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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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歌手范文第1篇

那么，他是如何創作出感人至深的歌曲《揮揮手》？他是怎樣走上央視的舞臺？這其間，他又經歷了哪些艱辛與磨難？

15元漂泊京城，農民工心中有夢不言棄

今年32歲的李路正，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隆化縣一個偏僻的小村。李路正的父母都是憨厚老實的普通村民。他上頭還有兩個姐姐和兩個哥哥，一家人在這個不足30戶人家的小村里，長年過著清貧拮據的生活。

因為生活貧困，李路正的兩個姐姐很早就嫁人了，而兩個哥哥為了能娶到媳婦也外出打工了。為了讓李路正上學，家里窮得叮當響。年少的李路正深刻地感受到了家里的貧困，讀到初一的時候，看著父母為他每個星期兩塊錢的生活費而日夜發愁，他決定放棄學業，外出打工掙錢。

1990年9月的一天，在放學的路上，李路正聽到一個伙伴說想出去打工。一聽到這話，李路正就激動起來，興奮地跟伙伴說：“我也正想出去呢！要不我們一起去北京吧！”于是，年僅16歲的李路正和伙伴一起商量去北京打工。

當天夜里，李路正輾轉難眠，一想到去北京他就興奮不已，但從哪里籌路費呢？突然，李路正想起家里有一個大木箱子，聽姐姐說過箱子里面是母親的嫁妝。“里面會不會有錢呢？或是有什么值錢的東西？”于是，李路正趁父母都睡熟時偷偷打開箱子，找了半天，終于發現里面有個小紅包，放著幾十塊錢。李路正偷偷從包里拿出了15塊錢，然后輕輕地把箱子關上，手里拿著那15塊錢，感覺沉甸甸的。

第二天，李路正便和伙伴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到了北京，看到城市里車水馬龍，他倆不知道該何去何從。白天，他們去建筑工地，希望能找到活干，晚上他們只能睡在火車站里，餓了就買饅頭燒餅充饑。過了些日子，一個包工頭收留了他們倆。從此，李路正在工地上就過著起早貪黑的生活，每天推水泥車、砌磚頭。一天下來，身體就吃不消了，卻只能吃到兩個饅頭一碗菜湯。過重的體力勞動和嚴重的營養不足，讓李路正的身體嚴重透支，在工地呆了十幾天后，工頭看他們實在干不了重活，就給他們買了車票把他倆送回了家。

回到家后，李路正被父母大罵了一頓。可是，李路正心里卻還是蠢蠢欲動，沒過幾天，他聽說鄰村有人要去北京打工，一路有十多個人。李路正求父母讓他去打工，最終父母同意了。有了“組織”，李路正這一趟打工很順利。他們一到了北京就找到了工地，最開始，李路正給工地里的師傅當小工，每頓仍然是兩個饅頭一碗菜湯，住的地方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日子非常艱苦。

對于在外面打工的日子，李路正心里有著太多說不出的苦。每天超負荷的勞動，飲食卻非常不好，一天不足10元錢的收入。每當看見北京街上來來往往的路人，李路正就想：“不能讓父母再受累了，再苦也要堅持下去……”而看見城里人穿著锃亮的皮鞋時，李路正和一起來打工的伙伴就極其羨慕，當時，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買上一雙30元錢的皮鞋……

在那些艱苦的日子里，李路正很喜歡唱歌。工作之余，吼上幾句最舒心了。李路正從小就喜歡唱歌。在枯燥無味的日子里，工友也特別喜歡聽他唱歌，總會叫李路正來一段。

在漂泊的日子里，唱歌成了李路正惟一的慰藉。而他不僅流行歌曲唱得非常好，而且他還試著寫歌。盡管他的歌是那么的稚嫩，但卻不乏生活的原汁原味……

用心唱歌，感動了千萬人

剛開始，李路正只是自己哼哼歌。后來在工作之余，他將歌唱給工友聽。工友聽著那些歌，深有感觸，覺得這就是說自己的故事。

一次，李路正寫了一首《離別》的歌，一位工友聽了后，心酸得流下了眼淚，他對李路正說：“小兄弟，你就是我們的嘴巴，把我們沒辦法說出的酸甜苦辣都一把說了出來啊！好好唱，說不定還能成大歌星呢？”

