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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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范文第1篇

全球治理的目的應該是增強全球經濟的活力，使所有國家都有平等參與全球經濟增長的機會，實現全球共贏。

世界經濟全球化給世界經濟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達到空前的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們獲得了世界經濟和貿易自由化的巨大紅利，獲得了迅速擴張的世界市場，實現了長時期的高就業、低通脹，享受著高度富足的生活。發展中國家也有了發展的機會，由于全球經濟高速發展對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激增，使能源和原材料生產國也大受裨益。

全球化來勢兇猛使全球經濟版圖逐漸改觀，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所謂的“新興經濟”的崛起。主要工業發達國家向高盈利的服務業發展，制造業迅速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解除了發達國家的環境惡化之憂。跨國公司海外投資膨脹，積累了巨額財富，但同時為追逐低成本高利潤也不可避免地將某些藍領就業機會轉移到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這一切都是市場力量所驅動，本沒有什么可以非議的理由。但工業化發達國家有些政客對全球化可以說是愛恨交加。愛的是那巨大的紅利，恨的是增加了新的競爭對手。他們的心態是“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富足了還想更富足，讓他們分擔一份結構調整的義務，使發展中國家也有發展的機會，那就一百個不愿意。這就是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日益高漲的基本原因。從戰略上考慮，他們擔心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現行世界經濟秩序受到沖擊，從而失去主導權。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世界經濟多極化是不可阻擋的。七國集團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何謂全球治理說到底就是七國集團共謀對策防止全球化影響工業發達國家富足而悠閑的生活方式。

七國集團依然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主導著全球經濟的方向，但這種狀況正在發生變化，新興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是全球經濟活力之所在，全球市場擴展之源泉。全球治理要有全球的治理方式，全球治理應該更加民主，更加公平，充分考慮全球經濟利益，而不僅僅是七國集團的利益。當前的緊迫任務是遏制貿易保護主義。

全球治理范文第2篇

關鍵詞：全球金融治理；優劣勢；策略分析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1-0074-03

世界經濟的復蘇發展需要變革完善現有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為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歷程與現實需求

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過程是一條曲折的“U型曲線”，從最初的被動者、服從者，逐漸發展為參與者、改革者、引領者。尤其自2008年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與建設，為促進世界經濟穩定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參與者。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更加全面地參與了全球金融治理調整則和制定標準。至今，中國已參與了幾乎所有國際金融組織或多邊框架。通過這些平臺，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不斷加強多國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引導世界金融發展議程，創新發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時，通過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等積極探索、籌建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完善發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國逐漸成為重要改革者。自匹茲堡G20開始，中國開始承擔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國積極推動了IMF的資源補充和份額改革、建立和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人民幣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等一系列事件，積極推動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斷發展。再次，中國將會成為重要引領者，中國智慧開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項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會中國發起了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首次把綠色金融列入G20議題。同時提交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等重要文件，成為未來世界普惠金融發展的指引性文件。

當前，世界經濟緩慢復蘇，但仍增長乏力。美國加息政策充滿不確定性；受歐債危機之困和英國脫歐的影響，歐盟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高啟；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封閉市場，打擊其他國家貿易的進展，經濟全球化出現一定程度的倒退；新興經濟體和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滑；國際投資與貿易低迷；資本國際流動加劇，高泡沫、高風險等風險在積聚；金融市場反復動蕩。面對新的挑戰、新的形勢，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更要積極參與完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的能力；推動金融體制更有效的支撐實體經濟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助推世界經濟復蘇，為新一輪繁榮增長做出自己的貢獻。

二、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優劣勢分析

第一，從金融機構的角度來說，中國金融機構在海外實現了大規模的擴張，國際影響力逐步擴大。首先，銀行類金融機構，它是國家金融實力的基礎力量。根據《銀行家》排名，2008年中國有兩家銀行進入了世界前十大銀行之列，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分別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國有4家銀行入圍，其中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排在前兩位。表明中國的銀行在金融危機期間進行了國際大規模的擴張。其次，就世界資本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金融投資機構來說，2015年，中國沒有一家金融機構能排在世界投資銀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國，中國在這一方面處于弱勢，與美國差距很大。但在中國，由政府掌握的財富基金卻很強大，總規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司在世界財富基金中排名第三，這一點在金融投資方面是中國的優勢。最后，國際金融市場越來越重視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信用評級機構掌握大量政府與公司的信用信息與專業知識，具有強大的金融影響力。而國際金融市場的信用評級幾乎全被美國的信用評級公司（標普、惠譽、穆迪）所壟斷，中國在這方面處于弱勢，基本沒有信用評級話語權。

