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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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哲學范文第1篇
工程活動不同于人類一般生活所需求的社會活動，工程活動的定義是人類的一項社會實踐活動，它不旦具有科學內容，同時還具備科學內涵。是為了創造更能滿足人類需求的新存在物。工程技術的定義指的是運用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如何研發成為有效的生產力做為原則和方法，它是更好的服務于工程活動，把工程和技術的統合為一體。工程與技術都是為了更好的改造世界。這一點看。二者都是都是屬于同一實踐范疇之內，二者除了相互聯系，但也是有所區分的。工程實施過程之中是以改造自然為主要目的，尤其是主要是針對實施一些規模較大、并且非常復雜的組織系統的實踐活動。然而，技術也同屬實踐活動，但一般對于技術活動的規模和形式是沒有要求的，而更為看重的是在技術活動中所運用的手段和方法。我們討論到這里，就形成一條知識鏈，即“：哲學—科學—技術—工程—生產力”。哲學指導及影響科學，科學推動技術的發展，技術的實踐轉化為工程，最終工程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在這幾點之中“，科學、技術、工程”它們是相互聯系的一個整體過程，充分體現了從認識世界到改造世界、從科學理論到工程技術實踐的飛躍，體現了科學理論經過技術理論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過程。
2.樹立正確的工程觀
工程活動的辯證內容與自然界的辯證法是不同的，工程活動相比之下更豐富一些，它是以人造物為目地的社會活動過程，它把自然界的辯證法，人的活動的辯證法、科學技術的辯證法、社會辯證法組織一起。理論的角度來說，許多科技工作者都有多年的工作經驗，但對于工程活動和概念的整體理解與本質區別還是掌握欠缺，他們需要對工程哲學深入研究，真正理解工程活動在人、自然與社會這三大體系之中的作者、地位與價值。如今，很多科技工作者在工程實踐過程中，會出現各種盲目性或盲從性，主要分析原因就是對工程的理解還停留在經驗認識的層面之上，并沒有升華到理論認識層面。所以，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要在工程哲學和工程實踐過程之中，認真正確的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我們還應該重視工程和審美的研究，工程倫理的研究，這些研究會促進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和成長，當然，還應該講的一點，工程哲學研究現在已經在獨立推進，但是同時也應該關注和工程科學哲學的關系，技術哲學的關系和社會哲學之間的關系要相互借鑒，相互交流，相互促進。工程是現實生產力、直接生產力，是社會生存的基礎，是人類文明的標志。工程能力是一種軟實力，它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甚至是興起或衰落。由此可見，工程哲學是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礎，深入研究工程哲學是認識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關鍵。工程實踐占據著科學的內部和外部的雙重地位，工程也被看成是由各種社會要素共同塑造的。整個工程系統都要運用哲學思維來分析、統籌綜合，亦達到盡可能接近事物的客觀規律，努力與周邊環境的生態、與社會和諧相處。
3.結束語
科學技術哲學范文第2篇
關鍵詞：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發展現狀；未來趨勢；
作者簡介：陳凡：哲學博士，東北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簡介：程海東：哲學博士，東北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員，講師(遼寧沈陽110819)
科學技術哲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獨具特色。雖然早在20世紀20年代西方科學哲學在中國已有介紹，并展開了影響深遠的“科玄論戰”，但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卻沒有明顯的進展。改革開放以來，自然辯證法或者科學技術哲學迎來了一個蓬勃發展時期。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隨著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優秀成果。198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自然辯證法正式更名為“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并作為哲學二級學科來建設。在研究重點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觀、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以及科技與社會等領域；90年代以來，學界繼續深化研究，出現了更為專門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評介國外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和科學知識社會學等學科前沿問題的基礎之上，衍生出生態哲學、信息哲學、系統哲學、科技倫理學、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后現代主義哲學、女性主義和工程哲學、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等新的研究領域。進入21世紀，各領域的研究繼續取得豐富的成果。正是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這一學科的學術風范和中國特色，它既可以是一個完整的學科———科學技術哲學，也可以分解為不同的學科方向———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工程哲學、科技與社會等。
一、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科發展
在自然辯證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爭論也是明顯的，爭論的焦點包括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定位、內容體系以及未來走向等問題。
(一)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定位
明確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確其學科性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性質，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它是哲學的一部分，屬于哲學學科。于光遠在《一個哲學學派正在中國興起》［1］（P2）、《自然辯證法百科全書》中明確提出自然辯證法是屬于哲學的觀點。龔育之、孫小禮認為自然辯證法是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的自然觀和自然科學觀，體現了哲學的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的統一。［2］陳昌曙也認為自然辯證法是哲學的分支學科，與辯證唯物主義沒有本質上的區別。［3］李醒民認為，自然辯證法本質上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自然辯證法研究也可以豐富和發展哲學。［4］劉大椿、吳國盛、曾國屏等也都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自然辯證法的特有地位———既是哲學傳統的一部分，又與當代科學技術密切相關———在中國科學哲學的發展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5］正是在這一基本立場的基礎上，黃順基主編的《自然辯證法發展史》一書提出，自然辯證法經歷了漫長的歷程，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應該充分反映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結合的學科從基礎自然科學擴展到整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技術科學；它研究的對象從人對自然界的觀點推廣到從人與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從而包括當代世界的全球性問題；要推進這門學科的發展，必須全面地、系統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自然辯證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內容和理論體系。［6］