就這樣，李路正的名聲很快就在北京的建筑工地里傳開了。每天晚上，勞累了一天的工友們都要聽他唱一首歌，才去睡覺。歌聲給了那些工友心靈上的安慰，當他們討薪無望時，當他們勞累致病時，當他們思念家人時，當他們找不到話語表達自己心酸滋味時……他們都會叫李路正唱上幾句，因為他是在用心為大家唱。

從那以后，李路正把工友們的心酸經歷寫成了歌，不知不覺已經寫了十幾首。李路正沒有經過專業訓練，沒辦法把歌譜成完整的曲子，但他還是用心地不斷修改著那些歌。當大家休息的時候，當遇上過節的時候，李路正便教工友們一起唱他寫的歌，以此打發無聊和單調的日子。

看著自己的歌受到工友們的歡迎，李路正心里也非常高興。想著大家每天都要面對沉重的勞動，每天都面對著饅頭和菜湯，每天都面對著對家人無限的思念，李路正心里就感慨萬千：“讓大家能在歌聲中找到安慰，找到繼續努力工作的勇氣，那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2001年過年，李路正回到了家，用多年在外打工攢下的積蓄，娶回一個鄰村女孩做妻子。一年后，他們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兒子。出于生活的無奈，在兒子5個月的時候，李路正又去了北京，讓妻子在家照顧年邁的父母。

這一去就是五年，每年李路正只能回家一次，孩子一天天長大了，可是李路正卻從來沒能關心過，整個家都是靠妻子操勞，這讓李路正心里甚是難受。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李路正躺在床上，回想著與兒子相處僅有的幾個畫面，心酸極了，有時候甚至連兒子長什么樣都不記得了。多少個夜里，他想起父母，想起妻兒，眼淚就不自覺地掉了下來。

2006年春節過后，李路正又不得不離開家去北京打工。與親人離別，李路正是那么的依依不舍，他害怕下次回來的時候連兒子都不認識自己了，心里有說不出的滋味。

回到工地后，因為思家的感觸，李路正心里很快有了《揮揮手》的雛形。慢慢地，他自然地輕輕哼唱出來。經過半年時間的不斷修改和完善，《揮揮手》這首歌已經基本成型了。可是，由于李路正沒有學過任何音樂知識，所以他沒辦法把曲子給寫下來。

國慶節的前一天，李路正做完工后，就跑到工地旁邊的公園里唱歌。當他唱到這首《揮揮手》時，一名男子停下了腳步，站在旁邊一直聽完了這首歌。李路正唱完以后，這名男子走上前來詢問歌的作者是誰。

李路正告訴那名男子這首歌是他自己創作的，那名男子驚呆了：“這么感人的歌竟然出自一個完全沒學過音樂的人，簡直太令人驚訝了！”于是，那名男子告訴了李路正自己的身份，并且答應幫助李路正把歌譜成曲。原來，這名男子姓李，是河南一所學校的音樂老師，來北京出差。得知對方是音樂老師時，李路正興奮極了，他激動地說：“真的太感謝你了！我一直都愁著沒辦法把歌譜成完整的曲子，這下可好了……”

于是，在公園的長凳上，李路正唱一句，李先生就記錄一句：“你還沉浸在節日的喜悅中/我已背上行裝匆匆去打工/告別了家鄉告別了她/心中還是放不下/揮揮手回去吧/其實咱心中也牽掛/揮揮手回去吧/你要孝敬爹和媽……”李路正唱得很投入，這位音樂老師被深深打動了。

由于李路正非常喜歡唱歌，工地附近北京朝陽區管莊瑞祥里社區居委會邀請他去唱歌。在社區的國慶晚會上，李路正傾情演唱了這首《揮揮手》，感動了現場所有的人。

農民工央視放歌，一曲《揮揮手》感動千萬人

因為那次晚會的表演，李路正的名聲更大了。一天，《法制晚報》一名記者找到李路正，說是聽說有這么一位農民工歌手，特意前來采訪。這可把李路正驚呆了，想著自己居然也可以上報紙：“我是不是在做夢啊？他該不會是騙人的吧？”

