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居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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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居士傳范文第1篇

原文：

《錢純中挽詩》朝代:明    作者:程嘉燧

誰憐地下老明經，宿草墳頭又化螢。

朽骨尚應思駕馭，朱顏終自惜娉婷。

六一居士傳范文第2篇

六一居士的六一：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吾一翁。

《六一居士傳》這篇文章在傳記文中是別具一格的。它沒有具體敘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來說到自己的樂趣，又說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對現實生活的厭倦。

（來源：文章屋網 ）

六一居士傳范文第3篇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還有“號”。“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又稱“別號”。封建社會的中上層人物，特別是文人，往往以住址和志趣等為自己取號。包括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蓮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蘇軾的東坡居士，清代鄭燮的板橋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的別號的使用率甚至超過本名。別號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像姓名要受家族、行輩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發或標榜使用者的某種情操，別號中常見的“居士”“山人”之類就是為了表示使用者鄙視利祿的志趣。宋代歐陽修晚年號“六一居士”，就是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個“一”取名。南宋愛國詩人陸游憂世憤俗，被權貴們譏為不守禮法，他就自號“放翁”，表示對他們的蔑視。南宋畫家鄭思肖在宋亡之后自號“所南”，表示心向南方。明末畫家朱耷為明朝寧王朱權后裔，在明亡后落發為僧，因賞識人覺經，取號“山人”， “”連寫，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來抒發自己懷念故國的悲憤之情。當然，更多的官僚縉紳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種動聽的別號只不過是附庸風雅、沽名釣譽的幌子。

另外還有“綽號”，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認的別號，是對人的刻畫和形容。春秋時百里奚淪落楚國，被秦穆公用五張（黑公羊）皮贖回，人稱“五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綽號。唐代奸相李義府外柔內奸，被人稱為“笑中刀”。宋代王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干別的事，當時號為“三旨宰相”。這兩個綽號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臉。《水滸傳》里梁山泊108名好漢都有綽號，大都準確描述了人物的性格、特長或生理特點。這些綽號作為姓名的代稱，更是人們所熟知的，如“黑旋風”李逵，“智多星”吳用，“美髯公”朱仝，“母夜叉”孫二娘，“鼓上蚤”時遷，等等。

常用來代替姓名的幾種情況

除了上述的字、號外，歷史上常用來代替個人姓名的還有幾種情況：

一、地望（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職所在地等）。如東漢孔融稱為孔北海，唐代韓愈稱為韓昌黎，柳宗元稱為柳河東，孟浩然稱為孟襄陽，宋代王安石稱為王臨安等。以地名稱人在封建時代是表尊敬，稱“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副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上聯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鴻章（合肥人），下聯指任戶部尚書（司農）的翁同（常熟人），這里卻利用“地望”的雙關語義諷刺封建大官僚的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職銜、封號等）。如投筆從戎的班超被稱為班定遠（曾封定遠侯）；蔡邕被稱為蔡中郎（曾任左中郎將）。

三、弟子或后人所敬的尊稱。如宋周敦頤稱濂溪先生，王夫之稱船山先生等。

四、謚號，即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跡評定褒貶給予的稱號。一般帝王的謚號由禮官議定，臣下的謚號，由朝廷賜予。東漢時，又有私謚。用作隘號的字大致可分為3類：一是帶褒義的，如“文、武、仁、昭、景、惠、穆”等；二是帶貶義的，如“繆、靈、厲、幽、煬”等；三是表同情的，如“哀、殤、懷、愍、悼”等。如秦穆公、周昭王、漢哀帝，宋代包拯稱包孝肅，岳飛稱岳武穆，秦檜稱秦繆丑（原由宋高宗謚“忠獻”，后宋寧宗時改），明徐光啟稱徐文定，清紀昀稱紀文達等。私謚的如宋黃庭堅的門人謚其為文節先生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詞指稱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漢代學者戴德、戴圣叔侄，他們編纂的《禮記》也分別稱為《大戴禮》《小戴禮》。晉代文學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別被稱為大阮和小阮。南朝謝靈運和堂弟謝惠連都是詩人，被稱為大、小謝；大、小謝也指謝靈運和謝。唐代詩人中老杜或大杜專指杜甫，小杜則指杜牧。宋代稱老蘇、大蘇、小蘇則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

