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三則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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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三則其一范文第1篇
關鍵詞：胡宏；封建；郡縣
“封建”一詞，最早見于《詩經》，一直貫通商周于今之間，其意義衍化之時，往往與政治結構、意識形態相關。平添幾分駁雜與混亂。故不深究歷史脈絡，回復各代、各人具體論述中的實情，很難得其近真之相。有宋一朝。士大夫對于“封建”玩味最多。且多意含接續三代道統之意，出于政治上的表現，便是欲落實封建古制。然“復歸”三代，落實封建，亦多是對現實政治反應的一種策略。隨時勢變化而變遷。胡宏(1105-1161)便是其中一例。胡宏封建由主張修正郡縣制的缺陷，到史論中隱約批評郡縣制。最終認定應改郡縣為封建，而封建多與井田相合。其轉變看似循序漸進，實多于當時政局、時勢相關。
一
胡宏，字仁仲，學者稱五峰先生，福建崇安人。生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卒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五十七。胡宏少年便私淑二程。稱二程“紹孔、孟之統，振六經之教”，對當時所流行的王、蘇、歐陽之學皆未首肯，且編纂《程子雅言》以“破王安石之奸說”。宣和七年(1125)，胡宏至京人太學，從學程門高弟楊時(1053-1135)，遂正式成為二程再傳弟子閉。在宋廷南渡之前。胡宏的學術與政見大致受二程影響，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與“專用己意訓釋經典”。這種觀念大致延續至后。且與其在不同時期對“郡縣”“封建”的不同論述大有關系。
南渡至臨安的趙宋朝廷，外有強敵壓境。內則遷都未久、百事待理，如何處理好內外關系。雖為舊題。實擔新意。胡宏在《中興業》中首次論述“郡縣”問題。他在此時認為郡縣具有重要作用，說“有土則有民，有民則有財。置守令，所以養民生財也。”然而“平時，監司州郡已不肯同心國事，互相忌惡。”遂使自喪亂后。形成“州郡專以抗拒監司為能，監司專以陵撓州郡為事。”而究其原因，其弊最要不在郡縣，乃是“為漕使者，不能平貴賤，通有無。或厚斂茍免以資敵，或重載遁逃以實己。是使守令不得養民以生財也。為憲使者，不能察奸欺，允刑獄，賦污狼藉者不按。奸宄通賊者不治，是使守令不得治民以息爭也。”其主張，“或宜盡罷監司之職，屬之連帥，選擇守令，使各清心省事，專以墾田練兵、興利除害為務。”則此期。胡宏并未見有批判郡縣制之舉，只是認為現行的監司等官制牽制了郡縣的長處。
而在此四年后，胡宏的《上光堯皇帝書》中，他首次上書皇帝，也是針對安內攘外，從中可見他在此期對于“封建”與“郡縣”的思考稍有變化。
胡宏認為當時郡縣弊端不少，“往中原時，提封萬里，郡縣以百千計，論者猶以為將不勝其弊。今地益狹隘。州縣無幾。士大夫自西北而東南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矣。自東南而官者，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郡縣荒殘。百事宜簡。而官吏猥眾，上官大吏各私其親，不遵法制，移易往來。曾無定止，互相攘奪，不顧是非，受賄納賂。法禁不行。奸豪得志，暴虐日敷，根本搖動，大命將泛，流蕩而不可止。天下無事，食君之祿；天下有變，拱手環視而不能救。”然度其意，弊非在郡縣制本身，而在官吏。“夫與民親者，莫如郡縣之官，天子所與共治天下者也。今類皆以干逐廢棄者居之，豈為民父母視民如傷之意哉!”如何修正?胡宏認為只要“宜重其任。擇其人，使久于其位，期以成功。且申戒備視之官，廉問糾劾一路之廣。膩吏而監司發者，罪守貳。守貳發者，黜監司。自中臺發者，監司郡守俱賜罷終身，以不勝任廢。”
可見，胡宏在此期，認為郡縣存在弊端。但只要重視人才加得當的監督就能改善這種情況。
胡宏這一時期的見解與主張，或基于安內與攘外的權衡。稍早于《上光堯皇帝書》，在紹興二年左右給吳元忠的信里。胡宏便感慨：“竊思寇盜縱橫。使吾民至于此極者，以州郡敝而不振，而方伯久無其人也。”翻與《上光堯皇帝書》同時，胡宏致書明應仲，認為應該“奮大辱之積志，臨遣信使，分行州郡，考時事，察人情，將斷自宸衷，以大有為于天下。”則顯然認為，國家如此局面，與州郡衰弊大有關系，要有遠圖，北定中原。似先定州郡為重。另外。與高宗即位初期的政局大概也不無關系。在當時。要想廢棄郡縣改用他法。亦是不現實。高宗即位，照例詔告天下，“朕將規復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加以罪。”公開宣布要廣開言路。言者無罪。而高宗證明自己“正統”身份的手法，即是“謹守祖宗成憲”。于是稍明政局的士大夫必定清楚。雖言路廣開，“謹守祖宗成憲”也是不可駁斥的“政治正確”。
胡宏《上光堯皇帝書》，雖主要在講重人才。修正郡縣制的缺陷，然“祖宗家法”作為論證依據時常貫穿其中。而其中頗值得玩味之處是，胡宏講祖宗法令時，大多以王安石作為對立面，抵斥不遺余力，“安石廢祖宗法令”，且認為政令應與“熙寧之政相反”，似乎如此便可回復祖宗之法。多少讓人覺得胡宏在繼續二程(洛學)與王安石(新學)之爭。
二
紹興十一年(1141)，胡宏作《皇王大紀》八十卷成。此書編年而著。起自盤古。終于周赧王。專敘“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者，人之英杰，為君為長，率其陪貳”，如何“應時成物，如春之生，夏之長，秋之利。冬之貞也。”然胡宏實未將《皇王大紀》作為考證史事之書。而更多寓有“春秋筆法”。此書當是胡宏繼其先人之業，而或寓有當下之意。胡宏在此書中，意欲通過敘述三皇五帝故事。而揭示道之所在。認為“堯之初載甲辰，迄于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天運之盛衰一周。人事之治亂備矣，萬世不能易其道者也。后人欲稽養生理性之法則，舍皇帝王伯之事何適哉!”故其對于史事的記載。大有選擇。“事有近古先而實怪誕鄙悖者，則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后世而不害于道義者，咸會而著之。”去取史料，則在不害“道義”。《皇王大紀論》出自《皇王大紀》。以古論今，大可注意，其中亦論及“封建”“郡縣”。
胡宏認為“先王之所以溝封田井者”，有三因：“畝數一定。不可詭移”、“邑里阻固，雖有戎車，不可超越”、“道路有制。雖有奸宄。不可群逞。”因而有三利：“絕兼并之端。止獄訟之原。沮寇盜、禁奸宄于未兆”。則其實針對兩事。一是防外敵入侵，所謂“雖有戎車，不可超越”；一是防內奸動蕩。所謂“道路有制，雖有奸宄，不可群逞”。則雖遠述三代，亦是針砭當下。而“秦一廢之，及今千六百歲，而弊日益深。而戎馬不可禁矣。”故胡宏認為：“井田封國，帝王之世萬事根本也。”
而如何封建。胡宏亦有論述，認為“先儒以為王畿方千里，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其言是也。以為中有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官室、涂巷，三分去其一。余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則非矣。”何以言之?“愚深考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也；公侯方百里者。田方百里也。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然后足以為天子都畿，鎮撫天下。”則其分封諸國。以保證合各國諸侯之力不可與王為敵為限。則雖為史學爭論。亦是對“封建”進行修正。或更可符合秦以后皇帝一統天下的成例。更能為當政者接受。
然而，在此書中，胡宏雖一字不提當時宋廷。然曲折之意。則尚能領會。“嗚呼!井田封國，仁民之要法也。唐太宗嘗慨然有復古之心，惜其諸臣識不足以知三代之道也。使太宗有其臣。力能行之，則唐世終無藩鎮跋扈篡弒之禍。而末流終無卒徒扶立強臣制命之事矣。”并意味深長的說道：“噫!有國家者，欲如三代保守中國以天年終，必井田封建而后可。”
此時。胡宏有關郡縣、封建的主張。已經大不同于他上書高宗時，已經認為應該改郡縣為封建。然而或是礙于前所述的“政治正確”。而只是在史書論說中隱諱其事。
三
胡宏晚年有關政治主張、學術思想的論述俱見于《知言》。根據張拭的《胡子知言序》，可知《知言》主要是胡宏最后二十年所作。且日有更定，或是打算藏之名山的，故言論較為直接。