第二天，報上就刊登了李路正的經歷。拿著散發著油墨香的報紙，他興奮極了，馬上打電話給家里，大聲說道：“爹、娘，我上報了……”聽見李路正上報紙了，家里人非常興奮。

2006年11月23日，李路正接到了一個特殊的電話，電話那頭說因為在報紙上看到了他的經歷，所以想讓他上中央電視臺2007年的春節聯歡晚會。聽到電話里這么一說，李路正心想：“莫非是騙子？國家級的電視臺怎么會找到我這種人啊？”可是，對方又說可以去查電話，證明他們是中央電視臺的。

第二天，李路正半信半疑地來到了央視春晚劇組。李路正一進門，一個人就特別客氣地問他：“吃飯了沒？”原來，這個人正是春晚的總導演金越。這時，李路正才相信那個電話是真的，可是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怎么也想不通居然中央電視臺能找到自己，仿佛一切都在夢中……

當天下午2點左右，在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節目組的辦公室里，李路正緊張地唱著自己創作的《揮揮手》這首歌。唱到時，李路正進入了狀態，把那凄美的感情演繹得非常到位，現場所有的人都被感動了。

經過節目組人員的商討，李路正進入了2007年春晚的候選節目中。得知自己有機會上春晚，李路正甭提有多高興了，馬上打電話回家告訴家人這個好消息。一時間，整個村里人都聽說他要上春晚了，都打電話給他表示祝賀。

從那天起，李路正就開始奔波于央視春晚劇組里，為參加春晚一次次彩排做準備。每一次彩排，李路正都極其認真，非常虛心地請教著專業的老師們，認真地改進自己的不足。

那段時間，李路正仿佛著了迷一樣，無論什么時候都琢磨著怎么才能把歌唱得更好，就在做工的時候也不忘記練習正確的呼吸方法，練著歌，連工友都說他走火入魔了。他還為自己做了一個倒計時牌，每天都期盼著大年三十的那天快點到來。

然而，因為各種原因，李路正的節目不幸被淘汰。得知這個消息，李路正失望極了，心里甚至有些埋怨：“我付出了那么多，那么認真地去唱，怎么還是不能上呢？”過了一會，李路正又安慰自己：“其實也沒什么，再怎么說我也進了一趟中央電視臺啊！”

正當李路正覺得沮喪的時候，他又接到了元宵晚會的邀請。仿佛在演電影一樣，李路正的心情一下子又變得激動起來：“我真的可以站在中央電視臺的大舞臺上唱歌了？這是真的嗎？我不會又是在做夢吧？”

當正月十五那天終于到來的時候，李路正激動萬分，站在后臺，他緊張得心怦怦直跳，他努力告訴自己：“不要怕！不要緊張！”可是，他的手還是不自覺地發抖。看著身邊那么多明星，李路正更是感覺眼前的一切如同夢境般無法相信。

終于到了要上臺的那一刻，上臺前，著名主持人李詠對李路正說：“不要緊張！等會你就站我旁邊就行了，唱歌的時候就當在給你的工友唱。”在大家的鼓勵下，李路正終于登上了夢寐以求的舞臺。

對著全國的觀眾們，李路正深情款款地演繹了那首《揮揮手》。

李路正的歌表達出了所有農民工的心聲，唱出了所有奔走在全國各地的農民工對家人的思念和艱辛的打工生活，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人。

走下舞臺的那一刻，李路正終于忍不住熱淚盈眶，他激動地給家里打了電話，一聽見父母和妻兒的聲音便嗷嗷大哭起來。在電話那頭，李路正的母親哽咽著說：“孩子，你是父母的驕傲，娘做夢也沒想到能在電視上看到你唱歌啊！”他的兒子在電話那頭大喊著：“爸爸，你是我的偶像，我以后要像你一樣！”

聽見這些，李路正心里有說不出的滋味。想著自己長年在外，沒有辦法盡到一個做兒子和做父親的責任，李路正心里充滿了內疚，對家人更是無限的思念。

元宵晚會落幕了，一夜之間李路正成了名人，走在馬路上也會有人認出他來，生活瞬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是，李路正卻認為：“我還是我，一個在外打工的普通人，以后會更加努力地生活，寫出更好的歌，更好地表達農民工的心聲來……”