六、以幾個姓并稱特定的幾個人，如“班馬”指史學家班固和司馬遷；“李杜”指唐代詩人李白、杜甫（或指詩人李商隱、杜牧）；“元白”指唐代詩人元稹、白居易；“二程”指宋學家程顥、程頤兄弟。

七、以行第連同姓稱人。韓愈稱韓十八，柳宗元稱柳八，元稹稱元九，秦觀稱秦七，歐陽修稱歐九，黃庭堅稱黃九等。

六一居士傳范文第4篇

禪，梵語稱禪那，本義為沉思或冥想。它自梁武帝時期從南印度傳入中國，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傳說創始人是6世紀來華的南印度僧人菩提達摩，一般認為實際創始人是六代祖慧能。它主張用禪定概括佛教全部修習，故名禪宗。又因為它自稱是傳佛心所印可的內容，以覺悟眾生本有的佛性為目的，所以又稱佛心宗。禪宗傳入時，中國已是一個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它固有的意識，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比禪宗有明顯的優越性，這就決定了禪宗思想對中國人的意識不是征服而是融會，因此，禪宗成了儒、釋、道結合的產物。它不像以往佛教宗派，尊崇佛祖、信奉佛經，而是從“自性是佛，不勞外求”開始，直至發展到“呵佛罵祖”，更不看經，聲稱“求佛求法，看經看教，皆是造業”、“有求皆苦，不如無事”，“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禪宗在衣、食、住、行一切日常生活中有自己獨特的生活規范，它崇尚老莊“清凈無為”，提倡“運水搬柴，無非妙道”；“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事”。它突破傳統佛教籬笆，深入滲透到日常生活中，要求信仰與生活完全統一，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種超脫的心靈境界就是成佛。

北宋正是禪宗熾盛時期，它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已廣泛滲入到社會各界，它的影響已及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生活的各個領域。作為社會文化的主體，文人士大夫更是對禪宗趨之若鶩：歐陽修原來是反佛老的，但后來受禪悅之風影響，與廬山東林寺祖印禪師交談之后便心悅誠服，“致士居潁上，日與沙門游，因號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佛祖統計》卷四十五）；坡曾自豪地說：“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據考證，與蘇軾有過交往的禪僧不下百人；黃庭堅早年在家鄉洪州分寧時，曾拜黃龍派嫡傳弟子晦堂祖新禪師為師等等。民族矛盾的深重和官僚制度的腐敗，給士大夫造成不堪重負的心理壓力，富貴無常、人生短暫，更使他們迫切需要得到心靈的慰藉。禪宗教義中視人生如夢幻、生死無別，宣揚隨緣任運即是解脫，強調一切現實問題的解決無非是自我心理的調節，這正與士大夫的需求一拍即合。在北宋，禪宗簡直成為士大夫階層的人生哲學和生活方式了。