第二，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首先，從資本市場的角度來說，中國的融資方式一直是間接融資為主，資本市場雖有較快發展，但存在市場分割、市場制度不完善、開放程度較低的特點，在規模和發展程度上相較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來說發展不足處于劣勢。就債券市場規模而言，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國內債券市場規模雖然擴張了7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國、法國和德國，而且只有美國的1/10。相對于債券市場規模，中國股票市場的規模成長更快，2014年中國股票總市值超過6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場，但仍然只有美國股票市場規模的1/4。其次，中國的利率匯率改革雖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場化水平仍然較低，匯率市場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擾影響比較大，仍需要有序穩步地推進。

第三，從人民幣地位的角度來說。自2008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不斷推進，至2014年12月，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第六大外匯交易貨幣。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個國家使用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堅實的進展，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逐漸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幣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國際化水平不足，還沒有成為如美元、歐元等那樣的真正的國際貨幣，人民幣的進程還要持續不斷地努力。

三、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分析

（一）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實力

首先，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發揮好金融機構、自律組織、央行三道防線的作用，進一步健全利率市場化的形成和調控機制。進一步提高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能力，讓利率根據市場的供求關系來自行認定，不斷健全利率市場化的形成機制；完善央行利率調控和傳導機制，疏通利率傳導渠道，提高央行引導和調控市場利率的有效性；針對非理性定價行為做好行業自律和監督管理。

其次，人民幣匯率改革進入新階段。今年以來，受到美聯儲加息、英國脫歐、法國恐怖襲擊、美國總統大選等國際事件的影響，人民幣匯率出現一些波動，但相比較于其他匯率波動較大的國際儲備貨幣，尤其是相較于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人民幣匯率還是比較穩定的。中國央行將進一步完善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最后，發展普惠金融。中國首次將發展普惠金融納入2016年G20杭州峰會中，中國一直高度重視發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數字普惠金融，而且取得了顯著成果。對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今后要平衡創新與風險，構建法律和監管框架，發展基礎設施生態系統，普及金融基礎知識，促進客戶身份識別，檢測發展進程，以實際行動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

（二）推動G20逐步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G20逐漸成為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進行開放性對話協商的重要機制，逐漸實現了全球金融治理從G7到G20的轉變，中國通過制度突變的方式解決了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問題。對中國來說，G20取代G7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G20是當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最能體現“中國智慧”的平臺，它也將在未來深刻影響全球經濟合作。中國能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從而使G20能夠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的新變化。

2016年中國在杭州主辦G20第11次峰會，以“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主題，提出了“平等、開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觀，提出了“創新增長方式、強勁發展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包容聯動式發展”四大重點議題，對世界經濟的未來發展走向貢獻了中國智慧，相信必將會對世界經濟的發展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完善產生深遠巨大的影響。

（三）進一步推動SDR改革

2009年3月，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SDR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希望，首次，發出倡議改革SDR 以提升超國際貨幣地位。SDR改革包括貨幣職能和貨幣結構改革兩個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國際貨幣職能。SDR是記賬貨幣，發行量小，不能夠滿足世界經濟貿易對國際貨幣的定價、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備定價功能，才能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如果SDR 在匯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為貨幣匯率定價的基準，就能成為一種國際貨幣而被廣泛接受和使用。SDR的匯率波動幅度較低，其作為發展中國家貨幣的一種定價基準具有重要的價值，可以提議嘗試建立發展中國家以SDR為定價基準的匯率安排。比如可以選擇某個發展中國家，讓其從使用盯住一籃子貨幣改為盯住SDR，同時能獲得IMF提供的特定的融資支持。其次，SDR的貨幣結構完全由發達國家貨幣組成，不能代表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總體現狀，為增強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須要增加貨幣籃子的幣種，尤其是經濟發展迅速的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人民幣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對SDR改革的重大推進，這一歷史性事件將會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進程。