從一個為了生存而在外打工拼搏的農民工，到央視舞臺上的歌手，李路正演繹了一段傳奇。因為他，我們聽到了千千萬萬農民工的心聲；因為他，我們深受感動。

農民工歌手范文第2篇

《螞蟻搬家》的人文意義

2007年12月10日晚，上海音樂學院賀綠汀音樂廳迎來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音樂會――《螞蟻搬家》溫德青作品個人專場。音樂會存在兩個具吸引力的看點：“溫德青”上海個人音樂會首演、韓鐘恩教授現場“哲性及詩意”方式的音樂會點評姿態。

溫德青以音樂會主打作品之一《螞蟻搬家》之名提攜整場，體現“螞蟻”及“螞蟻搬家”這種生物性指標對其內心而言，所具有的音樂人文意義――一種不斷漂泊及位移的音樂家之人生狀態。他為此次音樂會精選了六部作品：《潑墨一》為九件樂器而作、《螞蟻搬家》琵琶四重奏、《悲歌》為一個京劇韻白與三個打擊樂而作、《情歌與號子》鋼琴獨奏、《功夫》打擊樂獨奏及《春江花月夜》琵琶與室內管弦樂隊協奏曲。曲目中新近創作的作品占近七成比例；創作韻味以“濃重中國情節”之標題意識為全程覆蓋；但同時無論從局部、還是于整體來說，又都是以大量具體的現代音樂創作技法與表現手法在“舉措著”，如樂器使用、配器方式、和聲色彩等處無不顯露出溫德青嫻熟而善于變化的“創作內力”，他的才思敏捷、表達真摯而到位，不僅善于把握總體結構布局，也在聲音細部能夠著重地推敲考量，他似乎能夠很自如地轉化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某種差別，并且將其絲絲入扣地密合銜接起來，因此，他的作品音響體現出一種“豐富性”，沒有強烈的國籍或身份的認同，有的就只是一種聽覺上的親近感和認同感。而與此相合的是，韓鐘恩教授通過節目內容引申、音樂審美相關問題的提出等方式，與全場作品演奏間行了應對自如地解說、美學學理性的合適分析與引導，與整場音樂會音響本身統共呈現為一種“聲意應合”的理想化狀態和學術性高度，每個作品演出完畢，都會引發觀眾各種各樣的問題討論和感想感言。溫德青此次上海首演專場音樂會最終展現為“圓滿舉辦”并“引人深思”的余味。■武文華

七嘴八舌

評農民工大學開個唱

2008年元旦晚上，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舉辦了一場“個人演唱會”，演唱者不是流行歌星，也不是音樂家，而是一名農民工，他叫李路正。

一個只有小學學歷的農民工，多年以后成為“農民工歌手”，在幾次登上中央電視臺以后，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了“個人演唱會”。這個成功不是偶然得到的，是他臥薪嘗膽地長期追求而來之不易的，是他心中的生存價值取向的必然結果。

今年32歲的李路正因為家貧，剛上初一就輟學了，16歲開始到北京打工。他打工送面粉時到過中國人民大學，看到大學生在樹下讀書，在球場打球，心中非常羨慕。他立下誓言，自己要多掙錢，以后讓自己的孩子讀大學。

正是李路正心中有一種精神追求，他才能在打工這種艱苦環境中堅持學習和觀察，堅持創作歌曲。我第一次知道農民工歌手李路正，是在電視上看到他演唱《揮揮手》。他唱道：“你還沉浸在節日的喜悅中，我已背上行裝匆匆去打工。告別了家鄉，告別了她。心中還是放不下……”。歌曲節奏稍緩，旋律好聽，堅強中帶著憂傷；他是忍著眼淚唱完的，我是含著眼淚聽完的。

李路正成為農民工歌手，除了“人往高處走”的自然追求外，還因為流行歌曲中沒有“農民工”的字樣，也沒有“農民工”的成分。所以，李路正自己創作的歌曲，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反映農民的心聲，一定要打上“農民工”的烙印。這應該算是“時勢造英雄”的一種體現吧。

農民工歌手范文第3篇

然而細細想來，近年來中國電影在各類影展上提名雖多，可實際拿獎的卻少之又少，而這些有所收獲的影片絕大多數又都是功夫片。從《臥虎藏龍》、《英雄》到《十面埋伏》，一時之間，全球刮起子一場功夫片的熱潮，人們爭相一睹中國功夫的風采。導演們更是在這場風潮中嘗到了不少甜頭，票房的極大成功讓他們歡欣鼓舞。于是越來越多的文藝片導演轉而去拍功夫片，進入這一對他們而言并不熟悉的領域。

