強，利用媒介發展自我意識薄弱。而他們經常、主動地接觸媒介，這就使他們的業余時間減少，與同伴交流的時間減少，模仿媒介上的一些知名人物的行為、動作增加了。理想化的選美、造星活動以及不良的文化和娛樂環境，使中學生深陷娛樂怪圈，極大地偏離了主流媒介的應有方向。
總體而言，當前中學生的媒介素養尚處于自發狀態，他們并不是通過科學的媒介理論指導和系統的訓練來獲得媒介素養，大多數中學生是建立在日常的媒介接觸經驗基礎上得來的，這與真正意義上的媒介素養教育所期望的目標還相差甚遠。為此，我國青少年的媒介素養教育勢在必行。
開展中學生媒介素養教育的有效途徑
針對我國部分中學生對游戲、網絡、電視等媒介的依賴和沉溺，以及大多數中學生不能很好地使用媒介所帶來的信息這一現狀，我們應該怎樣加強中學生的教育，怎樣合理利用媒介在中學開展媒介素養教育呢？這是對網絡時代的中學生進行素質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全面發展素質教育的必然要求。
把媒介素養教育納入中學生的信息技術課程。在信息技術課程中增加中學生的媒介素養教育知識，一方面培養學生使用媒介的能力，另一方面指導他們的媒介價值觀，開展相應的媒介素養教育實踐活動，吸引他們參與到媒介活動中，綜合培養他們的媒介認知能力、解讀媒介信息能力、運用與傳播媒介信息的能力，最終使他們充分利用媒介資源完善自己，參與社會的發展。
提升教師自身的媒介素養。結合我國的基礎教育實際，各類普通中學在開發校本課程的同時有機地融入媒介素養知識，提高教師自身的媒介素養及媒介素養教育水平，使他們能夠在教學中靈活地運用媒介素養知識。與此同時，師范類院校在培養教師的過程中，應把媒介素養知識納入相應的課程，使師范生樹立正確的媒介素養教育觀念，提高自身媒介素養以及在實踐中實施媒介素養教育的能力，進而才能夠保障媒介素養教育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的落實。
媒介素養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媒介娛樂；真人秀；草根運動；媒介素養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2004年，湖南衛視的選秀節目《超級女聲》在我國電視市場領域刮起了一陣強勁有力地旋風。到了2005年《超級女聲》全國報名人數達到15萬人，收視率突破10%，穩居全國同時段節目之首，報道媒體近百家。一時間《超級女聲》成了觀眾和傳媒共同關注的熱點話題，“玉米”、“盒飯”、“涼粉”成為狂熱粉絲們標示自我的代名詞。而今，只要打開電視，娛樂便撲面而來！面對這樣一股強勁之風，人們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娛樂化給中國傳媒界注入了新活力，值得提倡；有人認為這是電視節目商業化運作成功的典范；有人認為這加劇了人們的審丑心態，導致了媒介低俗化！但無論是何種聲音都表明了我國電視節目的娛樂化潮流，給中國傳媒界，乃至給所有中國人都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深遠的影響。
一、娛樂節目的特性與平等參與
類似于“超女”這樣“真人秀”節目，是“真實電視”（Real TV）的一種，“就是指由普通人而非扮演者，在規定情境中按照制定的游戲規則展現完整的表演過程，展示自我個性，并被紀錄或者制作播出的節目。”是大眾傳媒尤其是電視傳媒在收視率競爭中所推出的一種新型的娛樂活動。
在我國大眾傳播媒介逐步市場化的今天，其娛樂功能作為媒介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已經走進了千家萬戶。有資料顯示：在調查北京和上海的相關人群選擇度過業余時間的方法時，北京的前三位分別是：看電視61.6%，讀書60.48%，上網51.1%；上海的前四位分別是：看電視78.7%，聽音樂70.8%，看報紙雜志67.7%，看書67.0%。而“看電視”則分別以北京61.6%，上海78.7%高居榜首。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電視娛樂節目經歷了幾個時期的發展，從最初的以‘寓教于樂’為特征到以綜藝娛樂為標志，再到以娛樂選秀為新風的平民造星時代”，從早期的臺上表演臺下看的觀眾被動狀態，發展到臺上臺下齊歡騰的娛樂狂歡新局面。電視娛樂節目，尤其是真人秀節目，它通過各種方式例如現場投票、短信參與、粉絲運動等等，將普通觀眾和明星帶人了一種積極參與電視節目的新狀態，而粉絲們的種種活動，甚至會成為電視節目的內容，以彰顯電視真人秀娛樂節目的廣泛性和吸引力。因為如此，當年的“超女”被很多人甚至是某些專家稱為“影響全中國的草根造星運動”，是“草根”勝利的舞臺，是用行動創造了“草根”的奇跡！
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從傳播格局的變化上來看，傳統的大眾傳播是一種社會精英主導下的信息單向傳播，傳播者與受眾在傳播過程中是處于授與受的關系，傳播者完全掌握媒介話語權，以至于在歷史進入20世紀七十年代后為西方“民主參與論”者所詬病，甚至提出取消傳統大眾傳媒的觀點，也就是說改變傳受雙方固化的主動與被動格局，最大限度吸引受眾的參與將是未來傳播的明顯趨勢。從這個角度看，我國很多娛樂節目的傳播方式的確在打破這種傳統傳播結構，這里面重要的一個節目機制的設置便是“海選”，國內學者認為：“海選”是這個節目能夠轟動的一個很大的因素，它符合社會對于機會平等的渴求（喻國明）。這種解放體現在個性、平等與參與上，我們可以看出“真人秀”里的各個選手都帶有強烈個性的語言和充分的甚至是不加掩飾的呈現自我；而有些真人秀節目的選手甚至不計年齡、不論地域和國籍、不講外貌、不限身份，只要你想唱歌，敢于在大眾面前表現均可以參加，以最大限度的吸納社會普通人前來參加，實現其大眾化取向。比如在“超女”、“非誠勿擾”、“中國好聲音”等節目中，從傳統的親友團、粉絲團到現場助陣的模式，選手參加各種公共活動與觀眾互動，到經過特別計劃的短信決定PK選手，如：大眾評審投票決定PK成功者，短信決定冠、亞、季軍，現場投票等等環節設計，讓觀眾、粉絲團、親友團等等有了參與節目展示的機會，并且由于這種親友、粉絲等的參與能夠影響到真人秀選秀的結果，這也就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參與熱情，他們可以不遺余力地為自己喜歡的選手拉票，甚至成立各種有組織，在公共場合、自媒體等場域進行宣傳和游說活動。