即使如此，學界對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性質的認識還有分歧。
大多數自然辯證法工作者都認為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具有哲學性質。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自然辯證法是的自然哲學，因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自然哲學的著作。［7］吳國盛認為，一個理論不構成一門學科，理論只能是學科中的理論，把一個理論當成一門學科那是誤解；一個事業也與一門學科不同，一個學術性事業不見得只發展一門學科，它很可能同時支持幾門學科，即使專門支持某個學科，它的性質也與直接從事該學科的研究不同。對自然辯證法而言，“有作為理論的自然辯證法，有作為事業的自然辯證法，但沒有作為學科的自然辯證法”，應該把“科學技術哲學”作為哲學學科，把“自然辯證法”作為事業來發展。［8］
還有人認為自然辯證法雖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但不是哲學學科，而是一門邊緣學科或綜合學科。或者認為自然辯證法是處于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邊緣地帶的學科，具有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的性質；或者認為自然辯證法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相互滲透和彼此結合而形成的一門既不屬于哲學，又與哲學和自然科學有聯系的、具有哲學和自然科學雙重性質的一門獨立學科。［9］
作為學科的自然辯證法包括和涉及很廣泛的領域，它是開放的，其內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斷發展的，將其改成科學技術哲學也是為了發展的需要，為了表明歷史淵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稱之為“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當然，使用科學技術哲學的名稱會給自然辯證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內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理論體系的構成
對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性質和定位認識不同，對其理論體系的構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吳國盛認為作為事業的自然辯證法包括自然哲學、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史和科學史。［10］陳其榮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原來的自然辯證法領域得以拓展，形成綜合性的交叉學科———科學技術哲學，包括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等。［11］張明國等在科學技術哲學的構成中增加了科學技術方法論，認為科學技術哲學包括“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技術方法論”［12］。劉大椿全面分析和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科學技術哲學在發展歷程中其構成因素的演變。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辯證法采取的是一個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針，包括自然觀研究、科學方法論研究、科學思想史、科學·技術·社會研究；近20年來，自然辯證法逐漸演化成科學技術哲學；近十年來，在改革開放和科學技術革命兩股世界性潮流的沖擊下，科學技術哲學逐漸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專門的學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學學、未來學、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科學技術思想史、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等等。［13］
可見，在學者之間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但基本都同意作為學科的科學技術哲學至少包括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三個構成部分。新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工程—產業—社會”知識鏈條的演進和實踐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領域：工程哲學、產業哲學等。李伯聰將工程與科學和技術進行區分，將科學、技術的二元論拓展為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認為工程活動以建造為核心，工程哲學是獨立于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的一門學科。［14］（P3－7）當前工程哲學要特別集中于研究工程決策和設計問題、工程制度問題、工程創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體、工程歷史和案例等問題。［15］2007年，殷瑞鈺、汪應洛、李伯聰等主編的《工程哲學》試圖勾畫出中國工程哲學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觀點和理論框架。在工程哲學的研究過程中，學者們開始接觸到產業問題，因為很難將有關產業的哲學研究納入工程哲學范式中，同時，科技哲學需要思考諸如科技產業化和各門產業發展的問題，由于這種理論內在的矛盾和現實社會生活的共同作用，產業哲學逐漸形成。曾國屏等認為，產業哲學是部門哲學或亞哲學，其主體框架有五個部分：(1)產業的元理論問題；(2)產業創新與發展；(3)產業現象學；(4)有關產業哲學的應用問題；(5)產業思想史。［16］呂乃基認為，產業哲學是科技哲學當前發展的最新階段，具有中國特色，產業哲學本身具有松散性、實踐性和主觀性。［17］
(三)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的未來走向
近些年來，盡管作為學科的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與時代的需要密切相關，但對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學界也有不同的認識。
郭貴春等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哲學繼承和發揚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傳統，出現了更加專業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術哲學研究的多元化狀態，技術本質、技術認識論、技術價值論、技術倫理學、科學與技術之間的異同關系、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之間的異同關系、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科技戰略與政策研究，等等。［18］張明國等從科學技術哲學的構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點，認為技術哲學主要集中于技術與文化的關系問題，科學哲學主要研究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自然哲學主要研究環境問題的文化成因等；科學技術方法論主要研究創造力開發中的心理學問題；科學技術與社會主要研究技術與文化的現實問題和STS教育問題。［19］
當前的研究熱點預示著學科的未來走勢，學者們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辯證法應該走向科學技術學