原本觀眾是喜歡看功夫片的，但是再好的東西看多了也會膩。每部功夫片雖然情節、畫面效果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其本質的東西是基本相同的。有一個詞叫做“審美疲勞”，我想用在這里真是恰如其分。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功夫片的泛濫也會影響到中國電影業的發展。很多投資方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能帶來高票房的功夫片上。而電影原本就是一門綜合性的藝術，除了功夫片以外，還有文藝片，科幻片、歷史片等豐富多彩的體裁，只有各類電影均衡發展，整個中國電影也才能有所進步。因此導演們應該抵制誘惑，拍符合自己風格、自己感興趣的電影。

如果有朝一日功夫片真的成了中國電影的代名詞，我們是應該高興還是悲哀呢?就如同國際巨星成龍所說的，“我不希望每一個看過我的電影的人都稱贊我的功夫很棒，而是稱贊我的電影很棒。”拍出更好的電影才是每個中國電影人應該執著追求的事業。

上海讀者；劉嘯辰

再拍一部《民工》好不好?

去年央視一套黃金時段播放的電視連續劇《民工》很是好看，應該說該劇是一部真正反映我國目前千萬民工生存狀態的好劇作。該劇抓住了時代前進的脈搏，反映了當今時代的主題，觀后很受感動。然而，最為欣喜的是終于有電視人開始關注農民工了，農民工這一數量眾多、而往往被人忽視的群體開始走到了臺前。

農民工作為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是時代的產物，他們為我們今天城市的繁榮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在感慨城市建設的飛速發展、在享受這一切帶給我們的便利的同時，對農民工卻不屑一顧，甚至把很多社會問題不分青紅皂白地歸罪于農民工。很少有人去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即使有媒體關注也大多是負面或是淺層的。在影視劇中更是還沒有一個真正的反映他們生活的正劇出現。

電視作為一種大眾化媒體，覆蓋面廣、受眾多，加上我國目前實行的“村村通”工程，它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農民工平時接觸最多、最為直觀的媒體就是電視。我們的影視工作者如果能多拍一些揭示他們真實生活、反映他們所思所想的電視劇，肯定會受到他們的歡迎，而且也有助于人們更多的了解農民工，改變對于他們的錯誤觀念。此外，農民工及其相關人群也是一個很大的、值得開發的收視群體。

因此，筆者希望能有一些這樣的好作品問世，而且多些，再多些，只有這樣才能跟上時代前進的節拍，才能體現影視藝術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才能切實的貼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拍出真正打動人、走進人們內乙深處的作品。

陜西讀者：郭雙年

選擇自己

看了貴刊2006年第3期《黃梅瑩故事：命運眷顧的角色》一文，非常感慨。我不是追星族，從來不曾追過星，但黃梅瑩給了我很多的感動。她詮釋的知識女性角色讓人許多年不能忘懷，而《孔雀》中的母親更讓人看到一種真正的表演藝術。

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今天，她終于走上了金雞獎的領獎臺。然而她沒有得意忘形、沒有喜形于色，還是那么淡定自若，始終高雅、超凡脫俗。黃梅瑩在大家的淚光中安靜地微笑，在別人的感慨中以她特有的慢聲細語和坦蕩真誠道出心聲，沒有感慨，惟有感謝，沒有渲染奮斗的艱難，卻不能忘懷他人在困境中曾給予過的幫助。經過鍛造的黃梅瑩在領獎臺上閃耀著奪目的光彩，生動地詮釋了美麗的內涵。

人生就是不斷的選擇。黃梅瑩選擇了藝術，放棄了浮華；選擇了在銀幕上的表演，放棄了生活中的表演，選擇了腳踏實地的表演，放棄了張揚，選擇了真誠地贊美他人，放棄了炒作自己選擇了跟自己較勁，放棄了與別人爭斗。總之，她選擇了奮斗、堅韌、善良和尊嚴。最后，她選擇子《孔雀》，選擇在銀幕上徹底顛覆自己的美麗，而后，她獲得了永恒的美麗。所以，這最終的輝煌，不是命運選擇了黃梅瑩的結果，而是黃梅瑩自己選擇了命運的結果。

在漫長的藝術生涯中，她塑造過幾十個不同時代、不同年齡、不同性格的女性，詮釋了各種各樣的美麗，那怎么來詮釋她的美麗呢?我曾讀過一位智者對晶瑩剔透的冰山的贊美：“冰山所以美，因為八分之七在水面下。”黃梅瑩配得上這句話，這也就是我對黃梅瑩的詮釋。

廣州讀者；劉維錦

清宮戲，還能熱鬧多久?