正是由于中國電視娛樂節目在發展中打出“大眾取悅大眾”的創意王牌，打破媒體傳統的封閉性的規則，大大降低了以往受眾參與媒體的門檻，最大限度的吸納了大眾參與節目，也就必然低抵消了長期霸占電視熒屏的明星、官員、乃至精英成功人士的媒體特權，相繼取而代之的是給予“草根”、“庶民”在電視媒體上的自由表現，被人稱之為“庶民的勝利”！二、受眾參與的心理機制與媒介主體意識的覺醒
我國傳媒市場化是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在新聞領域里最顯著的變化，有學者認為傳媒業的市場化轉型，是中國新聞改革30年的縮影和最核心的“板塊”，它給中國新聞傳媒業帶來了巨大變化，同時也帶來了更為嚴峻的生存壓力以及無法回避的挑戰與問題。當然，傳媒經濟說到底只是一種眼球經濟、注意力經濟，并集中體現在發行量、收聽率、收視率和點擊率上。自從上個世紀60年代使用與滿足理論為傳播學界提出之后，其內在的“受眾即市場”的觀點，深度契合了傳媒市場化的內在矛盾，即受眾的信息需求與大眾傳媒信息供給之間的供需矛盾，也標志著我國傳媒市場逐漸走向“受眾導向”的信息市場新階段。在這樣的環境下，最大量地吸引受眾廣泛地參與傳播，成為大眾傳播突破自身單向傳播痼疾、走向互動、走向市場發展的必然選擇。
從傳播的機制上來看，在真人秀節目中，由于參與度的提高，受眾往往很容易跨越“鏡像”和“現實”的界限，隨時隨地與節目互動，并成為節目內容的重要構成部分，在這樣的過程中，受眾的節目收看、參與和影響往往可以通過投射、競賽、好奇和移情等心理來完成節目參與和娛樂。在效果的層面上，受眾參與大眾傳播，不僅有利于營造良好的傳受關系，而且可以激發受眾對傳播的認同感。因為受眾在不受外力壓制的主動參與，必然是身心合一的參與，其心理參與必然會被傳播中的人物、事件、情景所感染，不自覺地進入到傳播的情景中去，產生了自我與傳播個體同一的心理感受。
娛樂節目尤其是真人秀節目大大縮短了媒介與民眾的距離，使民眾第一次意識到“我也可以利用媒體”、“我也是明日之星”是如此的逼真切近，它成了一條比傳統方式更短、更快捷、更便利的成名捷徑，大大促進了媒體和受眾的互動，使受眾能進一步參加到媒體之中展示自己的個性和才華，想自己所想，說自己所說，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一前所未有的普通民眾對媒介接近和使用，客觀上大大的促進了國人媒介意識的覺醒和發展。
然而，傳統文化對個性的禁錮和大眾文化對理性的剝離，使得我國娛樂化下的媒介主體意識更多地傾向于感性、自戀和，這與國民素質實現現代化的真正理想相去甚遠。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媒介市場化歷程，將大眾媒介娛樂化問題推到了我們的面前，其西方社會曾經走過的歷史，應引以為鑒。在我國社會對個人信息行為的硬性控制逐漸放松、受眾媒介接觸逐漸成為一種信息自主選擇的市場行為時，最大限度地避免大眾傳播行為的不良影響除了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之外，恐怕只能通過媒介素養教育從根本上提高受眾素質，以營造良性的媒介生態，期待高素質的受眾以自己的理性市場行為來反哺高水平的媒介服務。
三、受眾主體意識的粗糙與媒介素養教育引導之必要
從本質上說，以“超女”等一系列為品牌的電視真人秀節目，是商業主義的指導下進行運作的，其純粹娛樂化的取向是相當明顯的，因而，該娛樂節目所激發的“草根運動”，說到底是一次群體性的狂歡事件而已，根本上還達不到所謂理性的、權利的現代媒介理念的層面上去。甚至在節目中處處可見為吸引眼球而采取的極端的表演作秀，有些行為的出格簡直讓人匪夷所思。例如在“超女”“非誠勿擾”等節目的海選過程中，有些為了迎合大眾的心態，評判者過分地使用了尖酸刻薄的語言，打擊甚至侮辱選手；節目的一些參選者也盡可能使用一些“另類”的“露丑”招數來爭取選票，暴露出人性中丑惡的一面，觸及社會道德底線，有些激發了全社會“審異”和“審丑”的心態，并通過全國直播放大其對社會大眾的負面影響，以至于使中國廣電總局頒布一系列法令進行時間和內容的限制。
面對如此矛盾的現象，一味的批判或者一味的贊美，都不是符合科學求真務實的精神導向的。其實，傳媒為追求收視率、個體追求一夜成名的商業主義操作模式帶來的大眾文化低俗化的情況，在西方社會鼓吹媒介自由主義的發展時期早就出現過，當然也引起了西方20世紀40、50年代興起的“社會責任論”的詬病，而與此相關聯的西方媒介素養教育范式的轉變，也由原來一味地恐懼、排斥的“批評范式”轉到了后來的“分析”、“再現”和“自主”范式，由于人們認識到媒介本身存在的兩面性，因而更多對媒介行為的反思開始拋棄早期的批判思維，而采用了提高受眾素質的理性引導手段，這也就是今天我們倡導的理性認識媒介、接觸媒介、使用媒介的媒介素養教育運動。
在漢語里，“素養”意指平時的鍛煉和教養（新華詞典，1988，P854），媒介素養乃是對英語Media Literacy的翻譯，其Literacy意指有文化，有教養，有讀寫能力。也就是說，漢語里“素養”其意思主要是指積累，重過程；而英文中的Literacy則傾向于指結果，重能力。典型如美國人對媒介素養的定義，認為：媒介素養就是指人們面對媒介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顯然，這兩者的結合應該說才可以達到媒介素養教育的內核，即通過日積月累的媒介信息接收上、理解上和行為上的規范、引導和教育，使受眾將正確的媒介意識內化為個人素質，并最終形成自覺的對媒介行為的認知能力、應用能力和批判能力。