曾國屏認為，改革開放以來，自然辯證法得到了長足的進展，但它并不是一個合理的有生長性的學科，而科學技術學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科學技術，社會的發展需要這樣的“科學技術學”。當然，科學技術學及學科群的建設要以自然辯證法原理及其理論為指導，原來的自然辯證法學科在新的時代下要走向科學技術學。［20］李正風等認為，作為“大口袋”的自然辯證法并不是學科建設的理性狀態，而要加快實現學科性質的單一化，可能的途徑就是走向科學技術學。［21］張明國也支持這一主張，認為自然辯證法學科在改為科學技術哲學之后需要進行“第二次調整”，即將科學技術哲學調整為“科學技術學”，這不僅可以彌補科學技術哲學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實現“STS”的中國化、學科化。［22］
2.自然辯證法未來應當走向科學哲學(包括技術哲學)
吳國盛認為，無論是“自然辯證法”還是“科學技術學”，都不能成為一個學科。西方的“STS”應該譯為“科學技術元研究”，而非“科學技術學”，而科學技術元研究并非一個學科。自然辯證法是一種事業，也非一個學科。當前緊迫的問題是盡快結束自然辯證法的過渡狀態，建立學術規范，走向學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學技術哲學，那就意味著在學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邁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組織編寫的《〈自然辯證法概論〉教學大綱》(2013年修訂版)中，對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性質、內容與范圍都作了新的解讀。“自然辯證法是一門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思維科學相交叉的哲學性質的理論學科。它站在自然觀、認識論、方法論的高度，從整體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規律，以及人通過科學技術活動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規律；研究作為中介的科學技術的性質和發展規律；研究科學技術和人類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規律。”［24］（P1）
從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為學科的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證法)在哲學的范圍內向所有的學科敞開，不斷進行多領域、多角度、廣范圍的積累和凝練。
二、科學哲學研究的主要問題及走向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追蹤西方科學哲學的研究，譯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對西方著名科學哲學家和流派進行了介紹和研究。近年來，國內學者除了在傳統科學哲學的問題上繼續進行研究以外，對后現代科學哲學加強了譯介和研究，并且進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學哲學探索，如另類科學哲學、科學實踐哲學、語境論科學哲學、科學文化哲學等，對科學哲學的未來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傳統科學哲學的問題
傳統科學哲學指的是西方正統科學哲學，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長期以來得不到確切的回答，處于不斷的建構、批判、轉向之中。近年來，我國學者也嘗試著給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學劃界
科學劃界是科學哲學研究最基本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闡釋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種科學哲學理論是否成功的標志。魏屹東認為，科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科學包括關于自然的自然科學、關于人類社會的人文社會科學和關于人類思維的思維科學；狹義的科學僅指自然科學。［25］王前認為，科學的東西肯定是正確的東西，但非科學的東西未必就是不正確的東西。許多非科學的東西無所謂對錯，而是要區分好壞、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這些是不能用科學的標準來直接衡量的。［26］科學的本質包括邏輯分析和實證檢驗兩個方面，科學的劃界標準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確定不變的，而需要依據時間和語境才能確定。
2.科學發展模式
科學發展模式是科學哲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中出現過許多理論。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學者基于當代科學社會發展的實際，在科學發展模式上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李建珊等基于科學異化所造成的惡果以及人類的主體價值的喪失等問題，提出了一種以人類的終極價值為目標的科學進步模式，即科學—價值模式，認為科學是否是發展進步的，在于它是否朝著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的方向發展，即科學的發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價值的相互協調和全面增值，且不產生負面影響。［27］
3.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
對于科學理論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學術語是否有所實指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間的爭論。我國大多數學者是支持科學實在論的，因此對科學實在論進行了辯護，并為走出科學實在論的困境尋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貴春等在分析科學實在論的論證策略的基礎上，提出了科學實在論擺脫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學哲學的重點研究內容
1.另類科學哲學
劉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類科學哲學的興起和演化》一書中把對科學持批判性立場的學者和流派歸為另類科學哲學。［29］（P25－26）大體上說，另類科學哲學包括幾種類型：(1)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漸滲透到科學哲學領域的歐陸反科學主義理論，如存在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后現代主義等流派的科學哲學思想；(2)從分析哲學傳統內部徹底走向正統科學哲學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費耶阿本德、羅蒂等為代表；(3)借鑒另類思想反叛科學社會學(STS)傳統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研究，包括激進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和生態主義科學哲學。被稱為另類科學哲學的思潮并不是一個整體，而是許多異質性的科學反思。它們更多地關注科學與其他社會實踐活動之間的關系，共同點在于批判科學甚至反科學的態度，傳達了對科技價值的質疑。
傳統科學哲學所關注的是科學中的認識模式、知識與真理等科學內部的問題，這就需要經驗和邏輯推理的方法，但邏輯和經驗僅能用來為科學理論本身辯護，而不能展現科學的發展過程；歷史主義、建構主義以及科學知識社會學所關注的則是整體的科學與社會中的政治、文化、歷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間的關系，這種將科學放入社會中、描述和分析其社會形成過程的研究方式展現了科學發展的動態變遷，而忽視了科學內部的構成和科學自身的合理性問題。所以，科學哲學中無論是辯護還是批判都只是關注到了科學的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方面。
2.語境論科學哲學