（四）加強與新興國家和周邊區域的國際金融合作

第一，強化金磚國家金融合作機制。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型經濟體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心的轉移，全球金融治理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積極推進金磚國家金融合作，有助于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增長，有利于提高金磚國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地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動其改革。首先，中國須加強區域貨幣合作和增進自身貨幣在貿易中的使用，推動多元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賴。其次，有效發揮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金磚應急儲備機制的作用，使金磚金融合作進入務實新階段。

第二，升級東亞金融合作機制。東亞與中國經濟上有著緊密的聯系，是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環境，東亞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來逐步進入深化合作階段，但美元依賴和區內不發達的金融市場等因素仍然牽絆著東亞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劇的去全球化背景下，發展東亞金融合作對于促進亞洲經濟一體化、拉動世界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從長期看，東亞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強區內金融風險識別的能力，提高風險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風險沖擊。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管理，降低對區外貨幣的依賴。其次，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承擔著重要的國際責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話語權的迫切需求，中國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東亞金融合作新規則制定中發揮引領作用，從參與配合者轉變為領導塑造者。比如，中國可以通過“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亞投行的融資體系、人民幣國際化中的東亞貨幣合作等，推動東亞金融合作進入更深的層次。

第三，推動“上合組織”金融合作。“上合組織”大多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處于工業化進程，發展潛力巨大，合作前景廣闊。首先，需要大力推動成員國之間的貨幣互換，推動雙邊貨幣互換逐步多變化，有利于維護金融穩定和貨幣安全。其次，建立多框架下的區內貿易投資結算支付體系，滿足貨幣經濟合作的需求，嘗試建立上合組織區域債券市場。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積極發揮上合組織銀聯體的作用，為成員國互聯互通和產業合作拓展融資渠道，創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適合本區域發展的其他融資模式。

參考文獻：

[1] 李巍.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國際制度競爭[J].國際政治經濟學，2016，（4）.

[2] 王冠群.加強我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建設[J].全球化，2014，（5）.

[3] 熊愛宗，張斌.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策略[J].開放導報，2016，（10）.

全球治理范文第3篇

【關鍵詞】全球治理；變化；中國；應對之策

一、當今全球治理環境中出現的變化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冷戰結束，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強深化，全球化成為世界發展的大勢所趨。但隨之而來的全球性問題日漸增多，無法靠一國或單個地區組織獨立應對，世界各國不得不團結起來共同解決問題，全球治理理論應運而生。從1992年全球治理委員會正式成立至今，關于全球治理問題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越來越受到重視，目前已經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門方向之一。

（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所謂新興經濟體，其特征是某一國家或地區經濟蓬勃發展，成為新興經濟代表的實體，目前并沒有一個非常準確的定義。英國《經濟學家》將新興經濟體分成兩個梯隊：第一梯隊為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和南非，也稱“金磚國家”；第二梯隊包括墨西哥、韓國、南非、菲律賓、土耳其、印度尼西亞、埃及等“新鉆”國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美國在世界上的超強地位開始削弱，新興經濟體，特別是金磚國家的迅速崛起標志著世界經濟一個轉型時期的到來。

（二）非傳統安全全球化引發的多元化安全問題 在國際政治現實主義中，傳統安全是國際關系的主題，主要是指國家安全。其威脅因素主要是國家之間軍事、政治、沖突而引發，具體可以概括為三類：軍備競賽、軍事威懾與戰爭。而非傳統安全則是相對于傳統安全而言，可以理解為是國際社會“新的安全威脅”，主體是各個國家，其威脅因素也更加多元復雜。全球治理作為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重要措施，非傳統安全的全球化及其伴隨出現的新安全問題要求人們進一步去完善，僅憑靠單一國家或區域的努力不能夠應對這種挑戰。當今世界中非傳統安全帶來的新安全問題已經代替傳統安全問題成為眾多國家亟待解決的難題。

二、全球治理新環境為中國帶來的機遇

（一）全球經濟需要中國成為變革“領導者” 2008年的金融危機幾乎席卷全球，自二戰結束后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的痼疾暴露無遺，隨之出現的歐洲債務危機使得全球經濟陷入更加低迷的處境。然而新興經濟體憑借強勁的增勢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一針“強心劑”，成為影響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的亮點。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典型代表，中國作為“金磚國家”一員，同時也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有實力充當全球經濟體系變革中的“領導者”。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正起到不可替代的變革領導作用，同時也得到傳統西方發達國家的普遍認可與合作愿望，這在過去歐美大國為主導的國際經濟體制中是難以想象的。