筆者首先強調媒介素養教育是公民的終身教育，一方面是因為“媒介對人的影響就像天氣對人的影響一樣，它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并且有多種多樣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素養的出現也必然是個長期積累的結果，并需不斷更新其內容；
其次，筆者強調滲透和內化作用。媒介素養也應該是以理服人，應該是喜聞樂見的。搬著面孔說話，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因而，在方式方法上，筆者一方面主張采用多種教育形式進行受眾信息接收的理性培育，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國草根階層的廣泛性和分散性，單靠學校教育是不可能實現媒介素養的全民教育目標的，因而，筆者主張教育渠道的多樣化、社區化和家庭化，這樣多渠道相互滲透、社區監督和家庭教育的潤澤，才可能從根本上塑造出豐滿健康的高素質民眾；
再次，由自發媒介行為上升到自覺理性的媒介接觸和批評行為。如果媒介素養教育不追求將受眾的媒介意識和媒介行為由自發上升到自覺的高度，那媒介素養教育的必然就是脆弱的，大眾傳播的研究早就告訴我們，大眾在接收大眾媒介信息時，往往處在感性的層面，并且由于媒介“涵化”效果（Cultivation Analysis）的影響，受眾很容易被媒介操控而喪失理性維度，相反，自覺是受眾對媒介的理性認識達到一定高度才會具備的一種反應，它意味著受眾具備了獨立的思考和辨別能力，因而必然地就具備了對媒介信息的甄別能力、批判的接收能力等。
參考文獻
[1]張蕊.談《超級女聲》的獨特傳媒視角[J].新聞界，2005（5）：85.
[2]謝耕耘，陳虹.真人秀節目：理論形態和創新[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1.
[3][4]張開，吳敏蘇.中國城市居民媒介素養現狀調查報告——以北京、上海調查數據為依據[J].媒介研究，2004（3）.
[5]梅文慧.快樂電視選秀[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7：2.
[6]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139-140.
[7]時事訪談員趙繼成叔威訪談：超級女聲，一場美學民選的預演[N].新京報，2005-8-22.
[8]龔婷.僭越與顛覆-狂歡化理論視野中的超級女聲[J].安徽文學，2008（5）.
[9]馬匯瑩.傳媒發展亟待新突破——“技術與制度：中國傳媒改革開放3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J].新聞記者，2008（7）.
[10]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177-178.
[11]鄭興東.受眾心理與傳媒引導（修訂本）[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198.
[12]畢玉.境外媒介素養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探究[J].新聞界，2008（1）.
媒介素養范文第4篇
[摘要]：20世紀90年代，西方的媒介素養理論開始傳入日本，經過十幾年的宣傳、導入期的發展，目前，對這一理論的研究已進入到與日本信息化社會有機融合的本土化特色研究階段，并致力于將“媒介素養”推至公共教育領域。如今，科技素養、多媒體素養、情報素養等各種關聯“媒介素養”研究的派生詞散漫于學術界，“媒介素養”已完全植根于日本社會。這得益于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不斷吸收西方文明的文化傳統。本文力圖從三個方面概括日本媒介素養教育的發展進程：（1）來自加拿大的啟示；（2）媒介素養教育研究；（3）日本媒介素養教育的現狀。
Abstract：ThewesternmedialiteracytheorywasfirstintroducedtoJapaninthe1990s.Aftermorethantenyears’publicityandintroduction,thetheoryhasnowbecomealocalizedresearchwhichsyncretizesJapan’sinformation-basedsociety.Itisalsodedicatedtobringingmedialiteracytopubliceducation.Nowadays,derivativesrelatedtomedialiteracyliketechnologyliteracy,multimedialiteracyandintelligenceliteracyarecommonlyseeninacademiccircles.MedialiteracyhascompletelyestablishedinJapan.AlltheseprofitedfromJapan’sculturaltraditionofcontinuouslyabsorbingwesterncivilizationafterMeijirshin.ThispapertriestosummarizethedevelopmenttraceofJapan’smedialiteracyeducationfromthreeaspects:(1)revelationfromCanada;(2)researchon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3)currentsituationofJapan’smedialiteracyeducation.