郭貴春等提出科學實在論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語境論。西方科學哲學經歷了語言學、解釋學和修辭學“三大轉向”之后，語境論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從語境的基底上透視、擴張和構建整個科學哲學的大廈，是回答了以什么樣的形式、什么樣的方法以及什么樣的基點或核心去決定科學哲學未來走向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30］語境論是一種世界觀與方法論，強調從綜合的和動態的視角考察科學及其發展。語境論的科學哲學研究綱領主要由語境論的科學觀、語境論的實在觀和語境論的真理觀所構成。語境論的科學觀強調把科學放在現實的社會、文化、歷史等多元語境中來理解，科學是依賴于語境的產物。語境論的實在觀從科學的語境性與可錯性出發，在科學知識的去語境化與再語境化的動態發展中，闡述一種語境論的實在論立場。語境論的真理觀把真理理解為科學追求的目標，把科學研究結果看成是主客觀的統一。語境論的科學哲學有三大優勢：在認識論意義上比較容易理解為什么后來被證明是錯誤的理論；在方法論意義上比較容易理解關于科學概念與科學觀點的修正問題；在價值論意義上能更合理地理解與反映科學的真實發展歷程。
3.科學實踐哲學
吳彤等認為，傳統科學哲學單純強調科學的理論層面，忽視了科學的實踐和活動層面，從整體上扭曲了對科學的看法。科學實踐哲學通過對人類科學實踐活動和過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論優位的科學哲學轉變為實踐優位和活動優位的科學哲學。［31］科學實踐哲學試圖在實踐的基礎上重構以著重討論科學實踐和活動為特征的科學哲學，建立一種以科學實踐為基礎，以實驗室實踐、文化和權力及其地方性知識本性為特征的新科學觀。吳彤認為科學實踐哲學對于科學哲學研究本身和中國科學哲學的研究有重要意義：(1)科學實踐哲學認為實踐是科學的基礎，反對對科學僅作理論優位的說明和解釋，這有助于改變科學哲學的低迷境況；(2)科學實踐哲學認為一切知識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學知識的普遍性神話；(3)知識的地方性研究和對中國本土知識的研究，為科學哲學的中國化研究提供了更為合理的基礎和更為廣闊的視野；(4)研究科學實踐哲學中的實踐概念與的實踐概念的關系，可以推動科學實踐與實踐觀之間關系的研究；(5)在科學實踐哲學的研究框架內，關于實踐的因果性和規范性方面的研究對于原有框架的認識有所推動。［32］
4.科學文化哲學
傳統科學哲學對科學某一方面特征的關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學哲學的發展遭遇到極大的困難，20世紀后期出現的科學文化哲學則希望避免這一問題。對科學文化哲學可以有兩種理解。第一種理解是將科學看做一種文化樣態，對其進行哲學反思，即把科學看做是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從而對其進行哲學探究。［33］另一種理解是從文化哲學的視角反思科學，即借鑒文化哲學研究的視角和方法研究科學，主要側重于從文化哲學的視角透視科學文化。［34］劉大椿等很早就關注到科學文化的哲學維度，探討過科學在近現代文化中的主導作用、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科學文化與中國現代化等問題［35］，認為科學哲學未來的任務和理論增長點在于促進科學與人文、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融合。科學文化哲學強調從傳統科學哲學的狹窄視域中走出，將科學當做一種文化現象進行審度，而非當做人類知識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強調科學與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綜合性的。所以，與傳統科學哲學相比，科學文化哲學作為一種“大哲學”，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學哲學的未來走向
盡管當前國內的科學哲學發展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大多數學者對其未來發展充滿了信心，對其未來走向進行描繪，甚至一度引發了爭論。
1.科學哲學走向自然科學哲學
對于目前國內一部分學者強調純粹的科學哲學研究，認為科學哲學的正宗是研究科學哲學的理論問題，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屬于科學哲學的邊緣或者外圍問題，科學與社會關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學哲學的現象的觀點，吳彤并不認同。在他看來，自然科學哲學的問題才應該是科學哲學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贊同把科學哲學變成一門與實際科學活動完全無關的“專門學問”，認為一旦如此，科學哲學將會喪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險境地”。“重要的問題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為學者要付出艱苦的努力。”
2.科學哲學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貴春等認為，隨著科學與哲學的不斷發展，科學哲學也會隨時對傳統的問題給出全新的回答。科學哲學始終是一門處于發展中的學科，是一個兼收并蓄的、分層次的和多元化的開放體系。其中，基礎理論研究強調的是對作為整個科學的邏輯性、規范性、方法論性和哲學性的系統思考；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所強調的則主要是具體學科的個體性、現實性、前沿性和多樣性。這兩個層次之間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現實基礎，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華。
3.具體科學問題及復雜性哲學研究
對具體科學問題進行哲學的研究是科學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所強調的是具體學科的個體性、現實性、前沿性和多樣性，而這是基礎理論研究的現實基礎，因此對傳統問題的闡述不能游離于具體科學問題的哲學研究之外。當前，隨著具體科學的突飛猛進，具體科學的哲學探究也得到了大發展。系統科學哲學就是如此。國內學者很早就在用科學哲學的范式研究系統科學，顏澤賢等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對復雜系統演化的概念、判斷、標度、條件、機制、過程、原理及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探討。一些學者力圖用科學哲學的方法研究復雜性問題。吳彤的《復雜性的科學哲學研究》一書較為系統、完整地以科學哲學范式研究復雜性。在復雜性研究領域，一批學者分別在復雜性概念、復雜性的知識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對復雜性的科學哲學做了比較深入細致的探討。部分學者還把復雜性科學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領域的研究，也為復雜性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苗東升、范冬萍、肖顯靜、段偉文、劉勁楊等對復雜性問題從不同方面進行了探討。
無論是傳統科學哲學、另類科學哲學、語境論科學哲學、實踐科學哲學、科學文化哲學，還是具體科學問題的哲學探究，我們都不能跟隨西方學者的腳步亦步亦趨。不可否認，對西方哲學史上重要思想的學習和借鑒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構建具有中國語境、中國問題的科學哲學，以此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哲學理論體系。有學者就科學哲學中國化的可能性、現實性和意義等問題進行了嘗試性的探討，認為實現科學哲學的中國化是一項長期艱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需要在吸收中西兩種異質思想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更為重要的是立足中國實際，提出自己的問題。
三、技術哲學研究的重點及方向
技術盡管歷史悠久，但技術哲學卻是一門新興的學科。雖然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有學者開始了技術哲學的思考，但國內技術哲學的誕生還是以陳昌曙于1982年發表的《科學與技術的統一和差異》一文為標志。探析科學與技術的本質區別，對技術哲學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科學與技術的區別至今依然是科學技術哲學的一個重要議題。