胡宏寫作《知言》的二十幾年間，宋朝國勢并沒有根本改觀。秦檜掌權，主戰派多被其彈劾，立儲事件又屢起波瀾。且邊事又無多少喜訊。此期，胡宏認為要理清內政，必施仁政。施仁政，則要變當下治法，復三代之治。“法始于黃帝，成于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修。而又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復手于須臾間也。”修三代之法可定天下，變三代之法而自定一法，則必速亡。
而“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后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于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于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故魯莊公之大綱在于復仇也，衛國之大綱在于正名也。仇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隱然以復仇、正名為宋廷的大綱。則安內與攘外同是大綱所括。當下重在兩個方面：一要能復仇，驅外敵；二要能正名，辨夷夏。只有修封建古法，變郡縣為封建。胡宏認為“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亦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王所以縱人欲。悖大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而“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則在當下大變故之世。郡縣已經不可支。封建可支變故，在“封建諸侯”，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于崩陷。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能驅外敵。正宋朝中原諸夏之名。且“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郡縣反是。”在大變亂時。能挽大廈于將傾。持之以恒。“井法行。而后智愚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謀。無交易之侵謀，則無爭奪之獄訟。無爭奪之獄訟，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然法立制定。最終還是落實于君主。所謂“欲大變后世之法度。必先大變人主之心術。心術不正。則不能用真儒為大臣。大臣非真儒，則百官不可總已以聽。”“一正君心而天下定”。
此期，胡宏有關郡縣、封建的論述大不同于先前，直言不諱，欲變郡縣為封建，大致突破“祖宗成法”的限制。然《知言》更似理論大綱，若真實行，郡縣與封建是否那么決絕。亦有調適過程。胡宏晚年給張栻的信里便說：“封建。擇可封者封之，錯雜于郡縣之間，民自不駭也。”琪實也認為。恢復古制。初行時民眾會不適應。然而這種調適與權衡，正可見胡宏對實行封建在當世作用的自信。且對如何實現封建有一定考慮。
狼三則其一范文第2篇
關鍵詞：蘇軾；貶謫：心態
蘇軾萬里投荒，九死一生，歸至金山，作《自題金山畫像》云：“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卷四十八P2641他將一生貶謫生涯視為功業，其中不乏自嘲意味，卻道準了貶謫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漂泊萬里而眼界開闊，歷盡憂患卻境界升華，對塵世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獨到的感悟。黃州、惠州、儋州為其人生政治之低谷，卻為其思想性格之高境、文學成就之顛峰。因此，研究蘇軾的貶謫心態，無疑是把握住了他生命律動之脈的。
一、幽獨孤高又坦然超曠
中國古代有貶謫經歷的士人不計其數，但心態各有不同，蘇軾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從“胸中萬卷，致君堯舜”(卷一P581，《沁園春·古館青燈》)的朝廷命官淪為帶罪之人，精神之孤獨，生計之困窘，身體之衰病，都困擾折磨著東坡。他的心態首先表現為幽獨孤高，困頓牢落：但另一方面又善于排解，坦然超脫。兩方面合而觀之，才是一個完整真實的坡。
蘇軾貶謫時期，“幽”、“孤”字眼頻頻出現于其詩詞中，傳達出他幽獨孤高的心態。他常常自稱“幽人”，如“幽人無事不出門”(卷二十P1032，《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掩關臥”(卷二十三P202，《和陶讀(山海經)其一》)、“幽人方獨夜”(卷三十九2140，《江月五首》)、“孤山之好在，孤客自悲涼。”(卷一P576，《臨江仙·送王緘》)、“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風為解佳人慍”(卷一P590，《漁家傲·送吉守江郎中》)、“別來三度，孤光又滿，冷落共誰同醉?”(卷二P603，《永遇樂·長憶別時》)、“幽”、“孤”二字最能反映其幽獨孤高的心態。最有代表性的是那首《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卷二P601)陳廷焯推崇此詞說：“寓意高遠，運筆空靈，措語忠厚，是坡仙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也。”(卷二)詞中這只徘徊返顧，若隱若顯的孤鴻就是詞人的化身。“缺”、“疏”、“斷”、“靜”、“幽”極力烘托出詞人凄清哀婉的心境，而孤鴻的“驚”、“恨”、“冷”等心靈感受又盡為詞人憂讒畏譏情緒的真切表露：“揀盡寒枝不肯棲”的行徑則寄寓了他孤高自傲、不隨波逐流的心志。其境界正如黃庭堅所說：“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卷三十九引17268)
這樣的孤獨之感，每每是與蘇軾政治上的失意結合在一起的，譬如這首《西江月》：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凄然北望。(卷一P569)
上片渲染了詞人悲涼的心境。風葉鳴廊，詞人忽覺人生短暫，已驚繁霜侵鬢，這是對自身遭際的不平之意，從而深感人生如夢境般荒謬與無奈。下片則對這種悲涼心境的原因作了含蓄的暗示。“酒賤”句暗指身遭貶斥，受人冷遇，‘云妨”句隱喻小人當道，君子遭讒。“北望”的含義，歷代論者有所爭議，《古今詞話》認為蘇軾“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卷四P34)，而胡仔認為是“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P156)。這兩句有念懷親人的無限情思，有對國事的憂慮和對群小當道的憤懣，有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難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涼。
蘇軾的心態代表了中國古代士大夫貶謫后的普遍心理，然而又和前人有所不同。由于臣對君在政治上、經濟上、道德上的依附性，一旦見逐，便惶惶如喪家之犬，流露出悲苦之態。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史記·屈原列傳》)，以致“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夫》)，投汨羅江而去。賈宜貶為長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賦》，雖痛逝者，實為自悼，終抑郁而去，年僅三十三歲。韓愈因上書諫迎佛骨，貶為潮州刺史，“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潮州刺史謝上辰》)，悲傷至極。柳宗元貶為永州司馬直至柳州刺史后。“神志荒耗，前后遺忘”，甚至精神悸怖，“每聞大人言，蹶氣震怖”(<寄許京兆孟容書》)。元稹被貶至通州司馬后，以“饑搖困尾喪家狗，熱暴枯鱗失水魚”自況其苦境與悲哀。白居易貶為江州司馬，《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便是他借色衰失寵之女而攄寫天涯淪落之苦恨。屈、賈、韓、柳、元、白貶逐期間哀號慘怛、悲悲切切、戚戚嗟嗟、哀傷自憐、青衫淚濕，足以見出前代逐臣的狼狽之態。蘇軾初被貶謫，雖借孤鴻、孤光、孤影、孤客，表達幽獨孤高的心態，但這心態的又一方面，是他的坦然放曠，與韓、柳、元、白的凄苦哀傷不可同日而語。