正是由于作為社會文化主體的文人士大夫紛紛介入禪宗，北宋的文藝觀受到禪宗的影響是理所當然的，書論亦不例外。禪宗主張道由心悟，反對過多的言辭申說，以極為精練簡短的言詞，高度密集地傳遞某種思想意識，并特別強調詞語使用和理解的靈活性，強調人在理解事物本質時的主觀能動性。 北宋書論的小品化性格，正是此種思想在文藝理論上的落實，以禪論書正是這一時代的特色。歐陽修在其《試筆》中云：“蘇子美嘗言：‘明窗凈幾，筆墨紙硯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余。”“學書為樂”這種思想代表了當時多數文人士大夫的藝術趣味和審美理想，是超脫了世俗的功名利祿，追求自然適意、百無滯礙生活方式的士大夫人生哲學的具體表現。歐陽修對書法的認識，誠如他的作書態度，追求的是一種優游自在的情趣，推崇輕松自如的揮寫，把自娛的目的和創作過程中解衣般礴的心境結合起來。反映在書論的表述形式上，則自然采取了以抒發直覺體驗為主要特征的小品，與在禪悅之風影響下的士大夫自然、淡泊的人生哲學和生活情趣相一致。蘇軾被貶海南時，曇秀來看他，見蘇軾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蘇軾答：“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于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長短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在玩世不恭、嬉戲調侃的語義表層下深藏著的無疑是禪宗的“呵佛罵祖”那種蔑視權威和不為法所縛的膽魄，激勵了蘇軾敢于批評前代大家。“我書意造本無法，信手點畫煩推求”，這里既有反法的思想，又有銳意創新的精神。禪宗強調本心，認為一切從自我的本性出發，即所謂“我心即佛”、“直接人心，見性成佛”。人心成為主宰，法便產生于此，所謂“一切法皆從心生”，“三界別無法，唯是一心作，當知心是萬法之根本也”，蘇軾從中參悟到了法的實質。在他看來，法不過是一種束縛，禪的實質乃解脫一切束縛，而真正的法是來自“我心”。一旦法與自我本性連結起來，不但使法變得靈活隨意，而且使主體精神得以張揚。相比于歐陽修、蘇軾，禪宗對于黃庭堅的影響則是刻骨銘心的，“幼安弟喜作草，求法于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于心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未嘗一事橫于胸中”是禪宗“本無”的一種內在體現，禪的出發點是對世界的根本認識，即把世間萬事萬物的發生發展與滅亡都視作一種“緣”一種超現實、超意志的存在，遠在你認識它之前就存在了，并將繼續沿著既定的方向運行，它不可捉摸而又無法抗拒，也并無所謂生命的意義，因此大可不必將此無意義的存在橫于胸中。所以，筆墨好壞、書之工拙、人之品藻譏彈自更不會橫于胸中。北宋書家無不沐浴在這種時代思潮之中，他們總是在有意無意之中，引用禪宗習語、典故來議論書法，所以，北宋的書論往往帶有禪家的“機鋒”以啟發人頓悟，深深地打上了禪宗的烙印。

六一居士傳范文第5篇

摘 要：對于傳為唐代張旭所作的《桃花溪》一詩，今人莫礪鋒先生曾撰文考證其實為宋人蔡襄之詩。然而筆者認為此詩的作者歸屬尚可再討論，因此想通過文本細讀、文本對讀的方法再做一番鑒定。雖然最終沒能就此詩的作者歸屬得出定論，但希望筆者的嘗試能為研究文學史中的類似問題提供一種有益的借鑒。

關鍵詞 ：《桃花溪》 文本細讀 作者問題

桃花溪

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

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1]

（案：本文所引《全唐詩》皆依據中華書局1980年版，以下所引僅注明卷數）

此一首詩較早見于南宋洪邁所編的《萬首唐人絕句》（七言絕句卷七二），題作《桃花磯》，內容全同。而據今人莫礪鋒先生所考，此詩亦見于南宋王十朋所編《蔡端明文集》中（見莫氏《<唐詩三百首>中有宋詩嗎》一文）[2]。《萬首唐人絕句》編定于紹熙元年（公元1190），《蔡端明文集》則成于乾道五年（1169）。故而莫氏認為此詩當是蔡襄詩（莫氏對此從多方面作了論證，詳見上及莫文）。筆者在初讀莫文時，也覺得此詩幾乎可以肯定是屬于蔡襄了。然而再三勘讀莫文，還是覺得莫先生對于此詩之屬于蔡襄并未能給出足夠的證據（至于《春游值雨》一首之為蔡襄所作，則莫先生所給出的證據可謂鑿鑿矣）。然而要找出確鑿的證據已幾乎不可能，故而筆者想通過文本細讀、文本對讀的方法做一番鑒定。

在解讀之前，筆者想再談些題外話。唐人絕句為唐詩中藝術風姿之特出者，而七絕尤其如此，唐代七絕堪稱佳制者可謂琳瑯滿目，而唐代七絕的大家、名家如王昌齡、李白、李頎、王之渙等人又是眾所公認，然則筆者何以選擇一首既不是大家所作也不甚有名的作品來做細讀呢？一則是對于名作有種畏懼心理而逃避解讀名作（這首詩雖被選入《唐詩三百首》，對于清代的人也可以說是膾炙人口了，但對于清代以前以及現代人而言，恐怕它是遠算不上眾口流傳的），另則是個人對于這首詩有著特別的喜愛。筆者在吟誦它時油然而生一種輕快的情感，不自覺地懷有一種逸趣。且來細細品讀它：