國內學者一方面期望能夠建立自己的技術哲學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譯介國際技術哲學的研究成果，所以當前的技術哲學研究在這兩個方面是齊頭并進的。針對技術哲學的研究綱領，2001年，張華夏、張志林提出“認識論綱領”，陳昌曙提出“價值論綱領”，引發了一場持續的爭鳴。通過這次爭鳴，學界對技術哲學的核心問題有了較清晰的認識，對我國技術哲學的快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陳昌曙等的《技術哲學基礎研究的35個問題》一文，從技術哲學的學科定位和性質、技術哲學研究的理論意義、技術的本質、科學與技術的關系、技術的價值、技術發展的規律性六個方面列出了技術哲學研究的35個問題，雖說不能稱之為技術哲學的研究綱領，但確實指出了技術哲學所要重點研究的領域。
當前，中國技術哲學的研究正趨向成熟。隨著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術哲學逐漸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認同，學術共同體也日漸壯大；同時，研究的論題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漸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趨于豐富。
(一)技術哲學研究的重點問題
據初步統計，近30多年來，國內主要期刊發表的與技術哲學相關的學術論文計5000余篇，其中技術哲學的應用研究，如有關STS、技術創新、技術價值、可持續發展及生態技術四個方面的研究占總數的2/3強，而技術哲學的基本理論問題研究，如國外技術哲學、技術本體論、技術認識論，以及綜合研究四個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見，雖然技術哲學的基本理論研究是這個學科建立和形成的基點，但應用研究居于主體地位，正如陳昌曙所說，“沒有應用(現實價值)，就沒有前途”［47］。
技術哲學強大的生命力就體現在它的理論研究與現實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上。當然，技術哲學基礎理論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轉變為從語境和實踐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術當做一個抽象的整體進行思考，具有脫離技術實踐變得空洞的風險，僅從實際存在的技術出發研究技術，難以達到哲學的高度，“我們應該立足于實際存在技術的經驗基礎來思考技術的普遍性問題”［48］。從這樣一個基本立場出發，技術認識既可以看做是作為認識活動的技術，也可指認識所得到的成果是技術性的［49］，所得到的技術知識“是一種面向實踐的知識”［50］。技術使用問題也被技術哲學納入其中，陳凡等從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探討了技術使用的問題，認為“人類通過對技術的使用，不但構造了生存處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開的技術使用實踐，實際上是技術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術哲學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領域中，工程逐漸顯出其獨特性，工程哲學應運而生。李伯聰認為工程哲學是以工程知識和工程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分支。“工程哲學的基本問題是人能否改變自然界(世界)和應該怎樣改變自然界(世界)的問題，它要回答‘人應該怎樣做’的問題。”［52］王宏波探討了工程哲學與社會工程的問題。［53］田鵬穎把技術理解為實踐性的知識體系，不僅包括自然技術，而且包括社會技術。社會技術是“人們改造、管理社會和調整、優化社會關系、解決社會矛盾的實踐性知識體系”［54］，社會科學與社會技術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55］。“社會技術哲學”是技術哲學的新視域，在此基礎上，田鵬穎結合工程哲學的研究主題，提出了“社會工程哲學”范疇，認為“‘社會工程’作為風險社會時代建立在人們改造世界實踐活動基礎上的重要思維方式，應該成為現代社會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術哲學的未來走向
不論是借鑒別人的學術資源還是遵從自己的學術傳統，當下中國的技術哲學研究正走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我們面臨著從“國外技術哲學述評”向“以基本問題為導向”的轉折。技術哲學的未來發展，要堅持以下幾個基本原則：
第一，堅持了解新興技術發展與深化傳統技術認識相結合的原則。技術是技術哲學研究的對象和基礎，技術哲學工作者既需要結合國情，深化對傳統技術的認識，同時又要與時俱進，形成新的問題旨趣。由于存在“知識完整性”缺失問題，無論是對技術的基本內涵、本質、定義進行探討，還是對技術帶來的社會影響及其后果進行哲學反思，技術哲學界都存在著嚴重不足。這就需要對新興技術的發展歷史、研究進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對相應的技術知識和技術理解展開探討，而不僅僅是做技術的批評者，或僅限于倫理學的考察。
第二，堅持引介國外技術哲學成果與中國語境相結合的原則。引介國外技術哲學成果的目的是構建中國特色的理論成果，這就要求我們從國外技術哲學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隨者”轉變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從“唯學科化”的“技術的哲學”走向以問題為導向的技術哲學研究，用廣義的、交叉的、綜合的技術哲學去面對處于變革中的整體性中國的當下實踐。
科學技術哲學范文第3篇
科學的哲學特性
1．科學必須以形而上學為基礎康德由于贊嘆和敬畏頭頂的星空，所以致力于“科學為什么成為可能”的研究，并寫出了巨著《純粹理性批判》、《未來形而上學導論》和《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從而為科學成為可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康德認為，“一切本義上自然科學都需要一個純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尋求的無可置辯的確定性。”〔6〕在康德自己看來，這個純粹的部分唯一的是形而上學，即“按其本義來稱謂的自然科學首先是以自然的形而上學為前提的。”〔7〕事實上，科學史上的幾乎任何重大的科學理論的誕生都是以形而上學為基礎、為前提的，沒有形而上學的支撐，整個科學大廈就將成為空中樓閣。哥白尼作為一個牧師，既是虔誠的基督徒，又是畢達哥拉斯主義者。他堅信，宇宙是簡單的、和諧的、有規律的，這不僅因為“萬物皆數”，而且也因為上帝是按照某些法則、規則、規律、原則或甚至數學公式來創造宇宙的，所以整個宇宙絕不可能是復雜的、雜亂無章的、無序的。然而，托勒密的“地心說”竟然用80多個本輪和均輪來解釋觀察到的天文現象，太過復雜，這顯然違反了世界簡單性、有序性、規律性原則，而只有“日心說”才能與這一原則相吻合。同樣，愛因斯坦之所以提出統一場論的觀點，是因為他認為“世界是統一的和簡單的”。正如今天地球上盡管存在150多萬種動物和30多萬種植物，但它們都有共同的祖先，都是從最原始的生命形式演化或進化而來的；自然界中盡管有多得數不清的物質形態，但它們其實都是兩種最基本的物質形態—“粒子和場”的不同組合或結合形式，甚至粒子和場本身也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也是一種物質形態的兩種形式。愛因斯坦堅持認為，宇宙中的四種力或場，強核力（場）、電磁力（場）、弱核力（場）和萬有引力（場）在宇宙誕生之初其實是由一種統一的力（場）演化而來的。其后物理學的發展表明，愛因斯坦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因此，形而上學作為宇宙的本體論學說，作為哲學的核心，它為科學的建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2．價值觀為科學研究定向或開辟道路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有目的、有意識的，即都是在思想觀念或主觀意志的指導下完成的。這就意味著，是否進行科學研究或是否認識自然界和揭示自然界的奧秘，受人們價值觀的直接左右。如果一個人認為認識自然界、揭示自然界的奧秘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那么他就會積極主動地去進行科學研究，探索自然界的奧秘，甚至花費畢生的精力去做。事實上，科學史上許多科學家都為科學事業貢獻出了他們的整個生命。相反，如果一個人認為認識自然界，揭示自然界的奧秘對人生、對社會、對人類都沒有什么意義或價值，根本就不值得去做這樣的事，那么他就絕不可能去進行任何科學研究。