Keywords:medialiteracyeducation;criticalthinking;theoryofmedialiteracy;supportedlearning
進入信息化社會的日本，市民生活被各式各樣廣告包圍、淹沒。除了來自廣播、電視、報紙、雜志、互聯網等大眾媒介的廣告外，繁華商業區的霓虹燈廣告與電子招牌、電車里頻繁更換的文件夾頁式廣告和宣傳招貼以及電車站出入口處由人派發的各類紙面廣告等等，讓人應接不暇。可以說，各種媒介已讓日本民眾著實處在“媒體引導現實生活”之中，人們已習慣于通過各種媒介獲得多樣信息，以便安排自己的生活，否則將無所適從。
在由媒介制造、掌控的“媒介世界”里，市民通過新聞、廣告、電視劇、綜藝娛樂的文本（text）言語中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暗示，來定義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系、行為方式、女性形象及男性形象等等，人們將這些從媒介產品中解讀出來，帶有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判斷的“標準”，運用在塑造人類社會生活模式中，即便這種“標準”無法用某種基準來衡量[1]。這就是媒介對人們生活產生的滲透影響。
NHK日本放送文化研究所自1960年以來，每5年舉行一次《日本國民生活時間調查》。2000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國民平時收看電視的時間平均是3小時25分，周六是3小時38分，周日是4小時13分[2]；同時，隨著市民收看電視節目時間的增加，導致收聽廣播、閱讀報紙的指數繼續呈現減少的趨勢，這說明人們的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也將隨著接觸某類媒體時間的長短而隨之悄悄地發生轉變。這就是媒介內容和接觸媒介方式對人們生活時間產生的影響。
隨著媒體企業全球化進程的發展，“收視率”、“收聽率”“讀者占有率”、“廣告到達率”已經完全左右著媒體發展，甚至電視娛樂節目也開始朝向“信息情報型”發展，制作“可使用的娛樂節目”成為當今日本電視娛樂節目制作人努力的方向。因而，媒體向公眾提供的素材、話題、文本中的價值觀必然以“能夠引起大多數人的反應”為基準，而這種基準是被媒介“同一化、劃一化”的，是無法體現社會多樣性的。這種‘同質化’的傾向是身處媒介環境中的人們無法排斥的影響。
正是在深受上述種種“媒介影響下”，日本民眾的行為意識伴隨著媒介技術、媒介環境、媒介內容、接觸媒介方式的變化而悄然發生著改變。
一、來自加拿大的啟示
由于來自擁有世界最強勢媒體美國的影響，促成了“MediaLiteracy（媒介素養）”公共教育在加拿大的出現、普及。加拿大是將媒介素養首先引入學校進行公共教育的國家，其背景是由于美國電視文化的跨境影響。
美國與加拿大有著近千公里的國境線，加拿大90％的居民生活在國境線以北300公里范圍內。由于處在英語圈地域，美國的雜志、書籍、有線電視、聯播網電視在加拿大境內可以輕松入手。據加拿大統計局調查顯示，加拿大的受眾收看的電視節目40％是加拿大制作，而60％是由美國制作。隨著美國電視節目的跨國境傳播，導致大量的血腥、暴力場面、性畫面充斥著加拿大的電視熒屏，造成美國文化不斷地侵蝕加拿大本土文化。普通的加拿大受眾甚至難以分辯電視節目中播出的內容，哪些是加拿大的，哪些又是美國的。特別是一些歷史知識問題，在學生中竟然出現了“混淆是非”的事例。例如，美國與加拿大有關黑人奴隸制的歷史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學生卻普遍認為兩國是一樣的[3]。
于是，1978年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州開始了以抵制美國電視文化為初衷的媒介教育課程，首先以教師為授課對象，并成立了民間組織AML（AssociationforMediaLiteracy）。1987年媒介素養教育成為初、高中的正式課程。具體要求是：
（1）初中、高中的語文課中，用于“媒介學習”的課時不得少于總課時的三分之一；
（2）初中一、二年級，用于“媒介學習”相關內容的教學時間占總授課時的10％；
（3）高中的語文課，“媒介學習”要設置為必選科目學習[4]。
1989年，以AML成員為中心，在安大略州教育部的運籌下，《媒介素養課程指南》一書正式編撰完成[5]。之后，其他的州也相繼建立了相同的組織，1992年CAMEO（CanadianAssociationofMediaEducationOrganizations）成立，它是一個由市民組織為主導的全國網絡系統，至此，媒介素養教育開始遍及加拿大全境。
事實上，在加拿大學校教育中，一開始并沒有開設以“媒介素養教育”命名的專門課程，而是將該內容納入名為“Language”（語文）的課程中，教師以參考指南為教材進行授課；不過，在具體的教學中，對于電視節目的關注程度歷來是最高的，為此，加拿大的AML也制作了許多電視節目。承擔此項任務的是隸屬于媒體教育部的名為CHUM節目制作公司，其制作出的節目是專門用于教學的[6]。
加拿大的“媒介素養”公共教育從誕生之時，就寄生在“Language”（語文）課程中。1995年安大略州教育部提出了改革方案，鮮明地指出隨著社會情報化的高度發展，在公共教育中有關“媒介素養”教育需要增加特別的科目。現在，從小學到高中都設置了媒介素養課程。
極其注重公共教育的日本，面對媒介環境的變化對人們行為的影響，同樣希望在普通的學校課程中，設置類似于加拿大的“媒介素養”教育的內容。但是，迄今為止，實現這一愿望尚有距離。
二、日本媒介素養研究的現狀
20世紀90年代初，“MediaLiteracy媒介素養”理論引入日本。日本在世界科技領域一直擔當排頭兵的角色，與積極采用日新月異的媒體新技術比較而言，早已跨入信息社會的日本，在“媒介素養”研究上，卻遠遠地落在其他媒體發達國家的后邊。在1999年6月召開的《青少年與放送》專家會議上，與會者就“媒介素養”表示了積極態度，但卻沒有制定出類似于加拿大那樣的有著明確的指導理念和具體的實施細則、方案的發展計劃[7]。與加拿大將“媒介素養”教育貫徹到中小學生義務教育中不同的是，日本目前有關“媒介素養”的教育，還僅僅停留在大學、研究所等以專家研究為中心的“試驗”階段。與不斷吸收、借鑒國外先進“媒介素養”理論，并將本土化與運用研究作為課題的大學教授、專家們相比，處于教育第一線的教師們的“媒介素養”意識還相當薄弱。