這些年，清官戲可真夠時髦。從《康熙帝國》、《雍正王朝》到《乾隆皇帝》，從《戲說慈禧》到《孝莊秘史》，愛新覺羅家的龍子鳳孫們被演了個遍。打開電視，到處都可見康乾盛世、文治武功，皇上圣明、臣子忠心，一派鶯歌燕舞、欣欣向榮的景象，使得我最近不禁萌生個念頭：要是早生三百年就好了。

然而實際上，對這些為封建帝王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歷史影視劇，有識之士早已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前不久，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劇作家魏明倫先生呼吁：現在的中國影視有待掃“皇”，崇拜皇帝的“皇”，它比“黃、賭、毒”的“黃”還要可怕，貽誤后世子孫啊!掃“皇”就是掃除封建觀念，不能搞崇拜戲，不搞皇上至高無上、英明正確。

兩千多年的封建皇帝歷史，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無非是兩種時代在交替，一種是“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有什么值得懷念和歌頌的呢?時至今日，雖然帝制已被近百年，可臣民思想仍在許多國人頭腦中根深蒂固地存在著。肅清封建糟粕和遺毒，需要一個良好的輿論導向。在當代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大背景下，一部部清官戲的火爆熱播，顯得多么不合時宜，又是在傳播什么樣的輿論導向呢?!

當然可能有人會說，清官戲只是一種娛樂。是的，很多清官戲為了增加劇情的可看性，肆意更改歷史，扭曲歷史。我認為凡事都應有度，當我們的下一代在迷戀《還珠格格》，追捧小燕子的同時，也許他們也會認為歷史就是那樣的，皇上就是那樣的，幾百年前的生活就是那樣的……這種影響該是多么惡劣啊!

清官戲，還能熱鬧多久?

山東讀者：王濤

假唱何時了?

春節的歡囂還未散去，就有媒體爆出，今年央視春晚中存在大量假唱。

其實一直以來，假唱都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關于真、假唱的定義，各方說法一直不少，卻沒有一個最權威的說法。在許多觀眾眼中，“真唱”就應該是歌手拿著麥克風在現場真實演唱。而在今年舂晚彩排期間，總導演郎昆就明確表示過，春晚的真唱只要播放的歌曲錄音帶是歌手本人演唱的，就算是真唱。也就是說只要放出來的音樂是這個歌手本人錄制的，即便是對口型也是真唱。這個“標準”和崔健倡導的“真唱運動”顯然不是一個前提。前者的標準是為了晚會能有更好的效果，后者的標準則是為了展現歌手的唱功。

真唱本來是天經地義、無需討論的一件事。假唱就好比假球、黑哨、盜版書、盜版碟一樣，自然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事情似乎沒這么簡單，因為假球、黑哨、盜版、假貨屬非法，雖未絕跡也絕對處于地下作業，而假唱則是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從搜索到的新聞來看，仍有不少為假唱辯護的說法，認為假唱固然不好，但并非沒有存在的“合理”的理由：

一，出于技術的原因，比如電視錄播，據說真唱的話，唱一首歌往往要反復錄十幾次才能成功，而假唱只要歌手對對口型，風險減到最小。

二，是為了保證演出效果。

三，是為了保護歌手的形象。與上一條稍有區別的是，保證演出效果好歹還是為了觀眾考慮，而這個理由是從歌手的角度考慮。

四，是因為歌手不具備真唱的水平，只好假唱。

五，純屬取巧和偷懶，能唱也不唱。

這些理由的實質就是一點，欺詐合理!假唱關乎歌手的職業素質和道德。暫且不說這種典型的商業欺詐行為是否合法，僅僅從演出的目的來看也難以接受，因為演出是歌手與觀眾的一種情感的交流，如果連最起碼的真誠也沒有，很難說這種交流有任何意義。

崔健曾說過：假唱的泛濫使音樂家的存在毫無意義，很多有才華的歌手沒有機會，而一些沒有才華的人靠著假唱和臉蛋也能紅透歌壇。假唱毀掉很多有才華的歌手，并且使中國的音樂家素質整體下降……我們知道這并不是危言聳聽。