東坡有些詩句雖然表達孤寂之辭，但已不見幽獨之隋，蘊含著審美的詩意境界，是蘇軾貶謫心態從幽獨孤高轉變為坦然超曠的過渡。《和秦太虛梅花》云：“……江頭干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卷二十二P1184)后人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引范正敏《遁齋閑覽》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卷十P273)江頭千樹引不起詞人興致，而獨賞竹外一枝明如許!正因身為逐客孤獨凄傖，故偏愛清幽孤寂之美。《和陶雜詩二十一首》其一日：“從我來海南，幽絕無囚鄰。耿耿如缺月，獨與長庚晨。此道固應爾，不當怨尤人”(卷四十一P2272)處境幽絕，如耿耿缺月獨掛晨空，卻不怨天尤人。歷盡坎坷。嶺外歸來之時，東坡作《次韻江晦叔二首》其二云：“浮云世事改，孤月此月明。”(卷四十五172444)《苕溪漁隱叢話》評此句：“寓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卷二十七P564)
東坡的幽獨孤高之情逐漸演化為坦然超曠之態。《定風波》是這種曠達心態的代表作：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卷二P595)
自然界的風雨既屬尋常，毫無差別，社會人生中的政治風云榮辱得失又何足掛齒?一種處風雨憂患而放曠超脫的心態流露筆端。蘇軾在徐州時寫的《寶繪堂記》中說“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P356)當詞人忘掉了利害得失，用“寓意于物”的眼光去看待萬物，以豁達的心胸去對待貶謫的不幸遭遇時，就不再是“幽人”、“孤客”、“狂夫”，詞人的生命狀態由被動轉變為主動。豁達放曠的心境成就了一種沉浸于美的享受，坦然超曠的心境升華為一種審美的人生境界。如《初到黃洲》云：“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卷二十P1031)自笑平生好論是非，因言得罪而成逐客，自是“失”，而長江魚美竹翠筍香，不無“得”。而到惠州。“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辭長作嶺南人”(卷四十P2192，《食荔枝》)，渡海時，則“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卷四十三P2366，《六月二十夜渡海》)。幾番化“失”為“得”，盡顯坦然曠達。
蘇軾貶居儋耳，北歸臨行作《別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遠游。”(卷四十三P2362)始終以貶地為吾鄉，故能心中甚安，坦然曠達。史載，王鞏的侍兒柔奴隨王貶居嶺南，北歸后蘇軾問她：“廣南風土，應是不好?”答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蘇軾于是作《定風波》贈她，下片云：“萬里歸來平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卷二P581)這道出了東坡從容坦然曠達超脫心態的本質。心安，則隨遇而安，無處為家處處家，擺脫漂泊失落的無歸屬感，找到精神之家園，獲得精神的暢適自足。二、皈依釋道卻執著現世
儒、釋、道對中國的文化和士人的影響十分深遠，這在蘇軾所處的北宋尤為明顯。北宋時期，中國士大夫逐漸形成了儒道互補的人格。蘇軾能坦然超脫地面對苦難憂患，是因為他始終立足于心靈之救贖，靈魂之自立。三次貶謫，讓蘇軾出入儒道，濡染佛禪，思想宏博開放，相容并采，成就了儒釋道的人格。雖然貶謫后釋道在蘇軾思想占有主要成分，但他卻并沒有完全摒棄社會的使命，人生的追求。在宗教中凈化靈魂，在現世中自強不息。這是蘇軾貶謫心態又一對立統一的特征。
蘇軾早期以儒家的經世思想為主旨，以儒家典范為楷模，蘇轍論其“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卷二十五P414，《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烏臺詩案”以后，莊、禪的思想便由表及里，登堂入室成了蘇軾思想的核心。少年時讀《莊子》，蘇軾感嘆道：“吾昔有見于中：口不能：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宋史》本傳)蘇軾受佛學的影響也是很深的，他在讀禪宗的要典《壇經》時曾說：“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
在貶謫黃州歲月的初期，他經常去城南的安國寺念佛靜坐，一修煉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企望達到“物我兩忘，身心皆空”的佛境。在他的詩文中，還融入了大量的禪言道語，如這首《洗兒戲作》：“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一生。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卷四十七P2535)這可謂是悟道之言。從他晚年對陶淵明傾心不已，寫了一百多首“和陶詩”，便可看出他漸棄世事而趨“自然”，在紛繁的塵世外尋找精神的家園。
《莊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窮達、富貴、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P157)《莊子·人間世》：“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P122)《壇經·疑問品》：“隨所住處恒安樂。”(p126)老莊的思想是以人類社會為背景，建立在人生的現世，它提出解決人類苦難的方法是恢復到人的自然狀態，即精神和生存的自由自在，是形而上的關懷。“個體存在的形(身)、神(心澗題最終歸結為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這構成莊子哲學的核心。”(P183)同樣，“禪宗”則是把佛教世俗化，“‘悟道’不是思辨的推理認識，而是個體的直覺體驗。它不離現實生活，一方面它不同于一般的感性，因為它已是一種獲得精神超越的感性。另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精神超越，因為這種超越常常要求舍棄、脫離感性。”(P207)蘇軾是深得《莊子》、《壇經》真諦的。“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劇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P9)，蘇軾是以一個學者的眼光，站在現世的立場，視莊學、禪學為學問思想，重新整合建構在自己的思想體系中，形成自己的人生觀。就是以“現世”為基點，在“現世”中找到精神的“自然”家園，“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里忽捉得些靜子。”(P9)他既不同于憤世嫉俗的屈原，也不同于狂放不羈的李白，他雖然也充滿浪漫精神，卻曠達而隨意。屈原的人生體驗充滿為理想的痛苦，“路漫漫其修遠兮，不吾將上下而求索”(《楚辭·離騷》)。李白多少帶有些玩世不恭的意味，“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萬人”(《南陵別兒童入京》)。而蘇軾則顯出的是執著于現世的平淡超曠，自強不息。首先，蘇軾執著現世的心態表現為一種兀傲倔強的文化品格。他貶黃州期間，有《東坡》詩云：“雨洗東坡月色新，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卻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卷二十二Pl183)“犖確坡頭路”，確指也是泛指人間不平之路。而“自愛鏗然曳杖聲，”昭示出一種不畏艱險不平、生活中強者的步伐，一種自立與抗爭的精神，一種面對生活之艱窘與政治陰影之籠罩而兀傲倔強的文化性格。“平生傲憂患”(卷六P281，《十月二日，將至渦口王里所，遇風留宿》)，“矯首獨傲世”、“寄傲知今是”(卷九P350，《歸去來辭集字十首》)，恰是一個兀傲倔強的坡。