這首詩寫的是春天的風物——雖然詩中并沒有明確地道出，雖然連“桃花”也未必是實寫，然而我們還是覺得這首詩必是在春天寫出的，也必是在風物清明的春天才能寫出的。我們總相信那是在一個桃花爛漫的時節，一切的景物都是那么的溫柔，那么的可愛。大概還是在清晨吧，那清溪還籠罩著一層輕霧，遠望那清溪上的長橋，在晨霧中似隱還現，其勢真如欲飛了。近處的岸邊正有一叢桃花，卻真是讓人驚喜了。桃花已盛開，片片開且落，落在溪岸上，落在流水中，溪流緩緩，桃花款款。那岸邊的詩人癡看著，真想也化作那片片中的一個了。不知何時，一陣棹聲打破了一直的寧靜，也使他驚醒，這不免讓他有些悵然。畢竟之于人世的喧囂，這樣清靜的早晨使他多么愜意。他久已想逃避那人世的喧囂，想過他怡然歸隱的生活。古人所向往的桃花源地，他何嘗不深深地憧憬呢？然而他知道，那卻是一處永遠也找尋不到的所在，即便他此時就在傳說中桃花源所在的武陵，就站在那通向傳說中桃花源的溪水旁。桃花，流水，漁人，呵，多么奇妙的巧合！想到這里，他不禁會心一笑：或許眼前的這位漁人就曾到過那里呢？于是他笑問漁人：那傳說中的桃花源洞口在附近么？漁人搖頭，笑而不答……

前人注解此詩，多以為其中暗用了陶淵明《桃花源記》的典故，如劉永濟的《唐人絕句精華》謂：“此詩暗用陶潛《桃花源記》，因磯上桃花聯想之者”[3]。高步瀛的《唐宋詩舉要》則一一注出“桃花源”“桃花洞”“桃花溪”的地方所在，如引《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十八）“江南西道朗州武陵縣：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尋水號曰桃花源，故陶潛有《桃花源記》”。引《輿地紀勝》“荊湖北路常德府桃花洞：在桃源縣放生潭大江南岸，即晉黃道真所見桃花之處。”引《清一統志》“湖南常德府：桃花溪在桃花縣西南二十五里，源出桃源山，北流入沅”[4]。較早如康熙《御選唐詩》此詩題下注云：“《一統志》：桃花山在常德府桃源縣南二十里，其西南有桃源洞，一名秦人洞，洞北有桃花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十八）由此可以推測，他們應該是把這首詩的背景設定在傳說中桃花源所在的地方的，而為后世文人所熟知的桃花源故事，又來自陶淵明的那篇《桃花源記》。筆者也傾向于這一觀點，不然這首詩所謂“石磯西畔問漁船”“洞在清溪何處邊”云云就太沒有著落了。而且，從文本闡釋的角度來看，使用了《桃花源記》或者桃花源的典故，使得此詩的內涵擴充不少。尤其是這個典故中所蘊含著的一個世外園地歷來為文人們所深深向往，而這樣一種向往，自陶淵明而后，已然成為文人們內心的一種精神傳統。其實，不論古人還是今人，不論士大夫階層還是普通百姓，一個如桃花源般的美好所在，是人們共同的向往。所以在古人的小說里，在古人的詩歌里，也包括在今人的文藝創作里，才會有桃花源的影子與痕跡。只以唐詩為例，如王維的《桃源行》、曹唐的《題武陵洞四首》、李群玉的《桃源洞》等，已是明白地歌詠桃花源。至于李白的《山中問答》、孟浩然的《夜渡湘水》等，恐怕也是暗自相關的。李白《山中問答》詩云：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全唐詩》卷一百七八）