很顯然，這實際上就涉及到價值觀或價值取向的問題，或者說，價值觀或價值取向直接決定了人們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從哲學史和科學史看，西方近代科學之所以在文藝復興后從自然哲學的母體中獨立出來，并在此后取得了一系列輝煌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古希臘人特別注重對自然界的探索，因此其自然哲學特別繁榮和興盛。古希臘人特別熱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奧秘，把認識自然界看作是人類最值得做的事，完全是由他們的價值觀決定的。在他們看來，“求知是人類的本性，”〔8〕人類要想驅除愚昧，就必須揭示自然界的奧秘，即認識自然現象為什么會如此產生的原因，以合邏輯地對之加以解釋。這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事。而僅僅知道自然現象本身，只是感性知識或經驗，并沒有多大意義和價值，因為現象世界是多變的、不真實的，甚至是虛幻的。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研究原因的學術較之不問原因的學術更為有益；只有那些能識萬物原因的人能教誨我們。”〔9〕這樣，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么亞里士多德孜孜不倦地研究物體運動的原因和規律，阿基米德要對“木頭為什么浮在水面，而石頭卻沉到水底”的原因和規律進行解釋，牛頓為什么一心要探究“蘋果為什么會掉到地上，而不飛到天上去”的原因，近代以來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科學院和民間機構為什么每年都要懸賞征文解答諸如“磁針的變化和傾角與各種物理力之間的關系”（1809年丹麥皇家科學院懸賞題目）、“利用精確的實驗確定光線的衍射效應”（1818年法國科學院懸賞題目）這樣的問題。原來這些都是價值觀使然。這就是說，“他們探索哲理只是想脫出愚昧，顯然，他們為求知而從事學術，并無任何實用的目的。”〔10〕與西方人的這種熱衷于探索自然界，并且認為認識到自然現象的背后原因才算獲得了“真知”的價值觀相反，中國人認為探索自然界的奧秘并沒有什么價值和意義，人類更無法弄清楚自然現象的背后原因，因為“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所以人們應當“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11〕正由于此，中國人從不探究自然現象背后的原因。事實上，中國人早就知道了“小磁針一頭指南，一頭指北”，早就知道了“磁石召鐵”，早就知道了“孛星”（即哈雷彗星）等現象，但卻從未想到過要弄清楚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3．信仰信念是科學探索的不竭動力科學研究作為揭示自然界奧秘的一種活動，明顯地和決定性地受人們信仰信念的影響。作為科學家，首先必須堅信，自然界是簡單的、和諧的、有序的、有規律的，決不是偶然的堆積；其次必須堅信，自然界的奧秘，自然界的簡單性、有序性、規律性是能夠被人類所認識的，人類憑自己的理性思維能夠把握自然界；最后必須堅信，人類盡管不能獲得關于宇宙的終極真理，但隨著人類的不懈努力，完全可以逼近真理，越來越正確和越來越全面、深刻地揭示出自然界的本質和規律。沒有這些堅定的信念，就不可能為艱辛的科學研究提供足夠的動力。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相信世界在本質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認識的這一信念，是一切科學工作的基礎。這種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12〕丹皮爾說得更清楚：“他們關于神與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說，也使得西歐聰明才智之士產生了一種即使是不自覺的也是十分可貴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規律的和一致的；沒有這種信心，就不會有人去進行科學研究了。”〔13〕事實正是如此，“天空的立法者”開普勒之所以窮畢生精力研究行星運動的規律，是因為他堅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數的原則創造世界的，所以根本性的數學諧和，即所謂天體的音樂，乃是行星運動的真實的可以發現的原因。”〔14〕愛因斯坦之所以致力于統一場論的研究，長期引領物理學的研究方向，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是因為他堅信，“邏輯上簡單的東西不一定都在經驗到的實在中體現出來，但是，根據一個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簡單性的前提之上的概念體系，能夠‘理解’所有感覺經驗的總和。”〔15〕所以說，信仰信念是促使科學家一心探究自然界奧秘，畢生致力于科學研究事業信心的來源和不竭動力。正如愛因斯坦所說，“我們希望觀察到的事實能夠從我們的實在概念邏輯地推論出來。要是不相信我們的理論能夠掌握實在，要是我們不相信我們世界的內在和諧，那就不可能有科學。這種信念是，并且永遠是科學創造的根本動力。”〔16〕4．科學方法是哲學思想的延伸稍懂科學的人都體會到，科學方法作為科學研究的手段、工具，對科研的成敗會產生決定性影響。可想而知，如果沒有數學方法、實驗方法、分析方法、分類方法、歸納方法等，科學研究將寸步難行，甚至科學本身都不可能誕生，更不可能得到迅猛發展。其實，從本質上講，科學研究的過程就是運用適當方法解決科學問題的過程，因此科學研究的每一個階段都需要與之相應的適當方法。然而，科學方法顯然來自于人們的思維方式、哲學思想，正如所認為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即哲學思想），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比如，作為古希臘時期持續500年時間以上的三大學派之一的畢達哥拉斯學派，“他們認為‘數’乃萬物之原，在自然諸原理中第一是‘數’理。”〔17〕這就是說，“萬物皆可以數來說明。”〔18〕“而全宇宙也是一個數。”〔19〕既然宇宙萬物是由“數”構成的，是由“數”派生、演化而來的，那么人類要想認識自然界，揭示宇宙的奧秘，當然必須用“數學”來進行描述。而這正是西方人熱衷于運用數學方法進行科學研究的真正原因。事實上，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思想對西方科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一直都產生著重要影響，像哥白尼、開普勒、麥克斯韋、愛因斯坦等大科學家幾乎都是畢達哥拉斯主義思想的信徒。同樣，實驗方法的誕生也有其深刻的哲學原因。與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反，古希臘哲學堅持“主客二分”思想，即認為作為認識主體的人和作為認識客體的客觀世界是相互獨立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人類要想認識客觀世界就必須有一個中介或橋梁，把主客體聯結起來，否則主體就不可能認識客體，這一中介或橋梁用的話說，就是“實踐”。對認識自然界或科學研究而言，這一“實踐”形式當然就是“實驗”。不難看出，科學之所以具有鮮明的哲學特性，是由哲學和科學的本質所決定的。哲學作為宇宙觀、價值觀、信仰信念和方法論，集中地體現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它直接地影響和決定人們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成效或結果。而科學作為人類認識自然界、揭示自然界奧秘的一種活動，它的基礎是什么？本質是什么？其成果形式說明了什么？以什么思想指導這種活動？以什么方法進行這種活動等等？幾乎無一不與哲學緊密相關。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把科學活動看做是具體化的哲學活動。之所以古希臘時期科學和哲學同為一家，懷特海認為“科學與哲學兩個領域的劃分是很不容易的事”，許多理論科學家被授予哲學博士學位，也正是由于科學其實本身就是一種哲學，科學思想本身就是一種哲學思想。
幾點啟示
科學技術哲學范文第4篇
一、“為有源頭活水來”——課前，讀懂學生是有效教學的“源頭”
有這樣一個著名的童話——“魚牛的故事”：在一個小池塘里住著魚和青蛙，它們聽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都想出去看看。這天，青蛙從外面回來了，魚迫不及待地詢問外面的情況。青蛙告訴魚，外面有很多新奇有趣的東西。“比如說牛吧，這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它的身體很大，頭上長著兩個犄角，吃青草為生，身上有著黑白相間的斑點，長著四只粗壯的腿，還有大大的。”魚邊聽邊感嘆道：“好怪喲！”同時腦海里即刻勾畫出它心目中的“牛”的形象：一個大大的魚身子，頭上長著兩個犄角，嘴里吃著青草……