其次，蘇軾在貶謫生涯中仍不忘國事，孤忠不減。東坡雖于貶逐中自稱“孤臣”，含不為人知不為世用的哀怨心理，但實際上他始終未能忘懷君國之事。貶黃時作《謝陳季常惠一暗巾》詩云：“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上取可汗。”(卷二十一P1117)給滕達道信說：“西事得其洋乎?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卷五十一P1475)真可謂位卑未敢忘憂國。“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卷二P607，《滿庭芳》)、“平生多艱非天意，此去殘年盡主恩”(卷四十四P2385，《次韻王郁林》)，一句句寫在貶逐期間的渴望盡忠報國而壯志未酬的詩句，表現了貶謫中的蘇軾執著于人生、孤忠不減的一面。
再次，蘇軾在逆境中豁達樂觀，自強不息，這不僅表現在他的個人精神世界，還表現在他的輝煌的政績。“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卷二P596，《浣溪沙·山下蘭芽短侵溪》)曠達如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蘇軾正是這句古老格言的貫徹者：
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其動而不息也。維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于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卷八P227)
蘇軾第一次到杭州“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宋史》本傳)；謫居黃州。既未消沉，又未怨世，親耕東坡營地數十畝，從而自號“東坡”：兩次到杭州，親領疏浚西湖，淤泥成堤，堤上植柳，后世稱為“蘇堤”。曠達中的“自強不息”，既不同于儒家的積極人世，又不同于老莊的逃避現實，這就是蘇軾。他學老莊，沒有逃避現實：他習禪宗，也沒有消極遁世。他以超然、曠達的情懷為后來者引以為知己。他的文化人格，也為后來者建立了一個非此即彼的精神家園。
三、憂患磨難而了悟人生
魏晉以來，士大夫形成的對人生及生命的叩問，到蘇軾表現的更加深刻。如李澤厚先生所云：“對整個人生、世上的紛紛擾擾究竟有何目的和意義這個根本問題的懷疑、厭倦和企求解脫與舍棄”(P160)歷盡憂患磨難而了悟人生意義是蘇軾貶謫心態中最有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的部分，是個人痛苦解決之后思想境界的升華，對后代士人的影響尤為深刻。
蘇軾早年于未進之時與既進之后對人生就有過深刻思考，人仕后，第一次與子由分別時作《和子由蠅池懷舊》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塞驢嘶。”(卷三P96)前四句寫人生行跡之無定如“雪泥鴻爪”之不可憑依，結尾二句極寫人生之辛苦，世路之坎坷，又有何種價值?誠有一種人生空寞之感。早年若隱若現的人生空寞之感，在他貶謫期間則表達為“人生如夢”之嘆!《西江月》中“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卷一P582)，《西江月·黃州中秋》云：“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卷一P592)，《念奴嬌·赤壁懷古》云：“人間如夢，一尊還捋江月”(卷二P598)，《南鄉子》云：“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卷二P599)，“夢中了了醉中醒”(卷二P602，《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笑勞生一夢。羈旅三年，又還重九”(卷一P579，《醉蓬萊·笑勞生一夢》)。這種人生如夢的感慨，顯然以莊、禪闡發人生：“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P327，《莊子·齊物論》)
這種人生如夢的空漠之感，飽含著現實世界深刻的思考，《臨江仙·夜歸臨皋》詞云：“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轂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卷二P603)前兩句化用《莊子》中“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之語。營營，紛擾狀，為功名利祿奔波。《莊子》又謂小人殉利，士殉名，圣人殉天下。為客體而失去主體，陶淵明謂之“心為形役”。蘇軾早歲就有“汲汲強奔走”(卷一P9，《夜泊牛口》)之慨，此時經歷了宦海沉浮、市朝傾軋，更有切膚之感。此身既非我有，營營之求又何益，倒不如駕小舟于江海寄其余生。“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卷二P587，《水龍吟·小舟橫截春江》)“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也正是此意。范蠡攜西子泛五湖成為其后世士大夫的理想歸宿，處于逆境之中，更是心向往之。這里“扁舟”、“小舟”本身的詞匯意義具體指向消失了，具有某種象征性：它既是詞人心靈的蝸居、載體，又是詞人自己，可以隨風坦蕩于江湖，了無阻礙束縛。“便欲乘風，翻然歸去，何用騎鵬翼””(卷一P571，《念奴嬌·憑高跳遠》)，當人作為社會人道德地存在(社會責任、價值的實現)不適意時，往往會去尋求作為理想人而詩意地存在(個人自由的實現)。這或許還受李白“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的啟發，也許還包含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意。可見，其人生思考出入屆、莊、范、孔、陶、李等哲人高人之間，升華成一種終極意義的哲理。這種終極意義的哲理集中表現在《前赤壁賦》中，蘇軾將對于人生諸種問題的思考作了超妙絕倫的解答，注入了對人生最深沉的思考：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卷一P6)
狼三則其一范文第3篇
關鍵詞：誠實；動補結構；漢代；金匱要略
一、語料的選擇
東漢末年，張仲景完成了確立中醫學辨證論治理論體系的重要著作——《傷寒雜病論》十六卷，此書問世后不久，就因戰亂而散失。西晉王叔和經過廣泛搜集，將原書傷寒部分編成《傷寒論》十卷，但未見雜病部分。北宋仁宗時的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發現了一部叫《金匱玉函要略方》的書，是《傷寒雜病論》的節略本。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說：“此書王洙于館閣蠹簡中得之，曰金匱玉函要略方。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并療婦人，乃錄而傳之，今書以逐方次于癥候之下，以便檢用。所論傷寒，文多節略，故但取雜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舊名。”到了神宗熙寧年間，經林億等人校訂，最后題書名為《金匱要略方論》，簡稱為《金匱要略》或《金匱》（以下簡稱《金》）
《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云：“則此書叔和所編，本為三卷。洙鈔存其后二卷，后又以方一卷散附于二十五篇內。蓋已非叔和之舊。”但對于此書所載的醫術及其藥方療效是持肯定態度的，“然自宋以來，醫家奉為典型，與素經問難并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則亦岐黃之正傳、和扁之嫡嗣矣。”又“獨此編僅僅散附諸方，尚未失其初旨、尤可寶也。”關于《金》的語言，《總目》說：“漢代遺書，文句簡奧，而古來無注，醫家猝不易讀。彬注成于康熙辛亥，注釋尚為顯明。”由此可見，《金》雖然經由王叔和集、林億等校正，但仍保留了漢代語言風格原貌，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我們對語料進行鑒別的負擔。
我們選擇《金》作語法專題研究，除了上述鑒別時代的原因之外，還出于這樣的考慮。中古是漢語變化較為顯著的時期，《金》雖然是醫家的醫書，它自然也不能不對中古的語言現實有所反映。另外，對《金》進行專題語法研究的著作和論文非常少見，因此本文的寫作有一定的意義。
《金》的版本較為復雜，目前最流行的本子是人民衛生出版社的標點本（以鄧珍本仿宋刻本為底本進行整理），我們選擇2006年4月第1版進行研究。文中例句后括號里的數字為該句在此書中的頁碼。
二、寫作目的和寫作方法