孟浩然的《夜渡湘水》詩（《全唐詩》題下注“一作崔國輔詩”）云：

客行貪利渉，夜里渡湘川。露氣聞香杜，歌聲識采蓮

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煙。行旅時相問，潯陽何處邊

（《全唐詩》卷一百六十）

之所以引孟浩然的這首詩，主要是因為它的“潯陽何處邊”一句正與“洞在清溪何處邊”有同工之妙，二者同是問句，且詢問的方式、用語也相同（即“何處邊”）。尤其二者都是意味深長地發問，一則問桃源，這是一個虛幻的所在，詩人卻深向往之且愿意相信其有的，一則問潯陽，這是陶淵明的隱居所在，斯人已逝，可他已經成為后世文人心目中隱逸與陶然的典范。（筆者案：《全唐詩》所載孟浩然此詩異文頗多，其中重要的一處即“潯陽”一作“涔陽”，閻若璩《潛邱札記》卷六《與趙秋谷書》已詳辨之。然而本文此處僅以之與《桃花溪》作對讀，故對異文并不置論。）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提到的詩中，除了《夜渡湘水》，全都用了“桃花流水”或“桃花水”的字眼，如“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王維《桃源行》，《全唐詩》卷一百二五），“寄語桃花與流水，莫辭相送到人間”（曹唐《題武陵洞四首》其一，四庫本《文苑英華》卷一百六一），“紫云白鶴去不返，唯有桃花（案《全唐詩》“一作源”）溪水流”（李群玉《桃源洞》，《文苑英華》卷一百六一）。這在那些專詠桃花源的詩里固然不是巧合，而在不是詠桃花源的詩里又何嘗不可視作一種象征？由此我們當不難想到另一首膾炙人口的唐人詞了，那便是張志和的《漁歌子》（一作《漁父詞》《漁父歌》）之一：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全唐詩》卷三百八）

《桃花溪》與此詩體制雖然有別，但是兩詩聲情意趣實極相近。所不同者，此首《漁歌子》給人的感覺更顯輕快與率意。而所以不同的原因，大概是《桃花溪》一首景語太少，僅有一句“隱隱飛橋隔野煙”，而“桃花盡日隨流水”雖也算寫景，但它與其他兩句一樣，都被第二句的一個“問”所統領，從而失卻了景的意味，總體而言，它的詩意還是有些不足。此首《漁歌子》則不然，它句句都是景語，西塞山前有白鷺飛，桃花流水有鱖魚肥，青山的背景使得畫面穩重而又不失高遠，飄飛的白鷺，桃花點綴的流水，以及水中自在游躍的鱖魚，又為畫面增添了幾許靈動。還有畫面中那戴著青箬笠、披著綠蓑衣的人，不知是兩三相伴抑或獨自一人，不知是詩人自己還是詩人眼中的漁人，在那斜風細雨中，安然地，不知是在垂釣抑或在搖著棹……總之，不論是畫面的靜止與靈動的統一，還是畫面的變化多姿與詩的意境所給人的親切感覺，這首《漁歌子》都要勝《桃花溪》一籌。雖則本文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對《桃花溪》做細讀，筆者個人對于它也懷著喜愛，然而它的藝術并未躋于第一流的水平，這一點也是毋庸諱言的。

接下來我們就對《桃花溪》一詩的作者試做探討。如前引莫礪鋒的論文所論，此詩亦見于北宋蔡襄的文集。除蔡襄外，我們則未能查檢到此詩還見于別的哪一詩人。故而，筆者僅就此詩是歸屬張旭還是蔡襄作討論。今存草圣張旭詩，《全唐詩》收六首，皆絕句，詩題如下：