農民工歌手范文第4篇

楊麗萍：10萬根羽毛的故事

早在春晚大戲之前，就有人傳出楊麗萍的裙子是用10萬根孔雀的羽毛制成的，春晚過后同樣內容又陸續傳出因為裙子太重楊麗萍不得不忍痛剪掉部分羽毛的故事。至于是真是假，已經不是那么重要了。但通過這樣一個“故事”，讓觀眾對老藝術家對藝術精益求精的精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敬意。《雀之戀》這樣一個節目和“楊麗萍裙子”這一有故事的特殊產品，給春晚這一品牌增分不少。

“大衣哥”：農民工飛上春晚舞臺的故事

如同去年春晚的“旭日陽剛”一樣，今年朱之文再次上演了“農民工登上春晚”的故事。對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而言，中央電視臺這一平臺幾乎是不可逾越的鴻溝，更不要說是萬人空巷的春晚了。然而，“旭日陽剛”也好，“大衣哥”也罷，卻相繼紛紛登上春晚的舞臺，這本身就是“故事”，而這“故事”詮釋的則是平民春晚夢和春晚劇組人員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用才理念。

其實單就專業水平而言，全國范圍內比“旭日陽光”或“大衣哥”唱得更好、更專業的歌手多得是，但為什么這些“更好的”歌手沒登上春晚，而“一般的”農民工登上了春晚呢？這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個“故事”，寄托了人們更多的情感和感情。

事故：趙本山和哈文的矛盾

作為春晚的長青樹，趙本山的缺場毫無疑問是一個不小的損失，不客氣地講，這是一起“事故”。然而，沒有趙本山的春晚又會是咋樣呢？這反而吊起了人們更多的關注；同樣，趙本山和哈文的矛盾之說版本也很多，這同樣也為“春晚后營銷”帶來了更多的話題和關注的理由。

農民工歌手范文第5篇

語音提示盡管有些機械、刻板的味道，可是聽上去常常都有一種清風拂面的感覺。車子繼續前進，到了魚苗塘站，又上來一群農民工裝扮的年輕人；這時，司機又按響了語音設備（習慣性？）：請保管好你隨身攜帶的錢物，以防扒竊……

不知怎的，這樣的提示讓擠在車廂尾部的我，越想越感到有些刺耳：因為在那溫馨的語音提示背后，隱藏著司機對農民工群體的一種身份歧視，其實不過是一種形象歧視。也許在他們的經驗里、直覺中，那些衣衫不整的乘客，都難免有小偷的嫌疑。作為公交車司機，他們能做到的就是，一旦發現可疑身份的乘客，及時地給其他乘客以必要的安全提醒。

一個人的衣著、口音乃至學歷、屬相、姓氏，與他的品德、能力、前途有關系嗎？我出生在蘇北農村的一個農民家庭：蘇北、農村、農民，所有這些背景，都是受人歧視的要素。父輩們曾經親口告訴我，蘇北人過去在上海是很被人看不起的，上海人只要一聽到你是蘇北口音，就會不屑地沖你拋一個“白眼”：江北佬。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童年往事是，生產隊長的兒子一次跟仗，年齡稍長的他三下五除二就將我打敗了，可是我不肯服輸，想扳平一局；結果，隊長的老婆來了，看到我們揪扭在一起，惡狠狠地罵了她兒子一句：你怎么跟……他……打起來了？――那口氣我至今都記得，好像我一個農民的兒子被她生產隊長的兒子打，都不夠資格。

人，生來都是平等的；人的一生，所有的努力，其實都在追求平等。而人們只要對平等“上下而求索”，就意味著歧視現象的廣泛存在。不過，現在口頭上、書面上那種顯而易見、明目張膽的歧視性語言、文字已漸行漸遠，而隱形的、潛在的歧視現象卻從未消逝過，甚至已經積淀為一種文化，演變成一種習慣。

女作家、女企業家、女市長、女歌手、女……社會上、媒體上往往稱呼功成名就的女士，都有一個習慣性的性別前綴，首創者的初衷可能是要突出說明女性成才、成功的艱難，可能是想強調“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而動不動綴以一個“女”字，其實是對整個女性群體的一種善意的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