動補結構的研究一直是漢語語法研究的重點、熱點和難點，研究角度分現代漢語的使用角度，漢語歷史發展的動結式的萌芽、發展和成型過程的角度。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在對《金》的動補結構進行全面分類描寫的基礎上，揭示《金》動補結構的特點，至于要理清它在動補結構發展史上的地位、對動補結構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動補結構不同類型的互相影響等問題，由于筆者所學有限，只能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了。
本文按照傳統的分類方法將動補結構分為動結式、動趨式、動程式、其它格式（包括數量補語、介詞結構補語、名詞補語）四大類，收集《金》中每一類的用例，然后作相關的描寫。
三、動補結構研究概述
1、動補結構的構成和類別
動補結構的出現是漢語語法的一大發展（其中也有一些動補結構已經凝固成詞，具體時間郭錫良先生認為當在中古以后）1，現代漢語一般多從意義上進行界定。例如：
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認為：“動補短語：由中心語和補語兩個成分組成，補語附加在中心語的后頭，其間是補充關系。有的補語之前有‘得'。”2
胡裕樹《現代漢語》：“后補詞組：由兩個部分組成，后一部分補充說明前一部分。”3
他們一般還按照補語的語義類別將補語分為結果補語、程度補語、狀態補語、趨向補語、數量補語、時間處所補語和可能補語等。4
2、動補結構歷史與發展的研究概況
王力先生最早把“動詞＋結果補語”所構成的動補結構稱之為“使成式”，日本一些漢學家則稱之為“使成復合動詞”。蔣紹愚（1992）認為：“因為動補結構還可以分為幾類，各類產生的時代并不相同。”5因此，我們有必要進行區別對待。對于“動程式”6和“動詞＋介詞結構”兩類格式形成的時間在先秦這一觀點，語法學界的意見頗為一致。至于動結式和動趨式，特別是對于動結式，學者們的意見卻非常不一致。下面我們把研究者們的意見進行簡要概括，其中以動結式為主、同時兼及動趨式。
（1）秦及秦以前說
周遲明（1958）：“使動式復式動詞合用式是由詞法上的關系發展而成的，大概起源于殷代，……分用式是由句法上的關系發展而成的，大概起于先秦。”余健萍（1957）、楊建國（1959）等認為在先秦萌芽。張顯成（1994）利用簡帛文獻來論證“使成式產生于先秦并且在春秋戰國之際已成熟了。”7周、楊和潘允中（1980）還認為動趨式在先秦已經出現。
（2）漢代說
王力先生明確指出：“使成式是一種仂語的結構方式。從形式上說，是外動詞帶著形容詞（‘修好'，‘弄壞'），或者是外動詞帶著內動詞（‘打死'，‘救活'）；從意義上說，是把行為及其結果在一個動詞性仂語中表示出來。這種行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種結果，所以叫做使成式。”在對漢代大量實例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他進一步具體闡述了使成式的結構形式與內容之間的聯系：“外動詞帶內動詞的使成式，其施事者的行為的結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種行為；外動詞帶形容詞的使成式，是施事者的行為的結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種情況。”經過一番全面詳實地考察之后，王力（1958）得出結論說“使成式產生于漢代，逐漸擴展于南北朝，普遍應用于唐代。”祝敏徹（1963）、柳士鎮（1992）等也持相同的觀點。王力還認為動趨式也形成于漢代。
（3）唐代說
日本學者太田辰夫贊同王力先生所提出的使成式的條件和標準，所不同的是太田著眼于詞的層面進行研究，他把行為及其結果同時表現的動詞后面帶自動詞、動詞后面帶形容詞的組合分別稱為使成復合動詞和結果復合動詞，這顯然不同于王力先生使成式的仂語觀點。太田在進一步研究中還發現“在古代漢語中自動、他動詞很多”，“類似使成復合動詞的東西從很古就有”。這就為如何分辨使成復合動詞造成了一種困難。于是他為動結式的形成提出了一條鑒別方法：“……除此以外，還可以選擇不論在古代漢語還是現代漢語中都不是自他兩用的動詞，來檢驗一個詞的復合方式。例如，檢驗關于“殺”和“死”那樣的詞，它們意義上有類似之點，而自動和他動的區別是明確的。“殺”從古到今都是他動詞，“死”從古到今都是自動詞。”8
他最后發現，到了唐代，用“殺”的地方換用“死”的例子相當多了，而且后面的那個動詞已經凝固成自動詞，由此證明使成復合動詞至遲在唐代已經產生。這就是頗具科學和創新精神的“V死O”對“V殺O”的替換。“它突破了傳統研究中主要憑語感做判斷的局限，而是通過典型案例分析確立形式識別標志。”9
（4）六朝說及其他
日本志村良治（1984）認為：使成復合動詞產生于中古時期（魏晉南北朝到唐末）。在歸納動結式成立過程的基礎上得出動結式出現于六朝。梅祖麟（1991）和蔣紹愚（1994）也持“六朝說”。李平（1984）在對動補結構鑒定和產生年代問題進行認真考察后，他在發表的《〈世說新語〉和〈百喻經〉中的動補結構》一文中，“概括了動補結構起源和發展研究的三種代表性意見，指出了‘先秦、殷周說'的缺陷和‘漢代說'的不確定性，同時也對太田辰夫、治村良治以‘殺'和‘死'作為檢驗使成復合動詞的形式標準和由此推導的結論提出了質疑……通過對《世說新語》和《百喻經》的全面考察，以大量確鑿的語言事實論定動補結構在六朝肯定地產生了。李平這一考察結論不同于志村良治的使成復合動詞‘六朝說'，他是國內第一位明確肯定動補結構產生于六朝的學者。”10
另外，也有對太田辰夫的論證持不同意見的，宋紹年（1994）認為“死”在上古也有不少作他動詞的用例，因此太田的標準并不可靠。杜純梓則對梅祖麟關于動補結構產生于六朝的論點和論據發表了不同看法，提出：“動補結構不能與復合動詞混而為一；帶沒帶賓語不能作為鑒定動補結構的決定性條件；漢語發展史上沒有出現過‘自動詞化'；具有因果聯系的特殊兼語式不是出現于六朝，而是在先秦漢語中就存在。”等一系列觀點，以此證明“六朝說”不可信。11
下面就按照傳統的分類方法，把《金》中的動補結構分為動結式、動趨式、動程式和其他格式（包括數量補語、介詞結構補語和名詞補語）四大類，并對它們作相關的描寫，以此證明動補結構這一重要的語法形式至少在漢代已出現并趨于成熟。
1.1 對動結式性質的認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正確地認識和分析動結式，必須先對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動結式的性質有明確的認識。從引言中黃伯榮、廖序東以及胡裕樹主編的《現代漢語》教材中對動補結構的定義，我們發現現代漢語的動結結構是從意義上來界定的。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國語法界對動補結構的研究逐層深入。它的特點，據黃增壽概括，大致有以下四種：（1）動結式的及物性與它的組成成分的及物性沒有規律性聯系。（2）動結式的配價與它的組成成分的配價也沒有規律性的聯系。（3）動結式的結構中心游移不定。（4）語義指向的復雜性。由此斷定動結結構離短語遠而離詞近。12
完全用詞的標準來衡量古代V1﹢JV2（JV2表示含動作結果的動詞）的結構，我們必然得出古代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動結式的結論。所以我們贊同黃增壽“古代漢語‘V1﹢JV2'（JV2能帶賓語）結構是詞組式動結結構，現代漢語中的動結式是詞式動結結構”的觀點，并以此來分析《金》中的動結式。
1.2 《金》動結式的初步考察成果與分析
《金匱要略》動補結構中的結果補語（記作JC），根據“VJC”所處句子中賓語的有無及其前后位置，可分為：V﹢JC，V﹢JC﹢O，V﹢O﹢JC。（為方便表述，文中用了以下符號：C＝補語、O＝賓語、V＝動詞、JC＝結果補語。）
1.2.1 V﹢JC
可分為肯定和否定兩種格式，其中否定式有5例，格式為“V不JC”：
（1）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承，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3）
（2）狐惑之為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13）
（3）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脈浮。（18）
（4）妊娠嘔吐不止，干姜人參半夏丸主之。（78）
（5）《千金》云：主卒忤鬼擊飛尸，諸奄忽氣絕無復覺，或已無脈，口噤拗不開，去齒下湯。（90）
另有肯定式18例，其中“V令JC”式2例：
（1）上二味，以綿纏，捶令碎，熱湯二合，捻取白汁飲之，當下。（37）