在日本從事媒介素養研究的諸多學者中，以下兩位的著作堪稱經典。一位是1963年出生在北海道的菅谷明子，她曾經在加拿大留學，1996年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現為東京大學研究生院情報學“媒體表現、學習與素養”項目成員，其著作《媒介素養——來自世界的現場》一書，系統地介紹了英國、加拿大、美國等媒體發達國家“媒介素養教育”的現狀，成為目前日本有關“媒介素養”研究必讀書目。另一位是立命館大學教授鈴木綠，其有關媒介素養教育著作頗豐，1997年6月由其主編的《為了學習媒介素養的人》，2000年8月的《媒介素養——入門篇》，2001年10月《媒介素養的現在與未來》以及2003年4月《媒介素養——性別篇》等等。鈴木教授的著作內容反映了日本學者有關“媒介素養”課題的研究進程與趨勢。
目前，在日本學術界公認的“媒介素養”定義，是由立命館大學教授鈴木綠在1997年6月出版的《為了學習媒介素養的人》給出的，他指出：“所謂媒介素養，是指市民以社會性的文脈批判性的意識分析、評價、接近媒介，憑借多樣化的形態創造出傳播的力量。”[8]
橋元良明根據鈴木綠所給出的“媒介素養”定義，在其著作《情報行動與社會心理》中，就“媒介素養”的概念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在獲得“媒介素養”能力的過程中，不可欠缺的四個要素是：（1）批判的思考；（2）對媒介社會性文脈的洞察；（3）由對話獲得的多元化視點；（4）表現主體的確立和接近媒介。也就是說，參加“媒介素養”教育的人，在對媒體文本所包涵的具體問題進行思考、內省以及與他人進行對話的過程中，不僅需要關心媒介本身問題，還應關注由此產生的社會性問題。只有通過這一過程，主體才能確立自己在社會中的存在意識（見圖1）[9]。
“批判的思考”強調的是主體不僅應對從媒介獲得的情報進行客觀的分析、能夠“識字解讀”，而且要有批評、評判的能力，即以培養批判性為主要目的。這種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養，需要從①映像、聲音信息的文字化和②弱勢群體市民的視點兩方面入手。
為了闡述“對社會性文脈的洞察”，橋元良明借鑒了鈴木綠關于生產•制作、文本、受眾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圖（見圖2）[10]，他指出，媒介素養不僅僅是簡單地就媒介關注的“文本”進行批判，而是應將其置身于整個社會系統的視野中，深度挖掘其相關的社會構造問題。
“由對話獲得的多元化視點”指的是在對話的過程中，對于學習者來說，教授者不僅是要教會正確的解讀方法，而且要通過對話開啟和交換各種各樣的解讀，提示學習者去關注與自己不同的解讀，以便獲得多樣化的問題視點，為更加縱深性的問題挖掘提供機會。
“表現主體的確立和接近媒介”意指在目前的媒介系統中，特別是在日本的媒介系統中，至今尚不存在類似于加拿大CRTC那樣的政府機構，在日本，市民、媒介、政府三者之間缺少信息交流的渠道，更不要說建立類似于歐美國家的“接近頻道”、“交流頻道”那樣的市民可以自由地接近媒介的制度。
三、日本媒介素養教育的現狀
1、“媒介素養”大學教育現狀
目前，日本的“媒介素養”教育課程只在部分大學開設。立命館大學的鈴木綠教授開設了“媒介素養”論和“映像媒體分析”等與“媒介素養”教育的相關課程；其教學宗旨是，在以電視媒介為中心的媒介世界里，流動著的是被符號化的“加工過的現實”，身處這樣一個由媒體主宰的信息社會，作為“主體”的市民必須具備自主解讀媒體的能力；其教學內容除了掌握媒介素養的定義、基本概念外，還包括了媒介研究模式、符號化的“再構成現實”、媒介的廣告功能和媒介語言、媒體表現、價值觀與意識形態、電視新聞－—構成的“現實”、新聞人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戰爭與媒介（圍繞911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報道與人權、媒介社會中的市民與媒介素養、情報的多元化等諸多方面。
處于高度信息化社會的日本，其“媒介素養”教育最突出的本土特色研究莫過于對互聯網的關注。基于這樣的認識，立命館大學專門從事研究“媒介素養”的研究生們，于1996年開設了日本首家媒介素養教育的網站，名為“媒介素養的世界”（MediaLiteracyinJapan=MAJ.）[11]。網站設立的目的是以廣泛開展“媒介素養”教育為出發點，立足市民視點，批判性地分析、評價媒介和政府網站信息，使市民更加便利地接觸到媒體的產業發展、相關法規、基本概念和放送綱領等。此外，該網站還與海外的“媒介素養”教育網站相鏈接，發揮其作為日本“媒介素養”教育網站的國際交流作用。
圖1獲得媒介素養過程的4個基本要素
圖2媒介研究模式
在教學內容發生變化的同時，新型的教育模式也應運而生。慶應義塾大學妹尾堅一郎教授（兼任東京大學特聘教授），目前在研究生課程中教授《情報教育論》。妹尾教授認為，在情報化的社會中，學習內容必須要進行調整，并且學習形式也應做相應的改變。他指出，當前的教育基本形式是“知識傳授型”，是工業化社會的教育模式。工業化社會是以大量生產、消費為特征，與之相配套的教育模式也是以培養大量人才為目的的。但是，如今的日本已經從工業化社會邁入到信息化社會，適合信息化社會的教育模式應該是“學習支援型”，即學生與老師的關系應該是學習者與支援者之間的關系[12]。
、“媒介素養”教育在中小學校的展開
日本在大學里進行“媒介素養”教育尚處起步試驗階段，中、小學校的“媒介素養”教育更是含苞待放。自1995年由郵政省召開的“多頻道時代下有關受眾與放送懇談會”之后，日本社會對于“媒介素養”的關注曾一度升溫。1999年由普通市民、研究學者、郵政省以及放送企業四方參加的“放送領域內有關青少年與媒介素養的調查研究會”使得日本的“媒介素養”教育課題再次引起社會關注。2000年6月調查結果報告書發表，并就提升日本“媒介素養”教育達成一致。報告指出，媒介素養是生活在媒介社會中的“生存能力”，是從抱有多樣價值觀的人們建立健全發展民主社會不可欠缺的能力