《清溪泛舟》《桃花溪》《山行留客》《春游值雨》《春草》《柳》

以上六首除《清溪泛舟》為五言外，其他皆七言。今人陳尚君所編《全唐詩續拾》卷十一補入張旭詩四首，皆五言絕句（案：此四首恐亦非張旭詩，筆者將另撰文討論）。據莫文所言，上述六首中的《桃花溪》《山行留客》《春游值雨》皆見于宋本《莆陽居士蔡公文集》（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卷七，詩題分別作《度南澗》《入天竺山留客》《十二日晚》，正文的相異僅有第二首第三句中的末一字（今按文淵閣四庫本《端明集》卷七亦同）。對于《桃花溪》也即《度南澗》之屬于蔡襄作品，莫先生給出了三條證據：一是宋本蔡襄集乃據善本編定，一是《度南澗》是蔡集中按時間次序所編定諸詩中的一首，一是蔡集中尚有二三首詩風與此相近者。我們認為，即便是善本也難免會有疏誤，況且此宋本的版本問題尚不清楚。至于詩風相近的問題，筆者前面所舉的曹唐的《題武陵洞四首》與李群玉的《桃源洞》一首（五詩附于后），皆七言絕句，亦未嘗不與《桃花溪》的詩風相近。而且莫先生在其論文別指出：“不同時代的詩歌作品在總體上是有不同的風格特征的，但這決不意味著每個時代的詩歌都如出一手，更不意味著不同時代的詩歌之間就沒有風格上的相近甚至相同之處。”[5]并且莫先生也承認對于單憑風格辨析而斷定詩歌作品所屬時代持懷疑態度，這其實等于已表明了第三條證據的不足為信。那么我們再來將《度南澗》與其前后詩做一對讀，看是否能證明此詩正是其中的一首。先來看此詩在諸詩中的位置，莫先生據國圖所藏宋本《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列出之目如下[6]：

1.《答葛公綽》（序：丙午年正月，邀葛公綽宿杭州山堂，公綽遺詩有“為是山堂僅草堂”之句，因以答之），2.《公綽示及生日以九龍泉為壽依韻奉答》，3.《和答孫推官久病新起見過錢塘之什二首》，4.《和夜登有美堂》，5.《和偶登安濟亭》，6.《和江上觀潮》，7.《和答孫推官》，8.《和古寺堰松》，9.《和新燕》，10.《開州園縱民游樂二首》，11.《遣興》，12.《夜雨病中》，13.《寒食西湖》，14.《上已日州園東樓》，15.《四日清明西湖》，16.《度南澗》，17.《入天竺山留客》，18.《十日西湖晚歸》，19.《十二日晚》，20.《十三日吉祥探花》，21.《十三日出趙園看花》，22.《十五日游龍華凈明兩院值雨》，23.《十六日會飲駱園》，24.《十八日陪提刑郎中吉祥院看牡丹》，25.《又往鄭園》，26.《十九日奉慈親再往吉祥院看花》，27.《二十二日山堂小飲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什》，28.《寄錢塘春游詩呈南陽郭待制》。（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端明集》卷七次序與此同）

可以看出以上諸詩皆作于杭州，而考《宋史》蔡襄本傳，襄晚歲曾知杭州。其中《十二日晚》一首，即《全唐詩》作張旭《春游值雨》者，此無論就詩題還是內容皆與其前后詩有銜接關系，且據明人張丑《真跡日錄》卷二“蔡忠惠公十帖”條錄蔡襄《丙午三月十二日晚》，內容即此詩，故此詩屬于蔡襄當無可疑[7]。而《入天竺山留客》之天竺山，也自是杭州的天竺山了，按《咸淳臨安志》卷二十三“理公巖”條云：

在天竺山靈鷲院之右。陸羽記云：昔慧理宴息于下，后有僧于巖上周回鐫小羅漢佛菩薩像，慈云法師所謂訪慧理之禪巖，吊客兒之山館是也。近主僧行果始作閣道屬之巖中，以祠理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又“合澗橋”條云：

靈山之陰，北澗之陽，即靈隱寺。靈山之南，南澗之陽，即天竺寺。二澗流水號錢源泉，繞寺峰南北而下，至峰前合為一澗，有橋號為合澗。（同上）

上引“天竺山”即杭州之天竺山。唯所謂“南澗”不知即《度南澗》之南澗否？莫先生引陳慶元等人《蔡襄全集》注謂，“南澗”、吉祥院皆為西湖的著名景點，南澗上有橋八座，吉祥院則是當時的賞花勝地[8]。如果此二詩亦屬于蔡襄，則我們以上所引兩條材料倒是成了一個小小的佐證。然而如我們前面所言及者，《桃花溪》一首如非在武陵地方所作，則顯得居于全詩主體的發問沒有著落。而且唐詩中用“南澗”語者數不勝數，此一檢《全唐詩》可知，故而不能確定“游南澗”這一詩題必然與此詩相關，也不能確定“南澗”一定是杭州的南澗。況且在讀者這一面，將此詩的寫作地設定在桃花源所在的武陵，更覺切合。