（2）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渣，內蜂蜜，攪令和，煎如薄粥，溫服一升。（74）
其余16例為：
（1）榮氣不通，衛不獨行，榮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痙冷。（19）
（2）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21）
（3）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猝喘悸，脈浮者，里虛也。（21）
（4）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主之。（22）
（5）血氣少者屬于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42）
（6）上三味，先將茯苓、白術煎成，入戎鹽，再煎，分溫三服。（51）
（7）上一味，以美清酒五升，煎取二升半，頓服盡。（61）
（8）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再煎沸，頓服之，有膿當下，如無膿，當下血。（72）
（9）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內膠，令消盡，溫服一升，日三升，不差更作。（78）
（10）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內膠，令消盡，分溫三服。（81）
（11）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為諸經水斷絕，至有歷年，血寒積結胞門，寒傷經絡。（84）
（12）亦主婦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取崩中去血，或月水來過多，及至期不來。（84）
（13）婦人六十二種風，及腹中血氣刺痛，紅藍花酒主之。（86）
（14）豬脂如雞子大，苦酒一升，煮沸，灌喉中。（89）
（15）礬石半斤，以水一斗半，煮消，以漬腳，令沒踝。（89）
（16）救自縊死，旦至暮，雖已冷，必可治。（90）
這類補語動詞（包括自動詞和他動詞，關于補語是形容詞性的放在程度補語一節當中分析）緊接主要動詞，后面不帶賓語。
1.2.2 V﹢JC﹢O
此式與上式相反，主要動詞后面除補語動詞外，還有賓語。
（1）熱湯二合，捻取白汁飲之，當下。（37）
（2）五升米下，飯熟，搗成泥，合藥令相得。（74）
（3）狗屎一升，絞取汁以灌之。（89）
（4）剔取左角發方寸，燒末，酒和，灌令入喉，立起。（90）
（5）澄清汁，飲一升，即愈。（93）
（6）水浸豆豉，絞取汁，服數升愈。（93）
1.2.3 V﹢O﹢JC
（1）上銼麻豆大，每抄五錢匕。（9）
（2）一服覺身痹，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10）
（3）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11）
（4）上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腳良。（19）
（5）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26）
（6）上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34）
（7）上三味，搗篩，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棗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45）
（8）須臾飲熱稀粥一升余，以助藥力，溫服取微汗。（57）
（9）服已，須臾，啜稀粥一升，以助藥力。（68）
（10）頸項強，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煎藥揚去沫。（81）
（11）嘔者，加半夏半升，洗。（81）
從例中我們可以看出，V﹢O﹢JC式實際上還包含另外一式，如果用形式標記的話，就是V﹢O1﹢JC1﹢O2﹢JC2，即（3）所示。除這種形式外，其他另外10例按照補語形式的不同，又可分為三類：補語是形容詞的，如（1）（4）；補語是量詞的，如（7）（8）（9）（10）（11）；補語是自動詞的，如（2）（5）（6）。
1.3 《金》中的“得”
“得”字的用法非常靈活，對帶“得”的述補結構產生時間以及“得”的來源也各有不同的看法。正因為牽涉到的問題較多，本文把它拿出來單獨討論。
1.3.1 關于“V得C”述補結構中“得”的來源及形成，學術界大體有以下三種看法
（1）楊建國（1959）認為：“如果對上述動補式謂語的賓語有所補敘時，即說明賓語因動詞所使成的一種變化或狀態時，我們探求的結構助詞‘得'就出現了。”即在他看來，結構助詞“得”是直接由“V得O”式中“獲得”義的“得”發展而來的。另外，祝敏徹（1960）、岳俊發（1984）等認為狀態補語結構的“得”是從表完成的“動詞﹢得”結構的“得”虛化而來的，可能補語的“得”是從表可能的“動詞﹢得”結構的“得”虛化而來的。
（2）王力（1958）則認為表完成的狀態述補結構和表可能的能性述補結構來源相同，都是“由原來的‘獲得'意義轉化為‘達成'，由‘達成'的意義更進一步的虛化，而成為動詞的詞尾。”楊平（1990）、蔣紹愚（1994）和吳福祥（2000）都持這一觀點。吳福祥說：“上面例子中的‘V得'，如果后接謂詞性成分，那么整個結構就變成了述補結構，同時，‘得'也就逐漸演變成用作補語標記的結構助詞。我們認為述補結構‘V得C'就是這樣形成的。”
（3）趙長才（2002）認為“V得C”的來源有二：一是源于“達到、達成”義“得”的語法化，二是源于“致使”義“得”的進一步語法化，即：“魏晉六朝時期，‘得'具有‘使、令'義用法和功能，唐代‘得'以‘致使'義動詞的身份進入到兩個謂語性成分之間的句法位置，形成‘V得VP'格式。之后。‘得'在該句法位置上進一步虛化成結構助詞，原為連謂結構的‘V得VP'也就演變為述補‘V得C'。”
1.3.2 關于“V得C”述補結構的產生年代
潘允中（1980），岳俊發（1984）認為南北朝時期就已產生，而王力（1958），楊建國（1959），楊平（1990），蔣紹愚（1994）吳福祥（2000）則認為應該是在唐代。
1.3.3 本文的觀點
我們認為王力他們的意見是成立的，即：一般所說的表完成的“V得”和表可能的“V得”來源相同，其中的“得”來源于表“獲得”義的動詞“得”。至于產生年代，比較傾向楊平先生的觀點：“先秦時‘得'開始用于取義動詞后，與前面的動詞構成連動結構，漢末起‘得'用于非取義動詞后，‘獲得'的實詞義虛化，與前面的動詞構成述補結構，表示動作實現、有結果，當‘V得（O）'用于非已然的語境中時，它表示實現某種行為的可能性。動詞‘得'用于另一動詞的后面，它的作用和意義就開始發生了變化，從與動詞并列變為從屬的補語，從表‘獲得'變為實現、結果。”
《金》作為一部醫學著作，其中的例句都是表示一種非已然的語境，但是“因為一個動作總是要在實現或完成以后才能產生結果或狀態，反之，一個動作既已產生某種結果或狀態，那這個動作自然也就實現或完成了。由于‘V得C'中補語C已蘊涵了表示動作實現／完成的語義，‘得'原有的表示動作實現或完成的語義功能便逐漸消失。”13《金》中的“得”字短語就表現出這種趨勢。
以下是出現在《金》中的“得”字短語，共有13例（句后括號內數字表示頁碼）：
（1）口噤不得語（7）
（2）或拘急不得轉側（20）
（3）并治但伏不得臥（20）
（4）虛勞虛煩不得眠（24）
（5）但坐不得眠（26）
（6）喘不得臥（27）
（7）胸痹不得臥（31）
（8）拘急不得轉側（37）
（9）倚息不得臥（48）
（10）暮躁不得眠（53）
（11）躁不得睡（59）
（12）煩滿不得臥（80）
（13）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者（86）
從結構類型上來看，《金》中“V不得O”結構的述語部分（V）較為豐富，除（3）（5）（6）（11）為單個動詞外，尚有主謂式（1）（7）（10），狀中式（4）（9），述補式（8）和述賓式（2）（12）（13）。這與同時期的文獻《史記》、《漢書》、《修行本起經》中沒有出現“得”用在非取義動詞后面的情況相比，是較為突出的。14但是我們也發現《金》中的“得”字短語還沒有完全虛化，只是處在向“得”字補語轉化的階段。
轉貼于
動趨式是動詞與指示動作運動趨向的動詞或趨向動詞詞組構成的（記作V﹢QC），形趨式要在唐代才出現，太田辰夫在《中國語歷史文法》中曾舉例：
（1）莫待春深去。（白居易）
（2）瘦去形如鶴。（皮日休）
趨向動詞是動作義素與趨向義素的加合，它附著于其他動詞后時，其動作義素相對削弱，這就突顯了其趨向義素。動趨式在上古已經萌芽，在漢代得到擴大。它和連動式的區別是后者的兩個動詞有時間先后的關系，而前者更像一個詞。15