由立命館大學教授鈴木綠編撰的《媒介素養——入門篇》一書于2000年8月22日出版，該書與其他“媒介素養”書籍不同的是，它是一本教材式用書，全書分為五個章節，（1）怎樣學習媒介素養？（2）我和媒介、我們和媒介；（3）電視廣告是什么？（4）電視劇與我們的社會；（5）解讀電視新聞。除了在第一章中介紹了媒介素養的定義、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學習模式和學習場所之外，其余的四個章節全部是有關具體教學內容的安排。以第三章《電視廣告是什么？》的第一節為例，具體的程序環節包括導入、活動1.2.3、發表、資料的查找核實（見圖3）。
導入：我們每天都要接觸到大量的廣告，為什么有廣告呢？廣告收入作為電視臺的主要收入來源，支撐著電視臺的正常運營。收視率與廣告有著怎樣的關系？我們每天要接觸多少廣告？哪種廣告是最經常看到的？通過實際的調查分析，使我們意識到，當前的媒介環境是將我們消費者設定為廣告目標的。
活動1：首先讓學生預測在1個小時的節目中廣告有多少？所占比例是多少？
發表：將各個小組的預測集合起來。
活動2：在活動1完成后，各個小組對教師事先錄制的電視節目進行調查。
發表：各個小組發表其調查結果，并與起初的預測值進行比較。并列舉出前三位的廣告，該廣告與電視的媒體特性關系、播出時間、節目內容等等之間的關系。
資料查找核實1：將所記錄的每天、每周、每年以及至今收看廣告量計算出來；將該數值與其他活動所使用的時間（學校生活、與家人對話、讀書等）數值進行比較。
活動3：廣告收入占電視臺總收入的比率？電視廣告與其他媒體，比如報紙、廣播、雜志廣告進行比較；廣告費占日本GDP的比例。
發表：在各個小組的調查結果基礎上，進行交流對話。
資料查找核實2：查找日本民間放送聯盟的放送標準，一周期間的廣告播出量時間量必須在總播出時間量18％以內，為什么這樣規定？通過利用互聯網進行網上數據調查，查找出本周收視率前10位的電視節目[14]。
鈴木教授在該書的前言中寫到，本書假定的讀者是高中生、大學生以及市民。希望利用此書的教師們為日本的“媒介素養”教育的提升積極不斷努力。
日本的媒介素養發展雖落后于其他媒體發達國家，但是，結合本土實際確實其鮮明的符號表征，在信息渠道愈發膨脹的今天，如何教會受眾擁有一雙霧里看花的“明目”顯得任重而道遠。
[注釋]
[1]橋元良明《情報行動與社會心理》北樹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第107頁
[2]nhk.or.jp/nagano/wink/tokusyu/wink107.htmi
[3]菅谷明子《媒介素養——來自世界的現場》巖波新書2000年8月18日第88頁
[4]鈴木綠《為了學習媒介素養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6月20日第12頁
[5]橋元良明《情報行動與社會心理》北樹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第122頁
[6]《日本與加拿大的媒介素養教育現狀比較》來自：ihosei.ac.jp
[7]《日本與加拿大的媒介素養教育現狀比較》來自：ihosei.ac.jp
[8]鈴木綠《為了學習媒介素養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6月20日第8頁
[9]橋元良明《情報行動與社會心理》北樹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第112頁
[10]鈴木綠《為了學習媒介素養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6月20日第30頁
[11]該網站是ritsumei.ac.jp/kic/so/seminal/ML/
[12]campus.nikkei.co.jp
[13]鈴木綠《媒介素養——入門篇》自由出版社2000年8月22日第9頁
[14]鈴木綠《媒介素養——入門篇》自由出版社2000年8月22日第34－36頁
[參考文獻]
1、小中陽太郎《來自媒介素養的現場》[日]風媒社2001年4月20日
2、鈴木綠《媒介素養——入門篇》[日]自由出版社2000年8月22日
3、菅谷明子《媒介素養——來自世界的現場》[日]巖波新書2000年8月18日
媒介素養范文第5篇
關鍵詞：農村留守兒童；媒介使用；媒介素養
中圖分類號：G206.3/G7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2—0157—04
作為具有農村戶口和農民身份卻在城鎮務工的勞動者，農民工已成為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的重要力量。據國家統計局監測調查結果顯示，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數達2.42億人，其中外出就業1.53億人，本地非農就業0.89億人。長期流動、不穩定的工作性質，以及各種政策的限制，使得農民工常常與老鄉結伴務工，或者夫妻結伴務工，將年幼的孩子留給家中老人照看，無法舉家進城，因此大量流入城市的農民工背后，是被迫留在鄉村、缺少親情關愛、渴望家庭溫暖的孩子。留守兒童作為父母雙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農村生活的孩子，他們一般與自己的父親或母親中的一人，或者與上輩親人，甚至父母親的其他親戚、朋友一起生活。關于全。2011年5月31日的《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1》披露，截至2008年底，全國留守兒童人數已超過5800國留守兒童的確切人數，目前缺少最新的統計數據萬人，平均每4個農村兒童中就有一個留守兒童。可以想見，隨著近幾年農村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現在全國留守兒童的總人數已經遠遠超過這一數字。由于缺乏親情溝通，相當多的留守兒童性格自閉、孤僻，迷戀媒介交流。在留守兒童身心快速發展、道德觀念和知識結構尚未成熟，人生觀、價值觀正在形成的關鍵時期，如何培養他們合理地利用媒介，學會通過大眾傳媒獲取學習和生活必需的信息，以及理性地解讀媒介信息，是擺在教育學者和傳媒學者面前一項相當現實的課題。