（二）日趨復雜的國際事務需要中國參與 作為全球化體系中的受益者，當今中國的迅速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融入全球社會，開始逐步參與到全球治理各領域之中。總體看來，以往中國在經濟領域中參與全球治理的偏重程度較高。

三、全球治理中中國面臨的新挑戰

（一）國家經濟實力與其全球經濟治理能力不匹配 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令世界震驚。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債權國、第二大進口國等經濟實力指標排名都表明了中國經濟所取得的成就。展現出雄厚經濟發展實力的中國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領域中卻沒有這般奪目，在國際經濟舞臺之中的話語權與所處地位都不足以與自身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縱觀整個國際社會，這種國家經濟實力與全球經濟治理能力不相符的困境并不是中國需要面對的，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新興國家亦是如此，甚至在某些方面有過之。

（二）錯綜復雜的周邊環境對中國構成障礙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使得與國際社會的聯系更趨緊密，與各國彼此間的相互影響愈加深化。作為發展中的新興國家，中國相對有著數量眾多的鄰國與較長的海岸線，就造成了錯綜復雜的周邊環境與多變的國家間關系。近年來中國的快速崛起吸引著各個國家的關注，也使得“中國”等相關言論滋生與傳播。在美國等傳統西方國家的支持背景下，中國的正常發展也正面臨周邊嚴峻形勢的考驗，也對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行動起到阻礙的作用。

四、當今中國應對之策

（一）兼顧并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雙重身份 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總量在全球已處于領先，但與傳統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經濟結構、產品科技含量、人均收入、國民教育、人口素質水平、社會成熟程度、等諸多方面還是只能稱作發展中國家。綜合來看，中國在全球治理中身份的“定位”必然是這兩種身份的兼顧與并存，不應該片面強調或否定任何一種。尤其是不能用傳統發展中國家的定位來替代或忽視我國作為新興大國的定位。通過中國的雙重身份去制定國家的決策戰略才能夠使中國保持自身穩定快速發展的同時更多承擔的國際社會賦予新責任與新義務。

（二）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各領域的參與程度 2001年加入WTO以來，因為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偏重程度一直較高并也取得了相當的成效。隨著世界多極化進程的推進，中國更多參與到全球治理的各個方面，既是國際社會的對于解決新出現的各種跨國性問題客觀要求，也是中國作為新興大國所必須擔負的責任。波蘭前總理約瑟夫?奧萊克西說過：“沒有中國的參與，就無法有效地建立國際新秩序。”中國投入全球治理新環境中，可以幫助自身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不僅有利于自身崛起的國際環境，更能使國際社會的未來與大國關系向著和平穩定的積極方向邁進。

參考文獻

[1]俞可平.《全球化： 全球治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全球治理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公司治理；制度變遷；全球化

一、全球化對公司治理制度變遷的影響

(一)全球化經濟競爭的影響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競爭拓展到國際層面上。全球產品競爭能夠或消除一個治理結構體制中最無效率的特征(Rose，2003)。世界范圍內日益增多的產業領域的競爭將使現存的公司治理結構可能存在的無效率暴露無遺，從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趨同(Moerland，1999)。因此，產品市場競爭的全球化，將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發展。全球化將使得產品產品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動力也越強。公司治理競爭不僅會影響企業競爭力，而且會對整個國家競爭力產生影響。

20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經濟高速增長，超過了日本和歐洲。盡管影響經濟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認為是造成歐洲和日本經濟在與美國的競爭中處于下風的重要原因。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德國等國紛紛對公司治理進行改革，借鑒英美公司治理的經驗和做法，從而導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趨同于英美模式。

(二)國際投資者日益提高的影響

金融資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運動的關鍵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本國際流動性顯著增加，跨國投資日益增多。當外國投資者參加到公司以后，勢必會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國際協調。而且，由于外國投資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因而可以對上市公司的治理問題發揮重要作用。

從國際資本的流向來看，作為主要的資本輸出國之一，美國的資本大量流入到歐洲及亞洲國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來自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投資者，會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優越性為由要求受資國和被投資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強公司內部監控等等，從而導致這些國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國模式趨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國全球投資的最嚴重后果就是迫使歐洲公司改變其經營方式并采用美國公司的價值觀。