《金》中充當補語的趨向動詞有“來、去、出、向、下、起”6個：
2.1 述語為不及物動詞，補語為趨向動詞，共7例
（1）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5）
（2）從四譬如浸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5）
（3）浸瘡，從口流向四肢者可治。（73）
（4）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73）
（5）雞肝及血涂面上，以灰圍四旁，立起。（89）
（6）剔取左角發方寸，燒末，酒和，灌令入喉，立起。（90）
（7）取令溺，須得流去。（91）
2.2 述語為及物動詞，補語為趨向動詞，共10例
及物動詞﹢趨向補語﹢賓語
（1）蜀椒炒去汗，一兩。（14）
（2）蜀漆洗去腥。（16）
（3）皂莢八兩，刮去皮，用酥炙。（26）
（4）上四味，末之，內真朱為色，煉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飲下三丸，日再夜一服。（36）
（5）蜀漆三兩，洗去腥。（62）
（6）頸項強，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煎藥揚去沫。（81）
（7）誤食之，戟人咽喉，氣病欲絕，或吐下白沫，身體痹冷，急治之方。（99）
及物動詞﹢賓語﹢趨向補語
（8）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沖皮起。（35）
（9）服大豆許三四丸，，或不下，捧頭起，灌令下咽，須臾當差。（88）
（10）上二味，煮三沸，三上三下，服之，吐食出，即差。（103）
關于動趨式，常常被提及的還有“三合式”動趨式，如“遁出去”、“飛上去”、“走出去”等形式，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金》中也類似的形式，例（1）（4）即是。16
程度補語一般多由形容詞和副詞來充當，下面就《金》中由形容詞或形容詞詞組以及副詞或副詞詞組充當補語的情況分別進行分析。
3.1 由形容詞或形容詞詞組充當補語，共12例
（1）若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3）
（2）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即醫治之。（4）
（3）四肢才覺滯重，即導引、吐納、針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4）
（4）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4）
（5）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10）
（6）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11）
（7）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雞子黃，攪勻，煎五合，溫服。（12）
（8）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干。（14）
（9）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蓄結癰膿，吐如米粥。（25）
（10）皂莢一枚，去皮子，炙焦。（29）
（11）生狼牙一兩，炙香。（33）
（12）澄清汁，飲一升，即愈。（93）
3.2 由副詞或副詞詞組充當補語，共4例
（1）若發其汗，則其惡寒甚。（10）
（2）加溫針，則發熱甚。（10）
（3）若去血過多，崩傷內衄不止。（82）
（4）如四體壅，添甘草少許。（88）
我們把不能歸入動結式、動趨式以及動程式的補語結構放入其他格式來討論。《金》中的其他格式按補語成分不同，又可分為數量補語、介詞結構作補語和名詞補語3類，以下分別討論這幾類補語結構。
4.1 數量補語
數量補語17是由數量詞組充當的，它在先秦多是名量詞，例如：
（1）處狄十二年而行。（《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2）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戰國策》）
動量補語較少，例如：
（1）孔子游于匡，衛人圍之數幣，而弦歌不輟。（《莊子·秋水》）
《金》中的數量補語共有14例，主要是名量補語和動量補語。
4.1.1 名量補語，共7例，主要表示時間
（1）上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12）
（2）上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13）
（3）云母燒二日夜。（16）
（4）上四味，以酒一杯，漬之一宿，絞取汁。（18）
（5）久嗑數歲，其脈弱者，可治。（48）
（6）上十味，異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74）
（7）上二味，蒸一食頃，熟，杵之服，日再服。（94）
4.1.2 動量補語也共有7例，動量詞只有“遍、沸”兩個
（1）以韋囊盛之，取三指撮，并花水三升，煮三沸，溫服一升。（18）
（2）上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腳良。（19）
（3）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26）（4）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實、厚樸，取二升，去滓，內諸藥，煮數沸，分溫三服。（31）
（5）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揚之二百四十遍，煮藥取半升，溫服一升，余分再服。（66）
（6）掘地深三尺，取其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數沸，澄清汁，飲一升，即愈。（93）
（7）上二味，煮三沸，三上三下，服之，吐食出，即差。（103）
其中借用的動量詞“沸”已經在《金》中出現。
4.2 介詞結構作補語
介詞結構作補語往往是用介詞引進時間、地點、方向、工具和對象等等，它起源很早。例如：
（1）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尚書·無逸》）
（2）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孟子·梁惠王上》）
漢語的介詞多由動詞發展而來，我們熟悉的“於”（于）和“乎”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但多數介詞仍可用作動詞，如“到”、“在”等等，不過如果它們用在動詞后面并起到引進時間、處所、手段等語義成分的作用時，那么它們無疑是介詞。《金》中，“于”的用法基本和上古相同。
（1）問曰：病人有氣色現于面部，愿聞其說？（4）
（2）取鍛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盡一半，著鱉甲于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15）
（3）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16）
（4）夫六腑氣絕于外者，手足寒，上氣腳縮。（67）
（5）五臟氣絕于內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67）
“以”作為介詞構成介詞補語，在《金》中有1例用句。
（1）服后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以下，溫令微汗，痤。（9）
“在”作為介詞在上古已有運用。《金》中，“在”位于動詞之后構成補語，可能是新興用法。
（1）凝堅在上，嘔吐涎唾，久成肺癰，形體損分。（84）
（2）婦人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生后者，此為水與血并結在血室也，大黃甘遂湯主之。（85）
（1）“在”介詞結構引入方位，（2）是引入地點。
最有特色的是“著”的出現，《金》中的例句為：
（1）取鍛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盡一半，著鱉甲于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15）