基于以上考慮，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法和深度訪談法，考察農村留守兒童的媒介使用情況，并對他們的媒介素養水平進行評價，在這些實證工作的基礎上，就如何對留守兒童進行媒介素養教育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所用的資料來源于作者于2011年7月在河南省許昌縣4個村莊進行的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選擇許昌縣作為調查地點，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勞務輸出大省河南省，許昌縣的勞務輸出人數近幾年占據了相當高的比例，而在許昌縣蘇橋鎮的丈地村、祿馬村、西村、杜寨村，由于自然條件惡劣，其外出務工人數總和占據了許昌縣勞務輸出總人數的半數以上。如丈地村，因耕地面積較少，且很多水利設施因年久失修而不能發揮正常作用，所以村里本來就少的耕地中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基本上是靠天收。為了生計，村里幾乎所有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外出務工，一個小小的村莊就有留守兒童40多人。許昌縣的這4個村莊由于有較多、較集中的留守兒童，為本研究的順利開展提供了便利，并為本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樣本。
根據認知發展理論，7～11歲的兒童處于“具體運算階段”，這種運算能力是構成邏輯思維最為基礎的內在心理活動系統，自7歲之后兒童便進入了發育人類理性的萌芽期。鑒于此，在問卷調查工作中，本研究將問卷發放的對象確定為6歲以上的兒童，即受訪者年齡段為6～16歲。采用代填問卷法共發放問卷125份，回收有效問卷100份，有效回收率為80%。100名留守兒童中，男童31名，女童69名，均為當地中小學生。
深度訪談工作中，采用開放式訪談方式，共訪談留守兒童6名，監護人4名，當地中小學教師4名。其中對留守兒童的訪談主要涉及媒介接觸和媒介使用；對監護人的訪談主要涉及留守兒童與父母的溝通情況，以及他們是否干預或指導了留守兒童的媒介接觸和媒介使用；對教師的訪談主要涉及學校教育在留守兒童媒介接觸和媒介使用中扮演的角色。
二、研究發現
（一）電視在留守兒童生活中的核心角色
電視媒介在留守兒童日常生活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問卷中，當被問及“你平時接觸（使用）最多的媒體是”，85%的留守兒童選擇了電視，另有15%選擇了網絡，選擇廣播和報紙的留守兒童人數為零。通過對留守兒童和監護人的深度訪談，我們了解到在許昌縣的這4個村莊，只有各村村委會訂閱了一份報紙（河南省委機關報《河南日報》），各村小學訂閱了一份《小學生學習報》，由班主任帶到課堂上作為課外輔助讀物給學生講解，學生沒有自行閱讀的機會，所以幾乎沒有機會接觸和使用報紙媒介。在村里，廣播則很少見，僅有少數老年人閑暇時收聽廣播的評書、戲曲類節目。電視媒介的普及，則得益于近幾年政府的“村村通”工程及“家電下鄉”政策的實施。“村村通”工程及“家電下鄉”政策惠及到廣大農村的家家戶戶后，現在每個家庭都有一臺電視機，且有不少家庭在屋頂安裝有衛星電視接收設備（俗稱“電視鍋”），因此電視成為留守兒童最容易接觸到的媒介。為了更進一步地了解留守兒童的電視接觸和使用情況，本研究考察了他們的使用動機和內容偏好。
接近半數的留守兒童使用電視的主要動機為獲得消遣娛樂，將電視作為獲取新聞與信息渠道的僅占17%，位居第3位。由此可見，追求“愉悅”成為留守兒童電視使用中最為重要的方面。對觀看“愉悅”的追求，折射出這一群體與同齡人迥然不同的境遇：缺少溫情的生活環境，代際溝通困難等。
在內容偏好上，超過2/3的留守兒童更為喜好輕松、幽默、搞笑的動畫片、青春偶像劇、綜藝娛樂節目等，偏好新聞與實用資訊類信息的不足1/3。留守兒童在電視內容上的偏好，與他們的使用動機是一致的：對觀看“愉悅”的追求，使得他們有意無意地遠離新聞和實用資訊，而轉向能夠轉移他們的注意力、讓他們暫時忘卻現實生活的不快樂的娛樂消遣類內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電視媒介在留守兒童生活中并非是獲取信息的渠道、了解社會的窗口，而是他們獲取精神慰藉和力圖逃避現實的工具。
這一結論，通過深度訪談得到了印證。如留守兒童小嬌的父母離婚，她先是跟著母親生活，但自2009年母親去北京打工當保姆后，她就一直住在年邁的姥姥姥爺家。現在讀初中二年級、已經15歲的小嬌這樣描述她迷戀湖南衛視播出的青春偶像劇《呼叫大明星》的：“喜歡小美，他是我看這部戲的動力，他長得真的很帥，從《無間有愛》就徹底迷上他了，他好帥！”另一位10歲的小學四年級男孩曉軍，父母均在江蘇打工，他跟著奶奶生活（爺爺已經去世）。他說，自己喜歡動畫片《蜘蛛俠》是因為“幻想自己能變成蜘蛛俠”：“蜘蛛俠是超人，視力非常好，手指有吸附能力，能夠像蜘蛛一樣在墻上行走，爬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我想當蜘蛛俠，具有超人的能力，這樣誰都不敢欺負我了。”
（二）網絡已成為留守兒童獲得消遣娛樂的工具
除電視媒體外，網絡也是留守兒童接觸較多的媒體。問卷調查表明，留守兒童平均每周上網2次，平均每次使用網絡約33分鐘。上網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個人電腦（53.8%），其次是手機上網（35.2%）和網吧上網（11.0%）。網吧上網的人數比例雖然不多，但我們通過深度訪談發現，網吧上網的留守兒童多為迷戀網絡游戲的重度使用者，這一現象應引起社會工作者的關注。
為了獲知留守兒童更為具體的網絡使用情況，研究者考察了他們對各類網上活動的偏好程度。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測量。