(三)資本的全球化競爭

隨著資本流動的國際化，由于資本的稀缺性，各國也對外國資本展開了競爭。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會對投資者意愿產生重大影響。為了吸引外國投資者的資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業就會借鑒其他國家或地區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結構、提高投資者的保護程度，從而提高投資者的信心。因此，對資本，尤其是對國際資本的競爭，是公司治理趨同的重要動力來源。

就公司層面來講，為了籌集資本并降低資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動機，公司間對資本的競爭會促使公司治理自發的朝著良好的方向發展。就國家層面來講，盡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異，但為了能夠在全球權益市場競爭中取得資本，就必須采用國際認可的公司治理原則，從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認模式趨同。

(四)法律全球化影響

公司治理制度與其所在社會現有制度之間，具有互補關系，也就是說社會中各種制度安排是彼此關聯的。公司治理和社會法律體制之間的關系就是如此。特定的公司治理是與特定的法律體制聯系在一起，同時也正是由于這種互補性給公司治理趨同造成了阻力。

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將促進法律的全球化。盡管法學界對于法律全球化問題存在爭議，但客觀地講，全球范圍內法律已經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趨同化，尤其是在私法領域。對于公司法和證券法而言，全球化的趨勢就更為明顯。法律對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將對公司治理的趨同化起到積極地推動作用。

二、公司治理超同的阻力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變遷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征。每一個國家的模式或機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歷史、技術因素基礎上的，公司治理機制的差異反映了每個機制產生的路徑。路徑依賴的特征，決定一國公司治理的變遷是沿著起原先的路徑不斷演進的，除非強大的外力去改變它。公司治理的路徑依賴決定了公司治理趨同的困難。

盡管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公司治理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趨同，但是，在趨同過程中，這些國家或地區并非完全與原先的模式割裂開來，而是在原先路徑基礎上進行的改革。趨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內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國

到目前為止，德國公司治理尚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支持內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聯盟并未受到影響。總的來說，德國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內部控制、利益相關者導向的，并沒有被股東導向所取代。盡管德國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英美的獨立董事制度，逐漸在監視會中增加外部人員，但總體上，德國公司目前仍然在采用雙層制委員會進行內部控制。事實上，近年來，德國還加強了監視會對管理者的監督，從而使得內部控制更為有效。Bebchuk和Roe(1999)指出，即便德國修改其法律允許公司自愿選擇公司治理結構，而不是強制要求采用雙層制，其現有的雙層制結構仍會有較強的持久力。因為雙層制結構已經存在多年，由于路徑依賴的原因，即使它是無效率的，也仍然會持續下去。德國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銀行導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場導向制度，因此是一個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對商法進行修改、允許公司采用獨立董事和委員會制度后，有許多日本企業反對采用美國的公司治理模式。盡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鑒了許多其他國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許采用獨立董事制度，這表明其公司治理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總的來說，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內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銀行制度等的影響仍然存在。因為，日本傳統的終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與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強烈的互補關系，這決定了其現有的公司治理難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場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盡管英美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也出現了向內部控制模式趨同的跡象。但是，總的來講，英美的公司治理改革并未根本的偏離其原先變革的路徑。例如，相對于歐洲大陸，英美公司的股權集中度仍然較低；盡管不斷加強獨立董事制度和相關的專門委員會，但其仍然停留在完善董事會這一慣有的路徑上，而沒有采用內部控制模式普遍采用的雙層制；盡管利益相關著日益得到重視，但股東仍然是多數英美公司最為關心的對象

全球治理范文第5篇

一、2030年全球趨勢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過去的幾年中已經連續出版了四份關于全球趨勢的系列公開報告。這些報告從長期角度分析未來的發展趨勢，每4年進行一次全球趨勢評估，探討未來15年內影響世界發展的主要全球性趨勢。該報告的撰寫團隊強調，報告的目標是為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一種了解世界發展將會如何展開的視角，辨析出可能會影響政策行為的機遇與潛在消極態勢，并由此激發國內外教育和政策研究機構更加廣泛的討論。這些研究報告是公開的，重視討論趨勢、問題和政策制定者擔心的事務，但是沒有具體的政策建議，旨在澄清戰略研究，為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服務。