（2）今人以桂屑著舌下。（90）
我們發現例（1）（2）中“著”并沒有附著在主要動詞后面起輔助作用，它在句中的動詞性仍然很強，還沒有被完全虛化。
4.3 名詞補語
本文所謂的名詞補語限于句中謂語表示方位、地點的名詞性成分。（在《金》中則為人體的器官部位）
4.3.1 動詞﹢名詞補語
（1）即是術附并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10）
（2）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11）
（3）少陰脈沉而滑，沉則為在里，滑則為實，沉滑相搏，血結胞門，其藏不瀉，經絡不通，名曰血分。（54）
（4）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57）
（5）先渴卻嘔者，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64）
（6）婦人中風，七八日續來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為熱入血室。（82）
（7）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治之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83）
（8）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七八日，熱除脈遲，身涼和，胸脅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83）
（9）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83）
（10）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為諸經水斷絕，至有歷年，血寒積結胞門，寒傷經絡。（84）
（11）薤搗汁，灌鼻中。（89）
（12）雄雞冠割取血，管吹內鼻中。（89）
（13）豬脂如雞子大，苦酒一升，煮沸，灌喉中。（89）
（14）一升，溫酒灌口中，灸心下一寸、臍上三寸、臍下四寸，各一百壯，差。（89）
4.3.2 述賓﹢名詞補語
（1）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8）
（2）騎牛臨面，搗薤汁灌耳中，吹皂莢末鼻中，立效。（89）
根據何樂士（1984）的研究，《史記》和《左傳》中的補語相比，發現產生了很多不由介詞引進的補語，其中突出的表現就是出現了很多不由介詞引進的表地點和時間的名詞補語。18《金》中這種無介詞補語數量多于介詞補語的狀況也正是《史記》當中現象的遺留和繼續。
本文將傳統上認為是動補結構的幾種格式在《金匱要略》中的出現情況進行了收集和歸類，并在一定范圍內進行了一些探討。下面是全文的結論。
1 動結式按下字能否帶賓語分為詞式動結式和詞組式動結結構，《金匱要略》中的動結式還處于詞組式動結結構階段。
2 “得”字短語在《金匱要略》還沒有完全虛化，正處在向“得”字補語結構轉化的構成當中。
3 述趨式在《金匱要略》中只有動趨式一型，形趨式還沒出現。但《金匱要略》已經有了“三合式”動趨式，即一般動詞后面趨向動詞連用的格式。
4 《金匱要略》中具有特色的動量詞是“沸”，它是被借用的動量詞。介詞結構補語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的應用，是上古以來的傳統用法的繼承。“著”還沒有被虛化，它的動詞性仍然很強。名詞補語在《金匱要略》中運用比較多，這與它作為醫書是密切相關的。
注釋：
⑴郭錫良先生在《先秦漢語構詞法的發展》一文中認為：“至于補充式（動補結構）的組合在先秦往往是詞組而不是詞，中古以后才有一些動補結構凝固成詞
⑵黃增壽《〈三國志〉的動補結構》“動結式”一節中認為“這些都是典型的次的特征，由此可以斷定動結結構離短語（詞組）遠而離詞近（一些動補結構如‘改良'、‘擴大'已成了真正的詞）。”
⑶吳福祥《漢語能性述補結構“V得／不C”的語法化》（《中國語文》2002，第1期）
⑷楊平《“動詞﹢得﹢賓語”結構的產生和發展》（《中國語文》1989，第2期）中說：“同時我們注意到漢末開始出現了個別‘得'用在非取義動詞后面的例子。《史記》《漢書》《修行本起經》中沒有。”
⑸參見黃增壽《〈三國志〉的動補結構》一文中的“動趨式”一節。
⑹參見柳士鎮《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二十五章“述補式”中“趨向補語”一節。
⑺所舉例句引自黃增壽《〈三國志〉的動補結構》中的“其他格式”的“數量補語”一節。
⑻太田辰夫著《中國語歷史文法》（中譯本）（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⑼杜純梓《對“殺”和“死”形式標志確立與應用的追蹤分析－兼評梅祖麟對動補結構的研究》（《古漢語研究》2003，第4期，第2頁）
⑽杜純梓《對“殺”和“死”形式標志確立與應用的追蹤分析－兼評梅祖麟對動補結構的研究》（《古漢語研究》2003，第4期，第6頁）
⑾杜純梓《對動補結構產生于六朝說之獻疑》（《語文研究》2003，第4期）
⑿黃增壽《〈三國志〉的動補結構》“動結式”一節中認為“這些都是典型的次的特征，由此可以斷定動結結構離短語（詞組）遠而離詞近（一些動補結構如‘改良'、‘擴大'已成了真正的詞）。”
⒀吳福祥《漢語能性述補結構“V得／不C”的語法化》（《中國語文》2002，第1期）
⒁楊平《“動詞﹢得﹢賓語”結構的產生和發展》（《中國語文》1989，第2期）中說：“同時我們注意到漢末開始出現了個別‘得'用在非取義動詞后面的例子。《史記》《漢書》《修行本起經》中沒有。”
⒂參見黃增壽《〈三國志〉的動補結構》一文中的“動趨式”一節。
⒃參見柳士鎮《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二十五章“述補式”中“趨向補語”一節。
⒄所舉例句引自黃增壽《〈三國志〉的動補結構》中的“其他格式”的“數量補語”一節。
⒅參見何樂士《從〈左傳〉和〈史記〉的比較看〈史記〉的動補式》（《東岳論叢》第4期。
參考文獻：
［1］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增訂三版下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胡裕樹﹒現代漢語（重訂本）[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3］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4］周遲明﹒漢語的使成性復合動詞[J]﹒文史哲，1958(04)
［5］余健萍﹒使成式的起源和發展[C]﹒語法論集(第2集)，北京：中華書局，1957
［6］楊建國﹒補語式發展試探[C]﹒語法論集(第3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7］潘允中﹒漢語動補結構的發展[J]﹒中國語文，1980(01)
［8］王力﹒漢語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2004
［9］祝敏徹﹒先秦兩漢時期的動詞補語[C]﹒語言學論叢
［10］祝敏徹﹒使成式的起源和發展[J]﹒貴州大學學報（社科版）1963(02)
［11］柳士鎮﹒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2］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13］志村良治著，江藍生，白維國譯﹒使成復合動詞的形成[A]﹒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C]﹒北京：中華書局，1995
［14］梅祖麟﹒從漢代的“動、殺”、“動、死”來看動補結構的發展——兼論中古時期起詞的施受關系中立化［C］﹒語言學論叢第十六輯，商務印書館，1991
［15］李平﹒《世說新語》和《百喻經》中的動補結構［C］﹒語言學論叢第十四輯，1984
［16］宋紹年﹒漢語結果補語式的起源再探討［J］﹒古漢語研究，1994（02）
［17］黃增壽﹒《三國志》的動補結構（未刊），安徽師范大學研究生院
［18］岳俊發﹒“得”字句的產生和演變［C］﹒語言學論叢，1984（02）
［19］趙長才﹒結構助詞“得”的來源與“得”述補結構的形成［J］﹒中國語文，200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