在這個故事里，青蛙扮演的是教師的角色，而魚扮演的是學生的角色，魚將從青蛙那里聽來的新信息與自己頭腦中已有的認知經驗相結合，構建出了“魚牛”的形象。這則童話故事告訴我們：學生是帶著自己先前的生活和認知經驗來學習的。因此，小學數學教學中教師首先要讀懂學生，把數學學習活動建立在學生的認知發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識經驗之上。
縱觀當前的數學課堂，老師們對學生的“學前”的關注度是有差異的。（以“角的度量”為例）
由此可見，對學生關注的程度決定了教師的教是否能有效地被學生接納，讀懂學生必將換來的是學生學習效果的顯著提升。
關注學生、讀懂學生已成為新時期教師重要的專業素養，這就要求教師在備課中對學生學習此知識的已有基礎、生活經驗和思維過程進行仔細的推敲：學生具備了學習新知所需的認知基礎嗎？學生已具有哪些生活經驗？哪些內容學生需要討論？哪些內容學生的思維會遇到障礙，需要教師的點撥和引導？只有這樣正確把握了學生的真實學習起點，才能真正激起學生學習的興趣，使之產生學習欲望，否則只能使學生“望而生畏”或“索然無味”，激不起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自然就不會有好的教學效果。
孩子們都是帶著他們已有的、參差不齊的，甚至是片面的知識經驗和生活閱歷來學習的，對此無法回避，更不應“提放”，尊重和正視學生已有的生活和認知起點，對于學生已經有所了解的東西，不應該“裝聾作啞”或“視而不見”而要悉心揣摩并“用活用足這些資源”，教師要適時提醒并追問自己：學生在哪里？
二、“十里暗流聲不斷”——課中，發展思維是數學有效教學的“暗流”
贊可夫說過：“教會學生思考，這對于學生來說是一生中最有價值的本錢。”數學是思維的科學，培養思維能力也一再被數學教育強調，然而時至今日，學生不會思考的問題被一再提起，這是為什么呢？這說明學生還沒有真正學會如何思考問題，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實驗稿）》修訂組組長、東北師范大學校長史寧中指出：“對思維過程的忽視是當下數學教育的普遍現象。”因而，數學教學不能一味只注重知識技能的學習，更重要的是學生通過數學學習獲得的分析問題的思維方式和解決問題的策略方法的培養，才是數學有效教學的核心。
反思當前的課堂教學不難發現，學生思維被替代的現象時有發生，常見的有：
1.教師思維替代學生思維的現象。如教學過程中教師的引導過度、點撥過度、講解過度。
《比的應用》教學片斷：
師：表示濃縮液和水關系的句子是哪句？
師：從這個條件看，你知道濃縮液和水各有多少份？一共有多少份？
生：濃縮液1份，水4份，一共5份。
師：濃縮液是總體積的幾分之幾？
生：濃縮液是總體積的1/5。
師：水是總體積的幾分之幾？
生：水是總體積的4/5。
師：如果用線段圖來表示，濃縮液畫幾份？水呢？
生：……
在以上學習活動中，教師將要學習的內容分成一系列連續的小步子，每一步內容很少，所需要的思維投入也很小，學生只需跟著教師的思路亦步亦趨、一問一答即可。長此以往學生在面對要解決的問題時就不會主動思考主動尋求解決的辦法，而是會依賴教師的講解、點撥、引導。
2.學生替代學生思維的現象。教學過程中，優等生替代學困生思維，群體思維替代個體思維的現象屢見不鮮。如小組合作學習中不給學生獨立思考的時間就讓大家交流討論，往往優等生替代了學困生、群體思維替代了個人思維。
宋代教育家程頤認為：“為學之道，必本于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這些都突出了思考在學習中的地位，那么，教學中該怎樣培養學生的自主思維呢？
1.把握核心問題的開放度，讓學生在經歷知識的形成過程中思維得以發展。
在教學中，對于每節課核心問題的探討，教師要把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讓學生去經歷知識的形成過程，不要禁錮和替代學生的思維，允許學生走一些彎路，也不要過早干涉和暗示學生的探索發現過程，讓不同層次學生的思維都能“動”起來，使學生在相對自由的氛圍中去解決問題實現思維的“爬坡”。例如：學習《圓的面積》一課，教師講解并示范轉化過程是節省時間，課堂進展也順利，能多做些練習題，但老師的包辦代替卻是以犧牲學生的思維為代價的。教學中我就放手讓學生獨立嘗試、大膽探索。實踐證明學生不僅都能把圓面積轉化為近似長方形，達到基本要求，有幾個學生還把圓面積轉化成三角形、梯形，也推導出了圓面積的計算公式。可見開放式教學帶給學生的不僅是知識上的收獲，更是思維層面的飛躍；其次，開放式教學中，學生為解決問題投入的思維遠遠高于接受式學習，所以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掌握也是非常深刻和扎實的。學生自己咀嚼過的、品嘗過的成果要遠遠比他人咀嚼過送入口中，香味留存的時間更長。學生自主的思維過程才是最真實最有價值的財富，它才有種子的力量。
2.留給學生充分的自主思考的時間和空間。
以前的課堂是“滿堂灌”，現在還有許多課堂是“滿堂問”，這些都壓縮了學生獨立思考的時間，為此，教師要善于整合問題，在關鍵環節和問題的探討上要舍得花時間，問題提出后教師不要急于讓學生回答，要為學生提供獨立思考的時間。同樣，對于學生的回答教師要學會延遲判斷，讓更多學生發表自己的見解。研究表明，當教師把等待時間從3秒提高到5秒時，主動回答問題的情況會增加，回答不出問題的情況會減少，學生的自信心也會增加。
3.以問題解決為驅動促使學生主動參與思維活動。
課堂提問研究者把提問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徒勞的提問”，另一類是“重要的提問”。區別兩者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提問是否有效發展了學生的思維能力。教師要善于提出有思考價值的大問題，減少“打乒乓球式”的你來我往的小問題，引導學生圍繞主要問題作深入思考。問題要問在關鍵處，問題要猶如“一石”能激起學生思維的“千層浪”。所提的問題還要有價值、有挑戰性，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泉眼無聲惜細流”——點燃學生的學習興趣是有效教學的持久動力
教學中我們常常會發現有一些學生注意力不集中，學習熱情不高，不能積極地參與到學習中來，這樣的狀態勢必導致學習效率低下。因此教師要想辦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保證學生的有效參與。
以教學平方米的認識為例：
A老師：在黑板上畫出1平方米大的正方形，告訴學生邊長是1米的正方形面積是1平方米，接下來讓學生舉出生活中見過的1平方米大的物體。學生“索然無味”地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習……
B老師：先掛出1平方米的報紙，讓孩子們量量邊長，再摸一摸，閉上眼睛想一想，然后在地上畫出1平方米的框，讓孩子們進去站一站，看能站幾人。最后讓學生四人手拉手，圍出1平方米的空地，比一比哪個小組圍得準；只見學生“興高采烈”地在教師組織的學習活動中體驗參與，臉上洋溢著參與的樂趣。
分析：上例中B老師為學生認識平方米提供了量一量、摸一摸、想一想、站一站、數一數、圍一圍等多種參與的學習方式，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的參與熱情，取得了更好的教學效果。而A老師只注重了對平方米知識本身的教學，忽略了學生的參與和興趣在學習中的作用。
思考：教學的最高境界就是變“要我學”為“我要學”，實現這一轉變最好的老師就是“興趣”。因此教師在教學中要以知識為載體，以興趣為先導，想方設法地為學生提供一定的形式和載體讓學生全面參與到問題中來。
科學技術哲學范文第5篇
【關 鍵 詞】維科 歷史哲學 不足 評述
一、維科歷史哲學的主要內容
喬巴蒂斯塔?維科(GiamhattistaVico1668――1744)，意大利那不勒斯人，是18世紀的語言學家、法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哲學家。他在歷史和社會領域的研究中，由于受培根《新工具》的影響和啟發，在1725年出版了《關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門新科學的原則，憑這些原則見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體系的原則》一書，這本書就是使他被稱為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奠基人和“近代歷史哲學的開山祖”[1]的《新科學》的第一版。該書于1744年將才第三版的標題改成了《關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學的一些原則》。由于維科的著作涉及的知識過于龐雜、考據又十分繁瑣并且學理比較艱澀，所以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到十九世紀中葉他的學說才開始被世人關注，而直至二十世紀初期，他的學說才開始被世界廣泛接受和傳播。以下就對其歷史哲學的主要內容作以說明：