在本次會議上，美方代表團就其尚未發表的《全球趨勢2030》報告草案征求了上海學者意見，希望能在包括上海在內的全球調研中就報告的主要預測達成國際共識。據美方介紹，在系列趨勢報告研究中，一些具有未來研究力量的機構包括大西洋理事會、丹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和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等建立起了機制性合作關系，形成了一個比較強大的趨勢研究團隊，參與本次會議的美方代表即來自上述機構。該報告草案的特色在于它不是聚焦傳統問題，而是關注能夠影響未來趨勢的非傳統因素，從而拓寬國際社會對全球活力的理解。該報告將在11月上旬以多種語言，以期對新的美國領導層分析美國的長期利益提供參考。美方已經就此報告前往巴西和中國調研，此后還將赴歐洲、非洲、墨西哥、俄羅斯、新加坡、印度、土耳其和中東海灣國家聽取意見，這樣做是為傾聽不同的意見。

美方關于2030全球趨勢報告草案提出了三個相對確定的大趨勢、五個關鍵的可以改變趨勢的變量和三種可能的前景。其中，三個相對確定的趨勢包括：（1）個體權力的增強。世界上大多數人擺脫了貧困，中產階級在絕大多數國家都在擴大。隨著中產階級的隊伍擴大，價值觀念將發生變化，對社會政治變革的需求增多，對消費品的需求上升。但中產階級的安全感仍存在問題。10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將進入全球勞動力市場，從而對低技能勞工產生額外的壓力。（2）人口方面。預期壽命提高，死于傳染病的幾率將下降40%，南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仍然擁有大量的年輕人口，老齡化國家的經濟增長可能會下降，越來越多的移民進入新興國家，城市化可能會增長60%。（3）權力擴散。亞洲在全球權力中將超越北美和歐洲，但將不會存在任何霸權國家。非西方和中等國家的權力將會上升。除了阿富汗、索馬里和剛果民主共和國仍然脆弱之外，許多現在虛弱的國家將擁有比較穩固的基礎。技術會再上一個新臺階，權力均勢轉向多面向的網絡結構，非國家行為體的影響上升。

在上述相對確定的趨勢之下，存在五個非常重要的塑造未來的因素。第一，經濟中心多元化將導致世界經濟的崩潰還是振興？西方國家面臨的挑戰是在快速的老齡化中保持經濟增長，對中國和印度來說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第二，面對新興大國和非政府組織等的崛起，一個等級性的國際架構越來越難以支撐，國際機制和治理結構能否適應這種變化？國內社會政治轉型中存在嚴重的治理赤字。大城市和地區組織改變了政治圖景。第三，權力的迅速變化和轉移會導致沖突嗎？年輕人口比重較高的國家面臨因爭奪有限自然資源而陷入內戰的危險。更加破碎的國際體系、地區沖突的外溢和資源爭奪增加了國際沖突的可能性。第四，技術突破能解決由快速城市化、資源瓶頸和氣候變化帶來的問題嗎？這些技術突破需要政府加以支持，同時國際合作也是必需的。第五，作為國際舞臺上的領導性力量，美國能否在擴大的國際秩序中扮演新的角色，重新改造國際體系？美國將維持同儕之首的地位，但“單極時刻”將會終結。中國2030年前尚不能取代美國擔當國際領導。

這些因素之間的互動可能導致三種前景：破碎、融合和反向推動。其中，融合和反向推動這樣兩種極端的前景可能性不大，但出現的概率不能排除，最有可能出現的是破碎的前景。在融合前景中，報告認為中美將合作推動技術創新的出現，土耳其和俄羅斯等國家孕育了跨文化交流，勞動力的流動為更加合作的世界作出貢獻。在反向推動前景中，美國受經濟問題所困，注意力轉向國內，中印、印巴矛盾上升，遜尼派和什葉派矛盾激化，軍事技術投資成為增長的主要驅動，失敗國家因食品價格高漲和水資源沖突而增多。破碎化前景是在多速發展的全球經濟中缺乏政治意愿解決大規模的全球問題，西方落后于亞洲，南美和非洲保持增長。沖突的風險增加但并非不可避免。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比較活躍。

二、權力擴散及其對全球領導力的挑戰