最后，從詩的風格方面試做一判斷。如前所及，現存張旭詩較可靠者唯有《清溪泛舟》《春草》及《柳》三首，因尚未見有人對它們作懷疑，且后二首皆有傳世署名張旭的法帖為證。今錄三詩如下：

清溪泛舟

旅人倚征棹，薄暮起勞歌。

笑攬清溪月，清輝不厭多。

春草

春草青青萬里馀，邊城落日見離居。

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云間一紙（一作雁）書。

柳

濯濯煙條拂地垂，城邊樓畔結春思。

請君試看風流意，未減靈和殿里時。

（以上《全唐詩》卷一百一七）

以上三首詩皆略不作意，然而或風流自見，或情思綿綿。聞一多先生曾指出張旭的《桃花溪》與《山行留客》是婉約風格，代表齊梁格調，且認為后一首近巧，疑是后人所作而誤入張集[9]。所謂婉約，所謂齊梁格調，也正可形容以上三詩。并且他以近巧而懷疑《山行留客》非張旭詩，也實在頗具眼光。但由于張旭詩存留實在太少，且其詩數量亦不可考，故而我們不能確定可否以此概括張旭詩的風格面貌。據《新唐書》卷一四九包佶傳所載，旭與賀知章、包融、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因此筆者們推測他們的詩風或許有相近之處，但其他三人存詩也都寥寥無多。又據杜甫《飲中八仙歌》，張旭與賀知章同在“飲中八仙”之列，且二人皆好草書，皆有性格縱誕的一面，故而試以賀知章的詩風再一窺張旭之詩風。檢《全唐詩》卷一百二十所載賀詩，其中與張旭詩風接近者如：

曉發

江皋聞曙鐘，輕栧理還。

海潮夜約約，川露晨溶溶。

始見沙上鳥，猶埋云外峰。

故鄉杳無際，明發懷朋從。

《唐文粹》《唐詩紀事》載此詩并作絕句云：故鄉杳無際，江皋聞曙鐘。始見沙上鳥，猶埋云外峰。

題袁氏別業一作偶游主人園

主人不相識，偶坐為林泉。

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

詠柳一作柳枝詞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

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采蓮曲

稽山罷一作云霧郁嵯峨，鏡水無風也自波。

莫言春度芳菲盡，別有中流采芰荷。

（以上《全唐詩》卷一百十二）

就略不作意、風流調達而言，以上諸詩確與張旭詩頗有神韻相通處。《唐詩大辭典》謂張旭詩“幽深曠遠，別有神韻”[10]。“神韻”一語，正為的評，或許這也正是王士禎的《唐賢三昧集》選張旭那四首詩（桃花溪、山行留客、一日書按即春草、柳）的原因吧。

筆者自知，以上所論，繁言贅述，也還是沒能就《桃花溪》一詩的作者問題下一定論，而且以細讀方式判定作者的嘗試也遠不理想。然而，文本自身所蘊含的真實的信息往往超出于我們的想象，對于文本時代以及作者問題的研究，如果在扎實的考證基礎上再輔以文本的審慎細讀，當是能夠收到比較好的效果。敢以此淺見質諸明哲，并愿有更多從事此工作之同仁。

筆者案：所以產生對《桃花溪》作者問題之興趣，完全是由于讀到莫礪鋒先生的文章之故。并且，拙文之撰成實受莫文啟發良多，例如查檢文獻中記載張旭、蔡襄之法帖資料等思路，即直接獲益于其文。其他間接之獲益亦所在多有，這是應當提出的。

注釋：

[1]《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179頁。

[2][5][6][7][8]莫礪鋒：《<唐詩三百首>中有宋詩嗎》，文學遺產，2001年，第5期，第44-45頁，第47頁，第50頁。

[3]劉永濟：《唐人絕句精華》，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頁。

[4]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08頁。

[9]鄭臨川：《聞一多先生說唐詩》，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第4期，第1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