1.歷史是哲學真正的研究對象。縱觀整個西方哲學史，在維科之前的西方哲學界在整體上有一個傳統，那就是排斥歷史學，或者說是將歷史排斥出哲學的視域。這個傳統是因為兩方面的因素慢慢演化而成：首先就哲學本身而言，早期的西方哲學家其本身就是自然科學家，因而對自然進行考察與反思是哲學“天生”的任務與職責。而人作為主體的歷史，卻并不是哲學的源流。其次就認識能力和本體論而言，西方哲學的重要源頭古希臘人由于自身的生產力所限，無法將認識的目光投向整個人類世界，因而無法從時間和空間上充分把握人類歷史。
維科充分認識到這是不正常的，他指出：“這種狀況使每一個思考它的人都驚奇萬分，即過去所有的哲學家都認真地致力于建立關于自然世界的科學，卻忽視了反思各民族的世界或者歷史世界”[2]。他認為，只有歷史世界才應該是哲學研究的對象世界。他的歷史哲學學說，以“真理――事實”原理（“真實即創造”）為基點，強調人類創造自身歷史的過程，與人類認識自身的歷史過程是同一過程。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也會產生出“真”與“善”，因而必然會同時演化產生出與之相符的真理尺度與標準。所以人類能認識歷史，并且人類的認識范圍只能夠被限定在自己所創造的東西中。他提到“自然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因而僅能為上帝所認識，而各民族的世界卻是由人創造的，因而人能夠認識它”[3]。那么人類是如何通過何種途徑反思與自識，向自身內部去考察，從而認識歷史的？維科認為西方傳統的唯理論與經驗論方法都不足以用來考察人類社會自身，揭示歷史本質。他批判到：“不通過語言文獻學家的權威證實自己的理性推理的哲學家，不注意通過哲學家的理性檢驗名種傳說的語言文獻學家，都是半途而廢”[4]。他通過不斷的批判與論證，在“新科學中，哲學以一種至今尚缺乏的批判藝術開始檢驗語言文獻學，……把語言文獻學引回到科學的形式，因為它在語言文獻學中發現了一個永恒的歷史的計劃，各民族的歷史在時間中都按照它發展。”[5]探尋出了一種歷史與哲學相結合的可能性。因而，我們不難看出，維科是第一個提出歷史與哲學相結合的西方哲學家。
2.人類是歷史的創造者。西方由于受到自身傳統宗教觀及其“神創論”的影響，再加上政治原因，在整個中世紀一直把人的歷史看作是上帝意識的產物。在這種觀念的統治下，人類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被徹底地否定掉了，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是上帝而不是人類自身。在啟蒙運動之前，西方哲學界雖然也試圖對這種歷史觀念進行挑戰，但是，由于學者自身的研究出發點在于進行一種對政權的合理性論述，而不在于歷史本身，必然會遭遇失敗。維科提出“人是歷史的創造者”，把歷史研究的目標還原到了人類自身，使得歷史的關注點從“神”轉向為“人”，從而奠定了以人類為本體的歷史哲學。
維科本人是語言學家，通過對語言學的研究和對人類創造歷史過程的分析，他為自己構建出一種揭示人類創世史的“起點工具”，即“詩性智慧”。他認為在最早期人類通過以構造或者創造為本質特性的詩性智慧去創造歷史。詩性智慧是維科考察人類思維演進歷史和社會演進歷史的基礎，是其歷史哲學最重要的內核和邏輯起點。詩性智慧的闡述過程既是論述“人類的創建者們如何通過他們的自然神學(或玄學)想象出各種神來；如何通過邏輯的功能去發明各種語言；如何通過倫理功能去創造出英雄們；通過經濟去創建出家族，通過政治功能去創建城市；通過他們的物理功能，在某種意義上，創造出人們自己；通過宇宙功能，為他們創造出一個全部住著神的世界；通過天文，把諸行星和星群從地面移到天上；通過時歷，使經過（測量的）時間有了一種起源；又如何通過地理，例如希臘人，把全世界都描繪為在他們的希臘本土范圍之內。”[6]維科對詩性智慧的論證為我們清楚明白地表明了“這個民族世界確實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清楚明白地表明了，正是在這一創造中人類不但創造了人類社會，而且創造了人類自身。很顯然，維科的歷史哲學具有劃時代意義。論證詩性智慧，維科試圖將人類的一切文化、典章制度從何而來加以闡述，從而得出這些都是“人類自己創造的”這個結論。因此《新科學》涵蓋了整個人類的思想史和演化史。
3.社會結構呈共同性，歷史變化具規律性。由于西方哲學本身重視因果律，只有能通過因果律考察的東西才是科學的。因此維科一直想建立“人類的形而上學”；才要一再強調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這些規律是可以認識的。歷史哲學要建立，必須對不同社會結構的共同性以及歷史變化的規律性進行把握和認識，他在《新科學》中得出并努力闡述了“各民族歷史在不同時期都要經歷的一種永恒的歷史圖案”。他說:“永恒規律是一切民族在他們的興起、發展、成熟、衰落和滅亡中的事跡所例證出來的”，“即使永恒中有無限多的世界不斷產生”，“他們的事跡都會為這種永恒規律作例證”。[7]他認為人的創造活動全傾向于創造出同樣的東西，不論世界上的民族存在多少文化形式上的差異、民族發展程度的不同，都會經歷相同的歷史階段，因此歷史是有規律表現的。并且他認為歷史可以復現，在歷史發展到一定時期之后，便會在更高一級的形式下復歸或重演。只有具有可復現性，才能稱之為有規律。當然他認為的歸復，并不是指同一民族歷史的不斷循環，而是歷史發展階位較低的民族向歷史發展階位較高的民族的發展史歷程進行歸復，從而論證他的歷史規律是永恒的歷史規律。
維科受埃及神話的啟發，將世界所有民族的歷史都概括抽象為三個時代，即神的、英雄的和人的時代，他相信“各民族都是按照這三個時代的劃分向前發展的”[8]。他在《新科學》中認為宗教、婚禮和葬禮是人類眾多繁雜制度的起源。并對宗教、婚禮和葬禮三種基本制度如何衍化出人類社會生活的種種進行了闡述和論證。他同時提出了人類因為有了私有制，所以分化為兩大對立陣營，即產生出階級，所以才有了國家。而國家和階級是在英雄時代產生的，并不是伴隨人類歷史本身而產生的。而階級斗爭才會最終導致建立真正的共和國。而共和國內部也是有斗爭的，也并不完美，因此，以共和國及君主制為代表的人的時代也是不完美的，并不是人類歷史的終點。但是維科只抽象出來這三個歷史階段。他認為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所有民族的歷史都必然要經歷這三個階段。
二、維科歷史哲學的不足
維科作為西方近代古典歷史哲學的創始人，其理論不足也是比較明顯的：
1.人類歷史提純化，去掉了精神。前面論述到，維科將歷史提純化是其一大進步意義，但是我在標題中已經明確，其進步意義是在當時而言。就現時代而言，將歷史純質化，以重思辨而輕經驗，過度重視邏輯思辨，將人類歷史純質化是有著很惡劣后果的。如果要完全的思辨的研究歷史，要將歷史建立一個邏輯思辨后的模型，將人類歷史中個人的目的和動機；各民族、各個不同個人的個性以及偶然因素予以懸擱，這無疑會導致一種結果，就是將人類的歷史“物化”。人的歷史不再有人類自由精神和意志，偶然，那么人類就會完全物化，為因果律所支配。而維科確實也是夢想構建一種因果律的歷史：“與允許上帝直接干預人類命運的進程的歷史神學相對立，《新科學》試圖證明，歷史是一個純屬人類過程，它像自然一樣，服從自己的因果規律性”（F?費爾曼在《新科學》法蘭克福1981年版的導言第1頁中如是說）。
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反抗神創歷史，但是惡劣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牟宗三先生在《歷史哲學》（臺北經聯出版社民國92年版）中所表述的那樣，這樣做會使得歷史哲學徹底否定屬于人類精神的一切，將人類歷史的規律變為機械系統，從里而外徹底的窮盡一切數量的精神。將人類的人性、個性純然排除，凈盡純化，這樣使得歷史雖然純化，但是否定了一切經驗事物，將歷史哲學僵化于“物化”中。這樣為近代古典歷史哲學走向覆滅埋好了伏筆，20世紀初所興起的現代批判的歷史哲學和現代思辨的歷史哲學，皆是出于對近代古典歷史哲學的以哲學思辨取代經驗的歷史研究方法的反抗。
2.歷史進步理論的確信，忽略了科學進步與道德進步是否同步的問題。維科認為歷史是一種進步史，與之前的歷史觀全然不同。但是維科的歷史進步觀確實沒有考慮到道德層面的東西。但是縱觀人類歷史，科技的進步并不等同與道德進步。維科沒有涉及人類道德的發展歷史，從而使得近代古典哲學的歷史進步論充滿了目的論。他的歷史進步論是以一種目標為參照物的，只有向那個目標運動才是進步，而這個目標完全是一種以物質層面為臨界評判標準的分層目標“森林――茅屋――城市――學院”。他以實踐的理性、人對自然的自由為標準，最終從科學進步的角度論證歷史的進步。城市到學院，他并沒有提出如何讓道德進步，而是認為當物質發展到一定程度，道德會自動向前發展。
歷史的佐證偏偏不是如此，社會科技的進步與道德的進步并不是簡單的同進同退的關系。維科的這種觀點，為以后很多近代古典歷史哲學開創了一個不太好的先河，那就是對人類科技進步大聲贊頌，而忽略了對道德歷史的考察，盲目的認為只要科技進步，人類道德水平就一定會進步。這種思維以至于今天還有著深遠的影響。從盧梭開始，西方歷史哲學家很多都認為科技進步的同時是伴隨著道德的退步，但是這個思路，并沒有被后世一些歷史哲學流派所重視，這些流派，往往產生了社會發展的“唯科學主義”思路。
綜上，維科的思想，開創了西方近代古典歷史哲學，而他的理論中的不足，發展到后來，也為新的歷史哲學的產生預留了空間。
參考文獻：
[1]〔英〕巴恩斯.《史學史》(英文版)［M］.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