與對電視媒體的使用相似，留守兒童的網絡使用亦呈現出較強的“愉悅”追求。在四類網上活動中，留守兒童最為偏好網絡娛樂，如通過網絡收聽、收看網絡音視頻等，其次是網絡游戲。留守兒童對這些網上活動的偏好，表明網絡同電視一樣，在留守兒童生活中并未起到提供信息、增長見識的工具性作用，而僅僅扮演了一個提供精神慰藉的角色。
（三）留守兒童媒介素養：亟待提升
媒介素養一般是指媒介使用者對各種媒介信息的解讀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為個人生活、社會發展所服務的能力。作為現代公民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素養的內涵除了正確地使用媒介，還應包含理性地評價媒介和積極地參與媒介。如果說媒介使用基本意味著單向、被動的信息接收過程，媒介評價則顯示出使用者對所接收到的信息進行積極主動的處理與加工（如贊同、質疑或批判），而媒介參與則更進一步：不僅接收、處理信息，而且主動參與信息的生產。誠如霍布斯所言，媒介素養就是從基本的能夠使用媒介到思考分析、再到利用媒介參與創造的過程。在已經獲知留守兒童媒介使用的基本情況之后，本研究在考察他們的媒介素養水平時，側重考察他們的媒介評價能力和媒介參與意識，即媒介素養的后兩個層面。
在媒介評價的測量上，本研究著重考察留守兒童對新聞真實性問題的評價。使用李克特五級量表，讓受訪者就如下問題的同意程度進行打分：（1）電視、報紙等媒體上的新聞不都是真實的；（2）網上的新聞不如報紙上的新聞真實。以上兩個題項構成的量表信度值為0.583。
在媒介參與的測量上，本研究著重考察留守兒童是否具備主動參與媒介信息生產的意識。使用李克特五級量表，讓受訪者就如下問題的同意程度進行打分：（1）看見交通事故我會主動給媒體打電話；（2）發現身邊非常看不慣的事情，我會向媒體投訴；（3）我會參與報紙征文、廣播電視節目討論或錄制；（4）我會對感興趣的話題在網上發帖/轉帖/回帖；（5）如果有媒體準備對我進行采訪，我會主動配合。以上五個題項構成的量表信度Q值為0.665。
留守兒童的媒介評價和媒介參與水平如表4所示。
“媒介評價”得分來看，留守兒童對新聞的真實性問題以及網絡新聞與報紙新聞在真實性表現上的差異有一定的把握。從“媒介參與意愿”得分來看，留守兒童亦有一定的媒介參與意向，即他們有可能在遇到新聞事件時會主動給媒體爆料，或者參與報紙征文、廣播電視節目討論，參與網上的話題討論。但總的來說，留守兒童的媒介評價能力和媒介參與意愿并不算高。
三、農村留守兒童媒介素養教育的思路與方法
由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諸種原因，電視成為多數留守兒童接觸的唯一媒介（其次是網絡）。再加上留守兒童缺少親情關懷和監護人的有效指導，大眾傳媒并未在他們身上充分發揮信息傳遞和社會認知的作用，而更多地以情感慰藉的工具而存在。在當今媒介化社會，當媒介已經成為我們身體的觸角和延伸，成為我們認識世界、了解社會的一個重要工具時，我們不得不思考：如何對這些生活在偏遠鄉村、缺少親情溝通的孩子們進行有效干預，培養他們正確地利用媒介獲取生活和學習必需的信息，并學會理性地對待和評價媒介信息，更進一步地主動參與到媒介信息的生產之中？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便是對留守兒童進行媒介素養教育。
在西方國家，肇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媒介素養教育經過80余年的發展，已經步入較為成熟的階段，被一些國家納入正規的中小學教育課程，并逐漸被納入終身教育體系之內。而在我國，媒介素養教育則剛剛起步，關于媒介素養教育的探討亦剛剛開始。自2007年4月以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發起成立的國內第一個“媒介素養教育行動小組”，已經與復旦小學和同濟小學開展合作，在這兩所小學的四年級學生中普及媒介素養教育。2008年11月，遼寧渤海大學媒介素養宣講團與錦州市的兩所小學合作，開展了短期的媒介素養教育培訓。2009年，東北師范大學媒介素養課程研究中心在長春市的西五小學選擇10個班級作為實驗班，開展了媒介素養課程的教學實踐。這些試驗與嘗試，多在城市展開，生活在社會邊緣的留守兒童們，亟待被納入媒介素養教育對象的范疇。本研究認為，針對全國廣大農村地區留守兒童的媒介素養教育，可嘗試開展探索性、實驗性的區域行動，待積累經驗后再逐步推廣。具體的實施思路與方法如下：
首先，對農村中小學教師進行培訓，提升他們的媒介素養，通過他們來指導和影響留守兒童。對于留守兒童來說，除了家庭外，學校是他們成長的第二課堂；除了父母之外，教師是他們的第二位導師。當父母遠離了他們之后，教師就成為他們成長中最重要的依靠。教師的言與行，對他們的成長有著最直接的影響。在訪談中我們發現，鄉村中小學教師多為中等師范學校畢業，有些地方還由一些高中畢業生擔任臨時的代課教師，他們自身對與媒介和媒介使用有關的知識所知不多，其中僅有極少數人能夠熟練地使用互聯網查找專業資料。教師自身的媒介素養水平不高，更談不上對學生的媒介接觸和使用進行有效的指導和干預。由政府牽頭，相關部門組織協調，對農村中小學教師進行媒介素養培訓，是一項現實而迫切的任務。
其次，嘗試在農村中小學開設媒介素養教育課程。作為媒介產業的第一大生產國和出口國，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一些州如加利福尼亞、夏威夷、紐約等州就將媒介素養教育列入1—9年級的課程體系之中，目前美國所有的州都將媒介素養教育課程以不同的形式融入1—9年級的課程之中。在當今媒介化社會，當媒介已經成為兒童成長的第二課堂，并在教育上有可能進一步邊緣化家庭教育，甚至逐步動搖、威脅、瓦解學校教育的權威地位時，讓媒介素養教育走進課堂，納入正規教育課程不失為明智之舉。媒介素養教育的課程可以獨立的課程存在，亦可以作為通識教育的一部分出現在相關學科中。媒介素養教育課程的開設，目的不僅僅在于使留守兒童學會操作媒介技術和自覺抵制媒介不良信息的影響，更在于使留守兒童正確理解媒介內容與高效接收資訊，培養他們的質疑、批判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從而成長為媒介化社會的合格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